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4/3/18 16:13:16
2014-03-18 10:02:5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寒江钓雪
再次论及《水浒》 ——曾用名：《水浒》好在哪里? 为什么再次说起《水浒》?据知此前还有所谓的两会代表中有个什么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日前称，《水浒》这样的电视剧应禁播，原因是它“与我们时代不适应”。无论这个李姓委员出于怎样的一种居心，又对此持什么态度，也遑论究竟此种禁《水浒》言论会得到怎样的实质之效，但它却实实在在反映了当下社会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惶恐。 我们常常会听到关于五毛的无耻与贱行。但五毛大概也分类的，有利益归属决定的五毛，有什么都没得到却依然做梦得陇望蜀的意淫爱好者五毛，当然还有一种实质为脑残的五毛。我们还明白，历代垂死的统治者出于苟延残喘延续政权生命力之需，都会对《水浒》颂扬的造反意识持绝对否定态度。但多少年来，他们的居心可曾有过得逞?《水浒》自从成书以来，得到的不同遭际却无从丝毫抹杀掉这部优秀小说的熠熠光辉。而《水浒》故事以及该书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民间传闻，业已深入人心。此并不会随着暂时的权力倾向性态度而发生任何改观。 试问，一个连《水浒》都害怕或是容不得的社会又将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又该如何评判其主导社会的统治者? 这是写于去年的一个帖子，由于李海滨委员的禁播《水浒》提议，感觉还是有必要再重贴一次。 《水浒》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它所展现的人物肖像与故事情节多年来一直在民间广为传颂。 毛泽东曾这样评点：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又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泽东的出发点是从官与皇帝的角度去看问题，他不管你什么老大不老大，主要是看你这个集团的宗旨是什么?这样的宗旨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真正政治家的出发点。 必须指出，《水浒》这部书，一直以来在中国民间流传相当广泛，由此也影响过许多人们。但又决不可忽视，它对于毛泽东最初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影响。毛泽东对于许多古代名著都有过精深的研究与独到见解。对于《水浒传》，毛泽东发表了很多评论，甚至在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讲话中也屡次提及。而在诸多评论中，最重要的是“《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起义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毛泽东还从《水浒》小说描写的打斗中看出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可以说是非常善于读书了。也是古为今用的最典型说明。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借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必须结合起来。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譬如孙立、孙新等假装投降祝家庄，与梁山义军里应外合、最后破了这个庄子。 那么，再从特别是以来境外阴谋势力在国内培植、发展起来的第五纵队力量，再结合对中国的“O”型战略包围以及岛链锁控，是否应该引起我们足够警惕?还想特别提出，不要一提起《水浒传》，就如临大敌一般认为这是一部教唆造反的书，就做贼心虚似的作刻意回避。《水浒传》到底是一部什么书，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关于《水浒传》的主旨，历来一直存在争论。且不说出于一种具体目的而批判其投降思想或是赞扬其阶级意识等，就是较为正常的学术争论，也聚讼纷纭，如有泄愤说、倡乱说、替天行道说、忠义两全说、还有充满迷信色彩的天罡地煞历劫说等等。如果我们能从单纯的文化角度对其加以分析，也许会发现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 毋庸讳言，《水浒传》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水浒传》所反映的北宋时期的社会现实，确实可以用“乱自上作”和“逼上梁山”来概括。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社会混乱、民生凋敝，是这一时期基本的社会政治特征。《水浒传》正是通过林冲、晁盖、宋江、杨志等人的经历来揭示农民起义发生的社会根源，并显示了农民起义是怎样由零碎的复仇星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的。但《水浒传》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主要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它通过对起义的悲剧性描写显示了传统社会的存在状态，即社会理想与现实伦理之间的谬误关系。而正是这种谬误，不仅是梁山泊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源，也是一切社会理想无法变为现实的最重要阻碍力量。而此，与中国社会经由社会主义发展被所谓与时俱进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私有化发展体制难道不正是绝妙对照? 《水浒传》的最难理解之处还在于招安问题。《水浒传》让梁山义军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大好军事形势下，十分主动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但接着又以冷峻客观的笔触描写了招安之后被迫攻打其它义军，遭受奸臣陷害、最后义军将领死亡殆尽的悲惨结局。用血的事实昭示了招安的可悲与可耻下场。这不是自相矛盾，正是历史的真实所在。《水浒传》的伟大之处也许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的悲剧性。 值得深思的是，以私有化改革为名的特色社会经济转型，是否应视为对这一历史悲剧性结局的认可与附会?如果单从结果论及，是否表明上世纪付出巨大代价的中国革命是为多余?而它唯一显示的意义仅在于，通过革命而实现了一次社会层面的人群流动，底层流为上层，持续过上了人上人生活。又由革命初衷恢复到革命前的重复剥削与欺压。只不过这种改变被人为披上改革与特色的子虚乌有外衣;又假以别有用心的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和与时俱进借口。 宋江等人想在招安的“忠义两全”中实现价值的圆满，但恰恰因此而以悲剧告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无情而绝妙的讽刺。鲁迅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我们承认，社会理想与所谓传统伦理观念是有着难以调和矛盾。但一个不提社会理想、只剩赤裸裸利益诱惑的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或是社会，它绝对是一个根本看不到希望与未来的庸俗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社会生产与分配关系，绝对会沦为强肉弱食、丛林法则盛行的兽性化竞争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状态，绝非理想化社会。也决不能长此一存。当年在中国西部农村——延安的黄土窑洞里，黄炎培先生对毛泽东所提及的朝代更替历史周期律绝对会重演。 《水浒》所描述的农民起义，与历史上所有农民革命的结局一样，它无非有以下几点： 一：被朝廷“维稳”势力剿灭; 二：自身具备了一定实力基础，朝廷的“维稳”对此绝对有了一定难度，“反贼”们有了与朝廷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条件适宜就接受招安，去做了朝廷的官员; 三：排除“一”，又拒绝“二”的结果，最后是自己取朝廷权力而代之。实行了改朝换代目的。 …… 而《水浒》无疑是符合第二种结果。 宋江等人，当初聚义梁山水泊，纵横山东、河北等地，使得大宋朝廷一时甚为被动。屡次派大军前往剿讨，但每次都无功而返。而当时的大宋王朝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有山东宋江、河北田虎、淮西王庆、江南方腊四大农民暴动武装作乱，外有辽邦虎视眈眈，觊觎中原花花江山。正当以宋徽宗为首的大宋党中央焦头烂额之际，天赐良机闪现。宋江领导的梁山党归顺，然后做功狗、奴才，去征伐辽国，灭田虎，灭王庆，灭方腊，最后没有可灭对象时，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就该轮到他们自己了。 其实，梁山农民起义悲剧结局，一开始就因自己的所做所为埋下了祸根。 宋江这厮，一贯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源自于什么?他内心根本就有着严重功利思想，在他一贯所秉持思想里，由于皇帝特殊地位决定了，凡皇帝没有不好的，都是必须要力保的;而由于皇帝统治下的国家无论怎样民不聊生，都是需要找出替罪羊来为皇帝开脱的。所以，赵佶朝廷就必须有了高俅、蔡京、童贯、杨戬等四大奸臣，而似乎没有了他们，皇帝就无比英明而天下大治了。但选择招安后的他们可能还这样认为，即使奸臣没有被灭，但只要有他们处于庙堂与之抗衡，有他们在，皇帝就能成为好皇帝，好似百姓就能安居乐业。 这可能吗? 于是，我们看到梁山党与大宋党开始了精诚团结，由此前的做对头到归顺、依附，但他们失去作奴才的意义时，大宋党又很不放心他们，因为梁山贼寇们历史毕竟不清白，所以，他们被灭是必须的。这就是做狗、当奴才的最终结局! 由宋江主导的梁山党，“上山”的最大追求还是自身利益的享受。所谓“大腕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正是其真实写照。于是，宋江就将梁山义军的前途发展与一众弟兄的未来利益寄托在来自朝廷的招安上。毕竟“山上”生活是风口浪尖，有极大风险难以避免，而只有实现招安，也就取得了所谓合法享受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宋江一旦有合适时机，招安的念头就一再冒出了。 他们“上山”前认为的朝纲混乱、民不聊生等等，都认为是朝中出了奸臣所致。而皇帝无疑是英明的，是绝对反不得的。而只要他们能入中枢，或能进入大宋体制，就似乎此前存在问题都将不复存在。即使奸臣还同在朝纲。这里就产生疑问了，忠奸并存的大宋朝廷，皇帝是采用忠臣还是采用奸臣的谏言?如果不幸而是后者，那又该怎么办?但宋江们似乎没有多虑这个问题，只要是招安就好。他们追求的只是忠君。而在封建社会里，所谓的君主就象征了至高无上权力，当然更象征了正统的政治统治。只要个人不以君主为敌，打着忠于君主的幌子，运用得好了，就能换来荣华富贵的一己与家族享受。所以，宋江等揭竿而起、啸聚山林与当时大宋朝廷为敌，不过是为最终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的一种权宜之策。而正是通过此等叛逆表现，才期冀最终引起朝廷的注意与重视。更还因为一定的实力为基础，虽是反了，但造反的旗帜上还分明写了“清君侧”“忠君报国”等字样。所以，一旦有了适宜时机，接受招安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才是真的、实的，其余招安之前一切敌对行为，一切杀戮与掠夺都不过是虚的，是最终为收获一种图谋已久的政治果实服务的。至于力保的这个皇帝到底是否爱民，倒并不重要了。所谓忠君爱国，就是无条件忠于赵佶皇帝，所谓爱国，就是忠于以赵佶为首的大宋小朝廷。正是这样的思想基础，促使梁山党不遗余力追求与施行招安。 但梁山党生前保党救国的那个大宋党，在不长时间后，随着赵佶父子被虏至北国坐井观天，也就作灰飞烟灭了。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规律，以宋江为首梁山党将赵佶看做皇帝，作无底线投靠，赵佶就是具有生杀予夺、权力无边的皇帝;而金国侵犯势力，不拿赵佶当一回事，赵佶就无奈且无可奈何去金国坐井观天了。 所以说，认识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最终结局。 《水浒》所描述与反映的故事已然过去一千多年，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是北宋灭亡后由宋皇族在江南建立起来的小王朝。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直至被元消灭时，也未能恢复宋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 而对此，是否可以说《水浒》所反映的历史悲剧就于当下不具了什么意义?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无论从当下国际事态演绎关系看，还是从“特别是”社会执政当局与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思潮来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打着所谓国际化接鬼名义的某种程度而言被殖民政权，国内要求变革力量的不同表现方式与戴着面具的“五毛”自我矮化、贴靠权力以及思想或是另类方式的被招安等等，对《水浒》所描述的那次轰轰烈烈、虎头蛇尾的农民革命都有其相似之处。 不得不说，历史自有其相似与轮回之处。但是，历史的镜鉴作用决不能被忽视。而从过往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力避悲剧重演，才是今天决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由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由于社会地位变化所致，对于《水浒》的认识与评判也必然会发生变化。《水浒》又还被称作是《荡寇志》，从名称之变当然也可以看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人对《水浒》这部书的思想态度与认识所持有的巨大差异。一个组织，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对用《水浒》故事所反映的造反思想当然持赞同与褒扬态度;但一旦取得政权，却转作回避与否定，代之以孔孟之道来企图巩固统治，又说明怎样的问题? 而南宋当局对内河蟹维稳，对外步步畏缩、岁币外交，却也未能换得腐朽政权的稳固。即如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所以，每一个腐朽统治的最终崩溃都有其不同之因，但有一点却不能否认：起决定作用的还无非是内因因素。 再回到《水浒》故事中来，决不能否认，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党，在决定其忠君报国思想时，又绝对包涵了严重的个人功利思想在内。说什么替天行道、忠君报国，都不过是意欲最终为大宋党做奴才而先行剪径抢掠、杀人放火的招牌罢了。 奴才终归是奴才!其悲剧、历史笑柄结局也是由他们自己所作所为最终决定的。 《水浒》这部书，好还好在告诉人们，作奴才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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