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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null, 2, center]（原标题：美式全球化正在终结）[/p]今年5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声言“美国的国力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盛”“全世界都期待美国出手相助。所以，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是上一个世纪的现实，也将是下一个世纪的现实”。很显然，美国人至今还认为，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
现在，全世界的战略观察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都对奥巴马的这一战略判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来自各方面的严酷事实恰恰要求我们负责任地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美式全球化正在终结。
美式全球化的“春夏秋冬”
说美式全球化终结，不是美国的终结，也不是美国强国地位的终结，而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周期终结了。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是独步一时，能够称霸世界、主导全球的超级强权了，而只是世界几个大的力量中心之一了。美国也许会继续强大，甚至像奥巴马等人希望的那样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但此第一不是彼第一，它不能再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要与其他大国或国家集团合作，来共同处理世界事务。从最近的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伊拉克等事件看，美国包打天下、通吃利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国必须学会分享实惠，学会与非盟国的大国平等合作，就此意义可以说，美式全球化已经穷途末路。
回顾现代世界体系五百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它存在一个周期律，像之前的西班牙周期、荷兰周期和英国周期，每一个都是一百多年。美国周期也只是全球化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就像生命体一样，有诞生、成长，就会有衰亡。这是历史的规律，世界历史上没有千年帝国。具体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甚至可能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走向衰落的整体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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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活动，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1财富结构中的深刻裂痕。图为一名示威群众。
过去一百年的美国体系，可以用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来形容它的不同阶段：“实业春天”，1890年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产业盛夏”，1945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实业国家，成为军事强国;“金融秋天”，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推出金融衍生品;“危机之冬”，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体系进入“终结阶段”。
1971年是美国周期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美国主要是以实体经济占优，此后开始向金融服务业发展。那一年，美国芝加哥交易所推出了第一个金融衍生品，就是美元和英镑的货币指数。芝加哥交易所主席梅兰梅德花了5000美元，请《美国货币史》作者——著名的弗里德曼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谈金融期货问题。梅兰梅德说，这是芝加哥交易所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笔交易。他拿着这篇文章去游说美国财政部，开始做金融衍生品。当时，有个计算机程序员做了一个演算，跟梅兰梅德说，根据我的演算，你们这样做，世界金融体系将会崩溃。梅兰梅德说，我们管不了那么多，那是以后的事，我们先把货币期货推起来再说。1971年以前，美国所有的货币投资和金融活动80%和实业有关，20%和实业无关。到1976年后反过来了，只有20%和实业有关，80%没关系了。这意味着实业地位的下降，体系周期的金融秋天来临。现在看来，真被那个计算机程序员言中了。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几乎把整个世界经济掀翻了。
美国吞食了虚拟经济的苦果，现在提出“再工业化”，希望重振实体经济。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能不能帮它走出危机冬天?我认为，这个冬天不会轻易过去，因为按以往的周期律，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实业春天，整个世界体系才能走出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低于德、日等工业国家。在产业竞争和金融投机的双重压力下，美国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开始产业转移，走上金融化的道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除了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等少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还在维持外，多数民用制造业已经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这也证明，进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国，已经不能也不愿意再充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更不可能重新推动实业经济的发展。所谓“再工业化”，不过是某些政客一厢情愿的选择，甚至只是他们争取选票的噱头。
美国不可能再工业化了。就像动物进化一样，如果说制造业国家是“食草动物”，美国已经是金融“食肉动物”，不可能再去食草了。目前的工业化根本无法提供金融资本所期望的利润率，资本不可能大规模向实业转移。从国家行为和经济模式的角度来说，一旦过了那个阶段，再想回头不容易。就像一个年迈体衰的富翁，要重新去当打工仔、恐怕很难做到。
美国走到这一步，是有政治原因的。作为国家行为，有一帮利益集团在锁定这个结构。重新发展实业，金融集团怎么办?华尔街同意吗?要发展实业，就得遏制金融资本的利润，哪个美国总统能做到?做不到的。比较一下奥巴马在竞选前后对华尔街态度的变化就能看出，如今美国政治的现实是，总统为仆、资本为王。
据达拉斯联储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仅在美国就造成14万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损失5.12万美元。如果把对全球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失统计在内，数字更是难以估量。但是金融危机发生6年后，只有一位华尔街人士在2014年为此进了大牢。而且在媒体、金融界和法官眼里，此人只是个倒霉蛋罢了。文章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这架势，是在往‘只要有钱，怎么作都不会死’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美国不可能再工业化的政治性原因。它整个的政治运作模式主要是靠金融资本支持的，产业资本的地位比较低，发言权越来越小。再加上危机之后的“新常态”——高失业率等问题，都很难改变。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7%，我问过经济学家恩道尔，他认为在20%左右，比统计数据高得多。所以，美国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它已经没有力量再去拉动全球化这驾大车了。如果说，它以前驾轻就熟利用金融杠杆的方式去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进展，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在危机的冲击下，美式全球化体系出现了全面瓦解的态势。以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程序开始向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小圈子转变，显现美国已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却还想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窘状，曾经不可一世的世界银行成了食之无味的鸡肋，难以发挥世界性的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欧洲所控制，成为另外发声甚至是向美国货币霸权叫板的机构。长期坚挺的美元货币体系渐失信用，因债台高筑和财政悬崖而风雨飘摇。联合国安理会常常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其权威受到普遍质疑和挑战。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是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长久以来没有打赢一场战争。美国逐渐失去传统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为2014年全球第一大风险。产业外移导致美国逐步失去产业标准的制定权，金融危机使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从美国国内情况看，高失业率正在成为“新常态”。美国主导的文化、教育、传媒体系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大量外来移民并不认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暴露出美国社会在99∶1财富结构中的深刻裂痕。
作为一个经济体，美国的资源比较丰富，人口资源比较好，科技发展水平也比较高。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华尔街的金融力量太强，吃相太难看，99∶1独占利益，绝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对它进行制衡，美国政府也不行。金融资本集团拥有的权力太大，占有的利益太大，这个问题恐怕是最终戳破美国气球的那根针。吉普林说，帝国的毁灭不是轰隆巨响，而是扑哧一声。美国最后的衰亡可能就是扑哧一声。
持这种看法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们。
著名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去年10月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时坦承，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走向“终结阶段”，未来的世界将在“无序和混乱”中形成多边主义。为此，美国必须学会与其他大国相处，需要“寻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来共享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3年12月发表了一份报告——《全球趋势2030：变化的世界》。报告指出，从危机发生到退出杠杆的时间推测，此次危机还将持续至少10年。危机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种前景：一是美欧转向国内，导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滞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为经济严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现非国家行为体主导的世界。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单极时刻’已一去不复返，国际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这句话与一百年前“英国治下的和平”终结遥相呼应，可见，美国的战略家们已经感到，帝国衰落周期律的死神在敲门了。
世界变化趋势：三分天下
目前美国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设计，是希望巩固并维持以它为核心的“两洋格局”。也就是，以北美自贸区为核心，一边是跨大西洋的TTIP，把欧洲整合起来;一边是跨太平洋的TPP，把西太、东亚整合起来。从世界地图上俯视，有点像一只巨大的蝴蝶：北美那个长带为蝴蝶的中间部分，左边一个翅膀，右边一个翅膀，形成两洋格局。这两洋不是平均布局，据美国的判断，亚太这边分量更大，更重要——这就是希拉里说的要缔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原因。一百年前美国偏重于大西洋，如今则侧重于太平洋。美国希望一肩挑两洋，左右逢源，亚欧通吃。
这就是美国的设计，是它对未来的希望。核心是美国继续主导世界，控制全球核心地区。问题是，美国还有力量主导世界吗?它已经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它想通吃利益，搞小圈子，却又没有冷战时期当大哥一掷千金的实力与魄力。胃口依然在，能力在衰减，这就是美国的战略困境。
美国当然想继续当老大。TTIP是什么?是它想利用欧洲的短板——军事与政治，在经济和安全事务上控制欧洲，建立传统发达国家俱乐部来影响世界。同时排斥俄罗斯，因为欧洲“澡盆”装不下俄罗斯。可是欧洲不听它的，自己抱团。特别是德国，欲利用全球危机对欧洲进行全面深度整合。欧洲从20世纪50年代的煤钢联盟开始，到1970年利用空中客车搞产业联盟，再到1985年的申根协定、1999年的欧盟，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圈，内部贸易占80%，欧系货币体系占世界货币量的40%。地缘上也在悄悄扩张，逐渐纳入了中东欧和非洲。欧洲想摆脱美国，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而美国还想继续主导和控制欧洲，美欧的战略目标难以调和。推进跨大西洋合作，需要美国让渡更多的权利，这是让美国越来越难做到的事。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就难以形成紧密、一体化的共同体，所以美欧之间只能是相互竞争和博弈。总的趋势是，双方从貌合神离到渐行渐远，最后欧洲脱美，成为欧洲人的欧洲。
那么，亚洲的情况怎么样呢?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亚大多数民众认为，目前在亚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尤其与中国大陆邻近的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参与主持这项调查的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撰文称，东亚民调为美国重返亚洲泼了冷水，令美国的政策精英们大感惊讶。从这些情况看，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也并非是什么明智之举。
美国重返亚太，把太平洋地区视为“美元湖”，体现了它对当下及未来世界中心的看法和利益认识。美国推进TPP有三个目的：一是阻止亚洲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二是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确保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三是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这些目的能否实现?我认为，美国的环太平洋战略——利用TPP搞经济小圈子，再加上美日澳等安全同盟来主导环太平洋区域的最大问题是，这个设计忽略了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利益，使这些国家成为环太平洋区域的边缘国家，这就可能产生离心力，导致这些国家脱离美国主导的体系。
从东亚来看，自2010年中国和东盟形成自贸区，开始货币互换，内部贸易量大幅上升，已经到50%左右。中日韩在谈自贸区，也在谈货币互换，内部贸易量也在逐步上升。这种情况下，东亚就逐步形成了一个虽然没有脱离美国，但是内部贸易量越来越大，整合越来越多的经济圈。美国因为经济能力退化，已经难以用经济手段扭转这一趋势，而只能凭借过人的军事能力来搅局，挑起主权争端，利用安全议题在亚太地区扮演“隔岸平衡手”的角色。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加速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的脱美化进程，导致环太平洋区域分裂为东亚与北美两大经济圈。
上述这个“天下三分”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从一超到两洋、再到三圈，以前是美国一超独大，经过一个过渡期，变为两洋战略，现在正在向三圈过渡：北美一个圈，欧洲一个圈，东亚一个圈。“三生万物”，世界将走向多极化。
三大经济圈各自在世界经济中占多少份额呢?
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世界经济的26%。欧洲圈包括欧盟28国，欧元区18国，内部贸易80%，占世界的25%，东亚和西太圈(中日韩、东盟)则占世界的23%。目前这三大经济圈已经占世界经济的75%。2001年以后，北美、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都显著下降，只有东亚地区在稳健提升。如果东亚圈把俄罗斯、印度、伊朗以及中亚和中东资源圈整合进来，将达到世界GDP的40%以上。
这就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可能的发展趋势，由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变为三个经济圈，也可以叫三大经济区。由此，美式全球化周期将走向终结。
有人会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走完了，是不是轮到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周期了?我觉得不是。首先，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就憧憬着当弄潮儿，有些不现实。更何况，中国目前还没有主导新的全球化的力量。中国的目标，是推进多极化世界，因此不是一个与美国竞争全球权力的新兴大国。中国的任务，就是当好东亚区域的核心，把东亚发展成为能与欧洲、北美比肩的经济圈。只有当这三大经济圈或更多区域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进行一体化的整合，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新一轮全球化将是一种什么方式，由谁来主导，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世界的大趋势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和世界体系发展的多元化。不只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多极化，也包括发展路径和模式上的多样化。沃勒斯坦在最近一次访谈中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很快会崩溃，对这一预言可以继续观察，但至少说明资本主义不会成为唯一的模式，还会有社会主义模式或其他模式成长的空间。人类文明将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不光是欧美的西方文明，还包括中华文明、欧亚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这些文明不会总处于边缘地带，而将成为世界体系中平等的一元。从一超独霸到两洋格局，再到三大经济圈，这是世界大势，中国应该顺势而为，积极推进多极化，而不是幻想自己去当老大。这一点极其重要。谁争当老大，结局定是全球共击之。也就是曹操说的，是自己用火烤自己的蠢举。
美国追求排他性利益将逼迫中国去美化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30》报告预测，未来一个可能的前景是，“美中合作，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这说明美国对中国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作为一个曾经的，或者说现在仍然试图继续主导全球化的国家，可能会有一种大势渐渐远去的悲凉感。对于任何有可能取代它，或者在它衰落时期不断上升的国家，它很难以一种平常心去看待。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包括其他金砖国家，它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复杂心态。前些年对日本也是，有一种警惕甚至打压。日本对美国说“不”，美国就说“日已西沉”。现在中国在崛起，美国就总想遏制。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也就是帝国的醋意。它不解决心态问题，就无法放下身段去谈合作，更不要说让渡部分利益。
怎么判断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说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可如果画一张太平洋地区的图，再画一个美国的利益图，你会发现，太平洋很大，但美国占了99%，留给中国不到1%。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圈是这样的：日本是盟国，韩国是盟国，台湾它要保护，有《对台关系法》，然后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一直到澳大利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想象两国能够合作呢?何况在这个合作体系中，中国做的工作肯定不止1%，美国恨不得90%的工作都交给中国来做，总是说你得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几乎没有利益分享，对中国的统一和领土、领海主权也要指手画脚。这就是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天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排他性的利益。赵汀阳在《天下体系》一书中说，现在世界体系的问题就在于，主导国家追求排他性利益，而且是最大化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什么合作呢?一看太平洋地区美国的利益圈就知道了，中美很难合作，更何况还存在着两国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合理。
上面是从空间结构和份额来讲，从法理上讲，二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等，中国的合法权益如台湾、钓鱼岛，包括南海，是国际法规定的。这是高于《旧金山合约》的法，规定了中国的合法权益，但美国也不承认。我的合法权益你非法占有，占到99%，那你说跟中国合作，这叫口惠而实不至，甚至是口惠而行恶。所以我认为，中美如果想合作，美国必须改变态度和行为。关键不在有没有合作的表示，而在于在一种平衡权利与义务的框架下，以分享利益的机制去稳定地推行合作。没有利益分享，就没有合作。
美国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们有些短视。他们做了力量分析和判断，认为太平洋必须由美国来主导。前段时间，中国和东盟整合，包括中日韩整合，影响了美国的既得利益。因为美国视太平洋为“美国湖”，谁要改变这一点，就触动了美国的利益。1905年，美国与日本秘密搞了个“塔夫脱—桂太郎协议”，划分彼此在亚洲的势力范围;20世纪50年代，美国又划了一条“艾奇逊线”;今天美国的利益线比那时范围还大，更不公平，整个太平洋都成了“美国湖”。可是美国得明白，你不可能通吃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如今主权国家平等，我承认你的利益，你也得让我得到我应得的一份。把你的国家安全寄托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美国现在的问题是，想通吃安全与经济利益，但它债台高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财大气粗了。它靠什么来通吃呢?军事力量。美国唯一一个强大的杠杆就是军事力量。因此，它就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进程进行了一种反设计，我称之为“制造并维持可控的紧张”——利用亚太地区原来缺少安全框架的设计，制造主权争端，在安全问题上拉偏架，使它这个“隔岸平衡手”获得干预的可能。当然也不能让局面完全失控，那样也会冲击美国的利益，所以最好维持可控的紧张局面，制造矛盾争端，阻断东亚的合作进程，再通过安全杠杆让东亚整体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这和英国当年在欧洲大陆做的是一样的。德国强了帮法国，法国强了帮德国，永远不让一个大陆强国来统治欧洲，否则就意味着英国的被边缘化。美国现在也是玩这手，绝不允许亚太地区进行整合，更不能让中国来主导，中国主导就意味着美国的边缘化。可是美国忘了一点，就是东亚与欧洲的最大不同——欧洲四分五裂，而东亚大陆只有中国一个大国。利用日本来制约，在地缘上很难实现。中国只要保持统一，美国这个“隔岸平衡手”就只能在海上捣乱，但捣乱又无伤大局。
美国目前在亚洲地区所做的就是不断挑事儿，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包括利用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怎么回事?基辛格非常清楚。当时是一个大家有意搁置的问题，现在美国把这事儿挑起来，看起来得计，结果很可能导致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安全事务上脱美化、去美化。你不跟我玩儿，我还不跟你玩儿呢!美国对待中国，不过就是开放一般商品市场和国债市场，其他方面，高技术不转让，政治上不断指责，网络上实施监视，军事上拉偏架，还老在周围耀武扬威，施加军事压力，利益还不让渡，那中美之间还可能合作吗?基本成了缘木求鱼。
美国这样做，促使中国加强与俄罗斯合作，中俄一起对美国说“不”。中俄在战略上接近，可能会形成一个以中俄为核心的东亚，或者西太平洋地区。普京在今年5月亚信峰会的设计是，中俄印三方统合。这些国家有人口，有制造业，有资源，也不缺少独立的金融体系，发展下去，将成为一个脱美化的经济体。亚信峰会开始解决安全问题，不让美国来“打楔子”，不让域外的国家军事干预。相关各国之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可以商量，安全可以互保，这就俨然形成了一个大的体系。
如果美国不跟中国合作，可能一段时间后，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小。但是中国不用太担心，无非就是一个3亿人的市场。中国沿海发达地区5~6亿人口，消费水平、消费能力已经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如果我们把13亿人的大市场开发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统一的单一市场。13亿人的市场相当于什么，比一个3亿人的美国市场加一个5亿人的欧洲市场人口总和还大。如果再加上俄罗斯和中亚，包括阿拉伯地区，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是新时代的亚欧大陆合作网络。历史上，这个网络维系了这一区域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时代再现辉煌。
中俄存在共同利益，这是双方成为战略伙伴的基础。在目前的全球背景下，中俄具有相似的命运，这是双方互信合作能够长期化的关键。当然，领导人的共同认识和相互信任也是一个重要条件。
另外，中俄战略合作的互补性更高、稳定性更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最缺的是资源，而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资源国家，两国合作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最近中俄签订的天然气协议看，双方在能源领域形成了相互保障的背靠背关系——俄罗斯为中国的能源供应提供长期的保障，中国为俄罗斯的能源提供稳定的市场。这就是说，今天中俄之间是互补互助、合作发展的关系，不是沙俄与满清的领土竞争关系，也不是斯大林与毛泽东时期大哥与小弟的关系。
特别是，中俄在与美欧日等金融国家的币缘政治竞争中具有共同利益。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和俄罗斯的资源及工业体系合作，可以在金融国家、制造业国家、资源类国家的全球币缘政治博弈中形成强大竞争力，对处于总体优势，因而倾向于利益通吃的全球金融资本集团形成有效反制。而俄罗斯的人口结构与中国和平传统的内在制约，可以从根本上避免双方间的矛盾走向战略冲突，因此有可能在持续合作的互动中成为应对海权国家、金融资本国家压力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中俄合作可以走得长远。
也就是说，中俄有共同利益，又能优势互补，中俄背靠背相互借力、彼此支撑，可以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制衡。我认为，美国如果不抓紧，它跟中国合作的机会就会失去——目前正在失去。这是美国的战略家们需要反省的。最近因为网络安全问题又来起诉中国军人，也太健忘了!你自己斯诺登事件闹得天怒人怨，还没完呢，这样下去的话，大家怎么合作呢?先不讲别的，就讲利益。如果美国想通吃利益，始终把别人作为小伙计压着，不能平等待人，人家就会用脚投票，自己去抱团。到那时，你美国还能主导世界吗?甚至还能主导太平洋地区吗?没有了中国的配合，没有了东南亚，还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吗?再说，为什么不能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太平洋世纪呢?为什么让你美国独占，利益通吃?通吃，就找不到真正的合作伙伴。
所以，美国的战略家们需要反省。美国利用东海、南海争端遏制中国，在乌克兰事件中打压俄罗斯，幻想通吃利益，结果只能是众叛亲离。如今美式全球体系已经丢掉了半个欧元区，现在又失去了俄罗斯，如果再失掉中国的合作，或许日后还会有印度、土耳其、沙特等中东国家甚至是韩国、日本的背离，美式全球化体系就将完全土崩瓦解。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 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眼看中国越来越去美化，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手段来对付中国?
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让步;二是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平等待我，与中国分享亚太地区的利益。前一种方式，目前美国正在做，我认为一定碰壁。原因是从长期趋势看，美国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同时，在原来的格局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退让的。我卖东西的钱都买你的国债了，然后你的国债不断贬值，我还能一直这样买下去吗?其他实体贸易，包括高科技，你不给我，那我肯定得另搞一套。这次中俄大飞机合作，就有可能在航空产业体系和标准上形成自己的一套。为什么?你美欧想垄断，老卡我，我当然要另起炉灶。到最后就是三足鼎立，你肯定通吃不了。你举起大棒，肯定就一拍两散了。中国绝不会屈服!朝鲜战争美国占据那么大的优势，中国也没有屈服。
美国目前的对华战略，还是两面下注的对冲性战略。这让中国也只能以两手对两手——你想合作，欢迎;你要遏制，反对。以前我们的外交战略总说以美国为重中之重，现在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表面看是强调不对抗，实质上更深层的含义是，中国在追求实现平等的中美关系。以前的重中之重，在某种程度上是把美国放在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而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是咱俩得平等。这是重大的战略转变。美国要认识到中国的这种变化，不是你美国打压中国，中国就会服你。中俄战略接近，就是中国采取的战略对冲，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约美日破坏雅尔塔格局的举动。当年尼克松拉中国合作对抗苏联，获得了大三角关系中的有利地位，如今美国把中俄逼到了一起，这绝对是美国地缘政治的梦魇。中俄通过产业链整合，形成东亚圈的核心，并发展与区域国家间的资源、制造和金融等多层次合作，这也将成为美元币缘政治体系的梦魇。
我说过，通吃无法合作、独占没有伙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老是讲“伙伴，伙伴”。伙伴是什么?伙伴要一块干活，分享成果。你不分享成果，却总使绊子，制造矛盾拉偏架，谁跟你合作?这个问题美国不改变，中国很难与美国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在国家关系中，历来是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利益份额的大小，也决定在产业链和消费链上支配与从属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经济依存关系中谁骑马和谁牵马的问题。实力一旦转化为制度，就很难改变;当出现重大实力变化或严重危机而必须对制度进行调整时，难免会出现残酷的竞争。2013年美欧等6国建立的“货币互换网络”，就是试图通过“金融泡沫国家”间的抱团合作，提升与实业国家和资源国家竞争的能力。在TPP等新贸易谈判中，有意将中国这样的国家排斥在外，就是想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国出让更多的利益。这也说明，在围绕改变制度和体制的竞争中，发达国家很难改变“赢者通吃”的观念，更不愿意放弃“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样只会加剧各国摆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体系的努力，“脱美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
中国要成为美国的朋友，首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敌人——不打不成交。打，主要不是军事交锋，而是战略博弈，是精神、物质、行动的博弈，在博弈中实现合作。这样可能促使美国对中国采取第二种选择，即承认中国的崛起，以分享的姿态重新跟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果是这样，中美还能走得更远，在太平洋共同发展。为什么呢?美国已经不走工业化的路了，它对资源的需求不大，不会跟中国争资源。它争的是制成品后面的利润，是金融配置。那中国可以继续把美国作为市场，可能还继续持有它一部分国债，用它的金融杠杆来做一些投资。但前提是，美国必须改变，让渡一部分利益。像现在这样99：1是不行的，必须往70：30、60：40、50：50的比例让。中国13亿人，美国3亿人，即使50：50，美国也比我们多得多。
如果美国以强硬的方式对付中国，中国的脱美化会越来越快，最后彻底断缆;但如果以拉的方式、合作的方式对待中国，中美关系就能走得更远，甚至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是有不同战略利益的两个国家，绝不是“夫妻”。中美之间，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就可能出现，因为他认为你是合格的对手。如果你退让，结果就是不断被他欺负。就像毛泽东当年谈统一战线，以斗争求合作则合作存，以退让求合作则合作亡。中美之间，如果我们以退让求合作，就没有合作;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可能会存在。中国的战略家们要看到这一点，坚持博弈论和辩证法，所有的利益都要靠博弈来获得。通过不断博弈，来争取利益，实现合作。
中国对美战略，当前要强调一点：中国经济要自主，要脱美化，不要再依赖美国。作为战略，从长期来讲要脱美，摆脱美国控制;作为策略，脱美示形，美国就会拉中国，再跟他讨价还价。如果求他，他就会吊起来卖。在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背景下，美国一定会转嫁危机，这时候再接轨，就会见鬼。中国要准备脱钩，不要对美国的市场、技术抱太大希望。不抱希望，也许还有点希望，这就是辩证法。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然希望继续跟美国合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但是决不能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去委曲求全。中国现在是在底线上跟美国进行利益博弈，美国再不让，中国也不可能再让了——你不能指望我把台湾给让了!美国如果继续不让，一个可能是双方发生对撞;一个可能是僵持下去，慢慢渐行渐远，最后“分手”。目前来看，后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现在还占据着合作的主动权，再折腾下去，中国就不能指望与美国合作了，而是集中力量与周边合作，形成东亚合作圈。将来的中美合作，就是东亚的中国与北美的美国合作，是更为平等的合作。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