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8/12/25 13:03:18
2018-12-25 11:58:25 来源：福建高校思政网 作者：佚名
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福建高校思政网”特此分享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开国上将的文章（转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以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 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我最早接触毛泽东同志，是在1927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下面的文字是记叙我近五十年来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接触以及从中得到的启迪和教诲，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纪念。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尽快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说：我在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后为托陈取消派，同陈独秀、彭述之一起被开除党籍)，还见到了刘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书记，后遭张国焘杀害)。汪说，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我们的队伍往西朝宁冈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组织上给我的盘缠钱都交给了毛泽东。他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先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对袁、王二部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并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过袁部争取团结王佐部。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应袁、王的请求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此时，袁文才、王佐部各有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后扩充为三个连)。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队工作的，曾任连党代表、团宣传科干事等。蔡协民、何长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担任团的党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们在毛泽东和团党委的亲自指导下，积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连队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每个连都有党的支部。还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王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很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到达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使我们的武装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冈山，由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深入发动群众，我们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军事“围剿”，打击了国民党驻江西的反动武装力量，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指令湘赣两省的敌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对井冈山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
面对敌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毛泽东等研究后认为：在当时的情下，如果死守井冈山，恐难持久，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由一部分主力红军守山，大部分主力红军打出去，到敌人后方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共同商定：彭德怀、滕代远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包括袁文才部)向闽粤赣边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次重要要的战略转移，是在客观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我找到毛泽东，请求随部队下山，他开始同意了。后来，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泽东才对我讲：要求下山的人多了，这就不好办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坚持，任务也是艰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来。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条道路的起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伟大，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伟大。当时的中国是由数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培植各自的势力，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又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创举，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党还领导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在几省的边界地区，它们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部队的整编，精简不必要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对原来编在军委纵队休养连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作了安排。一次，毛泽东把陈赓和我找去，对我们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年纪都大了，行军、作战时要很好地照顾和保护他们。林、谢二老已安排到别的单位，中央决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团。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二老保护和照顾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渗透着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干部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董、徐二老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心尽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
红军干部团是长征出发前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陈赓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怀、杨尚昆率三军团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与敌四川王牌军遭遇，后期命我干部团参战，统归三军团指挥。这是一场恶仗，我团伤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我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是从部队择优选调的，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甩掉敌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后，非常振奋。正如毛泽东预料的，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却布兵不多，显得空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我干部团接到从中路迅速抢占皎平渡并架桥的命令。为加强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伯承同志亲自随我团三营一起行动。三营先遣连机智神速地抢占了皎平渡。接着，为掩护部队渡江，又成功地奔袭了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靠着找到的七条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渡，红军大部分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军团，处境十分艰苦，他们顽强战斗，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从皎平渡过了江。红军渡江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这时，渡江船只已被我们烧毁，敌人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巧渡金沙江战斗，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迹。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张国焘得知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后，胆大妄为，居然派人传来什么紧急命令，让红军大学立即停止前进。此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大学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板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了上来，阻止我们前进，气氛异常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以平稳、庄重的语气，耐心地讲解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可南下。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而在陕西、甘肃，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毛泽东要李特把上述意见转告张国焘。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张国焘要红军大学的学员留下。毛泽东顾全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回去。此时，毛泽东又让我们立即把红军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集合起来，说他要对大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事实的发展完全为毛泽东所料。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阴谋。
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以最快速度用电报发到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我们开展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在详尽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中日双方的人力、军力、物力、财力之后明确指出，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持久战才能取胜，并进一步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读了这部著作，使我们的思想顿时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这部不朽的名著，好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通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政策》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正确贯彻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以及正确执行对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们虽然身在前方，战事频繁，环境残酷，但是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党内进行整风，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文章。整风运动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的收获之一是提高了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认识。过去，我们长期做群众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经过整风学习，才真正提高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毛泽东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段富有哲理的论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读后得到深刻的启迪，因而大大增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
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的数量最多，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时期。我虽然没有机会当面接受毛泽东的教诲，但是毛泽东的著作成为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也为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南下到豫西、豫皖苏、南京等地工作，由于战事紧张，仍然未能同毛泽东见面。
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捐驱的革命先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个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刻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1950年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分别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约见率部举行昆明起义的卢汉将军，我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毛泽东和卢汉将军寒喧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正义行动。称赞卢汉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对卢汉和我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毛泽东同卢汉谈完后，我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我和叶子龙在长征时就认识。两人谈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派人让我到他那里。毛泽东说：十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随便地同我谈起来，话题很广泛，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什么都谈。他首先讲到，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嘱咐我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还问起我下井冈山后脱离部队的那一段情况，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时常有书信往来。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1928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并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他1920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还向我问起井冈山时期曾任三十一团书记官，后调任三十二团第二营党代表的康健的情况。毛泽东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谈到几位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时，他满怀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时含着泪花。此时，刘伯承应约来见毛泽东，我们的谈话便中止了。
实行军衔制，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搞法。我们不仅要仔细地研究各方面的情况，还要对个别对军衔抱过高期望的同志做工作，难度比较大。
毛泽东和党中央很重视这项工作。一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主谈。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都不止十个。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一个一个地问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刘、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转身又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的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最后评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设大元帅，只评了十个元帅，十个大将，五十七个上将以及一批中将、少将。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闫红彦等少数几位同志外，其他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大都是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的声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对全军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工作胜利完成。
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1960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235，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因而，在外援突然断绝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快地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1960年冬，周总理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毛泽东到来之前，我们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部里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延迟到1964年。康生大言不惭，说什么太迟了，应该1962年爆炸，说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都有好处，等等。这类的话，他讲了很多。毛泽东来后，了解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只讲了一句话：康生，要原子弹在1962年爆炸，那就叫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不能实现原子弹爆炸，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继续坚定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圣人。他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晚年犯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举世瞩目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在我们党的失误中，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不言而喻，有重要的责任。就我个人来讲，曾担任党中央委员、一个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同样也有一份责任。比如，我曾经积极支持过“大跃进”运动，积极参加过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有过扩大化的错误。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要缅怀他的伟大功绩，继承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更要认真思考和总结建国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经验教训，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发扬成绩，减少失误，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更好地建设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今年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和无比敬仰！“福建高校思政网”特此分享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开国上将的文章（转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以表达我们的敬仰和追思。 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我最早接触毛泽东同志，是在1927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下面的文字是记叙我近五十年来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接触以及从中得到的启迪和教诲，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纪念。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尽快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说：我在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后为托陈取消派，同陈独秀、彭述之一起被开除党籍)，还见到了刘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书记，后遭张国焘杀害)。汪说，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我们的队伍往西朝宁冈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组织上给我的盘缠钱都交给了毛泽东。他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先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对袁、王二部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并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过袁部争取团结王佐部。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应袁、王的请求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此时，袁文才、王佐部各有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后扩充为三个连)。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队工作的，曾任连党代表、团宣传科干事等。蔡协民、何长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担任团的党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们在毛泽东和团党委的亲自指导下，积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连队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每个连都有党的支部。还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王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很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到达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使我们的武装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冈山，由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深入发动群众，我们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军事“围剿”，打击了国民党驻江西的反动武装力量，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指令湘赣两省的敌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对井冈山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
面对敌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毛泽东等研究后认为：在当时的情下，如果死守井冈山，恐难持久，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由一部分主力红军守山，大部分主力红军打出去，到敌人后方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共同商定：彭德怀、滕代远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包括袁文才部)向闽粤赣边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次重要要的战略转移，是在客观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我找到毛泽东，请求随部队下山，他开始同意了。后来，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泽东才对我讲：要求下山的人多了，这就不好办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坚持，任务也是艰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来。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条道路的起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伟大，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伟大。当时的中国是由数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培植各自的势力，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又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创举，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党还领导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在几省的边界地区，它们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部队的整编，精简不必要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对原来编在军委纵队休养连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作了安排。一次，毛泽东把陈赓和我找去，对我们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年纪都大了，行军、作战时要很好地照顾和保护他们。林、谢二老已安排到别的单位，中央决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团。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二老保护和照顾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渗透着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干部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董、徐二老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心尽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
红军干部团是长征出发前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陈赓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怀、杨尚昆率三军团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与敌四川王牌军遭遇，后期命我干部团参战，统归三军团指挥。这是一场恶仗，我团伤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我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是从部队择优选调的，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甩掉敌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后，非常振奋。正如毛泽东预料的，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却布兵不多，显得空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我干部团接到从中路迅速抢占皎平渡并架桥的命令。为加强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伯承同志亲自随我团三营一起行动。三营先遣连机智神速地抢占了皎平渡。接着，为掩护部队渡江，又成功地奔袭了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靠着找到的七条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渡，红军大部分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军团，处境十分艰苦，他们顽强战斗，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从皎平渡过了江。红军渡江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这时，渡江船只已被我们烧毁，敌人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巧渡金沙江战斗，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迹。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张国焘得知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后，胆大妄为，居然派人传来什么紧急命令，让红军大学立即停止前进。此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大学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板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了上来，阻止我们前进，气氛异常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以平稳、庄重的语气，耐心地讲解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可南下。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而在陕西、甘肃，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毛泽东要李特把上述意见转告张国焘。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张国焘要红军大学的学员留下。毛泽东顾全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回去。此时，毛泽东又让我们立即把红军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集合起来，说他要对大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事实的发展完全为毛泽东所料。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阴谋。
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以最快速度用电报发到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我们开展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在详尽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中日双方的人力、军力、物力、财力之后明确指出，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持久战才能取胜，并进一步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读了这部著作，使我们的思想顿时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这部不朽的名著，好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通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政策》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正确贯彻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以及正确执行对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们虽然身在前方，战事频繁，环境残酷，但是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党内进行整风，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文章。整风运动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的收获之一是提高了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认识。过去，我们长期做群众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经过整风学习，才真正提高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毛泽东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段富有哲理的论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读后得到深刻的启迪，因而大大增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
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的数量最多，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时期。我虽然没有机会当面接受毛泽东的教诲，但是毛泽东的著作成为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也为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南下到豫西、豫皖苏、南京等地工作，由于战事紧张，仍然未能同毛泽东见面。
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捐驱的革命先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个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刻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1950年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分别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约见率部举行昆明起义的卢汉将军，我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毛泽东和卢汉将军寒喧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正义行动。称赞卢汉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对卢汉和我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毛泽东同卢汉谈完后，我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我和叶子龙在长征时就认识。两人谈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派人让我到他那里。毛泽东说：十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随便地同我谈起来，话题很广泛，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什么都谈。他首先讲到，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嘱咐我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还问起我下井冈山后脱离部队的那一段情况，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时常有书信往来。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1928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并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他1920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还向我问起井冈山时期曾任三十一团书记官，后调任三十二团第二营党代表的康健的情况。毛泽东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谈到几位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时，他满怀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时含着泪花。此时，刘伯承应约来见毛泽东，我们的谈话便中止了。
实行军衔制，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搞法。我们不仅要仔细地研究各方面的情况，还要对个别对军衔抱过高期望的同志做工作，难度比较大。
毛泽东和党中央很重视这项工作。一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主谈。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都不止十个。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一个一个地问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刘、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转身又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的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最后评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设大元帅，只评了十个元帅，十个大将，五十七个上将以及一批中将、少将。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闫红彦等少数几位同志外，其他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大都是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的声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对全军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工作胜利完成。
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1960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235，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因而，在外援突然断绝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快地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1960年冬，周总理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毛泽东到来之前，我们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部里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延迟到1964年。康生大言不惭，说什么太迟了，应该1962年爆炸，说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都有好处，等等。这类的话，他讲了很多。毛泽东来后，了解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只讲了一句话：康生，要原子弹在1962年爆炸，那就叫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不能实现原子弹爆炸，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继续坚定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圣人。他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晚年犯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党和国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举世瞩目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在我们党的失误中，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不言而喻，有重要的责任。就我个人来讲，曾担任党中央委员、一个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同样也有一份责任。比如，我曾经积极支持过“大跃进”运动，积极参加过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有过扩大化的错误。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要缅怀他的伟大功绩，继承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更要认真思考和总结建国四十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经验教训，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发扬成绩，减少失误，开拓更加光明的未来，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为更好地建设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