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5/1/24 14:50:38
作者：张宏良 发布时间：2015-01-24 14:24:44 来源：民族复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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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晚年是竭力投靠和讨好邓小平的人，连他都站出来替康生辩护，用大量事实证明康生是大公无私的人，可见当时邓小平谣言公司造谣造到了何等荒谬程度。1976年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揭露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谣言公司总经理这个帽子，是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的。 现在看来，邓小平千不该万不改，最不该做的就是突破政治斗争的伦理底线，放纵用谣言特别是用下流谣言来对付政敌，把江青、康生、王洪文等人妖魔化为腐化分子，现在随着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知道了江青的廉洁是那么感人，康生是那么大公无私，唯一被揭发出有腐败问题的王洪文的唯一腐败行为，也只是用半价购买人民大会堂宴会喝剩的茅台。一个堂堂党中央副主席，用半价购买别人喝剩的茅台，这就是三十多年来能够落实的不是谣言的“四人帮”唯一腐败行为。
虽然历史逐渐恢复了真相，但是国家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就是整个社会都丧失了伦理底线，为了一己之利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无一语是真话……结果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赢了，整个中华民族却输了，输掉了5000年的辉煌文明，输掉了人类的基本道义，输掉了做人的基本伦理，输掉了起码的民族尊严。这就是邓小平跨越伦理底线的巨大历史后果。当年国共两党杀得天昏地暗，都没有采用这种下流手段妖魔化对方领导人，所维护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伦理底线。可是从邓小平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底线，所有天理人伦，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
每个人都这样做，最后受害的就是大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人类社会的基本底线，绝不能用谣言特别是下流谣言来对付政敌，绝不能为一己之利违背天理人伦。中国社会的丛林化和兽性化，是从丧尽天良开始的，所以只能依靠恢复人类的基本良知来解决，此外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王力为讨好邓小平，编造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谣言，这些谣言甚至被中央文献研究室写进了《毛泽东传》，但是王力毕竟天良未泯，在康生问题上讲了真话，指出康生把自己毕生购买的文物，临终前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与邓小平对家产的处理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人类历史上，像邓小平这样赢得如此轻松如此省力的政治家，可谓是前所未有，一个都不曾出现过。以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了增加邓小平夺取政权的困难，不得不编造了大量“正面谣言”，比如说他们是赶在“四人帮”动手之前抢先一步粉碎了“四人帮”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轻松，所依靠的主要就是谣言。不仅生前夺取政权依靠的是谣言，死后解释自己夺权合法性的仍然是谣言。整个社会正是看到了造谣的巨大功效，才掀起了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史无前例的造假运动。
所以，要恢复社会的基本诚信和良好环境，就必须首先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决定社会伦理，政治道德决定社会道德，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恢复了，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自然就会恢复。社会的主体老百姓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中国老百姓更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如果不是被逼的实在没有活路，如果不是被骗得实在惨不忍睹，老百姓绝不会走上造谣造假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批邓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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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谈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诬陷
款识：一九六八年岁末，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刻，谨录伟大导师毛主席警句以律。剑魂。
钤印：康生(白)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
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
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
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 “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
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王力简介】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力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 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因武汉事件与江青意见相左，1968年1月26日被关入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著有《王力反思录》，在其死后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
1、初露锋芒：调到中联部后，王力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之后，王力曾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
2、文革干将：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七•二O”事件。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趁周恩来离开之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七二O事件”后，王力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8月7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8月22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3、一朝覆灭：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特别谈到王力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25日，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为，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始时，周恩来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4、“请假检讨”：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
1968年1月26日，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并被开除党籍。
5、晚年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王力被释放。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房子。王力和老伴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摘自 晓妍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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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晚年是竭力投靠和讨好邓小平的人，连他都站出来替康生辩护，用大量事实证明康生是大公无私的人，可见当时邓小平谣言公司造谣造到了何等荒谬程度。1976年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其中主要一条，就是揭露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谣言公司总经理这个帽子，是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的。 现在看来，邓小平千不该万不改，最不该做的就是突破政治斗争的伦理底线，放纵用谣言特别是用下流谣言来对付政敌，把江青、康生、王洪文等人妖魔化为腐化分子，现在随着历史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才知道了江青的廉洁是那么感人，康生是那么大公无私，唯一被揭发出有腐败问题的王洪文的唯一腐败行为，也只是用半价购买人民大会堂宴会喝剩的茅台。一个堂堂党中央副主席，用半价购买别人喝剩的茅台，这就是三十多年来能够落实的不是谣言的“四人帮”唯一腐败行为。
虽然历史逐渐恢复了真相，但是国家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就是整个社会都丧失了伦理底线，为了一己之利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一物不造假，无一食没有毒，无一人可相信，无一语是真话……结果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赢了，整个中华民族却输了，输掉了5000年的辉煌文明，输掉了人类的基本道义，输掉了做人的基本伦理，输掉了起码的民族尊严。这就是邓小平跨越伦理底线的巨大历史后果。当年国共两党杀得天昏地暗，都没有采用这种下流手段妖魔化对方领导人，所维护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伦理底线。可是从邓小平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了任何底线，所有天理人伦，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
每个人都这样做，最后受害的就是大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人类社会的基本底线，绝不能用谣言特别是下流谣言来对付政敌，绝不能为一己之利违背天理人伦。中国社会的丛林化和兽性化，是从丧尽天良开始的，所以只能依靠恢复人类的基本良知来解决，此外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王力为讨好邓小平，编造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谣言，这些谣言甚至被中央文献研究室写进了《毛泽东传》，但是王力毕竟天良未泯，在康生问题上讲了真话，指出康生把自己毕生购买的文物，临终前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与邓小平对家产的处理形成了巨大反差。
在人类历史上，像邓小平这样赢得如此轻松如此省力的政治家，可谓是前所未有，一个都不曾出现过。以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了增加邓小平夺取政权的困难，不得不编造了大量“正面谣言”，比如说他们是赶在“四人帮”动手之前抢先一步粉碎了“四人帮”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轻松，所依靠的主要就是谣言。不仅生前夺取政权依靠的是谣言，死后解释自己夺权合法性的仍然是谣言。整个社会正是看到了造谣的巨大功效，才掀起了覆盖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史无前例的造假运动。
所以，要恢复社会的基本诚信和良好环境，就必须首先恢复社会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决定社会伦理，政治道德决定社会道德，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恢复了，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自然就会恢复。社会的主体老百姓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中国老百姓更是最讲道德和诚信的人，如果不是被逼的实在没有活路，如果不是被骗得实在惨不忍睹，老百姓绝不会走上造谣造假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批邓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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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谈文革后对康生的栽赃诬陷
来源：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康生(1898～1975)隶书律己
款识：一九六八年岁末，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刻，谨录伟大导师毛主席警句以律。剑魂。
钤印：康生(白)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
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
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
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 “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
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
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
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王力简介】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今江苏省淮安市)，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力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1955年10月，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 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次年1月，中宣部长陶铸被打倒，中宣部更名中央宣传组，毛提名他任组长。因武汉事件与江青意见相左，1968年1月26日被关入秦城监狱14年，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著有《王力反思录》，在其死后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
1、初露锋芒：调到中联部后，王力曾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受命参加中共与苏共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之后，王力曾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
2、文革干将：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
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七•二O”事件。作为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谢富治趁周恩来离开之机，公开去“工人总部”的据点，有意加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工总”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讲话，表示支持该派的主张。在演讲中，王力等还把拥有一百多万人的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并接受佩带“工总”的袖标。王力等讲话后，“工总”派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这就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及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极大愤慨，武汉局势急剧恶化。
“七二O事件”后，王力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8月7日，王力对外交系统造反派发表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一些极左分子受到王力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8月22日，在外交部造反派的策划组织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导致了文革期间最严重的外交事件。
3、一朝覆灭：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特别谈到王力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8月25日，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认为，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会议开始时，周恩来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4、“请假检讨”：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
1968年1月26日，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并被开除党籍。
5、晚年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王力被释放。组织上给他安排了房子。王力和老伴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摘自 晓妍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