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my - 2021/2/2 10:10:50
赵尚志
发表时间：2020-08-27来源：中国抗战胜利网
36、赵尚志.jpg
赵尚志（1908～194）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生。朝阳县(今属辽宁省)喇嘛沟人。1925年夏在哈尔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广州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
1934年3月，珠河地区十几支山林队、义勇军首领举行联合会议，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接着，指挥部队攻克黑龙宫(今属尚志县)，袭击宾州(今宾县)，歼灭日伪军150余人，使哈尔滨日伪军大为惊慌。是年6月29日，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任司令。哈东支队成立后，和政治委员李兆麟一起，指挥部队挫败了日伪军的“讨伐”。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扩大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任军长。7月，日伪军又进行“讨伐”，指挥部队向松花江下游转移，12月到达汤原。1936年1月28日，北满地区抗日联军领导人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举为总司令。同年8月1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仍任军长。入冬，为粉碎日伪军再次“讨伐”，率部西征小兴安岭，并取得冰?子等战斗的胜利。1938年1月下旬，应苏军远东司令部之邀赴苏谈判，被无理扣留，直到1939年6月才被放回。1940年2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1942年2月12日，率领部队袭击汤原县梧桐河伪警备所时，途中被特务刘德山暗枪致重伤。赵尚志将这个特务当场击毙后，在昏迷中被俘，他宁死不屈，痛斥敌人，拒绝医治，鲜血流尽，壮烈牺牲。
zxmy - 2021/2/2 10:33:48
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为何两次被开除党籍？
来源：大洋网
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的赵尚志，是人尽皆知的著名抗日英雄。但其生前曾两次被“开除党籍”，死后40年才被恢复党籍的坎坷经历却鲜为人知。
久经考验，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
赵尚志，1908年10月26日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喇嘛店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赵子服，清末秀才，在家乡教私塾，幼年的赵尚志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1917年初，赵子服因参与打死几个抢掠百姓、强奸民女的官兵而受到官军的追捕后，被迫背井离乡，外逃避难。赵尚志于1919年随父举家来到哈尔滨，后经同乡介绍，父亲在资本家吕家大柜当账房先生。年仅11岁的赵尚志从此走上社会谋生，曾当过学徒、杂役、信差等。坎坷的经历，使他成长为一个能吃苦耐劳、具有倔强性格和反抗精神的少年。
曾跟随父亲读过三年私塾的赵尚志，后因家境稍有好转，才重新得到求学的机会。1925年夏，正在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读书的赵尚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他才17岁。后因以学生会副会长的身份领导同学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被学校以“不守校规”为名开除。赵尚志离开学校后，经党组织批准，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黄埔军校学生表明党籍。赵尚志毅然退出黄埔军校，按照党的指示回到哈尔滨。
1926年夏，赵尚志回到哈尔滨后，先后在哈尔滨领导学生运动，在双城从事建党工作，在长春市开辟党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长春支部正式成立，赵尚志在中共长春支部负责党的长春通讯站工作。11月，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员一道成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并担任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不久，赵尚志的活动被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并告密。1927年3月2日，赵尚志被奉天军阀驻长春宪兵逮捕并关进了长春第一监狱，后被押至南京。由于他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同年5月20日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赵尚志又被党组织派回东北工作。1930年秋，赵尚志到达沈阳后被分派在中共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1931年4月，赵尚志第二次被捕入狱，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党中央和满洲省委营救出狱。
威震敌胆，却遭误解被开除党籍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任命赵尚志为省委军委书记。同年6月，东北大部分国土都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赵尚志面对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发誓要在北满尽快成立一支反满抗日武装，以武装斗争直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压迫。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中共满洲省委同意赵尚志离开哈尔滨，秘密前往巴彦县到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工作。化名李育才的赵尚志到了巴彦后，帮助张甲洲整顿了队伍，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1932年11月，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队伍在张甲洲、赵尚志等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曾攻占过巴彦县城，打下过康金火车站，进行过西征，横扫过北大荒。后在一次战斗中，部队内部有人擅自缴了两个鄂伦春族牧民的猎枪，此事顿时激起数百名鄂伦春族牧民的围攻。在危急时刻，赵尚志只好率领一部分战士临危奔走。不久，部队又遭到大批日本关东军的包围合击，在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下，这支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武装终于被打散。
1933年1月中旬，赵尚志等突出重围悄悄潜入敌伪统治下的哈尔滨，准备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部队失败的原因。不料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负责人，由于此前就对赵尚志怀有成见，因此在不了解部队失败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省委的这个决议一开始就遭到包括赵尚志本人在内的多数省委委员的反对。然而满洲省委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仍然顽固地坚持把赵尚志开除出党。意外遭受这一严重打击，性格坚毅的赵尚志心情也变得格外沉重。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不禁感叹：“风打麦波千层浪，雁送征人一段愁，披靡无数，被屏逐于千里之外。”尽管如此，赵尚志也没有消沉下去，依然坚定地投身抗日战场。虽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考虑到他的革命经历和多年对敌斗争的表现，大部分省委委员仍然主张让他担任群众工作，不久即被任命为工会主席。
战功卓著，满洲省委决定恢复他的党籍
1933年4月，赵尚志来到宾县孙朝阳的反日义勇军参加抗日活动。初为马夫，后在攻打宾县的战斗中，孙朝阳采用了赵尚志的军事谋略攻下了县城，赵尚志因此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参谋长。1933年10月10日，赵尚志又投身中共珠河县委领导下的反日游击队，担任县中心大队的队长。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赵尚志，在珠河一带挥枪抗敌。1934年5月，赵尚志率领的反日游击队接连攻克了五常和巴彦两座县城。这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赵尚志的率领下，给了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并曾登报悬赏一万元通缉他。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扩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被任命为总司令。
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人发生变动，当年坚持开除赵尚志党籍的个别负责人已经调离。根据赵尚志的多次请求，新的省委慎重考虑赵尚志在离开党组织两年时间的表现，并多次派员亲往宾县和珠河认真倾听赵尚志的意见。同时为慎重起见，省委又找了解赵尚志情况的同志谈话，终于搞清了这起冤案的来龙去脉，于1月12日正式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省委在《决议》中首先指出1933年对赵尚志的处分是失当的，同时明确指出：“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懂得在当时满洲情势下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而执行了破坏统一战线的左的机会主义，现在以正确的立场，重新认识对赵尚志开除党籍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省委《决议》在谈到赵尚志被错误开除出党后的表现时说：“赵尚志同志被开除以后，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焰中，能继续艰苦奋斗，在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斗争过程中表现出坚强勇敢的精神。……一年来创造和发展了珠河游击队，开辟了满洲反日游击区域，扩大了党与游击队的很大政治影响，推动了满洲反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1935年1月18日，赵尚志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后还曾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后改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赵尚志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第三军所属的9个师，在赵尚志的率领下，在半年多时间里就参加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灭敌人一千多人。
沉重打击，抗日名将再次“永远被开除党籍”
赵尚志第二次被中共北满省委开除党籍，是距他第一次被开除党籍7年之后。1940年1月中旬，当时赵尚志正在苏联境内伯力参加一次党的会议。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时会从国内传来他再次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对于为党和民族出生入死的赵尚志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
1940年初，中共北满省委听信内奸尚连生的造谣和诬告后，在赵尚志不在场、无法申辩的情况下，突然召开第十次常委会并做出把他开除出党的决议。让赵尚志痛心的是，与第一次被开除党籍不同的是，这次居然给他加上了“永远开除”四个字。在这份《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中，指出把他永远开除出党的原因在于他犯有三大严重错误：一，赵尚志1936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中共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指示信；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三，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并密谋捕杀北满省委负责人。
赵尚志在苏联看到这一文件后，悲愤欲绝，当场提笔给北满省委写了一封言词诚恳的《请求书》。在承认自己确曾犯有错误的同时，又声泪俱下地要求北满省委把他留在党内。他写道：“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务。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中清洗出去，那将会使我像受到死刑宣判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因为我已离开北满工作，所以暂不能与诸同志会面。仅以多年的工作关系向党各组织、各党同志、联军各干部及战士同志们，致以极热烈的希望和最高的革命敬礼。”当时的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在收到赵尚志从苏联寄回的《请求书》后，不久即复信给赵尚志。复信中说：“北满省委首先告诉尚志同志，北满省委从来没怀疑过尚志同志是奸细。也不是因此而开除党籍的。更不是根据1938年以前的错误，而是根据1939年尚志同志在下江企图策划反党的严重错误，而永远开除的。在去年12月，×××、×××二同志来岭西同我们见面时，我们才知道尚志同志去年在下江行动的经过和反党的企图。……北满省委根据上级党的建议，尊重兄弟党的建议，根据北满党大多数同志的讨论决定，只取消其‘永远’二字，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其它，没有减轻的余地。”
1940年3月，赵尚志从苏联回到东北。这时他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的副总指挥。事隔一年，当赵尚志又赴苏联参加第二次中苏伯力会议时，他竟然被北满省委某些人以“有言论错误”为名，再一次撤销了他的副总指挥职务。对此赵尚志虽然痛苦，但他仍然坚持下来，没有提出任何申辩。1941年秋天，赵尚志率领一部分抗联战士经黑龙江回到鹤立县（今鹤岗市）境内，准备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在接连两次遭到省委的开除和撤职打击之后，赵尚志丝毫没有动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1942年4月12日凌晨，赵尚志被化妆的特务刘德山诱骗，率抗联小分队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今属汤原县）伪警察分所，途中刘德山突然向赵尚志开枪。赵尚志虽然腹部受伤倒地，仍立即回击将刘德山击毙。受伤被俘后，在审讯过程中，赵尚志宁死不屈。因伤势过重，被俘8小时后壮烈牺牲，时年34岁。赵尚志牺牲后，日本关东军大肆鼓噪，曾将他的头颅由黑龙江空运至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在南满牺牲的另一抗日英雄杨靖宇的首级一起陈列。
告慰英灵，死后40年终被平反昭雪
赵尚志壮烈牺牲后的1946年，为了纪念这位抗日英雄，珠河县农工代表大会决定将该县改名为尚志县(今为尚志市)，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新城大街还在解放后被改名为“尚志大街”。遗憾的是，赵尚志的党籍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黑龙江省委才根据中央组织部的指示，对赵尚志同志1940年遭受党内处分一事进行认真的复查。同年6月8日，黑龙江省委做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撤销1940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恢复赵尚志党籍，推倒强加给赵尚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
zxmy - 2021/2/2 10:39:05
抗日英雄赵尚志被捕！临终遗言句句震慑人心，日军听后为之叹服！
2020-12-22 10:24:58 来源: 金黄的枯草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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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日军出动了几架飞机，飞抵赵尚志部活动区域，令人疑惑的是，飞机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丢下几颗炸弹，只是撒下一堆传单，传单是父亲赵振铎写给赵尚志的劝降信，信中写道：”为父身患重病，神志昏乱，命在旦夕，望孝顺吾儿，接到信后，一定身系全家人之安危，尽早归顺大日本皇军“，此乃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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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就在几天前，日本特务秘密抓捕了体弱多病的赵振铎，特务们用酷刑逼着父亲给儿子写下这封劝降信，但是这封劝降信并没有使赵尚志有所行动，原来，赵振铎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干革命，父子俩早就约定了一个暗号，如果在通信中有“乱命”二字连在一起，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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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所以，当赵尚志看到信中“神志昏乱，命在旦夕”，知道父亲将两个字巧妙结合，蒙蔽过敌人，日本人久久不见赵尚志前来投降，无奈之下，只能把赵振铎释放回家，父亲的被捕并没有让赵尚志停下革命的脚步，从1933年至1935年，赵尚志带领6000多人，在珠河县抗击日寇，几乎家家有人参与，部队活动区域由三股流一带发展到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地区的40多个县，赵尚志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兼任第一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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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942年，一个叫刘德山的商人，找到了赵尚志，此时的他正在为部队的活动经费所发愁，刘德山则慷慨解囊为赵尚志提供了帮助，没有任何条件就无私援助，此人究竟是什么来路，根据后来揭秘的档案，这个叫刘德山的人是日本派来的特务，跟商人毫不搭边儿，他用日本人提供的活动经费，打着帮助赵尚志的幌子，骗取了他的信任，2月，年关将至，部队严重缺乏物资，再加上刘德山的劝说，赵尚志带着队伍准备袭击鹤立县梧桐河伪警察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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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当队伍经过一个菜园门口的时候，刘德山借口去方便一下，随即来到赵尚志身后，并朝他开了一枪，子弹穿过赵尚志的腰间，摔倒在地的同时，赵尚志抬起手中的枪，击毙了特务刘德山，身负重伤的赵尚志被埋伏四周的敌人逮捕，带到了警察站连夜展开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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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在审讯期间，赵尚志对伪警察说道：“你们不也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却成了卖国贼，我一个人死了没有关系，我马上就要死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充满怒火的指责让特务们无言以对，其他的赵尚志一概不谈，只是怒视着审讯者，置痛苦于不顾，所以，日本人感叹的说道，他不愧于“大匪首”的尊严，被捕后8小时，年仅34岁的赵尚志壮烈牺牲。
zxmy - 2021/2/2 10:43:47
杀害赵尚志的战犯东城政雄：一个由盲从到觉醒的原伪满警佐
王健 周桂香
2020-09-18 15:4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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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仅是谋杀了赵尚志将军一个人，而是令东三省的三千万人民痛失他们的领袖，拖延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我愈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
“盲从之可怕。”
“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要为日中友好做事，这是我的使命。我的罪行留在中国抗日史上，不会消失。我的忏悔无尽无休。”
这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成员、原侵华战犯东城政雄回国后在其文章和信件中写下的悔恨之词。
日本侵华期间，东城政雄在伪满洲国做过十年警察，后被苏联俘虏。1950年7月，与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一同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获释回国，开启了贯穿其后半生的忏悔认罪、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旅程。东城政雄 1990年前后
东城政雄 1990年前后
东城政雄的侵华履历
东城政雄（1913-1995），日本福岛县人，自述“在军国思想熏陶下，我盲目笃信天皇制，为了出人头地，选择了去伪满洲国当警察”。他回忆当年到伪满洲国当警察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27年日本政府根据田中义一首相《对支那政策纲领》的奏文，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华侵略，在义务教育阶段用“教育敕语”，军队中用“军人敕语”来禁锢国民思想，不仅如此还大肆宣传“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定要守住北面的生命线——满洲”。那时候我已经服完兵役，成为预备役，也结了婚。可是随着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译注）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我一同退伍的人又陆续被召回军队。我住在宫城县，一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从东北（日本的东北地区）六县招募120名满洲国警察，现役警察除外，月薪70元。”看完后，我喜出望外，马上报了名。考试通过后，1935年来到满洲国，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军国主义为美化其殖民统治，在日本国内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提出在伪满洲国实现“五族协和”、共建“王道乐土”等口号，号召国民去伪满洲国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国家。这些极具煽动效果的蛊惑使得当时很多日本年轻人怀着满腔憧憬来到伪满洲国，自然也就有了东城政雄的“喜出望外”。
1935年，东城政雄进入新京（现长春）伪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学习，为别科第12期学员。伪满警察设立之初，人员构成复杂，大部分是张学良政权时期的中国警察，还有临时拼凑的日本警察。因此日本侵略者十分注重对伪满警察的教育和训练，在伪满首都新京成立中央警察学校、各省市设地方警察学校以及在各县设训练所，训化不同级别的伪满警察。在训化过程中，向他们灌输 “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五族一体”等殖民主义思想，要求各级警察都要无条件地效忠于日本侵略者。
东城政雄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奖状和奖品，之后的主要经历如下（伪满警察的等级从高到低为：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
1935年10月 首都警察厅 小双堡警察署 警务员 警长
1937年9月 首都警察厅 长通路警察署 外勤监督 警长
1938年3月 黑龙江省宝清县警务科 特务股员 警尉补
1939年3月 宝清县警务科 司法股主任 警尉
1940年3月 汤原县巴兰河森林警察队 队长、迎兰镇警察署警务主任（兼任）警尉
1940年10月 汤原县警察署 警务主任 警尉
1941年10月 鹤立县兴山警察署 特务主任 警尉
1942年5月 依兰县达连河警察所 所长 警尉
1943年3月 三江省地方警察学校 教官 警佐
1943年10月 抚达县国境警察队海清队 队长 警佐
1945年3月 富锦县警务科 警防股长 警佐
1945年8月 被押解至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服劳役
1950年7月 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7月 获释回日本
人成鬼——伪满警察的罪恶前半生
伪满警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而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操控下的武装力量，是日本侵华势力在中国民间的延伸，也是其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和对中国财富进行疯狂掠夺的工具。伪满警察配备步枪和轻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因为有“临阵格杀”权力，他们制造了无数起迫害、屠杀抗日爱国军民的惨案。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伪满警察还从事极端的特务活动、实施种种惨无人道的政策压迫、奴役东北人民。东城政雄长达四十余页的供词就是伪满警察罪行的一个缩影。“伪满警察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是东城政雄回忆中经常出现的语句。
东城政雄起初在伪首都警察科任职，负责把警察运往屠杀中国人的刑场。如1937年在长春附近有40名群众被屠杀。他在现场“悠然地看着中国人被伪满警察用步枪、手枪击毙，或者被日本刀斩首。还有满铁医院的医生在现场解剖尸体，挖出内脏，做着禽兽不如的事情。每个月都有四五十名中国人被这样屠杀”。
伪满警察可以随意逮捕、毒打和审讯群众，甚至秘密处决。如1938年东城政雄等从伪宝清县公署监狱提出四名“犯人”押送到河边，在上司的指使下，东城从背后开枪射杀其中一人，并将尸体抛入河中。其上司说：“这些人无论怎么拷打都不招供，没有利用价值，只好这样处理了。”再比如1940年，时任汤原县警察署警务主任的东城政雄因怀疑一名妇女（40岁）的丈夫是抗联战士，便下令抓捕该名妇女并将其吊起来拷打，逼其说出其丈夫的去处以及武器的藏匿地点。该名妇女当时怀孕6个月，酷刑导致胎儿流产。
东北沦陷后成为了日军的粮食和资源的供应基地，侵华日军所需物资的半数都是从东北掠夺的。为满足日军对粮食的需求，伪满洲国施行严酷的“粮谷出荷（强迫低价收购粮食）”和“粮食配给”的政策，从民众口中夺粮，伪满警察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据东城政雄回忆，在他管辖的地区，高粱、玉米、大豆等一律上交，不许老百姓吃。配发给老百姓的是参杂了野草的麦麸，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人甚至吃老鼠。东城腰间佩戴着手枪横行乡里，总觉着“什么地方会藏着粮食”。他让手下持枪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哪怕只发现一撮大豆，村民也会因违反“粮食出荷”命令而遭逮捕和拷问，然后被逼在编造的审讯记录上按手印，以“反国家思想”的罪名被抓进监狱。由于不择手段地搜刮，东城甚至能超额完成下达的粮食征收量。他在笔供中形容当时的所作所为“行同鬼畜”“榨干了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伪满警察是以极端特务活动为重点的警察，配备了很多专职特务警察，与警备警察的武装活动受到同等重视。1938年东城政雄在佳木斯地方警察学校接受了一个月的特务训练，提高了其在收集情报方面的业务水平。
东城政雄在笔供中写道“我因谋杀赵尚志将军立功，获得殊荣，这是我最大的罪行”。
1941年，东城政雄到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任特务主任。兴山街又称鹤岗街，是军事机密保护地区（关东军指定的要塞地带），境内的山岳地带曾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有中国共产党的学校。著名的鹤岗煤矿也在此地。煤矿的中国工人出入频繁，很容易“混入反满抗日者”。
东城政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当时是负责‘讨伐红匪’任务的兴山特务主任，因为在治安差的地方干得好会有津贴且发迹提升快，我是主动向厅里请求去干的。”
看到兴山的复杂情况，东城认为有必要建立情报网。他用钱、鸦片等收买中国人做密探，让这些人伪装成开杂货店的、开旅馆的、打猎的皮货商人等。他们或混迹于街巷、煤矿周围、或被送进山中，打探中共地下党、抗联部队以及苏联间谍的情报。
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东北抗联一直是日寇的心腹大患。1939年新任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到任后，立即发布命令，全力搜捕抗联领导人。第一号人物杨靖宇，第二号人物赵尚志，分别悬赏两万元和一万元收买两人的人头。
1941年10月，滞留在苏联的赵尚志回国执行任务，身边只有几个随行人员。他们在鹤立、汤原一带的山区活动，引起了伪满军警的注意。11月下旬的一天，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听取了下属东城特务主任的汇报：“东城一向利用的密探中有10名左右的猎人，他们在鹤立、汤原两县交界的山里打猎，冬季就搭棚子，住在山里。据他们说赵尚志和他的几个心腹出现了，在收集旧部、重建抗日联军，计划发动抗日爱国武装斗争。”
田井久二郎十分重视这个情报。他的职责是维护鹤岗煤矿的治安，确保每年向日军提供450万吨的煤炭。如果赵尚志率领抗联来到鹤立县，三万多矿工一定会蜂拥而起追随赵尚志抗日。另外，鹤立县有很多日本开拓团移民，他们大量掠夺当地百姓的土地，民怨深积，反抗一触即发。因此，田井久二郎决心要抢在赵尚志重组抗联队伍之前实施抓捕。田井还幻想着一旦成功，不仅能被提拔重用，将来衣锦还乡，还可以给死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枪下的众多日本兵报仇。但他深知赵尚志英勇善战并深得百姓支持，即便派出一个师的兵力也未必能抓到他，于是他决定放弃“武力讨伐”，与东城政雄密谋利用密探诱捕赵尚志。
田井久二郎计划在赵尚志身边安插密探，骗取信任后，将赵尚志引诱到警察的伏击圈内，期间想办法让赵尚志负伤，然后活捉。他让东城政雄物色“机智”的密探，东城说收买密探需要经费。田井久二郎马上向伪三江省警察厅特务科申请，但由于情报可靠度不高，这笔资金没有获得批复。于是田井久二郎对东城说，事成之后，关东军一万元赏金可以充作报酬。也可以从伪保安局那里弄些鸦片，或者批些粮食、火药等特许物资给密探，允许密探做些赚钱的买卖。
有了上司的大力支持，东城政雄欣然领命，表示要尽最大能力完成任务。彼时，关东军为了加强鹤岗煤矿的治安，要求田井久二郎向煤矿附近的梧桐河派驻警备队。梧桐河在兴山北20公里处，曾是矿区和交通要道。田井久二郎认为梧桐河是诱捕赵尚志的最佳地点，于是加强了该地警力，并告知了东城。
为了获取赵尚志的准确情报，东城政雄一次性收买了25名中国人做密探。1942年1月下旬他派一辆卡车将密探和粮食送进梧桐河的山地里。同时东城政雄命令梧桐河警备队把用于引诱赵尚志的密探刘德山送进山。刘德山很早就认识赵尚志，并且枪法极准。进山前，警备队长（中国人）告诉刘德山要以梧桐河为中心，在当天能返回的范围内活动。如遇陌生人立即回来报告。谁知刘德山进山后就失去了联系。东城只好又安排密探张清玉进山去找刘德山。两名密探在山里先后遇到赵尚志一行，谎称是抗联战士，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成为小分队的一员。赵尚志一行人在冰天雪地里已经跋涉了一个月，粮食不足，身体疲惫。两个密探也惶惶不安，希望能尽快回去。某日，密探张清玉谎称梧桐河警备队粮食充足，警力空虚，诓骗赵尚志去偷袭警备队。赵尚志急于获取粮食等物资，轻信了密探的话。1942年2月11日半夜赵尚志一行几人向梧桐河进发。途中，刘德山伺机从背后开枪击中了赵尚志，刘随即被其他队员击毙。张清玉慌忙跑去梧桐河警备队报信。警备队派出约20名警察包围了赵尚志所在的山中小屋，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押解至伪梧桐河警备队。面对伪满警察的审讯，赵尚志蔑视而答：“你们是日本的走狗，和你们无话可说。”此后一语不发，八小时后因伤势过重英勇就义。
就这样，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伪满军、警、地方自卫团等几年间日以继夜全方位追捕的赵尚志将军不幸落入一个不起眼的基层警察设计的陷阱中，被奸细杀害。不能不让人感叹，当时抗联的处境之艰难，敌我力量之悬殊。而明知如此，赵尚志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仍奋力抗争到最后一刻。这样的对手，敌人也会心生敬佩。
田井久二郎在笔供中交代，事后他为扩大自己的功绩，在向上级呈报公文中捏造事实，把密探刘德山说成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警察。东城对此颇感不满，却也奈何不得。于是梧桐河警备队和兴山警察署获得集体功绩，密探刘德山还获得最高警察奖，追升为警尉补。至于那笔赏金，田井久二郎交代说关东军司令给了1万元，委托伪三江省警察厅长分发，大部分发给了梧桐河警备队员以及用于刘德山的葬礼和抚恤金。而东城政雄则交代，赏金变成了8千元，因为没有“活捉”。尽管对于赏金的数额和去向两人说法不一，但是他们都承认，兴山警察署的日本警察，包括东城本人都没分到赏金，理由是没有直接的“功绩”。东城政雄回忆说他仅领到伪三江省长颁发的奖状和四十元奖金。
如此卖命，仅得到一纸奖状，也无缘丰厚的赏金，不知东城政雄心中是何滋味。但他执行公务时，顺便也会做些收入颇丰的“份外之事”。他在笔供中交代，1939年担任森林警察队副时，辖区内有两千名劳工受雇于“满铁”公司。这些劳工在伪满森林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从事笨重而危险的砍伐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资低。尽管如此，东城政雄仍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工人七千元的预付工资，并指使部下做假账。此外，披着警察外衣的东城政雄只要有机会就勒索百姓财物，收受贿赂，用来满足私欲。
虽然只是个基层警察，东城政雄却十分“敬业”，不遗余力地执行命令，手段残忍、狡诈、卑鄙。1944年，伪满政府为了表彰东城政雄自1935年以来在镇压抗日反满群众中的出色表现，特别是成功地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赵尚志的行动，授予他勋八位景云章（景云章是伪满洲国发放的勋章，授予对象为在参与前线作战、“剿匪”、维护治安、国家建设等方面有功者——译注）。东城政雄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同时为了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而丧失人性，甘愿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鹰犬、残害中国人民的凶手。
1945年8月11日，东城政雄在警察署已经能听到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他为了销毁伪满警察的罪证，伙同一名日本警察将相关文件和手枪投入井里逃跑，后被俘。
转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六年
1950年7月，东城政雄随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当了10年伪满警察的东城政雄，集极端顽固的性格、根深蒂固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兼伪满警察的恶习于一身，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他在回忆接受改造的文章中写道：
我生来固执，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丝毫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组织战俘开展民主运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警察的身份比军人更具“政治倾向”，战俘中的民主派一向把警察视为眼中钉，他们甚至说“把特务、宪兵、警察变成白桦林的肥料”。这反而让我愈加强烈地反抗，在头脑中不断否定共产主义。
回到中国后，一开始我对作为战犯被关进监狱感到很不满。态度蛮横地对管理所的所长说：“把我这样的小跟班称为‘战犯’，是何道理？赶快让我回国！”
性格倔强的东城政雄在押时是典型的顽固分子之一，而管理所人道主义的待遇和工作人员耐心的教育逐渐感化了他。东城政雄在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中提及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我因睡觉着凉，引发了严重腹泻。室友劝我去医务室。可我瞧不起中国医生，觉着他们看不出什么名堂，就不想去。可是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一天排便30次之多，我频繁地去厕所。最后来不及去厕所了，我在房间的角落铺上报纸，蹲在上边。这一幕被看守看到了。
看守：“你在那干什么？”
我：“肚子疼…… ”
看守：“马上去医务室吧。”
在走廊里，看守关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心想：“你又不是医生，知道什么。哪天开始疼有什么关系？”就谎说：“三天前。”
在医务室医生给我灌了肠。
在回房间的走廊上，我感觉又要排便，不由得站住了，不料大便拉到了裤子里，顿时发出刺鼻的臭味，我呆呆地站在那。班长从后边跑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他一看我的表情马上明白了，赶忙帮我脱掉裤子，然后把裤子卷好送到洗衣房，又拿来晒好的裤子让我穿上。我羞愧难当，担心被班长训斥。可是班长对我说：“过一会儿裤子会洗好的，不要担心。回房间休息吧。”看守的真诚让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回到房间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东城政雄，1950年07月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东城政雄，1950年07月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中国政府人道的医疗管理成为了很多战犯思想转变的契机。由于出身、年龄、经历、职级各有不同，日本战犯的认罪反省也是千人千面，但基本上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众多的个体最终构筑了“中归联”这一特殊群体的认罪史。史料显示，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进驻管理所后对战犯开展了悔罪教育，一年时间内就有二百余人实现了认罪，初期表现嚣张的战犯由200余人降至50余人，减少160人左右。从东城政雄的回忆看，他应该属于这个时期实现转变的。
东城政雄下面的回忆反映了侦讯工作中战犯之间串供的问题：
1954年的一天，全体犯人集合去礼堂看电影。在人员汇集的走廊上，遇到了我的原上司——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他一路小跑过来，神色紧张阴险，低声说道：“千万不要写谋杀赵尚志的事情。要是被知道了，我们都得死。”说完又赶忙回到将校组的队伍里。这番话让我莫名地感动：“到底还是老上司为我着想啊。”我又一次下定决心，绝不能说出谋杀的事情。
但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的“集中式坦白”中战犯之间的认罪触动了东城政雄：
这个时期开始集中式坦白讨论，将战犯分成师团、宪兵、警察等组别，上午各个组集体开展认罪学习，下午回到自己房间学习。战犯们的态度也明显变得认真起来。有人回忆起战争的情景说:“自己做的事情太残忍了，让人无法原谅。”说着说着忍不住哭起来。
过了一个多月，大家改变了想法，认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一天在我房间的一角，两个士兵在讨论某次作战中，他们在村子里到底杀死了几头猪。我不禁嘲笑他们：“这种愚蠢的小事情也要讨论。”
接下来这两个士兵又在一起讨论了很多次。我又想：“停止这无聊的讨论吧，我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可是与以往不同，一瞬间我感到心里升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冲动，不能认为士兵们是傻瓜，看似幼稚的谈话，现在却有种异样的力量抓住了我。“这样下去可以吗？能一直保持沉默吗？”我觉着身体内仿佛出现了另外的一个自我，我分裂成两个人。几天后，我决定写出我所知道的关于赵尚志将军的事情。
战犯们通过集中式讨论，清楚自身战争罪行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其他战犯的罪恶，进而意识到了彼此战争罪行的不可饶恕，这应为东北工作团组织战犯集中式坦白的意外收获。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公开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就是在侦讯阶段组织战犯集中式坦白讨论、相互提醒、相互批评和帮助中完成的。
两年后的1956年，田井久二郎在已有的笔供基础上，又专门写出了《谋杀赵尚志事件的供述书》，明确承认他是本次事件的主谋，策划了整个谋杀计划，并交由东城实施。
新生——后半生的反省与认罪
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宽释大多数，审判极少数，并一律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对于判刑的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者还可以提前释放的宽大处理原则。45岁的东城政雄第三批获释于当年八月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祖国。
1956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获释回国的战犯希望尽快融入日本社会，他们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而，这些阔别祖国多年“游子”们却被视为“赤化”分子，求职就业屡遭歧视，很多人境遇凄凉。
东城政雄回国前，妻子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继母、两个兄弟、四个孩子）靠借债生活。他回到日本，变卖家产还清债务后已身无分文。日本总务省1953年曾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对在世老兵给予“退役抚恤金”。但日本政府认为伪满洲国不属于日本，服务于其他国家的人员不能享受军人津贴，东城政雄自然领不到“抚恤金”。这使他看清了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上的暧昧态度：
日本政府对外，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在《日中友好条约》中，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可是对内，“恩给法”规定不给予外国（如满洲国）的公务员津贴。在民众面前把满洲国宣传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设立傀儡政权，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占领地，满洲国并不是独立国家。这种对外和对内矛盾的说法，对中日友好而言是非常遗憾的。
东城政雄领不到“抚恤金”，也无稳定工作，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辗转异乡，居无定处，做过农场雇工、医院临时工、作坊的工人和守卫等。东城政雄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这让他联想起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百姓，终于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他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和中日友好的必要性，发誓尽其所能为前半生赎罪。1988年10月，“中归联”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吴浩然及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陈奇访日，东城政雄等“中归联”成员与客人合影。
1988年10月，“中归联”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吴浩然及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陈奇访日，东城政雄等“中归联”成员与客人合影。
回国后的东城政雄为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1942年赵尚志将军牺牲后，头颅被割下，身体被扔进松花江。随后由东城政雄乘飞机将头颅送至新京伪满洲国警务司（统辖伪满警察的最高机构），此后将军的遗首便下落不明。1987年研究战争史的日本作家山崎枝子女士在哈尔滨考察之际，曾去过赵尚志被捕的地方——梧桐河，并得知抗联老战士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山崎枝子出于对赵尚志将军的敬仰，回国后也积极协助搜寻线索。当她了解到谋杀赵尚志的两名主犯中田井久二郎已去世，而东城政雄还活着时，决定去见东城。山崎枝子在文中描述了与东城政雄见面时的情景：
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我。他已经76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刻反省，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赵尚志的计划。”
东城政雄告诉山崎枝子，他从佳木斯乘飞机出发，将赵尚志的头颅送至新京时，由于机舱内暖和，原本冰冻着的头颅已解冻，呈浅紫色。听说计划将头埋在长春大经路的般若寺院内。但是他不在现场，第二天就休假了。山崎枝子很快将东城的证词告知了中方。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2004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般若寺重见天日。此时东城政雄已过世多年，若是在有生之年得知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在他提供的地方找到的，他应该会感到些许安慰吧。
日本作家山崎枝子在访问东城政雄时，还送给他《赵尚志传》一书。为了解赵尚志将军伟大的一生，东城政雄读了很多遍。他认为日本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侵华战争，还有人觉着“因为是战争，我也没有办法”或“我是开拓团员，我没做任何坏事啊”等等。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日本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在中国这一战争被害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希望能有人了解赵尚志将军的崇高精神。东城政雄很遗憾自己没有能力和财力将《赵尚志传》译成日文，让日本年轻人了解赵尚志将军。
性格倔强顽固的东城政雄，觉醒后与自己走错的前半生彻底诀别，虽然回国后生活困窘，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面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偏见与阻力，撰文批判战后日本天皇以及政府逃避战争责任、揭露伪满警察的罪恶行径等、向“中归联”提议调查日本侵华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名单、让儿子与中国工程师成为朋友，热情招待中国赴日研修生、建立中国广播的听友会等，努力践行“中归联”“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活动宗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中日和平友好努力着。
东城政雄的言行感动了周围人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作为“赞助会员”加盟“中归联”和平活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城政雄介绍的高山洋子、高山英子等日本友好人士为支持抚顺的经济发展做了多方努力。
1995年5月，东城政雄结束了他颇不寻常的一生，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日本战犯归国后和平活动透视中日历史认识的落差研究”（15BZS07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周桂香为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王健为大连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