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5/1/15 19:37:41
2015-01-15 18:10:58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韩柳洁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这一天，第六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主题活动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中心举办，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人和高校的师生们一起座谈联谊。“建筑工人关爱日”是一个倡导关爱建筑工人的志愿活动，由10多个高校志愿者社团联合发起、举办。 现场，一名河南籍建筑工人几句简短的发言让在场的人都陷入沉默———“我年年讨薪，年年都是哭着回家的。我就想问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帮工友讨薪，反被克扣工钱
这名工人叫张克俭，来自河南南阳，60多岁，今年是他到北京打工的第12个年头，目前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保洁工作。张克俭说，他年年讨薪，上了包工头的黑名单，在工地上找不到活，只好找了一份保洁工作。现在他和建筑行业唯一的联系，是包工头还欠着他的3000元工钱。这笔钱是张克俭2013年的工钱，本应该在今年春节前结清，但当时包工头只给了2000元现金让张克俭带回家过年，剩下的3万多元称只能年后结算。如今，又一年快过去了，张克俭3万多元的工钱仍然有3000元没有拿到。
“做了一年，拿了2000元回家，这个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家里人还怀疑是我在外面把钱挥霍掉了，这一整年都在跟我怄气。”张克俭告诉记者，别的工人大部分的工钱都到手了，唯有他仅拿到2000元，这跟他最后一次讨薪不无关系。
张克俭的最后一次“讨薪”，为的不是自己，而是一起干活的工友。当时，张克俭所在的班组刚进场开工，碰到前一阶段施工的工人回来讨工钱，“身经百战”加上热心肠的张克俭主动帮工友报警，联系了公益机构的志愿者。但是警察到工地后，讨要工钱的工人因“扰乱”项目部工作成了执法对象，工地的保安一直守着项目部不让工人靠近。随后，这批工人多次到工地，期间也曾与工程管理人员发生过冲突，经过几个回合，工人们最终拿到了工钱，但比约定的工资少了近40%。
工友拿到工钱离去后，张克俭却因为“热心”被拉入了黑名单。到了年底，不仅工钱被克扣，春节后再回北京时，劳务公司一句“今年没你的活”彻底断了张克俭在建筑工地的生计。即便如此，张克俭表示，再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仍然会毫不犹豫选择帮助工友。因为，做建筑工人11年，张克俭年年被欠薪，对其中的心酸有着深刻体会，无法冷眼旁观。
一份劳动局给的文件伴随10年讨薪路
2002年，张克俭在老家的生意失败，拖着一身债务，年近50的他只得到北京来打工。那时，建筑工地的活虽苦，收入却较一般的工作高。通过熟人介绍，张克俭去了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项目做木工。“工友把我带到包工头那儿，说好价钱就开工了。”张克俭告诉记者，当时建筑工人都是年底领工钱，老板承诺需要钱可以即时支取，但实际上，不到年底要找老板拿现钱非常困难。平日里，工人们手里只有饭票，可以在工地买饭或者到附近的小卖铺换些生活用品。
“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一天挣40元。”从麦收到过年，2002年除夕前，张克俭领到了在北京打工的第一份工钱，钱虽不多但一分不少。他盘算着这么一年年下去，债务应该能慢慢还清了。但是，这个第一次几乎也是张克俭从事建筑行业唯一一次顺利结清工钱。
2003年春节后，张克俭继续跟着原来的包工头干活，一年里辗转于几个工地之间，到了年底，工程接近尾声，也该结算工钱了，但是老板却不见踪影，工资也迟迟未发。“那时完全没有讨薪的经验，眼看着快过年了，工人们焦急地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张克俭回忆，一次偶然的机会，工人们在街头看到了老板的车，十几名工人立即将车团团围住，并且报了案。张克俭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晚的细节，十几名工人到了德胜门外派出所，被告知解决欠薪的问题要到劳动局去，由于手里一分钱没有，大家只能从派出所走到了西城区劳动局。去劳动局的路线是派出所的民警替他们画的。当时，北京市刚刚针对建筑业农民工欠薪问题出台了相关文件，劳工局的工作人员让工人们拿着文件回去找老板，与此同时劳动局也给张克俭所在的工程项目部去了电话，要求落实相关规定，尽快给工人发工资。
“劳动局电话很管用，项目部很快做出反应，压着项目部下一层的大包工头把工资给发了。”然而，张克俭和其他70多名被欠薪的工人等来的却是一份打过折扣的工资。原本约定的55元一天的工钱，最后只按一天35元结算。工人们虽不甘愿，但也只能妥协。北京的冬天太冷，工棚里都结冰了，根本没法住;年关临近，工人也想早点回家，最后，虽然只有打折的工钱，他们也只能认了。
这一年，张克俭揣进怀里的不仅有和工友们辛苦讨来的工钱，还有他从西城区劳动局拿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的一纸文件。他觉得，留着这张纸，以后说不定还能用上。这么一揣就是将近10年，直到2013年底，张克俭再也无法在建筑工地上找到工作后，才将它撕掉。
张克俭一直带在身上的文件出台于时任总理温家宝替农民工讨薪之后。在随后的这1年里，国家和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与此同时，建筑工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地被欠薪中逐渐增强。然而，结果却让人有些意外。
“被欠薪的时候经常把文件拿出来给老板看，但是也没有过实质性作用。”张克俭说，做建筑工人10多年，讨薪已经成了打工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总的来说，欠薪的情况一直发生，讨薪却越来越难。
讨薪越来越难
“走法律程序走怕了”
张克俭说，年年被欠薪，建筑工人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维权的路，尤其是通过法律渠道维权，却让工人们望而生畏——“时间长还不一定能足额拿到工钱”。
发生欠薪后，工人们去找劳动监察投诉，往往会因为拿不出有效证据而被拒之门外。对此，张克俭很是无奈，“劳务公司什么手续都不给我们办，连出入证都没有，我们自然拿不出任何证据。”
张克俭告诉记者，以前劳动局一个电话下面就慌了，现在立了案，老板反而不怕，放出话来，等着打官司。劳务公司对于欠薪一类的官司早有应对，工人们申请仲裁、诉讼，反而让他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拖延工资支付。因为，仲裁、诉讼都有法定审理期限，劳务公司通常是拖足法律规定的时间，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工人们讨薪都是希望能够领到工钱回家过年，自然不希望拖延，最后只能妥协，先拿一部分工钱或者打个折扣结算回家。
另外一个让工人们不愿意走法律程序的原因是怕按照最低工资结算。欠薪维权，劳动合同是重要证据，但是近年来，虽然部分劳务公司在法律政策的压力下开始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签的多半是空白合同，而且工人手里也没有备份。以北京为例，工人们如果无法提供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中没有写清楚工资时，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结算工钱。“对于木工、瓦工等技术工种而言，按最低工资标准结算意味着要少拿一半的工钱，我们走法律程序，那是自己坑自己。”张克俭愤愤不平地说，签劳动合同、走法律程序是在给我们自己设陷阱。
虽然年年被欠薪，但是张克俭还是放不下这份活计，因为做建筑工总是比其他工作收入更高些，他唯一能够想到的降低被欠薪风险的办法是———“春节后做到麦收时节，就以回家为由要求结账，如果结不了，麦收后就赶紧换个工地,免得年底继续讨薪。”
但是，现在，张克俭连被欠薪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讨薪被拉入黑名单后，他很难再在工地上找到活。被问及下一步打算时，张克俭表示除了继续做保洁工，攒点养老钱外，他还想利用业余时间去“安全帽”服务队做志愿者，为被欠薪的工友提供志愿服务。已经因为“热心”丢了活计，为何还要继续“热心”下去?张克俭给出的答案是：“不想我们这一代讨薪，下一代还继续讨薪。”
12月5日是国际志愿者日。这一天，第六届“建筑工人关爱日”主题活动在北京大学社会工作中心举办，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工人和高校的师生们一起座谈联谊。“建筑工人关爱日”是一个倡导关爱建筑工人的志愿活动，由10多个高校志愿者社团联合发起、举办。 现场，一名河南籍建筑工人几句简短的发言让在场的人都陷入沉默———“我年年讨薪，年年都是哭着回家的。我就想问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帮工友讨薪，反被克扣工钱
这名工人叫张克俭，来自河南南阳，60多岁，今年是他到北京打工的第12个年头，目前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保洁工作。张克俭说，他年年讨薪，上了包工头的黑名单，在工地上找不到活，只好找了一份保洁工作。现在他和建筑行业唯一的联系，是包工头还欠着他的3000元工钱。这笔钱是张克俭2013年的工钱，本应该在今年春节前结清，但当时包工头只给了2000元现金让张克俭带回家过年，剩下的3万多元称只能年后结算。如今，又一年快过去了，张克俭3万多元的工钱仍然有3000元没有拿到。
“做了一年，拿了2000元回家，这个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家里人还怀疑是我在外面把钱挥霍掉了，这一整年都在跟我怄气。”张克俭告诉记者，别的工人大部分的工钱都到手了，唯有他仅拿到2000元，这跟他最后一次讨薪不无关系。
张克俭的最后一次“讨薪”，为的不是自己，而是一起干活的工友。当时，张克俭所在的班组刚进场开工，碰到前一阶段施工的工人回来讨工钱，“身经百战”加上热心肠的张克俭主动帮工友报警，联系了公益机构的志愿者。但是警察到工地后，讨要工钱的工人因“扰乱”项目部工作成了执法对象，工地的保安一直守着项目部不让工人靠近。随后，这批工人多次到工地，期间也曾与工程管理人员发生过冲突，经过几个回合，工人们最终拿到了工钱，但比约定的工资少了近40%。
工友拿到工钱离去后，张克俭却因为“热心”被拉入了黑名单。到了年底，不仅工钱被克扣，春节后再回北京时，劳务公司一句“今年没你的活”彻底断了张克俭在建筑工地的生计。即便如此，张克俭表示，再发生同样的情况，他仍然会毫不犹豫选择帮助工友。因为，做建筑工人11年，张克俭年年被欠薪，对其中的心酸有着深刻体会，无法冷眼旁观。
一份劳动局给的文件伴随10年讨薪路
2002年，张克俭在老家的生意失败，拖着一身债务，年近50的他只得到北京来打工。那时，建筑工地的活虽苦，收入却较一般的工作高。通过熟人介绍，张克俭去了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项目做木工。“工友把我带到包工头那儿，说好价钱就开工了。”张克俭告诉记者，当时建筑工人都是年底领工钱，老板承诺需要钱可以即时支取，但实际上，不到年底要找老板拿现钱非常困难。平日里，工人们手里只有饭票，可以在工地买饭或者到附近的小卖铺换些生活用品。
“每天至少工作10个小时，一天挣40元。”从麦收到过年，2002年除夕前，张克俭领到了在北京打工的第一份工钱，钱虽不多但一分不少。他盘算着这么一年年下去，债务应该能慢慢还清了。但是，这个第一次几乎也是张克俭从事建筑行业唯一一次顺利结清工钱。
2003年春节后，张克俭继续跟着原来的包工头干活，一年里辗转于几个工地之间，到了年底，工程接近尾声，也该结算工钱了，但是老板却不见踪影，工资也迟迟未发。“那时完全没有讨薪的经验，眼看着快过年了，工人们焦急地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张克俭回忆，一次偶然的机会，工人们在街头看到了老板的车，十几名工人立即将车团团围住，并且报了案。张克俭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晚的细节，十几名工人到了德胜门外派出所，被告知解决欠薪的问题要到劳动局去，由于手里一分钱没有，大家只能从派出所走到了西城区劳动局。去劳动局的路线是派出所的民警替他们画的。当时，北京市刚刚针对建筑业农民工欠薪问题出台了相关文件，劳工局的工作人员让工人们拿着文件回去找老板，与此同时劳动局也给张克俭所在的工程项目部去了电话，要求落实相关规定，尽快给工人发工资。
“劳动局电话很管用，项目部很快做出反应，压着项目部下一层的大包工头把工资给发了。”然而，张克俭和其他70多名被欠薪的工人等来的却是一份打过折扣的工资。原本约定的55元一天的工钱，最后只按一天35元结算。工人们虽不甘愿，但也只能妥协。北京的冬天太冷，工棚里都结冰了，根本没法住;年关临近，工人也想早点回家，最后，虽然只有打折的工钱，他们也只能认了。
这一年，张克俭揣进怀里的不仅有和工友们辛苦讨来的工钱，还有他从西城区劳动局拿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的一纸文件。他觉得，留着这张纸，以后说不定还能用上。这么一揣就是将近10年，直到2013年底，张克俭再也无法在建筑工地上找到工作后，才将它撕掉。
张克俭一直带在身上的文件出台于时任总理温家宝替农民工讨薪之后。在随后的这1年里，国家和相关政府部门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与此同时，建筑工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地被欠薪中逐渐增强。然而，结果却让人有些意外。
“被欠薪的时候经常把文件拿出来给老板看，但是也没有过实质性作用。”张克俭说，做建筑工人10多年，讨薪已经成了打工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总的来说，欠薪的情况一直发生，讨薪却越来越难。
讨薪越来越难
“走法律程序走怕了”
张克俭说，年年被欠薪，建筑工人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但维权的路，尤其是通过法律渠道维权，却让工人们望而生畏——“时间长还不一定能足额拿到工钱”。
发生欠薪后，工人们去找劳动监察投诉，往往会因为拿不出有效证据而被拒之门外。对此，张克俭很是无奈，“劳务公司什么手续都不给我们办，连出入证都没有，我们自然拿不出任何证据。”
张克俭告诉记者，以前劳动局一个电话下面就慌了，现在立了案，老板反而不怕，放出话来，等着打官司。劳务公司对于欠薪一类的官司早有应对，工人们申请仲裁、诉讼，反而让他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拖延工资支付。因为，仲裁、诉讼都有法定审理期限，劳务公司通常是拖足法律规定的时间，少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甚至一年。工人们讨薪都是希望能够领到工钱回家过年，自然不希望拖延，最后只能妥协，先拿一部分工钱或者打个折扣结算回家。
另外一个让工人们不愿意走法律程序的原因是怕按照最低工资结算。欠薪维权，劳动合同是重要证据，但是近年来，虽然部分劳务公司在法律政策的压力下开始跟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但是签的多半是空白合同，而且工人手里也没有备份。以北京为例，工人们如果无法提供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中没有写清楚工资时，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结算工钱。“对于木工、瓦工等技术工种而言，按最低工资标准结算意味着要少拿一半的工钱，我们走法律程序，那是自己坑自己。”张克俭愤愤不平地说，签劳动合同、走法律程序是在给我们自己设陷阱。
虽然年年被欠薪，但是张克俭还是放不下这份活计，因为做建筑工总是比其他工作收入更高些，他唯一能够想到的降低被欠薪风险的办法是———“春节后做到麦收时节，就以回家为由要求结账，如果结不了，麦收后就赶紧换个工地,免得年底继续讨薪。”
但是，现在，张克俭连被欠薪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讨薪被拉入黑名单后，他很难再在工地上找到活。被问及下一步打算时，张克俭表示除了继续做保洁工，攒点养老钱外，他还想利用业余时间去“安全帽”服务队做志愿者，为被欠薪的工友提供志愿服务。已经因为“热心”丢了活计，为何还要继续“热心”下去?张克俭给出的答案是：“不想我们这一代讨薪，下一代还继续讨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