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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自然 - 2014/12/2 16:50:17
作者:杨明远 发布时间:2014-12-02 10:35:21 来源:民族复兴网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

我家进城靠什么改变的命运

——从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起

杨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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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城要攺变自已的命运,成为城里人,这条路是很艰辛的。下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我和我们家是靠什么来改变命运的。

  我也是一个进城的农民。老家离萍乡县城三十多华里,是一个资源贫脊的小山村。解放前,村民们的生活都很困苦。土改的时候划成分,全村几十户人家,只有一户中农,其余全是贫下中农和雇农,不少家庭靠乞讨才能生存下来。
  1949年解放前夕,母亲又生了一个小妹妹,成了五口之家。为了生计, 父亲带着我(当时12岁,刚刚高小毕业)从农村来到了萍乡城找三姨父讨生活。
  三姨父在萍乡城里靠摆摊做葱花油饼谋生。我们投奔他后,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做葱花油饼的手艺传授给我们,再帮我们做了一个跟他摆摊一模一样的,既可以做油饼,又可以挑着走的挑子。姨父在萍乡城东门摆摊,父亲就到萍乡城西门火车站附近摆摊,互不影响。一转眼,到了1950年的春天,家里的田地要耕种了,父亲回家换成母亲出来做小买卖。从此我们家就分成了两部分,父亲一人在家种地,母亲带着我兄妹三个在萍乡城里做小买卖谋生。
  1951年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多余的房屋,然后统一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当时家乡人均耕地8分田,父亲和两个妹妹共三个人登记在农村的家, 可分得二亩四分田。自家有不到一亩田,从地主家分到了一亩多田,还分到了农具、家具等生产、生活用品,家庭成分定为贫农。从此,父亲和两个妹妹是农村户口,母亲和我是城市户口,我们家也就一分为二了。
  父亲回农村了,我年龄小,母亲体弱,都挑不动这一百多斤的做葱花油饼的挑子,只好改做其他的小买卖。开始没有经验,不知道做什么买卖好,听别人说什么能赚到钱,就做什么。卖过菜,收过破烂,贩卖过油条,最后选择了卖鸡蛋。
  为什么最后选择卖鸡蛋呢?因为卖鸡蛋不太重,比较干净,且占地不大,我们住的小小的房间里可以摆放在床底下,也能赚钱。那时候小商小贩赚钱多少都是以能买到多少米来计算的。我们家四口人,每天只要能赚到两、三升约合四斤左右的米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就知足了。那时大米没有现在那么多品种,加工也没现在精细,精细一点的叫白米,稍为去掉了一些粗皮的叫熟米,也叫标准米,一般八分钱左右一斤,所以每天只要能赚到四、五角钱就满足了。一般每个鸡蛋能赚2-3厘钱。那时的鸡蛋价格3分钱左右一个,分大小卖,大的卖3分5或一角钱3个,赚得多一点。小的三分钱一个、一角钱4个,有破裂的一角钱5个,打破了的更便宜,不但没有钱赚还要亏本。每天要赚足4-5角钱至少要卖200个以上的鸡蛋。所以我们白天卖新鲜蛋,晚上卖五香茶叶蛋。大妹寄养在高坑的大表兄家,母亲带着小妹妹,负责做饭、煮茶叶蛋,空余时间才能来守摊卖蛋。收蛋、卖蛋的任务,主要落在了我这个13岁的大哥身上了。那时候,做小买卖的人很多,卖蛋的也很多,竞争得很激烈。鸡蛋主要来自萍乡北门外的农村,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得出门, 走上5-6里地, 后来要走上10-15里路去收购鲜蛋。走得远点才能收到大的蛋和便宜一点的蛋。收到蛋后马上又要挑回城里到菜市场或街上去叫卖,从上午一直守到天黑。吃完晚饭,就要去卖茶叶蛋了。
  卖茶叶蛋的挑子,前面是一个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放个盛着五香、八角、茶叶和食盐等调料汁与茶叶蛋的沙钵,后面是一个篮子,里面放着木炭和已煮熟的茶叶蛋。茶叶蛋的买主主要是过夜生活的人,包括看戏、看电影的,打牌的,更多的是商店打烊后算账的伙计。晚上7时至10时是卖茶叶蛋的最佳时段。所以每天晚上7时以前,我就要挑起担子出门,沿着最繁华的街道,经过戏院、电影院,然后走街串巷来回走两趟,边走嘴里边吆喝着:“五香茶蛋哟!”、“卖茶蛋哟!”天天如此。因此,我也成为了萍乡城里的“名人”。 萍乡城里人把蛋叫“嘎嘎(音)”, 鸡蛋叫“鸡嘎嘎”,鸭蛋叫“鸭嘎嘎”。大家不问我姓甚名谁,都喊我“嘎嘎乃”。 从此,在萍乡城只要说“嘎嘎乃”, 都知道是我,以至于我参加工作当了萍乡煤校的体育教师以后的很长时间,萍乡的一些老人见到我还会叫我“嘎嘎乃”。
  这样的生活,强度虽然不大,但每天劳动的时间却是很长,每天都感到很疲倦,一到家就想睡觉。195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气很冷,我睡的床是由两张高凳上面放块门板,门板上铺上稻草,稻草上放床席子,盖的被子又很薄,卖完茶叶蛋一回到家,我将烘笼放在被窝里,准备将被子烤热了再将烘笼拿出来,谁会想到我卷曲着身体抱着烘笼就睡着了。到了半夜,被窝里的热气将我烤醒了,掀起被子一看,烘笼倒了,烧起来了,席子、稻草垫子、门板都已经烧穿了一个大洞,火快烧着我的身体了,幸亏被子还没烧着,我也醒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母亲和邻居都起来了,用水将火浇灭了。这一晚再也没有睡着。
  又有一天的中午,我吃完午饭挑着鸡蛋出来卖。当走过县政府门口,快走到专做糕点的一个叫“惠元斋” 的店门口时,走着、走着,边走边睡着了,人就扑面倒了下去,这担鸡蛋差不多都打破了,母亲赶来后,边捡烂蛋边流眼泪。旁边这家”惠元斋”糕饼店的掌柜的,看我母子可怜,就拿着脸盆出来说:“打破的蛋能用的我店都买了。”真是好心人啦!
  那时萍乡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不仅煤炭销往湖南,农产品也销往湖南。有人经常将鸡蛋运送到株洲去卖。一般是头天晚上坐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株洲,然后将鸡蛋挑到鸡蛋行,卖给批发商,上午又乘火车返回。那时车速慢,来回一趟要十几个小时。坐的车箱还是没有蓬顶的,每次乘车都要带上雨伞。1952年初,我也快15周岁了,几年的挑担买卖,也练出了一身力气,能挑起一千二、三百个鸡蛋,合一百多斤,也想做一做到株洲去卖鸡蛋的生意。俞师傅也是一位卖鸡蛋的,他是第一个挑鸡蛋到株洲去卖的人,对株洲的鸡蛋市场很熟悉。这位在国军当过汽车兵的、已年过四旬的憨厚好人,很同情我,当我跟他说我也想去株洲卖鸡蛋,就欣然应允,并处处关心我、帮助我。有一次火车刚过老关,就刮起了风下起了雨,我刚把雨伞打开,不小心,举得高了一点,一阵风就将伞吹跑了。我只好挤在老俞的雨伞下挨到了株洲,衣服几乎湿透。每次到株洲卖鸡蛋,赚的钱比萍乡也多不了多少,很辛苦也很危险,这次经历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株洲卖鸡蛋了。
  随着年龄长大,想读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祖辈以前也是读书人家,保留下来了三箱线装书。于是我就从老家找一些祖上留下来的、我看得懂又有兴趣的书来看。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我一边摆摊一边看书,《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西游记》、《水浒》等等小说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凝神贯注的看书,母亲走过来拿走几个鸡蛋,我都没有察觉。
  1951年我连续三天参加了萍乡县工商联组织的修建萍乡县体育场的义务劳动。有一天跟我们一块儿劳动的还有很多在校学生,凝视着欢蹦乱跳劳动的同学们,回忆起在校学习的美好时光,心里嘀咕着:“什么时候能重回学校继续学习该多好呀!”从此天天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
  时间走到了1952年。年轻的共和国经过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已经开始兴旺繁荣了。政府开始动员失学的学龄期青少年儿童入学读书了。邻居们都来劝我母亲,给我报名去上学。家境还这么困难,母亲有些犹豫。后来一位胖姨说:“有一个这样吃得苦、又很想读书的儿子,忍心不让他上学,你会害了他一辈子的。”母亲这才给我报考了初中。经过考试,萍乡中学录取了我。
  萍乡中学落在萍乡县城小西门外萍水河流经的一个叫汪公潭的西边的山坡上,各种建设傍山而上。半山腰建的是食堂、学生与教师的宿舍,往上建有办公大楼和劈山造成的一片长方形的运动场,设备齐全。教学楼建在最上面,接近山顶的地方,一字排开,非常优静。整个校园树木成林、绿草如茵,风景优美,更有一大批德高望重、学有专长的教职员工,解放前就已经是江西省的重点中学,是个求学的好地方。
  那年共招收初一新生14个班, 近700人,来自全县各区,大多都是失过学的。
  当时上学是免费的,另外还设有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等。班主任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要我申请助学金,我放弃了。我对班主任说:“让给其他农村的同学吧,我有办法解决。”寒暑假、星期天我都会帮母亲摆摊做小买卖,另外,每个月用一两个星期天为学校的食堂和澡堂运煤炭赚点钱。
  运煤是用手推车,萍乡叫土车即独轮车,到离学校十多里地的安源煤矿去将煤推回来,卖给学校,赚点运费,萍乡人叫“推脚炭”。推脚炭的发起人是我们班一位来自青山农村叫彭其余的同学。我们星期六回家将独轮车推来,放在宿舍走廊上,星期天早上天一亮就出发,上午就将煤推回学校了,下午将独轮车送回家再来学校。一次也能赚近一个星期的伙食费。食堂的工友待我们很好,每次我们去运煤,他们头天晚上都会将食堂剩余的饭菜用大盆子装好放在食堂饭桌上,并用罩子罩着,留给我们早上吃,没有吃完的,我们就带着在路上吃。我因打篮球摔伤了左手后, 就没有再去推脚炭了。
  我在萍乡中学学习期间,家变化了,国家也变化了。由于我上学了,没有人替母亲去收蛋了,于是母亲改行卖起了水果和花生、瓜子等炒货。这时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也开始了。母亲参加了合作小组,有了固定的摊点,再不需要沿街叫卖,收入多了,也轻松多了。父亲还是一个人在农村种地。
  1955年我初中毕业了。班主任动员我考高中,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家里还有两个妹妹要上学,靠母亲的收入来供我上高中太艰辛了,我应该早点参加工作来帮母亲一把,于是我选择了报考设在河南焦作的煤炭工业部焦作煤矿学校。
  考完后也没有想那么多,又一心帮着母亲提篮小卖去了。七月底突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心里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第二天就吵着要去学校报到。学校虽然是免费的,但总要有两件过得去的换洗衣服吧,河南天气冷总要件棉袄吧,坐火车要买车票等等,都要花钱。母亲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怎么办?左邻右舍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大家决定帮一把。又是由胖姨倡头,组织了一个一年期的“会”,由12户人家组成, 每户拿几元钱出来,凑在一起给了我家,然后我家每月还一户人家的钱,一年还完。这样筹集到了几十元钱,买不起棉袄,只好买了一套绒衣裤和一双新胶鞋,买了车票就上路了。
  焦作那时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地方。焦作煤校大门面对着的老街道上,矮矮的土筑平房,不宽的街道,骆驼、骡马在街上行走,尘土飞扬,有时还拉下些粪便。矿区则是另外一翻景象。宽宽的马路两边矗立着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煤校只所以建在焦作,主要是有焦作煤矿。学校的规模很大,在已经建成的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实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食堂、学生宿舍、教职员住宅、体育场馆外,还预留有大片空地。这里是我见过的最好、最大的学校,幸福感悠然而生,心里萌动着一股一定要好好学习的强烈欲望的冲动。
  学校吃饭是不要钱的,也是不限量的。一般早饭吃的是稀饭、馒头还有咸菜;中午吃的是大米饭,八人一桌至少有两荤两素四个菜,汤用几个大桶装着散开放在餐厅里;晚餐主食的花样较多,有时吃小米饭,有时吃包有粉条的大菜包或面条等。有些南方去的同学说吃不惯,而我是“吃嘛嘛香”,大馒头、大包子一顿要吃四、五个,面条一顿最多时吃了三大碗,大米饭、小米饭每顿至少也要吃上两大碗。
  离正式开学还有两三个星期,我每天除了在校内转,也会上街走走,买点当地盛产的柿子吃吃,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和留校的老同学和跟我一样提前报到的新同学玩。我个子虽然不高,因为性格开朗,待人诚恳,初中时经常锻炼,身手到也灵活,加上篮球、体操方面还有些技艺,大家也愿意和我玩。后来开学后,同学们就选我当了班上的体育委员,为我以后改行埋下了“伏笔”。
  采煤和机电是学校的两个重点专业。我们这一届招了很多班级。大多数都是失过学解放后重新上学的人,年龄都比较大。我当时已经18岁了,还算是年纪小的。我们的班长兼团支部书记,是河南人,中共党员,解放前是位童养媳,已经二十多岁了,个子很瘦小,还显得苍老。生活上、思想上她象关怀小弟弟一样关怀我们,学习上却很吃力,但很刻苦,我们课外活动的时间,她经常用来补习功课和做作业。在她的帮助下1956年3月我加入了青年团组织。同时我参加了在太行山上营造当时全国第一大青年林的义务劳动。
  195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在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我们必须急起直追”,“认真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总理的号召,激励着亿万颗年青的心,全国掀起了一个 “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高潮,学校更是热火朝天,特别是我们这批解放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的年轻人,纷纷为自己制定了十二年的科学发展规划,列出了达到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的具体时间表和相关措施,并为此而发奋着。
  要向科学进军,就意味着要发展教育事业,要建更多的学校,需要更多的教师,当时教育部解决不了各部委对教师的需求,要各部委自己解决。为了适应煤炭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需要,煤炭部在部属的煤校分别办起了各学科的师资培训班,同时在部属煤校中选拔优秀在校学生改行当教师。体育师资训练班正好办在焦作煤校,人数为30人。焦作煤校负责调选8人,实际上报到的只有3人。我是班上的体育委员,工作积极又认真负责,深得体育老师的好评和喜爱,在推荐参加体育师资训练班学员的人选时,自然就想到了我,我被选上了。
  班主任动员来了。第一次我回绝了,因为我太爱自己所学的机电专业了。这是我报考时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的志愿,在我“向科学进军”的十二年规划中,就明确的写着:“要为改变我国采矿工业的落后面貌而献身!”后来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了。经过班主任、团支部三番五次的工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通了。我想起了失学在家的情景,想起了社会上还有很多想读书的青少年,我是一名青年团员,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应该无条件的服从组织需要,我没有征询母亲的意见,就欣然同意改行,参加了培训班。
  不知不觉又迎来了新的学年。开学在即,各地煤校急需师资,煤炭部催促我们八月要结束学业,师训班不能按原定计划教学,要提前结业,奔赴工作岗位。
  我被分配到萍乡煤校。当我登上南下的火车,回头看了一眼站台上悬挂的时针,这一瞬间正好是1956年9月8日11时整。我在焦作煤校正好学习、生活了一年一个月一天另一小时。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即将回到家乡,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位教育工作者,而且是部属中等专业学校的人民教师。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和政府的培养和信赖。这时我才十九岁。
  国家发展了,一年前北上,经过武汉,还要在武昌下车乘轮渡过江,到汉口再上火车,这次回来,已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通火车了。家里也发生了变化,母亲的合作小组变成了合作商店,收入也增多了。
  ……
  我们这个进城的农民家庭,靠什么改变的命运呢?
  一靠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
  二靠合作化,靠集体的力量。
  三靠免费教育。
  四靠政府分配的工作。
还我自然 - 2014/12/2 16:56:52
 
请问政府现在农民家庭进城靠什么?
红色战略 - 2014/12/2 17:54:54
这样的故事很动人!
应该知道一点过去的事情。
沙和尚 - 2014/12/3 10:05:19
2014-12-03 08:42:23  来源:郑风田博客  作者:郑风田 普蓂喆
我国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

  郑风田  普蓂喆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在我国城镇化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一些地方悄然出现了“非转农”现象,与通常“农转非”的城镇化趋势相反,部分人希望将城市户籍转为农村户籍。类似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例如杭州市滨江区马虎村20余名大学生要求将因上学转出的户口转回农村,浙江桐乡市一年出现52例跨省“非转农”事件等。浙江的台州、义乌等地还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来应对这类问题。另外一个趋势相关趋势也引人关注,那就是我国农民“农转非”的意愿越来越低,最近央视新闻1+1的报道称有90%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我们在全国各地的多次调查也显示,有75%以上的进城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以人口高度流动的浙江省为例,2004年“农转非”数量为57.7万人,到2009年急降至18.9万人,降幅达67%,近年比例更低。想当年刚改革开放时,城市户口是香饽饽,获得城镇户口曾经是不少农村学子走上高考独木桥鱼跃龙门的唯一选择。不曾想,时光流逝到现在却风水轮流转,城乡户籍地位似乎掉了个位置。为何城镇户籍在农民眼光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非转农”是对过去一刀切“农转非”户籍政策的一种校正。
  我国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一刀切的“农转非”户籍政策,也就是那些农业户籍者一旦考上大学或者参军转干或者是被城市招工,就必须放弃当地农户户籍转成城市户口。目前这种强制规定已经松动,可以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转或者不转。近年来一些“非转农”诉求也主要发生在那些过去按政策规定被强制转出者。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希望把当初转出的户籍再转回去,当然不排除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不少当初户籍转出者后来看到家乡富裕之后,农民的钱袋子鼓了,有更多的集体收益,农村土地也变得更加值钱,农户户口上所附着的收益在增加,农业户籍整体上比他们后来获得的城镇户口含金量高出不少之后,就自然有动力和意愿希望再把户籍转回去,于是“非转农”现象就应运而生。

  逆城市化的“非转农”现象呈现典型的地域性特征。
  由于与“农转非”的城镇化大趋势相反,很多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并非全国的普遍现象,“非转农”高发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与城市差距较小的地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高度的农村工业化为特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作为大城市的腹地,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农村工业,农村工厂和市场遍地开花,交通便捷,城乡公共品服务差距大幅缩小。以浙江为例,浙江义乌等地农村的许多百姓都自己办厂开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地规定,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得到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块宅基地平均价就在百万以上,如果再在这个宅基地上建三层小楼就值600多万。第二类则是以发达的县域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分红为特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收益根据社区户籍每年分红,这意味着拥有当地的农村户口,就能够有从土地经营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权利。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很多村庄集体修建工厂出租给外商,至今赚取了大量的租金收入,当地村民按照户籍可以按年获取红利。因此,很多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即便有“农转非”的机会也不愿意把户口转出去。第三类大量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了郊区的发展,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增值,即便拆迁或者土地征用,也能够获得大量补偿。不论是哪一类,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农村公共品服务比较齐全,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小。

  “非转农”也是我国就近城镇化的一种,城镇化并不一定都要农民单向向大都市流动,就近城镇化是农民幸福感最强的一种城镇化模式。
  目前局部地区出现的“非转农”更多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征,是城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并且农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质的服务,实现了就地市民化、就近城镇化。以往所认为的城市化就是要将农村居民都转移到城市生活工作,是一种比较狭义的观点。在这种观念指导之下的城市化,往往会造成城市超荷负载,形成大城市病。现在的很多拉美国家就是盲目将农村居民迁往城市,而形成了环城市的超大贫民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中国不能再走拉美等国城市化的老路,首先就要改变对城市化的认识。“非转农”背后隐含的现实是农村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农村土地的增值,由此带来的就地城镇化能够大大降低城镇化的成本,此时不应该纠缠于户口性质的转变。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通过发展农村工业和集体经济,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弥合与城市的各方面差异,实现了一种就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实际上是城镇化的理想形式之一,能够在不增加中心城市环境压力、人口压力、财政压力等的基础上,改善农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农民居民也不会因为生活环境改变而产生疏离感,从根本上提高城镇化的稳定性。此时的“农转非”“非转农”实际上是绕了个弯,与其在户口本上打主意,不如努力引导农村发展、增强农村经济实力,实现就地城镇化。

  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其实是城乡均衡发展的结果,我国“非农转”与此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
  以美国为例,其郊区或者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与大都市基本等同,但却能够较便宜地拥有宽敞的住房、便捷的交通和空气质量高的环境,对中产阶级吸引力很大。大量的中产阶级外迁就形成了逆城市化现象。 美国有六千多所大学,在大都市的很少,大分部都集中在小镇上,形成富有特色的大学镇。美国不少企业也愿意把总部设置在小镇上,形成公司镇。在这种格局下,人口、就业机会和资源就从城市向农村流动,甚至出现资源聚集的“逆差距”,形成了发达国家的特殊“逆城市化”现象。在大学镇与公司镇,由于只有一定知识技能水平的人在能够在这里就业,反而大城市则能够提供更多低技能的基础性工作,于是出现穷人往大都市跑,富人到乡村工作的人才逆流动。
  “逆城市化”的说法来源于发达国家城市化后期的一个阶段,因此,用“逆城市化”来描述目前国内出现的“非转农”现象并不准确。两者相比较,中国的“非转农”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区别。相似之处在于,两者的前提都是较小的城乡差距。差别在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病驱动下的资源逆向流动,而中国目前出现的“非转农”现象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得益于很多农村自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农民不愿意放弃农业户籍折射目前我国城镇化模式的缺失。
  调查显示,近年来很多农民愿意进城,但并不愿意转户口。这种牵制力量主要来源于农村土地后顾之忧的牵制力以及半截子城镇化的排斥力。我国目前的城镇化是半截子城镇化,农民工难以享受原居民同等的公共品服务。农业户籍附着的宅基地、承包地可以弥补他们得以获得的城镇社保的缺失。大部分农民工面对城镇高昂的房价也得以放弃农村的宅基地,只有不到1%的农民工在城镇有房子。
  农民对进城的最大顾虑来自于土地,尽管国家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但各地在制定城镇化具体政策时多以农民的土地为条件,土地换保障、土地换房等政策曾经大行其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往往是最后的生存保障,以此为代价进入城市农民必然心存疑虑。为了消除顾虑,解决新市民的社保、就业发展等问题就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地方只顾把农民转移出来,农民的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城市融入情况差,同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上楼致贫等现象层出不穷,要让农民放心且自愿地放弃农村户籍就成了天方夜谭。
  “非转农”背后暴露出当前我国城镇化隐含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农转非”并不应该是户口本上寥寥数语的转变,而应该是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城乡平衡。“非转农”原因说白了,就是这部分新市民在城市的生活没有在农村好。进入城市之后支出增加、就业不稳定、城市融入情况差、社保也没有完全覆盖,导致上楼致贫现象非常普遍,新市民的经济融入和心理融入感都非常低。之所以产生问题,与当前的制度设计以及城镇化的盲目冒进不无关系,很多地方提倡土地换保障、土地换房政策,但所换来的保障与城镇居民还是有差距,新市民的长期生存问题也没有解决,是不稳定的有巨大隐忧的半截子城镇化。其次,“农转非”“非转农”现象说明了我国资源配置上的严重失衡,而这与我国资源配置的行政级别特征有很大关系,即资源配置基本是按照权利来配置。北京权力最大资源都集中在北京,而行政级别较低的市县镇则拥有更少的资源。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资源全部是往有权力的地方流动,所以导致北京大城市病一直解决不了,而环绕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却有很多贫困县,因为资源过不去。过去的城乡统筹,结果把资源都统筹到城镇去了,广大农村、城镇和县城则成为城市发展的短板。

  “非转农”的政策含义。
  中国的城镇化还在快速推进,“非转农”给当前的城镇化之路敲响了警钟,也暗含了一些启示。未来的城镇化之路,必须正视存在的问题,以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突破各种制度障碍,才能够实现良好的城乡互动,实现健康稳定的城镇化。第一,应当继续持久地推动中国的就近城市化进程,如今在中国的沿海大都市集中了中国最丰富也最好的发展资源,广大农村幅员辽阔但相对滞后,并不有利于现代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流转,通过发展那些农村工业化比较发达地区的就近城镇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第二,破除户籍制度羁绊,大力发展并完善城乡社会保险制度,坚决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收益权,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第三,改变资源按行政级别和权力配置的问题,促进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进一步推进大都市圈外围中小城镇的建设,引导资源向小城镇转移,增强小城镇的经济实力,让小城镇能够留住人,实现就地城镇化。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对户籍改革、统筹城乡发展和保障农民权益等方面都有较为细节的说明,这对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社会资源的均衡分布,将对加快城镇化进程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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