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评论员 - 2020/9/20 10:44:14
作家魏巍，创办了《中流砥柱》杂志，被称为四大左派杂志之一。
2000年时，由于杂志火爆，许多地方老一辈，把杂志当成墙报，贴出来，让人们群众观看。后来被封锁了。然后创办了中流网站，和红五星网站相互连接。
后来，中流网站和北京柏文等一批进步爱国网站被封锁。
魏巍同志称抗美援朝的战士，为“最可敬爱的人”。目睹复辟倒退现象，魏巍和很多老一辈非常痛心，发表了一篇《谁是最可恨的人》，猛烈抨击贪官奸商！
作家魏巍和一批老革命经常在北京开会，批判修正主义。一次会议，将近百名部长将军到会，张爱萍最后一个到达，大家以为他缺席会议了。于是，他一进场就说，我这把老骨头留着，就为了打倒修正主义的。
老一辈对革命事业，对劳动人民，是一片赤胆忠心的。
如今，共产党和国家需要积极向上的群众性的充满正气的刊物、网站。
中流砥柱，20年以后就又一次恢复了。魏巍同志应该得到安慰了。魏巍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家魏巍简介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08-26 发表评论>>
原名鸿杰，汉族，河南郑州人，1920年1月16日出生，著名散文家、小说家。
魏巍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到延安，同年4月入党，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在晋察冀边区部队中做宣传工作。建国后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聂荣臻传》写作组组长、《中流》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1950年至1958年间魏巍三次赴朝鲜，写下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朝鲜战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轰动，“最可爱的人”从此成志愿军的代名词。1963年魏巍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晚年，魏巍创作了长篇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来源：东方早报）
魏巍(1920.3.6—2008.8.24)
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出生在河南郑州一城市贫民之家。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抗大毕业后长期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在晋察冀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许多诗作。
1950年底，奔赴朝鲜前线，和志愿军战士—一起生活、战斗。回国后陆续发表一批文艺通讯，其中最著名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表现出志愿军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文章发表后在全国有广泛影响。“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崇高称号和代名词。
1978年，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的著名长篇《东方》面世。这部作品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0年和1982年他把历年写的散文、杂文加以精选，编成《壮行集》、《魏巍散文集》出版。1985年，解放军文艺社又出版了《魏巍诗选》。后担任北京部队政治部顾问，依旧勤奋写作。1987年发表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资料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网站）
文章来源: 中国网综合消息
红五星评论员 - 2020/9/20 10:49:08
魏巍：谁是最可恨的人
老百姓心中解不开的疙瘩
说起腐败，记得十年前，1991年元宵节，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过一次文艺座谈会。笔者在发言中曾说：“腐败现象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党的肌体上两个孪生的毒瘤。如果说有什么足以威胁党的生存，就是这两个东西。”后来这篇发言，曾作为《元宵感言》发表在当年《真理的追求》杂志上。不少同志还记得我当时说过的话。回想当年我说这话的时候，腐败现象虽已渐成气候，但还不是不可遏制的，我那个发言本身，也就饱含着根治它的厚望。想不到十年过去了，腐败顽症不仅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烈，愈陷愈深，其泛滥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非昔比了。传说扁鹊为蔡桓公治病，最初说他病在腠理，蔡桓公一笑置之；后来说他病入肌肤，病入肠胃，蔡桓公仍不以为意；最后病入骨髓，已经无药可治了。现在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研究，恐怕已经不是“病在腠理”了吧！
应当说，近几年来，中央领导在此花费的力气是不小的，健全法治，检查党纪的力度是大大加强了，反腐倡廉的讲话已是连篇累牍，公安纪检部门的干部更是跑断了腿，但是老百姓头脑中解不开的疙瘩是，为什么腐败犯罪规模反而由个人到集体愈来愈大，犯罪人的官职反而愈来愈高呢？既然关乎党的生死存亡，这个问题能否得到比较彻底或者至少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呢？古人说：“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这无疑是至理名言，那么今日之腐败问题，其根源和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毛主席对腐败的警惕性从不懈怠
有人说，腐败自古就有，哪个朝代都有，不足为怪。这实际是说腐败是人性的必然，反也没有用。又有人说，腐败是世界现象，各国均如此。这也是一种不可免论。还有一种说法更恶劣，认为腐败是发展经济的必然产物，既不可免，也不可怕。这简直把人人痛恨的腐败现象视为可爱的宝物了。另有一种颇具普遍性的说法，就是高薪养廉。认为今日官吏之贪财，盖出于待遇菲薄，如给以高薪则自然洁身如玉了。实际上这些谬论都是为腐败打掩护的。
我们说，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及其思想作风的产物，并不能说是自古有之的。建国初期，我国边远地区，有的少数民族还遗留着某些古老纯朴的风俗。他们之中谁借杀了一头野兽，还要分送给大家吃。这里有什么腐败呢？还是后来出现了剥削制度，随着剥削阶级奢靡腐化生活的散播，这才逐渐成为一个民族的痼疾。在中国，腐败的根子无疑是很深很深的。可以说，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是深刻认识的。因此，在他的一生中对腐败的警惕性是从不懈怠的。当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他就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用这一页沉痛的历史告诫全党。在三大战役的决战声中，他又在有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告。进城之前，他再次提出“进京赶考”的诤言，要人们千万不要落入李自成的下场。进城不久，他又对某位将军提出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位将军对解放军生活太低，比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相差太远发出了抱怨。毛主席说，现在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已经淹没了我们的胸脯，我们是要求改造旧的城市的，而不能被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所吞没（大意）。毛主席正是用这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才把为数不过二三百万的党员和解放军武装起来。其结果我们的人不仅没有被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所淹没，而且硬是把充斥着腐朽污秽的旧城市改造过来，成为充满着朴素的新风和富有革命朝气的新城市。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接着，经过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对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果断处理，使我党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时期。不仅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即使哪个外国人丢了钱，都会有宾馆服务员为他送到机场。当时，我国是国际上唯一不收小费的国家。就政府官员的清正廉洁来说，这样的国家不仅历史上没有过，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了。至今回忆起来，是多么地令人怀念和神往呵！
腐败毒瘤严重威胁党的生存
可是曾几何时，腐败这个毒瘤却神色可疑的悄然出现了。十余年间，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浸润、扩散、蔓延开来，几乎已经成为咄咄逼人的庞然大物，在严重威胁党的生存。那么，这又是什么土壤和气候促成了它如此恶性的疯长呢？
前几年，郑天翔同志写了一本《论反腐败》的著作。此文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后又出了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很受群众欢迎。此文在论及腐败现象恶性发展的原因时，说“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流行，是其根本原因之一，尽管不是惟一的原因。我认为郑老的看法，比起其他论著来，要符合实际和接近真理。因为市场经济是以追求最高利润为目的的，它与资本的特性是相伴而生的。马克思一语道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血和肮脏的东西”，其中不就包括着腐败吗？动乱精英万润南就曾坦率地说，中产阶级（应读作资产阶级），要发展自己，自然要用手中的钱来换掌权者手中的权。不然它就无所作为。权钱交易，或者权、钱、色交易，其实色也是钱的变种。我们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吏（过去称他们为革命干部，现在很难这样称呼了）的被打倒，几乎无一不是被钱和色所击中。钱和色几乎成了无攻不克的东西。试看湛江大走私案，从副市长到市委书记的儿子，从海关总署稽查司副司长到海关的调查处长、缉私大队长、“打私办”主任、集装箱科长、海关驻港办事处主任等等，凡海关、港务局、港务监督、商品检验、船务代理等部门，无不为走私分子的“金榔头”敲开，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我们的海上壁垒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何等的可怕呵！建国以来，我们的海岸线哪里出过这样可怕的局面？当年毛主席再三警告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指的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可叹现在我们的不少大小干部，已经深深沉醉在那种香车宝马、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的歌舞声中，一个每年要吃喝掉50万元的天津市劳动局副局长原晋津曾说：“我已经对那种地方（指歌舞厅等地）上了瘾，心里总想去。一到了晚上，就鬼使神差地往那儿跑！”可见他们已经完全变质为吸人民血的官僚资产者了！
这种权钱交易，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不仅会腐蚀共产党，而且会打垮共产党，或者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共产党。如果讲政治，从政治上看问题，那就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斗争，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撇开这一点，只就腐败谈腐败，从法律谈法律，那就不能够深刻理解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也不能彻底地解决腐败问题。要知道,法律手段也不是万能的。例如近年来新建的反贪局,不言而喻,是为反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而设的。但是有的反贪局长上任不久就被拖下水，且连连中箭落马，不得不一再撤换。我们的公、检、法部门，都是为了对付犯罪行为而设的，但是近年来这些部门的若干环节、若干人被腐蚀下水的也颇不少。全国闻名的三盲（文盲、法盲还兼流氓）院长、就是个知法犯法、破坏法纪的典型。
要坚决与腐败做斗争
不久前，我们党举行了古田会议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的深刻性在于，在党内我们必须注重用无产阶级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并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党纵然一向以农民等小生产者成份为多，党却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的本色，其原因盖出于此。这正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伟大处。现在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们党更需要重视划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并坚决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这才是党的建设的着力点。如果我们因为党过去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连阶级斗争也不敢提了，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不敢提了，那就会使党又陷入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连阶级斗争也不敢提了，那就会使党又陷入另一个极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极端。如果用这样的思想指导建党，党员就会不知不觉地解除了思想武装，连自己也忘记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了。那么，这样的党员还怎么能抵挡住资产阶级的进攻呢？这样的党，尽管党员数量很大，却虚弱得很，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了。这是我们在思考这些腐败案件时不能不想到的。
（此文为作者为《谁是最可恨的人》一书的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摘自2000年5月20日《文艺报》，作者：魏巍）
红五星评论员 - 2020/10/9 11:02:57
谁是最可恨的人
很小的时候,就读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这世上，既有最可爱的人，必然就有最可恨的人。就像有天便有地，有男便有女，有生便有死一样。
说起可恨之人，古往今来多如牛毛。大到苛政的暴君、残害忠良的奸佞小人、贪官污吏、泄露国家机密的间谍、出卖组织的叛徒、卖国求荣的汉奸、专干破坏活动的特务；小到地痞流氓和奸商，以及从事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分子。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奸臣。
一，庆父，春秋时期鲁国贵族，鲁庄公的弟弟。他惯于挑拨离间，先后杀了两个国君，后来自缢身亡。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就源于此。
二，赵高：秦朝宦官，原为赵国贵族，他与李斯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不久又杀死李斯，自任丞相，后又谋害胡亥，立子婴为帝，后被子婴诛杀。
三，梁冀：东汉大臣，两个妹妹分别为顺帝、桓帝皇后，顺帝死后，于梁太后合谋，先后立冲、质、桓三帝，专横朝政二十年。他掠夺的财产相当于全国半年租赋。一百五十九年，汉桓帝诛杀梁氏一家，梁冀自杀身亡。
四，董卓：初为琼州豪强，汉灵帝时任州牧，凶残异常。公元一百八十九年，率兵入洛阳，毒杀少帝，另立献帝，自立太师，“挟天子以令诸侯”，后被王允、吕布杀掉。
五，来俊臣：唐朝武则天时酷吏，因告密受宠，任中丞，后因得罪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被武则天处死。成语“请君入瓮”讲的就是他和右丞周兴之事。
六，李林甫：唐朝权臣，玄宗时任礼部尚书兼中书令。他有“口有蜜、腹有剑”之称。在任十九年中，唐王政事败坏，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七，秦桧：北宋历任御史中丞等职。靖康二年，被金军掠至北方，不久遣归，充当内奸。他勾结党羽，专横权势，力主投降，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及其子岳云等抗金名将，为后人唾弃。
八，严嵩：明朝大臣，嘉靖中任吏部尚书，官至太子太师，以其子世蕃等为爪牙，操纵国事，在任时大半军饷被他侵吞。一五六二年，御史周应龙，林润相继弹劾世蕃，严世蕃被杀，抄出黄金十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两，严嵩被革职，不久病死。
九，魏忠贤：明代宦官，万历年入宫。一六二零年，他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并监管东厂，网罗死党，杀害东林党人扬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吏。
十，和珅：原在清廷銮仪卫当差，因逢迎献媚，为乾隆所宠，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死后，嘉庆帝宣布他二十条罪状并令其自杀，被抄家，家产约值八亿两黄金，等于朝廷十年的收入。
而在这十大奸臣里，又尤以秦桧最为人们耳熟能详，也最为人们所不齿和深恶痛绝。
我们今天所吃的油条，便是人民对他无比痛恨的见证。是因把秦桧夫妇做成面人放在油锅里炸，而得名的。
在美丽的杭州西湖边栖霞岭下，埋葬着一代民族英雄岳飞。墓道两侧有石俑、石马、石虎、石羊，墓是圆形封土，前有墓碑：“宋岳鄂王墓”，旁边是岳飞之子岳云墓。墓墙两边秦桧、桧妻王氏、张俊、万俟四人的铁铸跪像，他们是谋害岳飞的千古罪人。
王氏的上半身还是裸露的......
据说，岳庙前种植着桧树，都被人锯成两半，意思是将秦桧分尸。
秦桧是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了；早已被千人所指、万人唾骂了。
这十大奸臣也正是因了可恶又可恨，而遗臭万年。
到了近代，小日本可恨吗？绝对的可恨！不仅可恨，还应被诅咒，甚至遭天谴！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倭寇的铁蹄再度踏进了中国的大门。他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然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又全面的挑起了侵华战争。他们将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华大地，他们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每到一处，无不留下惨绝人寰的兽行。仅南京大屠杀，就有几十万的中华儿女倒在了倭寇的枪口下。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他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足以让中国人民恨之入骨、铭刻千秋。
蒋介石可不可恨？回答显然也是肯定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每一个有良知的、不愿做亡国奴的炎黄子孙，都对小日本的这种侵略行为义愤填膺，无不奋起反抗。可是，就在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所谓的国策。致使国门洞开，我大好河山被倭寇肆意践踏；我中华儿女被无辜奸淫和屠戮。
蒋介石必然成为千古的罪人、万世的浑球。
可蒋介石浑是浑，却不卖国。就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的舆论的压力，亦为抵抗日侵华态势，在庐山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讲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为表抗战之决心，蒋介石不计前嫌，与中国共产党结为抗日同盟。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无论在抗日的问题上做的如何，但，他毕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人。他还没有完全忘了祖宗，还没有完全丧失一个中国人的立场。
从臭名昭著的十大奸臣到恶贯满盈的小日本，到阴险、奸诈而又反复无常的蒋介石。都是我们民族所不能容忍的可恨之人。
现如今的贪官可不可恨？他们无视国法，滥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中饱私囊，大肆侵吞国家的财产。动辄将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公款占为己有。他们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蛀虫，每时每刻都在腐蚀着共和国的大厦。贪官不除，则国无宁日。贪官正如那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然而，最可恨的人还当数汉奸。
无独有偶，历史上有十大奸臣，而民国便有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十大汉奸。
何为汉奸，陈嘉庚先生早有定论：“凡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抗日战争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只有奋力的抵抗，才能拯救危亡。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英勇的抗争。就连蒋介石都暂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发表了抗日宣言。
可汪精卫之流却毅然的选择了一条卖国求荣、背叛祖宗和祸国殃民的路。他们名曰“曲线救国”，实际上则是明目张胆的卖国。他们畏惧日本的淫威，无耻的认为抵抗就是亡国。而只有采取和平谈判的手段，才是唯一可行的救国之策。他们以出卖大片国土为代价，乞求与日本主子的和平。可是，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的，这便是企图吞并我整个中国。哪里有一点和平可言。
日本人若是要和平的话，就不会不远千里、“不辞辛劳”的跑到中国来了。他们既然来了，就决不是为着和平来的，而是赤裸裸的就是为了战争、为了掠夺。可谓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这连三岁小孩都能看得出来的把戏，居然可以被汪精卫之流所接受，真是荒唐的贻笑大方。汪的倒行逆施和卖国的行径，遭到了国人的痛恨和漫骂，甚至遭到了蒋介石以及主站派的追杀。最终，他的卖国梦在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浪潮中破灭了；而汪精卫本人也狼狈的逃到了他的主子日本去了，最终客死他乡。落得个耻辱、可悲的下场。
然而，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却在临死之前，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最后一句话：“我要回中国……”
这个连老祖宗都不要、连爹、娘都不认的跳梁小丑，他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啊！
二号汉奸陈公博在被执行枪决时，被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
他居然恬不知耻的回答道：“我有茶杯一只，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是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铁杆汉奸的嘴脸更是暴露无疑。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这天是正月初五，三号汉奸周佛海油尽灯灭，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这就是汉奸们必然的下场。
我在电影和电视里，常常的看到这样的镜头：汉奸们跟着小日本的屁股后面到处杀人、放火；到处蹂躏和残害自己的同胞。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的没人性、特别的可恨。我就在怀疑他们的心究竟是不是肉长的？他们难道就不是父母生、父母养；就没有兄弟姊妹吗？
这些个汉奸昧着良心，做了那么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却只为了得到小日本的嗟来之食。就为了讨得几杯残羹剩饭，便忘了祖宗八辈，便像个狗似的受着主子的驱使。也实在是太悲哀、太可怜了。
然而，他们才是最最可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