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4/11/19 20:50:37
2014-11-19 17:36:3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张勤德
应不应当把这三者作为“新三大法宝”？
张勤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我们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领导。近30多年来，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逐步总结和创造出新的斗争方式、方法。这里把现阶段的“新三大法宝”概括为社团文斗、内外结合、举旗抓纲，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大家讨论时参考。并且，重申本人在《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形势?》一文中的意见，对我的拙作，“赞同之处，当然有权力讲出来，但要以提出应增加什么、删掉什么、改正什么为主。这些评论意见，都可以作为文章在网上发表出来。因为，这样才有利于引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共同把问题搞清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共识，团结起来夺取新的胜利。此意切切，渴望理解;大局所需，拜请相助!” 对于社团文斗，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要改变现状，只有“另起炉灶，推墙拆庙”才能办得到。 二是认为，由于中国已出现了新的红太阳，我们也应当搞类似于普京的“纳什”那样的群众组织。 三是认为我们要挽救革命挽救党，特别是在今后几年最多十年发生总危机带来的“生死抉择期”能不能实现凤凰湼槃，浴火重生，最根本的是必须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复兴毛式社会主义为纲领，这是对社团文斗的定向;必须重视利用合法、半合法和“打擦边球”的办法，发动人民群众进行主体性斗争，这是对社团文斗的定位。 我属于赞同第三种看法者。这是在于： ——对某某某是不是新的红太阳，现在下最后结论还稍微偏早了一点。因为有些问题，还不能说完全看准了。 例如，为了对抗西方的普世价值，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是肯定孔孟之道的和为贵，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早已被革命人民批判过的、认为自己不愿意被剥削、剥夺，就不应当去剥夺剥削者，即不应当起来反抗剥削、压迫这种否定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是否突破了底线，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完全摸透。 再如，中宣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说：“最近听说，一个报告中有这样一个表述：‘当前的反腐斗争使党在左中右各派中的威信普遍得到提高’。这真是不可多得的奇谈怪论。明明是别人无时无刻不在推倒你的领导，抄你的老底，砸你的锅，置你死地而后快，现在忽然对你在反腐斗争中的做法拍手称快了?你竟然在他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了?这是明白无误地颠倒事实、混淆是非，连一点逻辑都不顾了。我们知道的客观事实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想方设法要把整个共产党都搞臭搞垮，只要是党的干部，天下乌鸦一般黑，应该统统打倒。那些右派们怎么可能从骨子里对你喝彩叫好呢?如果有人真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这种想法在我们队伍中一些人脑子里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红色文化网，2014-11-9 )这种思维定势和追求最大公约数有没有关联，也没彻底搞清楚。 再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我们党的领导就应该支持马克思主义学者去和坚持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者在1949年以前的论战中是能够站出来的，并且能够取胜。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不敢公开出来论战?既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共的言论从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公开站出来斗争? ”(红色文化网，2014-11-14) 再如，一些离退休的高级干部认为，领导人不少讲话是正确的，但是能够真正落实的离人们的期望还有相当距离。有的同志说，邓小平当年还敢把王若望等人开除出党，现在敢不敢把贺卫方这样的人清除出党?将这样披着共产党员外衣，却说共产党是非法的人还留在党内，对党的形象损害实在太大了。老百姓是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的，既打雷又下雨，他们才会相信这是“真格的”。 还有，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所指出的“政左经右”现象，也值得反思一下。大量亊实已经告诫我们，在当前情况下再提升市场经济的作用和搞混改(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可能是在制造极其危险的更大危机来挽救当前的危机，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可是，从根本上说经济不仅没左转，甚至没有维持现状，反而釆取了有一点象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处置。这一点，给出的一些解释还难以让人完全彻底地口服心服。 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人还想再看一看，今年年底和明年，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到底还会推出什么样的混改方案，以及自贸区、“沪港通”等等的情况如何再说。 上述看法，能不能说没有任何一点道理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政治家的标准。如何处理上述问题，无疑是对领导人的严峻检验。正如张宏良教授所说：“多年来炎黄春秋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的妖魔化人民革命，妖魔化人民英雄，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社会主义，乃至妖魔化中华民族，无论编造多少历史谣言和多大的历史谎言，都会泰然处之、安然无恙，就在于其背后有一个庞大的顾问团。这个顾问团由几十名省部级以上的退休干部组成，其中包括退休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副总理。这些人的特点就是住着共产党的高干病房却大骂共产党，享受着一天超过老百姓一年的医疗费却大骂计划经济，住着几套甚至十几套豪华住宅却大骂共产党腐败，因为儿女亲属都已经移民海外所以天天叫喊着不怕与共产党玩老命。……他们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质疑者，或者扣上极左和文革余孽的大帽子进行政治打压，或者利用法律党的“西门庆立法”进行司法迫害，完全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巨无霸，无论任何人只要敢对西方文化说一个不字，立刻就会成为他们爪下的牺牲品。“,(本人博客，2014-6-13)还说“敢不敢查封《炎黄春秋》是对某某某的一个考验”。进行考验，实际上就是看表现、看结果。正因为这样，长期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位很有水平、很有威望的重要人物指出的对某某某“要看两三年”。 ——像普京那样组建“纳什”队伍即“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式的群众团队，那是有可能导致造成对其它群众团体及其斗争形式的不利影响，甚至造成分裂的。这是因为，纳什强调“拥护普京的一切政策”，这当然包括打压俄罗斯真正马列主义的政党;强调“反对一切挑战普京的人”，当然包括反对普京庇护叶利钦等等这类使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叛徒和罪犯的人。显然，这就会给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苏联剧变带来一些问题，也会给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当前面临的新情况带来一些问题。例如，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活动，在受阻甚至受到打压时应不应当继续坚持进行?对党的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还应不应当发表?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确实有可能增加对当局的依附性而相应地削弱人民群众斗争的主体性，甚至使队伍陷入内斗、发生萎缩。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张宏良教授说：“在央视网、人民网、腾讯网、凤凰网、搜狐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的春晚节目调查中，英雄组歌以远远超越第二名的悬殊票数，被人民群众选为今年春晚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目前中国媒体之所以还没有形成颠覆性作用，并非是执政党管理有方，而是人民大众利用网络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现代手段，对反共反华反人民反革命的汉奸舆论加以自觉抵制的结果。……此时的中国与2013年初南周事件差不多，如果任凭发展下去，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演变成为政治颠覆浪潮。就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人民群众自发组成的网络红军出动了，成千上万的网民群众，数不胜数的热血青年，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各大网站，终于打退了反革命汉奸舆论的颠覆浪潮，取得了网络舆论的伟大胜利。”(本人博客，2014-2-15)我们是多么需要继续鼓励、支持、发动各种各样的群众斗争啊! ——建党90多年、建国6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成为我们的党魂、国魂、民族魂，才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只有毛式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挽救革命挽救党挽救中国。确实，现在某某某总体而言是近30多年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左转倾向最明显、幅度最大的一位，该支持的就应当坚决支持。对于乌有之乡和许多战友为什么在当前继续坚持“一看二帮三促进”的方针，我在乌有之乡召开的纪念建党93周年座谈会上是这样回答的：“这在于它仍然有三点作用：一是见到做得对的就帮，见到不足的就促，采取的是一种实在、具体、鲜活的行动，它既能避免陷入消极观望的局面，又能避免由于过早下结论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既可进又可退，既积极又稳妥，有利于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二是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九月爱国运动’和湖南‘新五四运动’，都是发挥这种主体性作用的表现。而且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说出某某某想说而不便说的话，做好他想干而不便干的事，并避免产生纳什的局限性。三是有利于党内外健康力量的大联合、大团结。”现在，确实到了“在一看、二帮、三促进”方针上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的时候了。有位战友提出要再多一些理解、帮助、期望，不过要防止把期望变成不切实际的幻想，我非常赞成。 ——这些年战友们根据宪法关于集会、结社、游行、出版和言论自由等规定，组建全国马列毛学习联谊会、北京马列毛学习联谊会、延安儿女联谊会、爱国企业家联谊会、红歌队等;创办红色网站、中国毛泽东研究院、东博书院、中华文化与民族未来论坛、中华文明与国际战略论坛，以及新成立的北京市第一马列毛学习小组等等，特别是湖南、河南、山西、山东、四川、广东、重庆、上海、河北、江西、甘肃、陕西、辽宁、吉林等地的马列毛和革命群众，利用公园、街头、会议室、剧场、歺厅等，学习马列毛著作、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大唱红歌、互通信息、宣传群众，进行多种形式的文斗，特别是乌有之乡2011年6月发动的五万多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签名公诉汉奸茅于轼的斗争，和前面提到的“9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全国各地数百万人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民间活动、今年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的大规模活动，其中包括南阳市革命群众把纪念毛主席和反对瓜分国企、维护下岗职工正当权利相结合的正义斗争，都显示了这种社团文斗的力量和作用。在近几年将发生大危机从而给我们带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机遇之时，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斗争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决不可低估。 ——我们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排除其他斗争方式。斗争方式必须服从斗争需要，需要什么方式就采取什么方式。这样，当然更需要重视兵民这个胜利之本了。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黄纪苏所说：“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而且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这样人性的另一面就出来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规。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或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乌有之乡，2014-4-16) 对于内外结合，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认为应当把拥护某某某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至少作为工作重点。 二是认为党内高层没有健康力量，因此不应当突出强调内外结合。 三是认为按照毛主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抓好党内外健康力量的联合，是我们夺取胜利的重要条件，必须充分重视。 我虽然赞成第三种看法，但是在和持第二种看法的战友讨论问题时，特别是在长期接触中，深深感觉到他们立场特别坚定，斗争性特别强。在处境确实更險恶、更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能坚持到今天，并且还要继续奋斗下去，这是令人从内心敬佩的。同时我坚信，他们只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多数是很能够转变的，从而在今后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们所说的内外结合，就是党内、体制內的健康力量(包括反对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爱国者)，结成爱国统一战线，如有可能则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左翼统一战线。 首先，应当如实承认党内甚至高层确实存在健康力量和左转力量。例如，重庆模式的主要创立者不仅抓唱红打黑、三进三同、共同富裕、逐步恢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在公开回答一位媒体负责人时表态：“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再如，文汇报今年6月30日刊载文章，部分披露了习总书记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特别是最近在新古田会议提出了革命亊业的接续问题。国防大学等单位推出了《较量无声》;近日王伟光公开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在中央四中全会即将召开这种敏感时期，大讲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等等，都说明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国内外的爱国者尤其是党内健康力量，一定要更大胆地进行联合。不承认党内高层有健康力量，不承认多数党员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甚至埋怨群众觉醒得不够快、不够多，没能积极主动地进行武装斗争，表面来看是“左”的倾向，实质上则是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共产党和历经反复考验的全国革命人民缺乏应有信任的右的倾向。就是说，是一种形左实右思潮，不纠正对我们的亊业是不利的。 其次，必须指出有些战友在网上公开提出“另起炉灶，推墙拆庙”，在当前情况下属于盲动冒险主义倾向，确有危害。在反复经受血的教训之后，我们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邪改派的疯狂性，务必要有更清醒的认识。 再次，对利用合法、半合法以及“打擦边球”的办法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斗争重视不够，就使他们在公开场合接触大量群众的机会相对减少;公开活动的可操作性相对减弱;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大规模斗争的机会相对减小。例如，他们对“九月爱国运动”、湖南“新五四运动”的参与度不算太高，就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不仅一些老同志认为很可能儿子、孙子才能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复兴，一些年轻人也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等二十年危机总爆发后再说”;现阶段“需要做的就是澄清认识、培养骨干、锻炼群众、积蓄力量，进而等待时机”。这些战友看到斗争可能具有长期性，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对近期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缺乏应有的准备，就会影响推动合法、半合法甚至“打擦边球”的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主动地为夺取胜利创造条件。 一些战友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当下中国，希望打倒中国共产党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7%，这些人主要是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等反动派; 希望党内健康力量和马列毛派联合起来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大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只要我们坚持正确路线，实现这种大联合，就一定能够与人民群众一道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必须重申，我们一直讲通过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指的都是救真共产党，救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至于主张“左右合流”者的先争得资本主义民主，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苏联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在修正主义的党垮台以后，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把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都视为“非法”，以及我国近代实行多党制时陷入了更混乱局面等等铁的事实，都证明这条路很危险。龙翔五洲网友指出：“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才能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我们不要将目的和方法混淆起来，而把方法视为我们追求的目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最善于搞这种混淆手法，来用方法的追求掩盖他们罪恶的目的——用资本垄断的选票民主维护资产阶级的专政。在推销民主上他们不遗余力，其结果是在全世界产生的‘民主’恶果累累。不符合他们专政的民主是要被否定和颠覆的，哪怕是采用军事手段也在所不惜，这种事例举不胜举。”(红色中国，2014-5-17) 应当说，也只有在挽救革命挽救党这一步完全走不通时才能走下一步。这多多少少有一点象西安事变时的情况。从国内主要矛盾来看，当然继续扣蒋甚至杀蒋都顺理成章，但是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最主要的矛盾来看，则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利于稳定政局，防止内乱，救亡图存。正是由于正确处理了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关系，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不仅使自己的力量由于在统一战线内积极抗战而发展壮大，而且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垮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我们现在进行半新型殖民地、半修正主义条件下的新式革命斗争，也应当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关系。 这些战友之所以产生上述看法，重要原因之一，是认为在复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实际上，毛主席早就指出，只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使处于帝国主义没有武力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仍然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文章(第一章第三节)中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进入近代社会后便强调：“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別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提出双主要矛盾和最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这就又提出了双主要矛盾的观点。由于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已基本上演变成半附庸主义、半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这主要是在于它象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搞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社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肯定，中国现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从中国现阶段基本上处于半新型殖民地、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般说来或者从总体上说来，是最主要的矛盾。但是正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所指出的，在国内资产阶级或者修正主义路线成为主要威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主战场包括这种斗争集中反映在两条路线斗争上的时候，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会在这种条件下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恰如毛主席所说，这不是唯心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唯其如此，必须把反帝和反修紧密结合起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西化卖国集团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造成今天这样一种使中国成为美国附庸的既可悲又可怜的局面，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最大恶果，或者说修正主义是制造投降卖国罪恶的罪魁祸首;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要充分讲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西化派，本身就是最凶恶的修正主义集团，揭露和反对他们屈服于甚至勾结帝国主义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既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好突破口，又是对修正主义的最沉重打击。这样使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既有利于反修，又有利于反帝。洛明(红色中国网说可能是孔庆东)说：“我们认为当前的最右势力既是最彻底的卖国势力，又是当前公开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这就导致反复辟跟反卖国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卖国势力就是目前的急于改旗易帜的彻底复辟势力，打击最彻底的卖国势力，也就是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所以我们坚决盯着极右的卖国势力打击，也就是在打击最彻底的复辟势力，因此在现阶段，反卖国也就是反复辟。”(红色中国网，2014-5-15) 与此同时，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斗争的重点目标。即使在毛主席强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时候，他也指出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资产阶级一般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文革的重点是斗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在西化派炮制出宪章并提出要在十八大之前进行“三年决战”这一特定时间内，把反击这个叛党卖国集团作为斗争重点，是必要的。 有些战友仍然认为，由于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因此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认清，满清政府的腐败，确实是使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因。日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也确实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恶果。但主要矛盾看的是这个矛盾在社会现实中所有矛盾中的地位。大敌当前，这时不把反帝而把国内的其他事情作为首要任务，那是根本谈不上民族独立甚至会亡国灭种、丧失一切的。这一点，我们务必要看到。 同时，对于一些战友认为应当把拥护某某某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至少作为工作重点，我们也应当客观分析，正确对待。 首先，要承认坚决帮助、支持某某某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在于：某某某确实既是近30多年来讲的最好、政治上左转幅度最大的，又是在纠风、反腐、外交特别是治军方面，取得重大实效的，对此给予充分的支持，包括提出有操作性的建议，帮他排除障碍和阻力，确实有利于使其能够和愿意进一步向左转。并且，用遵义会议的方式实现大转折，确实是代价最小的的一种理想方式;假如出现动荡局面，确实会带来很大风险，造成不少损失。以上举措和情势，确实得到了相当多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因此，该支持的不支持，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坚决、及时地纠正。 其次，体制内的特别是在职的一些战友，不仅冒着风险，而且受到马列毛派内部一些战友的误解，仍能继续拥护某某某和坚持其他方面的斗争，实属难能可贵。更别说一些军方将校，如宋方敏、姚有志、彭光谦、杨春长、秦天、戴旭、王立华、陈宇、李凯城等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那是做出了特殊贡献的。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属于重大失误，理应受到批评。 但是另一部分战友，主要是基层干部群众、退休干部，特别是相当多的长期坚持战斗在最前线的红色网友，认为现在确实到了“在一看、二帮、三促进”方针上再前进一步的时候了。有位战友提出要多一些理解、帮助、期望，不过要防止把期望变成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很赞成。这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支持，但现在就做出最终定论，毕竟论还早了那末一点。其理由主要是： 第一，他们有一点忧虑，就是担忧拥护某某某是最大的政治这个提法容易被理解为要用这个最大的政治来挂帅，去统领一切;容易被理解成这是最大的中心工作，其它工作都要围绕这项工作来做，从而影响我们充分认识“抓纲正本，复兴科社”，即抓住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纲，正确认识并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复兴毛式社会主义这个现阶段最大政治的重要性。 第二，他们想避免给某某某帮倒忙。洛明指出：“在整体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右派势力依然强于左派力量，所以中国还是在整体向右，但是中国左派力量也在快速发展壮大，所以中国向右的步伐也没有完全按照普世价值宪政派所希望的进度进行。在左右力量对比发生根本逆转之前，中国的方向在整体上也不会逆转。”(红色中国网，2014-5-15)这是在于经过30多年的培植，资产阶级已有相当大的实力，其中的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最反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的走狗，掌握着相当大的实权;修正主义理论至今还毒害着不少人，其中相当多的中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还相信补一段资本主义的课，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那一套才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强大;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在多个领域还占有优势，正重点演变和围剿中国，从而使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特别疯狂。因此，双方的较量最根本的是靠实力，是在于大多数人站在那一边。在这种情况下，抓好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斗争，显然是对某某某最有力的支持，而过早过分地宣扬出了新的红太阳等等，则很可能是给他添乱、添风险。王立华大校在乌有之乡五一座谈会上说得对：“只是指望某些领导站出来说话就能解决问题，那也是一种幻想，只有靠实打实的斗争，才能赢得自己的权益。”(乌有之乡，2014-5-22) 第三，他们认为即使某某某真是新的红太阳，我们也必须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条。正如青年学者徐亮所说：“郭松民和我一直的意见都是，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某个政治人物，而是应该寄希望于路线与底层强大的人民意志。我们切不可精神脱离物质，指望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情况下就依靠大跃进思维、少数人密谋、偶然性断定(所谓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来实行签名、写文章等方式来影响最高决策，试图通过这样软弱无力的形式来达到路线转换的目标。”(红色中国网，2012-6-18)毛主席认为，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绝不要突出个人。”(《毛泽东传》，第935页) 这就决定我们依靠群众路线救共产党要注意抓好两个方面，即党内健康力量能够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人民群众能够以主人公的姿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历史主动性和主体性。在这个问题上缺少哪一个方面都不行。这样，我们才能在西化派搞“街头政治”时，将他们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转化成红色革命。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极其广泛、深刻的生死决战中，不把人民群众作为决定的因素，过分地强调个人的作用，甚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是既不利于坚持兵民这个胜利之本，又不利于领导人在群众的支持下发挥应有作用，就是说对上层和下层的结合、体制内外的配合，都会产生不利影响的。 第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只有通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自下而上、全面彻底地揭露党的黑暗面，才能逐步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既非常伟大又特别艰难，甚至每前进一步都既很辉煌又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因就在这里。唯其如此，毛主席当年搞反和平演变大演习，才不使用下令撤职查办的方式而采取了大民主的办法。晨明指出：“中国仍处于全面复辟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复兴的十字路口。我们既不能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不能低估人民的力量。……左派当前要集中力量研究和探索以宪法和党章作武器，揭露和打击走资派，尽可能团结多数人民组成社会主义复兴大军的具体路径。”晨明不愧为经历风雨的老革命家，他讲的这一点极其重要。 由此看来，主要任务是使自己的意见、建议变成领导决策和方针政策的智囊团队，和以群众主体性运动为基本活动方式的群众社团，在定位特别是具体工作的方针及操作方法上，是有所不同的。当前要搞好两者的团结和配合，重要问题之一是要看到上述客观情况，从而更多地理解对方，并且不要求对方完全按己方的工作方式方法办。在此基础上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在不同的战场上协同作战，事情就好办一些了。 对于举旗抓纲，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某些人仍旧认为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不容忍说改革工作中有任何错误。这实质上是主张继续坚持高举补课、西化的旗帜，以邪改路线为纲，走改旗易帜的道路。 二是有些战友依然坚持只有“另起炉灶”进行“推墙拆庙”才是真正举旗抓纲的观点，实质上是认为只有坚持暴力革命才是正确的纲领和路线。 三是多数战友认为只有毫不动摇地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紧抓住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这个纲，才能搞好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斗争，复兴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所说的举旗抓纲，指的是第三种看法。 不破不立。邪改路线即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号不仅补资本主义的课，而且使中国沦为西方国家附庸的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已达30多年，至今还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不少人，不对它进行一次大批判、大消毒、大清算，是根本谈不上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紧紧抓住毛主席社会主义路线这个纲的。所以，必须对这条路线继续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这里，联系30多年来最基本的、最有欺骗性的、影响面最广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把邪改路线的危害性，归纳概括为以下九条(简称“九大罪状”)： 一是“猫论”。 几十年来，邪改派正是利用这一谬论，不断打开思想上的突破口，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逐步演变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 从邪改路线的吹鼓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君如，以十五大之前向媒体吹风的架式在《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7月12日)上公开宣传“‘不问姓社姓资’是第二次思想解放，‘不问姓公姓私’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再加上他们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名，把“反修”设为思想禁区，再也不准人们提“修正主义”，以及后来在列举当前指导思想时公开不提毛泽东思想，便不难看出所谓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马姓修”。从他们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大讲应当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作为“普世价值”加以推行来看，所谓第四次思想解放，实质上就是“不问姓中姓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要解放的主要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这三种本质相同即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又各有特点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而为这种“四个不问”式思想解放提供理论依据的重要谬论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猫论”。 正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导致了“谁发家谁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只有低头向钱看，才能抬头向前看”即一切向钱看(一切为了钱，一切都靠钱，一切都看能捞多少钱)等等把追求私欲作为人生价值、企业经营甚至社会发展目的、动力、标准的实用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泛滥成灾。红色中国网编辑柳实写道，这个“猫论”，不仅仅表现为一般策略上的实用主义，而是深刻地表现为发展道路上的不择手段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利己主义。由于后来者的发展，“猫论”已经由最初的选择有用的“猫”而不论颜色，变成根据需要而随意地变换“猫”的颜色，并由此发展出一套前言不搭后语、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连历史事实、社会道德、人类理想、宪法法律、民族利益、人民福祉，统统都可以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篡改、破坏和损害。张宏良说：“30多年来国家把‘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极端实用主义原则，作为最高政治伦理强迫人民和社会接受。对于商人来讲，只有造假才能降低成本，更多获利，避免被淘汰，这就迫使中国商人只能抓住‘造假’这只好猫。……特别是三大伦理产品——假种子假奶粉假药品的造假使毒，把中华民族变成了当今世界最没有天良的民族。”(本人博客，2014-3-9)难怪许多老百姓说，千假万假，最大的假是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 二是“部分人先富论”。 谁都知道，剥削制度就是一部分人先富的制度。正因为这样，他们便结合大造“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以“先富带后富”为幌子，采取在税收上“三减两免”等等多种优惠手段，利用“发挥私营经济有益补充作用”的口号，直至后来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来掩护“补课式改革”，从而使改革一方面逐步突破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使私有制(包括外资)五分天下有其四;一方面逐步培植出新资产阶级(包括买办资产阶级)，使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新型殖民地即附庸资本主义。正如著名网友晨明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什么新思想。用他们的拥护者张木生的话来说，几千年来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共产党的领导人能够和几千年前的反动统治者保持一致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只有复辟私有制才能实现。搞垮农村集体经济，搞垮公有制企业，恢复私有制，这就是近三十多年所谓改革的实质。 所以，魏巍等很多马列毛派战友把“少部分人先富”，看作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纲领性口号。多年来，用“部分人先富论”指导改革，并信奉“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实质上否定和取代了运用社会主义革命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经济领域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即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最主要的内容，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足以证明他主张的实质上是补课式改革。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包含所有问题的，例如，两条路线、两种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问题等等。单纯强调用补课式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公开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否定和取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政策是什么?如今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培植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众多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可以说，基本上是从前30多年全国劳动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巨大财富中掠夺和剥削来的。所谓“做蛋糕”，是劳动人民做的，所谓“分蛋糕”，劳动人民即使分到一点，也是只能维持生命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台湾学者李敖先生说得好：“中国99%的富豪都是侵吞国有资产发家的，都带有典型的掠夺式的强盗行径，最后移民国外变作外国公民。这跟八国联军掠夺中国洗劫中国的财富时如出一辙。他们侵吞的国有资产是什么，是中国集体农民在解放后所创造的财富，是从1949以来人民创造的财富。这就是中国的富人跟八国联军一个屌样的富豪们。”(华岳论坛，2013-9-22)浙江省海宁市工商银行下岗职工代表鲁滨深刻指出：“人民对改革从最初的热烈拥护到反映平淡，再到人民对改革噤若寒蝉，这样的改革算成功吗?正像民坊间所流传的那样，‘房改让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让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让孩子上不起学’。其实，对于改革，它给人民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这些。企业改革让工人下了岗，变成了游民，工资改革让老百姓喝了汤，物价改革让老百姓瘪了口袋。可以说，三十年前时髦的‘改革’口号，已经成为盘剥和掠夺老百姓的遮羞布。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的改革，不但已经变成专制的代名词，也已成为权贵盘剥和掠夺的工具，它使强取豪夺合法化，让人民有苦无处诉，有泪无处流。”(红色中国网，2014-4-8 ) 再说，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造社会主义搞早了、搞槽了的舆论，否定毛式社会主义，不就是妄图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合法化吗?对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违反宪法、党章的行为，不少人之所以竟然跟着干，正是在于他们认为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的。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把初级阶段当成了补资本主义课的阶段。这种观点为什么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论断绝对化，当作僵化的教条生搬硬套，认为既然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完整发展的阶段，既然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快速发展，既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那末表面上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实质上搞点补课也是有利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选集》第三卷225页)之所以敢说现阶段是假搞社会主义真搞补课，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初级阶段论”提出不久，群众中就流行起一句话：“‘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出像俄罗斯这类国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狭谷”即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并且，美国这类囯家，则是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彻底批驳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义者的“庸俗生产力论”，开创了一条避免走向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从而为东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榜样。显然，坚持补资本主义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者，是假共产党，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者，才是真共产党。 三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论”。 人所共知，邓小平对“姓社姓资”提出的区分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并且特别强调生产力标准。毛主席在谈到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时，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稍加对比便不难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在内的全面的实践标准，例如既讲了建设，又讲了革命(当时把革命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强调了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都知道，列宁是把是否不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且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的。“三个有利于”回避这一点，显然不利于区分真假社会主义。不错，“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在于这里正是讨论社会主义标准的，标准出了问题，前面加上的社会主义还能是真的吗? 毛主席所说的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等，实质上是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思想文化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可以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配为补充。由于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相关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私有化改革搞对了。这是在于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它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必然导致亡党亡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再说，由于大量出卖资源、拼命引进外资以及进行必要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内使国内总产值有所增加。香港特区就是由于进行政策调整等原因，使经济有所发展的，如果看到这一点就说香港“姓社”，那不就把“姓社”还是“姓资”这样一个最大的是非弄颠倒了吗?这就是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从制度所起作用的角度区分两种制度的，这当然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不全面。所以，只有坚持既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说“姓社”。 由于在一定意义上说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和判断理论和实践的是非是一致的;政策、路线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党的领导可以包括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范畴之中，所以毛主席实质上强调检验路线正确与否，最根本的是看坚持什么道路，即强调实质上要坚持道路标准。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相对来说会快一点，因为胜负能在不长时间内见分晓，而和平时期则要困难得多。因此不能光看有哪些成绩，最根本的是要看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这一重要论断，把“道路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政治标准。根据什么这么说呢?一是用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来衡量改革的对错、得失，实质上是把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能不能得到保证作为标准来检验。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力得到保证，最根本的是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因此改革的这种本质规定性本身就决定只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才属于改革。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行以西方国家多党制民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则属于“改道”即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严重损害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剥削，政治上丧失主人公地位，思想文化上丢掉主导权;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两极分化、社会治安、国资流失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使党群、干群关系越来越差。三是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必然会逐步滑到西方国家附庸的地步，使劳动人民受到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持续侵犯。四是培植出的买办资产阶级，投靠西方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势必会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大大激化。五是由于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所支配，再加上极力与西方接轨，并严重依赖外资外贸，中国自然会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化，也发生经济危机。这就会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可见，“道路实践”，是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核心和根本，道路选择的对与错，标志着路线的对与错。也就是说，不管主观上如何认识，道路实践实质上都是检验改革性质、成败的政治标准。 还应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场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的革命运动，必然是一个逐步深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首先指出它就是不断革命，而决不片面地只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确实包括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但前提和关键是什么?是政权在谁的手里，是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所以马克思谈社会主义接着便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是什么?是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旧风俗习惯、旧思想文化。唯其如此，马克思谈社会主义突出强调消灭“四个一切”，而决不片面、单纯的只讲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鞍钢宪法》中，他提出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经他审改由中央通过的《十六条》，提出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 不难看出，这种改革的本质特征，其一，是以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目的的，决不能改变这种制度;其二，是以肯定、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制度为前提的，否则改革就会失去政治保证和指导思想。其三，这里是把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正因为这样，文革的任务被概括为“一斗、二批、三改”，这就要求改革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革命;其四，区分规章制度合理不合理的标准，或者说确定改革对象的标准，是适应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隔着生产关系直接讲适应生产力。这样，就明确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种手段的性质、目的、任务、标准。所以，它是一种科学改革观，以它为指导的改革才是科学改革。 四是“经济建设为纲论”。 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他们用生产和需要这个一般性矛盾，否定并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客观实际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中，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即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便决定这时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否则，则会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毛主席强调：“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泽东传，1063页)这是在于，阶级斗争的胜败，直接决定着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及财富的分配;直接决定着人民江山变不变颜色。这是个铁的事实，是个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 人民(当然不同的阶级对人民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同需要的矛盾，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一种一般性矛盾，因此不管二者谁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把它作为主要矛盾，自然不能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革命和生产、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不仅单纯、始终地强调主要是防止“左”，违背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如前面说过的把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定性为“左”更为荒谬，因为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恰恰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苏联、东欧发生剧变而经济情况更差的朝鲜、古巴却依然屹立，本身就说明直接决定国家政权存亡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不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着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 毛主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要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防止资产阶级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为各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经济;经济工作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总目标和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社会主义为纲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纲。这就是说，以社会主义为纲和把经济工作作为多项具体工作中的中心工作本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正因为这样，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为纲的路线。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只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目即放在不仅服务而且服从的地位，必然导致以GDP为纲、金钱挂帅，导致“不问姓社姓资”。实际上，这是通过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把它庸俗化、教条化，利用全党全国都急于尽快把国家搞富强的美好愿望，利用老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本能要求，以售其奸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能得以推行，他们之所以能不仅搞“补课式改革”而且搞殖民地化改革，基本原因就在于此。正因为这样，数量相当多的人满足于眼前的生活水平有提高而对政治采取冷淡态度;邪改派则把这一点当作了自己的最大保护伞和打压马列毛派的最有力武器。阶级敌人利用人民的生产成绩来打击迫害人民，确属人间的最大悲剧之一。所以，不解决两条基本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不能毫不动摇地坚持毛主席路线，就谈不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甚至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规则，基本原则更是这样，决不可违背。例如，背弃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背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所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然是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政权保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经济工作的整体。唯其如此，毛主席一面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提出要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一面讲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讲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要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做到又红又专。政治统帅业务，指的是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并不是要天天只搞政治运动。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例如，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明确提出“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主席反对的是把经济建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甚至本末倒置，用单纯的经济建设观点去掩盖阶级斗争，从中保护资产阶级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陈云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质上也是指出社会主义是纲，是政治，是定性的东西，经济工作是目，是被统帅的社会主义定性下的经济建设。彭真同志讲得更尖锐，直接说“四个坚持”是总纲，抓住了这个总纲，其它的事情就好办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是总纲，经济建设是中心，改革开放是动力。这样摆正三者的位置，才能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公开讲：“中国现在很多经济问题都和右派在错误的假设前提下坚持的理念和政策有关——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认为国有企业只要抄袭一些西方企业的表面形式也能成功(如上市、股票期权、董事会、高薪等)，中国的改革因此付出了而且还在付出巨大的代价。GDP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一般不谈GDP，奥巴马谈经济时会讲就业或税收，因为这些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政府必须追求具体人在乎的目标。”(见多家网站)项观奇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没有抓好四项基本原则;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可以说成百上千，但是归根结底是抓好四项基本原则。抓好了四项基本原则，目就张开了，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纲的统领下得到正确的解决。”(红色中国网，2012-3-29) “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目”能搞多年的另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用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永远不会再产生的论点，骗了不少人。但是，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早已成为铁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同志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这些私营企业主除了明剥削，还有“暗剥削”。就是说，他们除了直接剥削本企业的工人，还通过其他隐蔽手段侵吞国家财产。例如，相当普遍的偷税漏税;通过贿赂干部，“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千方百计贱买国有资产等等，无疑也吸了不少劳动人民的血。既然如此，私营企业主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强国论坛，2006-12-6)硬是否认资产阶级存在，只能成为“世界笑话”。 由此可见，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私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甚至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便可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永远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观点，是完全错误、违背客观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认为资产阶级从建国初期便消灭了，并且从那时起便永远也不会再产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即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得逞的任何可能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坚持阶级斗争、坚持革命。 五是“法大于权论”。 首先要肯定的是，对一些官员滥用职权甚至为了个人、本地、本单位的利益，而干涉正常司法行为的以权压法行为，当然要坚决反对。但是，邪改派特别是恶法党极力宣扬这一论点，则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是妄图通过宣传“法比权大”、防止“以权压法”，来逐步削弱直至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妄图通过宣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政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来逐步抬高其他党派领导人的地位，使之和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处于“依法平等竞选”的地位;妄图通过宣传“司法独立”、强调“专制必然导致腐败，权力制衡才有利于防止腐败”，来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以“三权分立”、多党制为核心的西方式公民社会、宪政国家。王伟光这个时候公开以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大讲人民民主专政，从而强调法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手段之一，处于服从和服务的地位，自然是对他们的沉重打击，引起他们“要处以绞刑”之类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扑。 当前要真正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正确回答邪改派特别是恶法党提出的“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处理好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以防止他们打着“宪法至上”的幌子，搞“三权分离”、多党制之类西方式宪政。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正是这样以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受法律约束为旗号，大放獗词的。他说：“现在《决定》当中珍重生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人与人之间法律不再划分阶级。……其实专政变为通用词语，就是武器。作为过时的剥削阶级被消灭，人们真正获得主人翁地位的国家，国家机器越来越重要的职能就是调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可以调和得到解决就不需要国家，……我们建国以后搞的很多阶级斗争，说句实话，是无谓的，有什么意义，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后那么多的冤假错案，那不是以后也都是一风吹了吗?真正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嘛。……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除了公民大众以外又出现了多种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这是人民范围的变化和发展，这些新的社会阶层都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地位，都受法律保护。”(凤凰网，2014-11-12)这就是说，由于不再划分阶级，所以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自然不应存在了;由于不需要国家机器了，并且阶级斗争是无谓的，专政的职能自然也应当取消;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都受法律保护，那末法制的主要矛头自然主要是对着“极左派”了。可见，这是彻底否定和背叛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实际上，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属于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协制等等则属于政体，而政体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所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是领导一切即领导立法机关全国人大、行政机关国务院、执法机关公检法的。 从权力范围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人民拥有一切权力，当然包括行政权、法治权、德治权等等一切进行统治和管理的一切权力。马克思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法治，自然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和手段之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 从职能作用角度来看，正如毛主席所强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列宁说过，政权在谁的手里，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我赞成巩献田的说法：“社会治理的规范和规则，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政治是关键，而执政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从本质特征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治国之道，是依民治国。“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指走资派)不听”。毛主席这些论述和对群防群治经验的肯定，都揭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民治国这一最基本特征。毛主席在鞍钢宪法里还强调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更不用说由于他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的大民主方式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他的依民治国思想。可见这里所说的“依民治国”，特指的是依靠人民民主监督和管理、依靠似群防治为重要方式的人民对敌对势力的专政，来治理、“统治”(马恩和毛主席都有这个提法)。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对抗、揭露、驳倒邪改派特别是恶法党，利用“依法治国”的口号，搞乱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的关系，削弱、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地位和作用。胡德平最近关于四中全会精神的言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人民治国之权自然高于包括德治、法治等等工具和手段的具体权力，因此我们对领导干部利用个人权力干涉正常司法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法治凌驾于社会主义民治之上。离开社会主义民治这个基本治国之道单纯强调法治，无疑是本末倒置。 从实践检验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铁的事实证明，法制和其他制度都会随着不同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制度决不是万能的。例如，毛主席领导时，1975年的宪法极其突出地强调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五大自由”进行斗争的民主权力，特色派掌权后，领导人一句话就随之取消了。从表面和一定角度来看，他们讲的这种取消是为了避免发生混乱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从整体和根本上看，使人民群众失去运用大民主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力，则给人民群众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造成了极其險恶的环境，危害性太大了。而且，法律制度甚至会随着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有的人在不掌权时支持运用了“五大自由”的运动，掌握领导权后搞的便是另一套了。邪改派为什么特别怕人民民主专政呢?简要说来，一是在于怕讲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使他们处于同人民相立面的剥削者、反动派的地位;二是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使他们不能继续作威作福;三是怕在继续革命特别是文革的大民主中挨斗;四是怕将来被全面清算。 由此可见，从人民民主专政和法治关系的角度去讲道理和解决问题，才更有利于从根本地讲清政体服从和服务于国体;法治作为工具和手段之一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即讲清法治作为统治阶级意志体现的阶级性。张全景、王伟光、刘润为等站出来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正在于立足这一点。这也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万万不可丢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是加强法治的目的和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政权大于法治的。明确这一点在当前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务必要充分重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邪改派把依法治国，引向治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而掩盖、保护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胡德平最近所说的把政治问题作为法律问题处理“很恐怖”，就反映了这种动向。既然搞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那末把反对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化定性为“左”，并且强调“主要是防止‘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站在“补资本主义课”即右的立场上的，另一方面证明他们是把真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马列毛派和革命人民看作比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更危险的对立面的。正如逄先知所说：“长期以来，只强调反‘左’，忽视了反右，甚至对右的东西听之任之。‘新西山会议’中那些公开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露骨言论，却可以容忍，置之不理;有的刊物专门同共产党对着干，连篇累牍地发表反面文章，制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极坏影响。对一些严重错误的言论，你越容忍，它就越放肆。……左派，在一些人那里成为贬义词，受到压制和攻击。谁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传统，就说你‘左’，让你抬不起头来。‘文化大革命’中是宁‘左’勿右，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一种宁右勿左的倾向。连人民民主专政都被人当成是‘左’的东西。谁对错误的言论进行批评，谁就被扣上搞‘文革大批判’的帽子，遭到围攻。”(红色文化网，2014-11-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却对占总人口1%的“资本精英”极力奉迎，例如对于把毛主席咒骂为“人渣”的茅于轼，对于把天安门广场纪念的人民英雄诬陷为杀人犯的袁腾飞等极右派却很“包容”，甚至包装成“大红人”到处演讲，就证明了这一点。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不仅制造了全面、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我党历史上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冤假错案，而且犯下了包庇坏人最多、时间最长的滔天罪行。这种罪行，是任何人都掩盖、保护不了的，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六是“市场经济决定论”。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有句名言：“市场是一只发了疯的、野蛮的畜生，市场规律造成了人类最自私、最无情的制度”。实践反复证明，这个论断是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一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说：“市场经济是架绞肉机，你们掉到了绞肉机里还自以为控制了绞肉机。”(见多家网站)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象绞肉机一样会把社会绞得稀巴烂，在于它会使商品交换原则侵入思想道德甚至政治领域，在于它实质上是推行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然会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所以老百姓说：“教育，就是把娃围起来，一期一期地收钱;医疗，就是把命围起来，一天一天的收钱;交通，就是把路围起来，一段一段地收钱;旅游，就是把景围起来，一块一块地收钱;房产，就是把地围起来，一米一米地收钱。” 可见，让市场进一步起决定作用，说穿了就是让资本起决定作用，让资本家进一步说了算。由于市场经济自然地会要求与私有制相结合，所以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之后，由高层决定的出席今年四月博鳌论坛的张维迎公开在会上大讲：“实行混合所有制，就是要彻底私有化”。古今中外，人人皆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它和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进一步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实用主义等等的配合，正是两极分化、腐败严重、治安恶化等问题30多年从总趋势上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正如两江居士所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品尝到了哪些‘红利’呢?不仅几千万工人下岗了，几亿农民失地了，众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了，新的‘三座大山’压在百姓头上了，几千万妇女成为性工作者了，牛奶中有了三聚氰胺，饮用水中有了68种抗生素，13亿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了不让官员吃、也不让外国人吃的转基因食品，老百姓成了患上精神病的‘刁民’。在这些‘红利’的滋润下，四项基本原则被抛弃了，市场经济涂上社会主义颜色了，毛泽东思想被特色理论取代了，国民的道德水准坠落了，社会风气变坏了，资产阶级壮大了，国有企业瓦解了，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家堂而皇之登上政治舞台了，贪官污吏好比烧不尽的野草了，一批由美国培育、资助的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公蛭、精蝇成为某些执政者依靠的中坚力量了，‘藏独’、‘疆独’与各类黑社会等恐怖、邪恶势力形成气候了;让中国人更‘尊严’的是，美国敢轰炸我驻南使馆了，敢撞我飞机了，敢在我领海、领空示霸了，敢对中国说三道四了，敢时不时对我发出威胁信号了，就连越南、菲律宾等弹丸小国也敢对中国狠下杀手了……。”(大地微微，2014-5-20)连曾身居高位的孔丹都说：“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我看我们很多党内的干部已经是一种二元式的干部，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完全背离。不仅谋取私利，而且还相互攀比的谋取私利。这是这些年来很突出的一个现象。有些人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来发达一下都不好意思见人。这是真的，不是耸人听闻!”(参阅文稿，2014-3-14) 七是“三个代表论”。 人们从大批私营企业主入党的现实中;从官员的特权不断增多，人代会进一步成为“官代会”的现实中;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社会主义舞台的现实中，逐步认清了它的实质。老百姓说得好：“三个代表就是‘代表大款、大官、大腕’”。 一些人提出赞同“三个代表论”的深层原因，是想使共产党“由革命党进一步变为执政党”。这实质上是使共产党、革命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告别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样一来，就容易解决让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章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难道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而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了吗? 金一南将军指出：“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海军网，2014-10-11)有位网友写道，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八是“以人为本发展论”。 这些年讲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以人为本，对于纠正以物为本甚至以钱为本、以资为本的倾向，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发展是个含义很广的概念，既包括经济发展，又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发展不仅要求我们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本，而且要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以民为本。而真正坚持以民为本，最根本的是使人民成为生产资料和国家的主人。这样，才是抓住了根本，把握了关键;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观即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由于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纲领、方向、道路、路线，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指的是政治统帅业务，所以既要求政治寓于业务之中，又在业务工作中体现政治方向，这样把政治和业务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才会保证我们在发展中既不会发生空头政治的错误，也不会发生脱离政治的错误。 这是因为讲发展，最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什么样的所有制。既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决定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在现阶段最根本的是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公有制经济，确保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私有制为主体，包括口头上讲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际上使私有制占据了主体地位，都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是复辟倒退。 常海思指出：“它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结果，只能是私有化、市场化，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分享发展成果”。同时，“它离开公有制、计划经济来谈统筹兼顾和可持续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东方红文粹，2012年7月)。金一南将军说，有些人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海军网，2014-10-11) 一位网友强调，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是一条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为了使自己这一代人有吃有喝还有玩乐，断了子孙之路的挖掘和贱卖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如煤炭、稀矿、林木、水源等，现在基本近于枯竭，换取了所谓的一叠叠的钞票，并朝人炫示终于成了有钱人了。我们的农业又回到了几千年来的个体农业状态，靠天吃饭。个体农业不能发家致富，农民只能外出打工，拿到钞票，也成有钞票的人了。我们的土地，一片片的盖起高楼大厦，城市美了，也阔气了，可是这些高楼大厦却是榨取了人民多少的血汗。楼不能无休止地盖下去。房地产经济总有不景气的时候，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又该如何支撑?我们的制造业，多是外资联合内资，消耗中国的资源，污染中国的环境，使用中国的人力，贴上外国的标签，高价卖给中国人，而外资赚走高额的利润，中国人不感到羞愧，反而光荣地向着外资奉献着殷勤。现在在中国社会里，没有人来关心你，没有人来保障你，只有这样，所以这中间有无数人们的辛勤付出，有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可以靠得住的未来而提前透支生命地拼命工作。这些成果中也有人类科技的进步带来的成果，也有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那种把什么都归入经济转型带来的结论是十分荒唐的，是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讽刺。 九是“中美合作共赢论”。 中美结成“夫妻关系”，实质上是认敌为友、以敌为亲。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和美国政府谈判时公开宣布“中美是夫妻关系”即中国是小老婆，说穿了是之前正式公布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近来确定的中美“合作共赢”关系的形象说法。实际上，美帝国主义者所讲的“中美国”，含义为美国是宗主国，中国是附庸;“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言行，表现的就是附庸救主子的丑态。有的网友说，四万亿外汇储备的实质上是向美欧输送财富。用中国人民血汗创造的物质财富换取美元欧元纸币，再把纸币以债券的方式交还给美欧国家使用，如此白白输送财富还不算，还要增发与四万亿美元等值的人民币，也就是近三十万亿人民币，把中国老百姓手里的货币稀释，通过通货膨胀掠夺老百姓近三十万亿的物质财富。这就是四万亿美元外储形成的过程。如果撇开这个过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障眼法，就其实质而言，完全是美欧国家借助中国政府之手，白白拿走了中国老百姓创造的四万亿美元财富。给中国留下的所谓信用，不过是一张根本无法兑现的白条，与农村乡政府打给农民的白条毫无二致，甚至还不如乡政府打给农民的白条更有变现的希望。相反，他们对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国家，却不积极支持。这都让人看到了赫鲁晓夫当年搞“美苏共同主宰世界”和“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要少的影子。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遭受的损失怎能不特别惨重?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在于否定了我们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客观实际，把和平与发展当作了时代主题。于是强调“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直到现在仍大讲“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战略机遇期”，实质上是认为起码十年内不用准备打仗，因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一般是需要十年左右的转型备战期的。战争还是和平，常常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占我国领土，发动各种战争时，如果我们不选择抵抗而选择退让，那实际上就是投降卖国;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如果背弃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对敌对阶级包容怂恿，那实际上就是投敌叛变。所以我们认为，由客观形势和现实条件等多方面情况所决定，在今后10至20年内，中国被迫进行保卫领土、领海和反击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进攻的自卫战;卷入抗美援朝式战争的反击战;粉碎民族分裂行为的平叛战;擦枪走火式冲突的遭遇战等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必须把今后10年左右时间作为“转型备战期”。 由此可见，由于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要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大转折，非彻底批倒邪改路线，并使全国都认清其危害不可。 与此相关联，由于只有进一步认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才能真正提高举旗抓纲的自觉性、坚定性，这就要求我们更充分地讲清毛式社会主义客观存在着的优越性。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指出：“各类人物的攻击污蔑，内容越来越多元化、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手法越来越隐蔽化。他们不论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出现，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攻击的重点是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他们深知，要否定一个党和这个党所领导的国家，必须否定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看清他们的真面目，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同他们作斗争。”(红色文化网，2014-11-7)这就是说，讲清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本身就是一场斗争。 毛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简称“九大优越性”)： 第一，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党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所领导事业的错误并认真纠正。 例如，毛主席不仅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中央工作上的失误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随后在经济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及其他方面的多种措施，认真加以纠正，使形势很快好转。对于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能够实事求是地既肯定七分成绩，又承认犯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三分错误，并且也随之采取多项实际举措进行调整。如提出要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这些，都是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实承认的铁的事实。 而在“特别是”时期，明明盛传“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从这几年来看，赵(紫阳)象不象一个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象不象，他就是走资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都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明明邓小平公开讲胡耀邦、赵紫阳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斗即实质上犯了走资派错误;明明连赵紫阳自己都公开宣称“实行私有化，补资本主义的课，这就是改革理论”;“西方宣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乃是现代普世文明，各国都不能拒绝”(《软禁中的谈话》，285、392页)，即不打自招地承认自己不仅是走资派而且是西化派，这就是说铁的事实明明证明文革斗走资派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实事求是的声浪中，睁着眼睛说瞎话，硬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冤假错案。相反，他们对自己所领导的改革，明明是邓小平自己说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也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真的走了邪路了”;明明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且出现了数十亿、数百亿的富翁;明明全世界公认中国的两极分化程度超过了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明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所指出的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同1956年我国进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相比，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为当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而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指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即实质上承认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实事求是声浪中，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不承认改革有一絲一毫的错误，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欺骗人数最多、颠倒黑白最明显、造成恶果最严重、激起民愤最强烈的政治骗局。 第二，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才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成为主人。 那时由于坚持以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人民公社、集体企业等)这两种公有制为主体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劳动人民真正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即享受经济民主权利;工人、社员可以面对面地给直接领导提批评意见，各级人大中第一线的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加上强调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强调在农村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都相当高。工农兵不仅是文艺首先服务的对象，而且在所有媒体上都成为宣传的主体和写作的重要力量，特别是由于在运动中实行“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文化民主权利都不断得到扩大和提升。“五免待遇”即基本上做到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娱乐(例如电影院、体育馆等收费极低)就从最基本方面体现了人民大众的主人公地位。 而在“特别是”时期，有人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从工业产值看，公有制经济占27.7%。非公有制经济占72.3%。中工网报道，中国的前1000名富豪中，有147位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2.6亿农民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占3位。这就是说，几乎把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剥夺精光。连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都公开承认，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已成为所谓“十个阶层”中倒数第一二三位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一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家里装修房间的青年人，当被问及在北京有什么感觉之时，他说：“不来北京我不知道，我不如一条狗!”“小伙子，您怎么这样说呢?”“我来北京才看到，我不如狗吃得好!”五反分子茅于轼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华岳论坛，2012年12月7日)这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群众实质上被当作了维稳甚至专政的对象。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执政为民的声浪中，硬是在对人民群众实行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一定程度的全面专政。 第三，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改革才能得到健康、稳定地推进。 例如，冲破苏联过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提出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通过对照搬苏联“一长制”进行的改革，创造了包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中实行三结合)在内的鞍钢宪法，并通过贯彻落实，促进了以大庆为代表的大批国营企业越办越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特别是”时期，则不但改掉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改掉了新中国头30年改革创新的不少成果，连“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地震的群测群防体制、比较有效的群众性反腐倡廉机制，也被基本否定了。因此，人民群众的反思越来越深刻，疑问越来越多。例如，乌有之乡网刊(2014-9-13)所登赵泽琪《一个90后所了解的改革开放》一文，发出了四问：“为何毛主席时期贪官污吏少得几乎看不到，现在贪官四处横行呢?为何毛主席时期不会出现买不起房子、住不起医院、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的状况，现在却出现了呢?为何当官的、有钱的都说邓小平好，老百姓都说毛主席好呢?纪念毛主席的周年日，为什么会让他们如此恐慌如临大敌呢?” 网络上发表的《悲惨世界——下岗女工最后的自白》一文，读了更让人悲愤欲绝。文中说：“一周前，我吃掉了最后一点能吃的东西。然后，穿戴好衣物，卧在床上，等候这一天的到来。一月前，当我用卖家具所得到的那最后的十元钱买了最后一小口袋米时，就已经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我应该何去何从?在家里，只有等死。出去，丢掉人格和尊严，也许还有活的希望。向外看去，灰蒙蒙的天空，一片惨淡，一片阴冷，就如我的心情。当年，参加工作时以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工人的。谁知，一朝改革让我们‘下岗’。原以为下岗必有上岗，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党怎么能不管我们工人呢?!可是，现实把那一切可怜的幻想砸得粉碎! 我们工人被无情地抛弃了!被那些高唱‘改革开放好’的骗子们欺骗了!真是悔啊，悔不听毛主席的话，誓把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真是恨啊，恨那些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的资改派们的凶恶与残忍!他们诋毁毛主席，算人民的帐，疯狂地报复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工人阶级，使我们被迫下岗、失业、丢掉工作，尝尽了被压迫、被剥削的苦难!怀念毛主席啊!您是我们工人阶级伟大的领袖和保护神!如果您老人家活着中国工人怎么会落得如此的下场?!想起了那首歌‘我们工人有力量……’， 那个时代多么的美好啊!可现在那一切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永别了! 我要控诉那些已经死了的和依然活着的贪官资本家们的贪婪无耻与残酷!这就是我离开这个世界前唯一的愿望!”(2014-09-30)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改革的声浪中，硬是改掉了真正社会主义改革的积极成果，复辟了僵死、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甚至附庸资本主义制度。 第四，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能实行人民法治。 人民民主专政，即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同时，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对敌对势力实行专政，都是依据人民法制最根本的是1954年的宪法和1975年的宪法这两部“人民宪法”实行的。确保在各级人大代表中普通工农兵学商代表占65%以上;宪法规定人民群众有“五大自由”;鞍钢宪法规定工人有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等等，实质上就是人民法治或者叫社会主义民治。浙江枫桥创造的群防群治经验，就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首先，劳动者不是在为某一个人劳动，而是在为国家、集体、大家。通过学习和教育以及各种鼓励措施，加上人总有不甘落后的特性，除极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是有积极性的。其次，是企业的管理。很受毛主席推崇并推广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体现的就是平等和民主原则。最后，是利润分配。国家实行“按劳分配，略有差距”的原则，所有企事业的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定期升级，并通过逐步改善福利待遇(如住房、教育、医疗基本免费等)来分享社会劳动果实。这极大地避免了领导干部的腐败和两极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再说，新疆等地分裂势力的活动一直没有断过，只有毛泽东时代大幅度减少了。当时十几个少数民族象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互相帮助，平等相处。在对待民族分裂的问题上，不分民族，各民族共同批判，进行斗争，因此分裂分子活动的市场越来越小，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而在“特别是”时期，却一面大讲以法治国，一面违反宪法关于公有制占主体的规定，以私有制取而代之。工人们对现在的法治看得很透。例如，一群深圳工人谈到：“我们是一群在深圳工作多年的基层工人，当中最年长的可追溯到八十年代。我们就象这个城市可随便更换的零件。这个城市让我们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任，以及对法律的信心，纵然它美丽繁华，却充满着不公平。东莞裕元的工友们因为社保的欠费问题提出抗议，其实我们在深圳也遇到同样的处境，我们同情和支持他们的诉求，也希望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做出争取。我们来自深圳不同的工厂，有些更是国内模范、享誉国际，代工的品牌也是世界知名，然而，我们的社保(尤其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却有很多根本没有购买，这是违法的吗?根据国家法律，是的!”(红旗网，2014-5-3)巩献田指出：“社会治安，远的姑且不说，仅上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胡温上台开始的2003年，全国发生治安案件599万件，万人均47.6件;而到换届的2012年发生1388万件，万人均102.件，即增长了1.32倍。社会犯罪，我国的刑事犯罪，从1950年开始到2012年，发展趋势正好是一个“V”字形，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平均每年判处刑罚的在六、七十万人左右，最低犯罪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动乱年代’，即1967年、1968年、1969年，这三年被判处刑罚的每年不超过10万人，分别是54978人，71229人，87502人;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7年之后，被判处刑罚的数字一直上升，2003年被判处刑罚的是73万人，到2012年是115万人，增长57.7%。最近五、六年来，每年被判处刑罚的都是上百万人。(上述数据均来自《中国法律年鉴》和公布的相关部门的报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仅仅是犯罪被侦破的案件，实际的社会犯罪数量比这要大得多，尤其是党政干部犯罪即贪污腐败，众所周知，其破率案是非常低的，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过去讲，一般不会超过5%。同时，还要注意，目前社会犯罪，其恶性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不少案件是对中华民族延续已久的传统道德、习俗和伦理的严重挑战和践踏。民族问题上——在边疆地区，极端宗教势力、奴隶主旧贵族势力、封建农场主势力、家族宗法势力、资产阶级势力等等，藏独及疆独势力的膨胀就是这几股邪恶势力的共同纠结作乱。“(乌有之乡，2014-11-11)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法治的声浪中，硬是使中国既成为制定法律最多的国家之一，又成为违法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五，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 先说多。从解放前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十五分之一，自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中国人寿命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2012年12月16日向阳红网友在中华论坛说：“毛泽东时代28年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口(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长300多万公理，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其工程总量体积折合土石方3610亿立方米。若参照目前水利工程造价，按土石方量简单折算，总造价为240万亿，超过1980-2008年以来中国所有GDP的总和。” 此外，军事、土地、资源、房地产及医疗、教育等设施的价值，没有计入GDP统计，因为当时都是免费或要保密的。现在的GDP，以房地产、资源及低附加值的产业为主。如果除去卖地、卖资源的钱，数据就要大打折扣了。 再说快。“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 谷物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位次都明显提前了。……对此，一些外国人士也不否认。比如，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毛泽东时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取得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沙健孙，《毛泽东与新中国经济建设》，光明日报，2014-9-8) 再说好。那时的投资效率也比现在高得多，在“三五”期间，每投资100元利润是26元，而到1992年，每投资100元利润仅2.7元。那时物价非常低，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人民根本没有生活压力。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没有假酒。当时新工人月工资37元，大学毕业生马上分配工作挣56元，就是说每月工资可买14瓶茅台酒。在科技方面，毛泽东最重视集中力量搞科技，以极短的时间使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新四大发明”即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产生于毛泽东时代:。那时各种产品和工程质量都是世界一流。1957年10月15日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50多年只大修过一次，改开时代修建的武汉长江三桥，建成10多年就大修20多次。而且，现在的经济增长率带有很大的虚饰性，如果去除各种拆迁、资源损失、环境破坏等因素影响，我国2009-2011年的实际增长是很难超过5%的“(作者博客，2012-11-11)。 还有省。那时勤俭持家、勤俭办事、勤俭建国，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能够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群众中真正广泛开展起来的学雷锋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著名鹰派军人戴旭指出：“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生活百态2014-7-24)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声浪中，硬是实质上影响、干扰甚至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以前吃窝窝头，现在吃饅头，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不证明补课式改革没什么不好的吗?”一些同志有这样的疑问。 当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艰苦一点，但这主要是因为旧中国留下的摊子太破烂，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勒紧腰带艰苦奋斗;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当时提倡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宁愿当代人吃苦头，也要给国家打下个好基础;是因为准备进行反侵略战争，使国防支出超过了科、教、文、卫支出的总和。但是，由于那时候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生活差别不大，而且起带头作用，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减口粮、吃野菜导致腿浮肿，所以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干群关系和社会秩序都相当好。再说，即使当时的生活再艰苦，也比“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旧社会强得多。当初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崩溃是个什么样子?物价飞涨，要用麻袋装钱去买日常用品，而且大量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新中国前30年既没有出现物价飞涨，又没有出现大量工人失业等现象，既无内债、也无外债、财政自主，储存有供八亿人吃三年的战备粮，拥有七万亿人民币的国库存款和五百吨黄金，怎么能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确实天天吃饅头，但我们要看到以下几点： 其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不仅如前面所说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还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 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对解决产粮区旱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化肥是粮食增产的第二个要素。中美关系改善后，毛主席就要求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十三个大型化肥厂。它们于1977年后陆续投产，产量迅速达到1000万吨以上，化肥的供给问题基本解决。 其三，优良品种是粮食增产的第二个要素。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几年后全面推广，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 可见，这三个因素实际上都是毛泽东时代从根本上解决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 还要看到，现在所欠内外债数目惊人。引进外资约6万亿元，加上数以万亿计的股票、财政赤字、银行呆坏账，以及拖欠工资、养老金缺口等等，实际上2004年便达到了“负债13万亿左右(世纪沙龙，2004年12月7日)。再加上公开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超过14万亿元的债务，实际负债不会低于27万亿，即全国每个男女老少头上都有约两万元的债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面在内的许多东西是借来的。再说，现在每年都进口大量食品。例如，“我国2007年食用油对外依存度达59%”(广州日报，2008年10月1日)。 并且，我们本应生活得更好一点，但由于分配不公、贪污腐败、国资流失等等，“富豪一桌席，百姓一年粮”，甚至连他们的猫狗都比我们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正如李敖所说：“诚然，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并不是很快，但这是为了筹集中国工业化的资金。西方工业化的资金来自殖民掠夺(英法)、剥削黑奴(美国)、对外征战获得赔款(德日)。而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首先节衣缩食积累工业资金，将自己的工业发展起来，然后利用工业创造的财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矿山铁路，然后是钢铁厂，再以后是机械厂。当机械工业初具规模后，就可以建立各种轻纺厂、自行车厂、电视机厂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毛泽东就在中国即将从积累时代转向消费时代的时刻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人民生活获得极大改善那一天的到来。这是他一生的遗憾。而许多不明道理的人，却将毛泽东时代看成贫穷的时代。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人均2-3万美元的现实，对比中国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泽东没有让他们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西方和中国的物价不一样，无论西欧、美国还是‘四小龙’，物价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绝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如果这些人有幸到‘四小龙’实地生活体会一下，就会发现‘四小龙’的绝大多数老百姓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富得流油，日子艰难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同样是紧巴巴的，基本上在银行没有存款。欧美国家的居民通常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他们有计划生育的意识，而是难以负担两个孩子的供养和教育费用。”(中华网，2012年10月22 日) 张全景在谈到如何认识前30年的失误时说：“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并且得到了认真纠正。例如，1958年的‘五风’，并不是毛主席刮起来的，而是党内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急于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现错误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发现最快最早，坚决进行了纠正。”(《胜利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6页) 我们为什么特别注意揭露这些年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致癌式发展现象呢?这是在于经济发展成了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的最大王牌，他们正是用它搞“一俊遮百丑”而逐步把中国演变成西方国家附庸的。现在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由于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只忆前30年的苦，思后30多年的甜，不让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导致他们不懂得阶级剥削、压迫给劳动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因而不懂得为什么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而嘲笑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这对人民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太深、太让人痛彻心肝了。不把这“一俊”的画皮撕掉，相当一部分人还会受白骨精们欺骗。他们已经欺骗了30多年，现在这一套正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癌症”也到了要命的晚期，进入了真正的“崩溃边缘”，再不悬崖勒马，我国就会真的发生经济甚至社会崩溃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的有利战略机遇期，讲明真相，以防止他们继续搞乱政局，渾水摸鱼。 第六，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里,人民解放军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之战、西沙之战，都打出了军威、国威。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国内也为保卫、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我军的现代化特别是革命化建设得到大大加强，成效显著。所以，美国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它毛泽东化”。 而在“特别是”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削弱;把和平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和平主义思潮影响不断扩大，从根本上动摇了军心斗志;大批军工企业军转民和“民营化”(实际上是私营化)，一些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在一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宣扬声中，而被迫向外流失，给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造成无法弥补的长远损失;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原则侵入部队特别是当年大搞军队经商腐蚀了我军的根基，腐败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罗援将军问道：“现在部队成了什么样子，一些贪官庸才竟然在作威作福。一弄就是几百万、上亿元，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房子十几套、几十套，怎么来的?这里面肯定是有漏洞的，体制上、监督机制上都有问题。还有，共产党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我们进行了那么多的教育，是否走了过场?”(本人博客，2014-7-6 )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声浪中，硬是实际上使我军的反和平演变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力受到不应有的巨大削弱。 第七，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里，党的建设才能不断得到加强。 那时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群众参与共产党的“开门整党”，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自然“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党一发号召，全国马上行动;党要求不办的事，马上见效。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立竿见影。 而在“特别是”时期，正如有的网友所说，在中国，信任的基础已经被政府一而再、再而三不诚信的作为彻底动摇了。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被忽悠、被欺骗、被人均、被幸福，怎能不成为“老不信”?!当群众认为假共产党员越来越多、掌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完全绝望的时候，便是苏联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上演的日子。可悲的是补课派特别是西化派直到今天仍然身在右不知右，可怕的是他们为了自身的私利而顽固不化，“至死方休”。而这正是党的建设不断削弱、党群关系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金一南将军对此说了一段相当深刻的话：“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海军网，2014-10-11)2014年9月18日参考消息，头版头条的《中国“反腐风暴”强力刮向海外》一文说：“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1.6万-1.8万名腐败官员外逃。据设在华盛顿的‘健全全国金融体系’项目估计，2005年-2011年大约有2.83万亿美元资金非法流出中国。”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加强党的建设的声浪中，不仅党的建设在削弱，而且党的性质在逐步蜕变。 第八，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根本遏制。 由于从实质上说腐败现象是私有制这个万恶之源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一种腐蚀，是剥削者对人民群众利益的一种损害，所以那时由于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通过群众运动反腐败，所以一反就灵。不仅腐败极少，分配不公、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现象也几乎绝迹;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不少地方几乎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恽仁祥老说得对，“那时是一人有难，众人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全国一盘棋的大好形势;旧社会的偷、扒、拐、骗、赌、毒、嫖等污泥浊水被一扫而空……(而这些被走资派和反动文痞污蔑为‘经济搞到了崩溃边’)。毛泽东时代的20多年，不仅干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了100多年才干成的事，而且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是帝国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这样，国际上公认我国是全世界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大地微微网，2014-10-7) 而在“特别是”时期，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19000亿。”再说，一切商品化，自然会使商品交换的原则侵入政治领域，使有钱者用钱卖权，有权者用权赚钱，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就拿农村的直选来说，贿选便成了当村官的公开投资。所以老百姓说：“反腐反腐，越反越腐;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扫黄扫黄，越扫越黄。”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反腐倡廉，整顿作风的声浪中，硬是使我国成为腐败最严重，社会风气最败坏的国家之一。 第九，在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国家的独立主权才能得到维护，我们的朋友才会遍天下。 毛主席创立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积极帮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正义斗争，自然和一百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兄弟情谊。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我国的联合国席位，主要就是由这些兄弟国家“抬进去”的。从此，取代台湾的国民党，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国际威望。同时，由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国得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造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和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国防大学的张召忠将军说：“独立自主，就是不仰人鼻息，不奴颜婢膝，不泥古媚外，不‘韬光养晦’，不见风使舵。在六十年代初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威胁逼债又天灾横行之际，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迎难而上，决不向帝国强权让步半分，决不向大难大灾低头一寸，……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与伦比的革命胆略，战胜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破坏、进攻和封锁。在九死一生的包围中，不但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带领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力量，众志成城地搭起初具规模的中国大工业的基本框架，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并留下来成千上万‘国营企业’，建立起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华论坛，2011年1月23 日) 而在“特别是”时期，这些年一些人实质上不仅照搬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而且把他“三和一少”(对西方国家要搞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革命的支持要少)当作教条僵化保守地贯彻执行，一门心思搞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既公开在党章里删除了“国际主义”，又疏远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甚至对他们搞损人利己的勾当，真正的战友怎能不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党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这种“经济改革成果”，还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即让中国不仅做西方国家的经济附庸而且做政治附庸。老百姓把这叫做“接鬼”，显然既形象又生动。由于忽视自主创新，使我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或者说，由于生产能力主要为西方免费服务，将国内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加工成产品送往西方，结果生产能力越大，财富流失得越多越快，与财富积累背道而驰。例如，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10元卖出去的稀土，1000多元买回来。……中国向全球供应着90%以上的稀土资源，但因为没有取得稀土定价权，将资源卖成了‘白菜价’。”(2014-4-3)2013年1月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国经济健康报告”披露，“2012年我国被新帝国主义掠夺走的财富已相当于GDP的60%”，2013年我国总产值为51,.9万亿元，60%即达31.14万亿元。我国主导改革的精英把这种悲哀说成是伟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以欺骗全国人民，我国人民在被抽取大量鲜血的情况下，仍处于朦胧的欢乐中。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在了解了真实情况后，都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实际上，当前我国的经济不是什么外向化，而是殖民地化。”(刘日新语)戴旭尖锐指出：“外国人在忽悠欺骗中国人把我们捧上了天：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似乎挺光荣其实现在是在给他们当奴隶而且要长期当光荣的奴隶。有一些国内外的人，在说着很多的漂亮话，把我们捧上了天，其实是解除中国人的精神武装。这里我就要说到第一个演讲的门蒂斯先生。因为他发明的一个中美国的G2概念，让不少中国人听了很受用，认为美国人终于把中国当平等的哥们了，至少是承认中国的实力了。前几年佐利克说中国是利益攸关方，不少人就很感动。可是，听了门蒂斯先生关于G2的解释，我总是感到不对劲：他说，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挣钱，美国人借钱。就这个模式。这根本就是让中国当奴隶，让美国当老爷的模式嘛!凭什么中国人天生就要为美国人打工?我们自己不会消费吗?中国人真的是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还要端给美国人喝?为什么美国要借中国的钱?世界上有富人向穷人借钱的道理吗?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先生给我讲了他的导师索罗斯的故事。他说这个70 多岁的美国大富豪，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呢?就是每年和一个不同种族的女人发生一次恋爱，一年换一个。有协议，很合法。再就是捐钱给美国的穷人。他这种消费财富的方式，其实就是今天美国糟蹋世界的缩影。它通过美元霸权，攫取全世界的财富，就这样玩钱。这就是美国人借了中国钱的用法。中国人的钱是怎么挣来的?每年的矿难，环境污染，辛苦的打工者，中国的钱都是带血的。但是，美国‘借’走就像索罗斯这样玩。”(生活百态，2014-7-24)这就是说，在天天、时时、刻刻大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声浪中，使中国逐步滑入新型殖民地的泥坑里，即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虽然上面所引用的数字无法一一核对，难免有错，但是作为基本事实，无疑是人所公认、铁证如山的。再反对纠正这些错误，实在是天理难容。 毛主席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义革命路线，随后又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路线，再加上指明了中国复辟后必然变成附庸资本主义并为进行附庸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提供了基本历史经验，是他的三大贡献。从根本上说，这三大贡献使他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且成了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大阳。这一点，一定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更多的实践所证明从而为更多的人所认知。 秋石客、郭松民、徐亮等战友提出探讨“新社会主义”问题，这对于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当前具体实际的结合，注意现阶段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特点，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对于是否使用“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恽仁祥、巩献田、陈红兵、郝贵生等同志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就是说，要避免造成以前的社会主义都属于“旧社会主义”的误解。我个人的初步探讨性意见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27年中所创立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总体上是至今最成功的、最受人民群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摸式。这些年经过苏东剧变和我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鲜明对比，人民群众用越来越大规模地纪念毛主席，包括连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和铁杆的五反分子茅于轼都不得不承认，现阶段拥毛的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都从根本上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既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长期反复检验，又为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成功社会主义模式;既然我们要复兴的社会主义虽然有些新特点但基本框架仍然要继续坚持，即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既然在恢复毛式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根据不断发展着的新实践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办法，那是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出个详细完整的具体施工图，所以对我们要复兴的社会主义，还是提“新型毛式社会主义”比较合适一些。 正因为这样，现依据毛式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结合现阶段的具体实际，对于经过5至10年的过渡期逐步进入的新型毛式社会主义蓝图，作个初步的、探索性的、粗线条的描绘，仅供大家参考，以求集思广益，逐步完善。 政治方面： (一)坚决把保证人民江山永不变色放在第一位，真正作为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这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毛泽东时代党的基本路线。必须逐步恢复前30年普通工农兵学商在各级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占65%以上的比例，确保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并且以此为基础，不断增强人民管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文化教育等等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最根本的权利。 (二)恢复宪法关于人民群众有“五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和罢工自由的规定，使人民群众能够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努力构建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监督政府的制度，形成群众和政府有难同当，血肉相联，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确保马列毛派办网站、报刊、出版社、书店;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组、研究会、学院;举办大型纪念毛主席活动等等的权利。 (三)试行并逐步完善对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最高领导人蜕化变质改变基本路线等直接关系国家生死存亡重大亊件的全党表决、全民公决制度，以防止苏联全国当时80%多的人民群众反对国家解体和背弃社会主义，却无法阻止占人口极少数但掌握权力的几万高级干部制造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在中国发生。 (四)研究和创造人民民主的新形式如网络投票、民意测验等等，放宽对人民群众街头集会的限制，使国内外阶级敌人制造颜色革命时，淹没在红色的汪洋大海里。 (五)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逐步推进对各级政府首脑的直选制和直免制，以利于重用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焦裕禄式好干部以及陈永贵、吴桂贤那类工农出身的干部，及时罢免不称职者。 (六)不仅要在国营企业而且要在全社会推广“鞍钢宪法”的基本经验，切实促进群众直接参与式民主。借鉴古巴各级、各领域群众组织的民主参与制，总结推广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的“八大员”制，使人民民主实实在在地稳步推进。 (七)坚持“依民治国为根本，德主刑辅为抓手”的法治理念，防止各级政法单位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变质为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制度，按照阶级比例抽选陪审团成员，坚持80%的陪审员同意就可以判定有罪和无罪的规则，确保法律判决符合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八)在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判断言论是非六条标准的基础上，使所有公民真正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保障人民群众有权利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对他们的影响。保障报纸、刊物、广播、网络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由人民来发议论并管理上层建筑。 (九)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差别与平等、统一意志与个人心情舒畅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十)发挥人民军队和政法队伍的威力，依法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经济方面： (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统一的原则，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和政策，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必须立即开展党内外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和改革方向的大辩论，纠正新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错误，粉碎官僚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专制。国有企业是人民的财产，如何处置必须经过工人阶级广大人民民主讨论，否则便被认定为违反宪法，追究责任。 (二)逐步恢复、健全以国营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必须为基础)为载体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真正占主体地位(产值占70%以上)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釆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必须使人民群众非常具体、非常可靠、非常实在、非常持久地体现出生产资料主人的地位和职权。在全民所有的企业，要通过改革“一长制”、股份制，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问题;职代会切实发挥作用，使职工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把全民所有制企业上交税赋中高于各种所有制企业整体的平均数部分，作为社会福利使全体人民群众公开享受。改变工人、农民特别是下岗工人的弱势群体地位，使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真正成为强势群体。 (三)逐步恢复、健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分配制度，使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子都能体现出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公有制的受益者。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兑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承诺。真正让人民群众看到不断增加的真金白银，使收入多起来，切实感受到自己生活质量的提升。必须让95%以上的人满意，绝不允许只让少数人高兴的政策推行，真正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方针落地生根。 (四)逐步恢复、健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配为辅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计划经济方面要逐步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防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市场调配方面要强调和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相结合，肃清市场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必须由社会共同体来统一支配生产资料，管理社会剩余，确保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对资源的消耗速度以及对生态的破坏速度，不超过大自然修复的速度，把盲目生产形成的无效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劳动者从苦役式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达到最大限度的优质低耗高效益。消除一切非生产环节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做到从生产到消费环节合理简约的流通循环;利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的一面。 (五)逐步恢复、健全以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切实贯彻以扩大内需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的方针，努力保证供给，满足社会公益;鼓励劳动，鼓励创造，防止两极分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减少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依赖，摆脱“中美国”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状态，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 (六)逐步恢复、健全以“鞍钢宪法”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体制，废除权力集中于个人的极端专制，扩大广大工人的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通过代表有决定权，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弱势群体甚至雇佣劳动者。 (七)农村耕地是村民集体公有财产，应由村民集体处置。国家公共事业建设用地应与村民协商，在安排好村民生活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买卖、转让和无偿承包土地，承包权不能抵押、买卖和改变用途。政府要引导和在资金、技术上支持农民集体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配套工业，就地转移劳动力，走华西村南街村的共同富裕之路。逐步恢复、健全以坚持集体经济的河南省南街村等为基本参照系，以综合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多样性乡土社会文化建设、党政主导的群众路线这“三位”，服务于作为“一体”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农工联合企业和农工企业集团，以便推行大农业的机械化作业和农村水利化建设，提高抗灾能力，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且在此基础上，以尽快恢复人民公社为基本途径，走出一条新型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八)结合新情况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制定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赎买政策，积极促进私营企业的社会化、民族化，努力争取使更多的私营企业家成为爱国者，使民族工业发展壮大。 (九)实行符合人民长远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产业政策，促进战略产业国营化，资源开采规范化，生态环境优先化，对外贸易平衡化。 文化方面： (一)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纠正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诬蔑为“左倾”的错误倾向，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雪“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革命”的罪名。 (二)恢复“斗私批修”这个思想领域纲领的地位，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主旋律，彻底批判并肃清“补课论”、“西化论”等反动谬论的流毒和影响。 (三)坚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整体，认定否定和反对其中的任何一项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应当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是党团员者必须开除，怂恿包庇者必须追责。 (四)开展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排除封、资、修旧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发挥新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五)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要保障彻底解除网禁、废除删帖制度的网络自由。 (六)恢复名副其实的学雷锋活动，使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言行一致的工作作风，公而忘私的高尚品格”，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使我国重新成为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 (七)坚持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纠正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官僚政客、资本精英霸占舞台的丑恶现象。重放作为文艺改革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八个样板戏电影，为冲破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敞开大门，却对革命文化实行最残酷专政的乌云蔽日局面，打开突破口。 (八)恢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九)恢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先进典型的宣传推广，用铁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时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即既以干部待遇分配工作，又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是从根本上真正爱护知识分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大众知识化。 社会方面： (一)重新强调和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重新强调和坚持“既要吃饭，又要建设”即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一般情况下年年有提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逐步恢复建国前30年的医疗、住房、教育、就业、招工等等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平民百姓看病难、住房难、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大学生毕业后应由国家统一分配，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应象以前的招工那样随即转为城市户口，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在农村，通过逐步恢复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切实推进农村的机械化、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面貌有个大改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二)恢复公共资源的公共性质，废除与此相关的不合理乱收费制度，把已商业化了的公共资源重新交还给人民大众。 (三)对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邪改”进行拨乱反正，即通过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破除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弱肉强食式丛林法则，恢复毛式社会主义所实行的全民基本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养老、免费娱乐等一系列政策。 (四)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正兑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承诺。 (五)真正为实行“群防群治”的方针创造社会条件，使社会治安恢复到毛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水平。 (六)恢复毛式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把阶级问题作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把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作为新疆、西藏等地维稳的治本之策。 (七)重庆等地变上访为下访，基本上消灭了大规模上访的现象，应积极推广，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特别是在处理文革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问题上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以利于正本清源，维护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八)实行严格的纠风责任制，对不能在反腐倡廉、扶正祛邪上以公有制重新取代私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万恶之源、剥削阶级施放糖衣炮弹这个阶级根源上采取治本之策，以党风带民风，领导带群众，使我国重新成为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之一的领导人，真正追究责任。切实使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稳等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九)建立公民自由创业制度。把就业保护和鼓励创业结合起来，形成既有公平保障又有个人自由选择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型创业制度。 (十)恢复优美环境，逐步消除资源浪费并适当减少资源消费。为此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对全国的产业、基础设施、消费模式进行合理的生态文明改造。 党建方面： (一) 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取代现行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一，纠把经济建设作为纲和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目的倾向。 (二) 重新确立把修正主义作为主要危险，把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即走资派作为斗争重点的革命方针，否定违背苏东剧变和中国渐变基本事实的“主要防止‘左’”的方针。 (三) 恢复共产党的革命党本色。由于共产党是以彻底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党，在这之前它必然会一直坚持革命斗争。抛开先进生产关系只讲代表先进生产力，抛开阶级性强调代表私有企业主的利益，抛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讲代表先进文化，就会导致只代表大款、大官、大腕，从而“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使共产党告别革命，必须坚决纠正。 (四) 恢复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绝不允许通过把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变成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将共产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变成全民党、民族党。 (五)积极稳妥地处理私营企业主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在明确宣布停止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的同时，对已入党者，尊重本人意愿，或加入现有的民主党派(有些表现突出者可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或逐步变私有经济为公有经济。 (六)必须分清真假共产党。既然正反两方面的实践都证明毛式社会主义是成功的，那么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者才是真共产党，仍旧顽固坚持走改旗易帜邪路者就是假共产党，必须通过整党予以清除。 (七)明确宣布近30多年来坚持进行反复辟、反卖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反腐败、反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等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当代最美的人、最可爱的人、人民英雄。现阶段的党史、国史，首先要将他们载入史册。 (八)逐步恢复并健全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等)负责制，以确保它们坚持政治挂帅，即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成为实质上的为人民服务单位。 (九)发挥党内民主对民众民主的带头和引领作用。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省部级单位从20%开始逐步增加直选名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使之具有提出弹劾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建议，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表决的权力，以造成避免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确定即使犯了路线错误也在其任期内极难纠正的局面。在试行并逐步完善对改变基本制度、最高领导人变质等直接关系国家生死存亡重大亊件的全民公决制度之前，先试行全党公决。 (十)把群众路线作为挽救共产党的法宝。这就要求党内健康力量相信、依靠、发动、组织群众，把他们作为监督主体;人民群众以主人公的姿态，发挥历史主动性。确保领导干部定期与普通劳动者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了解实情，端正作风，密切联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