天下唯公 - 2018/12/22 14:10:09
2018-12-22 11:37:43 来源：百韬网 作者：戚本禹
群众来信是毛泽东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我去来信组当了组长。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令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1951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我总的体会是， 毛主席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終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預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晩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1986年我出獄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 我无语了。我一个17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本文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
群众来信是毛泽东掌握全国民情、政情和社会整体状况的途径之一。刚进北京城的时候，还没有群众来信，但不久就有了，只是不多，秘书室安排一两个人专门处理就行了。随后是激烈增加，原来一两个人能处理的，变成十几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了。我去来信组当了组长。1951年4月底，秘书室把当年头三个月各种群众来信的情况汇总，给毛主席打了一个关于处理群众来信的报告。主席很快就对报告做出批示，强调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
刚解放不久，城市就业成为最大的问题。江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如上海、南京、苏州等，有大量的一般城市职员和工人失业，造成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上海最严重，工人还有上吊自杀的。这是因为解放前这些地区相对比较发达，工厂多、商业繁荣，解放后资本家逃跑的很多，工厂关闭、商店关门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到处破坏捣乱，美国和多个西方国家，对我们又是禁运又是封锁，使那些城市的进出口贸易也萎缩了，让失业问题雪上加霜。老解放区一般没有这个问题，那里的青壮年都参军去前线了，劳力还不够用。北京也还好，和平解放比较早，工业不多、工人数量也不大。
不少失业的市民、工人走投无路，就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失业造成他们生活疾苦，有的还直接要求给他们找工作。上海有位女工，姓周，来信说解放了她怎么怎么高兴，但是工厂关闭了，她失业了，没有钱买米，小孩子没有吃的，她只好去卖身。她什么都写，她说她实在不愿意，可又没有办法。我看到这封信心里很难受，马上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批了信，还在“卖淫”等让人看了很难受的字眼下面划了道道。看到那些道道，我都能感受到主席也是心情很沉重。主席批示要上海市委解决这个妇女的困难，并要上海市委研究解决失业问题。可说实在的，当时的上海市委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
农民的问题当时主要是征粮问题。还在打仗，大军向前，粮食就得跟上，各地征收军粮任务很重。我国南方历来是主产粮区，单产也高，一亩地多征收一点，就能解决很多部队的吃饭问题。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南方，北方没有这一问题。上海青浦有个农民来信反映，征购太重，他自己没吃的了。我把信转送上去了，主席看了批示说，这样做是不行的，责令立即查证是否属实。我办的信，我就要去查证，我打电话给华东局一位书记，他接电立即去核实，两天不到，就回电给我说情况属实，他们正在解决。主席听了秘书室的汇报后，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指示华东局斟办解决。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了，黄炎培给主席写信还说了这事。这些民主人士也有很多亲戚朋友是在农村的，问题解决前后的情形他们都知道。
我当时对群众来信反映的失业、生活疾苦等问题感触最深，因为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的报关行工作，他的老板逃跑了，报关行关闭了，他也失业了，我家里陷入了水深火热，三天只吃两顿饭，妹妹饿得哇哇叫。那时，组织规定我们的任何来信，包括家书，都要先经田家英看。他看了我父母给我的来信，知道我家的困难后，就从他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五十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三百元，大约是我那时三个月的津贴。当时我们是供给制)，让我寄回家去。我不要，他坚持要给。他怕我忘了，还要我把寄出的时间都要告诉他。家里收到钱非常高兴，我也一直都对田家英心存感念(文革初批斗田家英，我不积极，我心里同情他，结果被指斥犯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错误。这是后话)。
那时大家都相信毛主席、共产党有办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所以我们越是加班加点，处理的信件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多，群众来信就越多，我们处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来信增加的速度。那信就像小山一样堆起来了。这不是坏事，说明群众对毛主席、对共产党越来越信任了——对你失望了，人家就不给你写信了。我琢磨，这样一件件送不行，一件件解决也不行，应该给主席一个报告，讲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来了多少信?都反映什么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反映某一个问题的信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而且各地都没解决的办法!这些都要让主席知道。于是，我就把失业工人的信拿来、把农民的信拿来、把其他什么人的信都拿来，综合在一起，把主要问题摆出，把统计数字搞准，写了一个关于市民和工人失业的专题报告。田家英看了说，写得不错，我们送上去，这一封信顶几百封信，主席就不用看几百封信了。田家英没改几个字就送上去了，用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的名目。用这个名目给主席写报告，一般是年终报告，不是专题报告。我起草的这份关于失业问题的专题报告，恐怕是建国以来中办开先河的一次。
报告送上去以后，我就分分秒秒期望着主席能看到这个报告，晚上做梦都在期待。果不其然，第二天主席就批下来了。送上去是下午，我估计主席是晚上看了批的。报告是用大字写的，主席把批语写在报告上，密密麻麻，大意是：
周总理，失业问题如此严重，要认真解决，不是个别解决，马上把这个信印发给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立即开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失业工人没饭吃的要当即给予救济。我们胜利了，不能让人民群众遭受痛苦。
其实，总理当时掌握的情况比谁都多，比主席也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一直没给主席汇报。主席批了以后，总理马上就通知全国，起草文件，找人调查，全国开会。各地一看中央要重视了，都实话实说反映情况了。由于给主席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总理要我去参加会议，到各个小组去旁听。在小组里，我听到的会上反映的情况，比群众来信上写的还严重。但那时国家没多少钱，救济金也不多，工厂好多也不生产，解决起来很难。会议提出几个办法来，其中一个办法是说，不论怎样，我们要把这些工人安排到工厂去，不论私营工厂、公家企业，安插进去，不让他们在外面，确保安定，哪怕一个人的工作两个人来做。这个讨论方案周总理汇报给主席后，主席很赞成、很欣赏。主席说出来的话是：
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让每一个工人都有一份工资。工人还是要按时上班，没有工作就学习，今天你工作我学习，明天我工作你学习;或者上午工作，或者下午学习，轮流。在工厂，没文化的学文化，没技术的学技术，让老工人教技术，让有文化的职员教工人识字。
有人对这个办法提出疑问，说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工资怎么开?毛主席说，工人该拿多少工资就给多少，做半天工作也给他工资，不能把现有工人的工资拿出来分给失业工人，而是减少国家开支，厉行节约，把国家的办公用费减一半，有的工程没办法先停下来，有些要做的事情慢慢做，想尽一切办法，把能节省的节省下来。军费也得节省，军费开支很大，大量裁减军费，例行节约。
主席号令，全国照做。节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秘书室能走路去办的事就走路去，本来有个吉普车，也不常开了，节省油费，田家英有时候都得坐公共汽车去办事，我们更没有车子坐了;办公，一张纸要用好几遍，先用铅笔写，再用毛笔写，正面用了用反面，用得不能再用了才作废。中共中央办公厅用的信封是用报纸叠的，报纸看完以后，两层折叠成一个信封，把作废的办公用纸，半边还能用的，撕下来，贴在信封上，下面盖一个图章。别看信封、办公用纸不起眼，全国一起行动，也节省不少钱，其他大额开销一紧缩，节省下来的数字就不得了。军队也一样，节约了多少钱，军委报告给主席，主席还表扬他们呢。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解放军，都来支援失业工人。会议开过两个月后，方案都落实了，问题也迎刃而解，许多失业的人重新有了工作。我父亲也在一家药厂找到工作了(当然，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后，再“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就造成一定程度的人浮于事。这是另一个问题，要根据新的形势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通过这件事，我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吹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摆在那里，那么多中央委员，包括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都同情工人，怎么没有一个人主动去想法解决?最后还是我们这些小秘书把情况反映到主席这里来了，主席批示了才重视起来，才去想法子解决?还果然就解决了?!而且主席当时还特别指示，连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也都要给饭吃，不能饿死一个(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再一次地提出了这个口号。所以当时好多地方的群众就拿这个口号当武器，来和当地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反对浮夸后不知改错的干部)。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德国也是通过减少在职人口的工作时间，通过“二个人的饭三个人吃”的办法，最早在西方国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德国人是不是把毛主席当年的发明学去了呢?
1951年，江苏、江西好些地方有农民来信反映血吸虫问题，说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可血吸虫还是要我们的命。有的信还附着大肚子的照片。主席看到我们呈送的信，马上作出批示，要求收集详细情况，考虑一并解决。各地方政府接到主席批示后，马上把当地的情况汇报上来，那些材料比群众来信反映的要具体和全面，那时地方政府不隐瞒这事，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希望中央帮助解决。主席看了汇报就指示卫生部组织最好的专家下去调查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敦促我们经常打电话给卫生部询问进展。
血吸虫危害农民健康尽人皆知，可从来没有人重视并解决过，毛主席调动人民群众和卫生专家，群策群力，苦战几年，终于把它解决了。我听林克说，1958年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高兴得像个小孩，手舞足蹈，一夜无眠。当时，他就在主席身边。主席就是那天写了那首著名的“送瘟神”的诗：
送瘟神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主席加的附注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和林克跟我说的情形是一致的。我后来还听总理说过，主席让给下乡的医生专家都发了奖金，感谢他们为农村人民群众做的好事。
我总的体会是， 毛主席对各界来信都很看重，又特别重视工人、农民反映情况和要求解决困难的来信。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毛主席是真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我之所以一生崇拜毛主席，在秦城被关了18年也不改，到老了还是不改!就是因为毛主席是真关心为老百姓的。周总理也关心，但我感到他总不如毛主席那样关心。当年的政务院比我们秘书室知道的东西多，可是毛主席知情并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先有秘书室把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报上去才发生的。
从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这个时期开始，我就觉得，我跟主席是心连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心灵感应这回事，我原来始終相信唯物主义。现在想，心也是有能量的，也许会有感应吧。邓小平重新掌权之后，我在秦城监狱，忽然一天感到我母亲病得厉害，我是和母亲相依为命长大的，对母亲的感情很深，我預感到母亲可能病重了，要离开人世了，就向中央打报告，请党中央开恩，批准我跟母亲见一面。他们没有开恩，晩上我就梦见我母亲死了，第二天我嚎淘大哭。我打小就不为什么难事哭，在监狱也从来不哭的，那天却突然就哭起来了。1986年我出獄后，看我母亲死时的照片，跟我梦见的好像一模一样。 我无语了。我一个17岁就加入地下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的人，一点小小的人道主义要求都被拒绝了。自那以后，我就有点相信心灵感应了。我想它可能是像磁场一样的一种波动，波浪会散发出去，而这种波浪就跟电视机一样，有各自的频道，当两个频道频率一样就能彼此接收到。
本文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