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王子 - 2015/2/1 0:24:57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关键在何处？
——观电视剧《毛泽东》有感
作者：一息尚存 发布时间：2014-01-15
二○一三年，是毛泽东诞辰的第一百二十周年。在这一年，不仅中央的七名常委在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到来的这一天，全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召开了座谈会并由习总书记发表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讲话。而且我国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更是纷纷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各类媒体也纷纷发表了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和影视作品。直到目前，电视剧《毛泽东》还正在热播之中。
到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栏目中，已经播出了二十八集。而在目前已经播出的这部分中，尽管已经生动地再现出了毛泽东早年的革命经历和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但由于其中借《毛泽东》而达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并掩盖真正历史的成分过多，因而在带给人太多感慨的同时，也人为地制造或是加剧了不少的历史谜团。
《毛泽东》这部电视剧，直到拍摄到第二十六集时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都已经开过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出现。这个人，就是陈云。尽管陈云在长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但当时陈云在党内的地位却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是与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张国焘和项英等在党内占同等重要地位的七名书记处书记、也就是常委之一。
在长征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此时，距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了。由于当年中国革命的复杂多变和艰难万险，特别是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因而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变化极大。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顾作霖。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七名书记处成员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王明，张国焘，陈云。政治局委员中，随同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而常委中参加长征的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陈云。因此《毛泽东》这部电视剧在已经都拍摄到了第二十六集的时候，却将陈云丢下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但是这么做，可能也不会编导人员故意的。解放后，陈云就否认自己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朱德和王稼祥也都说自己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被选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前几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多家网站上，曾经纷纷刊登过《夫人朱仲丽解密：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口吻这样写到：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它是在我与稼祥结婚二十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解答。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说：“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祥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关键一词，只能用来比喻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它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关键就如同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的一根稻草;就是两军对垒且势均力敌的时候，突然出现的生力军。
遵义会议是党中央在长征途经遵义的时候，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可以与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相提并论。但是遵义会议的重要作用，却要远远地超过党的一大。没有一大的召开，中国人只不过还如以前一样继续做奴隶而已。然而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那么中国将增加多少的冤魂，中华民族将失去更多的精华。
由于是扩大会议，所以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除了当时在场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林彪与聂荣臻，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彭德怀与杨尚昆，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的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据邓小平后来自己所说及陈云和杨尚昆含含糊糊地证实，邓小平也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是不管有他没他，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遵义会议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有投票权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这七名政治局委员。正是这七个人，才改变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而遵义会议之所以改变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因为选举了毛泽东为政治局的常委并决定全军从此开始服从毛泽东所制定的军事决策。而王稼祥的一票，就是像毛泽东所说的“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那样，就是在投票表决毛泽东是否可以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决定全军是否应该服从毛泽东所制定的军事决策时，投给了毛泽东。
历史的确如此，正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获胜了，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力挽狂澜，从而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如果遵义会议选举时的情况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既然有毛泽东这个获胜者，那么肯定也就会有失败者。
博古是遵义会议的失败者，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博古是如何在选举中失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几十年之后，都还能充满自豪地宣称：“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上有表决权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这七名政治局正式委员。在投票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如果全体一致，那么王稼祥的这一票，也就算不得是什么关键了。而只有在选举时产生了分歧并且几乎还势均力敌，所以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够成为关键。
遵义会议的选举过程中，王稼祥肯定是举手支持毛泽东了。而毛泽东也肯定会举手支持自己。这绝不是毛泽东不谦虚，而是当年中国革命所处的那种绝境，不容许毛泽东谦虚。下一位举手支持毛泽东的，应该是张闻天。呼吁召开遵义会议，张闻天不仅出力最大，而且还更是在会上作了有力批驳博古的反报告。所以无论是真心从为了中国革命着想，还是由于与博古撕破脸面而没有了退路不得不孤注一掷，张闻天都会举手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上，博古是毫不隐晦他对毛泽东的反对的。因此在选举时，博古肯定是不会举手的。所以当选举出现了二比一的情况时，如果此时王稼祥举手支持毛泽东，那也算不上是关键。真实的情况只能是选举在进行到这个时候，除了博古之外，还一定有人没有举手。这些人是谁呢?肯定有一人是陈云。
陈云一九○五年出生在上海郊外的青浦县，自幼家境贫寒。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其舅父抚养长大。一九一九年，陈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后当店员。一九二五年，陈云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陈云开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临近隐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的缘故，所以才到一九三○年的九月底，在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被增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而三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王明等人开始把持党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被指定为了中央委员。尤为突飞猛进的是，刚到九月，在决定了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和周恩来又指定陈云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委员之一。一九三二年三月，陈云又成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陈云从参加革命到入党，从入党到成为党中央的常委，连头带尾都算上，才不过八年的时间。而此时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还更是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亲手开辟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仅仅是一名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而陈云在党内地位的擢升，完全是由于攀附上了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缘故。因此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是完全可能的。也只有在选举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够成为关键。
分析完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陈云在选举中的表现，再来分析一下周恩来和朱德在遵义会议上选举过程中的表现。如果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在遵义会议上毫无保留且有积极主动地支持毛泽东。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五比二的绝对优势。因此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那一票，还成为不了关键的一票。而只有在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中，出现了一人支持毛泽东，一人表示不支持而双方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那一票，才会成为关键的一票。而周朱二人，是谁能支持了毛泽东?谁有没有表示呢?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不仅做了检讨军事路线错误的副报告，而且还更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时，周恩来不仅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而且还更是听取了毛泽东转道贵州的建议。因此在遵义会议选举时，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可能性，要大于朱德。
无论是影视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史料，都没有表示过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如何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在清算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遵义会议上，身为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不仅没有对自己的一句检讨，而且还只是极不负责地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了。”
尽管自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之后，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始终掌握在周恩来和一九三三年之后到了中央苏区的博古以及更后来的李德的手中。但是与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层不同，身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却始终身在在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层之内。因此朱德不应该为中央苏区的丢失和红军的惨败承担一点责任?能够摆脱为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抬轿子、吹喇叭并排挤毛泽东的嫌疑?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可能性，要小于周恩来。就是因为这些，所以毛泽东才会这样对贺子珍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的选举进行到这个时候，场上了出现了三比三的势均力敌的僵局，关键的时刻，王稼祥举起了他投向毛泽东关键一票的那只手。只有这样，王稼祥的这一票才能成为关键的一票。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还都没有忘记。
王稼祥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曾经打击排挤过毛泽东，从而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全军出过大力。然而王稼祥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一票，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从而成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在电视剧《毛泽东》里歌颂一下王稼祥等人，也无大碍。然而如果只歌颂不检讨，也不是真正地总结历史。虚无历史当然不对，这样对我们这个党，对我们这个国家，甚至对我们中国民族都没有益处。可是为尊者讳而掩饰历史，同样也不对。这样会使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由于无法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从而成熟起来。当年从苏联回国而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比起来只能算是毛孩子的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却不仅竟然就能统治全党，而且时间还更是长达四年之久。从而给全党和全军及根据地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不必要的牺牲，差点就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共产党，葬送了中国革命。对此，以往的总结多是以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不成熟而不能独自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独自养活自己，所以由于只能靠苏联提供经费而不得不听命于苏联人而一笔带过。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难道组成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也处在幼年不成熟?可是同为共产党人，为什么毛泽东就能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创建红军并开辟根据地，从而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为隐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提供经费。而其他人却不仅做不到这些，甚至就连认识到毛泽东探索出来的这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样的能力都不具备，最后还得蒋介石用“棍棒”来告诉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境界相差太大。
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由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更离不开聚沙成塔而人多力量大的这个因素。而当年为了聚集革命的力量，毛泽东将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儿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其他的那些重要领导人，又有几人将自己的亲人也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当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又有多少包括像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这样情操高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亲属领到北京，甚至是领到了中南海里来享福。仅朱老总一人，就把他哥哥姐姐的儿子、女儿，甚至是孙子、孙女共计十五六个，领进了中南海。
在二○一二年第七期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朱老总的儿媳赵力平口述，由周海滨整理的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赵力平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七百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在同一篇文章里，赵力平也说到了“爹爹家”生活困难的原因有二：“一是朱老总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比党政干部高出许多的达七百元元帅的工资。二是朱老总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二十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朱老总位居共和国十元帅之首，却由于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并不顾家庭生活的实际困难而坚决不拿元帅的高工资，反映出了朱老总的高风亮节;一直不忘家乡的兄弟，更是体现出了人间的亲情。对于兄弟们的困难，朱老总如果也能像毛泽东那样用自己的工资收入补贴一下，当然是一件极好的事。然而朱老总所做的，却是“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虽然每个兄弟家的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朱老总是要个人承担费用的。但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学生读书的费用，却大多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个人负担不了多少。因此朱老总“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的这种做法，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无异于就是利用权力挤占了公共资源。而同样的事情，在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不是彭老总的缘故，彭老总的侄女彭钢能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纪检部长和全国妇联的副主席;没有彭钢的因素，彭老总的两个死于一九四○年的弟弟，能直到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年为了给中国革命聚集力量，毛泽东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儿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朱老总却把自己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后代接到中南海享福。每每想到这里，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止。周总理和朱老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两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领袖，是万众景仰的民族英雄。然而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其思想境界与毛泽东，尚且都有如此的差距。
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遭受那么多的挫折，就是由于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批中国共产党人中，绝大多数的人的认识能力太低才造成的。今天，是伟大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第七十九周年纪念日。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当时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人物从此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并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此毛泽东才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近年来以张闻天后来的秘书何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由于遵义会议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是张闻天，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种认识是机械的而不是辩证的，最高领导地位与最高职务，可以不是一码事。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党的六大上选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先是向忠发，后是博古，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掌握党的领导权的却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和王明。……
当年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像遵义会议这样具有决定性转折作用的会议召开，是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毛泽东等人所开辟的大好革命事业领入了绝境并更是葬送中央苏区以及差点就葬送了中央红军。而当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是因为蒋介石的穷追猛打，使像周恩来和王稼祥、张闻天等这样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正确，认识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能打败蒋介石。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为最初目的的中国革命，不打败蒋介石就无法胜利。所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多数人这才在遵义会议上，请出了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所以，是历史、是人民、是中华民族选择了毛泽东。
当年像博古和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等那样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通过理论教育，就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开辟出来的这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在腐朽的儒家文化中浸泡得太久。没有形式逻辑但却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使人的感性认识无法上升为理性认识。而这些人正是由于只具有感性认识的能力，所以才会被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所强烈吸引。因而这才不仅强烈地排斥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把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当做是教条，原班原样地搬到了我们中国。而也正是由于腐朽的儒家文化没有形式逻辑而又只有实用主义，所以在非常讲求孝的儒家文化主导下的我们这个民族，却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也正是蒋介石用远比棍棒更为严厉的枪炮和刺刀所制造的血腥杀戮，才把像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和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逆子，教育成了中国人民的孝子。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有多种，既有优秀的，也有恶劣的;有既有孝子，也有逆子。就是因为囿于产生不了理性认识的腐朽的儒家文化的束缚，所以这才导致了我们中国人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而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又是造成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造成生活在我国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悲惨命运的总的根源。因此可以说，蒋介石才是中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佳辅导员。仅仅在三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不对毛泽东的“修正主义分子上台，中国人民就要再次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的谆谆告诫置若罔闻。因而这才对华国锋篡党夺权的卑鄙行为不仅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再次二遍苦与再遭二茬罪”的开始，不仅没有进行丝毫的抵制，反而还跟着欢天喜地地庆祝什么“粉碎四人帮”，跟着载歌载舞地欢呼什么“十月的春雷”，尤其是还跟着喝起了什么“舒心的美酒”。可是当我们中国人刚刚喝完了“浓又美”的“舒心的美酒”之后，不仅那些只是工农大众的中国人的命运就开始了改变，而且就连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也开始了改变。直到今天，还有这样一个当年劳动人民群众热烈庆祝“四人帮”被“粉碎”时的场景时常就会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一队身着艳丽的服装，腰间系着彩带，面容姣好的女青年，兴高采烈地扭着秧歌，脸上还洋溢着欢快的笑。她们的美丽，撩动得正处于青春期的我，内心躁动了许久。一晃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是当上了大款?还是傍上了大款?
当年毛泽东之所以冒着自己将会被打得粉碎的危险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革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命，就是为了彻底铲除只能产生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邪恶理论的儒家文化，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就是为了纯洁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就是为了彻底拯救我们中华民族。然而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的懦弱，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刚刚逝世后立即就被迫结束了。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半途而废且又遭到了疯狂地报复和至今仍未休止的妖魔化，因而有的中国人这才不仅又找回了原先的麻木与冷漠，而且还更是走向了邪恶。因此，如果不能彻底铲除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中华民族就只能是自动走向灭绝。
人的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境界与胸怀情操等，只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社会实践，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哺育。因此民族的文化，决定着民族的命运。而真正地总结出的民族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自儒家文化成为了我国这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后，自儒家思想成为了我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之后，我们中国人就丧失了正确总结历史的这个能力。歪曲的历史造成了文化的歪斜，歪斜的文化又导致了社会现实的歪曲与虚假。所以除了短短的毛泽东时代，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现实，实际上就是一场场连续上演的假面舞会。而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更为严重。
早在上个世纪的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他的《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这样写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所说的这个现象，用在像王明等这样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身上，实在是太恰如其分了。当年王明等“二十八个半”，依仗由于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苏联人的怀抱从而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于是便夺了毛泽东培育的革命成果然后使劲享用并糟蹋。而在葬送了毛泽东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后，又“造出”了去和贺龙、王震、肖克等所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这个“奇妙的逃路来”。而在几乎又要葬送毛泽东所亲手建立的红军的时候，由于又因为曾经支持了毛泽东再去培育革命成果，从而使自己不仅仍然能够继续享用毛泽东再次培育出的革命成果，而且还一个个都荣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
当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为王明等“二十八个半”抬轿子、吹喇叭并协助“二十八个半”将毛泽东逐步排挤出红军的军事指挥层的过程中，除了明睁眼漏的项英和任弼时及顾作霖之外，如果谁在党内的地位、尤其是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之后的党内地位越来越高，那么谁出的力气和所起的作用肯定也就会越大。而陈云在党内地位的擢升，不过就是因为攀附上了王明而并非是由于其为革命建立了多少功勋。因此，对于王稼祥、张闻天和陈云等人，不管是别人为其所写的个人传记，还是在逝世后或是彻底平反时所得到的悼词以及官方评价，对他们这段革命经历的记述，除了所任职务和一些总结性、概括性和溢美性的虚词与假话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也正是由于党内地位擢升的并不光彩，所以后来陈云这才要否认他曾经担任过王明集团把持全党时的那个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而王稼祥也说自己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不仅更是没有必要，而且也更隐瞒不了。如果他只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候补委员，那么哪里还能有行使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巨大荣耀的那“关键一票”的权力。
至于有人怀疑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这个问题，这种怀疑是毫无道理的。尽管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对于邓小平本人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据记载，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之后，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在党内的发言权。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由于跟着他在苏区挨整，所以长征途中就只能“跟着走”而缺少为革命建功立业机会的邓小平，于是便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而据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并且后来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又成为了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回忆：当时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唯一工作，就是负责中央领导的日常生活。从工作性质来分析，邓小平极有可能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后召开了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不可能不喝茶饮水。而一场如此重要的会议，由警卫员出入会场也不方便。于是，端茶送水倒痰盂的这项工作，可能就是由负责中央领导人日常生活的邓小平来做的。跑累了，在会场上的门边窗下、犄角旮旯里坐一坐，也不为过。而哪一位领导人，也不可能因此就把邓小平给撵出去。所以，如果以在会场上出现过就应该算是会议的参加者这个标准来论，那么对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还应该有什么怀疑吗?可能就是因为有碍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所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朱德等人都去世之后，当有人在向陈云和杨尚昆求证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和杨尚昆的回答才会如此地含含糊糊。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本人早就做了明确的回答。当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邓小平的那个女儿在和邓小平一起观看历史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曾经非常天真地询问邓小平在长征途中都做了些什么时?邓小平的久经风霜的那张脸，立刻就红了，扭捏了一会，才极不情愿地回答到：“跟着走”。如果邓小平在当时是一个像王稼祥那样有表决权的人，至于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能否毫不犹豫地把关键的一票投给毛泽东，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在回答女儿的询问时，邓小平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举过手!”
无耻的逻辑，必然会造就了一个无耻的社会。一个无耻的社会，民族的道德体系岂能不崩溃。一个连民族的道德体系都崩溃了的民族，是走不到未来的。因此中华民族若想走向未来，那就只有迅速地重新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民族道德体系。而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离不开构建起一种良好的民族文化。可是一部良好民族文化的构建，更离不开一部真正的民族历史。
当年中国革命用它的艰难曲折和那些不必要付出的鲜血及生命的沉痛代价，当年的像王稼祥、张闻天、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那样所有的革命者用他们的革命经历和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所有成就，共同向世人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绝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乃至为全人类所奉献的超凡智慧，就是毛泽东心系全天下人民的崇高情怀。当然，还有包括奉献出了七位亲人的生命在内的那样肯于奉献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观电视剧《毛泽东》有感
作者：一息尚存 发布时间：2014-01-15
二○一三年，是毛泽东诞辰的第一百二十周年。在这一年，不仅中央的七名常委在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到来的这一天，全体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召开了座谈会并由习总书记发表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讲话。而且我国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更是纷纷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各类媒体也纷纷发表了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和影视作品。直到目前，电视剧《毛泽东》还正在热播之中。
到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栏目中，已经播出了二十八集。而在目前已经播出的这部分中，尽管已经生动地再现出了毛泽东早年的革命经历和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但由于其中借《毛泽东》而达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并掩盖真正历史的成分过多，因而在带给人太多感慨的同时，也人为地制造或是加剧了不少的历史谜团。
《毛泽东》这部电视剧，直到拍摄到第二十六集时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都已经开过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没有出现。这个人，就是陈云。尽管陈云在长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但当时陈云在党内的地位却很重要。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是与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明、张国焘和项英等在党内占同等重要地位的七名书记处书记、也就是常委之一。
在长征之前的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此时，距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了。由于当年中国革命的复杂多变和艰难万险，特别是总书记向忠发的被捕叛变，因而导致党的领导层的变化极大。所以在六届五中全会上，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项英，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朱德，顾作霖。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七名书记处成员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王明，张国焘，陈云。政治局委员中，随同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而常委中参加长征的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与陈云。因此《毛泽东》这部电视剧在已经都拍摄到了第二十六集的时候，却将陈云丢下了，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但是这么做，可能也不会编导人员故意的。解放后，陈云就否认自己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朱德和王稼祥也都说自己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被选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前几年，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多家网站上，曾经纷纷刊登过《夫人朱仲丽解密：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口吻这样写到：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它是在我与稼祥结婚二十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解答。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说：“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祥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关键一词，只能用来比喻事物最关紧要的部分。它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关键就如同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的一根稻草;就是两军对垒且势均力敌的时候，突然出现的生力军。
遵义会议是党中央在长征途经遵义的时候，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可以与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相提并论。但是遵义会议的重要作用，却要远远地超过党的一大。没有一大的召开，中国人只不过还如以前一样继续做奴隶而已。然而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召开，那么中国将增加多少的冤魂，中华民族将失去更多的精华。
由于是扩大会议，所以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除了当时在场在位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林彪与聂荣臻，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彭德怀与杨尚昆，红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的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据邓小平后来自己所说及陈云和杨尚昆含含糊糊地证实，邓小平也参加了遵义会议。但是不管有他没他，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遵义会议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只是有投票权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这七名政治局委员。正是这七个人，才改变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而遵义会议之所以改变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是因为选举了毛泽东为政治局的常委并决定全军从此开始服从毛泽东所制定的军事决策。而王稼祥的一票，就是像毛泽东所说的“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那样，就是在投票表决毛泽东是否可以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决定全军是否应该服从毛泽东所制定的军事决策时，投给了毛泽东。
历史的确如此，正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获胜了，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力挽狂澜，从而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如果遵义会议选举时的情况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既然有毛泽东这个获胜者，那么肯定也就会有失败者。
博古是遵义会议的失败者，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博古是如何在选举中失败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几十年之后，都还能充满自豪地宣称：“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上有表决权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毛泽东和朱德这七名政治局正式委员。在投票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时，如果全体一致，那么王稼祥的这一票，也就算不得是什么关键了。而只有在选举时产生了分歧并且几乎还势均力敌，所以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够成为关键。
遵义会议的选举过程中，王稼祥肯定是举手支持毛泽东了。而毛泽东也肯定会举手支持自己。这绝不是毛泽东不谦虚，而是当年中国革命所处的那种绝境，不容许毛泽东谦虚。下一位举手支持毛泽东的，应该是张闻天。呼吁召开遵义会议，张闻天不仅出力最大，而且还更是在会上作了有力批驳博古的反报告。所以无论是真心从为了中国革命着想，还是由于与博古撕破脸面而没有了退路不得不孤注一掷，张闻天都会举手支持毛泽东。
遵义会议上，博古是毫不隐晦他对毛泽东的反对的。因此在选举时，博古肯定是不会举手的。所以当选举出现了二比一的情况时，如果此时王稼祥举手支持毛泽东，那也算不上是关键。真实的情况只能是选举在进行到这个时候，除了博古之外，还一定有人没有举手。这些人是谁呢?肯定有一人是陈云。
陈云一九○五年出生在上海郊外的青浦县，自幼家境贫寒。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其舅父抚养长大。一九一九年，陈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当学徒，后当店员。一九二五年，陈云参加了“五卅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陈云开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由于临近隐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的缘故，所以才到一九三○年的九月底，在六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就被增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而三个多月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王明等人开始把持党中央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又被指定为了中央委员。尤为突飞猛进的是，刚到九月，在决定了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之后，王明和周恩来又指定陈云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六位委员之一。一九三二年三月，陈云又成为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陈云从参加革命到入党，从入党到成为党中央的常委，连头带尾都算上，才不过八年的时间。而此时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还更是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亲手开辟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仅仅是一名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而陈云在党内地位的擢升，完全是由于攀附上了王明等“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缘故。因此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博古，是完全可能的。也只有在选举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稼祥的一票，才能够成为关键。
分析完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和陈云在选举中的表现，再来分析一下周恩来和朱德在遵义会议上选举过程中的表现。如果周恩来和朱德二人在遵义会议上毫无保留且有积极主动地支持毛泽东。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五比二的绝对优势。因此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那一票，还成为不了关键的一票。而只有在周恩来和朱德二人中，出现了一人支持毛泽东，一人表示不支持而双方形成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那一票，才会成为关键的一票。而周朱二人，是谁能支持了毛泽东?谁有没有表示呢?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不仅做了检讨军事路线错误的副报告，而且还更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召开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时，周恩来不仅邀请了毛泽东参加，而且还更是听取了毛泽东转道贵州的建议。因此在遵义会议选举时，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可能性，要大于朱德。
无论是影视文学作品，还是真实的史料，都没有表示过朱德在遵义会议上如何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过什么样的斗争。在清算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遵义会议上，身为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不仅没有对自己的一句检讨，而且还只是极不负责地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了。”
尽管自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之后，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始终掌握在周恩来和一九三三年之后到了中央苏区的博古以及更后来的李德的手中。但是与毛泽东被彻底排斥出了红军的军事指挥层不同，身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却始终身在在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层之内。因此朱德不应该为中央苏区的丢失和红军的惨败承担一点责任?能够摆脱为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抬轿子、吹喇叭并排挤毛泽东的嫌疑?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可能性，要小于周恩来。就是因为这些，所以毛泽东才会这样对贺子珍说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的选举进行到这个时候，场上了出现了三比三的势均力敌的僵局，关键的时刻，王稼祥举起了他投向毛泽东关键一票的那只手。只有这样，王稼祥的这一票才能成为关键的一票。以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还都没有忘记。
王稼祥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曾经打击排挤过毛泽东，从而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全军出过大力。然而王稼祥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一票，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从而成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在电视剧《毛泽东》里歌颂一下王稼祥等人，也无大碍。然而如果只歌颂不检讨，也不是真正地总结历史。虚无历史当然不对，这样对我们这个党，对我们这个国家，甚至对我们中国民族都没有益处。可是为尊者讳而掩饰历史，同样也不对。这样会使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由于无法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经验教训从而成熟起来。当年从苏联回国而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比起来只能算是毛孩子的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却不仅竟然就能统治全党，而且时间还更是长达四年之久。从而给全党和全军及根据地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不必要的牺牲，差点就葬送了红军，葬送了中国共产党，葬送了中国革命。对此，以往的总结多是以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不成熟而不能独自选择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独自养活自己，所以由于只能靠苏联提供经费而不得不听命于苏联人而一笔带过。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成熟，难道组成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也处在幼年不成熟?可是同为共产党人，为什么毛泽东就能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创建红军并开辟根据地，从而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能为隐藏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提供经费。而其他人却不仅做不到这些，甚至就连认识到毛泽东探索出来的这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样的能力都不具备，最后还得蒋介石用“棍棒”来告诉他们。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与毛泽东的境界相差太大。
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由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更离不开聚沙成塔而人多力量大的这个因素。而当年为了聚集革命的力量，毛泽东将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儿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其他的那些重要领导人，又有几人将自己的亲人也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当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又有多少包括像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这样情操高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亲属领到北京，甚至是领到了中南海里来享福。仅朱老总一人，就把他哥哥姐姐的儿子、女儿，甚至是孙子、孙女共计十五六个，领进了中南海。
在二○一二年第七期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由朱老总的儿媳赵力平口述，由周海滨整理的题为《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赵力平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七百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在同一篇文章里，赵力平也说到了“爹爹家”生活困难的原因有二：“一是朱老总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比党政干部高出许多的达七百元元帅的工资。二是朱老总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糊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无力让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过完春节，爹爹几个兄弟妹妹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们，陆陆续续送到北京。在安顿好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妈妈又按照爹爹的吩咐，为他们一一联系好入读的学校或幼儿园。如此一来，有十五六个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二十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朱老总位居共和国十元帅之首，却由于不在军队中担任实际职务并不顾家庭生活的实际困难而坚决不拿元帅的高工资，反映出了朱老总的高风亮节;一直不忘家乡的兄弟，更是体现出了人间的亲情。对于兄弟们的困难，朱老总如果也能像毛泽东那样用自己的工资收入补贴一下，当然是一件极好的事。然而朱老总所做的，却是“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虽然每个兄弟家的孩子到北京来读书，朱老总是要个人承担费用的。但是在毛泽东的时代，学生读书的费用，却大多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个人负担不了多少。因此朱老总“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的这种做法，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无异于就是利用权力挤占了公共资源。而同样的事情，在周总理和彭老总的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不是彭老总的缘故，彭老总的侄女彭钢能当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纪检部长和全国妇联的副主席;没有彭钢的因素，彭老总的两个死于一九四○年的弟弟，能直到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当年为了给中国革命聚集力量，毛泽东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和儿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朱老总却把自己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后代接到中南海享福。每每想到这里，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唏嘘不止。周总理和朱老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两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领袖，是万众景仰的民族英雄。然而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其思想境界与毛泽东，尚且都有如此的差距。
当年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会遭受那么多的挫折，就是由于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那批中国共产党人中，绝大多数的人的认识能力太低才造成的。今天，是伟大的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第七十九周年纪念日。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当时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人物从此开始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并开始自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因此毛泽东才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近年来以张闻天后来的秘书何方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由于遵义会议后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是张闻天，因此，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种认识是机械的而不是辩证的，最高领导地位与最高职务，可以不是一码事。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党的六大上选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先是向忠发，后是博古，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掌握党的领导权的却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和王明。……
当年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像遵义会议这样具有决定性转折作用的会议召开，是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毛泽东等人所开辟的大好革命事业领入了绝境并更是葬送中央苏区以及差点就葬送了中央红军。而当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是因为蒋介石的穷追猛打，使像周恩来和王稼祥、张闻天等这样的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正确，认识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能打败蒋介石。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为最初目的的中国革命，不打败蒋介石就无法胜利。所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多数人这才在遵义会议上，请出了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所以，是历史、是人民、是中华民族选择了毛泽东。
当年像博古和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等那样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通过理论教育，就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开辟出来的这条革命道路是正确的道路?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在腐朽的儒家文化中浸泡得太久。没有形式逻辑但却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使人的感性认识无法上升为理性认识。而这些人正是由于只具有感性认识的能力，所以才会被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所强烈吸引。因而这才不仅强烈地排斥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把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当做是教条，原班原样地搬到了我们中国。而也正是由于腐朽的儒家文化没有形式逻辑而又只有实用主义，所以在非常讲求孝的儒家文化主导下的我们这个民族，却只能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也正是蒋介石用远比棍棒更为严厉的枪炮和刺刀所制造的血腥杀戮，才把像张闻天、任弼时、王稼祥和博古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逆子，教育成了中国人民的孝子。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中国人民的儿子有多种，既有优秀的，也有恶劣的;有既有孝子，也有逆子。就是因为囿于产生不了理性认识的腐朽的儒家文化的束缚，所以这才导致了我们中国人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而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又是造成我们中国人、尤其是造成生活在我国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悲惨命运的总的根源。因此可以说，蒋介石才是中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佳辅导员。仅仅在三十几年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无不对毛泽东的“修正主义分子上台，中国人民就要再次二遍苦，再遭二茬罪”的谆谆告诫置若罔闻。因而这才对华国锋篡党夺权的卑鄙行为不仅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再次二遍苦与再遭二茬罪”的开始，不仅没有进行丝毫的抵制，反而还跟着欢天喜地地庆祝什么“粉碎四人帮”，跟着载歌载舞地欢呼什么“十月的春雷”，尤其是还跟着喝起了什么“舒心的美酒”。可是当我们中国人刚刚喝完了“浓又美”的“舒心的美酒”之后，不仅那些只是工农大众的中国人的命运就开始了改变，而且就连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也开始了改变。直到今天，还有这样一个当年劳动人民群众热烈庆祝“四人帮”被“粉碎”时的场景时常就会出现在电视画面中：一队身着艳丽的服装，腰间系着彩带，面容姣好的女青年，兴高采烈地扭着秧歌，脸上还洋溢着欢快的笑。她们的美丽，撩动得正处于青春期的我，内心躁动了许久。一晃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是当上了大款?还是傍上了大款?
当年毛泽东之所以冒着自己将会被打得粉碎的危险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革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因素的命，就是为了彻底铲除只能产生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邪恶理论的儒家文化，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就是为了纯洁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就是为了彻底拯救我们中华民族。然而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的自私、因为我们的懦弱，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刚刚逝世后立即就被迫结束了。也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半途而废且又遭到了疯狂地报复和至今仍未休止的妖魔化，因而有的中国人这才不仅又找回了原先的麻木与冷漠，而且还更是走向了邪恶。因此，如果不能彻底铲除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中华民族就只能是自动走向灭绝。
人的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境界与胸怀情操等，只能是来自于自己的社会实践，来源于民族文化的哺育。因此民族的文化，决定着民族的命运。而真正地总结出的民族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自儒家文化成为了我国这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后，自儒家思想成为了我国的政治统治思想之后，我们中国人就丧失了正确总结历史的这个能力。歪曲的历史造成了文化的歪斜，歪斜的文化又导致了社会现实的歪曲与虚假。所以除了短短的毛泽东时代，整个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现实，实际上就是一场场连续上演的假面舞会。而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可以说是更为严重。
早在上个世纪的一九二五年，鲁迅在他的《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这样写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所说的这个现象，用在像王明等这样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身上，实在是太恰如其分了。当年王明等“二十八个半”，依仗由于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苏联人的怀抱从而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于是便夺了毛泽东培育的革命成果然后使劲享用并糟蹋。而在葬送了毛泽东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后，又“造出”了去和贺龙、王震、肖克等所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这个“奇妙的逃路来”。而在几乎又要葬送毛泽东所亲手建立的红军的时候，由于又因为曾经支持了毛泽东再去培育革命成果，从而使自己不仅仍然能够继续享用毛泽东再次培育出的革命成果，而且还一个个都荣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
当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为王明等“二十八个半”抬轿子、吹喇叭并协助“二十八个半”将毛泽东逐步排挤出红军的军事指挥层的过程中，除了明睁眼漏的项英和任弼时及顾作霖之外，如果谁在党内的地位、尤其是在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之后的党内地位越来越高，那么谁出的力气和所起的作用肯定也就会越大。而陈云在党内地位的擢升，不过就是因为攀附上了王明而并非是由于其为革命建立了多少功勋。因此，对于王稼祥、张闻天和陈云等人，不管是别人为其所写的个人传记，还是在逝世后或是彻底平反时所得到的悼词以及官方评价，对他们这段革命经历的记述，除了所任职务和一些总结性、概括性和溢美性的虚词与假话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也正是由于党内地位擢升的并不光彩，所以后来陈云这才要否认他曾经担任过王明集团把持全党时的那个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而王稼祥也说自己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不仅更是没有必要，而且也更隐瞒不了。如果他只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候补委员，那么哪里还能有行使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巨大荣耀的那“关键一票”的权力。
至于有人怀疑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这个问题，这种怀疑是毫无道理的。尽管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可能性很大，然而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对于邓小平本人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据记载，经过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之后，毛泽东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在党内的发言权。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忘记由于跟着他在苏区挨整，所以长征途中就只能“跟着走”而缺少为革命建功立业机会的邓小平，于是便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而据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并且后来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又成为了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回忆：当时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唯一工作，就是负责中央领导的日常生活。从工作性质来分析，邓小平极有可能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前后召开了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内，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不可能不喝茶饮水。而一场如此重要的会议，由警卫员出入会场也不方便。于是，端茶送水倒痰盂的这项工作，可能就是由负责中央领导人日常生活的邓小平来做的。跑累了，在会场上的门边窗下、犄角旮旯里坐一坐，也不为过。而哪一位领导人，也不可能因此就把邓小平给撵出去。所以，如果以在会场上出现过就应该算是会议的参加者这个标准来论，那么对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还应该有什么怀疑吗?可能就是因为有碍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所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朱德等人都去世之后，当有人在向陈云和杨尚昆求证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和杨尚昆的回答才会如此地含含糊糊。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本人早就做了明确的回答。当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邓小平的那个女儿在和邓小平一起观看历史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曾经非常天真地询问邓小平在长征途中都做了些什么时?邓小平的久经风霜的那张脸，立刻就红了，扭捏了一会，才极不情愿地回答到：“跟着走”。如果邓小平在当时是一个像王稼祥那样有表决权的人，至于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能否毫不犹豫地把关键的一票投给毛泽东，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在回答女儿的询问时，邓小平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举过手!”
无耻的逻辑，必然会造就了一个无耻的社会。一个无耻的社会，民族的道德体系岂能不崩溃。一个连民族的道德体系都崩溃了的民族，是走不到未来的。因此中华民族若想走向未来，那就只有迅速地重新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民族道德体系。而民族道德体系的重建，离不开构建起一种良好的民族文化。可是一部良好民族文化的构建，更离不开一部真正的民族历史。
当年中国革命用它的艰难曲折和那些不必要付出的鲜血及生命的沉痛代价，当年的像王稼祥、张闻天、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那样所有的革命者用他们的革命经历和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所有成就，共同向世人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绝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乃至为全人类所奉献的超凡智慧，就是毛泽东心系全天下人民的崇高情怀。当然，还有包括奉献出了七位亲人的生命在内的那样肯于奉献和敢于牺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