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my - 2020/4/11 16:59:21
陈独秀的两位英烈儿子欢迎订阅手机青年报，http://www.youth.cn 2011-11-16 02:34:00 中国青年网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思想厚重、识见非凡、意志刚强、干出一番轰轰烈烈事业，却慷慨就义、英年早逝的先烈，有一长串英名。李大钊、恽代英、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彭湃、萧楚女等等。其中就有一位在党内称为“小列宁”、29岁在龙华刑场偏不下跪、站着被乱刀砍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延年，还有他的弟弟、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他一年又被屠杀于龙华的陈乔年。 陈延年（1898—1927）为陈独秀长子，陈乔年（1902—1928）为陈独秀次子，均出生安庆，先在安徽师范学堂附小尚志小学，后在全皖中学（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前身）读书学习。他们读书认真，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掌故新知识都有兴趣，视野开阔，抱负不凡。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4岁由陈独秀接到上海求学，延年兄弟双双考取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他们求学的生活很特殊。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和思想：他坚持不让他俩回到家中过平稳、依赖生活，而让他们独立、劳动、吃苦，让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冬无棉衣，夏衣褴褛，面色憔悴。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的自强倔将的个性。当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流着眼泪来看他们，要给以补助照顾，两兄弟却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兄弟二人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并无直接影响。延年、乔年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且对陈独秀抛弃自己的生母而与姨妹结婚感情上不满。延年兄弟笃信马克思主义是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被选为旅欧少年共产党委员，兄弟俩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陈延年奉命回国。1925年春，接周恩来担任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夜以继日，像周恩来一生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除了规划、部署、处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到各处作政治报告、工作报告和经常著文刊出之外，还深入工人群众。为了把人力车夫团结、组织起来，他到这些穷苦劳动者家中探访，代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香港有的商报刊文讥笑共产党高官竟为人拉人力车，延年一笑置之。１９２５年６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代表在巴黎合影。（前排左起：2为赵世炎，6为陈乔年，8为陈延年，11为王若飞；中排左起：3为刘伯坚，5为李慰农；后排左起：5为傅钟，10为周恩来）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陈延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联名发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文。可惜党中央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在北伐与东征问题上犹豫不决，未能接受电文意见，丧失了挽救革命的时机。１９２７年４月，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面对白色恐怖，陈延年勇挑重担，忘我无私，像一头骆驼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不避杀身之祸。他也从不讲究吃穿，比一般党员、工农还清苦，是一位革命的“苦行僧”。 1927年6月，江苏省委机关被反动军警包围，延年以桌椅板凳与敌搏斗，掩护其他人逃跑，不幸被捕。7月4日深夜，延年在刑场浩气凛然，刽子手按他下跪，他傲然而立，说革命者决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众刀斧手按按他下跪，延年又一跃而起，吓得他们差点摔倒，然后硬是以乱刀将延年砍死。 后他一年，弟弟陈乔年也被害。陈乔年1925年春回国，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书记为李大钊）。在“3·18”惨案中带伤指挥群众撤退。1927年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旗帜鲜明批评了其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国民党先后杀害陈延年与赵世炎的艰险环境中，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断地变换斗争的方式，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使上海和江苏的党组织得以恢复。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2月被捕。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陈延年、陈乔年被杀后，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又气急败坏，亲自下令不准收尸。惨烈之情，难于言表。后人有诗叹曰： 皖水龙山出俊豪， 陈门两代逞天骄。 长兄慷慨油汤赴， 大弟从容烈火蹈。 昆仲成仁先论定， 乃翁评价待推敲。 松年一曲艰辛史， 闻者谁人不泪抛？ （注：松年为延年之三弟，家破人亡，独力支撑，忍辱负重，备尝艰辛。） 编辑： 李盈盈 来源： 中国共青团网
zxmy - 2020/4/11 17:02:06
中红网：陈独秀的儿子， 主席批示：可以照顾
中红博览
他是陈独秀同志的儿子，建国后在砖窑厂做工，主席批示：可以照顾
陈独秀 ，原名陈庆同，字仲甫。安庆怀宁县人。
从1921年至1927年，他连续担任了最高职务，是总负责人。
后来，因各种原因，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紧急会议上，大家讨论研究后，撤销了他的总负责人的职务。不过，也有资料说，他是主动辞去的。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先生被开除了党籍。
陈先生先后有过四任妻子，四任妻子为他生下了七个子女。
高晓岚是他的原配夫人。陈先生与高晓岚育有三子一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女儿陈玉莹（又名陈筱秀）。
延年、乔年，早年参加革命，成就非凡。1927年4月，在五大上，延年、乔年一起当选为委员（中央）。
陈松年是陈先生的第三子，于1910出生在安庆。
松年与哥哥延年、乔年有所不同，他一生不参与政事。
陈松年虽不参与政事，但同样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不幸。
陈松年刚出生不久父母就离异了。他三岁那年，袁世凯下令追捕他的家人，说要斩草除根。延年、乔年跳墙出走后，松年年纪小，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幸亏邻居好心救了他，才没被抓走。
陈松年早年在某大学读书，但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
1927年7月，陈松年的哥哥延年被害。噩耗传来，全家人哭得晕了过去。
延年的后事是由十七岁的松年和姐姐陈玉莹去处理的。当时，兄妹二人来到哥哥遇害地，蒋介石当局不让他们安葬哥哥的遗体，连看都不让看。兄妹二人无奈，只好在哥哥就义的地方烧了几炷香和纸，痛哭一场。
1928年6月，陈松年的哥哥乔年又被敌人杀害。
乔年牺牲后，他的后事又是由十八岁的松年和姐姐玉莹去处理的。那时，蒋介石当局仍然是不让乔年安葬哥哥的遗体。松年的姐姐陈玉莹因此受了严重刺激，一度精神失常，一病不起，不久也随二哥而去了，死时年仅28岁。
两年时间，两个儿子相继被害，这使得陈先生不胜悲痛。
有一次，吃饭时，陈先生端起酒杯，情不自禁地呜咽，老泪纵横：“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你们是我几个3孩子中最有出息的两个。只可惜，你们竟走在了我的前面……”
1932年10月15日下午，蒋介石派人拘捕了患病在寓所休养的陈先生。
之后，陈先生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
陈先生入狱后，母亲带着陈松年去探监。当松年看到父亲时，想起哥哥、姐姐相继离世，家破人亡，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陈先生却叫他不要哭，并告诉儿子：“流泪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男子汉就要经得起挫折！”
大哥、二哥、姐姐去世，父亲入狱，处境艰辛险恶。
在艰难岁月里，陈松年一家，咬紧牙关，共度艰险。他养成了谦恭、本分、和善、与人无争的性格。
抗战爆发后，日寇占领安庆，陈松年急忙找来小船将家中的一些财产、书籍全部搬到乡下，藏在陈家的祠堂里。不曾想，日寇入侵后，将祠堂里的财物几乎洗劫一空，只剩下几件破家具。
1938年，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带着祖母谢氏和刚满1岁的大女儿陈长玮从安庆乘船到汉口，见到了刚刚获释的父亲和与继母潘兰珍。然后，一家人沿江而上，经渝，最后到达江津。
和父亲在江津居住的日子里，生活十分艰难，陈松年夫妇就在江津对岸的德感坝九中教书，以微薄薪金维持着生活。
在江津，陈松年孝敬父亲，也很尊重后母潘兰珍，更是尽心尽力的侍奉祖母。陪伴父亲度晚年。
谢氏去世后不久，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九时四十分，陈先生也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陈先生没有留下什么财产，陈松年买不起棺材，更无力支付丧葬费用。于是只好把老人暂时安放在一个简陋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陈松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将祖母和父亲的灵柩用木排装上，沿江而下运回故乡安庆安葬。
1949年之前，陈松年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磨难，历经坎坷。
1949年之后，他又因父亲复杂的身份的和各种的复杂因素，遭遇了不少的困难。
松年一家处境艰难，甚至生活也无法维持。为了生计，陈松年当过会计，教过书，后又到砖窑厂当过工人。
陈松年与妻子窦珩光育有一子三女。
由于家境太困难，大女儿陈长玮和二女儿陈长玙读完高中后提出不上大学，要出去做工，帮助家庭摆脱困难。
松年夫妇却坚决要求儿女们上大学，他对女儿说：“我就是勒紧裤带，不吃不穿也要供你们上大学。”
为了供儿女们上大学，陈松年与妻子去窑场抬土，修路，糊火柴盒。在砖窑厂做工。
1958年2月，最高首长乘军舰巡视长江沿岸。在安庆，同地方人员谈话间，想起了出生在这里的陈先生，就问：“陈家里还有谁？”
“有个儿子叫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地方人员回答。
得知陈松年生活困难后，最高首长批示：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之后，地方上对陈松年给予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又确认了延年、乔年的烈士身份。
1980年之后，陈松年先后在安庆文史馆、省文史馆工作。
一九八零年冬，陈松年去山上寻找父亲的墓时，但怎么也找不到。最终，在一位老农的帮助下，才找到。此后，已年近七旬的陈松年，几乎每年都拄着拐杖，步行十余里来到父亲的墓前祭扫。
1990年，陈松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
左旋雨露 - 2020/4/11 17:30:23
好好善待革命后代。
陈独秀是秀才造反。他的儿女们却是铮铮铁骨。
陈独秀的错误是严重的，他对不起二个死去的儿子
陈独秀为什么被开除党籍？
中国国情-中国网 guoqing.china.com.cn 时间： 2012-09-28 发表评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的方针表现消极和不满，对革命更加悲观、失望。正当陈独秀在苦闷中探求大革命失败的“真实教训”和寻找“新的出路”之际，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传到了中国。在1929年5月间，托洛茨基的著作，又通过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某些成员，传给了陈独秀。从陈独秀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宣称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所在”。同时，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党的方针策略这两个关系中国革命方向、道路和前途的极为现实的问题上，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观点，宣称：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由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终结，那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只能等待“将来的”所谓“第三次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去一并完成；党和无产阶级应当放弃毫无出路的“盲动”，即放弃武装斗争，转入以“召集国民会议”为主的合法运动。
陈独秀从1929年5月开始，接触到当时国内唯一的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散发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件。他在8月5日信中，即以此为蓝本“开始向党发表意见”，要求中央“公诸全党讨论”，以它“改正”党的六大路线。不仅如此，他还同时（8月份）与尹宽一起，作为本派代表，和“我们的话派”谈判加入托派组织事宜。9月，陈独秀拒绝“我们的话派”所提加入该派组织的“三个条件”，决定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常务委员会，陈自任总书记，并请刘仁静帮助起草纲领。刘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的草稿经陈独秀本人修改后，于12月15日以“八十一人”签名发表，即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中共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8月28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公布他8月5日的信件。于是，他在9月采取了上述“升级”的行动——自行组织托派小组织（后来因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而被称为“无产者派”）。10月6日，党中央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可是，陈独秀在10月10日复信中央时，却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并表示他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党中央显然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马上在10月15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1）“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必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2）其成员如“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3）“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很清楚，这是对陈独秀的最后警告了。陈独秀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竟然在10月26日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
就这样，党中央政治局在11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文章来源: 中国网责任编辑: 方圆
zxmy - 2020/4/11 18:08:22
陈独秀怎么死的？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时间:2016-01-01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故事网
陈独秀怎么死的？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他坐了蒋介石的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而出狱。在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均遭陈独秀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
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此时他先后寄居傅斯年家和陈钟凡家（陈是北大学生），靠朋友资助度日，后又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乃偕夫人潘兰珍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曾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不同意，“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经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于清朝拔贡杨鲁丞家——石墙院。
说来凑巧。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杨鲁丞所着《皇清经解》抄本，很有兴趣，出钱买下。到江津定居后，一次在某馆喝茶时和邓燮康提起此书，邓告诉他，杨鲁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邓又告诉陈独秀，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不欣赏他的作品，还批了“乱杂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应邀答应为之整理，就这样住进了石墙院。此时石墙院主人是杨鲁丞后人杨明钦。陈独秀住在大院平房右侧一个小院，四间房子。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地处山坳的石墙院，除整理杨鲁丞着作外，主要是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便于整理他在狱中就着手着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拥有中西文化很高素养、特别是国学雄厚基础、博古通今的陈独秀最后一本学术力作，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和他几十年来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这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此书完成后，稿件送审时，有关部门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费退回去了。此时的陈独秀已贫困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度日，可他硬是退还这笔稿酬，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陈的老友、曾任安徽都督）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陈独秀还被小偷光顾过。小偷可能以为很多名人来拜访他，一定是个富户，谁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独秀山民”。因陈独秀始终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度日的，当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幽默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一株，为陈独秀所植。
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县长和当地名绅，还有已做了大官的学界名人傅斯年、罗家伦。至于陈的老友高语罕、邓仲纯等安徽老乡、北大同学，江津名流，就更多了。陈因坐过五年牢，到处奔波，生活不安定，此时年纪已大，心情又不好，吃饭早一顿晚一顿，热一顿冷一顿，致患有胃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其间生病多由邓仲纯为他义务诊治（邓是留德医生，在重庆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其他医生也为他义务治过病，有时则利用民间草方。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陈独秀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独秀（一说来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成都晚报》吴塘的文章，对这次访问有详细记载：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头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头。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时在一中学任职)，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享年63岁。当时除夫人潘兰珍、三儿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璋、长瑜、侄孙长文等亲属外，尚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在侧。陈独秀去世后，衣裳、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和赙仪总数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www.gs5000.cn
陈独秀灵柩于6月1日下午1时30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此地也是邓蟾秋捐献。出殡之日，陈独秀亲属和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从鹤山坪到康庄30里，两旁站立许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圣高的精神万岁”了。陈独秀曾无奈地说过：“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同时，江津各界人士还在国立江津九中高三礼堂举行陈独秀简朴肃穆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安徽同乡和本校学生，没有花圈，没有鲜花，没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陈独秀遗像放置在礼堂主席台桌子上，两边摆着几副纸书的挽联，其中三副：
其一：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其二：
伊人去兮事迹犹存，
人生功过自有评述。
其三：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65年过去了，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应该更清楚了。
潘兰珍在友人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私人农场找到一份工作。四年以后，她又回到上海，从原籍南通老家接回寄养在友人家中的养女小凤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宫癌，于1949年11月去世。
1947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陈独秀自1913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1937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谜。小小的民船载着灵柩到达安庆时，社会各界名流竟显出冷漠面孔，无人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江津那样的葬仪了。陈的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铺乡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陈独秀一生娶有4位妻子，有3位生育了儿女。发妻高晓岚生长子陈延年、长女陈玉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早夭，三子陈松年；二妻高君曼生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四妻潘兰珍生女儿陈风仙，早夭。应该说，将他与高晓岚合葬是违背陈本人意愿的。陈与高的结合基本属于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携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离家出走，并与之同居、结婚，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成为别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并嘱咐陈松年，死后要与陈独秀葬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这是报复还是眷恋：不求生不同屋，但求死后同穴！
陈独秀应有两个墓地，江津的陈墓原址远比安庆陈墓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物价值要高。1989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样修复了陈独秀墓。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竟将陈墓推倒、铲平。可笑的是，几年后在被推平处又插了电线杆作为标记，据说是为了下一轮重建墓地，并打算立一尊陈独秀雕像。这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还会有多少有形无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被损毁？陈独秀墓园规划用地150亩，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00米，第一期工程耗资120万元，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远，难道物质等级真的可以与精神境界相对称吗？一个杰出的思想者的灵魂注定得不到安宁。请看一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它墓冢并无特别之处，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的原样，但并不妨碍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继承者来拜谒，这是对历史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有良知的思想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不自欺，更不欺人，陈独秀的晚年的言行，显现出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高度。盖棺未必定论，陈独秀作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符号，将会得到客观、公正的注解和阐释，成为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文/周敏生）
zxmy - 2020/4/11 20:07:39
此文只能做参考，作者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实在，对陈独秀的错误隐去了，对王明的评价也不是公正的。作者是个矛盾交替的人物。
说陈独秀托派，被开除出党，在当时是必要的。说他日本特维斯不可能的。
毛主席差点被他整死，陈独秀被他称为汉奸，晚年却因反华客死异乡
2018-10-17 19:26
有人说他心胸狭窄，曾将陈独秀按上"汉奸"的帽子，还曾逼迫张国焘叛党，但毛泽东仍然肯定他是一个没有动摇过得革命者。
说到王明，很多人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情绪，在历史认知上，他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对立者的形象存在。
然而毛泽东自己也说，和王明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是革命的原则问题。
这个安徽金寨的革命主义者，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扮演着性格截然不同的正反两个角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王明被“妖魔化”的形象当然不是毛的本意，因为连毛也承认他是个没有动摇过的革命主义者。
在曾经的路线斗争中，却只有一个他较量40年的对手对他进行了认可。
这多少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胡闹，一个27岁的书生领导中国革命
王明受到批判后，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布满负面评价，只有他的少年时代是“干净”的。
他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原名陈绍禹，老家人都说他早慧。
在中学同学的印象中，王明很有语言天赋，白话文写作出色，勤于练习英语口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王明在武昌读书，他被推举为学生领袖。假期回老家时组织游行示威，被当局注意，扬言要抓他。
他逃到武昌，不久他加入了中共，为了躲避追捕，他随姨夫改姓王。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他屡次改名，王明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渐渐为人熟知，代替了他的本名。
王明1925年10月入党，几天后就被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1月下旬和张闻天、王稼祥一道赴苏。一加入组织就被“公派留学”，政治生涯开端一帆风顺。
在苏联，王明再次展现了他的语言天赋，半年就能用俄语流利对话，对列宁主义理论如数家珍，中大校长米夫将王明视为天才，在众多留学生中对他格外器重。
事实上，从这一部分清白的历史来说，王明在领导中国革命之前，对中国的革命形势、社会形态，一无所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
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头上。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正是这种领导层青黄不接的情况下，王明作为斯大林的学生开始在中国革命崭露头角。
明显的一个书生，百无一用！
但是这个书生马上就要领导起十几万的红军进行革命，胡闹！
毛泽东说：我差点被这个人整死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逐渐接近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王明非常清楚，要牢牢把握最高领导权，就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随着两次反围剿胜利，中央苏区的地位更为重要，在共产国际这个天平上的份量已经超过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因此，中央苏区的领导权，成为王明追求的目标。
从此，中央苏区真正的第一领导人毛泽东，隔三差五就会受到来自中央的批评。
通过无线电，王明在上海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派出自己的“三人团”开始一步一步对中央苏区的侵蚀。
从取消红一方面军到撤销中央苏区主席的职务，毛泽东也被王明吓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王明的排挤会这么快，这么激烈。
几千年的封建根子，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公理，只有权力。上级要整下级，那是易如反掌。
即使有人明白究竟，也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免祸从口出、引火烧身。所以毛泽东很冤，但没有人出头为之喊冤。
况且，毛泽东当时在组织路线上已经失去了人心，因为人们不敢碰触和反对共产国际。
失去军权和党权的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一度住进古庙。
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第四、第五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撤离瑞金时，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又被王明等人强行留在赣南。
周恩来和许多基层指战员的坚决反对，才使毛泽东和贺子珍得以跟随红军大部队撤离了瑞金，而他们生的两个孩子。一个留在了瑞金至今下落不明，另一个死在了长征途中。
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在提起王明时，曾对他说过：“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呢……”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可见当年的党内权利斗争，就在你死我活之间。
他给陈独秀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在1943年以前，王明一直是党的领导人，包括今天所谓的“七大”，也是在王明的主持和领导下召开的。
陈独秀一直作为党的“叛徒”、“汉奸”就是在这个时间发生的。
在1937年12月9日~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终究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严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这是王明把“汉奸”的帽子强加给陈独秀。
把不是汉奸的陈独秀硬说成汉奸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对陈独秀回党内工作。
在这一点上，真的说明了王明的不择手段，很显然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是不会容忍一个反斯大林的存在。
至此，陈独秀在党史一直作为“汉奸”的定性，就由此来。
而正是对陈独秀“托派”的定义，王明明目张胆的手段甚至将张国焘逼得叛党。
而对陈独秀以及托派的平反，竟然一直等到八十年代。
第一个提出“一切为抗日”的统一战线
1935年6至7月间，王明起草了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后来在巴黎《救国报》上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这也许是王明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八一宣言”受到国内外广泛瞩目，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王明有没有想过要“斗过”毛泽东，是值得商榷的，可以确定的是，他提出的“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三个“一切”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也有约束，建立一个民族利益至上的统一战线的最高原则，中共作为弱小的一方，强调我们是合作不是投降。
跳出中共党史范畴，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对抗日大局颇有功劳。
要将王明提到一个辉煌的点上，是因为毛泽东是反对和蒋介石合作的。
这大概也是后来毛泽东称他是坚定不动摇的革命者的原因。
晚年一直以反毛为人生大业
1955年初，王明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飞机去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以后，秘书田书元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此后到去世为止，王明再没有回过国。
一直到王明死后，国内很少有人知道，王明已经入了苏联籍贯。而那个时候，他在苏联的人生第一大事就是反毛。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
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放弃这一年头。
很多年之后，他在俄罗斯的孩子回国，仍然承认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而自己的父亲是个伟大的爸爸。
倘若王明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对战争岁月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历史来说，王明一直伴随着左右。
于毛泽东而言，蒋介石不足为惧，王明才是最可怕的对手。
因为他们不是私人恩怨，而是关乎着中国革命。
作为后人，旁观者清，能看到历史的正确与否。而当局者可能一生都在迷惑。
毕竟他只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意气用事！这和是否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关系。
因为人如果被自己欺骗一辈子，才是最可怕的事情，而王明，恰恰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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