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5/1/15 10:55:23
2015-01-15 09:16:1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记者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应该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的人民和军队中树立了较高威信。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在上海的中央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以及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却受到不公正待遇。
其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及对毛泽东的再次不公正待遇
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不打算让他参加长征，最后才被允许参加长征。
其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
为了有效地实行战略转移，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多人。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而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斗争。转移之初他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商谈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桔林会谈”(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1.会议的原定议程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2.会议的召开经过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伍修权回忆录》，第88页)。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组织上：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页)。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
五、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
“广义遵义会议”通过前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为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擅长军事的毛泽东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解决为后来解决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靠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高度智慧和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加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第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作为中国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
遵义会议旧址及出席会议的成员。资料图片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应该分为“狭义遵义会议”和“广义遵义会议”。“狭义遵义会议”指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途经遵义时召开的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则是红军一方面军长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会议的组合，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等。考察研究“广义遵义会议”，要研究上述遵义会议前后的系列会议，同时对“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最终成果、历史意义等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分析、研究和认识。
苟坝会议
会理会议旧址
一、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历史大背景
了解“广义遵义会议”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大背景，是认识和理解“广义遵义会议”的前提。因此，应该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应该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也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央苏区的人民和军队中树立了较高威信。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为在上海的中央转移提供了条件。中央苏区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地转移干部。尽管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以及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却受到不公正待遇。
其二，应该联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及对毛泽东的再次不公正待遇
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于1933年9月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等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之后又实行消耗战，节节防御，并丧失了联合福建十九路军等许多机会，导致经过一年多苦战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结局。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不打算让他参加长征，最后才被允许参加长征。
其三，应该联系红一方面军长征初期的困境，重点是“三人团”的指挥失误、湘江战役失败、进入广西湖南交界时的困境、当时的行军路线、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
为了有效地实行战略转移，中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实权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他们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行军速度缓慢，伤亡、减员严重。长征原定计划是转移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行军路线基本是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经过三道封锁线后，湘江之战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为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多人。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而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斗争。转移之初他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商谈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通道会议
黎平会议
二、关于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桔林会谈”(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页)，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1.会议的原定议程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石仲泉：《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
2.会议的召开经过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伍修权回忆录》，第88页)。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组织上：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猴场会议
扎西会议
四、关于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遵义会议文献》，第68页;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1页)。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会理会议也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
五、关于“广义遵义会议”的最终成果
“广义遵义会议”通过前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第一，“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为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由于当时党的主要工作就是军事工作，擅长军事的毛泽东逐渐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解决为后来解决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靠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高度智慧和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加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第三，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作为中国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