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4/11/5 11:43:56
2014-11-05 10:37:37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作者：方列 叶建平 李鹏 赖星 李树峰
33岁的郝芳芬是四川雅安市汉源县九襄镇的一名村民，在成都市从事家政服务已近8年。谈到落户成都或者雅安市，郝芳芬显得有些犹豫。她坦言，虽然这几年收入从过去每月的1500元涨至2500多元，但她还是希望将户口留在家乡。“大城市生活成本比老家高多了。在老家，自己有地，吃喝不愁。”
在国务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将在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作为一项重要目标。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浙江、河南、四川、陕西、江西等地采访时却发现，尽管各地均出台了政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相当数量的农民却因担心自己原有利益受损和难以享受城市居民配套待遇而心存顾虑，“进城不落户”的现象突出，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镇化”现象。 户口利益链此消彼长 农民落户城镇顾虑多 浙江省公安厅人口管理与服务总队总队长阮文广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建设不断加快和社会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农村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长，城镇户口背后的利益链越来越短，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意愿不强的趋势还可能进一步加剧。 和郝芳芬一样，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河南等地，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镇落户“顾虑较多”。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3年底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尽管当前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的意愿较为强烈，超过八成的农民愿意在城镇就业生活，但在城镇落户的积极性并不高，商丘市愿意落户城镇的农村转移就业人口比例不足5%。 在人口流入大省浙江，由于担心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就业，对流出地农村的既得和预期利益又难以割舍，在流入地落户的意愿也并不强烈。据2014年2月该省流动人口流动状况抽样调查，“希望在居住地落户的”仅占8.5%，大部分流动人口更看重务工收入、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河南省许昌县尚集镇罗门村村民完海亮“一辈子穷在户口上”的遭遇正是许多农民“进城不转户”心态的注脚。近4000口人的罗门村，2000多个劳动力全部在外务工，800多户中在市县购房者多达100多户，但户口都留在村里。2004年农业税废除后，完海亮借在郑州工作之机，花费数万元将全家4口的户口迁到了郑州，此后企业倒闭，失业多年连社会保险的费用都难以为继，无奈之下，2012年，完海亮花费2万多元为村里打井、修路，得到村民许可，又重新将户口迁回了农村。 落户成本成“硬骨头” 城镇承载能力有限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报告2012》，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上，农民市民化的平均成本为10万元/人，进入大城市的成本还将成倍增加。《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追踪采访时发现，落户成本高是许多户籍制度改革参与者们最大的顾虑。 教育问题一直是进城务工人员最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各地大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就读问题。随着大量农民工子女流入城镇，给地方财政带来了一些负担。成都市教育局局长吕信伟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成都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子女36万人，每人每年财政转移支付仅300元，而成都市生均教育成本在1万元以上。 “只要农民工落户南昌，其子女入学和当地城市居民子女入学并无政策上的差异。”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工作处杨雪飞介绍。经测算，若南昌新增100万城市人口，预计学生将增加20万人。而要在短时期建立一批师资合格的教师队伍、能够提供合格教育质量的学校非一朝一夕之事。 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也成为户籍改革后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以自来水供给为例，今年以来，郑州城区因干旱问题已发生两次供水危机。按照规划到202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人口要达到700万，而目前仅为300多万。郑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规划显示，为了配套人口增长，郑州市将新建7个水厂，供水能力达到214万立方米，为目前郑州市供水能力的数倍。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目前仅有一座水厂在建，其余规划仅停留纸面，周边水源呈现枯竭态势。而河南省电力公司也反映，当前，随着人口向城镇的集聚，郑州等大城市和县域农电的迎峰供给也都日渐紧张，大城市限电和农村超负荷区域存在扩大化趋势。而庞大的电网新建和扩容投资以及供地等问题都日渐凸显。 “当前城镇承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比较有限。近年来浙江省各地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和生活成本上升、就学就医资源紧张等‘城镇病’已逐渐显现。”阮文广说，“以2300万流动人口基数计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将达2.3万亿元，而2013年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为3797亿元。” 统筹城乡一体化 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专家认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和意愿，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利益赎买选择来保障农民的自由选择权，而不是采取强制性和强迫性措施。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孙廷喜认为，城镇化的科学推进必须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要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收益最大化，消除农民进城后顾之忧，弥补进城个人成本，增强向城镇转移动力。 河南大学教授耿明斋认为，破解户籍逆城镇化的困局，除农村个人资产问题外，培养农民进城必需的文化和技术等“软实力”，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多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平台，从政策上要求农民工必须接受必要的事业培训或持证上岗;另一方面，农民工要积极主动参加各类学习培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提高自身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真正在城市立足。 “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实际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一体化，不仅意味着农村人口可以在城市定居，也意味着城市人口可以到乡村定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说，“如果只有单向的流动，那还称不上所谓的一体化。我们要改变传统思维，城乡统筹并不一定是城来统乡，完全可以借鉴农村政策中好的，来影响城市政策。在城乡之间都需要在福利和保障政策上不断消除不平等的权利责任，建构国民一体化的权利责任保障体系。对于其选择也要考虑到其心理社会承受力给予一定缓冲期，缓解其心理压力和社会适应压力。” 着眼就地市民化 倾斜性投资中小城镇 专家认为，当前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同步配套改革，增强进城动力，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在住房保障、就业服务、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逐步实现社会保障跨市州接续，全省范围无缝对接，推动城镇常住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同等权利。 “人口城市化和市民化需要相应的公共财政支撑，如何分摊流动人口定居所带来的城市化财政负担,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人庆认为，“中小城市的人口扩张会对人口流入地财政带来压力，财政保障需要解决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 阮文广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应当着眼于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就近就地市民化成本较低。从城市承载能力看，流动人口过度流向大城市，可能会给大城市带来交通堵塞、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同时，随着农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农村人口到大城市居住生活的意愿正日益减弱。无论从城镇化长远发展看，还是从农村人口自身意愿看，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应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佳选择。 “现在国家主导向农村地区投资较多，利益集团大公司主导的投资多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和建制镇等恰恰是目前投资少有覆盖的地方。我们需要改变现在的国家财政战略，坚持向城镇做倾斜性投资，改变以往投资集中于大城市的局面，以投资改善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 此外，阮文广认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滞后，已成为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早已与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缺乏全面完整的法律参照，建议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让基层部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法律依据。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方列、叶建平、李鹏、赖星、李树峰采写)
还我自然 - 2014/11/5 11:47:09
2014-11-05 10:37:28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作者：蔡敏 黄艳 周相吉 郭强
职业农民种田困惑:70后不愿,80后不会,90后不谈 村里不见年轻人 谁来接替种地 “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江西省萍乡市职业种粮农民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他已经55岁了,当前中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职业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领头羊,资金、技术等实力比较雄厚,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强于一般的农民。《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江西、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进行调研,采访了众多新型职业农民。他们表示,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现代农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下,农业是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农民也可以是体面的职业。但在经营中,他们却遭遇了土地流转不规范、基础设施薄弱、贷款困难、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困难,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同时,由于当前农村留守种田的农民仍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外出打工不愿回乡种田,他们也担心将来“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田”,农业依然后继乏人。 “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旧很苦很累” 种粮大户凌继河说,现在农田分散在一家一户,流转制度又不健全,很难做到集中连片,而且基础设施也很薄弱,机械化水平难以提高,种田依然很苦很累。 凌继河是江西省南昌市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目前共承包了18000多亩农田,聘请了127名农民。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种粮大户前,他曾是当地有名的农民老板,开过酒店,卖过建材,做过手机批发,在返乡种田前,他原本设想在农业机械化推广普及的今天,种田应该很轻松,但几年下来,他发现种田依旧很苦很累,而其主要原因则在于当前我国土地流转制度不健全、农业基础设施太薄弱。 “现在农机这么发达,理论上种田可以完全机械化,但现实就是实现不了。”凌继河以水稻收割为例说,现在一些大型收割机自带空调,而且可以一边收割一边把稻谷直接打到拖拉机里,但这种机械在我们这些小田块里根本施展不开,现在我们用的还是小型收割机,需要边收割边把稻谷装袋,然后还要人力扛到拖拉机上,非常辛苦。 南昌市安义县西路村农民刘高美为凌继河管理了1000多亩田,年收入超过20万元。他告诉记者,去年他在外打工的侄子见他种田赚钱,执意要回来种田,“一年下来也挣了六七万块钱,但今年就不想再种了,因为七八月农忙时三四十度的高温,他们受不了”。 “如今,通过规模化经营,一些职业农民获得了较好的规模效益,但要想让农民真正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不仅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还需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降低劳动强度。”凌继河说。 记者在中部某农业大县发现,当地60%以上机耕道建设滞后,且农田不规则、落差大,机械化操作不方便,降低了机械使用率。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农业部门的调查也显示,当地种粮大户承租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普遍比较差,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农机化程度偏低。交通不便、道路不畅、排灌体系不健全、设施不配套、沟渠严重淤塞等成为种粮大户和职业农民迫切希望改善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种田依然“很苦很累”,一些职业农民虽然自己通过规模化种田获取了可观的效益,但他们普遍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种田,即便种田的收入比打工更高。 江西省南昌县兰新乡农民万茂华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种田,年收入超过10万元。他28岁的儿子在南昌市一家公司上班,月薪3000多元。虽然儿子挣的钱远没有自己多,但万茂华却不想带儿子一起种田。他说:“种田太苦太累,不想让他们再吃这个苦。” “困难多风险大,希望有更多扶持” 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银行贷款难办,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袁松松以前在深圳公安局光明分局从事秘书工作,2008年12月底,袁松松辞去工作,带着妻子、女儿回到星子县承包了数百亩农田种植水稻,成为一名职业农民。袁松松告诉记者,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遇到很多困难,亟需政策扶持,比如当前土地流转政策不完善,土地承租关系不稳定,职业农民都不敢做中长期规划和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贷款方面也有困难。”袁松松说,职业农民流转土地需要有一定的资金,现在一百亩田一般要四五万元,这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是不少的,可现在银行贷款很难,农民又没有可抵押的财产,职业农民梦在最开始就被扼杀了。 对于贷款难,湖北省武汉绿发源绿色时代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松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成立合作社以来,虽然顶着不少光环,但真正从银行贷的款不到200万元,而且还是用自己的房产和车子做抵押,现在他主要的融资渠道还是靠私人借贷,利息比银行高一倍。“职业农民一般都需要融资支持,但银行都是嫌贫爱富。我这里来的领导多,银行行长一面跟政府领导承诺支持新型职业农业,要给贷款,但转过头又对我们说银行风险控制难,贷不了款。” 另外,农业生产受天气、市场等影响大,职业农民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规模效益”易变为“规模亏损”。江西省九隆种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黎兵春告诉记者,去年7月,江西出现持续强降雨,合作社里有5000亩稻田被淹。这5000亩稻田中有2000亩之前已投过保险,但另外3000亩还没来得及投保,就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种田利润不高,但亏损起来却很厉害,即使买了保险也没用。”黎兵春说,农业投保金额低,最多赔付两三百元一亩,这连我们买种子的钱都不够,相对每亩1200元的前期投入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许多职业农民表示,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保险制度尚未健全,一旦遭遇大的自然灾害,他们“几年的辛苦钱都要搭进去,甚至不还够”。相对于普通农户而言,他们承受着更大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但享受的扶持政策却不对等,反而更少。 江西省万年县石镇镇种粮大户周金来说,按照我国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等都是给原来承包土地的农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职业农民反而享受不到国家的这项惠农政策。“希望国家能针对职业农民在规模化经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周金来说。 “等我们种不动了,以后谁来种田” 相比在经营中遇到的“近忧”,当前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新生代农民不愿种田,农业发展“后继乏人”的问题更让一些职业农民感到担心。 今年55岁的陈茂盛是江西省萍乡市远近有名的职业种粮农民,2013年种了3000多亩水稻。他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里年轻人不愿种田,农民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就拿我们村来说,现在留在家里种田的基本上都是年纪大的老人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妇女,而且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了80%左右,平时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的身影。”陈茂盛不无担忧地说,当前老年人种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过不管怎样,现在的田好歹还有人种,再过十来年,等我们这些人老了、种不动了,“谁来种田”就真成为一个问题了。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务农农民年龄偏大,即使在职业农民中,50岁以上的也占主导,呈现出“70后不愿种田,80后不会种田,90后不谈种田”的现象,农业生产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湖北省2013年就职业农民调查发放问卷一万份,问卷对象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一村一名大学生”回乡青年、参加过阳光工程创业培训的学员、大学毕业生在农业领域创业者、种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等。调查显示,88.93%的农户家里的孩子没有学农或者从事农业生产,69.08%的农户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从事农业生产当职业农民。形势很不乐观。 农业生产“后继无人”,从长期来看将导致国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而从短期来说则直接推高了农业用工成本的飙升。“现在种田请人一年比一年难。”从2002年就开始大规模种田的江西省新建县联圩镇职业农民孙祖升告诉记者,他刚开始种田时,几十块钱一天别人抢着干,但这几年工价涨的太快,“2010年,我开出的工价还不到100元一天,而今年高的已经超过了200元,价格翻了一倍,但人还更难请,贴烟贴酒不说,工作时间还不能太长。” 对于当前农业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凌继河也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往年春耕前,许多人都会到他那里抢田种,但今年一个也没有,相反还有很多人上门来主动要把田租给他,而且田租还降了一些。田租下降本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凌继河却高兴不起来。“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种田了,以后我找谁来帮我种田就是一个问题了。”凌继河说,以前他最担心的是土地问题,“怕包不到田”,而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种”。(记者蔡敏、黄艳、周相吉、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