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雨露 - 2020/2/21 12:32:36
揭秘：杨开慧与毛泽东月夜离别成永诀
陈冠任
2013年11月21日13:30 来源：辽宁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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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次毛泽东送妻子回板仓，陈玉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竹山翻过来，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
杨开慧和两个孩子（资料图）
第三个儿子出生
随着临产期的来临，没过多久，杨开慧住进了武昌医院。
1927年4月4日，这一天正是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呱呱落地了。虽然近在咫尺，可是父亲毛泽东在第四天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到医院，看望妻子和自己的新生儿子。
杨开慧3次生孩子，毛泽东3次都没在身边。毛泽东走进病房就说：“你3次生产，我都没来守着，真对不起! ”
杨开慧撑起虚弱的身子，豁达而又略带嗔怪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 ”
陪在医院照料的陈玉英，抱着出世才4天的岸龙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接过孩子，很疼爱地看了看，并风趣地说：“让我来看看，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斛去吧! ”
开慧笑了，病房里的其他人也都发出愉快的笑声。
匆匆而来，然而，毛泽东坐在床边说了一会儿话，就把岸龙递给陈玉英，又匆匆离开了医院。
此时，正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风声鹤唳，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成为拯救时局和解决革命出路的迫切问题。 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毛泽东正在全力忙于此项工作。这些天，土地委员会要在武汉召开2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会，对土地问题进行讨论、决策。因为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每次会议都争论很大，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是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因此，连妻子生产也都顾不上，现在他又赶去开会了。
这天下午，向警予来看杨开慧。
此刻，她与杨开慧故人相见，十分亲热，回忆以前在长沙的时光，叙述别后之情，一直到天黑，向警予才离开医院。临走时，她悄悄地对开慧说：“上海出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好多同志被杀。 ”
“哦？！ ”开慧感到惊讶。
向警予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正在发动武汉工人游行，跟他们斗。形势不同呵，过去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有的可能变成我们的敌人。你要注意警惕! ”
送走向警予，杨开慧细细回味着她说的话。
这时，毛泽东来了。杨开慧联想到这些天传说的消息，知道形势一定十分严重，再也不愿躺在病床上了。她什么也没问，当天，便出院回到了督府堤家里。
“四一二”政变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与妻子周文楠一道，从广州乘船到上海然后转赴武汉，恰巧在船上碰见了二哥毛泽民。船到武汉后，他们找到毛泽东，毛泽民被分配做印刷厂的工作，毛泽覃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身怀有孕，就和杨开慧他们住在一起。
这时，督府堤41号除了毛泽东、彭湃、夏明翰3家外，还增加了蔡和森、毛泽覃两家。而对于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来说，还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毛岸龙。
对于这一次毛泽东送妻子回板仓，陈玉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竹山翻过来，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
做最坏的打算
局势越来越紧张。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全国大局。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
7月20日，刚刚改组过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发出 《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
毛泽东率先响应通告的精神。
7月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表述了下列意见：“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 ”
8月1日，中央常委批准了毛泽东关于湘南运动的建议大纲，并寄发湖南省委。
同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这一次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其中规定组织湖南特别委员会，
由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夏曦、郭亮和任卓宣。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2日，武汉政府露出了狰狞面目，汪精卫发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封闭。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杨开慧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板仓老家的族兄杨秀生叫到了武汉，让他先把保姆和孩子带回湖南乡下。对此，陈玉英回忆说：“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只在武昌住了四个多月，就回湖南了。七月中旬，板仓的杨秀生接了我和岸青，还有十一件行李，大都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 ”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看着他们平安上船，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 ”
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从对方的问话中判断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 ”一个特务面对着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教书先生”却像吃了迷魂汤似的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消失在大街上，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武昌督府堤41号他的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
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这时，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安危十分担忧，她想让毛泽东及早离开武汉，但毛泽东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一时还不能走。因此，她特别注意加强戒备。每天早晨，毛泽东外出以前，她总要先打开房门，观察动静；每天夜里，不论毛泽东回来得多么晚，她总是等他回来后才睡。平时，党内同志来找毛泽东，她总是前后照顾；有时毛泽东外出参加会议，她还亲自陪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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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别竟成永诀
8月18日，改组后的新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举行会议。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在土地问题上，新省委形成了共识：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要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稳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革命。
紧接着，讨论关于秋收暴动问题，毛泽东阐述了两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要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并且，他还提出：“我们不应该再打出国民党的旗子了，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因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会再失败。 ”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省委的同意。会议具体研究了暴动的计划。
此时，中央要求湖南发动“全省暴动”，但是，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事实上与长沙已经隔绝。毛泽东认为暴动力量不足，主张缩小暴动的范围，只在湘中四围各县举行暴动。于是，省委决定放弃其他几个中心，进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同时暴动的为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7个县。
8月19日，省委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央说明计划修改的不同意见。
沈家大屋省委会议后，秋收起义的决定使杨开慧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她的心情也特别激动。革命在最艰难的年头，终于拨正了航向；群众在最痛苦的日子里，终于找到了最正确的领导。
她又满怀胜利的信心，对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具体讨论确定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此次暴动，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其中，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兼任师长；易礼容为行委书记。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等10条。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夺取长沙。
秋收暴动就要开始了，杨开慧期待着这场暴风雨的到来。她开始做着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
然而，毛泽东已意识到未来斗争的艰巨性，决定自己独自前往，而让杨开慧回板仓，去照顾母亲和孩子，并参加那里的农民运动。杨开慧多么希望跟毛泽东一起，奔向湘赣边界，去参加秋收暴动啊!但是考虑再三，她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先送杨开慧回板仓。
对于这一次毛泽东送妻子回板仓，陈玉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竹山翻过来，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
毛杨此别成为永诀。毛杨最后分别的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具体是哪一日一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前往安源。
（摘自《杨开慧》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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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雨露 - 2020/2/21 12:37:20
杨开慧遇难经过
11月14日，杨开慧烈士英勇就义89周年。
关于杨开慧被囚被杀的经过，社会上有多种版本，连毛泽东也以为她是被杀头的。
章士钊则认为是“戮于市”：1963年3月18日，章士钊在《杨怀中别传》里写道：“子开智，女开慧，婿即毛泽东。泽东亡命，开慧隐于湘，为何键所得，戮于市。越二十余岁，毛公填词，有‘我失骄杨’句，吾乃请益毛公，何谓‘骄’？公曰：‘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笔者此前对杨开慧的生平作过详细访问，目睹杨的手迹（散记），并从监狱看守和给杨开慧补枪的刽子手的供词中，获取了一手资料，弥足珍贵，现整理发表如下，以正视听。
托孤杨开明
1929年春，朱毛红军从井冈山撤到江西中央苏区，在一次突围中，差点全军覆没。
朱德妻子伍若兰不幸牺牲，围剿的湘军如获至宝，把她高贵的头颅割下，运回湖南，在长沙最繁华的黄兴南路司门口八角亭，枭首示众，正好被很少进城的杨开慧目睹惨状。
回到板仓，她在毛边纸上留下愤怒而娟秀的小楷字：
……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之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杨开慧是个不祥的预兆。
岸英8岁，岸青7岁，岸龙才3岁，万一自己遭到不幸，孩子怎么办？
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天涯打仗，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可孩子托付给谁呢？
她想起堂弟杨开明（一弟）。
可是，杨开慧给杨开明的托孤信，不幸未能送到他的手中，只好藏到屋后的砖缝瓦檐中，这是为什么？
杨开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去井冈山工作，然而，1930年2月，他不幸被捕，关在司禁湾陆军监狱署。
8个月后，杨开慧也被囚禁于此。
杨开明牺牲得非常壮烈，从长沙城西南的司禁湾，到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至少有五六华里路程，杨开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沿途高呼革命口号。
敌人怕他宣传“赤化”，残忍地用两把尖刀插在他的两颊，肚子上也插了一把刺刀，鲜血从司禁湾流到天心阁，流到识字岭，成了一道血路，但他从容不迫，笑对围观市民。
囚禁司禁湾
杨开慧寄居母家，三年内安然无事。
1930年7月26日到8月6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下长沙城达十日之久，湖南省主席何键差一点被活捉；
1930年9月10日，朱毛率红军全部第二次攻打长沙，久攻不克，13日收兵去湘东，回江西……
惊魂甫定的刽子手何键猛然回过神来，问他的国术教练、铲共义勇队队长范瑾熙：“红军两次犯长，会不会有内应啊？”
范瑾熙是板仓附近福临铺的人，他灵机一动：“主席说得对呀，毛泽东的堂客杨开慧就住在她娘家板仓，离长沙城仅一百二十里。” 何键眼睛一亮：“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而此时，原湖南省委书记、叛徒任卓宣主动向何键献计：“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
“抓杨开慧！”何键发布命令。
关于杨开慧的关押地也有几种说法，有说关在协操坪监狱（即现在的湖南绸厂）。但笔者去湖南绸厂（现在也是劳改场所）调查时，发现它是在1930年后才修建的，因而可以排除。笔者也到司禁湾踏勘，但已不见旧址。从以下看守所长的交待中，可以确定，杨开慧就义前一直关在司禁湾陆军监狱署。
看守所长名叫朱少廉，1930年时他才28岁，系衡山县棠与公社（乡）高山大队重新生产队人，又名朱熙，中农，历史反革命。1969年2月20日调查时，朱少廉已67岁。
朱少廉交待说： 当时，我在收发室内值班，接过押签一看，上面写着“女共犯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共两名”。
将押签收入卷宗后，写了一张条子交给伪兵，内容是：今收到清乡司令部执法处寄押女共犯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此据。民国十九年×月×日（签章）并加上长沙监狱署收发室和我私章。
其后将杨开慧和小孩关押在东监下层第三号牢房里。随即报告署长欧阳国贤和看守长赵而鸿（当时看守目杨子序在场）。
杨开慧在监狱两个多月（应为20天——笔者注）共提审五次……第三次提审，杨开慧回狱后，我恰在收发室，杨开慧打听过周菊年（毛泽覃爱人）、王淑兰（毛泽民爱人），并说：可能会有人来看她等语。第五次提审后，杨开慧透露准备就义，提出要保存后代（毛岸英）。
另据同时在司禁湾监狱的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的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身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杨开慧回道。
“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采访员又说。
“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杨开慧答。
“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采访者再问。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话，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当时反动派对被关押的人，每天只给两碗盐水饭。
8月11日清晨（此处有误，应为11月14日——笔者注），烈士出狱就义，临难时高呼：“共产党万岁！”
我在狱中看到烈士所遗，唯草席一铺，旧芭扇一把。
杨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杨怀中）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就义实录
根据解放军醴陵公枪法军管小组《关于杨开慧烈士被杀害案的调查情况续报》，1969年2月20日，司禁湾监狱署看守目朱少廉供认：
1930年11月（14）日的一天下午（姚慧忠供词系上午——笔者注），阴天，由省清乡司令部派特务士兵二十多名，身带手枪，由一个中尉军官，年约三十岁左右，全副武装，领队来到司禁湾监狱署，手持提签一张，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执行。
提签上盖有湖南省清乡司令部执法处的公章和王文艺的私章，我接到提签后，即将提签交给看守长赵而鸿，随即将杨开慧提出交给特务连，上了绑。
杨开慧从监狱走出时，身穿青衣青裤，青布鞋子和灰色袜子，蓄短发，未戴头巾。当时站在监狱门口坪里的，有署长欧阳国贤，看守长赵而鸿，女看守谭周氏、欧阳春的家属胡潭、欧阳国贤的小老婆周××。当天值班的看守兵有：张子民、杨同荣、韩春生、刘东壁、龚鉅衡、赵风庭、赵青山等人。
枪杀后，载过湖南报刊，是用枪杀在浏阳门外识字岭。
朱少廉只交待了杨开慧从司禁湾被提押的经过，她从监狱到法堂再到识字岭的情况，另一个人——给杨开慧补枪的姚楚忠作了详细供述。
先说姚楚忠这个人。
何键是醴陵县西乡人，他生性残忍而多疑，他的御林军特务营招的全是家乡人，这样才放心可靠。
特务营四连二排担任枪杀杨开慧的任务，其时18岁的姚楚忠是其中一员。 本来，何键欲将杨开慧杀头示众，像对付朱德妻伍若兰一样，以发泄对毛泽东及共产党的仇恨。但杨开慧父亲杨怀中是个很有名的教授，他的许多故旧好友如章士钊、蔡元培等教授名流，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致函，南京政府迫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何键怕日久生变，便匆匆执行，改“斩首示众”为“枪决，暴尸三日”。
姚楚忠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捕，判刑十年，在湖南岳阳洞庭湖畔的建新农场劳改。他的重新判决还带有一点偶然性，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时，法院并不知道他隐瞒了杀害杨开慧的重要情节。
1973年，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人们只知“一打”是从严、从快、从重打击现行反革命，至于“三反”的具体内容人们则知之甚少。“一打三反”如疾风暴雨，作为专政机构的监狱，更是“车水马龙”，外调人员络绎不绝，都想从“死老虎”身上挖掘“新老虎”。 监狱的气氛十分紧张，但因为都是服刑犯，是“死老虎”，上头有言：“你们的问题已经判过刑，不再是问题了，即使过去有更重大的罪过，政府也是既往不究，坦白检举得好的，还有奖励，可以减刑，甚至提前释放。”
有人问：“过去杀了人的，会不会重新判决？”管教人员拍胸脯保证：“杀了人也不要紧，自己干的，说出来，可以减刑，检举别个，可以立功。” 在这种氛围中，希望早日出狱，坦白罪行的还真不少。
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姚楚忠终于鼓着勇气，站起来坦白：“杨开慧是我补枪打死的。”人们原以为他“好大喜功”，口出狂言，可是，当他一五一十地讲述详细经过，有鼻子有眼时，人们终于相信了。
管教人员不断表扬他，让他到监狱各大队“讲用”，一时，姚成了“坦白从宽”的典型。牢友祝贺他：肯定会提前释放。 一天，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开到建新农场，姚楚忠拎着简单行装上了车，兴奋地挥手向牢友和管教告别。
笔者的一个画家朋友阳雪，也是醴陵人，当时跟姚楚忠同在一个班，他目睹了这一幕，并同在欢送的人群中向姚挥手。他在出狱平反后说出了这一幕，笔者由此追踪到了醴陵县的公、检、法单位，调阅了《醴陵县人民法院1974年7月20日〔74〕法刑字第十三号判决书及其附件：刽子手姚楚忠供词》，何键杀害杨开慧的一幕，历历如在眼前：
1930年11月14日上午，阴云密布，寒风凛冽，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宴国务，连续不断地吹着哨子，边发号施令：“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枪和子弹带，走到坪里集合，30多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排长清点了人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地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粗黑的字，上书“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执行”，标子旁边是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一样的红墨水。
大厅内鸦雀无声，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杨开慧仍依她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
阎王判官似的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便给杨开慧松绑。
然后，二人脱下杨的青色绳子衣（毛衣）和青色的旗袍，里面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裤。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标子扔在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一间屋里，喝茶抽烟，与人谈笑。
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以沉默表示着愤懑，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杨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星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走在最前边的是两个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在号兵后面的是特务连的监斩官宴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二人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
监斩官马后，便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身后是两列荷枪实弹的特务连匪兵。
监斩官一声令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引得满街市民蜂拥到马路两旁，向杨开慧告别。
杨开慧早在给一弟的托孤信中坦言：“我好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所以，从城北到城南，面对十里长街的游街示众，她始终坦然，视死如归。
经过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出了浏阳门，打眼一望，马路那边便是丘陵山地识字岭，杨开慧知道她已走到人生的尽头，生于1901年旧历九月廿四日的她，当时刚满29岁。
号兵吹起了冲锋号，30多个枪兵沿着马路，呈八字形散开，他们站在离马路20米远的荒坡下，面对马路，背对刑场，警戒并阻拦围观的老百姓。
识字岭在浏阳门外，那一大片乱坟场上，大大小小的坟包，间杂在荒草枯树丛中，在街头冻死、饿死、病死的人，便被送到识字岭，草草埋葬。
这儿是野狗和隼鹰出没的天堂，即使在青天白日，人们路过这里时都不免感到阴风凄凄，毛骨悚然。
杨开慧从容地步下黄包车，进入刑场后，她打眼一望，只见荒草野藤，枯树昏鸦，一片萧杀。她昂首挺胸，走向一处较高的坟墓，将之作为归宿之处。
扶绑的罗国林和姚楚忠停住脚步，任杨开慧自己行走。监斩官宴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驳壳枪，朝杨开慧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保云偏着头，也看了一眼杨的尸身，便将驳壳枪插在腰里，随后旁若无人地朝马路走去。扶绑的松开绳索，紧跟帅保云，走上了马路。 监斩官宴国务吹起集合哨子，枪兵们便在马路上排好队，向特务连兵舍走去。
中午，匪兵们吃肉、喝酒、猜拳，打了一场牙祭，他们私下里议论着：
“今天杀的是毛泽东的堂客”，“毛泽东的堂客一点也不怕死”……
刚吃完午饭，特务四连的卫兵汤家兴，向值日官宴国务报告：“上面来了通知，上午打的这个女人，没死！” 宴国务随即命令姚楚忠：“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又来到识字岭刑场。
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
由于疼痛，她的嘴巴里啃了一嘴泥沙，一双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深坑。
姚楚忠举起驳壳枪，最终夺去杨开慧年轻的生命。
杨开慧牺牲44年后的一个夏日，反革命刽子手姚楚忠终于在醴陵，在何键的老家，受到应有的惩处，九泉之下的杨开慧总算可以瞑目了。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那是毛泽东当时的悲怆心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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