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得好，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任弼时夫妇便是如此。众所周知，任弼时是新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也是我党重要的开国领袖人物之一。
他之所以能有此成就，与妻子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是分不开的。然而很少人知道，任弼时的妻子名叫陈琮英。听到陈琮英这个名字，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很陌生，几乎没有听说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名字，却与一个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
细细数来，著名抗日英雄赵一曼是陈琮英的嫂子，而任弼时是陈琮英相伴一生的丈夫。对于任弼时，可以说，没有陈琮英也就不会有历史上伟大的任弼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的结合居然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传统的包办婚姻。
即使如此，这对夫妻也被称为是最佳的包办婚姻，以至于任弼时曾经感慨，下辈子咱们还要被包办！
任弼时出生在长沙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任裕道是一名乡村教师。任裕道的前妻是陈家的女儿，两人结婚后感情深厚，可惜陈氏不久病逝。陈氏去世后，任裕道为了纪念前妻，一直保持与陈家的来往，关系密切。关系非常好时，两家许下约定，任裕道续弦后如果生下儿子就与陈家侄女联姻。
1901年，陈琮英出生。陈琮英将近两岁时，母亲便因病早逝，父亲外出谋生，她只能来到兄嫂家里生活。陈琮英的兄长是陈达邦，一位老革命志士。陈达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结识赵一曼，两人结为伉俪。因此赵一曼也就成了陈琮英的大嫂。
不过相比于赵一曼的英雄事迹，陈琮英的一生则显得平淡许多。但同样她的命运也非比寻常。
当时任裕道续弦后，生下儿子任弼时。按照两家的约定，任弼时就与陈琮英结下娃娃亲。那时由于两家这种特殊的关系，陈琮英从小就经常住在任家。任家长辈也非常认同两人的婚事，将陈琮英当成亲生的孩子，亲切关心。
常年在学校读书的任弼时，性格乖巧忠厚，非常听从父母长辈的话，于是对陈琮英也是关怀备至，两人经常来来往往，两小无猜。
陈琮英12岁时，父亲干脆将她送到任家当童养媳，从此陈琮英开始住在任家，与任弼时日日相处。彼时两人也只是小孩，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任弼时将陈琮英当做兄弟姐妹一样照顾，而陈琮英也将任弼时当做弟弟一般照顾。
1915年夏，任弼时进入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小读书，陈琮英便回到父亲身边，在长沙北门外一个小织袜作坊当童工。那时任弼时只要一有时间，便会来看望陈琮英。而每次任弼时到来，陈琮英便会尽自己所能，弄一些好吃的给任弼时吃，改善生活。
当任家情况不好，任弼时被迫要辍学时，陈琮英挺身而出，拿出自己的积蓄供任弼时读书。自此陈琮英开始省吃俭用，攒下微薄的工钱，再悄悄给任弼时，让他继续读书。长久以往，任弼时才完成自己的学业。
这样的默默支持，陈琮英是从十几岁开始的。那时她与任弼时就开始相互扶持，相互理解。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两人的感情虽然不是轰轰烈烈，却是在年少时患难与共缔结起来的。他们两人互相同情，相互体贴，紧紧纠缠在一起。
最好的爱情，是双方共同进步，因此任弼时奔赴莫斯科留学后，特意写信给父亲，让家里支持陈琮英读书，这是关于他一生的大事。
此时陈琮英也是十七八岁的姑娘，深知任弼时此去难以预料，她还是选择支持。不过两人虽然无法见面，任弼时还是经常寄回书信，讲述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等，常常情谊流露之时，也不乏浓浓话语。
但是陈琮英没有读过书，显然看不懂任弼时的书信，只好让同村人帮忙念信。次数多了，陈琮英也不好意思。她渐渐觉得，任弼时现在是一个留学生，又有很高的学问，而自己连字都不认识，将来还怎么配得上任弼时？
于是她开始萌发要去读书的念头，一定要跟上任弼时的步伐。加上任弼时当初的交代，任家也有意帮助，最终陈琮英进入自治职业学校读书。
来到学堂读书，对于陈琮英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当时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她小时候只见过哥哥读书，自己却是没有上过学堂的。而且她很明白家里的情况，也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上学堂。
但如今机会来了，她自然万分珍惜，绝对不会放过，可现实却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学堂的学习生涯中，她上午去学校读书，下午还得回到工厂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料理家务，照顾父母。
这样一天下来，直至深夜，她才有时间趴在灯下，认真温习白天的功课。一开始，由于时间繁忙，她不能很好地将内容全部学会。但是她也不放弃，从一个字一个字开始学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模仿。
就这样，她才慢慢认识很多汉字，也能渐渐试着依靠自己读信。刚开始她还是很吃力，就猜测信上不认识的字，十有八九她都能猜对，对此她非常满意。
在其余的闲暇时间，她便经常抽空回到任家，看望任弼时的父母。每次去看望，她总要想办法带些东西过去。到了任家，她又开始忙活家里需要拆洗的被褥，准备过冬的柴火等。她的真诚以待，也得到任家人的认同。
每次陈琮英来到任家，任家人都特别高兴，家里的几个小姑子还闹着叫她嫂子，嫂子，叫得陈琮英的脸颊红彤彤的。
1924年，任弼时回到中国。在中央的任命下，他来到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并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时的任弼时，要学问有学问，要地位有地位，人又长得英俊潇洒，一时成为学校的出名人物。
很多人得知他还是单身，经常给他介绍一些漂亮又有学问的对象，甚至还有一些大胆的姑娘，主动出击表露心意，不过都被他拒绝。他真实告知，家里已经有了爱人，心里都是她，哪里还有位置装下其他人呢？
时间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任弼时依旧忙碌革命工作，陈琮英则忙碌工厂工作，两人一直未能团聚。陈琮英身边的女伴都已结婚生子，而她还在等待任弼时回来。有人问她：“琮英，你那位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娶你啊？”
听到这话，陈琮英什么都没有说，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她相信任弼时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她一直等着他。
陈琮英的等待换来了好的结果。1926年，为了掩护任弼时繁重又危险的革命工作，党组织批准任弼时完成结婚仪式，建立家庭。不久，王一飞奉党组织的命令，将陈琮英接到上海，完成结婚仪式。
同时任弼时也回到上海，正式与分别六年的陈琮英见面。久违的见面，两人心中有说不完的话语。在陈琮英的眼里，任弼时西装革履，英俊帅气；在任弼时的眼里，陈琮英虽然穿着一身土气的打扮，不过还是那个熟悉的她。
4月份，这对从小结下情谊的情侣，举行结婚仪式。结婚仪式非常简单，既没有丰盛的酒宴，也没有奢华的布置。但是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等人都是婚礼上的座上宾，大家共同祝愿这对新婚夫妇，永远做一个革命夫妻，共同进步。
从此，在任弼时的带领下，陈琮英也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
两人结婚后，任弼时继续忙碌革命工作，陈琮英担任一名交通员，负责秘密传送文件。每次任弼时写好书信或者文件，陈琮英就负责秘密将文件送给中共领导人，或者是送到中共的秘密印刷厂。
每次陈琮英要出门前，任弼时总是叮嘱她，要早去早回。如果发现后面有人盯着你，千万不能立即回家，要将后面的尾巴甩掉再回家。如果遇上敌人盘问，也不要慌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陈琮英刚开始工作时，身体瘦弱，双手粗糙，又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上海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她经常遭人嫌弃。每当这时，任弼时会耐心安慰妻子：“不要怕，我们是来干革命的，你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下生活。”
她听到革命一词，不懂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任弼时的安慰，让她的心里暖暖的。她只知道，丈夫任弼时对革命非常执着。也正是因为如此，她下决心要跟着任弼时好好干，继续为党组织做更多的事情。
即使如此，两人的处境还是不安全，甚至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任弼时夫妇只能不停更换住处。很多次，他们都只能住在上海称之为亭子间的房子里。房子又矮又小，连头抬不起来，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有剩余的空间。
这还不是最艰苦的，最艰苦的是满足生活的温饱。当时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地下工作者只有一点补贴，根本不足以满足生活的需要。尽管任弼时两人非常节俭，也只能啃大饼，喝白开水度日。有时候遇上特殊情况，两人还要饿着肚子，坚持工作。
这样的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是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志同道合，心里也并不难过。
难过的是，面临敌人带来的危机，生命垂危。1928年，任弼时不幸被捕。陈琮英收到任弼时被捕的消息，连夜带着女儿扒上火车，奔赴长沙，找到何维道出面营救任弼时。历经一番周折，她终于救出任弼时，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幸患病去世。
任弼时出狱后，得知孩子去世的消息，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久久没有说话。他们作为党的儿女，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党，坚强不屈就是他们的品格。
1929年，任弼时再次不幸被捕，受到电刑摧残。陈琮英接到消息，伪装成商人太太，与凶残的敌人周旋，再次救出深陷牢狱的丈夫。这两次陈琮英的挺身而出，无不在证明着陈琮英对任弼时的深情。
当然，数年来的地下革命工作经历，他们也付出很大的代价。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的前三个孩子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幸夭折，这对陈琮英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1931年，根据党组织的命令，任弼时要前往中央苏区工作。正好当时陈琮英怀孕，不能同行，只能留下。两人临别时，任弼时耐心安慰妻子：“不要害怕，要坚强起来，孩子出生后，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希望他能有个远大的志向。”
可孩子出生不过百天，陈琮英和孩子就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牢狱中，她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乡下妇女，拒不承认自己的身份，也绝不供出党组织的重要消息。
即使如此，她还是被关押将近半年。这半年来，她吃了很多苦，不满周岁的女儿更是饿得面黄肌瘦。最终因为敌人一直没能掌握证据，加上党组织的营救，陈琮英被释放出狱。出去不久，她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让她赶到中央苏区。
无奈之下，她将女儿托付老家，踏上前往江西苏区的道路。就在江西瑞金苏区期间，陈琮英的革命进程也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在邓颖超的介绍下，陈琮英成功入党，加入中央机要科工作。
能够进入中央工作的同志，必然是深受党组织信任的革命同志。而陈琮英长期的地下工作，加上在牢狱中的表现都表明，她已然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受到党组织的重视。
后来，任弼时担任省委书记，大力动员青年同志参加红军，壮大红军队伍。他想到自己的妻子陈琮英做过地下工作、机要工作，还没有来到农村做过宣传工作，于是建议陈琮英去农村开展革命工作。
不久，在任弼时的建议下，陈琮英报名参加一支扩红宣传队伍，到处走家串户，讲解红军政策。在她的努力工作下，她成功介绍当地不少青年女子加入红军，拉出一支娘子军回到部队。
完美完成任务后，她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回到住处，她与任弼时分享这一好消息。任弼时听后，拉着陈琮英的手说：“哈哈，我们的陈琮英长本事了，学会招兵买马了，可了不起了。”任弼时由衷地为陈琮英的进步感到高兴，两人也真正成为一对相互进步的革命伴侣。
1934年，任弼时跟随部队开始西征。路上陈琮英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任湘赣。但当时革命形势严峻，行军路途艰苦，她只能把儿子交给老乡抚养，可惜后来下落不明，彻底失踪。
不久红军长征又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任弼时，踏上艰难的长征路程。部队行军至阿坝的草地时，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任远征。当时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粮食，陈琮英刚刚生产身体虚弱，任弼时的身体也不好。
尽管如此，任弼时依然拖着病体，跟着朱德一起挖野菜，钓鱼给陈琮英补身体，养育幼小的生命。那时任弼时背着孩子，一手搀扶陈琮英，艰难地踏上行军路程。他们夫妇二人能够走完长征，真是历经种种艰难，十分不易。
当时也有很多红军战士生产，不过他们都选择将孩子交给老乡，而任弼时夫妇硬生生将孩子带出了长征，可见任弼时夫妇对孩子的深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弼时前往战场前线，与敌人战斗，而陈琮英则留在苏区工作。为了革命工作，她再次选择将孩子送回老家，安心开展革命工作。几年后，根据中央的命令，夫妇俩来到苏联，度过两年异国时光。期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任远芳。
解放战争爆发后，任弼时夫妇不得不将女儿留在苏联，返回国内参与战斗。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只能忍痛将一个个子女送走，无法留在身边。
1946年，因为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加上昼夜工作，任弼时身体不堪重负，被检测出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病情非常严重。或许他此时停下工作，还能有一线康复的机会，可惜历史和现实并没有给予他这样的机会。
次年，胡宗南大举入侵延安，党中央一分为三，任弼时成为前委成员，留在苏区继续指挥斗争。在苏区，任弼时拖着病体，布置警卫，组织抗战物资，参与指挥战斗等工作，成为苏区最忙碌的人。
妻子陈琮英便一边照顾任弼时的身体，一边忙碌革命工作。期间，她生下最小的儿子任远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任弼时来到苏联接受治疗。治疗过程没有持续多久，伴随朝鲜战争的爆发，任弼时又开始忙碌工作。
这时他又忘记医生的嘱咐，开始彻夜不眠地工作，每天忙碌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务，昼夜不休。妻子陈琮英担心他的身体，劝慰他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忙。任弼时坚持不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情。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任弼时突然爆发大面积脑积血，最终去世。
任弼时的去世，对于陈琮英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去世时，家里最大的女儿19岁，最小的儿子才9岁，陈琮英看着年幼的孩子，擦干眼泪，支撑起家里的一片天，养育四个孩子长大。
1965年，最大的女儿任远志参军。那天任远志穿着一身军装回家，让陈琮英看看。陈琮英看到女儿的军装，非常高兴。那时的军装还非常像当年红军长征的军装，陈琮英看到军装，忍不住对女儿说：“远志啊，我也很想穿军装。”
听到这话，女儿心里明白，母亲陈琮英是想起曾经的革命岁月。令人宽慰的是，1986年中央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中央给予每人一顶红军帽作为纪念。陈琮英拿到军帽后，爱不释手，照着镜子戴上去又摘下来，恋恋不舍地看着军帽。
在她心里，那段与丈夫同甘共苦的革命生涯，是她心里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
任弼时去世一年周年纪念日，周恩来特意看望陈琮英和孩子。陈琮英非常感激组织的关心，不愿意给组织添麻烦，选择独自抚养孩子长大。为了养育4个孩子，她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上学。
她勤恳的付出，也换来好的结果，任家几个孩子都平安长大，并且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一个个都上大学，入党，工作，生活幸福美满。孩子们还从父母的身上学习到勤俭节约，勤劳奋斗的优秀品质，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陈琮英晚年时，身体也开始渐渐衰弱，不得已住进医院。但她依旧保持乐观的生活作风，咬牙挺过病痛，坚持脱离病床，来到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病情严重时，身体极度衰弱，她只能躺在病床上。直至最后一次病危，陈琮英再也没能挺过疾病的折磨，最终离世。
任弼时夫妇一共生了9个子女，自从任弼时去世后，陈琮英守寡53年。在这漫长的53年里，她尽心养育孩子长大，钟情回忆以前的革命生涯。她的一生历经坎坷，历经丧女，丧子，丧父，她都坚强挺过，用坚韧不拔的精神挺过人生的苦难。她像丈夫任弼时一样，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斯人都已逝去，而二人留下的爱情传奇依旧被世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