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5-01-27 23: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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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逼租好比恶虎
宋汉飞、钱惕明
无锡下甸乡大同村农民奚金福，是这次出席梅村区二届农代会的代表。他今年五十多岁，一家老小六口，原来有灰肥田六亩，可是现在只剩三亩了，问起原因，他就会悲愤地诉说地主薛念恩堂和沈暮春的剥削罪恶来……
无锡大地主薛念恩堂是无锡地主收租最毒辣中的一家，过去勾结反动政府，私设刑具，无人性的逼农民缴租，刑具共有三种：一种是抛芭斗：用贮粮食的芭斗二只，将欠租或短租的农民，捆绑放入，合在里面，用绳索紧紧缚牢，在地上抛来抛去，据说，抛了三次以上，受刑的人就会支持不下而死。二、吃毛竹筷：将农民的两手紧缚（或紧缚五指）用筷子硬塞进两手的隙缝中，由一只到两只、三只……，直到受刑的人面色惨白，鲜血淋漓为止。三、坐冷方砖：在冬天，逼令欠租农民将裤子脱掉剩一条短裤，两手反缚在柱上，坐在冷方砖上，冷气直往肚里钻，站又站不起，动又动不得，待方砖坐热了，再换一块，直到你答应缴出租米为止。
奚金福是经受过这刑罚的，他种薛家一亩五分田，在民国廿五年，要缴一石六斗米租，金福实在缴不起，薛家就派人把金福抓到仓厅，预备用“抛芭斗”的刑罚逼租，金福连忙恳求免刑，就改用“吃毛竹筷”的刑具，筷子刚插下去，就疼痛不已。那时金福的哥哥已托人来说情，就将麻绳松下，改坐冷方砖。薛家的狗腿子黄账房，还狐假虎威的大骂金福：“穷人是黑心，你田中不出稻的吗，你不缴租，就要以罢租论罪”。金福的父亲，不忍坐视儿子受苦，忍痛将祖遗的一亩五分灰肥田卖掉，把金福赎回。奚金福说：“当时他们（指地主）有财有势，再反抗就要请你吃官司”。朴实善良的农民，就是这样在封建地主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下，渡过了漫长的辛酸岁月！
奚金福在薛家受辱时，曾看到一个老年农民被逼死在那里。他说：“我亲眼看见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农民躺在地上。后来听人说，那老头子是北门乡下人，种薛家二亩田，欠了租就被抓来，关在浴间内，夜间天气冷，老头子衣服穿得少，冻得熬不住了，想想气愤，就撞死在浴间。后来薛家只用二亩田就算了事，死者家属也不敢不答应”。过去农民的生命，在封建地主的眼里就这样不值一钱的。
接着，奚金福又诉说，他母亲被地主沈暮春逼死的事情，他悲愤极了。
他种沈暮春一亩五分三厘租田，抗战前有一年，要缴租一石七斗七升，沈家的租米，与别家不同，要折成现金交的，一般是法币八元一石，而沈家却要九元一石。那年金福家养蚕收获很好，经济稍微宽裕一点，也就没有计较把租子交了。金福娘出世后第一次过到好日子，迷信是“财神”照顾他的，就买了一只鸭和猪肉等，祭“路头财神”，并请亲戚到家吃酒，热闹热闹。
那晓得刁滑的地主沈暮春平常除了用大秤大斗收租外，还时常在茶馆店里探听谁家佃户生活过得好些，就要想尽种种办法编造出种种理由，额外剥削农民来满足他的欲望。当沈暮春晓得金福家养蚕赚了些钱就派人把金福娘找来，对她大声呵叱说：“你哩吃鸭吃肉日子过得很开心，就不晓得交租了吗？”金福娘莫名其妙。沈暮春就将旧账簿一翻，算盘一打，一直算到前清光绪年份，竟说还欠租十二石一斗，金福娘急得目瞪口呆，怨恨自己不认字，不晓得究竟欠没有欠，只得跪下连连磕头恳求说：“先生，我没有欠啊！勿要弄错了。”沈暮春把台子一拍，威胁金福娘假使不还清，就要退佃，金福娘为了要顾以后生活，没办法只得答应。并请图正周阿发说情，暂缴四十元（作四石米）其余逐年缴还。金福娘临回家时，还被辱骂了一顿，一到家中，就嚎啕大哭，想想穷人与地主一样是个人，为什么穷人要被地主无理欺负、压迫！她倒在地上晕过三次，她想起“欠你铜钱千万，勿要管我吃饭”的俗语，而地主因见她家生活过得好一些了，还要无理压迫欺负。赵想越气愤，当天就病倒，没多少时就死了，奚金福到现在一直没有忘记这仇恨。
金福娘死了以后，葬殓费没有着落，金福没法，只得卖给地主一亩半田，办理丧事。这样，奚金福就只剩三亩多了。
（一九五O年一月五日“苏南日报”）
高租重利逼得我家破人亡——农民代表陆云祥诉苦记
佩联一
我是枫桥区长桥乡人，今年廿三岁，可是我现在没有了家，家，在从前有十个人，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家，被地主阶级剥削光了。
从前，我爷种了苏州一个吴姓大地主的四亩租田，一亩田要八斗租米。地少人多，缴了租米便呒没饭吃，年年寅吃卯粮，年年落空。家里生活只有爷跟大阿哥做做，我娘帮人家做娘姨，带着一岁的弟弟去混口饭吃，做工没有工钱，这样一共做了十二年。欠下来的租米一年一年越积越多，越多越还不起，就在我四岁的辰光，已经欠了地主七石米，催子、警察一经到我家里来讨，爷常常逃，阿哥带了我也常常躲到船棚里或者是茭白田里，夜里冷得要命，也不敢哭。终于有一次我爷被催子和黄狗抓去关在苏州城监牢里，天冷牢里没吃没盖，关了一年半，爷生病了，经造（地方上收租、收赋的经手人）怕我爷死，假装好人对我爷说：“老板不能白捉你这个人，以后只要你答应每亩田租米加到一石二就放你出门。”我爷只好答应，但租米还是缴不出，第二次又关了一个半月，身体更加坏，“经造”便又想出了一个毒办法，他对我的爷说：“老陆，坐在牢里不是生意经，我替你想个办法，替你借七石米，利息是粒六头（一石还一石六斗），租米一还清，你就可以出牢啦！”我爷心里想：“勿答应永远勿得出来，只好火烧眉毛顾眼前。”就一口答应了，把七石米借来还了地主的租。一年之后，本利一算要还十八石米。有啥办法还得起呢？只好把四亩田给“经造”卖掉还不够，经造对我的爷说：“你家小囡这样多，又不能做生活，卖掉几个又好还债，落得一身轻。”我爷心里想：穷人该倒霉，有冤无处伸！船走到了头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心肠把第二、第三两个阿姐卖了一石二斗米，给人家做童养媳妇。在卖的辰光，两个阿姐不肯走，死命的拖住爷的破衣裳哭，爷咬紧牙关对阿姐说：“我养不起你们，家里房子困没住，吃也呒不，着也呒不，到别人家去，总比家里日脚好些，你们乖乖的去吧！”结果是硬送去格，娘在外头，听到家里卖田卖女儿，跑回来同我的爷吵，爷本来心里很难受，经娘这么一吵，心里更苦了，就动手打娘，娘一气跳了河，亏得隔壁邻舍救出来。可是，卖的米还不够还租米，“经造”恶狠狠的天天来催，逼得爷只好又忍痛卖掉了我，两石米卖给一个苏北人名叫张仁富（铜匠），拿这笔钱去还了租。还租以后，家里一粒米也没有，好几天呒不吃，又把我四岁的弟弟卖掉，卖了一石米，暂时渡几天日脚，一石米吃光了，爷就领着十岁的阿哥出去讨饭，不巧，家里的两间破草房，又给大风大雨吹倒了，一家没吃住，宿到人家的水车棚里。这个辰光，是一九三七年，正是东洋兵来，国民党军队朝后退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捉我爷去摇船，爷有病挨饿没力气，国民党匪军说是耽误了他的逃命，一气便把爷推下河，一枪打死了。
二
那时我九岁，东洋兵打来了，天天丢炸弹，张仁富的女人领我逃到江北，江北兵荒马乱也实在苦，天天吃高粱和麸皮，登了三年，以后实在没吃，又回到苏州，就在苏州把我撇开了。我一个人，肚子饿了，就在苏州城里讨饭，夜里困在露天巷口，一直过了七天，才在街上碰到我的娘。娘几年没有看到我了，一把抱住我连哭也哭勿出，回去反哭了好几天。娘也养不活我，叫我帮人家放牛，混口饭吃吃，一共放了六年。到我十六岁，力膊硬了，就又给尹西乡吴根火家里当小长工，他是佃中农，受地主苦同我家是一模一样，也欠地主租米，缴不起租米，吴根火常常逃走，叫我看屋里，地主派“黄狗”下来收租，找不到他，黄狗就把我捉了去，第一次我跳河逃走了，第二次又被黄狗捉去，拿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我爬也爬不起，吴根火家里东西被黄狗抢光了，这辰光，我这个小长工也就做不了成了。
十九岁，我又到长桥乡胡肇基家去做长工，胡肇基是一个伪参议员，在地方上当过伪自卫队中队长、伪乡长。是一个封建头子，过去弄杀人命，强*女人，联络东洋兵，胡作非为，地方上人个个对他恨。我就碰着这样的一个“好东家”！
在他家四年，衣裳没有做一套，剃头钱也没有拿到一个。可是胡肇基每日出去有事，总要我摇船送他出门，早上出去摇船，早饭常吃不到，弄得不巧连中饭也吃不着，胡的老婆还要讲：“饭呒不哉，要不要我烧几升米给你吃？要不要买点肉当老爷来看待你。”一次，我拔了半天草，下半天偷着出去息息，转来时被胡肇基用棒打，棒打断了，打得我青一块、紫一块，皮破肉烂，我也不敢哼一哼。六月天夜里看牛，没有帐子，夜里蚊虫像把糠，咬得人要死，向他讨一顶帐子，还要骂：“你个娘，外头叫化子呒不帐子也活下去，你看看牛就会被蚊子咬杀？”有一年，年夜里，我生病躺在床上爬勿起，他就骂：“你娘，你把我气煞哉！别人过年蒸糕高高兴兴，你倒困得床上爬不出来，我恨起来要用刀劈杀你，弄杀你个把想来也呒没关系。”我一吓，拖着病起来帮着烧火蒸糕，蒸好糕，杀猪杀羊，样样弄好了他就把我歇了工。
我家十口人就这样被地主弄得东流西散，还有什么说的呢？
三
幸好解放军过了江，我们有了人民救星GCD，把我们农民兄弟从水里火里救出来，我陆云祥才算出了头，伸直了腰，在GCD的领导下我一开始做了村长，六月里成立乡农协会，因为我工作好，地方上人又选我为乡农会主任，在治螟运动中，又选我为治螟模范，我真是翻身了。这一晌，我常常想，要是没有GCD，我还是怎样呢？我还是要受地主欺，想到这里，我的工作就格外加紧，学习也认真，目前我识了有千把个子，乡里的人都说我是个出色的干部，这次乡里人又选我当代表开大会，讨论土地改革。我要高兴的说：“今朝是我伲农民翻身的辰光，土地改革是一椿大事体，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把农会搅得更好，大家团结在一起，完成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彻底消减封建剥削，挖掉使我们农民穷了几百、几千年的苦根。”
（一九五O年十月十日“苏南日报”）
高利贷逼死俞天福
潘学斌
在一九二五年的农历三月初九，无锡新渎乡旸庄上的农民俞天福，被大地主钱汉钧（有田六百余亩、楼平房三十间）活生生的逼死了！
一九二三年，那年年成不好，俞天福穷困得连年也过不去，就以自种田六亩四分活卖给地主钱汉钧，借到七十块钱，每年每亩除了八斗米租米外，还要利息。这样拖了一年，俞天福愈弄愈不行了，第二年又想向钱汉钧借五十块钱，人家都知道钱汉钧的钱不好借，借不得，但在饥寒交迫下的农民又怎么办呢？天福和钱汉钧说：“请胖先生（钱汉钧的绰号）看在那六亩四分的田单上，再借五十块钱。”钱汉钧一想机会来了，就使出狠心，叫账房把借钱笔据写成绝卖笔据，让俞天福画押，可怜俞天福一字不识，就这样糊糊涂涂上了地主的当。
就在那一年的三月初七，钱汉钧带了账房、狗腿子、差人、粮书，到俞天福家去“踏田”（即收回土地）说：“这块田你种不好，我要换户头了”。天福一听要踏田，心里着了慌，明明是活卖笔据，怎样能抽田呢？但钱汉钧那管得穷人的死活，硬要抽田。俞天福就跪下去苦苦哀求，说：“胖先生，天地良心啊，抽了地，我俚一家人怎么活呀？”但就这样惹怒了钱汉钧，指挥狗腿子、差人，当场把俞天福毒打一顿，临走还把田踏了去。
俞天福这下子被打得遍体鳞伤，加上田被拿走了，病倒在床上，又气又痛，家里穷又请不起医生，没有过几天，就在三月初九伤重身死。那时候他儿子俞金林还在山东青岛做铁路工人，接到父亲死讯，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但是田被拿去了，日子怎么过呢？只得再托旁人向钱汉钧借一亩半地来种，钱汉钧要他四十块钱押租，当时由旁人作了保才答应。金林把田耕好后却交不出钱，这又惹恼了钱汉钧把金林抓到家里，痛打了一顿，送往伪县政府关起来。金林足足坐了八十天牢。
在牢中时，钱汉钧还是不放松这个青年农民，把金林折磨得不成人形，派狗腿子到监里说：“今天写退田笔据，今天出牢，明天写，明天出牢，一辈子不写，一辈子也不会出牢。”金林在无可奈何下，终于含着眼泪忍痛签了字。
（一九五O年十月九日“苏南日报”）
水牢里打滚的周富林
梅汝愷
吴江县代表周富林，这次谈起了他家“一门三代长工”的事情。他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的讲。他说：“我过去是被封建石头压扁了的人，到了今天也该轮到我说话了。”他说：“我的爹是长工，我的爷做长工，到我本人，还是要做长工。我们三代长工。这‘长工’两个字，就像我家的姓一样，一生下来便定了。”“什么道理呢？”他回答自己说：“这是封建地主害苦了我们。”
我的爹，在民国以前，种了地主吴小澜八亩六分水田，这八亩六分水田是四周高田中间的一块低田，仿佛是铜盆底似的，别人称这块田叫做“水牢”，我们种这块田，便跌进“水牢”里去了。平常只要天稍微下一场雨，四周高田里的水就全部漏进“水牢”里去，“水牢”里水满，稻根就要发烂。较干的年成，我们是丰收，平常的年成，人家收一石，我们只好收五斗。可是地主吴小澜的租米，每年一式却一颗少不得。八亩六分田，要缴廿四块钱的租，折合大米四石。我们每年拿全部收入去缴租，每年不够头，因此，种这块田就像欠了孽债，还不清，还不完。
因为种田背债，家中一年到头没吃，爷就只好外出做长工，爷和娘在家里种田，这样一家子生活，才算是勉强混过去。有一年，地主吴小澜派人来和我的爹讲，来的人说：“吴老板那边缺少一个长工，最好由你家出一个人，一年工价十八块，钱从租米里扣，以后你家每年只要还六块钱的租就是了。”爹和爷一商量，决定由爹去做长工，爷在家种田，爹说：“拿聋子，换哑巴，横竖我家跑不掉一个长工，我去就我去。”爷在家种田，这块瘟命的“水牢”真是种不好，年成坏起来，连六块钱地租也缴不起。要缴租，便只好忍眼看一家人挨饿。爷的心苦极了。有一年，因为租缴不出，地主派了人来，把爷背到衙门里吃官司，坐了几天牢，后来还是由爹向地主磕头求饶，人才放出来。由此，爷的心情也变了，爷常一个人拄着泥锹对田说：“要你，我受苦，不要你，我也受苦。”
到我七岁的时候，爷死了。爹回不转来，因活不了口，娘就带我和童养媳妇一齐到湖州去。娘在丝厂里做工做了五年，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才又回到家里。到了我十五岁，娘也死了，爹一直还在地主吴小澜家做长工，爹回不转家是为了欠地主十八块钱的租。
因为爹不回来，我自己人太小，当不了这份家。在我十五岁的时候，便到马家圩去做长工，一年赚十块钱。长工一直做到我十七岁，爹才从地主家走回来。
屈指一算，爹在地主家做工做了十八年。人做老了，眼也做瞎了。地主对爹说：“吃麸的瞎驴能推磨，你现在可以回去养老啦！”我这个在地主眼睛里连“瞎驴”都不如的爹便只好转家来。爹刚一到家，地主就派人来说：“你阿爹的眼瞎啦！老板说：你家过去六块钱的租，本应该还原到廿四块，现在看你家人残废了，还廿块吧！”自此以后，我歇了长工，回家陪伴我的爹，自己种田的经验也一天一天丰富起来。有一天我对爹说：“地主的田说是八亩六，怎的我看来看去却没有？”爹叹口气说：“农民种地主的田，那里有个十成田？他的八亩六分田，中间夹块芦塘就是一亩六，实田只有七亩。你爹不是不知道这回事，无奈穷人没田种的苦，千刀万砍也只好挨住受。”听了爹这些话，我气得哭起来。我望着这个做了地主几十年牛马的爹，他怎肯把地主做好的绳扣套上自己的头，我这回才知道了原来是我们穷人没田种的苦。
我以后就下愿心努力种田，爹到民国廿二年就死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我未婚的媳妇，我们两个干活在一起。两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我们的田就种得更出色了。到廿五年，我们才结了婚。地主看我们有钱结婚，他接着做的就是加租。以后，随我们怎么苦，苦来苦去还是为了地主，我们又回复到我阿爹、阿爷过去的那样的苦日子。
到了民国卅六年。地主突然跑来对我说：“富林，我这块田要卖。”我问他卖给谁，他说：“卖给你。”我说：“吴老板，别拿我开玩笑，我家中存不住隔宿钱，那有力量买你的田？”地主说：“你不买也好，反正我要卖这块田。我把他卖给别人，这块田就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看你还能安稳的种这块田吧！”我吓慌了，我想：田是从阿爹手里传下来的，自己手里也种了廿年，庄稼人那个不把田当着宝贝，这块田虽然差，丢掉也舍不得，丢掉又没田种。我晚上同老婆一商量，老婆说：“地主死下心来要我们买他的田，不买也要买，还是拼着买下吧！”
我买下这块田，借下了四石多米的高利贷，一年利钱要还三石米，我年年还，年年还不清。一直到现在，我还欠人家三石多米。我常打比喻说：“这是地主留给我的一个刺，我年年碰着他就年年痛。现在好了，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我们马上要实行土地改革，我下决心要把土改工作做好，拔掉我这最后的一根刺，也叫旁的农民兄弟大家翻身，不再受地主的欺。”
（一九五O年九月十三日“苏南日报”）
钱老太的血泪仇
安民
钱老太是住在无锡县查桥乡石地埭桥，今年有七十六岁了，但她丈夫钱阿狗及儿子死时的惨景，她仍是丝毫没有忘记的，每当有人提起这些事时，她总是止不住眼泪直流！
她的家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有四、五口人，没有一分田是属于她自己的，总共种有租田四亩，其中有一亩四分是向地主华寿昌租种的，民国十六年，突然他的田改名为“学田”了。每当收租季节，就有伪县政府的差船从城里开到乡下来，华寿昌的狗腿子，就纠合几个差人，挨户到佃户家去逼租，不但一颗租米不能短欠，狗腿子上了大门，还要勒索“差费”、“跑钱”，还说这是县里的规矩，谁都少不了。钱老太谈到这些狗腿子，她说：“那时候，看到他们恶狠狠的嘴脸，就要发抖。”
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每年都变成一场空，平时日子，农民日子难过，很止就巴望着田里的稻快些熟，可以早收下来糊口。但是每当稻麦登场，这些狗腿子差人，就拿着扁担和布袋来了，在歉收的年成，他们甚至把稗子和糠栖都挑了去。劳苦的农民又没办法，只有饿着肚子另想别法。有一年，钱阿狗欠了几斗“学田”租米，从此，华寿昌就年年收陈租，明明新租陈租都还了，但不知他如何算的账，陈租总是还不完。
“在阿狗四十几岁的一年，是冬天十二月里。”钱老太讲到她丈夫死的事情了：“听说差船来了，阿狗就想法借钱还租，困难的就是借勿着。穷人道里都没这个力量，阿狗被弄得手足无措，只少一个地洞可以钻进去，隔一天，差人来第二趟了，阿狗向他们乞求，他说：‘先生……实在难借，呒没办法。’话才刚说出，差人就把阿狗押到石埭桥街上茶馆里去了，地主的账房夏继培等正坐在茶馆里等着。他们威胁阿狗说：‘如果没有租米，马上把你锁起，押你到县里去。’”钱老太当时也是在茶馆里的，她说：“我们穷苦种田人，从来不敢上城的，要押到县府上去，事体还得了？！于是阿狗只得当众说：‘我一定还租，回去先借十块银元来交。’这样，狗腿子才放了他回来再撞门路
是太阳偏西的辰光了，我想可坐在家里不做事体更不行，于是出去砍些枯柴回来烧饭吃，可是砍了一捆柴回家，要走进房门时，觉得房门难推开，我放下了柴，用力把门推开了，看见阿狗挂在门档上，吓得我一跳，啊的一声退了两步，即刻就拉着他哭不出声来，他死了，就这样丢掉我俚老老小小。”
后来挤了一屋子的亲邻们，大家都是泪汪汪地，有的说：“扛到石埭桥去给狗腿子瞧瞧，人也给他们逼死了，还怕什么？”有的又说：“不要再去找虱放在头里钻，他们是有势力的，拼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就葬了死人吧。”我自己拿不定主意，最后硬鼓起勇气到石埭桥去找狗腿子，他们看见了我就骂：“你来做啥？人家锁在这里的也没有寻死，他倒寻死了，有啥用呢？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那能受得住这些话，眼泪像丝一样的直抛。”
地主搜括农民是最贪婪的，第二年，地主和狗腿子又来收陈租了，钱老太又继续说到她儿子死的情形：“那时我儿子只有十六岁，女儿十三岁，还要侍养一个祖父，家里生活靠我同女孩子帮佣来贴补，顶急坏人的是算来算去还不清的陈租，这种罪孽，终无出头日子。隔三四年儿子大了，追陈租又是迫人命的。我的儿子常常被他们带了链条、锁铐，拉来拉去，年轻人那里经得住这些折磨，一年到头苦，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气，隔几年，我的儿子也就又气又病的死了！”
地主逼租把钱老太害得家破人亡，他自己再也不能在乡下活下去了，于是出外帮佣，一共有卅六年，半世吃了人家的饭，他的女儿自己也无法养大，从小就送出去做丫头，给人家不当人看待，跟着爷娘一同受罪，钱老太很愤怒的说：“为什么我俚穷人过的日子，比牛马还不如。”她讲到这里，眼泪已流满了脸，话也断断续续的不容易接上了。
晓得要土地改革了，钱老太才高兴地说：“以后，这种日子不会有了！”
（一九五O年八月十日“苏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