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评论员 - 2019/5/25 16:26:13
【深切缅怀邓力群同志】邓力群：不能把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
作者：邓力群 发布时间：2015-02-11 来源：乌有之乡 字体： 大 | 中 | 小
不能把毛泽东在文革十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为了解决新问题，应重温毛泽东思想。
【按：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乌有之乡特发此文，表达对邓力群同志的深切缅怀。】
(邓力群(1915—)，湖南省桂东县人。北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整个十年一切全错了
【不能认为10年中，只有“文革”运动一件事。而且，不能因为“文革”运动搞错了，就认为10年中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关系也都错了，整个 10年一切全错了。实际上只能说，10年“文革”运动搞错了。当然三件事是互相影响的。“文革”初期经济建设受到干扰破坏，但经济建设的进展，正是贯彻了 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方针，采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坚守岗位、努力工作、维护稳定的结果。对 1972年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整顿，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顿，毛主席都是支持的。
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指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这件事。不能因为“文革”运动错了，就说10年中的经济建设、对外关系也属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能把毛泽东在10年中各个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归入“晚年错误”。】——摘自邓力群2000年7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段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七)》
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进行革命的理论错了
【不能用毛泽东发动、领导“文革”的不成功或失败，来证明毛泽东所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要反修防修，要防止和平演变，要反对资本主义复 辟，这个理论也错了。要把“文革”的内乱、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进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区别。】——摘自邓力群2000年7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段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七)》
在文革时期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水平已到达高水平
【从1967年到1976年的10年中，社会总产值下降的年份有1967年、1968年。1976年社会总产值略有增长。没有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这是“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之一。
但是，从有关的材料看，这10年中，国民经济还是发展的，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年平均为6.8%。1976年比1966年增长77.4%。
在这10年中，我国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是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水平，已经不是一般水平，而是高水平。
进行了大规模“三线建设”。原来“三线建设”的目标是两个，一个备战，一个生产力布局的平衡。备战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使生产力布 局平衡。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 后方基地初步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从常规武器到战略武器的科研、生产、试验体系基本建成，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了3.29倍。与 此同时，我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不仅在战略后方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现代国防科技工业，而且改善了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开发了能源和原材料 等优势资源，形成了机械、电子工业比较雄厚的生产能力。这些，对于保障国家的安全，提高综合国力特别是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开发，改善人民生活，推动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石油工业长足发展。中国原油产量1966年为1454.16万吨，1976年上升至8716万吨。增长了5倍。原油和油品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基本需要。
铁路交通事业取得进展。建成了成昆、贵昆、湘黔、焦枝、汉丹(汉口西至丹江口)、宁铜(南京至安徽铜陵)、杭长(康桥至长兴)、京原(北京至原平)、通让 (通辽至让湖路)等铁路。营业铁路里程从1965年的36406公里增加到46262公里。全国铁路网密度由1965年的每100平方公里0.38公里提 高到0.48公里。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的铁路长度的比重，由1965年的20.8%提高到24.5%。电气化铁路由94公里增加为745公里。成昆铁路 的修建，把中国铁路筑路技术提高到新水平。
远洋运输事业发生巨大转折。整个70年代，船舶工业累计建造万吨级以上船舶99艘，170.3万载重吨。在1970年至1975年，所建造的万吨级船舶就 有60艘，92.6万吨，其中远洋船21艘，28万吨。通过国内造船和国外购船，到1975年，中国远洋船队由60年代末的110万吨发展到500万吨; 海上货运量由60年代末70%靠租用外轮，发展为70%由中国自己的船队承运，基本上改变了长期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
打破帝修反的经济封锁，扩大 了对第二、第三世界的贸易。1967年至1969年外贸连续3年下降，196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29亿美元，比1966年46.14亿美元下降 12.7%。70年代前期，对外关系出现突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从“文革”10年对外贸易发展总的情况看，197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134.33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亿美元增加1.9倍，平均每年增长11.25%。
1973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预计25总价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从“四三方案”的实行，开始逐步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摘自邓力群2000年7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段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七)》
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 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 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 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 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 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摘自邓力群1999年6月21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
毛主席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国际范围里的阶级斗争排除在外，只把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放在视野之内。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凡是讲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不只是讲国内，同时讲到国际。列宁没有在国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不管斯大林当时说的合乎不合乎实际，但是在理论上说清了一个问题，苏联国内消灭了阶级以后，资本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还不是最后的胜 利。在一个国家内战胜了资产阶级，但是没有在世界范围里战胜资产阶级，就不能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最后胜利。最近看《十年论战》，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确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在这点上，毛主席在我们党里，确实比谁都高明，他讲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从世界范围里来讲的。】——摘自邓力群1999年7月13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段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五)》
【1962年下半年到1964年底，以至于到1965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正式批评了一些部，批评了一些工作，向这些部提出了任务。在 4年多中，我提到的16件重要的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部门、思想部门的工作，同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要使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能够互相适应，要着手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这说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抓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任务。就其中一件一件的事看，我说，不好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对，不能够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需要解决，不好说提出这样的任务不妥当。从方法讲，也与过去党中央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样，提出批评和任务，责成改正。】——摘自邓力群2000年3月30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段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
【争论的核心是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 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摘自邓力群1999年6月7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段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为了解决新问题，应重温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一个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科学论断。我们国内存在的矛盾，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不是说，国内已经不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或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了。
比如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剥削阶级不仅作为阶级完整地存在，而且居于统治地位。在台湾，剥削阶级掌握着政权，军队等一套国家机器还完整地保留在他们手里。四十年来他们一直把这块土地当做“反共基地”，最近还配合西方“和平演变”，提出“政治反攻”。因此，我们考虑，国内阶级斗争情况以及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只限于大陆。要考虑到现在的台湾，现在的香港、澳门，以至于“一国两制”原则真正付诸实行以后的情况。
国际国内的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
我们要从新的情况出发，为了解决新问题，重温毛泽东思想，重新向毛泽东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请教。】——摘自邓力群1989年11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
参考阅读：
习近平及高层智囊为何频频强调阶级——兼论当前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新秩序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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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星评论员 - 2019/5/25 16:27:23
邓力群：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政治战略的主要内容
邓力群 昆仑策研究院 2016-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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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毛泽东
毛泽东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斗争中。形成了完整的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战略理论，并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这些理论和措施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必须谨防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骄傲自满和腐化变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既有外部条件，也有内部因素，但总的说来，内部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层。用毛泽东当时的话来说，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反对和平演变，必须把重点放在领导层，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特别是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多次语重心长地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为此，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以保持在大非面前有清醒的头脑。他多次告诫全党：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针。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
二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克勤克俭，切忌骄傲自满、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廉洁奉公和谦虚谨慎。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他就提出印刷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之一，其目的就是要全党同志防止在胜利后的骄傲自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任何复杂的形势下，不迷失方向，不犯方向和路线错误，进而把我们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三是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坚决反对当官作老爷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深入实际、深人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不要高高在上，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总结东欧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时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为此，他多次提出要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认为，只有坚持于部参加劳动，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去掉我们一些同志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如果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会慢慢变质，甚至变为国民党，修正主义就有基础了。
四是要求广大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要拒腐蚀、永不沾，与各种腐败现象作不懈的斗争。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水藻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他多次指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与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从他一生来看，反对腐败是一直抓得很紧的，并把此作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对惩办贪污犯罪问题从不手软。为了克服干部中的贪污腐化现象，他亲自领导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并要求各级领导上阵“督战”。后来，他在许多场合都提醒全党同志爱廉洁奉公，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2、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主战场，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他早就告诫全党：“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他还说过： 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始终认为，意识形态是反“和平演变”的前哨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如果忽视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可能重新上台，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总是首先从意识形态打开缺口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苏联、东欧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事实已经证明，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寻找突破口的。那么应如何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解决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决定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同步的，旧的思想。观念并不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失，它作为旧社会遗留物在人们头脑中沿袭下来，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样，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可能立即随着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亡，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的影响也不可能一下子肃清。这就决定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那我们迟早是要犯大错误的。
毛泽东早就告诫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他还说过：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同时，由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得特别艰苦、复杂和曲折：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别是各种社会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思想认识上的是非问题与政治路线上的是非交织在一起;国际国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党内党外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等等。对这些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不能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用简单的武力去对付，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慢慢地去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最后达到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阵地的目的。
其次，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大力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武装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毛泽东早就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怎样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
一要十分重视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正确的舆论导向功能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地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要坚持正面教育，通过教育来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矫正人们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取向，监督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人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态度等。
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扮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二要把理想信仰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要求。
毛泽东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历史也证明：无产阶级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在革命胜利以后，都需要不断地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不会自发从广大群众头脑中产生，只有通过各种形式、手段，利用各种舆论工具，不断地向人民群众灌输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才能深人群众、深人人心。如果稍微忽视或削弱社会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的灌输，资产阶级思想必然会趁虚而入。
3、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重要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在西方帝国主义联合对我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和经济封锁情况下，已经看出帝国主义要从经济上要挟我们，所以，他一直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到反修、防修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高度。毛泽东提醒全党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毛泽东还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一方面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渠道，来贩卖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等，企图征服人们的思想，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另一方面，他们又变换手法，通过经济技术交流或各种援助，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颠覆。因此，为了反对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反对“和平演变”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中间的形象，也关系到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阴谋时能否取得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反和平演变中至关重要。
毛泽东早就说过：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采取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对我实行颠覆、禁运、进攻、渗透政策，使我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对付帝国主义从各方面的进攻，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这样，我们在经济上花的功夫相对少了些，也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发达的资本主义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尽管这样，毛泽东一直强调要抓好经济建设，多次指出，要想在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就要加快经济的发展步伐。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呢?一般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另一种办法是单纯依靠外援的办法。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基础比较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地发展经济，进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一方针，想依靠人家的援助和支持来发展的话，是很难建立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故而在政治上也就很难有独立的“人格”。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时，往往是政治和经济两手并用，我们稍有不慎的话，就会掉进他们设的陷阱里，先是在经济上被他们控制，接着在政治上不得不受制于他们。建国后，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中，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时，正是因为坚持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讲，才顶住了国内外种种压力，打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提高和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成功地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想“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特别是80年代末出现的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事实，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抵御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必须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以保证在反“和平演变”斗争中有雄厚的物质基础。
4、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阴谋的根本保证。
培养好一代又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解决，但又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的革命能否继续下去，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
二是因为西方“和平演变”的预言家们主要是把中国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极力在青年一代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我们的年青一代，许多人由于没有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和考验，极易被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迷惑。
三是因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逐步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情况，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领导权实际上已掌握在“修正主义者”手中，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鉴于上述原因，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看成是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成功地挫败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保证。毛泽东认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关系到能不能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重大问题。所以，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多次论及这个问题。他多次说过：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以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后来，毛泽东根据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又详细阐述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的5项基本条件：
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识。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除了具备以上几条革命化的标准之外，还要有专业化的条件。为此，他多次强调广大干部队伍要努力做到“又红又专”。毛泽东说：“政治家要懂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
根据接班人的5项基本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应如何造就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对此，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接班人只能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和成长起来。毛泽东多次告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还主张广大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应该到基层去锻炼，在实践中与群众打成一片，进而获得实际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革命事业培养出真正的接班人。毛泽东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从上到下要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和选拔接班人的原则方法等，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措施，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实践也证明，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人民政权就有被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掌握的危险，党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会让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得逞。从而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东欧的剧变，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早在30多年前提出的必须造就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是极富远见卓识的。
5、强化人民民主专政是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关键。
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毛泽东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就非常看重这一基本原理，特别重视这一原理在中国的运用。所以，他在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他始终认为，在中国，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要抵御和粉碎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一个很重要的措施也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把刀子，放弃这把刀子，社会主义国家就有被敌人“和平演变”过去的危险。所以，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刚出台时，他立即洞察到，和平演变的实质就是要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指出，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过去了的“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而要抵御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思想意识领域的进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以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为前提条件。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使人们的头脑里多一些反修防修的自觉性，多一些反对“和平演变”的自觉性。他甚至认为，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没有搞掉，一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好无产阶级，没有分清敌我友，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毛泽东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分子，要毫不留情地实行专政。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明确地说：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的阴谋之所以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得逞，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把刀子，对人民没有实行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对敌人没有实行坚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容忍和放纵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肆意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丑化革命领袖，等等。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不能保卫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反而对各种敌对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妥协退让，甚至支持放纵，其结果只能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我们只有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对敌人实行无情的专政，对西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颠覆活动予以坚决的打击，才能保卫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挫败他们的“和平演变”的阴谋。
6、党风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把党组织建设成领导人民反对“和平演变”的坚强堡垒。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经受住革命战斗的洗礼，而且还要经受住执政的各方面的考验。所以，毛泽东一直认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也是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关键。毛泽东特别重视执政党腐败变质的危险。纵观古今中外，由于腐败导致蜕化变质而失败的教训屡见不鲜。由于执政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人腐败变质，也为搞和平演变的中外反动势力提供了进攻社会主义的借口。基于此，毛泽东早在1944年延安整风时就明确指出。要以明代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全国解放前夕，又进一步提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并提出了保持“两个务必” 的要求，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实际上已有要防止资产阶级用和平的手段腐蚀我们的干部的思想。包含了要注意反对敌人“和平演变”的图谋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根据我们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着的一些腐败现象，开展了“三反”斗争，目的是要纯洁我们党的队伍，防止保垒从内部攻破。后来，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始终重视拒腐防变问题，认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抓好反腐倡廉的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中的胜利与否。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在反和平演变和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毛泽东1963年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就明确地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者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认为，为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必须从严治党，严肃党风党纪，真正把党建设成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为达此目的，必须抓好四件事：
第一，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在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一直认为解决好反对腐败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环，必须坚决反对脑任何形式的特殊化。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始终对党内腐败现象深翻地，对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现象坚决反对。毛泽东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身体力行，从没为自己的亲属、子女谋取任何私利，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品质。由于毛泽东的影响和以身作则，在他领导的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受到了有效的抑制。
第二，加强和严肃党的纪律，毛泽东曾经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认为，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只有严格党的纪律，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严肃党的纪律，首先是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纲、党章、党纪，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其次是模范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决不容许任何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现象存在。
第三，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等不良现象。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矛盾，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以达到更加巩固的团结。毛泽东曾经设想，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一个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利于克服困难，纠正缺点，使党能够经受住风浪的考验，在关键时刻，能抵挡住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进攻。
第四，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否密切联系群众，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价值的判断标准，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所以，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一方面，要自觉树立“服务员”和“公仆”的意识，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做到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各种制度、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防止与克服官僚主义。只要我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我们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一定能够挫败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不仅在思想理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以一生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什么补品，平时的最高享受就是那一碗红烧肉。在1960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有时几天不吃米饭。工作一天只吃一盘子马齿苋或炒菠菜，一连七个月没有吃一片肉。
毛泽东一生很少做过新衣服。也许没有人知道，从1953年到1962年底，毛泽东竟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的衣、袜、鞋等，总是补了又补。现在遗留下。来的那件睡衣和几双袜子，密密麻麻地补了十几个补丁。谁又能相信，这些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穿了20多年的衣、袜、鞋呢?但这又确确实实是毛泽东的遗物。
毛泽东一生没有为自己的子女谋过任何私利。他虽然位居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也很爱他的子女，但他对子女的要求却十分严格，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境地：子女不能用他的汽车，不能享受任何特别照顾，未经允许不能与他一起吃饭——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亲自把自己最心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当有人建议将遗体运回国内时，毛泽东却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毛泽东一生也没有“关照”过自己的亲友。毛泽东也有三亲六故，并深深地爱着他们，但却从不为他们谋私，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若为亲友解决一点生活困难、读书、就业之类的问题，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他却从没有这样做。解放初期，当他最好的儿时朋友、对他到东山学校读书给予过直接帮助、而且是他的亲舅舅的儿子文运昌托人求他给介绍一份工作时，毛泽东却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1949年10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给表舅的一封信》中，也体现出毛泽东那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毛岸英在信中这样写道：“新的时代，这样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思想。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实践证明，如果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能像毛岸英信中所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子，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完全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也根本不会出什么成克杰、胡长清之流了。
7、在对外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反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则。他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一原则。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各种力量处在大分化、大改组中，我们的周边环境也恶化起来。在这种局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又加紧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他们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中国这块阵地，加大了文化、思想、观念的渗透，而且从武力上向中国施压，如增兵台湾海峡、入侵中国领海、制造“两个中国”、悍然入侵越南，等等，企图逼中国就范，达到分化、演变中国的目的。对此，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站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与美国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一贯反对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他认为，外国确实有比中国好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好好学习的。但是，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中华民族有自己许多的优点，并不是什么都是外国的好，甚至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他主张一定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出发，从国家和全局的利益出发，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但不能放弃我们好的东西，更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有非常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从没有对外来势力屈服过。就是在我们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也没有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低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企图通过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扼杀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针锋相对，明确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条外交政策，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建立起独立会主的新中国外交。
美国帝国主义企图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毛泽东与之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1950年6月 28日，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时，又入侵我国的台湾省，明确宣布台湾为他保护的地方，毛泽东坚决的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为。当美国帝国主义以他拥有原子弹相威胁时，毛泽东给予了坚决回击，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原子弹也是纸老虎。1955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时说：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
当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两个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毛泽东不顾我国自己的困难，顶着各种压力，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
当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从1958年起开始变换手法，竭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时，毛泽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作了坚决的斗争，坚定地明确地宣布：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无权插手、正是由于毛泽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才使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的企图成为黄粱一梦，使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当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沦为大国沙文主义后，首先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搞霸权主义，毛泽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在1958年，苏联就提出与中国联合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由于这必然涉及到其所有权和控制权，进而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所以，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当苏联以撤走援华专家、撕毁合同、陈兵边境等相威胁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照样搞原子弹，照样建工厂、修铁路和公路，照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党和政府决不拿国家主权作交易，决不听任别的国家的任意发号施令。当苏联在政治和经济手段都未能奏效，进而恼羞成怒地对中国诉诸武力，挑起军事冲突时，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指挥我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坚决的还击，粉碎了苏联的军事进攻。总之，毛泽东这种坚持各党各国的独立平等、反对大国大党的霸权主义。以大无畏的气概顶住巨大压力的做法，完全是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得到了各国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信赖，使“两霸”夹击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昂然挺立。
当美、苏两国争霸，欺负和压迫弱小国家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党和政府挺身而出，与之作了坚决斗争，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的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认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剥削者、压迫者和侵略者，属第一世界。他们总是想通过武力，或者政治、经济的手腕，逼弱小的国家就范，或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以建立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美国帝国主义更是到处横行霸道，干涉别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美、苏两国争霸。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决地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在一起，反对任何外来的侵略。，“日本。欧洲等第二世界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中可以团结的力量，应该将他们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区别。进人70年代后，。我国政府以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为指导，开展了积极的、全方位的多边外交，采取了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孤立和反对第一世界的正确战略，使我国在国际上威望日益提高。“三个世界”理论使我国建立和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既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有效地回击了美帝国主义企图和平演变中国的阴谋。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一理论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为打破大国欺负小国、富国压榨穷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摘自：邓力群著《政治战略家毛泽东》-毛泽东与反“和平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