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4/12/19 16:58:24
2014-12-19 15:07:1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黎阳
黎阳近日陆续发布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长篇文章，已发布第【一、二】、【三、四】、【五】、【六】部分，此为最后第七部分。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七) 黎阳 2014.12
七.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 既然人类靠“改变世界”而不是靠“解释世界”生存，那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就不过是诈骗——这只要把“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跟诈骗犯的利益需要一对比就能一目了然：
——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人类不能靠诈骗生存。
——“解释世界”是“虚”——诈骗是“虚”。“解释世界”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处理体制——诈骗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处理体制。(注：哪个诈骗不是玩虚的?诈骗犯嘴里只有跟诈骗有关的利益才是实的，其他一切都虚的。)
——“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诈骗对内不对外。
——“解释世界”只讲过程不讲结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诈骗只讲过程不讲结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注：毒贩子总是说吸毒过程多么美妙，以能“自由享受”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受害者想到后果。)
——“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诈骗不创造财富。
——“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诈骗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诈骗有人买帐。
——“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诈骗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
——“解释世界”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诈骗犯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
——“解释世界”的存在价值全靠自吹——诈骗的存在价值全靠自吹。
——“解释世界”最怕别人不信，最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诈骗最怕别人不信，最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
——“解释世界”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诈骗需要主观唯心主义：诈骗是绝对的，不容置疑。(注：诈骗犯是不是最恨有人揭穿自己的诈骗伎俩?)
——“解释世界”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诈骗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
——“解释世界”需要自己的解释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绝对言论自由——诈骗犯需要自己的诈骗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绝对言论自由。
——“解释世界”只说要求别人相信的东西——诈骗只说要求别人相信的东西。
——“解释世界”是少数人的事——诈骗犯是少数人。
——“解释世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诈骗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诈骗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
——“解释世界”绝不能认错——诈骗犯绝不能认错。
——“解释世界”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诈骗犯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
——“解释世界”变来变去说变就变——诈骗变来变去说变就变。
——“解释世界”绝不负责——诈骗绝不负责。
——“解释世界”需要唯我独尊——诈骗犯需要唯我独尊。
——“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诈骗犯需要别人都是笨蛋。
——“解释世界”拼命制造笨蛋——诈骗犯拼命制造笨蛋。
——“解释世界”只会激化矛盾——诈骗只会激化矛盾。
——“解释世界”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诈骗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
——“解释世界”没有任何凝聚——诈骗没有任何凝聚。
——“解释世界”犯罪不犯错——诈骗犯罪不犯错。
——“解释世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诈骗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
——“解释世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诈骗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解释世界”需要权力——诈骗犯需要权力。
——野心家依仗“解释世界”;依仗“解释世界”者必野心家——野心家依仗诈骗;依仗诈骗者必野心家。
——“解释世界”毁灭一切——诈骗毁灭一切。
——利用“解释世界”的政权必因“解释世界”的猖獗而毁灭——利用诈骗的政权必因诈骗的猖獗而毁灭。
——“解释世界”惟恐天下不乱——诈骗犯惟恐天下不乱。
——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诈骗犯的利益需要。
——“解释世界”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诈骗犯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诈骗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
既然“解释世界”的本质是诈骗，那一切靠“解释世界”吃饭的文人“公知”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群诈骗犯——拥有“精英”、“专家”、“学者”、“博士”、“教授”、“知识人”等无数绚丽多彩外衣和吓人头衔的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虽然他们个个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但跟街头诈骗、电话诈骗、投资诈骗之类刑事诈骗没什么本质区别。(把本文总结的文人“公知”的30个行为特征中的“文人‘公知’”几个字换成“诈骗犯”就可以发现那些行为特征照样成立。可见二者本是一码事。)所不同的是，刑事诈骗犯们骗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危害是局部的、有限的、暂时的;人们对刑事诈骗的危害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惩办。而文人“公知”这类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骗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危害是全局的、无限的、永久的;人们对这类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的认识远不如对刑事诈骗的认识深刻，尚未制定出明确的法律禁止与制裁。结果：“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是只会抓小偷，不会抓国贼;只会御外敌，不会除内奸;只会防刑事类诈骗，不会防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没有死于明枪，却亡于暗箭;没有毁于外部强敌，却灭于内部国家级诈骗犯。
反腐败必须“苍蝇老虎一齐打”，反诈骗也必须“刑事类诈骗和国家级战略级诈骗一起反”。
其实刑事类诈骗与国家级战略级诈骗仅仅是形式不同、规模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看看刑事类反诈骗的特征，就不难悟出战略级反诈骗的基本原则。
通常反诈骗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层次：
1.上当受骗了还不自知，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反复上当，代代上当——需要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不能人死了连个原因都不找，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稀里糊涂就埋了拉倒。要改变“死了白死”的传统，起码要“死后验尸”，验尸后想一想为什么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死于同样原因。
2.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但不知道谁是诈骗犯——需要知道谁是诈骗犯：
通过“死后验尸”发现是被害死，那就需要找出凶手，死也要死个明白。
3.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但不知道惩罚诈骗犯——需要知道惩罚诈骗犯：
不惩恶，光知道谁是凶手又有什么意义?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凶手受到惩罚，就等于包庇犯罪、鼓励犯罪。
4.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知道惩罚诈骗犯，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上当受骗——需要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
与其“死后验尸”、“发现凶手”、“惩办凶手”，不如让犯罪不能得逞。
5.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知道避免上当受骗，但不知道如何识别诈骗犯主动防范——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诈骗犯、如何防范诈骗犯，根本不给诈骗犯机会：
见招拆招是被动挨打，防不胜防。只有主动出击遏制罪犯，才是有效的防范。
6.会识别诈骗犯，知道诈骗犯的特征，不给诈骗犯机会，但不能防止诈骗犯产生——需要更进一步，知道如何彻底消灭产生诈骗犯的大环境：
遏制犯罪的最高境界是根本不让罪犯产生而不是单纯惩办罪犯——“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消灭苍蝇最根本的措施是消灭粪坑，让苍蝇根本无处繁殖。
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其实也是这个路数，由浅入深层层提高。
1.上当受骗了还不自知，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反复上当，代代上当——需要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为什么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如果把这一切归咎于“天意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帝坏”、“官僚坏”、“外部环境坏”、“运气坏”、“劣等文化劣等人”……那就是“上当受骗了还不自知，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反复上当，代代上当”。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东西必非偶然，必有原因，必有规律可循。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只能从“解释世界”找原因，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导致的行为特征去找原因。不弄明白这些，等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白动乱了，人口大灭杀白灭杀了，落后挨打白挨打了——吃了这么大亏还不找原因，那才是真活该受欺负了。
2.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但不知道谁是诈骗犯——需要知道谁是诈骗犯。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只有文人“公知”当道。每次王朝灭亡，旧的当权派就不当权了，想延续旧体制也办不到了。“顶层设计”出每个新王朝一切规章制度的是文人“公知”。使新统治者继续旧体制的是文人“公知”。维系中国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之久的是文人“公知”。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文人“公知”。继承发扬一切糟粕反动腐朽的制度和反动腐朽的文化的糟粕的是文人“公知”。“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文人“公知”有这个需要，有这个意愿。他们口口声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几千年一直是他们当道，中国停滞不前落后挨打几乎亡国，不是他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只能是他们，把自己“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一切陋习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他们。导致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的只能是他们。他们是为害中国千年之久的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不能白动乱，人口大灭杀不能白灭杀，落后挨打不能白挨打，至少要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否则还得重蹈覆辙。
3.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但不知道惩罚诈骗犯——需要知道惩罚诈骗犯。
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是以言犯罪，表面上往往又看不出直接的钱财交易，要惩办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首先必须破除文人“公知”对“言者无罪”的曲解。“解释世界”，“解释”就是一切，“言论”就是一切，后果无所谓，因此“言者无罪”。“改变世界”，“改变”才是一切，“后果”才是一切，一切以实际效果为为准，人的一切主观行为必须对实际后果负责，言论也不例外——言论无效才无责(但无效言论说白了就是“屁话”、“今天天气哈哈哈”)，有效必有责，效越大责越大，即使“言者无罪”也不能“言者无责”。而一旦言论效果大过界造成了破坏就是罪，比如杨修的以言犯罪。不许犯罪是一回事，不许以某种形式犯罪是另外一回事。按“解释世界”的逻辑，“言者绝对无罪”，以行犯罪不许，以言论犯罪可以——抢劫不行，诈骗可以;逼迫不行，教唆可以;诈骗具体的个人不行，诈骗国家民族可以;小打小闹的小诈骗不行，灭国毁民的大诈骗可以——这实际是包庇犯罪，保护犯罪。按“改变世界”的逻辑，只要是犯罪都不许，行为犯罪是罪，言论犯罪同样是罪。只要是实际效果是罪过就是犯罪，就必须打击。能“以言犯罪”就能“因言治罪”。既然诈骗是以言犯罪，那就要因言治罪;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更不例外，绝不受“言者无罪”的保护。
刑事诈骗有法律管，人们知道上当受骗后可以诉诸法律惩办，而且人们也有惩办刑事诈骗犯的意识。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没法律管，等人们知道上当受骗后国家已经完蛋了，想诉诸法律都没地方，而且人们往往想不到顾不上惩办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国家崩溃、四分五裂、内战内乱之际人们已经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总结动乱原因，更不用说一致认清罪魁祸首、齐心惩办罪犯了——前苏联瓦解了，车臣战乱了，前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了，乌克兰内战了，利比亚内战了，叙利亚内战了……到处战乱不断，杀戮不断;这些地方当初里应外合配合外部势力极力鼓吹“颜色革命”的文人“公知”个个仿佛没事人一样，活得还挺滋润，没有受到严厉惩罚。中国历史几千年，周期性动乱动乱再动乱，老百姓遭受战乱浩劫浩劫再浩劫，对这一切负责的文人“公知”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举国一致的声讨谴责，更不用说受到应有惩罚了。
迄今为止的历史客观事实就是如此荒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小诈小骗有惩罚，大诈大骗无惩罚;刑事诈骗有惩罚，国家级诈骗无惩罚——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不得逞时不能惩罚，一旦得逞则无法惩罚。诈骗越大后果越严重情节越恶劣越不受惩罚。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实际上受到保护鼓励，至少没有任何风险。结果：文人“公知”这些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气焰嚣张—— 中国的文人“公知”们如今就敢明目张胆用种种神圣的借口煽动诱骗中国人闹动乱闹分裂：“为民主而‘暂时’动乱”、“为民主而‘必要’暴力”、“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军阀混战好”、“国家分裂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如果中国人不想再周期性分裂、周期性战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继续重演，起码必须从现在开始明白一条(也让文人“公知”这些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明白这一条)：“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惩恶，无以扬善;不惩罚罪犯，等于鼓励犯罪。要使天下罪犯们有所顾忌就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恶者必须受到惩罚，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不受惩罚的历史必须结束，即便他们这次得逞也休想象他们的前辈那样逃脱人民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稍微有所顾忌，至少不敢再那么有恃无恐。
要诈骗犯明白这点光说说当然不行，当然必须有所行动。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得逞之日，就是中国分裂动乱之时，即公权力瘫痪瓦解之时。那种情况下要惩办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只能由民间除奸，由百姓替天行道。而那时一切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必然纷纷改口赖帐、隐藏逃避，矢口否认自己今天极力煽动分裂国家、煽动内乱、“暴力民主”。要惩办他们就必须未雨绸缪，录以备考，现在就把如今一切鼓吹分裂中国、“民主暴力”、拼命激化矛盾、官逼民反、鼓吹“对刁民不能手软”、“改革代价”的文人“公知”及其言论，包括微博留言、附议、插话等等一条不少地全部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谁鼓吹过分裂瓦解中国、煽动内乱，万一天下大乱该找谁算帐。只有如此决心如此行动，才能让老百姓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万一国家陷入大灾难该找谁算帐，也能让文人“公知”这些历史上一贯肆无忌惮的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有所顾忌。
4.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知道惩罚诈骗犯，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上当受骗——需要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
识别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的路数跟识别刑事诈骗的路数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诈骗本质一样，识别原理自然一样。只要想想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识别电话诈骗、广告诈骗、传销诈骗之类刑事诈骗，就不难明白如何该识别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
分析一下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上当受骗的教训，主要无非几大类：
第一，听信花言巧语。
教训：决不能被诈骗犯的天花乱坠美妙许愿打动，千万别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财富换诈骗犯毫无保障的空话连篇。
同理，决不能被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美妙许愿打动，千万别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财富——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换文人“公知”的毫无保障的空话连篇——“为民主而‘暂时’动乱”、“为民主而‘必要’暴力”、“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军阀混战好”、“国家分裂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第二，被诈骗犯的头衔、地位、证明文件、来头、气势、排场等等唬住。
教训：记住：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可以假造。看人决不能看表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想用空洞虚幻的东西换走自己切切实实的财富就不行。
同理，决不能被文人“公知”的头衔、文凭、学位、职称、地位、名声、论文、理论之类身外之物唬住——管你是不是硕士博士院士专家学者教授，所有这些一是可以假造，二是即便是真的也不能保证文人“公知”自己不是蓄意在造假。看人决不能看表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想用空洞虚幻的东西如“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之类换走自己切切实实的财富如“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就不行。
第三，被亲朋好友熟人老关系“杀熟”。
教训：记住《共产党宣言》里的名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对诈骗犯的交情、亲情别抱任何希望。
同理，决不能以为文人“公知”会讲交情、亲情、人情——既然人家公然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怎么可能对诈骗受害者手下留情呢?
第四，“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被诈骗犯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团团包围弄昏了头脑随了大流。
教训：一是必须对自己的要害利益心中有数：“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谁来吹风也不动摇，二是对形势心中有数：一旦出现逼迫自己顺从的强制性倾向性舆论狂潮，那就已经不仅仅是诈骗，而是变相抢劫，就只能按暴力抢劫对待，不能指望靠“众皆醉兮我独醒”的独善其身就能置身事外。
同理，对国家民族的要害利益必须心中有数，决不能被文人“公知”制造的倾向性舆论狂潮所忽悠，更不能被吓倒唬住。一旦出现逼迫自己顺从的强制性倾向性舆论狂潮，如香港“占中”、89风暴，那就意味着暴力政变，就要毫不犹豫按暴力政变对待。
识别电话诈骗、广告诈骗、传销诈骗之类刑事诈骗最关键的要害其实只有一条：知道自己利益的底线，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说破天我也决不动摇。
识别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最关键的要害其实也只有一条：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底线，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说破天我也决不动摇。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生存的底线。一切试图突破这条底线的花言巧语，如“只要能民主，分裂就分裂”、“为民主而‘暂时’乱”、“为民主而暴力”、“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都是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
5.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没有上当受骗，但不知道如何识别诈骗犯，只能被动见招拆招——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诈骗犯、如何防范诈骗犯，根本不给诈骗犯机会。
(1).识别诈骗犯
普通人与诈骗犯的最大心理不同之处是什么?一个不打算欺骗别人好让自己捞好处，一个蓄意骗人好让自己捞好处。这两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决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待人态度——比如你给自己的孩子、亲人、朋友提某某建议，目的是为他们好而不是为自己从中捞好处。如果你的建议被接受，你是什么感受?只会高兴而不会鄙视。如果你的建议被拒绝，你会什么感受?会失望、扫兴、不理解、生气，但决不会仇恨。而诈骗犯的心理则不同。诈骗犯给人提的建议都是诈骗，只有受害者上当受骗吃亏，自己才能捞得着好处;如果受害者不上当，自己就什么也捞不着。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如果受害者不上当，尤其如果有人提醒受害者别上当，诈骗犯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你怎么不上当?就因为你不上当，我多少多少好处眼瞅着捞不到手，太可恨了……如果受害者上当，诈骗犯就会洋洋得意鄙视受害者：看老子多聪明，三言两语就把你这个笨蛋哄得团团转……“存在决定意识”，诈骗犯的存在决定诈骗犯的心理是对受害者既仇恨又鄙视。这种心理是诈骗犯独有的，普通人不会有。
诈骗犯需要别人都是笨蛋，不是也必须是，因此必须不遗余力把别人都说成笨蛋，不遗余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结果同样是对受害者既仇恨又鄙视。
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同样是诈骗犯，同样有这样的心理。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诈骗对象是国家和人民，是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既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那就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因为个人恩怨而报复性诈骗的可能。既然如此，那么凡仇恨、鄙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不遗余力把自己的人民说成笨蛋的人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既然诈骗犯最恨一切提醒受害者不上当的人，那么谁仇恨一切提醒受害者不上当的人谁必诈骗犯;谁仇恨一切提醒中国和中国老百姓不受欺骗的人谁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既然毛泽东坚决维护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是老百姓认识世界、区分敌我、避免上当受骗最有力的武器，那么毛泽东自然必遭到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刻骨仇恨。反过来说，刻骨仇恨毛泽东的人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从本质上讲，一切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即诈骗。而仇恨加鄙视“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必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必为诈骗。“改变世界”的人即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老百姓，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是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需要即“改变世界”的根本利益需要，毛泽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即代表了“改变世界”的根本利益。因此“解释世界”者如果仇恨加鄙视国家和人民、仇恨毛泽东，则必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由此可以确定识别中国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根本原则标准：凡仇恨并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凡疯狂仇恨毛泽东的“解释世界”者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既然中国文人“公知”无缘无故仇恨并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垃圾人口”、“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三百年殖地”、“爱国贼”、“带路党”……既然文人“公知”疯狂仇恨保护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那就充分证明中国文人“公知”都是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除了这个最根本的标准，还有两个辅助参考标准：第一，凡不创造财富整天搬嘴弄舌的必诈骗犯——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诈骗吃什么?第二，凡故弄玄虚者惟恐别人不糊涂者必诈骗犯——科学的东西必化繁为简，惟恐别人不明白;诈骗的东西必化简为繁，惟恐别人明白。恰如某网友说的：“小时候听奶奶说：好人都说真话、说实话、说明白话。坏人喜欢说假话、说大话、说些弯弯绕、让人听不明白的话。”)
但识别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光有根本原则标准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套严格严密的操作规程，否则就会被人钻空子，用断章取义、歪曲捏造诬陷好人，用抵赖狡辩否认事实。要堵死这种漏洞，就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性大数据体系，先从文人“公知”开始，每人设一个公开的社会档案，把此人一生一切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微博留言插话、一切公众场合的言行全部及时记录在案，供人查阅。最终目标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所有人。
为什么要这样干?
第一，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大势所趋。现代技术实际上已经使人们不知不觉中被数据化透明化了。很多原来被认为是个人隐私的东西实际早就隐不住了。我一个不抽烟的朋友偶然买了包烟，信用卡公司的电话跟着就到了，核实买烟的是不是他，以弄清是不是他的信用卡被盗了。我出远门旅行之前必须跟信用卡公司打招呼，说明去向、范围、大致时间，否则信用卡就不能用。我的一切持卡采购早被信用卡公司记录在案，我的消费模式、嗜好习惯人家清楚得很，而许多消费者的这些数据实际是在被各大公司相互买卖，也就是说等于是公开的，因此寄来的广告都相当有针对性。(当然，各种电话诈骗、推销、募捐、化缘也同样有针对性)。如今家家户户的后院隐私在“谷歌地球”上都是公开的秘密。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事件后警察呼吁在爆炸时间段内爆炸地点附近照过相的人向警方提供所照照片，结果一下子就发现了犯罪分子——在现代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在被什么人用某种方式记录。从技术上讲，把一切人一生的一切都记录在案是迟早的事。
第二，这是对好人的尊重，对坏人的威慑。雷锋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现代技术不过把雷锋的这句话标准化数据化。把好人一生的好事记录下来是对好人的真正尊重——后代提到祖先时可以确切地说，我的XX前辈一生炼了多少钢，打了多少粮，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桥梁，打了多少仗，写了多少文章……不如此，那可真是“人死如灯灭”，谁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跟没这个人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的人跟一粒尘土有什么区别。而有了这个系统，才体现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才真正体现了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而对于坏人，则真正体现了“惩恶罚罪”，让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历史耻辱柱”。这等于把阎王爷的生死簿搬到人间来，把“人在做、天在看”现实化、科学化，真正对坏人坏事起威慑。
第三，公共场合发生的一切政权机关有权监视记录。工作场所发生的一切单位主管有权监视记录。不管中国美国，闭路监录设施已经广泛用于银行、商店、公共汽车、火车、飞机、工厂生产线、办公楼、体育场等各个领域，银行职员、商店营业员、工厂工人、司机、飞行员、运动员等等一天到晚都在摄像机监视下工作，谁也没说这是“特务监视”、“监狱”。而如今中国在学校教室一安监录设备，人大张鸣之类文人“公知”就气急败坏大喊大叫“特务”、“监狱”、“狱卒”。这说明三条：一，这些文人“公知”自以为高人一等——工人、农民、职员在工作场合被监视录像就可以，文人“公知”就不行(这会儿就不提“人人平等”了)。二，做贼心虚，敢说不敢当——你公众场合说的话既然说得，那就录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做亏心事，为什么怕记录?三，愚不可及——监录本身就是要尊重事实的证明。如果不监录才真危险：不留客观凭证才既可以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凭空捏造诬陷，又可以胡搅蛮缠死不认帐。只有谁也说不清，才可以谁有权谁说了算，才最容易出冤案。因此教室安装监录设施对好人是保护，对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是威慑。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从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的根本需要讲，光在教室安监控录像还远远不够，教师办公室、会议室等地都该安。文人“公知”一生的一切公开言行片言只字都该记录在案，就是应该让他们有当年胡风的感受：咳一下都人录音。
第四，这样的社会性大数据体系功能不只是监控。它能为国家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能为一切商业活动、分析消费者需求心理提供数据，能变成极其丰富且盈利的资源宝库。要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建立功能庞大的社会性大数据体系就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人才，就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正是大数据时代、后现代化时代就业发展的大方向。
(2).防范诈骗犯
惩罚诈骗犯是“无罪推定”——谁指控，谁举证。别人不能证明有罪即无罪。而防范诈骗犯则是“有罪推定”——别人怀疑，自己举证。你不能自己不是诈骗犯，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惩罚犯罪是无罪推定，防范犯罪是有罪推定。
对刑事诈骗犯可以用法律制裁，对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没办法用法律制裁——要制裁就必须定罪，要定罪就必须等犯罪变成事实即犯罪得逞。而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得逞意味着国家毁灭、社会崩溃。国家都不存在了还怎么惩罚罪犯?即便由民间惩罚罪犯，那也挽回不了损失。对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的要害不是惩罚罪犯，而是不让犯罪得逞。而犯罪既然未得逞，那就没有犯罪事实，就无法“谁指控、谁举证”。既然无法举证，那就只能防范，只能“有罪推定”——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真有学问，那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自己不是国家级诈骗犯，那你就有嫌疑，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
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预防——知道某人是诈骗犯怎么办?防范就是了，不给他诈骗机会就是了。知道某文人“公知”仇恨并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仇恨毛泽东，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后怎么办?防范就是了，不给他诈骗机会就是了。如何防范?不让他从事有机会诈骗的工作——你利用教育诈骗，那就不让你从事教育工作。你利用媒体诈骗，那就不让你从事媒体工作。你利用经济、法律、文化、管理诈骗，那就不让你从事经济、法律、文化、管理工作。你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休想靠原有的工作方式诈骗。这不是惩罚，而是防范。要做到这条，最简便有效的办法是全面实行分类工作许可证制度和保密工作许可证制度——从事教育工作必须有教育工作许可证;从事媒体工作必须有媒体工作许可证;从事经济、法律、文化、管理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工作必须有相应的许可证;从事涉密工作必须有保密许可证，等等。哪个文人“公知”被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只要吊销或暂停其相关工作许可证就行了——吊销或暂停教育工作许可证、媒体工作许可证、经济、法律、文化、管理等上层建筑领域工作许可证，保密许可证，等等。一旦工作许可证被吊销或暂停，相应的劳务合同自动失效，根本不用罗唆，您另请高明，“下岗分流”、“从头再来”去吧，但休想“买断工龄”。哪个需要工作许可证的单位胆敢雇佣没有有效的相关工作许可证的文人“公知”，该单位要受罚，负责人的相关工作许可证也要吊销或暂停。这样一来问题简单多了，矛盾全部集中到颁发和吊销工作许可证的国家安全机关，雇佣单位也不用怕因得罪人而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更休想借故推搪包庇袒护。
这一切不是“惩罚”、“迫害”，而是必要的防范措施——惹不起，躲得起，信不过，不雇你，可以不可以?律谁规定的必须雇用信不过的人?当年文人“公知”们“顶层设计”了“下岗三千万”时不也没说那是“惩罚”、“迫害”，而是“改革需要”、“改革代价”吗?那如今吊销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的文人“公知”的某项工作许可证、让他们下岗另谋出路当然同样不是“惩罚”、“迫害”、“代价”，而是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的需要，也不是让他们当代价，而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付代价——三千万工人无缘无故地下岗都不算惩罚，那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个把文人“公知”有缘有故地下岗当然不能算惩罚。
实行分类工作许可证制度和保密工作许可证制度不过是“国际接轨”，西方国家都这么干。中国早就该这么干了。
定性“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时如何防止发生冤屈?可以参考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由“鉴定委员会”来鉴定某上诉的文人“公知”是否属于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鉴定委员会必须由工农兵、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必须与当事的文人“公知”没有个人恩怨和利益相关，必须“背靠背”。鉴定的内容只有一条：根据当事人的言行判断是否属于“仇恨与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仇恨毛泽东”。结论只要是“是”，那就是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驳回上诉，维持吊销或暂停相关工作许可证;只要是“否”，就恢复相关工作许可证。道理很简单：一切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即诈骗。仇视并鄙视“改变世界”者必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必诈骗犯。是否仇视并鄙视“改变世界”的人只有直接“改变世界”的人即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才有资格判断。因此“鉴定委员会”必须由这些人组成，而决不能由任何不直接参与“改变世界”的人组成。“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与当事人没有个人恩怨，得出的鉴定又是集体讨论的决定，这就可以把冤屈可能降到最低。这样的安排也最合理——既然文人“公知”能决定老百姓下岗，那就老百姓也应能决定文人“公知”下岗，这才是一报还一报，才真正体现了平等，才能构成有效的制约与平衡。
不靠这样的防范措施实现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就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永远被动，永远挨打。
6.会识别诈骗犯，知道诈骗犯的特征，不给诈骗犯机会，但不能防止诈骗犯产生——需要更进一步，知道如何彻底消灭产生诈骗犯的大环境。
遏制犯罪的最高境界是根本不让罪犯产生而不是单纯惩办罪犯——“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消灭苍蝇最根本的措施是消灭粪坑，让苍蝇根本无处繁殖。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也应如此：最高境界不是能够识别并防范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而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让这些诈骗犯根本诞生不出来。
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是怎么造成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脱节——只要不为“改变世界”服务，“解释世界”就必然演变成诈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杜绝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必须釜底抽薪，彻底消除“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对立状态，彻底颠覆现行的文科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
如前所述，人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是“解释世界”的产物;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兽性是先天的，只能在“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中被逐渐消除。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越高越自觉，人性越足;参与程度越低越不自觉，人性越稀，兽性越足。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不会有人性——尽管可以表面上人模人样，但本性上是兽非人，即没有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品质而只有禽兽才有的品质。从不参与“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者毫无人性，不折不扣的“叫兽”。
中国现行的文科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与从古到今几千年来的体制一脉相承，核心基础都是“解释世界”。官僚的对口来源是文科类学生，文科类学生接受的教育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家门——校门——机关门;秘书——外放——人上人;教师——教授——“公知”;宣传——“理论”——“解释世界”;年轻化=私情化;知识化=文凭化;考察干部第一标准是“学过什么”、“文凭是什么”，而不是“干过什么”、“干成了什么”。
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经验的科学。没有实践没有经验的人没资格搞社会科学。不顾一切硬搞就只能是诈骗——社会科学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总结人类“改变世界”的经验，反过来用于服务、指导“改变世界”。没有“改变世界”经验的人读不了文科，读也读不懂，除了死记硬背照搬照抄书本理论外什么也干不了。现行的文科教育体制下学生从小到大泡课堂啃书本，从家门到校门、只有读书经历没有社会经历更没有“改变世界”经验，不可能懂得“改变世界”。而只会照抄书本怎么可能掌握“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怎么可能获得服务、指导“改变世界”的本领?既然不能为“改变世界”服务，那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光靠一堆死教条在社会中就无法生存。要生存就必须当混世魔王，必须拼命往上层建筑领域里拱，往一切不创造财富却能获取财富的地方钻。到处钻营就必须不顾一切。根本不会创造财富的文科生一窝蜂往哪里钻，那里就要出问题：当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娱记，淫秽庸俗低级趣味;新闻，捕风捉影耸人听闻;教育学术，弄虚作假误人子弟……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不诈骗就不能生存，即使本来不想诈骗最终也必然被逼成诈骗犯——下岗工人陈洪说：“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无法靠“改变世界”生存，就必然变成野兽，走向犯罪。这样的文科教育体制和建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上的官僚体制只能是批量生产“叫兽”、“狗官”、诈骗犯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位置越高，诈骗越大，一直大到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最后一定把国家搞垮、社会搞乱，一定重复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
不动粪坑，打苍蝇还有多大意义?不动诈骗犯生产线，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还有多大意义?
如何“填粪坑”?杜绝脱离“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不从事“改变世界”者不得“解释世界”。
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的本质是改变几千年来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杜绝“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脱节，大方向完全正确。但当时下面实际执行的办法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理工科文科一刀切，一律招有两到三年工作实践经历的中学生，结果出了一些问题，最后被废除，又恢复了传统的高考。但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主张方向错了，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落实办法而已。
如本文第三章所述，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人性也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兽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只有参与“改变世界”才能消除兽性、造就人性。对于理工科教育来说，学生毕业后只要学以致用，就必然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就能消除兽性、造就人性，因此理工科学生上学前是否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关系不大。而文科类大学毕业后不直接从事“改变世界”的实践，就无从消除兽性造就人性。如果上学前没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就永远也不可能补上这一课。因此理工科大学可以通过正常高考直接从中学生中招生;而文科类大学则必须只招收通过“改变世界”克服了兽性、养成了人性的人，否则就是养虎遗患。多少年的“改变世界”的实践经验才够呢?一辈子。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人到了六十岁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才算有了足够的实践经验和社会经验，才可以认为消除了兽性、养成了人性，才有资格搞社会科学“解释世界”。
如果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是“民国”时期的30多岁，这一切当然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但在毛泽东已经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0多岁的情况下，这就非常合情合理、顺理成章——60岁之前从事“改变世界”，60岁退休，考文科类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这样的人才可能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才可能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验和“改变世界”的经验，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毫无困难，学社会科学不难如鱼得水，一点就透，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理论联系实际不在话下，更会自有主张，决不盲从盲信，知道如何从各种各样的假理论中挑出有用的东西。这样的人学文科才恰如其分。假定学制3年，则63岁毕业，然后专门从事“解释世界”，用“解释世界”指导“改变世界”。假定能活到70岁，则还可以干7年。7年内哪怕解决一两个问题就满不错了——搞社会科学的一辈子能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了不起。如果活过70那自然可以干得更久——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李锐、杜导正之类文人“公知”都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了还照样整天到处蹦哒，从来也不叫嚷年迈力衰，可见搞“解释世界”的不受年龄限制，不象“改变世界”的年纪一大就吃不消了，非退休不可。
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搞“改变世界”的60岁退休后从事“解释世界”不仅切实可行，而且理所当然——“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本来就不应割裂而应统一，因此文科与理工科不应割裂而应统一。一个人完全可以用前半辈子从事“改变世界”造就人性克服兽性，用退休后的后半辈子从事“解释世界”，把前半辈子“改变世界”的经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总结提高，再通过“解释世界”指导“改变世界”——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经验的科学，“改变世界”的人60岁退休时个个经验丰富，开始人生第二春学社会科学正是发挥所长。如今中国人是“80不稀奇，70多来兮，60还是小弟弟”，60岁的人实际属于年富力强。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却退休赋闲养老跳广场舞，对社会而言是浪费人才糟蹋资源财富;对个人而言等于冷暴力慢性虐杀变相迫害。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大趋势下，传统的“到点退休赋闲等死”的观念必须扭转，必须代之以“人生组成二阶段，先改变世界后解释世界”的与时俱进。这样就能确保只有通过“改变世界”才能获得“解释世界”的资格——要么干出成绩来，要么熬出资历来。不事创造财富光读书者休想取得“解释世界”的资格。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脱节的问题。
不仅如此，必须从更高的角度，从“根本解决‘解释世界’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确保人性克服兽性的战略角度看这个问题——从小培养、从中学直接高考学习社会科学、毕业后直接从事社会科学的教育体制必须彻底废除，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必须招自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60岁前不一直靠“改变世界”为生者不得报考社会科学专业，不得从事社会科学工作。今后的搞法学、经济、哲学、律师、文科类教授、学者、专家等一切社会科学专业人才除个别必须年轻化的特殊专业外将全部来自退休后考学文科的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下简称新文人)。今后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法学家、律师、经济学家等等将全部靠退休金生存，辅之以一定的岗位津贴——搞社会科学的决不能吃社会，必须只付出不回报，必须自带饭票。一旦靠社会回报生存，则无私也有私，无弊也有弊，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只有已经可以靠退休金生存的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才无生存之虞，无家庭、子女、前途、家产等等后顾之忧，才有可能摆脱种种名利羁绊私事牵挂，视富贵如浮云，“跳出三界外，不在无行中”，才有可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社会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有这样的新文人才既有主观愿望、又有足够的经验、阅历和能力公平公正地搞好社会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两张皮”问题，切实保证“解释世界”为“改变世界”服务，使社会科学领域以前种种无法解决的矛盾迎刃而解。
比如律师体制问题——只要律师靠收费维生，法律就不可能不是商品，律师就不可能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就不可能不遵循“谁给钱为谁服务”的原则，就不可能不是一群狗——谁给钱替谁效劳的走狗。更确切地说，是有钱人花钱雇来的专用走狗——法律走狗、法律打手、法律娼妓、法律奸商，法律流氓，带执照的法律无赖，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专业户，谁给钱就说谁有理，没理搅三分，得理不饶人。婊子认钱不认情，谁给钱跟谁上床;律师认钱不认理，谁给钱替谁帮腔。二者在认钱不认人这一点上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婊子不会声称自己卖身是“为了道德，为了我们心中那一份爱情”;律师却死死咬定自己卖身是“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婊子拿了钱卖了身之后不会给自己立“贞节牌坊”;律师拿了钱卖了嘴之后还非要给自己立“正义牌坊”。所以婊子的操守比靠收费生存的律师高尚得多。这个问题只有新文人当律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退休后学法律当律师，生活必须有退休金保证，打官司用不着收律师费。不收律师费，才能真正避免法律变商品，才真正谈得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把法律从金钱陷阱中解放出来，真正从法律角度、从国家社会长远利益角度看问题。这只有新文人教育体制才做得到——不取消律师，只取消律师费。没有律师费，照样打官司。这难道不公平?确保法律是法律而不变成商品，是保护法制还是破坏法制?
社会科学本来就是自然科学的延伸。搞自然科学的一定能搞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一定搞不了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割裂对立是只会卖嘴不会创造财富的文人“公知”的阴谋。认识到“搞自然科学的才能搞好社会科学”的不光是中国人：
——“1982年12月，美国海军顾问、核潜艇之父、海军退休上将里科弗，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赴华访问。”“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会见并宴请了他。”“里科弗一见到汪道涵，寒暄之后就问：‘你这个市长过去是干什么的?’汪道涵说：‘我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是工程师。’一听这话，里科弗马上露出了笑容说：‘那你这个市长是个好市长，因为工程师都是务实的。所以你能为上海市民办实事。’(美国‘核潜艇之父’——海曼.乔治.里科弗访华逸事”http://history.sina.com.cn/bk/ggkfs/2014-07-18/212195709.shtml)
——“我们的谈话是从闲聊开始的。他问我：‘您是学日尔曼语言学的?’我说不是，我学的是工科。他说：‘很好。学工的人研究历史和文学一般来说比较严肃和缜密。’”(朱维毅：寻访“二战”德国兵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386_20400.html)
矛盾是相互转化的，知识是相互渗透的，科学是相互交叉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走向统一的。文人“公知”垄断“解释世界”权力的弊端是必须被埋葬的。新的历史趋向必然是“改变世界”者夺回“解释世界”的权力，实行“前半辈子改变世界、后半辈子解释世界”。这不是一种养老自娱的“老年养生”，而是一场人文教育革命，人事革命，政治革命——当然，用文人“公知”最爱听最顺眼的字眼，“人文教育改革、人事改革、政治改革”也未为不可。
——人文教育改革：
(1).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除个别特殊专业外，一律从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中招生。即便千里挑一，每年退休人员中合格的人也足够满足需要。
(2).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必须针对中老年人生理特点，重在分析问题、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禁止用死记硬背、外语和“脑筋急转弯”之类刁难。
(3).人文高等教育、社会科学领域一律取消学位制，考试只分“通过”、“不通过”、“有创意”三类。
世界是扁平的，社会科学是横向发展的，纵向没多大深度，根本不需要设立学位——自然科学的深度是无穷发展的，社会科学的深度不是无穷发展的。人与人的关系就那么几种，人类历史几千年翻过来倒过去没见识过的有也不会太多，玩不出多少新花样。自然科学的复杂是客观存在，社会科学的复杂是人为制造。人文领域不存在不学这个就不能学那的的问题，不存在没有非某级学位就不能解决的问题。把社会科学描绘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设立学位根本不是学术需要而是政治需要——科学永远努力把复杂问题简洁化，诈骗永远努力把简洁问题复杂化。人文领域的学位不过是“诈骗许可证”，唯一用处是骗人唬人。取消学位，用不着画蛇添足凑学分，只学直接相关的“干货”，文科高等教育三年足够。
(4).人文高等教育的真正考试在社会，真正的毕业证书由社会颁发——用解决的实际问题来证明自己合格。
——人事改革
(1).选拔干部标准从“解释世界”的轨道转移到“改变世界”的轨道来——人性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亲身参与“改变世界”的人只有兽性没有人性。要确保当权者有人性而不是虎狼当道，就必须以“改变世界”为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第一，看人不以“解释世界”为准，只以“改变世界”为准，不看学历看成绩;一事当前不看“学过什么”、“有什么学历”而看“干过什么”、“干成过什么”、“有什么成绩”——个人获得什么学历是私事，“改变世界”干成过什么是公事。不看成绩看学历是以私废公，本末倒置，等于惟恐干部不谋私。只有具备同样的“改变世界”的成绩和资历的情况下参考学历才有意义。第二，“具体承担责任组织指挥干成过什么”与“不承担责任搀和着干过什么”不是一回事——独当一面组织协调“改变世界”的分量、资历、经历与不承担具体责任的机关油子、秘书帮、唱歌跳舞帮、务虚帮、嘴皮子帮、团派搀和的“改变世界”的分量、资历、经历不是一回事，必须分开分别考虑，不能混为一谈等量齐观;否则不仅是“大锅饭”，而且是鼓励机关混混，打击实干家。第三，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蹲机关当秘书时间如果累积超过一定年限，如三年，则永远只能原封不动蹲机关，不得提拔，不得当权。不如此，不仅等于打击扼杀基层实干家，而且等于鼓励干部都变成“解释世界”的诈骗犯。
(2).今后中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律师、文科类教授、专家、学者等将基本由自退休后学习社会科学的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构成。没有长期“改变世界”实践经验的人没资格“解释世界”，更没资格搞社会科学。
(3).退休后考入人文高等教育机构的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毕业后从事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发挥余热”——已经退休，靠退休金生活，只领取必要的岗位津贴，不另拿工资，并因此无需受退休年龄限制，只要本人愿意，健康允许，工作需要，即可无限工作下去。
——政治改革
文人“公知”最津津乐道“政治改革”，仿佛“政治改革”是他们的独门绝技，一祭出来立刻威力无穷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让“毛左”们顿时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其实他们的“政治改革”说白了就是“政党轮替”——按“解释世界”的游戏规则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政变机器。只要上了这条道，文人“公知”们脱离人民、毫无组织能力、毫无凝聚的死穴就能一笔勾销了，蚂蚁也能“欲与天公试比高”了，癞皮蛇也能吞大象了;文人“公知”就能削足适履了——削共产党的足，适自己的履，让这些嘴把式靠三存不烂之舌就能把整个国家诈骗到手。如意算盘打得虽然如意，但白日梦总归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
其实政治改革根本不是文人“公知”的独家专利，毛泽东早就提出来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原则，而且总结出了具体化的样板——“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这实际是权力机构的绝妙平衡组合：“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老”和“军”代表着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和“干”代表着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青”和“群”代表了基层利益和眼前利益。“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工人”负责着具体操作的可行性，“技术人员”负责着科学理论的可行性，“干部”负责着组织管理的可行性。这样一来，远、中、近、高、中、低、行政、技术、实施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情况全部都能在权力机构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都能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仔细考虑和全面衡量，这样形成的决策一定最科学最全面最可行。这才是确保制约权力、防止个人专权、避免“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杜绝拍脑袋瞎指挥、实现科学决策的最佳组织形式。这也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高、中、低、远、中、近各项权力的分立。但分立不对立，而是对立又统一。
毛泽东的“三结合”给出了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合理的权力机构应该由三部分构成：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老”、“军”);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代表底层利益、眼前利益的人(“群”、“青”)。这也可以看成一个“卡两头、保中间”的机制：用低端代表卡住权力不得越过下限——确保权力不迫使人们因不能靠“改变世界”生存而被迫陷入兽性;用高端代表卡住权力不得越过上限——确保权力不自我膨胀到不想靠“改变世界”生存而变成野兽;用必须是“从事‘改变世界’出身”的先决条件确保掌权的人是走在“用‘改变世界’养成人性克服兽性”的正道上的人。这样的权力机构的决策者的成分不是单一的一种人(要么老，要么中，要么青;要么军，要么干，要么群)，而是一个复合体，各种可能的类别全包括在内，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代表性可行性——复合制导能防干扰，复合领导能防乱导。
毛泽东“三结合”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比“普世价值”的所谓“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不知科学多少倍、合理多少倍——“普世价值”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第一，实际是比“解释世界”的诈骗比赛，拉票时满面堆笑甜言蜜语，上了台翻脸不认帐你一点办法也有。第二，这样的游戏规则保证以“改变世界”为生的人根本连起跑线都上不了就被淘汰，能竞选的必是能说会道善于表演的，靠“解释世界”为生的。既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不会有人性，那符合这种“民主选举”游戏规则的决不可能是通过“改变世界”造就了人性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没人性有兽性的诈骗犯入不了选。换句话说这种体制是强迫老百姓从一群国家级诈骗犯里选个最能扯蛋的，从一群只有兽性没有人性的衣冠禽兽里挑个最人模狗样的。第三，这样的游戏规则实际是“三权对立”、“权力刁难”，哪个政党上台哪个政党说了算，其他政党专门捣乱。大方向从来是谁的政治献金多谁的发言权大，具体决策从来都是几个文人“公知”出身的政客个人拍脑袋，权力构成成分单一，根本不可能从具体的组织结构上保证什么远、中、近、高、中、低、组织、技术、实施等方方面面的均衡。第四，这样的体制所谓的“权力制衡”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秋后算帐”、“死后验尸”——不能制止出问题，只能出了问题换马，用一群诈骗犯换下另一群诈骗犯;用一批衣冠禽兽换下另一批衣冠禽兽，权力的构成仍然是单一的成分，单一的文人“公知”。这样的体制根本不能跟毛泽东的“三结合”复合权力体制相提并论——这样的体制上台的要么是“钢筋”，要么是“混凝土”，唯独毛泽东的“三结合”复合权力体制确保上台的始终是“钢筋混凝土”，确保只有为“改变世界”服务的有人性的人掌权，从权力组合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全社会总体利益，不让只代表单一利益的单一成分决定社会的总体利益，最大限度避免决策失误，而不是等出了问题、造成损失后再换马了事。
因此真正的政治改革、确保为“改变世界”服务的政治改革只能按照毛泽东“三结合”的原则改，变单一领导为复合领导。
在今天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如何选拔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老”、“军”)、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和代表底层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青”、“群”)?
——代表底层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青”、“群”)——基层群众代表，等于轮流选拔到领导班子里临时出差。
——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在“改变世界”中亲自取得成就、通过具体的项目表现出领导才能协调能力的人，先看“干过什么、干成了什么”，同样条件下再看“学了什么”，然后按正常干部选拔程序，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步一个台阶地上升。
——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老”、“军”)——原则：第一，能证明自己已经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第二，能证明自己愿意继续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而不以权谋私;第三，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握原则把住关、能保证权力机构不脱离为“改变世界”服务。
如何证明第一条：已经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长期从事“改变世界”。
如何证明第二条：愿意继续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从未以权谋私。
如何证明第三条：有能力掌握原则把住关?——既会“改变世界”又能“解释世界”。
什么样的人符合条件?
——战时：打过仗、立过功、能指挥又不发财的共产党人。
——平时：愿意只拿退休金加必要的岗位津贴、不在乎高职低就、从未发财的从事“改变世界”的退休党员干部和军官;通过考试获得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党员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未发财又有学历的退休党员红二代。
理由：从事“改变世界”到退休，足以证明通过“改变世界”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从未发财，意味着有机会都无兴趣以权谋私，愿意只拿退休金加必要的岗位津贴、不在乎高职低就，可见兴趣在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既会“改变世界”又受过“解释世界”的训练，足以掌握原则把住关。
为什么要从已经退休的人里挑选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进入权力机构?
第一，“年轻化”要服从于“确保权力为‘改变世界’服务”的大原则，要服从具体“改变世界”者夺回“解释世界”的权力，实行“前半辈子改变世界、后半辈子解释世界”的新的历史趋向;干部使用的原则应该是“战争年代年轻化，和平年代老龄化;军队干部年轻化，地方干部老龄化”。
第二，片面绝对的“年轻化”、“知识化”本来就是文人“公知”的政变诡计——只许他们用这手把毛泽东培训出来的工农干部老干部赶下台，不许别人用这手对付他们。
第三，“改变世界”有年龄限制，“解释世界”无年龄限制——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李锐、杜导正之类文人“公知”都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了还照样整天到处蹦哒，从来也不叫嚷年迈力衰，可见“解释世界”不受年龄限制。既然如此，从已退休的“改变世界”的人中选拔以“解释世界”的资格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进入权力机构并无不妥。
只要明确上述原则、下定决心，“政治改革”就大有可为了。虽然文人“公知”长期“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文人‘公知’当权”、先教唆腐败在叫嚷“共产党=腐败”，但仍可以力挽狂澜——按照权力为“改变世界”服务的原则改造现有一切权力机构：有“改变世界”经历和成绩的文人“公知”出身的官员请下岗分流、“买断工龄”、“从头再来”;权力机构里增添群众代表;在党中央相关部门统一组织下将符合上述条件的党员老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老干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代表，对相关的中下级权力机构“掺沙子”，实现权力机构“三结合”的复合领导制。这必能从根本上实现反腐败、反个人专权、打破宗派帮派体系——谁说政治改革只能“政党轮替”?通过毛泽东的“三结合”照样能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实现“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而且是真正的制度性“三权分立”、“权力制衡”。
不仅如此，还应该由中央统一组织退休的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自愿组成各类义务鉴定委员会，对上层建筑各领域、各媒体、一切“大V”“公知”进行“背对背”、“人盯人”的监督，全面反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大爷红袖箍”、“小脚侦缉队”对社会维稳有效，对反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同样有效。
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
如果当真根据毛泽东“三结合”的原则建立复合领导体制，那就是极其深远的政治改革，不折不扣硬碰硬的“改革攻坚”，更确切地说是政治体制大革命。一旦开始就必须有进无退坚持到底。没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决做不到，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不能坚持始终也做不到。这就意味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打破一切框框，包括“七上八下”的
框框，只要身体健康允许就必须“小车不倒只管推”坚持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中途换人，否则就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不负责任。
毛泽东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注意对比关于共产主义的不同定义：“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俄电气化”——对比之下还是毛泽东的定义最能抓住根本：既然人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人靠改变世界生存，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使自己从猴变成人;不为生存，人不会改变世界;不改变世界，人不能生存，更不会成为人;那人类的生存之道、根本出路当然是“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必须通过“改变世界”和“为改变世界”服务来解决。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也不例外。
由此可以知道，上述种种“顶层设计”决不是白日梦。即便一时实现不了，将来迟早也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虽然具体做法现在无从得知，但大原则不会错。
黎阳近日陆续发布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长篇文章，已发布第【一、二】、【三、四】、【五】、【六】部分，此为最后第七部分。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仅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1周年(七) 黎阳 2014.12
七.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 既然人类靠“改变世界”而不是靠“解释世界”生存，那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就不过是诈骗——这只要把“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跟诈骗犯的利益需要一对比就能一目了然：
——人类不能靠“解释世界”生存——人类不能靠诈骗生存。
——“解释世界”是“虚”——诈骗是“虚”。“解释世界”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处理体制——诈骗的坐标体制参照系是“虚—实”二元加权处理体制。(注：哪个诈骗不是玩虚的?诈骗犯嘴里只有跟诈骗有关的利益才是实的，其他一切都虚的。)
——“解释世界”对内不对外——诈骗对内不对外。
——“解释世界”只讲过程不讲结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诈骗只讲过程不讲结果，以过程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别人注意过程的后果(注：毒贩子总是说吸毒过程多么美妙，以能“自由享受”为判断是非标准，唯恐受害者想到后果。)
——“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诈骗不创造财富。
——“解释世界”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解释有人买帐——诈骗的成功标准是自己的诈骗有人买帐。
——“解释世界”的解释可以有无数种——诈骗的方式可以有无数种。
——“解释世界”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诈骗犯的生存之道只能有一种一样。
——“解释世界”的存在价值全靠自吹——诈骗的存在价值全靠自吹。
——“解释世界”最怕别人不信，最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诈骗最怕别人不信，最容不得别人不信，靠威胁利诱恐吓使人相信。
——“解释世界”需要主观唯心主义：真理是绝对的，不容置疑——诈骗需要主观唯心主义：诈骗是绝对的，不容置疑。(注：诈骗犯是不是最恨有人揭穿自己的诈骗伎俩?)
——“解释世界”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诈骗不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虚张声势两面派。
——“解释世界”需要自己的解释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绝对言论自由——诈骗犯需要自己的诈骗不受任何限制即有绝对言论自由。
——“解释世界”只说要求别人相信的东西——诈骗只说要求别人相信的东西。
——“解释世界”是少数人的事——诈骗犯是少数人。
——“解释世界”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诈骗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
——“解释世界”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诈骗要成功就必须标新立异各不相同。
——“解释世界”绝不能认错——诈骗犯绝不能认错。
——“解释世界”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诈骗犯必须维持“一贯正确”的神话，必须讲面子。
——“解释世界”变来变去说变就变——诈骗变来变去说变就变。
——“解释世界”绝不负责——诈骗绝不负责。
——“解释世界”需要唯我独尊——诈骗犯需要唯我独尊。
——“解释世界”需要别人都是笨蛋——诈骗犯需要别人都是笨蛋。
——“解释世界”拼命制造笨蛋——诈骗犯拼命制造笨蛋。
——“解释世界”只会激化矛盾——诈骗只会激化矛盾。
——“解释世界”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诈骗只会制造敌人不会制造朋友。
——“解释世界”没有任何凝聚——诈骗没有任何凝聚。
——“解释世界”犯罪不犯错——诈骗犯罪不犯错。
——“解释世界”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诈骗必然脱离实际，必须脱离实际。
——“解释世界”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诈骗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解释世界”需要权力——诈骗犯需要权力。
——野心家依仗“解释世界”;依仗“解释世界”者必野心家——野心家依仗诈骗;依仗诈骗者必野心家。
——“解释世界”毁灭一切——诈骗毁灭一切。
——利用“解释世界”的政权必因“解释世界”的猖獗而毁灭——利用诈骗的政权必因诈骗的猖獗而毁灭。
——“解释世界”惟恐天下不乱——诈骗犯惟恐天下不乱。
——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卖国求荣给外国侵略者当殖民地走狗最符合诈骗犯的利益需要。
——“解释世界”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诈骗犯是纸老虎加电脑病毒。
——“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诈骗与“改造世界”水火不相容。
既然“解释世界”的本质是诈骗，那一切靠“解释世界”吃饭的文人“公知”从本质上讲不过是一群诈骗犯——拥有“精英”、“专家”、“学者”、“博士”、“教授”、“知识人”等无数绚丽多彩外衣和吓人头衔的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虽然他们个个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但跟街头诈骗、电话诈骗、投资诈骗之类刑事诈骗没什么本质区别。(把本文总结的文人“公知”的30个行为特征中的“文人‘公知’”几个字换成“诈骗犯”就可以发现那些行为特征照样成立。可见二者本是一码事。)所不同的是，刑事诈骗犯们骗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危害是局部的、有限的、暂时的;人们对刑事诈骗的危害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制定了明确的法律惩办。而文人“公知”这类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骗的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危害是全局的、无限的、永久的;人们对这类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的认识远不如对刑事诈骗的认识深刻，尚未制定出明确的法律禁止与制裁。结果：“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剧是只会抓小偷，不会抓国贼;只会御外敌，不会除内奸;只会防刑事类诈骗，不会防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没有死于明枪，却亡于暗箭;没有毁于外部强敌，却灭于内部国家级诈骗犯。
反腐败必须“苍蝇老虎一齐打”，反诈骗也必须“刑事类诈骗和国家级战略级诈骗一起反”。
其实刑事类诈骗与国家级战略级诈骗仅仅是形式不同、规模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看看刑事类反诈骗的特征，就不难悟出战略级反诈骗的基本原则。
通常反诈骗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层次：
1.上当受骗了还不自知，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反复上当，代代上当——需要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不能人死了连个原因都不找，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稀里糊涂就埋了拉倒。要改变“死了白死”的传统，起码要“死后验尸”，验尸后想一想为什么一拨又一拨、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死于同样原因。
2.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但不知道谁是诈骗犯——需要知道谁是诈骗犯：
通过“死后验尸”发现是被害死，那就需要找出凶手，死也要死个明白。
3.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但不知道惩罚诈骗犯——需要知道惩罚诈骗犯：
不惩恶，光知道谁是凶手又有什么意义?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让凶手受到惩罚，就等于包庇犯罪、鼓励犯罪。
4.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知道惩罚诈骗犯，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上当受骗——需要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
与其“死后验尸”、“发现凶手”、“惩办凶手”，不如让犯罪不能得逞。
5.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知道避免上当受骗，但不知道如何识别诈骗犯主动防范——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诈骗犯、如何防范诈骗犯，根本不给诈骗犯机会：
见招拆招是被动挨打，防不胜防。只有主动出击遏制罪犯，才是有效的防范。
6.会识别诈骗犯，知道诈骗犯的特征，不给诈骗犯机会，但不能防止诈骗犯产生——需要更进一步，知道如何彻底消灭产生诈骗犯的大环境：
遏制犯罪的最高境界是根本不让罪犯产生而不是单纯惩办罪犯——“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消灭苍蝇最根本的措施是消灭粪坑，让苍蝇根本无处繁殖。
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其实也是这个路数，由浅入深层层提高。
1.上当受骗了还不自知，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反复上当，代代上当——需要醒悟过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为什么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为什么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如果把这一切归咎于“天意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皇帝坏”、“官僚坏”、“外部环境坏”、“运气坏”、“劣等文化劣等人”……那就是“上当受骗了还不自知，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反复上当，代代上当”。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东西必非偶然，必有原因，必有规律可循。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一直是“解释世界”当道，“改变世界”的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权利。中国社会的一切问题只能从“解释世界”找原因，从“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导致的行为特征去找原因。不弄明白这些，等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白动乱了，人口大灭杀白灭杀了，落后挨打白挨打了——吃了这么大亏还不找原因，那才是真活该受欺负了。
2.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但不知道谁是诈骗犯——需要知道谁是诈骗犯。
中国历史几千年，皇帝换了又换，朝代换了又换，唯一没换的只有文人“公知”当道。每次王朝灭亡，旧的当权派就不当权了，想延续旧体制也办不到了。“顶层设计”出每个新王朝一切规章制度的是文人“公知”。使新统治者继续旧体制的是文人“公知”。维系中国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之久的是文人“公知”。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文人“公知”。继承发扬一切糟粕反动腐朽的制度和反动腐朽的文化的糟粕的是文人“公知”。“解释世界”的利益需要决定文人“公知”有这个需要，有这个意愿。他们口口声声“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几千年一直是他们当道，中国停滞不前落后挨打几乎亡国，不是他们的责任是谁的责任?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只能是他们，把自己“解释世界”利益需要决定的一切陋习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只能是他们。导致中国历史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的只能是他们。他们是为害中国千年之久的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不能白动乱，人口大灭杀不能白灭杀，落后挨打不能白挨打，至少要知道谁是罪魁祸首，否则还得重蹈覆辙。
3.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但不知道惩罚诈骗犯——需要知道惩罚诈骗犯。
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是以言犯罪，表面上往往又看不出直接的钱财交易，要惩办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首先必须破除文人“公知”对“言者无罪”的曲解。“解释世界”，“解释”就是一切，“言论”就是一切，后果无所谓，因此“言者无罪”。“改变世界”，“改变”才是一切，“后果”才是一切，一切以实际效果为为准，人的一切主观行为必须对实际后果负责，言论也不例外——言论无效才无责(但无效言论说白了就是“屁话”、“今天天气哈哈哈”)，有效必有责，效越大责越大，即使“言者无罪”也不能“言者无责”。而一旦言论效果大过界造成了破坏就是罪，比如杨修的以言犯罪。不许犯罪是一回事，不许以某种形式犯罪是另外一回事。按“解释世界”的逻辑，“言者绝对无罪”，以行犯罪不许，以言论犯罪可以——抢劫不行，诈骗可以;逼迫不行，教唆可以;诈骗具体的个人不行，诈骗国家民族可以;小打小闹的小诈骗不行，灭国毁民的大诈骗可以——这实际是包庇犯罪，保护犯罪。按“改变世界”的逻辑，只要是犯罪都不许，行为犯罪是罪，言论犯罪同样是罪。只要是实际效果是罪过就是犯罪，就必须打击。能“以言犯罪”就能“因言治罪”。既然诈骗是以言犯罪，那就要因言治罪;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更不例外，绝不受“言者无罪”的保护。
刑事诈骗有法律管，人们知道上当受骗后可以诉诸法律惩办，而且人们也有惩办刑事诈骗犯的意识。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没法律管，等人们知道上当受骗后国家已经完蛋了，想诉诸法律都没地方，而且人们往往想不到顾不上惩办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国家崩溃、四分五裂、内战内乱之际人们已经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总结动乱原因，更不用说一致认清罪魁祸首、齐心惩办罪犯了——前苏联瓦解了，车臣战乱了，前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了，乌克兰内战了，利比亚内战了，叙利亚内战了……到处战乱不断，杀戮不断;这些地方当初里应外合配合外部势力极力鼓吹“颜色革命”的文人“公知”个个仿佛没事人一样，活得还挺滋润，没有受到严厉惩罚。中国历史几千年，周期性动乱动乱再动乱，老百姓遭受战乱浩劫浩劫再浩劫，对这一切负责的文人“公知”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举国一致的声讨谴责，更不用说受到应有惩罚了。
迄今为止的历史客观事实就是如此荒唐：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小诈小骗有惩罚，大诈大骗无惩罚;刑事诈骗有惩罚，国家级诈骗无惩罚——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不得逞时不能惩罚，一旦得逞则无法惩罚。诈骗越大后果越严重情节越恶劣越不受惩罚。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实际上受到保护鼓励，至少没有任何风险。结果：文人“公知”这些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气焰嚣张—— 中国的文人“公知”们如今就敢明目张胆用种种神圣的借口煽动诱骗中国人闹动乱闹分裂：“为民主而‘暂时’动乱”、“为民主而‘必要’暴力”、“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军阀混战好”、“国家分裂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如果中国人不想再周期性分裂、周期性战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继续重演，起码必须从现在开始明白一条(也让文人“公知”这些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明白这一条)：“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惩恶，无以扬善;不惩罚罪犯，等于鼓励犯罪。要使天下罪犯们有所顾忌就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作恶者必须受到惩罚，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不受惩罚的历史必须结束，即便他们这次得逞也休想象他们的前辈那样逃脱人民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稍微有所顾忌，至少不敢再那么有恃无恐。
要诈骗犯明白这点光说说当然不行，当然必须有所行动。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得逞之日，就是中国分裂动乱之时，即公权力瘫痪瓦解之时。那种情况下要惩办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只能由民间除奸，由百姓替天行道。而那时一切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必然纷纷改口赖帐、隐藏逃避，矢口否认自己今天极力煽动分裂国家、煽动内乱、“暴力民主”。要惩办他们就必须未雨绸缪，录以备考，现在就把如今一切鼓吹分裂中国、“民主暴力”、拼命激化矛盾、官逼民反、鼓吹“对刁民不能手软”、“改革代价”的文人“公知”及其言论，包括微博留言、附议、插话等等一条不少地全部记录在案公布于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谁鼓吹过分裂瓦解中国、煽动内乱，万一天下大乱该找谁算帐。只有如此决心如此行动，才能让老百姓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万一国家陷入大灾难该找谁算帐，也能让文人“公知”这些历史上一贯肆无忌惮的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们有所顾忌。
4.上当受骗了，知道上当受骗了，知道谁是诈骗犯了，知道惩罚诈骗犯，但不知道如何避免上当受骗——需要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
识别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的路数跟识别刑事诈骗的路数其实没什么本质区别——诈骗本质一样，识别原理自然一样。只要想想日常生活中该如何识别电话诈骗、广告诈骗、传销诈骗之类刑事诈骗，就不难明白如何该识别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
分析一下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上当受骗的教训，主要无非几大类：
第一，听信花言巧语。
教训：决不能被诈骗犯的天花乱坠美妙许愿打动，千万别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财富换诈骗犯毫无保障的空话连篇。
同理，决不能被文人“公知”的天花乱坠美妙许愿打动，千万别用自己实实在在的财富——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换文人“公知”的毫无保障的空话连篇——“为民主而‘暂时’动乱”、“为民主而‘必要’暴力”、“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军阀混战好”、“国家分裂好”、“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
第二，被诈骗犯的头衔、地位、证明文件、来头、气势、排场等等唬住。
教训：记住：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可以假造。看人决不能看表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想用空洞虚幻的东西换走自己切切实实的财富就不行。
同理，决不能被文人“公知”的头衔、文凭、学位、职称、地位、名声、论文、理论之类身外之物唬住——管你是不是硕士博士院士专家学者教授，所有这些一是可以假造，二是即便是真的也不能保证文人“公知”自己不是蓄意在造假。看人决不能看表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管是谁，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想用空洞虚幻的东西如“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知识分子的真知灼见”之类换走自己切切实实的财富如“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就不行。
第三，被亲朋好友熟人老关系“杀熟”。
教训：记住《共产党宣言》里的名言：“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对诈骗犯的交情、亲情别抱任何希望。
同理，决不能以为文人“公知”会讲交情、亲情、人情——既然人家公然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又怎么可能对诈骗受害者手下留情呢?
第四，“三人成虎，众口铄金”，被诈骗犯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团团包围弄昏了头脑随了大流。
教训：一是必须对自己的要害利益心中有数：“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谁来吹风也不动摇，二是对形势心中有数：一旦出现逼迫自己顺从的强制性倾向性舆论狂潮，那就已经不仅仅是诈骗，而是变相抢劫，就只能按暴力抢劫对待，不能指望靠“众皆醉兮我独醒”的独善其身就能置身事外。
同理，对国家民族的要害利益必须心中有数，决不能被文人“公知”制造的倾向性舆论狂潮所忽悠，更不能被吓倒唬住。一旦出现逼迫自己顺从的强制性倾向性舆论狂潮，如香港“占中”、89风暴，那就意味着暴力政变，就要毫不犹豫按暴力政变对待。
识别电话诈骗、广告诈骗、传销诈骗之类刑事诈骗最关键的要害其实只有一条：知道自己利益的底线，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说破天我也决不动摇。
识别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最关键的要害其实也只有一条：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底线，不管是谁、不管用什么方式就是说破天我也决不动摇。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生存的底线。一切试图突破这条底线的花言巧语，如“只要能民主，分裂就分裂”、“为民主而‘暂时’乱”、“为民主而暴力”、“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迈出新生的一步固然有阵痛。然而，主动之后，却获得了新生”……都是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
5.知道什么是诈骗行为，没有上当受骗，但不知道如何识别诈骗犯，只能被动见招拆招——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诈骗犯、如何防范诈骗犯，根本不给诈骗犯机会。
(1).识别诈骗犯
普通人与诈骗犯的最大心理不同之处是什么?一个不打算欺骗别人好让自己捞好处，一个蓄意骗人好让自己捞好处。这两种不同的利害关系决定两种截然不同的待人态度——比如你给自己的孩子、亲人、朋友提某某建议，目的是为他们好而不是为自己从中捞好处。如果你的建议被接受，你是什么感受?只会高兴而不会鄙视。如果你的建议被拒绝，你会什么感受?会失望、扫兴、不理解、生气，但决不会仇恨。而诈骗犯的心理则不同。诈骗犯给人提的建议都是诈骗，只有受害者上当受骗吃亏，自己才能捞得着好处;如果受害者不上当，自己就什么也捞不着。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如果受害者不上当，尤其如果有人提醒受害者别上当，诈骗犯就会恨得咬牙切齿：你怎么不上当?就因为你不上当，我多少多少好处眼瞅着捞不到手，太可恨了……如果受害者上当，诈骗犯就会洋洋得意鄙视受害者：看老子多聪明，三言两语就把你这个笨蛋哄得团团转……“存在决定意识”，诈骗犯的存在决定诈骗犯的心理是对受害者既仇恨又鄙视。这种心理是诈骗犯独有的，普通人不会有。
诈骗犯需要别人都是笨蛋，不是也必须是，因此必须不遗余力把别人都说成笨蛋，不遗余力“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结果同样是对受害者既仇恨又鄙视。
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同样是诈骗犯，同样有这样的心理。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诈骗对象是国家和人民，是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既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那就不存在个人恩怨问题，也就是说不存在因为个人恩怨而报复性诈骗的可能。既然如此，那么凡仇恨、鄙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不遗余力把自己的人民说成笨蛋的人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既然诈骗犯最恨一切提醒受害者不上当的人，那么谁仇恨一切提醒受害者不上当的人谁必诈骗犯;谁仇恨一切提醒中国和中国老百姓不受欺骗的人谁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既然毛泽东坚决维护中国和中国老百姓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是老百姓认识世界、区分敌我、避免上当受骗最有力的武器，那么毛泽东自然必遭到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刻骨仇恨。反过来说，刻骨仇恨毛泽东的人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从本质上讲，一切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即诈骗。而仇恨加鄙视“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必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必为诈骗。“改变世界”的人即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老百姓，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是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需要即“改变世界”的根本利益需要，毛泽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即代表了“改变世界”的根本利益。因此“解释世界”者如果仇恨加鄙视国家和人民、仇恨毛泽东，则必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由此可以确定识别中国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根本原则标准：凡仇恨并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凡疯狂仇恨毛泽东的“解释世界”者必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既然中国文人“公知”无缘无故仇恨并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垃圾人口”、“数量惊人、永远骂不醒的自甘奴贱货”、“‘群众’永远是一些没有身份与人格的工具”、“它(而不是他们)不是一种可以对话、需要对话的理性个体，而是永远只作为一种压力、一股污秽物，一种语言巫术出现。”“毛主义和毛党之下的群众都是一群没有姓名、没有人格、不顾忌任何道德底线与法律的群氓，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群氓”、“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失败者”、“穷鬼”、“懒汉”、“群氓”、“低素质”、“草民”、“愚民”、“堕民”、“刁民”、“暴民”、“屁民”、“人渣”、“三百年殖地”、“爱国贼”、“带路党”……既然文人“公知”疯狂仇恨保护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那就充分证明中国文人“公知”都是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
(除了这个最根本的标准，还有两个辅助参考标准：第一，凡不创造财富整天搬嘴弄舌的必诈骗犯——整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诈骗吃什么?第二，凡故弄玄虚者惟恐别人不糊涂者必诈骗犯——科学的东西必化繁为简，惟恐别人不明白;诈骗的东西必化简为繁，惟恐别人明白。恰如某网友说的：“小时候听奶奶说：好人都说真话、说实话、说明白话。坏人喜欢说假话、说大话、说些弯弯绕、让人听不明白的话。”)
但识别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光有根本原则标准还不够，还必须有一套严格严密的操作规程，否则就会被人钻空子，用断章取义、歪曲捏造诬陷好人，用抵赖狡辩否认事实。要堵死这种漏洞，就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性大数据体系，先从文人“公知”开始，每人设一个公开的社会档案，把此人一生一切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微博留言插话、一切公众场合的言行全部及时记录在案，供人查阅。最终目标是扩展到整个社会所有人。
为什么要这样干?
第一，这是大数据时代的大势所趋。现代技术实际上已经使人们不知不觉中被数据化透明化了。很多原来被认为是个人隐私的东西实际早就隐不住了。我一个不抽烟的朋友偶然买了包烟，信用卡公司的电话跟着就到了，核实买烟的是不是他，以弄清是不是他的信用卡被盗了。我出远门旅行之前必须跟信用卡公司打招呼，说明去向、范围、大致时间，否则信用卡就不能用。我的一切持卡采购早被信用卡公司记录在案，我的消费模式、嗜好习惯人家清楚得很，而许多消费者的这些数据实际是在被各大公司相互买卖，也就是说等于是公开的，因此寄来的广告都相当有针对性。(当然，各种电话诈骗、推销、募捐、化缘也同样有针对性)。如今家家户户的后院隐私在“谷歌地球”上都是公开的秘密。波士顿马拉松赛爆炸事件后警察呼吁在爆炸时间段内爆炸地点附近照过相的人向警方提供所照照片，结果一下子就发现了犯罪分子——在现代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自己不会在被什么人用某种方式记录。从技术上讲，把一切人一生的一切都记录在案是迟早的事。
第二，这是对好人的尊重，对坏人的威慑。雷锋说，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写自己的历史。现代技术不过把雷锋的这句话标准化数据化。把好人一生的好事记录下来是对好人的真正尊重——后代提到祖先时可以确切地说，我的XX前辈一生炼了多少钢，打了多少粮，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桥梁，打了多少仗，写了多少文章……不如此，那可真是“人死如灯灭”，谁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跟没这个人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的人跟一粒尘土有什么区别。而有了这个系统，才体现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才真正体现了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而对于坏人，则真正体现了“惩恶罚罪”，让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历史耻辱柱”。这等于把阎王爷的生死簿搬到人间来，把“人在做、天在看”现实化、科学化，真正对坏人坏事起威慑。
第三，公共场合发生的一切政权机关有权监视记录。工作场所发生的一切单位主管有权监视记录。不管中国美国，闭路监录设施已经广泛用于银行、商店、公共汽车、火车、飞机、工厂生产线、办公楼、体育场等各个领域，银行职员、商店营业员、工厂工人、司机、飞行员、运动员等等一天到晚都在摄像机监视下工作，谁也没说这是“特务监视”、“监狱”。而如今中国在学校教室一安监录设备，人大张鸣之类文人“公知”就气急败坏大喊大叫“特务”、“监狱”、“狱卒”。这说明三条：一，这些文人“公知”自以为高人一等——工人、农民、职员在工作场合被监视录像就可以，文人“公知”就不行(这会儿就不提“人人平等”了)。二，做贼心虚，敢说不敢当——你公众场合说的话既然说得，那就录得。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做亏心事，为什么怕记录?三，愚不可及——监录本身就是要尊重事实的证明。如果不监录才真危险：不留客观凭证才既可以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凭空捏造诬陷，又可以胡搅蛮缠死不认帐。只有谁也说不清，才可以谁有权谁说了算，才最容易出冤案。因此教室安装监录设施对好人是保护，对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是威慑。立场不同，结论自然不同。从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的根本需要讲，光在教室安监控录像还远远不够，教师办公室、会议室等地都该安。文人“公知”一生的一切公开言行片言只字都该记录在案，就是应该让他们有当年胡风的感受：咳一下都人录音。
第四，这样的社会性大数据体系功能不只是监控。它能为国家管理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能为一切商业活动、分析消费者需求心理提供数据，能变成极其丰富且盈利的资源宝库。要为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建立功能庞大的社会性大数据体系就需要大量的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人才，就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正是大数据时代、后现代化时代就业发展的大方向。
(2).防范诈骗犯
惩罚诈骗犯是“无罪推定”——谁指控，谁举证。别人不能证明有罪即无罪。而防范诈骗犯则是“有罪推定”——别人怀疑，自己举证。你不能自己不是诈骗犯，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惩罚犯罪是无罪推定，防范犯罪是有罪推定。
对刑事诈骗犯可以用法律制裁，对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没办法用法律制裁——要制裁就必须定罪，要定罪就必须等犯罪变成事实即犯罪得逞。而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得逞意味着国家毁灭、社会崩溃。国家都不存在了还怎么惩罚罪犯?即便由民间惩罚罪犯，那也挽回不了损失。对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的要害不是惩罚罪犯，而是不让犯罪得逞。而犯罪既然未得逞，那就没有犯罪事实，就无法“谁指控、谁举证”。既然无法举证，那就只能防范，只能“有罪推定”——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你真有学问，那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你不能用人们都懂的语言行动和事实来证明自己不是国家级诈骗犯，那你就有嫌疑，我就有权不相信你，就有权防范你。
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的根本目标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预防——知道某人是诈骗犯怎么办?防范就是了，不给他诈骗机会就是了。知道某文人“公知”仇恨并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仇恨毛泽东，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后怎么办?防范就是了，不给他诈骗机会就是了。如何防范?不让他从事有机会诈骗的工作——你利用教育诈骗，那就不让你从事教育工作。你利用媒体诈骗，那就不让你从事媒体工作。你利用经济、法律、文化、管理诈骗，那就不让你从事经济、法律、文化、管理工作。你还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休想靠原有的工作方式诈骗。这不是惩罚，而是防范。要做到这条，最简便有效的办法是全面实行分类工作许可证制度和保密工作许可证制度——从事教育工作必须有教育工作许可证;从事媒体工作必须有媒体工作许可证;从事经济、法律、文化、管理等一切上层建筑领域工作必须有相应的许可证;从事涉密工作必须有保密许可证，等等。哪个文人“公知”被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只要吊销或暂停其相关工作许可证就行了——吊销或暂停教育工作许可证、媒体工作许可证、经济、法律、文化、管理等上层建筑领域工作许可证，保密许可证，等等。一旦工作许可证被吊销或暂停，相应的劳务合同自动失效，根本不用罗唆，您另请高明，“下岗分流”、“从头再来”去吧，但休想“买断工龄”。哪个需要工作许可证的单位胆敢雇佣没有有效的相关工作许可证的文人“公知”，该单位要受罚，负责人的相关工作许可证也要吊销或暂停。这样一来问题简单多了，矛盾全部集中到颁发和吊销工作许可证的国家安全机关，雇佣单位也不用怕因得罪人而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更休想借故推搪包庇袒护。
这一切不是“惩罚”、“迫害”，而是必要的防范措施——惹不起，躲得起，信不过，不雇你，可以不可以?律谁规定的必须雇用信不过的人?当年文人“公知”们“顶层设计”了“下岗三千万”时不也没说那是“惩罚”、“迫害”，而是“改革需要”、“改革代价”吗?那如今吊销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的文人“公知”的某项工作许可证、让他们下岗另谋出路当然同样不是“惩罚”、“迫害”、“代价”，而是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的需要，也不是让他们当代价，而是他们自己为自己的行为付代价——三千万工人无缘无故地下岗都不算惩罚，那定性为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的个把文人“公知”有缘有故地下岗当然不能算惩罚。
实行分类工作许可证制度和保密工作许可证制度不过是“国际接轨”，西方国家都这么干。中国早就该这么干了。
定性“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时如何防止发生冤屈?可以参考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由“鉴定委员会”来鉴定某上诉的文人“公知”是否属于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鉴定委员会必须由工农兵、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必须与当事的文人“公知”没有个人恩怨和利益相关，必须“背靠背”。鉴定的内容只有一条：根据当事人的言行判断是否属于“仇恨与鄙视中国和中国人民、仇恨毛泽东”。结论只要是“是”，那就是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驳回上诉，维持吊销或暂停相关工作许可证;只要是“否”，就恢复相关工作许可证。道理很简单：一切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的“解释世界”即诈骗。仇视并鄙视“改变世界”者必不为“改变世界”服务，必诈骗犯。是否仇视并鄙视“改变世界”的人只有直接“改变世界”的人即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才有资格判断。因此“鉴定委员会”必须由这些人组成，而决不能由任何不直接参与“改变世界”的人组成。“鉴定委员会”的成员与当事人没有个人恩怨，得出的鉴定又是集体讨论的决定，这就可以把冤屈可能降到最低。这样的安排也最合理——既然文人“公知”能决定老百姓下岗，那就老百姓也应能决定文人“公知”下岗，这才是一报还一报，才真正体现了平等，才能构成有效的制约与平衡。
不靠这样的防范措施实现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就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永远被动，永远挨打。
6.会识别诈骗犯，知道诈骗犯的特征，不给诈骗犯机会，但不能防止诈骗犯产生——需要更进一步，知道如何彻底消灭产生诈骗犯的大环境。
遏制犯罪的最高境界是根本不让罪犯产生而不是单纯惩办罪犯——“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消灭苍蝇最根本的措施是消灭粪坑，让苍蝇根本无处繁殖。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也应如此：最高境界不是能够识别并防范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而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让这些诈骗犯根本诞生不出来。
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是怎么造成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脱节——只要不为“改变世界”服务，“解释世界”就必然演变成诈骗。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杜绝国家级诈骗犯、战略级诈骗犯，就必须釜底抽薪，彻底消除“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对立状态，彻底颠覆现行的文科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
如前所述，人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是“解释世界”的产物;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兽性是先天的，只能在“改变世界”、养成人性的过程中被逐渐消除。只有参与“改变世界”的人才会养成人性。参与“改变世界”的程度越高越自觉，人性越足;参与程度越低越不自觉，人性越稀，兽性越足。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不会有人性——尽管可以表面上人模人样，但本性上是兽非人，即没有人类独有、禽兽绝无的品质而只有禽兽才有的品质。从不参与“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者毫无人性，不折不扣的“叫兽”。
中国现行的文科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与从古到今几千年来的体制一脉相承，核心基础都是“解释世界”。官僚的对口来源是文科类学生，文科类学生接受的教育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家门——校门——机关门;秘书——外放——人上人;教师——教授——“公知”;宣传——“理论”——“解释世界”;年轻化=私情化;知识化=文凭化;考察干部第一标准是“学过什么”、“文凭是什么”，而不是“干过什么”、“干成了什么”。
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经验的科学。没有实践没有经验的人没资格搞社会科学。不顾一切硬搞就只能是诈骗——社会科学的真正功能应该是总结人类“改变世界”的经验，反过来用于服务、指导“改变世界”。没有“改变世界”经验的人读不了文科，读也读不懂，除了死记硬背照搬照抄书本理论外什么也干不了。现行的文科教育体制下学生从小到大泡课堂啃书本，从家门到校门、只有读书经历没有社会经历更没有“改变世界”经验，不可能懂得“改变世界”。而只会照抄书本怎么可能掌握“改变世界”的客观规律?怎么可能获得服务、指导“改变世界”的本领?既然不能为“改变世界”服务，那在“改变世界”的体系里就没有自己的位置，光靠一堆死教条在社会中就无法生存。要生存就必须当混世魔王，必须拼命往上层建筑领域里拱，往一切不创造财富却能获取财富的地方钻。到处钻营就必须不顾一切。根本不会创造财富的文科生一窝蜂往哪里钻，那里就要出问题：当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娱记，淫秽庸俗低级趣味;新闻，捕风捉影耸人听闻;教育学术，弄虚作假误人子弟……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不诈骗就不能生存，即使本来不想诈骗最终也必然被逼成诈骗犯——下岗工人陈洪说：“不是我不想守法，而是我肚子饿得没有办法”。无法靠“改变世界”生存，就必然变成野兽，走向犯罪。这样的文科教育体制和建立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之上的官僚体制只能是批量生产“叫兽”、“狗官”、诈骗犯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里，位置越高，诈骗越大，一直大到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最后一定把国家搞垮、社会搞乱，一定重复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性动乱、周期性人口大灭杀。
不动粪坑，打苍蝇还有多大意义?不动诈骗犯生产线，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还有多大意义?
如何“填粪坑”?杜绝脱离“改变世界”的“解释世界”，不从事“改变世界”者不得“解释世界”。
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的本质是改变几千年来以“解释世界”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和官僚体制，杜绝“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脱节，大方向完全正确。但当时下面实际执行的办法是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理工科文科一刀切，一律招有两到三年工作实践经历的中学生，结果出了一些问题，最后被废除，又恢复了传统的高考。但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主张方向错了，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落实办法而已。
如本文第三章所述，人类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人性也是“改变世界”的产物。兽性是先天的，人性是后天的。只有参与“改变世界”才能消除兽性、造就人性。对于理工科教育来说，学生毕业后只要学以致用，就必然参与“改变世界”的实践，就能消除兽性、造就人性，因此理工科学生上学前是否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关系不大。而文科类大学毕业后不直接从事“改变世界”的实践，就无从消除兽性造就人性。如果上学前没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就永远也不可能补上这一课。因此理工科大学可以通过正常高考直接从中学生中招生;而文科类大学则必须只招收通过“改变世界”克服了兽性、养成了人性的人，否则就是养虎遗患。多少年的“改变世界”的实践经验才够呢?一辈子。孔子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人到了六十岁才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才算有了足够的实践经验和社会经验，才可以认为消除了兽性、养成了人性，才有资格搞社会科学“解释世界”。
如果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是“民国”时期的30多岁，这一切当然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但在毛泽东已经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到70多岁的情况下，这就非常合情合理、顺理成章——60岁之前从事“改变世界”，60岁退休，考文科类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理论。这样的人才可能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才可能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验和“改变世界”的经验，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毫无困难，学社会科学不难如鱼得水，一点就透，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理论联系实际不在话下，更会自有主张，决不盲从盲信，知道如何从各种各样的假理论中挑出有用的东西。这样的人学文科才恰如其分。假定学制3年，则63岁毕业，然后专门从事“解释世界”，用“解释世界”指导“改变世界”。假定能活到70岁，则还可以干7年。7年内哪怕解决一两个问题就满不错了——搞社会科学的一辈子能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了不起。如果活过70那自然可以干得更久——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李锐、杜导正之类文人“公知”都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了还照样整天到处蹦哒，从来也不叫嚷年迈力衰，可见搞“解释世界”的不受年龄限制，不象“改变世界”的年纪一大就吃不消了，非退休不可。
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这些搞“改变世界”的60岁退休后从事“解释世界”不仅切实可行，而且理所当然——“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本来就不应割裂而应统一，因此文科与理工科不应割裂而应统一。一个人完全可以用前半辈子从事“改变世界”造就人性克服兽性，用退休后的后半辈子从事“解释世界”，把前半辈子“改变世界”的经验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总结提高，再通过“解释世界”指导“改变世界”——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经验的科学，“改变世界”的人60岁退休时个个经验丰富，开始人生第二春学社会科学正是发挥所长。如今中国人是“80不稀奇，70多来兮，60还是小弟弟”，60岁的人实际属于年富力强。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却退休赋闲养老跳广场舞，对社会而言是浪费人才糟蹋资源财富;对个人而言等于冷暴力慢性虐杀变相迫害。在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大趋势下，传统的“到点退休赋闲等死”的观念必须扭转，必须代之以“人生组成二阶段，先改变世界后解释世界”的与时俱进。这样就能确保只有通过“改变世界”才能获得“解释世界”的资格——要么干出成绩来，要么熬出资历来。不事创造财富光读书者休想取得“解释世界”的资格。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脱节的问题。
不仅如此，必须从更高的角度，从“根本解决‘解释世界’不为‘改变世界’服务”、确保人性克服兽性的战略角度看这个问题——从小培养、从中学直接高考学习社会科学、毕业后直接从事社会科学的教育体制必须彻底废除，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必须招自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60岁前不一直靠“改变世界”为生者不得报考社会科学专业，不得从事社会科学工作。今后的搞法学、经济、哲学、律师、文科类教授、学者、专家等一切社会科学专业人才除个别必须年轻化的特殊专业外将全部来自退休后考学文科的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以下简称新文人)。今后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如法学家、律师、经济学家等等将全部靠退休金生存，辅之以一定的岗位津贴——搞社会科学的决不能吃社会，必须只付出不回报，必须自带饭票。一旦靠社会回报生存，则无私也有私，无弊也有弊，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只有已经可以靠退休金生存的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才无生存之虞，无家庭、子女、前途、家产等等后顾之忧，才有可能摆脱种种名利羁绊私事牵挂，视富贵如浮云，“跳出三界外，不在无行中”，才有可能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社会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只有这样的新文人才既有主观愿望、又有足够的经验、阅历和能力公平公正地搞好社会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两张皮”问题，切实保证“解释世界”为“改变世界”服务，使社会科学领域以前种种无法解决的矛盾迎刃而解。
比如律师体制问题——只要律师靠收费维生，法律就不可能不是商品，律师就不可能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就不可能不遵循“谁给钱为谁服务”的原则，就不可能不是一群狗——谁给钱替谁效劳的走狗。更确切地说，是有钱人花钱雇来的专用走狗——法律走狗、法律打手、法律娼妓、法律奸商，法律流氓，带执照的法律无赖，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专业户，谁给钱就说谁有理，没理搅三分，得理不饶人。婊子认钱不认情，谁给钱跟谁上床;律师认钱不认理，谁给钱替谁帮腔。二者在认钱不认人这一点上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婊子不会声称自己卖身是“为了道德，为了我们心中那一份爱情”;律师却死死咬定自己卖身是“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婊子拿了钱卖了身之后不会给自己立“贞节牌坊”;律师拿了钱卖了嘴之后还非要给自己立“正义牌坊”。所以婊子的操守比靠收费生存的律师高尚得多。这个问题只有新文人当律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退休后学法律当律师，生活必须有退休金保证，打官司用不着收律师费。不收律师费，才能真正避免法律变商品，才真正谈得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把法律从金钱陷阱中解放出来，真正从法律角度、从国家社会长远利益角度看问题。这只有新文人教育体制才做得到——不取消律师，只取消律师费。没有律师费，照样打官司。这难道不公平?确保法律是法律而不变成商品，是保护法制还是破坏法制?
社会科学本来就是自然科学的延伸。搞自然科学的一定能搞社会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一定搞不了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割裂对立是只会卖嘴不会创造财富的文人“公知”的阴谋。认识到“搞自然科学的才能搞好社会科学”的不光是中国人：
——“1982年12月，美国海军顾问、核潜艇之父、海军退休上将里科弗，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赴华访问。”“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会见并宴请了他。”“里科弗一见到汪道涵，寒暄之后就问：‘你这个市长过去是干什么的?’汪道涵说：‘我是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是工程师。’一听这话，里科弗马上露出了笑容说：‘那你这个市长是个好市长，因为工程师都是务实的。所以你能为上海市民办实事。’(美国‘核潜艇之父’——海曼.乔治.里科弗访华逸事”http://history.sina.com.cn/bk/ggkfs/2014-07-18/212195709.shtml)
——“我们的谈话是从闲聊开始的。他问我：‘您是学日尔曼语言学的?’我说不是，我学的是工科。他说：‘很好。学工的人研究历史和文学一般来说比较严肃和缜密。’”(朱维毅：寻访“二战”德国兵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39386_20400.html)
矛盾是相互转化的，知识是相互渗透的，科学是相互交叉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走向统一的。文人“公知”垄断“解释世界”权力的弊端是必须被埋葬的。新的历史趋向必然是“改变世界”者夺回“解释世界”的权力，实行“前半辈子改变世界、后半辈子解释世界”。这不是一种养老自娱的“老年养生”，而是一场人文教育革命，人事革命，政治革命——当然，用文人“公知”最爱听最顺眼的字眼，“人文教育改革、人事改革、政治改革”也未为不可。
——人文教育改革：
(1).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除个别特殊专业外，一律从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中招生。即便千里挑一，每年退休人员中合格的人也足够满足需要。
(2).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必须针对中老年人生理特点，重在分析问题、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禁止用死记硬背、外语和“脑筋急转弯”之类刁难。
(3).人文高等教育、社会科学领域一律取消学位制，考试只分“通过”、“不通过”、“有创意”三类。
世界是扁平的，社会科学是横向发展的，纵向没多大深度，根本不需要设立学位——自然科学的深度是无穷发展的，社会科学的深度不是无穷发展的。人与人的关系就那么几种，人类历史几千年翻过来倒过去没见识过的有也不会太多，玩不出多少新花样。自然科学的复杂是客观存在，社会科学的复杂是人为制造。人文领域不存在不学这个就不能学那的的问题，不存在没有非某级学位就不能解决的问题。把社会科学描绘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设立学位根本不是学术需要而是政治需要——科学永远努力把复杂问题简洁化，诈骗永远努力把简洁问题复杂化。人文领域的学位不过是“诈骗许可证”，唯一用处是骗人唬人。取消学位，用不着画蛇添足凑学分，只学直接相关的“干货”，文科高等教育三年足够。
(4).人文高等教育的真正考试在社会，真正的毕业证书由社会颁发——用解决的实际问题来证明自己合格。
——人事改革
(1).选拔干部标准从“解释世界”的轨道转移到“改变世界”的轨道来——人性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亲身参与“改变世界”的人只有兽性没有人性。要确保当权者有人性而不是虎狼当道，就必须以“改变世界”为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第一，看人不以“解释世界”为准，只以“改变世界”为准，不看学历看成绩;一事当前不看“学过什么”、“有什么学历”而看“干过什么”、“干成过什么”、“有什么成绩”——个人获得什么学历是私事，“改变世界”干成过什么是公事。不看成绩看学历是以私废公，本末倒置，等于惟恐干部不谋私。只有具备同样的“改变世界”的成绩和资历的情况下参考学历才有意义。第二，“具体承担责任组织指挥干成过什么”与“不承担责任搀和着干过什么”不是一回事——独当一面组织协调“改变世界”的分量、资历、经历与不承担具体责任的机关油子、秘书帮、唱歌跳舞帮、务虚帮、嘴皮子帮、团派搀和的“改变世界”的分量、资历、经历不是一回事，必须分开分别考虑，不能混为一谈等量齐观;否则不仅是“大锅饭”，而且是鼓励机关混混，打击实干家。第三，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蹲机关当秘书时间如果累积超过一定年限，如三年，则永远只能原封不动蹲机关，不得提拔，不得当权。不如此，不仅等于打击扼杀基层实干家，而且等于鼓励干部都变成“解释世界”的诈骗犯。
(2).今后中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律师、文科类教授、专家、学者等将基本由自退休后学习社会科学的工农兵、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构成。没有长期“改变世界”实践经验的人没资格“解释世界”，更没资格搞社会科学。
(3).退休后考入人文高等教育机构的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毕业后从事社会科学工作属于“发挥余热”——已经退休，靠退休金生活，只领取必要的岗位津贴，不另拿工资，并因此无需受退休年龄限制，只要本人愿意，健康允许，工作需要，即可无限工作下去。
——政治改革
文人“公知”最津津乐道“政治改革”，仿佛“政治改革”是他们的独门绝技，一祭出来立刻威力无穷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让“毛左”们顿时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其实他们的“政治改革”说白了就是“政党轮替”——按“解释世界”的游戏规则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政变机器。只要上了这条道，文人“公知”们脱离人民、毫无组织能力、毫无凝聚的死穴就能一笔勾销了，蚂蚁也能“欲与天公试比高”了，癞皮蛇也能吞大象了;文人“公知”就能削足适履了——削共产党的足，适自己的履，让这些嘴把式靠三存不烂之舌就能把整个国家诈骗到手。如意算盘打得虽然如意，但白日梦总归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
其实政治改革根本不是文人“公知”的独家专利，毛泽东早就提出来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原则，而且总结出了具体化的样板——“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这实际是权力机构的绝妙平衡组合：“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老”和“军”代表着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和“干”代表着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青”和“群”代表了基层利益和眼前利益。“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工人”负责着具体操作的可行性，“技术人员”负责着科学理论的可行性，“干部”负责着组织管理的可行性。这样一来，远、中、近、高、中、低、行政、技术、实施等方方面面的利益和情况全部都能在权力机构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都能在决策过程中得到仔细考虑和全面衡量，这样形成的决策一定最科学最全面最可行。这才是确保制约权力、防止个人专权、避免“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杜绝拍脑袋瞎指挥、实现科学决策的最佳组织形式。这也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高、中、低、远、中、近各项权力的分立。但分立不对立，而是对立又统一。
毛泽东的“三结合”给出了政治改革的根本方向——合理的权力机构应该由三部分构成：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老”、“军”);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代表底层利益、眼前利益的人(“群”、“青”)。这也可以看成一个“卡两头、保中间”的机制：用低端代表卡住权力不得越过下限——确保权力不迫使人们因不能靠“改变世界”生存而被迫陷入兽性;用高端代表卡住权力不得越过上限——确保权力不自我膨胀到不想靠“改变世界”生存而变成野兽;用必须是“从事‘改变世界’出身”的先决条件确保掌权的人是走在“用‘改变世界’养成人性克服兽性”的正道上的人。这样的权力机构的决策者的成分不是单一的一种人(要么老，要么中，要么青;要么军，要么干，要么群)，而是一个复合体，各种可能的类别全包括在内，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代表性可行性——复合制导能防干扰，复合领导能防乱导。
毛泽东“三结合”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比“普世价值”的所谓“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不知科学多少倍、合理多少倍——“普世价值”的“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第一，实际是比“解释世界”的诈骗比赛，拉票时满面堆笑甜言蜜语，上了台翻脸不认帐你一点办法也有。第二，这样的游戏规则保证以“改变世界”为生的人根本连起跑线都上不了就被淘汰，能竞选的必是能说会道善于表演的，靠“解释世界”为生的。既然人性是后天的，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不能或不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不会有人性，那符合这种“民主选举”游戏规则的决不可能是通过“改变世界”造就了人性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没人性有兽性的诈骗犯入不了选。换句话说这种体制是强迫老百姓从一群国家级诈骗犯里选个最能扯蛋的，从一群只有兽性没有人性的衣冠禽兽里挑个最人模狗样的。第三，这样的游戏规则实际是“三权对立”、“权力刁难”，哪个政党上台哪个政党说了算，其他政党专门捣乱。大方向从来是谁的政治献金多谁的发言权大，具体决策从来都是几个文人“公知”出身的政客个人拍脑袋，权力构成成分单一，根本不可能从具体的组织结构上保证什么远、中、近、高、中、低、组织、技术、实施等方方面面的均衡。第四，这样的体制所谓的“权力制衡”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秋后算帐”、“死后验尸”——不能制止出问题，只能出了问题换马，用一群诈骗犯换下另一群诈骗犯;用一批衣冠禽兽换下另一批衣冠禽兽，权力的构成仍然是单一的成分，单一的文人“公知”。这样的体制根本不能跟毛泽东的“三结合”复合权力体制相提并论——这样的体制上台的要么是“钢筋”，要么是“混凝土”，唯独毛泽东的“三结合”复合权力体制确保上台的始终是“钢筋混凝土”，确保只有为“改变世界”服务的有人性的人掌权，从权力组合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全社会总体利益，不让只代表单一利益的单一成分决定社会的总体利益，最大限度避免决策失误，而不是等出了问题、造成损失后再换马了事。
因此真正的政治改革、确保为“改变世界”服务的政治改革只能按照毛泽东“三结合”的原则改，变单一领导为复合领导。
在今天的条件下如何实现“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如何选拔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老”、“军”)、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和代表底层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青”、“群”)?
——代表底层利益、眼前利益的人(“青”、“群”)——基层群众代表，等于轮流选拔到领导班子里临时出差。
——代表局部利益、近期利益的人(“中”、“干”)——在“改变世界”中亲自取得成就、通过具体的项目表现出领导才能协调能力的人，先看“干过什么、干成了什么”，同样条件下再看“学了什么”，然后按正常干部选拔程序，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一步一个台阶地上升。
——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老”、“军”)——原则：第一，能证明自己已经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第二，能证明自己愿意继续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而不以权谋私;第三，能证明自己有能力掌握原则把住关、能保证权力机构不脱离为“改变世界”服务。
如何证明第一条：已经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长期从事“改变世界”。
如何证明第二条：愿意继续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从未以权谋私。
如何证明第三条：有能力掌握原则把住关?——既会“改变世界”又能“解释世界”。
什么样的人符合条件?
——战时：打过仗、立过功、能指挥又不发财的共产党人。
——平时：愿意只拿退休金加必要的岗位津贴、不在乎高职低就、从未发财的从事“改变世界”的退休党员干部和军官;通过考试获得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党员退休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从未发财又有学历的退休党员红二代。
理由：从事“改变世界”到退休，足以证明通过“改变世界”造就了人性克服了兽性;从未发财，意味着有机会都无兴趣以权谋私，愿意只拿退休金加必要的岗位津贴、不在乎高职低就，可见兴趣在从事“改变世界”的事业;既会“改变世界”又受过“解释世界”的训练，足以掌握原则把住关。
为什么要从已经退休的人里挑选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人进入权力机构?
第一，“年轻化”要服从于“确保权力为‘改变世界’服务”的大原则，要服从具体“改变世界”者夺回“解释世界”的权力，实行“前半辈子改变世界、后半辈子解释世界”的新的历史趋向;干部使用的原则应该是“战争年代年轻化，和平年代老龄化;军队干部年轻化，地方干部老龄化”。
第二，片面绝对的“年轻化”、“知识化”本来就是文人“公知”的政变诡计——只许他们用这手把毛泽东培训出来的工农干部老干部赶下台，不许别人用这手对付他们。
第三，“改变世界”有年龄限制，“解释世界”无年龄限制——厉以宁、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李锐、杜导正之类文人“公知”都七老八十甚至九十了还照样整天到处蹦哒，从来也不叫嚷年迈力衰，可见“解释世界”不受年龄限制。既然如此，从已退休的“改变世界”的人中选拔以“解释世界”的资格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进入权力机构并无不妥。
只要明确上述原则、下定决心，“政治改革”就大有可为了。虽然文人“公知”长期“顶层设计”了“腐败有理”、“文人‘公知’当权”、先教唆腐败在叫嚷“共产党=腐败”，但仍可以力挽狂澜——按照权力为“改变世界”服务的原则改造现有一切权力机构：有“改变世界”经历和成绩的文人“公知”出身的官员请下岗分流、“买断工龄”、“从头再来”;权力机构里增添群众代表;在党中央相关部门统一组织下将符合上述条件的党员老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老干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代表，对相关的中下级权力机构“掺沙子”，实现权力机构“三结合”的复合领导制。这必能从根本上实现反腐败、反个人专权、打破宗派帮派体系——谁说政治改革只能“政党轮替”?通过毛泽东的“三结合”照样能在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实现“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而且是真正的制度性“三权分立”、“权力制衡”。
不仅如此，还应该由中央统一组织退休的工农兵、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自愿组成各类义务鉴定委员会，对上层建筑各领域、各媒体、一切“大V”“公知”进行“背对背”、“人盯人”的监督，全面反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大爷红袖箍”、“小脚侦缉队”对社会维稳有效，对反国家级诈骗、战略级诈骗同样有效。
不如此，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
如果当真根据毛泽东“三结合”的原则建立复合领导体制，那就是极其深远的政治改革，不折不扣硬碰硬的“改革攻坚”，更确切地说是政治体制大革命。一旦开始就必须有进无退坚持到底。没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决做不到，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不能坚持始终也做不到。这就意味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打破一切框框，包括“七上八下”的
框框，只要身体健康允许就必须“小车不倒只管推”坚持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中途换人，否则就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不负责任。
毛泽东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注意对比关于共产主义的不同定义：“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俄电气化”——对比之下还是毛泽东的定义最能抓住根本：既然人是改变世界的产物，人靠改变世界生存，在改变世界的同时改变自己，使自己从猴变成人;不为生存，人不会改变世界;不改变世界，人不能生存，更不会成为人;那人类的生存之道、根本出路当然是“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必须通过“改变世界”和“为改变世界”服务来解决。国家级反诈骗、战略级反诈骗也不例外。
由此可以知道，上述种种“顶层设计”决不是白日梦。即便一时实现不了，将来迟早也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虽然具体做法现在无从得知，但大原则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