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战略 - 2014/8/5 16:41:34
转] “四人帮”案---史无前例大冤案- “四人帮”就是“工农帮”
一、“四人帮”就是“工农帮”
当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各种罪名如泰山压顶般扣于其身，即便他们有如长江黄河之滚滚辩言也难逃不复之劫。但随后30多年来的历史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以海枯石烂般的力量让千千万万的工农从心底为“四人帮”作无罪辩护，对于当年强加于“四人帮”的各种罪名，今天稍加辨析即可一吹而散。
“四人帮”积极推动的“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华大地是一个历经动荡的大地，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但在史书中，“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铁骑”“满清入关”“列强瓜分”“日寇侵华”、“南京大屠杀”等都没有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浩劫”，而一个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卫星飞船、制造了核潜艇大飞机、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没有腐败、没有黄赌毒、没有两极分化、8亿人均寿命超过60岁、让美帝国总统秘密来访的时期竟然被视为是最黑暗、最动荡、最荒诞的年代，这样的定性能经得起推敲吗？
“四人帮”曾被列为与希特勒、东条英机同类的反动人物，被批判为“大搞封建法西斯”。确实，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有频繁的整人斗人的运动，但那些被整的“四类分子”下台后又和大家一样同劳动同分配，他们的亲人只是受到名誉方面的牵涉。那些“四类分子”犯过怎样的错误、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姑且不论，但他们相比于今天那无可计数的终年奔忙到头来被逼自杀的工人农民却到是很幸运的。那时的搞运动是对少数人批斗而保护大多数人，而现在的改革改制运动，却是让大多数人陷于生活绝境而让少数人享福，两相比较，哪个更合理呢？（当年挨批的多数人，什么精英教授官僚们，现在不正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据说“四人帮”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教育，当年教师工程师等职业被贬称为“臭老九”,那么3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又如何呢？“四人帮”当权时，全国中小学不收学费；被逮捕后，全国教育领域开始向全民征费，现在老师们可以公然擅自向学生“课税’,正课不上搞补课、挖苦心思搞创收，学生成为被公开抢劫的群体，连进幼儿园也无缘的独生子大量存在。“工程师’的光环还闪亮没到10年，在工厂里、工地上、矿山中呕心沥血的工程技术人员们一年所挣的工资比起当“鸡”的、当二奶的简直相差很远，他们在动辄就能摆出”硕士“博士”头衔的政府官员的眼里只能算作工匠，怎敢也谈知识分子待遇？更不必说那千千万万耗尽家庭积蓄，渴盼跨入知识分子行列的大学生，未毕业就失业的悲惨？究竟哪条路线才必将导致知识被迫害、文化教育被摧残呢？
当初搞改革开放的政策出发点就是要反对“四人帮”的“闭关锁国、爬行主义”，可是在“四人帮”时期就搞成功的大飞机项目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搞黄了！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给美日欧发达国家提供了助飞动力的同时自己却只能在低技术领域爬行。市场换技术的道路被证明行不通，“四人帮”当年竭力反对和抵制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不说明很英明很正确吗？
“四人帮”有一项罪名是践踏民主法制，因为四人帮鼓吹“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那么如今在大讲法制的文明社会里，人民群众又得到怎样的保障呢？人们看到很多地方公检法人员为“黑社会”势力充当保护伞、大城市里一个小小派出所长一年灰色收入逾百万，只有在奴隶社会里才有现象，如今却在公安执法者眼皮底下大行其道。这种背叛人民、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的公检法难道不应该被砸烂吗？难道劳苦大众还能指望腐败透顶的各级党委为人民谋幸福吗？
谓“四人帮”时期有“闹而优则仕”的规则，在群众中大搞派性斗争，造成人妖颠倒，“四人帮”是最大的妖魔。现在倒好，天下的公务员与老板都是一家人，没有派没有别，有钱则仕、是仕就有钱，联合起来共同欺压工农群众。究竟是谁制造了人与妖的分别？
我们都知道，任何法律都是没有朔极力的，这是国际惯例，也就是明朝时期犯的罪，清朝制定的法律是不能治罪的，而且，法无明文规定不为过，那么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1976年发生的，1979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刑法，1981年用这部刑法审判四人帮，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判处明朝皇帝朱元璋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样无耻、可笑！
据此简单辨析，“四人帮”案才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大冤案，因为他们的背后有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四人帮”现在应更名为工农帮了！四人帮成为史无前例的第一冤案！最大的法律和人权践踏者毫无疑问地就是那个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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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作者 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着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着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着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剌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特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剌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地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Ｑ只因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爹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剌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剌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剌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剌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劳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着人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难有什么怀疑吗？
***
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指出：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一、“四人帮”就是“工农帮”
当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各种罪名如泰山压顶般扣于其身，即便他们有如长江黄河之滚滚辩言也难逃不复之劫。但随后30多年来的历史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以海枯石烂般的力量让千千万万的工农从心底为“四人帮”作无罪辩护，对于当年强加于“四人帮”的各种罪名，今天稍加辨析即可一吹而散。
“四人帮”积极推动的“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华大地是一个历经动荡的大地，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但在史书中，“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铁骑”“满清入关”“列强瓜分”“日寇侵华”、“南京大屠杀”等都没有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浩劫”，而一个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卫星飞船、制造了核潜艇大飞机、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没有腐败、没有黄赌毒、没有两极分化、8亿人均寿命超过60岁、让美帝国总统秘密来访的时期竟然被视为是最黑暗、最动荡、最荒诞的年代，这样的定性能经得起推敲吗？
“四人帮”曾被列为与希特勒、东条英机同类的反动人物，被批判为“大搞封建法西斯”。确实，在“四人帮”当权时期有频繁的整人斗人的运动，但那些被整的“四类分子”下台后又和大家一样同劳动同分配，他们的亲人只是受到名誉方面的牵涉。那些“四类分子”犯过怎样的错误、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姑且不论，但他们相比于今天那无可计数的终年奔忙到头来被逼自杀的工人农民却到是很幸运的。那时的搞运动是对少数人批斗而保护大多数人，而现在的改革改制运动，却是让大多数人陷于生活绝境而让少数人享福，两相比较，哪个更合理呢？（当年挨批的多数人，什么精英教授官僚们，现在不正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据说“四人帮”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教育，当年教师工程师等职业被贬称为“臭老九”,那么30年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又如何呢？“四人帮”当权时，全国中小学不收学费；被逮捕后，全国教育领域开始向全民征费，现在老师们可以公然擅自向学生“课税’,正课不上搞补课、挖苦心思搞创收，学生成为被公开抢劫的群体，连进幼儿园也无缘的独生子大量存在。“工程师’的光环还闪亮没到10年，在工厂里、工地上、矿山中呕心沥血的工程技术人员们一年所挣的工资比起当“鸡”的、当二奶的简直相差很远，他们在动辄就能摆出”硕士“博士”头衔的政府官员的眼里只能算作工匠，怎敢也谈知识分子待遇？更不必说那千千万万耗尽家庭积蓄，渴盼跨入知识分子行列的大学生，未毕业就失业的悲惨？究竟哪条路线才必将导致知识被迫害、文化教育被摧残呢？
当初搞改革开放的政策出发点就是要反对“四人帮”的“闭关锁国、爬行主义”，可是在“四人帮”时期就搞成功的大飞机项目在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搞黄了！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给美日欧发达国家提供了助飞动力的同时自己却只能在低技术领域爬行。市场换技术的道路被证明行不通，“四人帮”当年竭力反对和抵制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不说明很英明很正确吗？
“四人帮”有一项罪名是践踏民主法制，因为四人帮鼓吹“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那么如今在大讲法制的文明社会里，人民群众又得到怎样的保障呢？人们看到很多地方公检法人员为“黑社会”势力充当保护伞、大城市里一个小小派出所长一年灰色收入逾百万，只有在奴隶社会里才有现象，如今却在公安执法者眼皮底下大行其道。这种背叛人民、欺骗人民、压迫人民的公检法难道不应该被砸烂吗？难道劳苦大众还能指望腐败透顶的各级党委为人民谋幸福吗？
谓“四人帮”时期有“闹而优则仕”的规则，在群众中大搞派性斗争，造成人妖颠倒，“四人帮”是最大的妖魔。现在倒好，天下的公务员与老板都是一家人，没有派没有别，有钱则仕、是仕就有钱，联合起来共同欺压工农群众。究竟是谁制造了人与妖的分别？
我们都知道，任何法律都是没有朔极力的，这是国际惯例，也就是明朝时期犯的罪，清朝制定的法律是不能治罪的，而且，法无明文规定不为过，那么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1976年发生的，1979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刑法，1981年用这部刑法审判四人帮，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判处明朝皇帝朱元璋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那样无耻、可笑！
据此简单辨析，“四人帮”案才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大冤案，因为他们的背后有千千万万的工农大众，“四人帮”现在应更名为工农帮了！四人帮成为史无前例的第一冤案！最大的法律和人权践踏者毫无疑问地就是那个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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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作者 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着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着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着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剌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特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剌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地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Ｑ只因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爹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剌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剌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剌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剌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劳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着人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难有什么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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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以《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名义指出：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