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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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百锶
说到曾山，人们更愿意谈起他的儿子——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曾山本人在中共党史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但曾山本来可以在中共领导层中更上一层楼，恰在此时，曾山突然去世，这一点鲜为人知。时也，命也！
以曾山的资历，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并不会使人意外。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曾山的简历：
曾山（1899—1972），原名曾如柏，1899年12月12日出生于江西吉安县白沙锦原曾家村。1926年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父亲曾采芹是清末秀才,年轻时曾在本村及邻村设馆教学。1925年，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的曾延生(曾山的哥哥)回家乡组织农民运动。1926年，曾山在家乡参加并领导了农民协会，十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前后，曾山的父亲曾采芹和弟弟曾柄生也都参加了中共。1927年12月，曾山参加了叶剑英和聂荣臻领导的中共“广州起义”，此后长期在中共江西根据地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委书记。在此期间,曾山父亲曾采芹、哥哥曾延生、嫂子蒋竟英、弟弟曾柄生先后死在国民党监狱里。毛泽东称赞曾家是“满门英烈”。 1931年，中共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曾山出任“中央农工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曾山又担任了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内务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下，在赣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游击队遭到失败，他流落到上海。幸好此时中共派陈云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重新接上“组织关系”。接着，曾山被派往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曾山于1937年11月从莫斯科经新疆飞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39年皖南事变后，曾山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长。1943年初，华中局派曾山到新四军七师指导工作。1949年1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兼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1952年10月以后，曾山调北京，先后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兼商业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等职，1960年11月23日，担任国务院内务部长。曾山是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委员。曾山于1972年4月16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曾山夫人邓六金（2003年去世） 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27位女红军战士之一。曾山有过两次婚姻，共有子女7人。
文革中，曾山受到冲击，但基本还是处于打而不倒的位置。虽然不能够正常工作了，但比起那些被定为“叛徒”，或认定有其他历史问题的部长们处境要好。那时，扣上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认定你有“历史问题”，那就真的完了。曾山没有被查出有什么历史问题，虽然靠边站了，但在中共“九大”上还是被选为了中央委员。我们无从知道曾山当时的心态。但那时的老干部大都认为，能够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属万幸，根本不敢去想自己还有可能被信任和得到重用。曾山应该也是这种想法。
曾山可能被得到重用的机遇出现在“9.13事件”之后。1972年1月，陈毅逝世。毛泽东亲自去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安抚一下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当然，也是想发出一个信号，要使一批老干部恢复工作。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对西哈努克亲王讲了一句话：我就这么一个亲密战友（指林彪－笔者注），他还跑了。以后看来，毛泽东这是正话反说，再联系到毛泽东特别参加在井冈山就和自己在一起的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本意可能是指，除了你林彪，“井冈山”这个“山头”我还是有很多“战友”的。显然，在重新使用老干部的问题上，毛泽东把自己的视线首先投注在了井冈山斗争时期属于“毛派”的那些老战友身上。曾山就是其中之一。
曾山和毛泽东认识很早，但毛泽东把曾山算作“毛派”，应该是从井冈山根据地打“AB团”到“富田事变”这段时期。
1929年11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刚刚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可以说，这是曾山第一次直接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但是毛泽东的决定却受到赣西南方面地方领导干部的抵制。
为了解决赣西南红军与地方领导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9 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江西吉安县陂头村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方面地方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份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等作为毛泽东的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史称“二·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士奇、曾山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清“AB团”的运动埋下了伏笔。会议上，毛泽东等人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会议给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了“富农份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2 月16日，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在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开始厉行肃清“AB团”。到了10月，在赣西南的三万多共产党员中，已有一千多人被开除党籍，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成“AB团”，一千多人被杀掉。对此，任赣西南苏维埃主席的曾山应该负有一定责任。
1930年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在他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中也展开“肃反”，代表赣西南中共党团机构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被诬陷为“AB团”首要人物。12月，毛泽东先后派遣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方面军秘书长古柏、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人去省行动委员会所在地富田。李韶九一到达富田随即把省行委和红20军8个主要领导人逮捕，经过残酷的严刑拷打，获得所谓其它“AB团”成员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内，抓获AB团120名，要犯几十名，并先后处决40多人。可是在他试图进一步逮捕红20军干部时，激怒了20军部份军官，他们率部队包围了富田，扣留了李韶九等人，释放了被捕同志。曾山得到消息后逃走。这就是中共党史上的“富田事变”。 以后，“富田事变” 以悲剧收场。事变发生后，事变领导人为了避免和总前委派来红军部队之间发生冲突将红20军向西移防，同时把扣留总前委派来肃反的人全部释放。事变领导人，20军团政委刘敌，给在上海的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了过激行动的错误，恳请处分。他们还委托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携带近万字事变详情报告前往上海中央汇报。 可是左倾的中央政治局将这一事变定性为“AB团”反革命暴动。在江西，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事变有着不同的态度，在指出事变领导人的严重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总前委过火的行为，认为应该以党内矛盾处理这一事件。可是这项决定很快就被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所推翻，政治局还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往江西苏区，撤销了项英的代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以后，红二十军主要干部被诱捕，排以上干部全部被处决。
正是这样一段历史渊源，毛泽东把曾山看成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派”干部。
毛泽东准备如何重用曾山？契机出现在1972年3月底。3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去世。由谁来接替谢富治公安部长的职位？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就此询问毛泽东。周恩来深知此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不敢贸然提出人选，采取了一动不如一静的态度，倾向于由军队调来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再说。毛泽东没有否决周恩来的意见，但却说了一句：“曾山怎么样？”这是周恩来万万没有想到的。那时，毛泽东一言九鼎。周恩来认为曾山即将成为未来的公安部长了。
如何使曾山有所准备？周恩来绞尽脑汁。虽然毛泽东这样提了，但毕竟没有最后敲定曾山就是公安部长。周恩来给曾山下了“毛毛雨”，要他出来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先在报纸上露露名字。曾山知道自己就要恢复工作了，非常高兴，不过，他还不知道自己就要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了。恰在此时，1972年4月6日，原八机部部长陈正人逝世。陈正人和曾山非常熟悉，曾山任赣西南苏维埃主席时，陈正人是赣南特委组织部长。两人都是井冈山这个“山头”的“毛派”干部。认真说起来，陈正人与毛泽东的私交更深一些，特别是陈正人和贺子珍一家关系特别好。文革前，在北京，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结婚后于江青不和，搬出了中南海。以后，李敏“坐月子”，就住在陈正人家。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指定要曾山给陈正人致悼词。周恩来的精细真是无人能比！按照中共的一般规矩，部长一级的人逝世，致悼词的人应该比死者级别高出一级，至少也要高出半级。文革中有许多特别情况，但致悼词的人也是要有现职的，“靠边站”的人是不能够致悼词的。显然，一般情况下，曾山不是致悼词的合适人选。但周恩来一定要曾山致悼词，其目的有三：一、告诉大家曾山立即就要出来工作了；二、曾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恢复工作，他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三、向毛泽东表态，积极支持曾山出任公安部长。对于周恩来这样“反常”的决定，曾山不明就里，向周恩来追问。到了此时，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考虑告诉了曾山。
可以想象，曾山得知了毛泽东的决定后是如何的激动。1972年4月15日，陈正人的追悼会召开。会后，周恩来特意再次关照曾山随时准备好出来工作，还要他身体一定不能够出问题。曾山向周恩来拍了胸脯，保证身体没问题。人算不如天算，谁知第二天，4月16日，曾山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极为震惊。如果曾山去世的不是如此突然，很可能会成为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公安部长之职晋升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的华国锋又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公安部长。由此推理，曾山如果任公安部长，成为政治局委员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惜，造化弄人，就差一步，却成了阴阳两隔，真是遗憾之至！
多说一点。1972年4月，陈正人和曾山相继突然去世。周恩来抓住时机，以求亡羊补牢。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许多老干部以检查身体的名义，得以回到北京。
以后流行的说法是，曾山因陈正人逝世，心情十分悲痛，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准确地讲，这不是曾山逝世的真正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