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女工丧命派出所续：警察在警车内用镐把打人 -

反对贪腐 - 2015/1/15 10:57:54

2015-01-15 09:31:51 来源：郑州晚报作者：记者

　　4名警察就是用这辆警车把周秀云等人拉到龙城派出所的。警车座位下面放了8根镐把。图片由律师程海提供

　　原标题：太原出警警车内放8根镐把

　　新闻追踪

　　47岁的周口女民工周秀云死后，太原三个民警相继被批捕。那么，当时关押5名受害人的警车及打人的镐把去了哪里?三名律师向太原市检察院提交《紧急督促函》要求固定犯罪证据，防止灭失。昨晚，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龙城派出所所长看望和慰问死者家属。

　　太原出警车内放置8根镐把

　　“讨薪人亡的‘12·13’恶性事件发生后，我们多次向小店区、太原市、山西省很多部门进行反映，要求尽快查明事情真相。”昨日下午，北京悟天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海说。然而，令周秀云的家属及工友想不到的是，作为案件很重要的证据，竟被检察院忽视了。

　　1月9日上午，程海、王道刚、李劲松三名律师，和周秀云儿子王奎林及工友前往太原市小店区龙城派出所查看时，看到院内一过道里停了一辆车牌号为“晋A2006警”的面包车，王奎林当即指认就是这辆警车将母亲周秀云、父亲王友志、自己及两名工友强行塞进去的。

　　“那天就是这辆警车出的警，7座面包车硬塞了9个人。”王奎林告诉记者，第二排座椅脚下就是塞进他母亲周秀云的地方，想起母亲躺着被拉走，他心如刀绞。

　　当时车门没关，打开一看，座位旁边放了8根镐把也即木棍，一米多长，一头粗一头细，“民警就是用这些镐把威胁和殴打我们的。”王奎林说，“看样子没人动过，但这些证据很关键啊!”

　　律师联系本报披露重要物证

　　“从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9日，事发这么多天，这些证据可以轻而易举得到，说明检方可能并未取证。”程海说，“但是这些证据随时都会灭失，这是不应有的疏忽。”他当天就给太原市检察院发去了一份取证的《紧急督促函》，要求派人尽快取证。

　　据程海说，如果他们去山西省检察院递交材料，会周转期过长，就直接把督促函交给太原市检察院控申处一名负责人。

　　这份督促函显示，根据王友志、王奎林、王成、李康的陈述，2014年12月13日下午5时许至6时20分，太原市龙城派出所警察王文军、郭铁伟及另外两名警察，把5人违法押解到警车上，用镐把对4人进行威胁和殴打。

　　“王奎林等辨认出停着的一辆白色7座面包车，即为当时犯罪现场的警车，车上有8根镐把。该警车、镐把等物证，是证明王文军、郭铁伟等人涉嫌犯罪的重要证据。因该车车门未锁，侦查机关至今未提取该证据，随时会灭失，将对查清本案事实造成重大损失。

　　因此，三名代理人向太原市检察院提出紧急监督意见，请立即依法派人调取和固定上述证据。“调取该证据时，安排4位被害人当场辨认为好。”

　　然而，事情过去了四五天，令人失望的是，检方并没有主动和他们联系。昨日下午，程海决定联系本报记者，将对“12·13”恶性事件比较重要的物证、人证进行披露，这也是国内首次披露。

　　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到宾馆慰问死者家属

　　1月7日，本报15版刊发了《周秀云借助本报六问太原警方》的稿件，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其中指出：太原市公安局局长只面对媒体公开向社会致歉，为何自始至终从未有相关部门领导亲自前往医院病房，对受害者家属当面致歉?

　　周秀云的外甥晋心锋告诉本报记者，昨晚7点，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韩迷中带领龙城派出所新任所长牛建及几名工作人员及摄像师到周秀云家属所处的宾馆房间进行看望和慰问。根据现场的谈话显示，太原市公安局报请市委批准，市局韩副局长任局长，主持小店公安分局全面工作，新局长第一时间过来看望和慰问家属及工友。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省市领导都高度重视，请相信将来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结果，请放心!”这名负责人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需要我们给予什么帮助，只管说，我们会进行商量，帮助解决。”

反对贪腐 - 2015/1/15 11:01:56

2015-01-15 09:17:31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新罗夫人
我们丢掉了什么?　　太原警察踩讨薪女头发至死案引起了一片哗然，讨伐声不断，耐心的等啊，盼啊，终于等到了党中央的喉舌CCTV出来发声，还是强调依法治国，失望至极。

专题:太原讨薪女民工被害案
　　倘若我与家人发生矛盾，断然不会上法院依法解决，因为我们有血缘亲情，因为我爱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爱我，我们会用亲情相互呼唤对方，表达浓浓的爱意，破涕为笑，重归于好。就算是与朋友邻里纠纷，也不会轻易走法律途径，毕竟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友谊。只有做生意的对象恶意欠款不还时才会找律师，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的人际关系，只有在西方，子女长到18岁后立刻赶出家门自食其力，老人年迈以后进养老院，同学朋友吃饭AA制。我们更希望互相帮助，用眼神表达情谊，用语言述说关爱，帮助指导子女共同走过初涉社会的坎坷历程，陪伴在老人的身边，让老人在深情厚谊中安详的走完一生。
　　太原警察为什么会把农妇踩在脚下?因为这农妇在他的眼里就是刁民、泼妇、文盲、是山沟里来的无赖，就像肮脏的老鼠或贱命的小强，当然要用脚踩，省得脏了他们高贵的手。在共产党员任志强们把中国人分成富人和穷人两个阶级后，个别警察尽管没有李嘉诚潘石屹们的巨额财富，却也舔脸拼命的往富人堆里钻，最不济也要成为富豪们的打手小兄弟。现在有些个别警察除了以结识官员为自豪外，往往炫耀曾与某富豪在一起打过高尔夫、曾与某富豪的公子在一个桌上吃过酒，或是某有钱人为自己买过单。他们甚至以结识有钱人的小三的爹爹为自豪。喝得面红耳赤的老板一个电话，就屁颠屁颠的赶去吃残羹剩饭去了。今天，刚入警的小青年们喜好把警服穿回家光宗耀祖，个别老警察更喜欢在业余时间带大金链子、穿裘皮，浑身上下一身名牌来展示自己的伪富豪的身份，家里若不开个什么公司酒店之类的都不敢在圈里混。
　　即便太原警察与工资争执方山西四建集团互不相识，也会不自觉地站到农民工的对面，不由分说的先把农民工当成被告再说。只要是富人与穷人的对峙，一定是穷人撒泼打滚不讲理。今天有些个别警察已经变成了富人的保安，自动的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所谓群体事件就时有发生，当老百姓发现警察与穷人发生争执，尽管与那穷人素不相识，也会不由分说的利用人多势众一哄而上把警车掀翻。而我们的新闻媒体却还在词不达意喋喋不休的分析群体事件的缘由和依法治国的必要性。追根溯源就是有些个别警察与人民不再有亲情，不再是鱼水关系。毛主席时代认定老百姓是衣食父母，国家公务人员应该与老百姓心连心，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现在的有些个别政府却办成了公司，个别市长成了董事长，眼睛盯紧财政收入，一切只为GDP，想方设法把土地卖出高价。现在的社会价值取向认定马云王健林才是主要纳税大户，老百姓才交了几毛钱的税?还不够他自己享用的公共福利支出呢!而农民工则是社会的拖累和垃圾，农民工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绊脚石!他们大声说话，他们衣服肮脏，他们做工偷懒，他们不爱洗澡，他们没有文化…，农民工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他们一往情深的希望中国百姓像西方人一样有文化有教养，可是却不想与西方警察一样有求必应。
　　每每讨论公务人员的工资待遇时，个别公务人员几乎异口同声：“我们经过了十年苦读，经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选拔，我们就是社会的精英，就应该享受精英同等的待遇收入等等。”完全忘了他们每天上班走进政府大楼第一个看到的醒目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忘了当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豪言。他们只是抱怨自己的工资低，却从不去考虑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的收入比他们低得多，更不去想到怎样去提高这些百姓的收入。说到底，今天的公务员之所以每天上班工作就是奔公务员超国民待遇工资去的，因为公务员的待遇高，因为是铁饭碗，因为退休金高于老百姓好几倍…。既然没有了为人民服务的观念，那就一切向钱看，马云王健林才是衣食父母，农民工是进城讨饭的累赘，严重影响市容市貌。公务员凡事要从富豪们的角度考虑问题，于是，我们的市长大人就在机场等几个小时去与赵本三握握手，合个影。我们的科长处长们见到老百姓就绷着脸保持官员的威严仪容，见到富豪们脸上就绽开绚丽的花。我们的公务员们就是到了退休以后都要与老百姓分隔开，老干部活动室严格限制退休人员入内，因为他们是离休。我们的城管们见着小商小贩们心里就烦，我们的拆迁办怒不可遏与钉子户大打出手，而且会很委屈也很理直气壮：“大多数老百姓都自愿迁走了，这些钉子户们无非就是想多讹钱而已。”可是他们忘了，毛主席时代的三线建设从大城市往山沟里迁走了多少人啊，那时候有钉子户吗，那时有讹钱吗?右派公知们一定会污蔑说：“那时政治高压，不敢不迁。”但是今天我们访问已近耄耋之年的那些创业老前辈们，得到的只有一个回答：“国家需要。”“响应党的号召。”语气坚定而且自豪。今天还可能复制那样的大迁徙吗?真要有这样的工作任务，能把这些官员姥爷们逼自杀。
　　清末以来中华民族一盘散沙，没有国家民族概念，只顾自己的小家，八国联军来了，俄国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很多人都无动于衷，西方人认定中华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是，毛主席却唤醒了沉睡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热情，就有农妇用自己的乳汁喂口渴的伤员的传奇，就有在敌人的枪口下用自己的亲身骨肉换回八路军的孩子的悲壮。林彪带进东北10万八路军，两年后再出关已经是浩浩荡荡的百万雄师。在淮海战役中500万支前民工肩扛手推冒着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把粮食弹药送到前线，把伤员运回后方。在淮海战役史里有这样的描述：战壕里的解放军边吃着热腾腾的包子，边对国民党军队喊：“弟兄们，过来吃包子啊。”饿极了的国民党士兵趁夜黑爬到解放军阵地来吃包子。也就投诚成了解放战士。很多人惊叹国民党失去民心，我却从中读出了另外一层的含义：“这是几十万人的伙食啊，若是“依法办事”蒸馒头、熬大锅菜、管饱就可以了，但是老百姓却有闲心做包子，因为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他们在为自己的亲生骨肉做饭，他们用包子表达传送对亲人解放军的感情。”人民作出所有的一切，就是因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军把老百姓当成父母，当成亲人。而老百姓对亲人的回报是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自己的一切一切。
　　漫步长白山，到处都是烈士墓，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朝鲜族人民奉献了几乎所有的适龄青壮年参军，没有毛主席的民族平等的政策，没有毛主席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的容纳关爱，何来朝鲜族人民的前赴后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士冒着美军密集的炮火，赤脚踩在雪地上，波浪式的一波又一波的连续向美军阵地发起冲击，直到把敌人打垮，因为毛岸英已经在他们之前牺牲了。而在今天，当战争来临，还有多少老百姓的子女能像抗美援朝战争中踊跃参军，我们当然可以依照《国防法》，《征兵法》甚至临时颁布《战争紧急状态法》要求中国公民依法尽义务服兵役，这样的战士组成的军队又有多少战斗力呢?
　　1955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毛主席申请实行警衔制，毛主席说：“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罗瑞卿回来后立即召开公安部党组会，部党组决定立即主动撤回警衔制议案。毛主席时代的社会治安很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时的警察基本都是户籍片警，要经常到管区内住户走访，重点是那些孤寡残疾老人。那时还没有普及自来水，身强力壮的警察进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们担水、劈材和买粮，那时的人民警察会气哼哼的把老百姓的头发踩到脚下吗?1992年人民警察终于实行警衔制了，把一颗颗星星一条条杠杠扛到了肩上，一把手必定是001，二把手是002，6把手是007，没有人佩戴004，因为不吉利,于是陈佩斯在春节晚会上向全国人民发问：“谁最大?”他们早八晚五晚上只留两个人值班，他们一个星期休息两天，他们雇佣大批协警在马路时指挥交通，自己则躲进车里吹空调。遇到群众报案时，他们不再心急火燎的跑到现场抢救他们的亲人，如果案情不大，就用派几个协警到现场处置。
　　把自己与老百姓对立开来的个别公务员们热衷称呼上司为老板，在政府办公室里拜把子、排兄弟，到庙里吃斋饭、抢第一注香，政府大厅里的地板上是太极八卦，政府广场上摆放辟邪石，遇事向大仙讨教，相信把玩玉石能够延年益寿，请风水先生做法打通自己的升官发财之路，讥讽共产党的段子大部分都是他们创造的。尽管习总抓苍蝇打老虎如火如荼，可是他们仍然管不住他们的馋嘴，想方设法丑态百出的吃、吃、吃，喝、喝、喝。每天醉生梦死谈论的话题是：情人的档次，私生子在哪个私立学校上学，认识黑社会大哥。
　　现代社会当然需要依法治国，但是人民更怀念当年共产党、公务人员对人民的家人般的亲情，1941年有个陕北农民骂道：“老天爷不开眼，响雷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 　毛主席并没有像陈水扁马英九一样以诽谤罪与老农民依法对薄公堂，索要精神赔偿再假惺惺的捐给延安保育院做慈善。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毛主席还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毛主席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人民的负担很重。于是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减少了消费支出，提高了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
　　写到这里，泪水不禁潸然而下，中华民族怎么了?我们曾经共同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历经艰难险阻流血牺牲换来了新中国。我们曾经那么自豪的对世界大声说：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我们曾经一起勒紧裤带还欠债，我们曾经一起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而欢呼雀跃。我们曾经那么相亲相爱，如今却要用踩头发砸警车互相发泄怒怨，我们的亲情哪里去了?非要用法律解决一切吗?法律能解决了一切吗?用法律我们无法要求黄继光挺起胸膛堵抢眼，用法律让王进喜跳进化浆池用手脚搅拌砂浆很困难，用法律不能要求林县人民腰间栓根绳子就爬到悬崖峭壁上开凿红旗渠，可是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用心、用情、用同甘苦共患难打动了老百姓，老百姓与共产党合力一起做到了这些用冰冷的法律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共产党本就是穷人的党，共产党是什么时候把人民弄丢的?什么时候老百姓把共产党弄丢了?究竟是什么把我们的鱼水之情变成冷眼相对?是什么迷住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的有些个别警察成为富豪的马弁?我曾经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而骄傲，但是现在却被狂喷，被右派喷，被有些老百姓喷，还要被富豪喷。富豪们从不待见共产党，千方百计的想搞颜色革命整垮共产党，只要共产党还留有“共产”二字，富豪必定要与共产党为敌。可是，党内有些人却对富豪阶级一往情深，总是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跻身于富豪之中。
　　改开了30多年，为了金钱我们放弃了一切，一刻不停的为金钱而奋斗，可是我们富裕了吗?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房奴。我们流血流汗挣的钱全都让潘石屹王健林们挣去了，然后捐给了美国大学、买了毕加索的名画。街上林立的大楼全都是李嘉诚们的，一旦中国遭到西方围攻俄罗斯般的制裁，李嘉诚们一定头也不回的把资金抽逃到国外，我们会比俄罗斯惨得多。属于我们的是背井离乡的到城里打工、雾霾、地沟油、癌症和性乱。除此之外，我们还把亲情弄丢了，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那个讨薪女死了，她的家属满腔的仇恨。那个警察被拘了，还要找律师为自己辩护，找证据证明讨薪女也袭击他了。于是，双方对簿公堂，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可是我们的亲情呢?我们不但两手空空，精疲力尽，还要在冷冰冰里生活……

还我自然 - 2015/1/15 16:56:02

2015-01-15 15:25:55 来源：红歌会网作者：黄尔文
核心提要：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不考虑共产党高层三十多年前强加给中国社会的私有化道路，只考虑警察与民众的关系，从当前社会角度分析，只能认为，周秀云之死是现阶段众多死亡事件中一起正常事件。实际上周秀云死因早已一清二楚：她是被这个挂社会主义招牌的杀人的私有制社会杀死的！继续对周秀云死因调查，“进行尸体解剖”，无非是为隐瞒真正的死因——社会原因，将调查结果交给专家手中的解剖刀。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判断，而且不愿意承认原先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变得“异常”，认为现在的特色社会很正常，坚持认为周秀云之死是异常死亡，欢迎你随时准备面对各种稀奇古怪的死法。我坚持认为，在当下，周秀云之死非常正常。

原题：关于周秀云异常死亡的考辨

　　网上山西农民工周秀云因讨薪被警察打死的消息报道铺天盖地。大多数消息或报道都冠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或“异常死亡”一类字眼。目前案件进入对周秀云死因调查阶段——对死者进行尸体解剖。
　　从表面上看，这起死亡案件确实是一起“异常死亡”案件;如果放在三十多年前，放在没有哪个警察敢公开站在国家主人对立面的年代，即使放在现在实行的宪法面前，媒体消息、报道的题目也没有任何疑问。
　　但现在社会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有异于三十多年前的变化。已经变成私有制为主，公有制仅剩下一张皮。基本精神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与现实社会存在重大的不一致。警察凌驾于过去和他们地位相同的劳动者之上，用暴力手段保护极少数资本所有者，维护被私有化了的经济基础，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存在——看看武汉的黑监狱，广东的强拆，山西的截访，河南反集会唱红歌。到处都有警察的身影，到处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暴力。作为上层建筑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就代表暴力;用暴力手段维护现存的经济基础，是它的基本职能。只不过他们本应当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维护公有制的基础，维护宪法的尊严。三十年时间里，该维护的没有被维护，现实与宪法出现了矛盾。国家机器被夹到对立者中间，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
　　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按照宪法条款办事，不保护公有制、不保护社会大多数劳动者的人身权利、不维护宪法权威——警察有一定责任，但仅仅是次要责任。主要责任显然在三十多年前共产党最高执政者为中国选择的道路。道路选择错了，又死不承认，死不悔改，所以一错再错——就像习近平比喻穿衣服、扣扣子一样，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接下来所有扣子全错了，衣服怎能穿得服贴?
　　共产党是个结构类似金字塔形、网络化、有纪律的庞大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使这张网从上到下撒遍中国城乡。顶层的精神会传达到庞大的基层。基层无法反对顶层，反对也无效。顶多辞职走人，或者被清理。警察的行为实际反映了共产党最上层曾经的意图：为私有化保驾，用暴力维稳——这种想法当然非常幼稚。引进私有化必然引进私有化下各种社会矛盾;这是一种大多数人和极少数人的矛盾，引起的各种冲突不是靠维稳就维得住的。维到最后，只会激发被维对象大规模群体暴力，以暴易暴，最终导致共产党连带政府一起垮台。过去的国民党蒋介石不就是这样垮台的吗?只可惜共产党高层唯心主义到如此程度，几十年时间毫无认识。就这样，一切不该发生的事全都自然而然地、一点点地发生了，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以至于竟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因此，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不考虑共产党高层三十多年前强加给中国社会的私有化道路，只考虑警察与民众的关系，从当前社会角度分析，只能认为，周秀云之死是现阶段众多死亡事件中一起正常事件。因为它完全符合当前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尽管它不符合宪法——但宪法早就被架空，束之高阁，代之以一部不成文、只用四个字就可概括表达的宪法，这四个字就是“金钱至上”：原先的社会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异。一个好端端清平、公正、绝少乱象的公有制社会，逐步变成一个资本吃人、杀人，被金钱主宰的私有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下，处于雇佣奴隶地位的人，被欠薪，被强行夺取额外的剩余价值是常态;一切人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包括打死周秀云的警察;为了讨回一点薪金，或者为维护社会秩序阻止讨薪，自己从中分一杯羹，都是常态，是正常的;即使被现在这个社会的治安维护者杀死——就像美国经常发生的警察杀死平民一样，也很正常，符合现在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金钱社会，钱能通神，也能杀人。
　　从这一点上说，周秀云是正常死亡。但从宪法的角度，周秀云又是非正常死亡。因此，要追究的重点，应当是从三十多年前开始，社会为什么出现了如此重大的倒退?宪法为什么会一点点地被架空?国家机器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凌驾于全社会之上?
　　2012年温家宝替农民工索薪，就很正常，因为他是用行为艺术从相反的方面承认欠薪的合理。他无非是哀求那些老板：“你们这些受政府保护、合法存在的老板，吃了人多少还是吐点骨头吧”。前提当然是承认并维护这个吃人、杀人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压根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这个剥削制度的意思。反倒是2011年五一前后，重庆出动武警为农民工讨薪非常另类，不符合常态，不正常，而且十分有害。因为这种行为尽管符合宪法，但掩盖了正在暴露给公众、能说明社会经济本质的现象，给人一个虚假的外表，展现出一种时过境迁、现在尚不能普遍存在的社会状态。
　　实际上周秀云死因早已一清二楚：她是被这个挂社会主义招牌的杀人的私有制社会杀死的！继续对周秀云死因调查，“进行尸体解剖”，无非是为隐瞒真正的死因——社会原因，将调查结果交给专家手中的解剖刀。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判定某个人死亡原因的假定：如果这个人被人用烈性毒药在极短时间杀死，人们当然很容易判定此人是被谋杀的，投毒者有罪。但如果此人是被慢性毒药用很长时间、缓慢地、一点点杀死，就很不容易判定此人的真正死因，不容易判定真正的罪犯。死者是因为摄入被人投放的毒药引起多种内脏器官缓慢衰竭而死，或者慢性毒药激发了此人身体某些疾患而减少了他的寿命加速了他的死亡，又或者他的免疫系统能够部分抵抗毒药侵害、他是因为正常疾病、衰老引起的死亡。人身体有无数多细胞组织，随时都在自然凋亡又在产生，你怎样确定哪些细胞是自然凋亡哪些是毒药引起细胞死亡继而引起组织器官大面积死亡?或者毒药杀死了老的细胞还是延缓了新细胞的产生?某组织器官不可逆地死亡了但脑器官尚未死亡，算不算死亡?是否只有直接造成脑死亡的原因才承认为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在许多细小的环节上，很难分辨清楚——靠科学技术支持的现代医学远未发达到那种程度。
　　这样，如果完全相信尸检，人们会立即被引入一条思辨的死胡同。我们明知此人是被投毒者投放慢性毒药杀死的，但科学技术无法证明他死于毒药，也无法证明投毒者有罪。唯一能够证明此人死亡原因只能是从感性材料归纳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理性思维，是抽象的东西，而不是一把手术刀。手术刀只能提供部分表象和无穷无尽的话料。
　　同样，对早已一清二楚周秀云死亡原因，不可能靠分解死者尸体的解剖刀直接得到，只能靠理性思维才能做出最后判断。对周秀云“进行尸体解剖”，无非是拖延时间、寻找一些理由，用完全表面的东西，代替理性思维，将当前社会的本质隐藏起来。这样做只能说明有人在争取时间，企图隐瞒周秀云的死亡原因。同时还说明，关注者的思维也正在被引入歧途。
　　既然所有媒体都不愿去和三十多年前相比较，也不愿用三十多年前修订、目前还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条款来比较、鉴别，努力恢复宪法指示的合法社会状态。警察队伍也未接到任何公开、明确的指令，要求他们站到大多数劳动者一边，或者对最近反复强调的宪法宁愿视若无物。在当前时间段试图引导人们判定周秀云死亡属于“非正常”或“异常”死亡，是一起特殊案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不愿意追究造成周秀云死亡的社会原因，这种做法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只要大多数人相信了媒体，不准备把周秀云的死和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状态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认为目前这个社会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只需要修修补补就可以也应当长期存在下去，而且你也准备好了随时面对各种各样的死亡：被转基因或地沟油慢慢毒死、被含有多种有害化学物质的雾霾一点点熏死，因为无钱买米被活活饿死，因为营养不良衰竭死，为多挣点加班费过劳死，被抑郁病折磨得不堪忍受跳楼死，——如果你认为这种种死法都是正常死亡，就应当承认周秀云的死就是正常死亡——这是周秀云死亡的社会原因。如果为平息众怒，打死周秀云的胖警察将来被枪毙，还有其他被判处极刑的党员高官，他们的死也是正常死亡。他们全都是被这个光怪陆离的金钱社会杀死的。全都是正常死亡。他们的死就像我们前面假设被人投毒杀死，是烈性毒药还是慢性毒药，又有多少区别?无非快一些还是慢一些，多受点罪还是少受点罪，终归难免“被”死亡。
　　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判断，而且不愿意承认原先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变得“异常”，认为现在的特色社会很正常，坚持认为周秀云之死是异常死亡，欢迎你随时准备面对各种稀奇古怪的死法。我坚持认为，在当下，周秀云之死非常正常。
　　周秀云之死有表面的原因，当然也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从表面上看，周秀云之死死于曾经和周秀云处于相同社会地位的维稳者的暴力，是偶然事件。既然是暴力，只有程度的区别，没有质的不同。不能说周秀云被打死才是暴力，是“异常”，不能被允许;被打而未死就不是暴力，是正常，可以被允许、并且大力提倡。这也许是现在强调“非正常”、“异常”死亡者最想说的话——如果他仍然回避三十多年前制定、现在依然有效的宪法。从本质上说，周秀云之死死于加速实施的私有制，这是和周秀云处于同样社会地位、被金钱驱使的雇佣奴隶的必然命运。必然性包含于偶然性之中。所以，将来和周秀云处于同样地位、被金钱驱使的雇佣奴隶的死法一定各不相同：或死于工伤事故、或从脚手架上跌落、或因工作条件恶劣得了职业病缩短寿命默默无闻地过早死去、或因营养不良身患多种疾病无钱医治客死异乡。
　　无论如何，不管官方将来如何解释，都不应当掩盖当前这个社会的常态——真正的本质，延缓这一社会经济制度被彻底否定、恢复现行宪法认定合法状态的时间。也不应当不去揭露杀死周秀云的真正凶手——他从没直接动手杀死过任何一个人，但他直接或间接下令直接杀死或间接杀死(就像给你服下慢性毒药一样)的劳动者又何止成千上万。这个人就是三十多年前强行改变了中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那个人。
　　面对周秀云之死，中国最高领导人给了所有警察一次刻骨铭心的排队选择：要么站在死者所代表的劳动者大军一边，维护现行社会主义宪法，努力恢复宪法保护的社会状态;要么站在劳动者大军对面，维护极少数资本的利益。所面对的除了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包括自己的父母乡亲，还有中国人民养育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谁的力量更大?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