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5/1/16 11:59:24
2015-01-16 09:20:2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秋石客
——纪念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
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纪念日到了，令人感慨万千。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主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做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遵义会议的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很值得注意，很有共产党的民主特色，可惜被放弃了，应该坚决恢复。
到九四二年整风前后，王明政治路线得到清算。
遵义会议表明：一、我们党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二、正确路线产生需要一个过程;三、开好会要讲政策和策略;四、政治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五、当前的中共及左派都急切需要召开新的遵义会议解决方向和路线问题;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通过革命经历过的无数风风雨雨，充满曲曲折折。
一、我们党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
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犯错误和通过路线斗争不断纠正错误的历史，仅拿建国前的历史就能说明这个论断。中从—九二—年建党，到—九四九年建国，前后用了二十八年，经历六次路线斗争，胜利来之不易。
第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自从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康梁变法、辛亥革命等探索失败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于一九二—年成立了共产党。
幼年的共产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是不成熟的，犯错误是难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我党最早犯的路线错误。
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并连任五届。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从理论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从实践上是源于俄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的二次革命经验。由于中国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因此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党只能当配角，应该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之上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著名的二次革命论。与此相适应，在斗争方式上，他主张采取以“游行示威”为主要的斗争方式。1927年4月，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宣言》，主张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6月，陈独秀解散纠察队，正式承认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要求工农武装要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
当大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为代表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不甘心与共产党分亨胜利果实，看穿了二次革命的要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配角也不让干，宣布了二次革命论的破产。
客观地讲，不重视枪杆子，—心指望国民党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的共产国际也有责任，当时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实际地控制着共产国际。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退让，大革命的失败，也是执行了莫斯科的意志。
陈独秀时期的中共是幼儿阶段，受成年的苏共监护是正常的，只看到苏共斯大林的贡献而看不到其错误是片面的，同样，只看到苏共斯大林的错误而看不到苏共斯大林的积极影响也是片面的。
坚决纠正陈独秀右倾路线，是中共走向成熟的第—步。
第二次路线斗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党内对他的批评日趋激烈。1927年7月，陈独秀被停职后，由张国焘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共产国际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9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陈独秀为“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陈独秀仍然坚持己见。随后，王明在《红旗》上发表《论陈独秀》一文，称陈独秀为“无产阶级叛徒”、“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右倾被全党认识后，—个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中共又从国民党亲密合作变成彻底决裂，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道路，反映了中共依然不成熟。
大革命失败后，大量党员和群众被杀。党内对国民党的仇恨情绪空前高涨。各地纷纷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2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起义的提案。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翻旧政权和国民党反对派。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实行全国总暴动。1928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近一年的时间内(1927.8—1928.5)，策划了多次暴动，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1927年11月11日武汉暴动，12月10日长沙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均惨痛失败。失败原因在于受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起义胜利影响，迷信城市为中心，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笔者认为，瞿秋白的左倾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大革命由右倾造成失败后多数人会有左倾情绪，瞿秋白也不例外。但他在狱中是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应该充分肯定，是革命烈士。他在革命低潮中思想动摇并写《多余的话》是有严重污点的，可以说是思想上的叛变。
联想到红军长征由于王明一伙宗派主义弃瞿秋白于死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致秋白之死和身后的评论纷争，令人叹息。
对秋白左倾路线纠正不彻底，导致立三、王明左倾路线再生，表明中共早期教条派根深叶茂。
第三次路线斗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1928年5月，瞿秋白赴苏联任党代表。这段时间国内直接领导人是李立三和向忠发。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9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的错误是没有及时认识到瞿秋白的左倾，反而认为左的不够，继续犯左倾错误。
1931年6月，在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要求全国各地马上起义。随后，他又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把党、青年团、工会等各级机关合并成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立三路线”。但是，斗争的结果，最终中共被迫撤出长沙，进攻武汉的计划也流产。李立三受到批判。
大革命失败后,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月24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他很快认识并检查了错误。
第四次路线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认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中共左倾继续发展，王明路线使左倾路线登到顶点。
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工具和马列教条专家。1925年11月，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很努力，马列书本水平可以说是中共第—，据说能倒背马克思《资本论》。王明还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领导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主义的小团体。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王明常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王明的马列书本水平高和受共产国际看好是他虽资历浅、无功劳却领导中共的原因。
中共六大后王明成中共左倾核心。1927年夏，王明乘中共清算瞿秋白错误，要出人头地，便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首犯错误，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 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组织并处分了王明，王明遭挫。
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其间，他还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
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1931年1月，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中共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的亲信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1931年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4月中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上海代表团来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这两次会议，王明的“左倾”路线开始影响中央苏区，毛泽东正确路线被否定。
由于向忠发被捕，王明指导的上海中央混不下去，开始向苏区和红军扩展，打起“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向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为代表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夺权。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在瑞金召开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选了苏区中央局，解除了毛泽东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1932年8月到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2次全会，会上，王明发言说，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苏维埃红军即将胜利，国民党迅速崩溃。根据大会精神，要求中国加紧革命战争，对中共提出了“为推翻国民党政权而斗争”的六项任务。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无视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意见，对毛泽东进行了指责，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议决定调毛泽东专门做政府工作，使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接着，还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样，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3年 1月，上海中央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经共产国际批准，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样一来，王明便可以更直接的插手苏区的党政军事务。2月，中央开展对坚持逃跑退却路线的“罗明路线”展开斗争。4月，又斗争了抵制王明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中央苏区取得了第四次“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王明—伙则更加捉紧了对红军的控制。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来苏区后，李德取得了军事指挥权，和博古、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实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把第五次反围剿看作“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党内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王明抗战期间由左倾变为右倾。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抗日战争的路线中，由左倾变右倾，要—切通过统一战线，反对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共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损失。1938，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
王明先左后右路线遭清算。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运动发起，清算王明路线是重点之—。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统治党4年之久的王明先“左”、后右错误路线被批判否定。
王明路线破产，使中共走向了成熟，在反右、反左的基础上，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占了统治地位。
第五次路线斗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罗章龙，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与张国焘同为北京大学的学生。1928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分裂”。事件的起因是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目的是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明送进中共领导核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参会人进行了严格的筛选，不同意王明上台的不予通知，由于代表达不到法定人数，他又允许列席代表行使表决权，这样就把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王明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参会的主要人物有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陈郁等，罗章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米夫和王明破坏党内民主的做法，引起了罗章龙、何孟雄、陈郁等人的不满。散会后，陈郁率先发表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声明。王明为了维持自己的个人威信，竟然以米夫为靠山，对何孟雄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更是跳出来助纣为虐。接着，罗章龙等在上海秘密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出席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工会联合会、京奉铁路总工会等部门的骨干。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致共产国际信等。当何孟雄准备召开上海各级党组织会议，揭露王明破坏党组织行径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愤怒的罗章龙等人，认为此次恶性事件是王明一手造成的，出于对中央的不信任，图谋策划另立中央，这就是“第二中央”事件。1月17日，罗章龙掌控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党团会议，会议认为四中全会是“继续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精神”，要求共产国际撤换负有责任的代表，并宣布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五人为“临时中央干事会”，罗章龙任书记。接着，第二中央在华北、上海、东北等地区展开了地方组织的筹备活动。
“第二中央”成立后，先是由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和王克全谈话，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罗、王对此不屑一顾。于是，1月21日，中共中央把罗、王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接着，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罗章龙被指责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开除出中央。共产国际更是反对罗章龙，从此，罗章龙的政治生涯结束。
第六次路线斗争：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
同罗章龙—样，张国涛事件严格地讲也是宗派主义，说是路线斗争也牵强。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举行了会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共同北上，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
张国涛的黑色事迹之一是长征中的“密电”加害中央。1935年长征期间，就在红军主力合师一股这样的大好时刻，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所谓关于密电--据中共党史说，张国焘自峙兵多将广，想以武力将中央红军吃掉。那麽证据何在呢?据说中央派驻红四方面军左路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亲眼看见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一封密电，上称要对中央红军“武力解决”。 毛泽东对此不得不信和防范，率领一、三军团连夜离去。以后毛泽东常赞叶“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当上了元帅。此事是有“谜”和疑点的，因为除叶一人坚称确有此电之外，其它当事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和在场者(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都不知道。连经手电文的机要局人员也没见过。空口无凭，查无实据。后来张国涛到了陕北，此恶行如有即当清算，可没人提及，可见证据不足。
张国涛的黑色事迹之二是另立中央。其客观背景是四方面军第二天发现中央不知去向，发电联络又不见回答。随即召开的高干联席会议，会上群情激忿，包括红五军团和红十二军(属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干部都纷纷指责中央这样做太不象话，是分裂行为，没资格再领导，会议结果推选了张国焘、朱德等人组成了新临时中央。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张国涛“另立中央”事件。此后在共产国际的调解下，中央做了检讨，新中央亦宣告取消。暂时压下了矛盾，重又合兵一处，继续长征。不论如何，张国涛的老资格和野心是存在的，同意另立中央是一大黑色。
张国焘的黑色事迹之三是南下逃跑，对此可作分析。当时的局面是整个中共及其红军都在进行战略转移，领袖们在大军四面围堵的恶劣环境下对行进方向有不同意见极为正常。其实当时共产国际也是提了三个方案：一是向西去新疆，尔后退入苏联境内;二是向北去内蒙，伺机经外蒙(当时尚未独立)退入苏联境内;第三是向南在川北一带寻机建立和发展新的根据地，在中国国内坚持斗争。张国焘为什麽不愿向西向北而是要坚持南下，在他的潜意识中还是有自大和不承认中央权威的成份。
面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其非法组织，率部北上。共产国际也反对其另立“中央”。无奈，张国焘只好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的路线。为了在陕北站稳脚跟，中央派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后来的西路军率军西进，与“马家军”作战。“马家军”素以骁勇善战闻名，中央对西路军的命令又朝令夕改，战略战役目的模糊，结果西路军2万余人全军覆没。这下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底气不足了。中央捉住机会，把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把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妄图割据新疆的实施部队。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通知错误的决定》。《决定》认定：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犯了重大的政治原则错误，由此形成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线;四方面军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全党要同张国焘的错误做坚决的斗争。会后，开展了3个月反对“国焘路线”的斗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清算。
张国焘的黑色事迹之四出走脱党。1936年，红军长征到达陕西省北部的陕甘宁根据地。中共中央驻扎于延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根据地改名叫陕甘宁边区。此时的张国焘已无任何实权，只担任一个边区政府主席的虚职。张国焘是痛苦不堪，继尔放弃信仰，出走脱党。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在赴陕西中部县祭扫黄帝陵之后，掉头而去。尔后在武汉发表了他的退党声明，言辞充满了理想幻灭的沉痛：“这个共产党已经不是我毕生向往和为之浴血奋斗的那个党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张国焘就这样永远脱离了他参与创建的党，再没回头。 张国焘出走之后，毛泽东将国焘的妻子杨子烈(1921年建党时期的老资格党员)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
张国焘的黑色事迹之五是投靠国民党。16日，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张国焘开始办公后，处处被掣肘，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这里有必要指出，作为党的领导人，遵守组织纪律和大公无私非常重要，罗章龙、张国涛的分裂活动很糟糕，害党害己。要学习毛泽东，无论自己受多大委曲，应然严守纪律，永不叛党。
二、正确路线产生需要一个过程
中共历史表明，正确路线产生需要一个过程，民主革命如此，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是如此。民主革命如果没有陈独秀、王明等所犯历史性错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英明就不会被全党所认识和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邓小平类改革开放方向性错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正确性也不会得到人们深刻的理解。
三、开好重要会议要讲政策和策略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胜利开成，除了党和军队支持，是和毛主席争取王明路线重要成员张闻天、王稼祥支持分不开的，是和只解决军事路线避开政治路线策略分不开的。如果会议解决政治路线又无王明路线成员的支持，很难设想会议的结果能否成功。
毛主席对历次路线斗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给出路和团结的。
如对独秀，尤为毛泽东关切。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他的人生取向，他在北京时受陈独秀影响最大。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陈独秀最终未能去延安。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话说:“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人们常谈尊重历史，但做到不容易，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陈独秀，在沉沉黑夜中点燃新的革命火种的人有陈独秀，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之一 。
六中全会后，王明也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四、政治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遵义会议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改革数十年以来，人们好像患了路线斗争恐惧症，根本不敢面对，好像路线不存在一样。实际上，路线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无法避开的。采用什么路线立国和治国，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夺取政权;路线错了，有了的一切，都可能会丢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在笔者看来，中共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能够积极展开路线斗争，不断增强自我纠错能力。本文就是试图通过对中共十数次路线斗争，来揭示中共生存发展的自我纠错秘密武器，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纠正错误路线。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内路线斗争，认为党路线正确与否决定—切。在当前的思想和理论界，存在一种错误的理论和认识，认为物质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起决定性作用，而忽略路线正确与否也有决定作用，是很成问题的。究竟是物质决定一切，还是路线决定一切，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想当初，中共刚刚成立时候，人数只有区区数十人，可谓物质力量薄弱之极，可是就是这几十个人由于路线正确，不断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打败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而当今社会里中共物质力量可谓强大，可是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单纯的物质决定一切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思路现在依然是路线决定一切。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路线斗争概念体系。邓小平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淮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麽性质就说是什麽性质，犯了什麽错误就说是什麽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在笔者看来，路线斗争是个客观存在，邓小平想掩盖路线斗争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在当前中国党和国家命运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全党必须审视自己的路线是否对头，坚决放弃资改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如何巩固政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用什么样的治国强国富国路线提到了日程。这是一个继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又一个崭新课题。对此，中国共产党同样有一个认识过程，同样先后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而最终只能有一条路线是正确的。总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同样出现过错误路线，同样导致中国共产党犯错误，并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正在呼之欲出。
五、当前的中共及左派都急切需要召开新的遵义会议解决方向和路线
中共自产生发展到今天，已有九十多个春秋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必要重新总结党的历史呢?我认为还是有十分之必要的，因为历史在发展，涌现了许多新东西，要求我们去总结、去提高，这是党的生存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命运向好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因为党的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通过认真总结，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
重新认识、总结党的历史，写新历史决议，开新的遵义会议，必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以更深刻的思想，更广阔的视野来完成; 必须站在有利于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的立场去完成;必须站在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不是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立场去完成;必须站在有利于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向上，而不是不利于团结向上的立场去完成。
对老一代党中央领导下的党史总结，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所突破，对尚未进行总结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总结，更要进行公正的评价。有人说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是没有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反思和总结，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正面和负面，没有负面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不及时纠正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严重路线错误，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全党事业的失败，导致全民族的失败。在实践上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公有制被严重破坏，就业问题突出，百姓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民族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等等，难道不是客观事实吗?那种顽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和反对反思改革的人，动机是别有用心的，应该值得警惕。
对召开党的新遵义会议总结历史解决路线问题，有如下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在建党之初及早期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也包括后来党的许多领导人所犯的错误，都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给予评价。都应看成是党内的意见分歧，看成是党内的路线问题，都应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
第二，中共早期所谓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所犯错误，除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水平不高和受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因素影响之外，中共成立时间短、不成熟和第三国际及斯大林的错误要联系起来，我认为中共早期的错误主要也是斯大林指导方针的错误，毛泽东同许多人的斗争，实质上也是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方针进行斗争，斯大林问题在总结中共党史的时候不应该予以回避。
第三，对罗章龙、张国涛、高岗、等分裂中央问题，要实事求是，不宜扩大或缩小。
第四，严格区分功劳和过失，对中共历史所犯错误的同志都应客观看待，功是功，过是过。
第五，严格区分判断犯错误的性质，要纠正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的问题。
第六，新遵义会议重点应该是：
1、要敢于突破邓小平的历史决议，邓的决议形成历史条件有他不成熟的一面，出现一些问题也是难免的，我们尊重前人的最重要表现，是尊重他们的思想，而不是某种结论。实事求是是他们一贯的思想方法，党的事业是他们一贯坚守的立场，一切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符合客观实际，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和忠于前人。
2、要敢于对改革开放说不。对改革开放的经验要总结够，对改革开放的失误也要总结够，用掩耳盗铃或鸵鸟的办法处理改革开放的问题是极不严肃的，是极不负责的。要反对形而上学思想方法，要贯彻辩证思想方法，对党内不实事求是的人和事要进行教育和清理。对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和责任人也要实事求是，无论成绩和错误责任根源都在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对犯错误的广大干部，甚至包括贪官污吏也要有一个宽容的和历史的负责政策。
3、要敢于重新评价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不论其正确与否，是党中央的决定，是合法的，这是个基本事实。正确是全党的正确，犯错误也是全党的错误，责任在中央，不在其他人。像林彪、四人帮等问题，究竟有多少是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要重新调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如何，像华国锋的抓四人帮的方法应该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四人帮的性质究竟是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是不是反革命等要重新调查研究，搞清楚，不要开历史的玩笑。对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文化革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论哪一派，不论哪一代红卫兵，都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所犯的错误，即使成立也是党中央所犯的错误，不应该归罪于广大干部群众，应该承认对文化革命的处理是欠周到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应当对死去的年轻的红卫兵和活着的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文革积极分子给予恰当的评价和补偿，当时的红卫兵都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只要党中央有勇气解决了上述问题，就会纠正历史上的许多错误，就会分清许多事非，就会最大限度的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真正构建成一个和谐的、安定的社会。
通过对党的历史重新认识和总结，我们将会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规律问题之一：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掩盖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又掩盖了王明的右倾，解放后文化革命的个别左倾现象实际上也掩盖了改革开放的右倾。
规律性问题之二：教条主义害死人，对马恩列斯的理论和苏联的经验生吞活剥。陈独秀片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决定论，固执的认为中国只有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在此基础之上，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用此指导思想指导整个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造成大革命的失败，这就是有名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之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从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两个拳头打人，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暴动，导致了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取得的成果丧失了百分之九十，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进行战略转移。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的新的教条主义。极力否定中国共产党人独创的历史经验，否定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对西方文化和思想不加分析，全盘吸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规律问题之三：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必须紧密联系群众，必须搞好统一战线。建国前后的党都存在好的时候和坏的时候。而一切好的时候都是党群关系密切的时候，都是统一战线成熟的时候。反之，一切出问题、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候，都是没有处理好党群关系，统战工作没有落到实处。
规律问题之四：从纠正错误和同错误斗争中发展壮大。陈独秀虽然犯了错，但是这个错误为我们党的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无疑是必要的，我们党在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之后，正确的开展了独立的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成果，然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都或多或少的犯了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对我们党的发展也并不是一无事处，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形成就是在既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也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许多学费，这些学费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可缺少的。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发生了大跃进的和文化革命的一些问题，使中央更加清醒的认识到了革命的方向和策略需要紧密统一，及时纠正许多错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也必须进行反思，对改革开放中的错误也必须进行纠正，中国当前要想发展壮大，必须纠正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方针政策。
规律问题之五：民主集中制制度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过程当中，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解放前的陈独秀和王明等奉行家长制，对党的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和打击，甚至进行残酷斗争是历史的事实，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被极大的削弱，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横行无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一定要发挥全体党员和群众的民主作用，不可流于形式。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制度中，毛泽东是做得最好的，他在晚年发动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解决好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要使党能经常的、有效的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
规律问题之六：形而上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大敌，革命的两手的要胜过革命的一手。
第一国共合作历史时期，陈独秀只讲合，不讲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只讲分，不讲合，放弃对十九路军起义的争取和支援。改革开放后出现一些现象：如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富人，不讲穷人;只讲和平，不讲战争;只讲让步，不讲斗争等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始终能正确运用革命的两手，即使在文化革命当中也是提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这是和一些反毛泽东的形而上学思路截然不同的。
规律问题之七：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在当前的思想和理论界，存在一种错误的理论和认识，认为物质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起决定性作用，而忽略路线正确与否也有决定作用，是很成问题的。究竟是物质决定一切，还是路线决定一切，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想当初，中共刚刚成立时候，人数只有区区数十人，可谓力量薄弱之极，可是就是这几十个人由于路线正确，不断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打败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而当今社会里中共物质力量可谓强大，可是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甚至于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单纯的物质决定一切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思路现在依然是路线决定一切。我们党不可不极其慎重的反思自己的路线问题。
规律问题之八：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政权问题。历史证明，各级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极大。如果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修政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失败，前苏联和苏共的灭亡就是前车之鉴，所以，真正的共产党，一定要坚决不断地清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腐败分子，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舍此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巩固大业。
召开新的遵义会议，重新认识总结中国历史的目的，是要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限度的团结起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使这个党能够健康的生存下去。重新总结中国共历史的指导思想，就是在站在真正中国共产党员的立场上，实事求是，为创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了文革和改革的正反历史经验教训，应该有条件、有能力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承前启后完成中国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新兴的历史任务。当前的中国及世界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是认真总结党的历史，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把中国引向光明，还是隐瞒错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走下去，把中国引向黑暗，以非常严重的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面前，须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以追求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其生存的条件和动力都和社会主义道路息息相关，如果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灭亡，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深知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国人民一定会积极行动起来，彻底解决中国的阴暗面。极少数反动分子主导的改革路线垮台的时间为期不会太久。希望中国能在不太大的动荡过程当中完成历史的转变，希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形成新的遵义会议，化弊为利，把新中国引向无限的光明。
中国也有可能发生非常糟糕的局面，从本质上和形成上都放弃了共产党及其事业!这也不可怕。因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人民是久经考验的党和人民，是经过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党和人民，是经过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党和人民，他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达到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新生的目的。
左派在中国这种大黑暗转为大光明的历史关头，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保持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左、右倾;特别是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做最坏准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英勇奋斗，争取完成由最坏的资本主义向最好的社会主义伟大转变!
2015-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