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评论员 - 2020/8/1 12:36:42
高岗看中延安美女李立群，主席亲自做媒。
沉痛悼念高岗夫人李立群同志。
。高岗夫人李立群去世，带不走的是那封尘的往事
高岗与刘少奇分歧由来
西北革命历史网 黄土情联谊会
高岗与刘少奇分歧由来
01
工会问题
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作报告时针对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公营企业有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各自的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作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电报中央后，8月4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全国总工会根据刘少奇的批文，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并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
12月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七届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指出：“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那时，名为讨论，实为批判。
高岗摸到了毛泽东的意图和看到邓子恢的报告及刘少奇的批文，不同意刘邓的观点，主要是对“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的看法不一致。1951年春，高岗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对邓文提出了批评。准备在《东北日报》以社论发表。文章指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4月22日，高岗亲自写信并将文章寄给毛泽东主席审改该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工会的文件是刘少奇批转的，并认为“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检查工会工作。高岗借批邓子恢为名，批刘少奇为实，也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全国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专门同高岗谈，高岗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
4月29日，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高岗的文章之事，向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并在信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美的地方”，但高岗同志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他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的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一阅”。
5月16日，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0月初，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李立三的报告把高岗和邓子恢所代表的意见都提出来，他明确表示赞成邓子恢的意见，否定高岗的意见。这一下就把乱子捅大了。不多时，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指出：工会工作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指刘少奇批转邓子恢的报告和李立三提出仲裁的意见。
高岗对刘少奇批转邓子恢在工会方针问题上的争论，以仲裁者李立三赞同邓的意见下台而告终。12月，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主持召开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决议》。决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一）在工会工作根本方针问题上犯了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决议说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会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
工会方针争论的结果，改换了工会领导，撤销了李立三的一切职务，杀鸡给猴看。在工会问题的干扰下，原定的1951年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推后了。在全国范围的工会系统开展了批判李立三的工团主义等错误。高岗针对刘少奇提出工会的问题，未等得四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而成了解决高岗的问题。替罪羊李立三的职务被撤后，无官无事可做，以疗养为名，到苏联一呆几年，直至1956年“八大”以前才回国。在党的“八大”会上李立三发言中还检查他的资产阶级“劣根性”错误。
02
周恩来问题
是谁对周恩来有意见？这个问题应依历史本来面貌作一介绍，不能把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的意见（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加在高岗头上批，这不成了“批高射毛”吗？高岗至死都未承认他反对周恩来。
建国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工作上有意见，主要是周恩来对毛泽东那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做法，在行动上不像刘少奇那样旗帜鲜明地相佐，但在思想上跟得不紧，工作上有折扣的地方。在某些问题上，他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不像高岗那样紧跟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过，周在修改高岗财经会议报告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说：“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周恩来对有些大事未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而向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请示汇报就号令执行。毛泽东自然不满意。尤其是政务院建立总党委、新税制出台两件大事，只向刘少奇汇报同意的，未向毛泽东通气，使毛泽东很恼火，他认为周恩来想总揽国家机关大权，把各部长（兼党组书记）都作为总党委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统一各部的工作。毛泽东说：“西华厅（周办公处）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并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你还嫌独立王国少是不是？成立那么多的重叠机构，和中央分权，对我搞封锁，如不检查，我辞去党的主席，由你们折腾吧！
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政务院成立总党委（即总党组干事会）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党内组党，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分散主义，架空中央……高岗在会上也讲了批评意见，拥护毛泽东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政府各部成为政务院的部门了，有架空中央政府委员会和中央主席的情形。毛泽东提议高岗参加书记处的工作。
总党委、新税制被毛泽东否定后，周恩来很难堪，思想负担沉重。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体制来说，这两件事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既没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又没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请示汇报，毛泽东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实属不妥。税制是国策性的大事，从修改到出案搞了几个月，没给毛泽东通一点气，负责计划经济的高岗也不知道，确实有点奇怪，令人觉得是不光明正大，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完全正确。这两件事，就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可能允许的。周恩来经过两次施行权力锋芒受挫，碰了钉子后，再不背着毛泽东发号施令。但有时仍把他的意图和刘少奇的主张融为一体，用婉转隐语方法，渗透在具体工作中，并标明“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采取迂回、拖延、等待的策略，既能在政策、策略中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却又不凸现出对毛泽东不忠。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合作到底的高招，中共元老和毛泽东合作到底为数不多者之一。自遵义会议以后跟毛泽东较紧，协助毛泽东解决许多重大疑难问题。高岗红时，他批文都是“毛主席、高岗同志”，连高岗都感到不好意思，建议“不要这样批”。
周对高抓经济很欣赏，高认为周有能力，聪明过人，工作勤奋，两人配合工作、个人关系是好的。高岗对周恩来有点意见，是来自毛泽东与高岗谈话的影响和高岗紧跟毛泽东并投其所好、奉顺毛意所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情绪，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高岗尸骨已白的1973年。
历史实践足已说明对周有意见的不是高岗而是毛泽东。在那时候，共产党——党中央——毛泽东是人们印象中的同义语，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彭真尽管受过毛泽东的错整，后来他说一句良心话：“比来比去，谁也比不上毛泽东伟大。”
由于建国初期财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加上建总党委、推行新税制，毛泽东从1953年始易总理意识存在。毛泽东的生性独特的很，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谁不同意他的什么，别想在他的身边工作。一次有个卫队长怕他长江游泳危险，说那里水急，旋涡多，没顺他的意就被调离了。高岗事件前，毛泽东有过让高岗或林彪“组阁”当总理的想法，高岗死后，想让柯庆施搞总理。周恩来多次检讨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提到辞职，这是最好的诠释。
高岗死后，毛泽东并没有消除对刘、周的不满情绪，大有志向不同之隙。1955年夏，中宣部根据刘、周的意见，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冒进情绪》，送毛泽东审阅，毛只批“不看”二字，他认为是“管他的”，所以不看。接着，毛泽东发动批“小脚女人”和“反反冒进”，反对“促退”。
1956年“八大”期间，表面上平静，实际有矛盾。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未让毛泽东审阅，大会通过的党章里不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劝毛泽东可以不参加会议，有点想让毛当荣誉主席的味道（八大通过的党章里有“荣誉主席”的名堂），正如高岗曾说的“当汉献帝”兆候。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党代会结束时，正好是国庆七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决议’里对‘主要矛盾’提法不对。”
“八大”闭幕不到两个月，于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中，指出苏联丢了两把“刀子”（即列宁、斯大林）。“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匈牙利、波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他讲这些实际是针对“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不对”的。八大之后，毛泽东不想“跑龙套”了，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亲自出马大反右倾，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升级。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扫掉了多快好省。一个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在杭州、南宁、成都等会上，周恩来等又多次作检讨，中央财经组长被免掉，失去了经济工作指挥权。特别是在杭州、南宁会议上，印发了10多份材料都与周有关。毛泽东对着周恩来说：你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部，五六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高度原则，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下，不得不作多次检查。他在检查中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使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是问题的本质”。
1958年5月，在八大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用十多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在陈云检讨后，周接着发言讲了一些脱离逻辑的话，夸赞这次大会是“一个思想解放大会，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慨。”“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越过几千年”。同时检查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把跃进看成冒进”。据周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是他自己讲，秘书记，并对秘书说，这次主要是检讨。正在自己说，秘书记录时，陈云给周打来电话，陈云的点子稠，引起周的深思，说的很慢了，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实际是为迎合毛泽东而讲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却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之后周恩来向刘少奇又一次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实际是辞职要求，经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认为“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必要改变”。毛泽东看了邓小平送去的会议《纪要》后，批示：“退尚昆存”。
有人说周恩来采取刘少奇在53年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副主席、退出政治局职务的“以退为进”的策略，稳定了宝座。周恩来以他的经验和底蕴，懂得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觉察到毛泽东离不开他。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反反冒进的目的达到了，对周在会上的检讨满意了。他在八大二次会议最后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又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又对周恩来扫了一翅膀。这说明不满周恩来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恩来从建国初到周逝世前夕一直是不大满意，要“倒周”怕“国乱”，失掉依靠的高参，他深知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出自周恩来的手笔、谋略。
毛泽东曾经反对斯大林对犯错误人的处理和过火做法，后来他在某些方面步了斯大林的后尘，对犯错误的人，酷似斯大林的继承人。最终和斯大林一样连他们的接班人问题都没解决好。刘少奇被打倒后，推上来林彪，写进党章。林彪自爆炸死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经验主义”。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预定接班人，很多老干部坚决反对，王既无经历，又无经验，马列主义、治国之道一窍不通，除“四人帮”拥护外无人支持，周恩来奉顺毛意，逐个做老干部思想工作，让王洪文做修改党章报告，“十大”选王为第二副主席。是年冬，美国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时，基提出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周未拒绝，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周把毛抬出来。毛泽东看了王海蓉、唐闻生在会谈的记录后很生气，说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不及了，急于抢班夺权”。遂指示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发难十多天，批判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实际是让王洪文和周恩来交锋，打压周恩来，为王洪文树权立威。江青等一伙以为蓄谋已久“倒周”的时机到了，在会上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比李鸿章还李鸿章”。中美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甚至说什么是继林彪事件后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还批评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不议政”。周恩来挨批后，病情加重，住进医院还喊冤：“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喊冤有什么用，高岗不是喊冤没反周、没夺权篡党？又有谁重视。
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一直不满意？主要是觉得周跟他的路线不融洽。但是，周恩来绝顶聪明，毛泽东虽然对周不满意，又离不开。因为周懂美、日、法语，工作效率高，见识很广，处理各种问题冷静，善于适应各种形势，作决定快也准确，一些重大决策、计划出自他手，是毛泽东的高级谋士，出谋献策最多，毛泽东施政方略内情及其家庭私事，周恩来最清楚。在党政军各种机构里都有他的人，底蕴太厚，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存有戒心，经常批评，揉搓训服，操在手心，绝不会打倒周恩来的，正如斯诺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其实，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也有芥蒂。刘少奇负责书记处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手段“抉取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韩素音语），他当了国家元首后仍主持党中央常委会常务工作，实权大的很，他的“山头”上人多了，毛泽东“山头”上人少了，是导致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八大”以前，毛、刘、周、朱都是书记处书记，实际是像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七大未设常委）。周恩来不请示主持常务工作的刘少奇不行，请示了刘少奇再请示毛泽东不合适。不请示又怕毛泽东怪罪下来，毛、刘两人意见不统一，甚至发生冲突，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毛泽东对刘不满，有些事迁怒于周恩来，批评周恩来，打黄牛震黑牛，刘少奇不出面说话和承担，使周处境维艰，红黑死挨，几乎丢了总理宝座。后来，周恩来唯毛泽东至上，唯命是从，对毛泽东表现无限忠诚，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简直成了猫鼠关系，有的事不敢向毛汇报。1960年代初大灾荒，各省报来的灾情和饿死人的报告压下来，不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周向刘少奇汇报被推说是政府的事，全国死了很多人。
终究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求汪东兴汇报警卫营生活困难，借机说出农村死人情况，毛泽东在看到原延安县委书记李兴旺（时任青海省委工交部长，后为青海省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顾委主任、中纪委委员）等同志的反映（见李兴旺回忆），引起高度重视，召见刘、周、朱、陈、林、邓，经过研究决定实行“八字调整”方针。毛泽东说：“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样起事的……”并表示他三个月不吃肉。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闯了大祸了，乡下闹饥荒，在死人，“会出李自成”。之后召开七千人会，总结教训。
周恩来越来越谨小慎微，大事小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又批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忍辱负重，和毛泽东合作比较平稳的“不倒翁”，不倒、不反、不离、不死，坚持到底，“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跟到老，是世界各国从任相官到逝世时间最长的第一人。大跃进中，他提出辞职意见，文革中那样险恶的形势下却未辞职。
高岗对周恩来原先很崇敬，周恩来对高岗也很信任，佩服高岗的魄力、能力、活跃，他常到东交民巷高岗家。从未听到高岗反对周恩来的言论，没说什么过头的“不是、”，从见到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高岗只说过周经常“围在碎小琐事的事务中，一个高级领导绝不应处在琐事堆中”。至于他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转达他的建议，让林彪搞部长会议主席，是他和陈云商量一致的，实际也是奉顺毛意的。因为毛泽东对周不满，林是毛的爱将，还有彭德怀等人对周不满，也有投彭德怀等人之机的因素。借用彭德怀的话：周恩来“有摊摊”。另外高对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开始时去苏联商谈空军支援志愿军力争不够，在志愿军后勤物资调度不力等有些看法，这都是工作中的问题，并没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财经会议开始时，因新税制和财经工作中的错误，对周恩来的意见很大，高岗向一些人和军队将领解释工作，说总理的事太多，有毛主席交待的事就够了，减轻周的压力。高岗至死都没想通为什么给他扣上反周的罪名。
但是，周恩来对斗争高岗是积极的。“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时，他主持定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专案，决定处理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是他主持的，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曾在批高岗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责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所谓“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的“档案材料”，在审査定性刘少奇案件时，有些材料加以拔高，无限上纲上线被吸纳炮制在刘少奇的“罪状”中。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时，除一名女委员陈少敏外，全部通过，他自己举手赞同，好像一致得很。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到延安视察时，在会见地方领导会议上，强调陕北主要是批高岗，肃流毒。这就使人费解，高岗在陕北有什么罪可批。刘、谢、高创造的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和他一起北上的中央红军，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落脚地。高岗是反对刘少奇被打倒的，“文革”中把高岗反对的刘少奇也打倒了，还强调陕北主要批高岗什么？横山县在贯彻周总理指示中，被迫将高岗老家——高家沟大队改为“反岗大队”，并派工作组到高家沟队发动批高岗、肃流毒。
总之，综观刘、高之间的分歧意见根源来自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独特，具有帝王特征，决策英明，果敢、刚毅、专断融为一体，要想达到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他从最高决策到生活细微末节，喜欢大胆、好斗、气魄、干脆的作风，他认为高岗具有这种特质，用“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来形容他自己是比较恰当的，他不喜欢那些抱残守缺、固步不前、缺乏远志、不做大事的右倾保守的人。他还说过：“与其他人独裁，不如我独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他对他的保健医生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于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去做什么，就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障碍。
这足以表明了毛泽东的犟强的性格。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说：“战斗是英雄的行为，斗争是人生的乐事，是政治艺术的运用和实践”。他后来说：“八亿人，不斗争行吗？”正是他青少时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写照。
高岗受了毛泽东性格的影响，产生了两个错觉，一个是认为号准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脉搏；一个是错误地掂量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器重、厚爱、支持、信任，从延安到东北乃至中央，无一次不是毛泽东提名委以重任。项项工作领先，有声有色，得到毛泽东的满意和夸赞，认为是“站得高，看得远”，“有远志，做大事人才。他凭借着东北经济建设高歌猛进，革旧鼎新有功劳，自以为了不起，便高视阔步，骄傲起来。这次反对刘少奇的右倾观点，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自我认为又替毛泽东帮大忙，解决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困惑，办好毛泽东想办而不好办的事，会达到毛泽东的满意，结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丢官丧命的悲剧。正是莎士比亚说的“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连载五十九
《高岗》作者：张思铨
----------高岗
沉痛悼念高岗夫人李立群同志。
。高岗夫人李立群去世，带不走的是那封尘的往事
2020-04-08 10:41
高岗与刘少奇分歧由来
西北革命历史网 黄土情联谊会
高岗与刘少奇分歧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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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问题
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作报告时针对工会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公营企业有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各自的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作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电报中央后，8月4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全国总工会根据刘少奇的批文，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并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发表了邓子恢的报告。
12月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七届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指出：“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那时，名为讨论，实为批判。
高岗摸到了毛泽东的意图和看到邓子恢的报告及刘少奇的批文，不同意刘邓的观点，主要是对“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的看法不一致。1951年春，高岗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对邓文提出了批评。准备在《东北日报》以社论发表。文章指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4月22日，高岗亲自写信并将文章寄给毛泽东主席审改该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
工会的文件是刘少奇批转的，并认为“好得很”，“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检查工会工作。高岗借批邓子恢为名，批刘少奇为实，也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全国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专门同高岗谈，高岗直言不讳地说，他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
4月29日，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就高岗的文章之事，向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并在信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美的地方”，但高岗同志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他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的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一阅”。
5月16日，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0月初，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李立三的报告把高岗和邓子恢所代表的意见都提出来，他明确表示赞成邓子恢的意见，否定高岗的意见。这一下就把乱子捅大了。不多时，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指出：工会工作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指刘少奇批转邓子恢的报告和李立三提出仲裁的意见。
高岗对刘少奇批转邓子恢在工会方针问题上的争论，以仲裁者李立三赞同邓的意见下台而告终。12月，中央决定由李富春主持召开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并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决议》。决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一）在工会工作根本方针问题上犯了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决议说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会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
工会方针争论的结果，改换了工会领导，撤销了李立三的一切职务，杀鸡给猴看。在工会问题的干扰下，原定的1951年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推后了。在全国范围的工会系统开展了批判李立三的工团主义等错误。高岗针对刘少奇提出工会的问题，未等得四中全会解决李立三的问题，而成了解决高岗的问题。替罪羊李立三的职务被撤后，无官无事可做，以疗养为名，到苏联一呆几年，直至1956年“八大”以前才回国。在党的“八大”会上李立三发言中还检查他的资产阶级“劣根性”错误。
02
周恩来问题
是谁对周恩来有意见？这个问题应依历史本来面貌作一介绍，不能把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的意见（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加在高岗头上批，这不成了“批高射毛”吗？高岗至死都未承认他反对周恩来。
建国初，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工作上有意见，主要是周恩来对毛泽东那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做法，在行动上不像刘少奇那样旗帜鲜明地相佐，但在思想上跟得不紧，工作上有折扣的地方。在某些问题上，他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不像高岗那样紧跟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过，周在修改高岗财经会议报告时，也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说：“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周恩来对有些大事未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而向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刘少奇请示汇报就号令执行。毛泽东自然不满意。尤其是政务院建立总党委、新税制出台两件大事，只向刘少奇汇报同意的，未向毛泽东通气，使毛泽东很恼火，他认为周恩来想总揽国家机关大权，把各部长（兼党组书记）都作为总党委成员，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统一各部的工作。毛泽东说：“西华厅（周办公处）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并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你还嫌独立王国少是不是？成立那么多的重叠机构，和中央分权，对我搞封锁，如不检查，我辞去党的主席，由你们折腾吧！
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政务院成立总党委（即总党组干事会）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党内组党，向中央闹独立性，搞分散主义，架空中央……高岗在会上也讲了批评意见，拥护毛泽东的观点，他认为中央政府各部成为政务院的部门了，有架空中央政府委员会和中央主席的情形。毛泽东提议高岗参加书记处的工作。
总党委、新税制被毛泽东否定后，周恩来很难堪，思想负担沉重。按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体制来说，这两件事是党和国家的大事，既没征求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又没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请示汇报，毛泽东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实属不妥。税制是国策性的大事，从修改到出案搞了几个月，没给毛泽东通一点气，负责计划经济的高岗也不知道，确实有点奇怪，令人觉得是不光明正大，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完全正确。这两件事，就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不可能允许的。周恩来经过两次施行权力锋芒受挫，碰了钉子后，再不背着毛泽东发号施令。但有时仍把他的意图和刘少奇的主张融为一体，用婉转隐语方法，渗透在具体工作中，并标明“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他采取迂回、拖延、等待的策略，既能在政策、策略中实行他自己的计划，却又不凸现出对毛泽东不忠。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合作到底的高招，中共元老和毛泽东合作到底为数不多者之一。自遵义会议以后跟毛泽东较紧，协助毛泽东解决许多重大疑难问题。高岗红时，他批文都是“毛主席、高岗同志”，连高岗都感到不好意思，建议“不要这样批”。
周对高抓经济很欣赏，高认为周有能力，聪明过人，工作勤奋，两人配合工作、个人关系是好的。高岗对周恩来有点意见，是来自毛泽东与高岗谈话的影响和高岗紧跟毛泽东并投其所好、奉顺毛意所致。毛泽东对周恩来不满情绪，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高岗尸骨已白的1973年。
历史实践足已说明对周有意见的不是高岗而是毛泽东。在那时候，共产党——党中央——毛泽东是人们印象中的同义语，站在毛泽东一边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彭真尽管受过毛泽东的错整，后来他说一句良心话：“比来比去，谁也比不上毛泽东伟大。”
由于建国初期财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错误，加上建总党委、推行新税制，毛泽东从1953年始易总理意识存在。毛泽东的生性独特的很，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谁不同意他的什么，别想在他的身边工作。一次有个卫队长怕他长江游泳危险，说那里水急，旋涡多，没顺他的意就被调离了。高岗事件前，毛泽东有过让高岗或林彪“组阁”当总理的想法，高岗死后，想让柯庆施搞总理。周恩来多次检讨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提到辞职，这是最好的诠释。
高岗死后，毛泽东并没有消除对刘、周的不满情绪，大有志向不同之隙。1955年夏，中宣部根据刘、周的意见，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冒进情绪》，送毛泽东审阅，毛只批“不看”二字，他认为是“管他的”，所以不看。接着，毛泽东发动批“小脚女人”和“反反冒进”，反对“促退”。
1956年“八大”期间，表面上平静，实际有矛盾。刘少奇的大会报告稿未让毛泽东审阅，大会通过的党章里不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劝毛泽东可以不参加会议，有点想让毛当荣誉主席的味道（八大通过的党章里有“荣誉主席”的名堂），正如高岗曾说的“当汉献帝”兆候。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主角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党代会结束时，正好是国庆七周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决议’里对‘主要矛盾’提法不对。”
“八大”闭幕不到两个月，于11月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中，指出苏联丢了两把“刀子”（即列宁、斯大林）。“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匈牙利、波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他讲这些实际是针对“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不对”的。八大之后，毛泽东不想“跑龙套”了，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亲自出马大反右倾，对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批评升级。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指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扫掉了多快好省。一个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个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在杭州、南宁、成都等会上，周恩来等又多次作检讨，中央财经组长被免掉，失去了经济工作指挥权。特别是在杭州、南宁会议上，印发了10多份材料都与周有关。毛泽东对着周恩来说：你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部，五六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高度原则，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多次批评下，不得不作多次检查。他在检查中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使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是问题的本质”。
1958年5月，在八大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用十多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在陈云检讨后，周接着发言讲了一些脱离逻辑的话，夸赞这次大会是“一个思想解放大会，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慨。”“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越过几千年”。同时检查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把跃进看成冒进”。据周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是他自己讲，秘书记，并对秘书说，这次主要是检讨。正在自己说，秘书记录时，陈云给周打来电话，陈云的点子稠，引起周的深思，说的很慢了，几分钟说不出一句话。实际是为迎合毛泽东而讲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却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之后周恩来向刘少奇又一次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实际是辞职要求，经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认为“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必要改变”。毛泽东看了邓小平送去的会议《纪要》后，批示：“退尚昆存”。
有人说周恩来采取刘少奇在53年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副主席、退出政治局职务的“以退为进”的策略，稳定了宝座。周恩来以他的经验和底蕴，懂得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觉察到毛泽东离不开他。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反反冒进的目的达到了，对周在会上的检讨满意了。他在八大二次会议最后宣布：“反冒进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又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又对周恩来扫了一翅膀。这说明不满周恩来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周恩来从建国初到周逝世前夕一直是不大满意，要“倒周”怕“国乱”，失掉依靠的高参，他深知自己的一些重大决策出自周恩来的手笔、谋略。
毛泽东曾经反对斯大林对犯错误人的处理和过火做法，后来他在某些方面步了斯大林的后尘，对犯错误的人，酷似斯大林的继承人。最终和斯大林一样连他们的接班人问题都没解决好。刘少奇被打倒后，推上来林彪，写进党章。林彪自爆炸死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经验主义”。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毛泽东选择王洪文作为预定接班人，很多老干部坚决反对，王既无经历，又无经验，马列主义、治国之道一窍不通，除“四人帮”拥护外无人支持，周恩来奉顺毛意，逐个做老干部思想工作，让王洪文做修改党章报告，“十大”选王为第二副主席。是年冬，美国基辛格和周恩来会谈时，基提出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周未拒绝，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周把毛抬出来。毛泽东看了王海蓉、唐闻生在会谈的记录后很生气，说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不及了，急于抢班夺权”。遂指示由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发难十多天，批判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实际是让王洪文和周恩来交锋，打压周恩来，为王洪文树权立威。江青等一伙以为蓄谋已久“倒周”的时机到了，在会上攻击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比李鸿章还李鸿章”。中美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甚至说什么是继林彪事件后的“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还批评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不议政”。周恩来挨批后，病情加重，住进医院还喊冤：“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喊冤有什么用，高岗不是喊冤没反周、没夺权篡党？又有谁重视。
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一直不满意？主要是觉得周跟他的路线不融洽。但是，周恩来绝顶聪明，毛泽东虽然对周不满意，又离不开。因为周懂美、日、法语，工作效率高，见识很广，处理各种问题冷静，善于适应各种形势，作决定快也准确，一些重大决策、计划出自他手，是毛泽东的高级谋士，出谋献策最多，毛泽东施政方略内情及其家庭私事，周恩来最清楚。在党政军各种机构里都有他的人，底蕴太厚，所以，毛泽东对周恩来存有戒心，经常批评，揉搓训服，操在手心，绝不会打倒周恩来的，正如斯诺说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其实，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也有芥蒂。刘少奇负责书记处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手段“抉取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韩素音语），他当了国家元首后仍主持党中央常委会常务工作，实权大的很，他的“山头”上人多了，毛泽东“山头”上人少了，是导致文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八大”以前，毛、刘、周、朱都是书记处书记，实际是像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会（七大未设常委）。周恩来不请示主持常务工作的刘少奇不行，请示了刘少奇再请示毛泽东不合适。不请示又怕毛泽东怪罪下来，毛、刘两人意见不统一，甚至发生冲突，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毛泽东对刘不满，有些事迁怒于周恩来，批评周恩来，打黄牛震黑牛，刘少奇不出面说话和承担，使周处境维艰，红黑死挨，几乎丢了总理宝座。后来，周恩来唯毛泽东至上，唯命是从，对毛泽东表现无限忠诚，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简直成了猫鼠关系，有的事不敢向毛汇报。1960年代初大灾荒，各省报来的灾情和饿死人的报告压下来，不敢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周向刘少奇汇报被推说是政府的事，全国死了很多人。
终究纸里包不住火。周恩来求汪东兴汇报警卫营生活困难，借机说出农村死人情况，毛泽东在看到原延安县委书记李兴旺（时任青海省委工交部长，后为青海省省委副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顾委主任、中纪委委员）等同志的反映（见李兴旺回忆），引起高度重视，召见刘、周、朱、陈、林、邓，经过研究决定实行“八字调整”方针。毛泽东说：“不要忘记，明末李自成是怎样起事的……”并表示他三个月不吃肉。他还对工作人员说：我闯了大祸了，乡下闹饥荒，在死人，“会出李自成”。之后召开七千人会，总结教训。
周恩来越来越谨小慎微，大事小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又批评：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不管怎么说，周恩来忍辱负重，和毛泽东合作比较平稳的“不倒翁”，不倒、不反、不离、不死，坚持到底，“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跟到老，是世界各国从任相官到逝世时间最长的第一人。大跃进中，他提出辞职意见，文革中那样险恶的形势下却未辞职。
高岗对周恩来原先很崇敬，周恩来对高岗也很信任，佩服高岗的魄力、能力、活跃，他常到东交民巷高岗家。从未听到高岗反对周恩来的言论，没说什么过头的“不是、”，从见到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高岗只说过周经常“围在碎小琐事的事务中，一个高级领导绝不应处在琐事堆中”。至于他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转达他的建议，让林彪搞部长会议主席，是他和陈云商量一致的，实际也是奉顺毛意的。因为毛泽东对周不满，林是毛的爱将，还有彭德怀等人对周不满，也有投彭德怀等人之机的因素。借用彭德怀的话：周恩来“有摊摊”。另外高对周恩来在抗美援朝开始时去苏联商谈空军支援志愿军力争不够，在志愿军后勤物资调度不力等有些看法，这都是工作中的问题，并没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财经会议开始时，因新税制和财经工作中的错误，对周恩来的意见很大，高岗向一些人和军队将领解释工作，说总理的事太多，有毛主席交待的事就够了，减轻周的压力。高岗至死都没想通为什么给他扣上反周的罪名。
但是，周恩来对斗争高岗是积极的。“文革”中打倒刘少奇时，他主持定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专案，决定处理刘少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是他主持的，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曾在批高岗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责高岗反对刘少奇的所谓“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的“档案材料”，在审査定性刘少奇案件时，有些材料加以拔高，无限上纲上线被吸纳炮制在刘少奇的“罪状”中。八届十二中全会处理刘少奇时，除一名女委员陈少敏外，全部通过，他自己举手赞同，好像一致得很。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到延安视察时，在会见地方领导会议上，强调陕北主要是批高岗，肃流毒。这就使人费解，高岗在陕北有什么罪可批。刘、谢、高创造的陕甘根据地，毛泽东和他一起北上的中央红军，没有陕北根据地，就没有落脚地。高岗是反对刘少奇被打倒的，“文革”中把高岗反对的刘少奇也打倒了，还强调陕北主要批高岗什么？横山县在贯彻周总理指示中，被迫将高岗老家——高家沟大队改为“反岗大队”，并派工作组到高家沟队发动批高岗、肃流毒。
总之，综观刘、高之间的分歧意见根源来自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独特，具有帝王特征，决策英明，果敢、刚毅、专断融为一体，要想达到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他从最高决策到生活细微末节，喜欢大胆、好斗、气魄、干脆的作风，他认为高岗具有这种特质，用“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来形容他自己是比较恰当的，他不喜欢那些抱残守缺、固步不前、缺乏远志、不做大事的右倾保守的人。他还说过：“与其他人独裁，不如我独裁”，“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他对他的保健医生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于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决定去做什么，就无情地铲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障碍。
这足以表明了毛泽东的犟强的性格。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说：“战斗是英雄的行为，斗争是人生的乐事，是政治艺术的运用和实践”。他后来说：“八亿人，不斗争行吗？”正是他青少时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写照。
高岗受了毛泽东性格的影响，产生了两个错觉，一个是认为号准了毛泽东对刘少奇不信任的脉搏；一个是错误地掂量了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器重、厚爱、支持、信任，从延安到东北乃至中央，无一次不是毛泽东提名委以重任。项项工作领先，有声有色，得到毛泽东的满意和夸赞，认为是“站得高，看得远”，“有远志，做大事人才。他凭借着东北经济建设高歌猛进，革旧鼎新有功劳，自以为了不起，便高视阔步，骄傲起来。这次反对刘少奇的右倾观点，挪动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自我认为又替毛泽东帮大忙，解决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困惑，办好毛泽东想办而不好办的事，会达到毛泽东的满意，结果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丢官丧命的悲剧。正是莎士比亚说的“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
连载五十九
《高岗》作者：张思铨
----------高岗
据大白新闻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人政府副主席高岗夫人——李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李力群去世，享年百岁！
在万千高寿老人中，可能是引不起关注的。
李力群是谁？
小编其实之前也不是很清楚，仅仅知道她经历了陕北的艰难岁月，是一个老革命，是高岗的夫人。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继续提问：高岗是谁？
这也不奇怪。
高岗：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那时他的革命同事我们熟悉的有刘志丹、谢子长等。
在陕北的那些日子里，他是陕甘宁边区的党委书记，也是在特殊历史时期毛主席提出三三制的民zhu参政议政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长。这些参议员里我们更熟知的是李鼎铭老先生，当然我们能够记住这位民zhu人士更多是因为他出现在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一文中。
另外一个场合我们需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抗美援朝战场，我们记住了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但一场耗时八年之久的战争，对后勤的补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毫无疑问抗美援朝的大后方是四万万的中华儿女，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
但这场战争的直接后勤补给，则是东北的老根据地，那时的东北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出人出力出钱，打造了一条用之不竭的人民补给线，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我们不能选择性的遗忘，前线的战士和将军是英雄，后方默默无闻的人民同样是英雄！
那时的东北行政区zhu席就是高岗，这点历史贡献我们也要客观的认识。
在1952年冬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名的“五马进京”，这里面就有高岗，当然还有饶漱石。他们五人基本是一代人，也是毛主席寄予厚望的，董必武称赞他们为“千里驹”。
当然，历史的发展也没有完全的按照毛主席的愿望行进。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趣闻：时任西南局第一s记携全家飞回北京，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此人的女儿想到在重庆别人都管爸爸叫“首长”，好奇地问，到了北京，爸爸是什么长？此人回答：“脚掌”。
这五人入京后，高岗负责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计委，一时风头无人出其右。这就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由来。
很快建国后的第一次路xian斗争出现，高岗以生命为此次斗争做结。
在后来，纠正冤假错案的进程中，高饶事件作为两大盖棺定论，很少再被人提起。
作为后来人的我们，看历史人物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
陕北的那段艰难岁月，不是一个人的牺牲或努力得来的，我们不能突出某个人，但也不能刻意的遗忘某些人。
在革命历史阶段更要功是功、过是过。
这点上中国革命军事家的评，我们可以借鉴：林b虽然晚年有待争议，但这些不影响他在革命军事斗争中的客观评价。
抗美援朝更需要全面认识，前方和后方都是英雄，将军和士兵都是英雄，东北人民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不能因为这些年表面上有些落后了，而被我们现在的人所遗忘。
回到正题，我们可以原本的看一下毛主席对高岗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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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杭州缺牙老人可凭有效证件申领种牙补贴，不限户籍年龄这点上，给我们在现在的工作，无疑更是提了一个醒。
个人主义思想，私生活的腐化，这些都是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根本性的腐蚀。
高岗在自杀前曾经说：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不如死了算啦！
这一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只有紧跟毛主席的道路，才是正途。
毛主席会治病救人，毛主席会给犯错误的同志以改正的机会，而一些小气的人不具有毛主席的胸怀与气魄。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
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们，新中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背着中央向外国人提供情报。而高岗就是其中的一个。
历史上，高岗有里通苏联的问题，这是党和国家决不允许的！
今天，任何里通外国的人，依然是党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那两个字，已经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面对复杂的斗争环境，我们更要提防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和p演变，第五纵队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颠f危险不是减弱了，而是变得更加具有危害性了。
就在昨天，环球社评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转移国内失望和愤怒的头号标靶，我们现在将面临比新冠疫情前严重得多的国际政治风险。
我们再也不能疏忽大意了！
我们对内部的敌对分子，不能再心慈手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