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研讨会学习毛主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 -

红五星 - 2019/12/26 8: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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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苏联搞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案。读书笔记是毛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研究，批注。曾经是手抄本，早期，左旋在上海等地连续抄写半个多月，好几个人帮助抄写的，这对于研究运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文章，简单扼要，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
资本主义已经有三百年发展历史，始终无法完善，这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样，没有摆脱剥削压迫的恶性循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崭新的社会，是直达共产主义的必然途径。但是社会主义从苏联开始到现在，才一百多年历史，在毛泽东时代，才几十年历史。
但是，成就卓著，其中还存在问题，这是需要广泛探索，广泛研究的。而我们许多人，不去研究，还武断地扼杀教科书读书笔记，那是何等的荒唐？
今后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向，必然欣起新的老虎的社会风气。

中青年学者聚会中山大学深入发掘“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与谈话”的伟大时代意义
思想火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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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和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六十周年工作坊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30多名中青年学者出席工作坊，另有60余名青年博士生列席旁听。

与会学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根据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在党内干部群体中发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活动。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理论探索。毛泽东率先垂范，1959年12月起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历时两个月，始于杭州西湖畔，完成于广州鸡颈坑招待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以中央领导身份开展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专门性读书活动。在这一读书活动中，毛泽东留下了近十万字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其文字规模，思想丰富程度等，都远远超过毛泽东其他单篇文献。这一批注和谈话，包含了诸多深刻思考和真知灼见，是继《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又一次重要而全面的探索。而相对其他两篇文献而言，对这一批注和谈话的研究，则要稀少得多。它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遗珠”，更是需要深入发掘的理论、学术宝库。

关于读书活动的由来和谈话记录的整理

与会学者认为，有感于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困难和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来澄清思想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在结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获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作为毛泽东读书小组成员，邓力群不仅对毛泽东的读书谈话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而且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多次对谈话记录进行了整理，历时近40年最终整理出近千页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一文字整理工作，在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历史上，绝无仅有。比较当时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所组织的读书小组留下读书笔记的简略记录，邓力群的整理工作，为我们党留下一份重要的理论遗产，其贡献应该被铭记。

关于毛泽东读书时谈话的主题和内容

与会专家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很有意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毛泽东提出民主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关于国家工业体系问题，毛泽东强调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正是这一思想的指引，我国获得了赖以抵御外部的各种封锁，直至今天获得抗击美国贸易霸凌行径的坚实产业基础。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强调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同时地方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关于制度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关于农村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村地区应该坚持在“精耕细作”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以便促进农村逐渐形成经济中心，并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发展基于农村产业需要的高等教育，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而不使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思路，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农业不能走“化学农业”的道路，这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极具前瞻性的可贵思想。关于现代化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并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强烈要求应该有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以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而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言，毛泽东强调应该采用分析的方法，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不能总是从概念入手，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对于政治经济学教材如何编写问题，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而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容易导致“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内容重复或是前后互相矛盾，缺少统一和集中。毛泽东的这些论点当时曾在政治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参加工作坊的学者，有政府智库学者，有党校教师，有大学老师，也有在读的研究生。大家联系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成就，一致认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是“遗珠”，更是宝库，值得学术界，尤其是毛泽东研究界深入发掘。有关部门也应该大大加强这方面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的力度，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

会场照片

会场全景
合影

（作者：周兵，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兼职研究员）

左旋雨露 - 2019/12/26 10:50:15

缅怀邓力群：曾陪毛泽东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组图）
2015年02月11日08:4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邓力群（新华社发）

[p=null, 2, left]据新华社2月10日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p][p=null, 2, left]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逐章逐节认真研读[/p][p=null, 2, left]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邓力群曾回忆，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详细】[/p][p=null, 2, left]邓力群撰文回忆：刘少奇在中共八大召开的前前后后[/p][p=null, 2, left]邓力群曾撰文回忆，1956年一二月间，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中央要准备召开八大，要为八大准备一个政治报告。少奇同志指定陈伯达为他起草。同时找了几个助手，帮助陈伯达收集意见，准备材料。我算其中一个。我们的工作便加紧进行起来。应该说，陈伯达在起草报告中间是用了心思的，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搞出了一个初稿，马上送给少奇同志审阅。少奇同志看了以后不满意，他把这个稿子送给胡乔木看，问乔木同志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乔木认真地看了，回头向少奇同志汇报，说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陈伯达听了当然不是味，很生气。少奇同志与乔木有同感，认为乔木同志的评价是正确的。少奇同志就说，那好啊，他写的不行，你来搞一个。少奇同志就转过来要胡乔木负责起草，而且说他历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他自己写文章总是找大家来提意见，各种反对的意见、不赞成的意见都可以讲，他叫人帮助他起草的东西，总是七改八改，改到大家没有意见为止。【详细】[/p][p=null, 2, left]邓力群2014年致电新疆自治区党委怀念阿合买提江等五位烈士[/p][p=null, 2, left]2014年8月27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将在乌鲁木齐召开纪念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座谈会。邓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示他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怀念，并对烈士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邓力群说，“我曾在新疆工作过三年，知道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新疆的工作。最近几年，中央又两次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对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推动了新疆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今日的新疆与和平解放时相比，犹如天壤之别。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我衷心地希望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继承和发扬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团结奋斗，敢于担当，在天山南北创造新的奇迹。”[/p][p=null, 2, left] [/p]

[p=null, 2, left]关于邓力群同志：[/p]邓力群同志、马文瑞同志，是继魏巍老前辈以后，最早于2001年在左旋论坛留言支持左旋的。当初，我们对邓力群和马文瑞、李成瑞不太熟悉，有读者朋友说，是当时的左派领袖。因为，2000年在北京，住在一位阿姨新的家中，他的爱人在大厅睡沙发，是新中国早期建设有贡献的一个单位的老领导。当时听到沈老师喜欢革命歌曲，很高兴，拿出录像带，特地播放，并准备送给沈老师。这是他参加邓力群召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会议上发的录像带，是邓力群亲自编制的，很珍贵。
开始一部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过程，气势磅礴，充满激情。沈老师非常高兴。
可是，接下去，让人扫兴，剪辑了审批四人帮的镜头，明摆着的共产党人伤害共产党人，邓力群同志带好年轻一代，没有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必然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由于不能正确带，太不应该了，到后来必定痛心疾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这么好的优秀的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还没有我们晚辈的目光？于是，就没有接受录像带，老领导他们可能也莫名其妙？
慈禧太后以为沈老师碰上不开心的事情了，就邀集北京公安局杨处长等，陪着一同去灵山玩赏。大热天，车子一到灵山，刚下车，冻得一个个都打哆嗦了。
后来，在总参大院，馆哥准备带着去见邓力群，没有去，不想见。事情都明摆着了，如果左派领军人物继续批四人帮，而夹杂着批邓小平，那么，正好被利用，被裹挟着做亲痛仇快的事情。所以，不去为好。魏巍也不去见，魏巍的中流砥柱是最早连接左旋网站的，最早电子邮件联系的。由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邓小平，而杂志被封杀，不久网站又被封杀。
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由于被迷惑，被弄丢了客观规律，而找不到边际，分不清是非曲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五星网站生存下来了，红五星做了几十上百个红五星网站，关不完的。红五星宣传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否定不了，推翻不了的，共产党的胜利，也是真理是客观规律的胜利。左旋和红五星注重于研究客观规律发展人类社会科学进步，同时推动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论证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人应该把握的方向，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是形式还是必然规律！？必须明白：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是时代发展过程的怪物，而不是值得学习的楷模—，进一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客观规律的论述，终于为共产主义者、为捍卫共产党，唱响了东方红和国际歌。
沈老师保管毛泽东女儿林彪女儿近照只是出于对老一辈尊敬爱戴http://www.zuoxuan.com/xinling/xihu/xihu108.htm

共产党坚持真理，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就必定走向更加辉煌的胜利！
当时，红五星就明确表示：不求名利，默默无闻，弘扬真理，当共产主义者胜利时，就默默无闻地退出。当共产主义低潮时，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
当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走向辉煌时，还应该想到所有的劳动人民，想到全世界劳动人民！

左旋雨露 - 2019/12/26 10:57:18

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邓力群

2014年07月22日17:14 来源：党的文献

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

[p=null, 2, left]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p][p=null, 2, left]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p][p=null, 2, center][/p][p=null, 2, center]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二）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p][p=null, 2, left]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p][p=null, 2, left]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p][p=null, 2, left]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p][p=null, 2, left]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p][p=null, 2, left]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p][p=null, 2, center][/p][p=null, 2, center]1954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p][p=null, 2, left]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p][p=null, 2, left]《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p][p=null, 2, left]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p][p=null, 2, left]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p][p=null, 2, left]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p][p=null, 2, left] [/p][p=null, 2,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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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ull, 2, left]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p][p=null, 2, left]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p][p=null, 2, left]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p][p=null, 2, left]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p][p=null, 2, left]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p][p=null, 2, left]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p][p=null, 2, left]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p][p=null, 2, left]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p][p=null, 2, left]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p][p=null, 2, left]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p][p=null, 2, left]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p][p=null, 2, left]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p][p=null, 2, left]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p][p=null, 2, left]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p]

红五星 - 2019/12/26 14:08:08

邓力群是很好的共产主义者，最早在左旋留言支持左旋的老一辈革命家。

他编辑的二盒录像带也很好。
一开始，气势磅礴的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中间开始插入反文革，审判四人帮的画面。
使觉悟真理的人，使清醒的人，马上感觉到了，由于思想误导，共产党会有很大的教训。

很可惜，许多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被搞糊涂了。而清醒的共产党人不断被清洗，逆淘汰。
结果，看看后来，多少高级干部，多少军政干部，都进了大牢，共产党的损失有多惨重……

左旋雨露 - 2020/3/15 17:53:31

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
2017年08月12日 14:27:38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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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启迪性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即生产力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就把研究对象搞错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认真学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并把它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去。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边读边议，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启迪性的意见。今天，在大家热烈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必须重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的意见，把其作为我们讨论的指导思想。

    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他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3~804、152~153页。理论著作、尤其是成体系的教科书，绝不是几个秀才关在书斋里拍脑袋能够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的总结。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会有成熟的理论著作。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表明经济学家不懂得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402页。。就是说，他批评这本书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说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但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大概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现在，不过35年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近40年时间。这么点时间的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很多带规律性的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确还很难写出一本像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4页。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因此，“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422页。

    毛泽东还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分析矛盾出发。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他认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大的缺点是，“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712、742~743页。他批评说：“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3页。

    毛泽东提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273页。从哲学的高度，始终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即生产力问题。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这就把研究对象搞错了。

    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要善于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从中发现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性。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这“中国具体实际”指的是什么？按照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的说法，它既包括中国国内的实际，也包括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实际。后者主要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我们着重考察国内的实际。

    就国内来说，我们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尚处在、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它的主要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即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很难越过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发达阶段。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缺乏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

    十三大是怎么论证这个问题的呢？

    十三大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十三大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景：“我国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十三大提出，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必须“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根本的特点。这是分析一切具体经济问题的根本依据。它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分配关系。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并存的社会，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又有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大概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原因。

    既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怎么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一个分析社会性质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的综合体里，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两种因素，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又不平衡造成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客观条件，说明它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要阐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趋势：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合作的关系，各自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两种因素，性质不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两种因素争夺主体地位上。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它们不安于补充地位，竭力想转变成主体。学术界散布的各种把国有经济妖魔化的言论，鼓吹私营经济效率高、私营企业主是“社会最能干的精英”，都是为争夺主体地位制造的舆论。他们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是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在这方面国内外资产阶级是相互支持的。

    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并存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从静态来说，我国出现的一切经济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不抓住两种因素并存及其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动态来说，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两种因素并存及其斗争，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存在朝哪儿走的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两种因素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也许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一直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应该正面阐述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从中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它带有过渡性，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问题是往哪儿变，无非是两条道路：或者向社会主义的较高级阶段发展，未来发展到共产主义；或者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躲是躲不开的，我们应该正视它，把它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全部经济工作都要明确一条：我们是把当前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向最高纲领迈进的一步，而不是背离最终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最终奋斗目标，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发展，而不会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二、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所有制出发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肯定了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的写作方法。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质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4、805页。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人们作为单个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从事物质生产的，必须组织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生产。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就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驱使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在谈到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他们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所有制问题放到首位。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问所有，只问所用”，是会把整个研究工作引到邪路上去的。

    由于分配直接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关心分配问题。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确立分配问题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这种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不就对象来说是如此（只有生产出了产品，才能进行分配），而且就分配方式来说，也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离开了所有制，分配问题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曾经批评拉萨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主要围绕着分配问题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济学”的“庸俗社会主义”。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他批评教科书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种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极大的错误。”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目前在分配问题上常见的错误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关键是谁来用这种方法、手段，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是所有制问题。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可有可无，而是画龙点睛，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把所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这本书的写法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这本书“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712、742、743页。。

    毛泽东对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了一个原则，即必须具有战斗性。他指出：“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170页。客观上存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有应该批评的批评对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是同敌人战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遇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能不同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回避争论，平铺直叙，不回答读者思想上的疑惑，那种著作是没人要看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认真学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并把其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责任编辑：刘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