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20/3/16 18:30:10
2020-03-16 14:23:39 来源：察网 作者：岳青山
舒世俊是中央新闻电影摄影师。从1949年到1976年为毛泽东摄过多部新闻记录片。《真实的毛泽东》一书中收集了他的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毛主席说他相信“上帝”的轶事。事情是这样的：【毛主席每年有两三次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因此，我有机会拍摄了在列车上办公、开会、会见外宾的镜头，以及主席下车到农村、工厂、军队视察活动的电影资料。 60年代初，他乘专列去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等地巡回视察，了解农村深耕密植情况。毛主席为了少给地方找麻烦，也为了亲身实地了解民情，听到真话，多了解真实情况，费了很多苦心。所以，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中，是经常沿途召集干部上车开会，都是临时通知。我想他老人家是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不愿意地方干部把事先布置好的场面和人物给他看吧。毛主席召集县以下的干部在列车上开会，我拍过很多次。其中一次就是主席向他们了解深耕密植情况。因为是临时通知的，有的干部心情很紧张，主席问大家一亩地播多少种子?深耕土地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人其说不一。有的干部满头大汗，回答不出来。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严肃地说了下面一段话，使我至今记在心里。 毛主席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 他突然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上帝?” 人们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这时我的摄影机响声显得更加剌耳，我心里也很紧张，因为毛主席说过，我的摄影机声音太大了，影响开会，我担心把我赶出去，因此更加紧张抡镜头。只听主席对大家说：“你们不相信，我信”。 干部惊呆了，还是没有人吱声。主席看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当时警卫手势提示我拍摄的时间已到。我只好悄悄地离开会场。但是，毛主席教导大家永远不要脱离群众，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信念，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真实的毛泽东》第407页)】
这里，毛主席说他相信“上帝”，是他一贯的思想，他曾讲过多次。
此前，1960年5月，毛主席在郑州会见伊拉克朋友时就说： 【“美国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什么是上帝呢?人民就是上帝，人民是决不饶恕他们的。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毛泽东年谱》第4册，第391页)】
再前，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又说：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又说：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
可见，毛主席确是相信“上帝”，只不过，这“上帝”就是人民，就是“人民大众”;共产党真心诚意地把全中国人民大众奉为“上帝”;她的根本宗旨就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
毛主席把人民视为“上帝”，不仅无限崇敬，无比信仰，而且时常敬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这既是他的世界观，又是他的方法论，也是他一贯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阶级立场，表现了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的高度统一。
毛主席把人民当“上帝”是“唯物史观”的逻辑使然。他从建党前夕确定“唯物史观作为吾党的哲学根据”之后，始终坚信，历史的创造者不是个别英雄豪杰，也不是少数“知识精英”，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他的名言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的源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因之，共产党人不管官当得多大，都在真心诚意相信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不仅要坚信，还要敬畏。“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这就是毛主席坚定不移的世界观!
毛主席把世界观化成方法论。既然人民大众就是“上帝”，也就逻辑地、创造性地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他说：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然后再从群众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群众，体察民意，了解实情。毛主席十分厌恶“地方干部把事先布置好的场面和人物给他看”，非常脑火“官僚主义”。因而，尖锐指出：“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层，只是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只能打出“害死人的主意”!
这就是毛主席反复倡导的方法论!
毛主席始终把人民当“上帝”，总是“站在广大群众一边”，
坚持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如果“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对同志对人民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是纯粹的共产党员”。谁伤害人民，得罪人民，就会“惹怒‘上帝’。”
这就是毛主席一贯鲜明的阶级立场!
今年岁末以来，我国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瘟疫肆虐。全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展开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这对我国的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是一场真正的“大考”。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人在做，天在看。
这场新冠病毒为害之烈，为建国70年来之最。最大的教训就是武汉疫情发生后的头“20天黄金时段”，未能及时、果断、坚决地做好早防早控。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以及国家卫健委应当好好总结教训。
这就不能不想到国家疾病防控中心。它是国务院卫健委的直属事业部位机关，承担着国家疫病防控的重责。其“主要任务”有二条：一是搞好传染等病的调研、分析和评价;二是做好疾病预“防控和控制”。
但在这场防控新冠瘟神的大仗中，以高福院士为主任的国家防控中心作出的答卷，很难及格。两大“主要任务”，都看似失职失责。
年前，武汉发生了新冠疫情。国家卫健委12月31日派去以高福担任组长第一个专家组，去武汉调研、分析和评价疫情。而高福领导的这个专家组，只经过短短3天的疫情调查，就于1月4日轻率地公开宣布：没有发现“人传人”。
这个“人传人”的评估结论，究竟是“没有”，还是“有”，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天地之别。它是制定抗疫战争的战略决策的客观依据，关系到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以至生命安危!而高福这个结论实在错得太大、太很。
首先，这个不会“人传人”的结论，肯定和强化了对武汉市卫健委1月30日发出的错误通报——“两个未发现”(“未发现医护人员被感染，未发现人传人”)。下错上也错，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越来越错。致使武汉市健委也就更有“底气”，先后于1月7日和1月11日，连续通报“两个未发现”。直到1月16日，武市卫健委才稍微改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样一来，也就完全解除了警报，大家放松警惕，到处歌舞升平，唯独疏于防控，令人痛心地坐失了防控新冠20天的“黄金时段”。害惨了武汉 ，害惨湖北，也害惨了全国。
其次，这个不会“人传人”的结论，完全不合乎疫情的客观 实际，主观臆断到了家。
问题在于，武汉疫情发生发展，在客观上确已出现了“人传人”，连医护人员也被传染上了。这本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武汉中西结合医院，已收治了7个不明原因新冠肺炎病例。张继先主任医生由于有参与03年防RARS的实战经验，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种不明原因新冠的“传染性”、危险性。按她的说法，“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很少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并且，还正确地、及时地对几个病例，按传染病采取的相应了隔离措施，还尽量加强了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张继先医生因此成为“疫情”上报“第一人”，所“报”是什么?就是“传染病”疫情!此其一。李文亮医生更是在同学群里敲响起警钟，所“警”又为何?就是院里收治了新的“SARS”，要同学及家人提高警惕，此其二。更重要的是，高福等1月29日登载在英国《柳叶刀》上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文章里，白纸黑字写明：“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人传人率估计为2.2，疫情每7.4天就扩大一倍。”此外，“1月1日-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
这已经是严重的“人传人”了!怎能说不会“人传人”!
这样，高福在国外写的，同国内讲的也就截然相反，风马牛不相及。由此“惹怒了‘上帝’”，乃自然之理。
其三，高福却不以为然，自民为是。他自圆其说：我又不能到网上去“打架”，文章中写的12月中旬以来发生了“人传人”，那是后来“回顾性的”，当时专家组确实是没有发现“人传人”。
然而，这正好表明高福的失职。国家疫控中心、专家组派去武汉的任务，原本就是要客观、如实搞清疫情，准确评估疫情，客观公佈疫情。既然在客观实际上，武汉早已出现了“人传人”，传染率已是2.2%，并且，疫情每7.4天就扩大一倍，而高福及专家组“深入调研”的结果，居然没有发现“人传人”，那岂不是天大的“官僚主义”?至少表明，高福在武汉的调查、分析和评估，不深入，不认真，不负责，只听会报，偏听偏信。这就正是毛主席批评的：“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了。再说，国家疫控中心一次调查没搞清，又为何不多去调查几次?难道对1月4日的错误结论就那么坚信不疑?
好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幸运的是，还有钟南山这位84岁高龄的院士，18日到武汉听取汇报，又到金潭医院作了调查，再马不停蹄地进京向卫健委会作了报，就于20日向全国公开宣布：新冠疫情已经出现“人传人”，推翻了高福不会“人传人”的结论，全国大规模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也就全面打响的“人民战争”的。
面对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不知高福是否感到有愧于国家防控中心主任之重责，是否也对不起头上“八个院士”的桂冠?
否则，后果多不堪设想。
高福及防控中心不仅未能搞清新冠实情，而更有甚者，他作为国家疫控中心主任，明知突如其来的武汉疫情严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明知防控疫情的关键就在“20天的黄金时段，那理所当然地应当把人民当成“上帝”，带领自己团队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去研判、防疫和控制新冠疫情。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而令人惊讶的是，高福等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去撰写学术论文。2020年1月24日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英文形式发表新型冠状病毒研究论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衔，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湖北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生物安全科学中心、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机构科研人员共同完成，论文通讯作者为高福、武桂珍和谭文杰。其后，又相继世界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连发9篇论文。
这么短时间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多达达10篇呀!
这10篇学术论文，是高福及其团队在武汉疫情前“20天”防控疫情的黄金时段，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赶写出来的呀!，
这10篇学术论文，高福及其团队该用去多少时间，耗费多大精力、付出多大心血呀!
这10篇学术论文，却“写在英国大地”，科研成果也没有撤到武汉抗疫之战呀!
因此，国家科技部于2月31日及时发出《通知》，重申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提出要“把科研成果应用到抗疫斗争中”，还明确规定，“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新冠瘟疫大敌当前，高福院士未免太不相信“上帝”，太不把人民看成“上帝”，对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太不负责，漠不关心。而把自己的学术利益却看得太重，太要紧!
只是，请不要忘记毛主席说的：“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2020-3-7)
舒世俊是中央新闻电影摄影师。从1949年到1976年为毛泽东摄过多部新闻记录片。《真实的毛泽东》一书中收集了他的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毛主席说他相信“上帝”的轶事。事情是这样的：【毛主席每年有两三次离京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因此，我有机会拍摄了在列车上办公、开会、会见外宾的镜头，以及主席下车到农村、工厂、军队视察活动的电影资料。 60年代初，他乘专列去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等地巡回视察，了解农村深耕密植情况。毛主席为了少给地方找麻烦，也为了亲身实地了解民情，听到真话，多了解真实情况，费了很多苦心。所以，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中，是经常沿途召集干部上车开会，都是临时通知。我想他老人家是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不愿意地方干部把事先布置好的场面和人物给他看吧。毛主席召集县以下的干部在列车上开会，我拍过很多次。其中一次就是主席向他们了解深耕密植情况。因为是临时通知的，有的干部心情很紧张，主席问大家一亩地播多少种子?深耕土地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人其说不一。有的干部满头大汗，回答不出来。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严肃地说了下面一段话，使我至今记在心里。 毛主席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 他突然问大家：“你们相不相信上帝?” 人们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这时我的摄影机响声显得更加剌耳，我心里也很紧张，因为毛主席说过，我的摄影机声音太大了，影响开会，我担心把我赶出去，因此更加紧张抡镜头。只听主席对大家说：“你们不相信，我信”。 干部惊呆了，还是没有人吱声。主席看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当时警卫手势提示我拍摄的时间已到。我只好悄悄地离开会场。但是，毛主席教导大家永远不要脱离群众，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信念，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真实的毛泽东》第407页)】
这里，毛主席说他相信“上帝”，是他一贯的思想，他曾讲过多次。
此前，1960年5月，毛主席在郑州会见伊拉克朋友时就说： 【“美国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什么是上帝呢?人民就是上帝，人民是决不饶恕他们的。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毛泽东年谱》第4册，第391页)】
再前，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又说：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又说：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页)】
可见，毛主席确是相信“上帝”，只不过，这“上帝”就是人民，就是“人民大众”;共产党真心诚意地把全中国人民大众奉为“上帝”;她的根本宗旨就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服务。
毛主席把人民视为“上帝”，不仅无限崇敬，无比信仰，而且时常敬畏!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这既是他的世界观，又是他的方法论，也是他一贯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阶级立场，表现了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的高度统一。
毛主席把人民当“上帝”是“唯物史观”的逻辑使然。他从建党前夕确定“唯物史观作为吾党的哲学根据”之后，始终坚信，历史的创造者不是个别英雄豪杰，也不是少数“知识精英”，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他的名言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的源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因之，共产党人不管官当得多大，都在真心诚意相信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不仅要坚信，还要敬畏。“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这就是毛主席坚定不移的世界观!
毛主席把世界观化成方法论。既然人民大众就是“上帝”，也就逻辑地、创造性地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他说：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然后再从群众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这里的关键，就是要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拜群众为师，深入群众，体察民意，了解实情。毛主席十分厌恶“地方干部把事先布置好的场面和人物给他看”，非常脑火“官僚主义”。因而，尖锐指出：“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层，只是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只能打出“害死人的主意”!
这就是毛主席反复倡导的方法论!
毛主席始终把人民当“上帝”，总是“站在广大群众一边”，
坚持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如果“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对同志对人民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是纯粹的共产党员”。谁伤害人民，得罪人民，就会“惹怒‘上帝’。”
这就是毛主席一贯鲜明的阶级立场!
今年岁末以来，我国遭受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瘟疫肆虐。全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展开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这对我国的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是一场真正的“大考”。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人在做，天在看。
这场新冠病毒为害之烈，为建国70年来之最。最大的教训就是武汉疫情发生后的头“20天黄金时段”，未能及时、果断、坚决地做好早防早控。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以及国家卫健委应当好好总结教训。
这就不能不想到国家疾病防控中心。它是国务院卫健委的直属事业部位机关，承担着国家疫病防控的重责。其“主要任务”有二条：一是搞好传染等病的调研、分析和评价;二是做好疾病预“防控和控制”。
但在这场防控新冠瘟神的大仗中，以高福院士为主任的国家防控中心作出的答卷，很难及格。两大“主要任务”，都看似失职失责。
年前，武汉发生了新冠疫情。国家卫健委12月31日派去以高福担任组长第一个专家组，去武汉调研、分析和评价疫情。而高福领导的这个专家组，只经过短短3天的疫情调查，就于1月4日轻率地公开宣布：没有发现“人传人”。
这个“人传人”的评估结论，究竟是“没有”，还是“有”，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是天地之别。它是制定抗疫战争的战略决策的客观依据，关系到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以至生命安危!而高福这个结论实在错得太大、太很。
首先，这个不会“人传人”的结论，肯定和强化了对武汉市卫健委1月30日发出的错误通报——“两个未发现”(“未发现医护人员被感染，未发现人传人”)。下错上也错，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越来越错。致使武汉市健委也就更有“底气”，先后于1月7日和1月11日，连续通报“两个未发现”。直到1月16日，武市卫健委才稍微改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这样一来，也就完全解除了警报，大家放松警惕，到处歌舞升平，唯独疏于防控，令人痛心地坐失了防控新冠20天的“黄金时段”。害惨了武汉 ，害惨湖北，也害惨了全国。
其次，这个不会“人传人”的结论，完全不合乎疫情的客观 实际，主观臆断到了家。
问题在于，武汉疫情发生发展，在客观上确已出现了“人传人”，连医护人员也被传染上了。这本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武汉中西结合医院，已收治了7个不明原因新冠肺炎病例。张继先主任医生由于有参与03年防RARS的实战经验，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种不明原因新冠的“传染性”、危险性。按她的说法，“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很少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并且，还正确地、及时地对几个病例，按传染病采取的相应了隔离措施，还尽量加强了医护人员的自我保护。张继先医生因此成为“疫情”上报“第一人”，所“报”是什么?就是“传染病”疫情!此其一。李文亮医生更是在同学群里敲响起警钟，所“警”又为何?就是院里收治了新的“SARS”，要同学及家人提高警惕，此其二。更重要的是，高福等1月29日登载在英国《柳叶刀》上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文章里，白纸黑字写明：“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人传人率估计为2.2，疫情每7.4天就扩大一倍。”此外，“1月1日-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
这已经是严重的“人传人”了!怎能说不会“人传人”!
这样，高福在国外写的，同国内讲的也就截然相反，风马牛不相及。由此“惹怒了‘上帝’”，乃自然之理。
其三，高福却不以为然，自民为是。他自圆其说：我又不能到网上去“打架”，文章中写的12月中旬以来发生了“人传人”，那是后来“回顾性的”，当时专家组确实是没有发现“人传人”。
然而，这正好表明高福的失职。国家疫控中心、专家组派去武汉的任务，原本就是要客观、如实搞清疫情，准确评估疫情，客观公佈疫情。既然在客观实际上，武汉早已出现了“人传人”，传染率已是2.2%，并且，疫情每7.4天就扩大一倍，而高福及专家组“深入调研”的结果，居然没有发现“人传人”，那岂不是天大的“官僚主义”?至少表明，高福在武汉的调查、分析和评估，不深入，不认真，不负责，只听会报，偏听偏信。这就正是毛主席批评的：“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做官当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了。再说，国家疫控中心一次调查没搞清，又为何不多去调查几次?难道对1月4日的错误结论就那么坚信不疑?
好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幸运的是，还有钟南山这位84岁高龄的院士，18日到武汉听取汇报，又到金潭医院作了调查，再马不停蹄地进京向卫健委会作了报，就于20日向全国公开宣布：新冠疫情已经出现“人传人”，推翻了高福不会“人传人”的结论，全国大规模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战争”也就全面打响的“人民战争”的。
面对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不知高福是否感到有愧于国家防控中心主任之重责，是否也对不起头上“八个院士”的桂冠?
否则，后果多不堪设想。
高福及防控中心不仅未能搞清新冠实情，而更有甚者，他作为国家疫控中心主任，明知突如其来的武汉疫情严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明知防控疫情的关键就在“20天的黄金时段，那理所当然地应当把人民当成“上帝”，带领自己团队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去研判、防疫和控制新冠疫情。
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而令人惊讶的是，高福等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去撰写学术论文。2020年1月24日就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以英文形式发表新型冠状病毒研究论文。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衔，来自北京地坛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湖北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生物安全科学中心、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机构科研人员共同完成，论文通讯作者为高福、武桂珍和谭文杰。其后，又相继世界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连发9篇论文。
这么短时间在世界顶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多达达10篇呀!
这10篇学术论文，是高福及其团队在武汉疫情前“20天”防控疫情的黄金时段，全心全意、全力以赴赶写出来的呀!，
这10篇学术论文，高福及其团队该用去多少时间，耗费多大精力、付出多大心血呀!
这10篇学术论文，却“写在英国大地”，科研成果也没有撤到武汉抗疫之战呀!
因此，国家科技部于2月31日及时发出《通知》，重申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并提出要“把科研成果应用到抗疫斗争中”，还明确规定，“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新冠瘟疫大敌当前，高福院士未免太不相信“上帝”，太不把人民看成“上帝”，对武汉、湖北乃至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太不负责，漠不关心。而把自己的学术利益却看得太重，太要紧!
只是，请不要忘记毛主席说的：“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
(20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