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3/12 10:04:58
2015-03-12 09:22:35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孔庆东
政协二字，本来就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为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国民党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地位，成立联合政府，遂提出召开“政治会议”。国民党大概觉得“政治会议”分量太重，权力太大，由首席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予以认可。于是，“政协”一词问世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后来签下“双十协定”，确定了召开政协会议。中共特意声明，停止军事冲突，为政协召开之前提。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协在重庆召开。开幕之日，国共签字停战。可见，政协从诞生之日，就与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息息相关。
不过，由国民党主持的小规模政协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区区38位各方代表，虽然签订通过了诸多协议，但会场余温未散，这些纸上的君子协定就逐一遭受破坏。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坚持独裁、灭共和内战，国民党强行解散民盟，镇压学生运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完全摧毁了政协结构。其倒行逆施，连国民党内的温和人士也不能容忍。这段政协历史便是学术界所称的“旧政协”时期。
在此局面之下，民盟等“中间党派”，毅然站到了共产党一边。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宣布恢复民盟总部，与中共“携手合作”。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布赞成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从少林寺到武当山，从明教到丐帮，都不想跟着国民党混了。
毛泽东审时度势，遍发英雄帖，邀请天下才俊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毛在电报中写道：“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要知道当时三大战役尚未进行，国民党在军事上还占据优势，而我们看看毛泽东的胸襟，似乎三大战役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已经开始张罗着“一唱雄鸡天下白”了。
收到毛泽东的英雄帖，天下群豪纷纷响应。民盟、民革、民进、民促、民建、台盟、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三民会，还有一群“无党派”，十八路烟尘七十二洞主，纷纷通电拥护共产党，认为召开新政协“符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还致电毛泽东曰：“大计亟宜早定”。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中共中央随即决定，集合众好汉，聚会哈尔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为什么地点要定为哈尔滨呢?
哈尔滨在中国算不上历史名城，乃是近代迅速崛起的国际性工商业大都会，无论生产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长期雄踞亚洲前列。中东铁路纵贯，松花江横穿，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大桥跨南北，油龙如穿梭”，但也是四通八达，百业繁茂。东北铁路网之稠密，世界罕见。看过《林海雪原》或者《智取威虎山》的都知道，连“夹皮沟”那样一个小山村，居然都有火车站。“汽笛一响，黄金万两”。东北几个大城市经济之发达，在伪满时期，就超过了日本本土，所以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拼死争夺之地。
早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瞿秋白、王烬美、邓恩铭、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等，都曾途经哈尔滨去苏联开会，瞿秋白等人还留下了宝贵的描述哈尔滨文化的文字。从都市兴起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未曾经历过严重战争毁坏，美丽、高傲、贵气、富饶。因为居住着十几万来自几十国的侨民，整个城市的生活洋气欧化，至今仍是全国人均消费之冠，但因为不是殖民地，又没有某些殖民地城市的崇洋媚外。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解放军，经过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一系列连续艰苦而辉煌的作战，已经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部队扩大到百万雄师，解放了东北140余座城市和90%以上地区。哈尔滨如众星捧月，为众城之首。国民党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营口等十几座城市。而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就成了共产党手里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能源、物资根据地。毛泽东在七大就指出：“只要我们拥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除了党中央因为需要指挥解放战争而住在西柏坡之外，共产党最强大的领导阵容都在哈尔滨。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彭真、李富春、林枫……这一串名字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国务院。所以说，哈尔滨是当年共产党的“经济首都”。驱动新中国经济的“三大动力”和新中国数不清的“第一”，从第一台汽轮机、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第一台拖拉机，到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台模拟计算机、第一个弧焊接机器人，再到第一家电影院、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第一个芭蕾舞学校……都是在哈尔滨诞生的。
1948年秋，周恩来亲自指挥，护送大批民主人士穿过国民党封锁线，分期分批北上。很多“民主大佬”住在香港，就借外国客轮，走海路辗转前往东北。中共派出大批优秀的干部和特工，负责接头、联络、陪同、掩护等，开展了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人才大秋运”!
北上人员先后共有6批，从1948年秋延续至1949年春。本来都要集中到哈尔滨，但是战争形势发展太快，在此期间，三大战役已经打完，解放军越战越勇，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精锐覆灭，奄奄待毙。长春沈阳、北京天津都已解放。所以有的代表到了哈尔滨又南下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后来几批干脆直接去了北京。非常遗憾的是，本应成为新政协重要领导的冯玉祥将军，由苏联前往解放区的途中，遭遇海难身亡。后来是其夫人李德全女士，带着冯玉祥的骨灰盒回国，参加了政协。
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统一住在远东地区最豪华的俄式大酒店——马迭尔宾馆。马迭尔一词，在俄语中是“摩登”、“现代”之意。马迭尔宾馆位于哈尔滨道里区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中段，远眺碧波荡漾的松花江，背靠花木繁盛的兆麟公园。从宋庆龄、斯诺，到顾维钧、李顿，许多中外名流曾在此下榻。马迭尔宾馆见证了哈尔滨和现当代中国的诸多历史事件，至今仍是哈尔滨的著名景点。马迭尔的食品也是名闻遐迩，吃过马迭尔冰棍的哈尔滨人，再吃什么哈根达斯之类，便感觉味同嚼蜡。如今马迭尔冰棍和秋林格瓦斯之类，都杀进了京城，可惜价格偏贵了。
首批民主大佬抵达哈尔滨后，中共顶尖领袖高岗、陈云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东北局决定，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和保护。每位民主人士配备一名警卫兼生活秘书，每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最早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每人制作一件貂皮大衣——东北人民俗称“貂儿”。伙食按照中央高级领导的标准。每人住宿单间，配备一辆轿车，并安排一位白俄老夫人负责房间卫生。此时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住在西柏坡的土炕上呢。按照今天“群众路线”的标准，这种待遇确实非常奢侈了，甚至可说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开会待遇了。但是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那可不是和平时期普通的会议，那时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建立，不远万里，穿越炮火，从香港到哈尔滨来开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中国共产党要向跟自己同心同德的民主战友，表达自己的一份诚挚的丹心，所以才如此破费。而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却是艰苦朴素，有的餐风露宿，有的还在浴血奋战。而像江姐那样的身陷囹圄者，竟然牺牲于五星红旗已经升起在天安门之后。新政协的诞生，也是血与火换来的也。
民主大佬们入住马迭尔后，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学习之余，东北局组织他们饱览哈尔滨风光，坐“摩电”，逛秋林，过霁虹桥，看喇嘛台，喝格瓦斯和啤酒，吃大列巴和红肠。沈钧儒白须飘飘，天天做养生操。章伯钧不喜欢逛商场，专门逛旧书店，搜集古籍碑帖。而因淞沪抗战而闻名的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不爱独自出门，仅上街理发一次。
1948年10月21日，辽沈战役进入后期，锦州已然攻克，长春在此日宣告和平解放。就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与民主人士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政协的开端。沈钧儒指出：“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他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谭平山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恢复。”“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朱学范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看来共产党已经是众望所归，责无旁贷了。
10月23日举行了第二次座谈会，11月15日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协议，确定共产党等38个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地点在哈尔滨，条例由中共中央起草。
但是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接连胜利结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已经准备告别西柏坡，进北京“赶考”了。真可谓“计划赶不上变化”，于是，新政协的会址，只好由经济首都哈尔滨，南迁到政治首都北京，由马迭尔，改到中南海了。
1949年2月25日，北京解放不到一个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数十人，身穿哈尔滨的貂皮大衣，由林伯渠陪同，自哈尔滨经沈阳、天津到达北京。到火车站欢迎的阵容极其强大：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中共在京主要首脑全部出场。次日，党政军各部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民主人士120余人莅会，会议持续4个半小时，气氛热烈。
此后便进入新政协的紧张筹备阶段。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半个月之后，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7人致辞，然后分6组讨论，此会为第一届政协和开国大典之基础也。讨论中充分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例如新中国的国名，两派争论激烈，一派主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派主张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本来倾向于后者，他还喊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但是北大教授张奚若指出，“民主”一词来自希腊语，与“人民”意思相同，人民已经包含了民主，二词并用，等于叠床架屋，岂有名叫“人民共和国”却不赞成民主的?于是最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解放军渡江之后的最大战役——衡宝战役尚在进行，林彪的百万大军正狂飙一般扑向白崇禧。初秋的北京城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代表662人，比国民党主持的旧政协扩大了几乎20倍。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奠定新中国基石的纲领、草案、法规、宣言。选举了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这就是新中国的法理源头，也是新中国的程序正义的源头。有人质疑说，共产党没有注册，不合法。这种质疑不但是对法律的无知，更是对历史的无知也。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找到并确立了崭新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国人民走进了现代民主的新时代。60多个春秋过去了，新中国经历了风霜雨雪，也有过天灾人祸，但是这个国家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血泊中站起来了，从一穷二白的废墟上站起来了，从“万家墨面没蒿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死水里站起来了。今天的中国，虽说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但再不是那个随便任人宰割的积贫积弱的病夫之国，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污蔑要削弱要颠覆的蒸蒸日上的大国。对于政协和两会，人民还有很多意见，孔和尚等闲人也经常要吐吐槽、挑挑刺，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建设还有更高的时代要求。对于某些不够敬业的、立场暧昧的、甚至人品可疑的两会代表，孔和尚想说，让我们想想那些政协老前辈吧。人家当年是冒着政治危险、生命危险去开政协的，有的翻山越岭，有的涉海越洋，他们可不是为了那件貂皮大衣、不是为了吃两顿国宴看两场国剧，他们心里装的是江山社稷，装的是国家安危，装的是天下太平，装的是民族复兴。
今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令人意外地发了几句提醒两会代表的箴言：“请记得，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请记得，你不称职，就意味着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人民日报》好久没有出现如此给力的话语了。遥想那个春风料峭的日子，政协老前辈身穿貂皮大氅，胸怀建国策论，从千里冰封的哈尔滨，来到冰雪初化的中南海。豪雄云集，共商国是。什么叫意气风发?什么叫天下为公?什么叫肝胆相照?什么叫荣辱与共?孔和尚戏用一句古语，正所谓：一根冰棍喜相逢，春风吹到处，岁岁雪消融。
政协二字，本来就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当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为打破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国民党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地位，成立联合政府，遂提出召开“政治会议”。国民党大概觉得“政治会议”分量太重，权力太大，由首席谈判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予以认可。于是，“政协”一词问世矣。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后来签下“双十协定”，确定了召开政协会议。中共特意声明，停止军事冲突，为政协召开之前提。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协在重庆召开。开幕之日，国共签字停战。可见，政协从诞生之日，就与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息息相关。
不过，由国民党主持的小规模政协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区区38位各方代表，虽然签订通过了诸多协议，但会场余温未散，这些纸上的君子协定就逐一遭受破坏。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坚持独裁、灭共和内战，国民党强行解散民盟，镇压学生运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完全摧毁了政协结构。其倒行逆施，连国民党内的温和人士也不能容忍。这段政协历史便是学术界所称的“旧政协”时期。
在此局面之下，民盟等“中间党派”，毅然站到了共产党一边。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宣布恢复民盟总部，与中共“携手合作”。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布赞成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从少林寺到武当山，从明教到丐帮，都不想跟着国民党混了。
毛泽东审时度势，遍发英雄帖，邀请天下才俊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毛在电报中写道：“会议名称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要知道当时三大战役尚未进行，国民党在军事上还占据优势，而我们看看毛泽东的胸襟，似乎三大战役不过是小菜一碟，他已经开始张罗着“一唱雄鸡天下白”了。
收到毛泽东的英雄帖，天下群豪纷纷响应。民盟、民革、民进、民促、民建、台盟、致公党、农工党、救国会、三民会，还有一群“无党派”，十八路烟尘七十二洞主，纷纷通电拥护共产党，认为召开新政协“符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还致电毛泽东曰：“大计亟宜早定”。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中共中央随即决定，集合众好汉，聚会哈尔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为什么地点要定为哈尔滨呢?
哈尔滨在中国算不上历史名城，乃是近代迅速崛起的国际性工商业大都会，无论生产规模还是繁华程度，都长期雄踞亚洲前列。中东铁路纵贯，松花江横穿，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大桥跨南北，油龙如穿梭”，但也是四通八达，百业繁茂。东北铁路网之稠密，世界罕见。看过《林海雪原》或者《智取威虎山》的都知道，连“夹皮沟”那样一个小山村，居然都有火车站。“汽笛一响，黄金万两”。东北几个大城市经济之发达，在伪满时期，就超过了日本本土，所以成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拼死争夺之地。
早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瞿秋白、王烬美、邓恩铭、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等，都曾途经哈尔滨去苏联开会，瞿秋白等人还留下了宝贵的描述哈尔滨文化的文字。从都市兴起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未曾经历过严重战争毁坏，美丽、高傲、贵气、富饶。因为居住着十几万来自几十国的侨民，整个城市的生活洋气欧化，至今仍是全国人均消费之冠，但因为不是殖民地，又没有某些殖民地城市的崇洋媚外。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解放军，经过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一系列连续艰苦而辉煌的作战，已经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部队扩大到百万雄师，解放了东北140余座城市和90%以上地区。哈尔滨如众星捧月，为众城之首。国民党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营口等十几座城市。而中共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就成了共产党手里最大的城市和最大的能源、物资根据地。毛泽东在七大就指出：“只要我们拥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除了党中央因为需要指挥解放战争而住在西柏坡之外，共产党最强大的领导阵容都在哈尔滨。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彭真、李富春、林枫……这一串名字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国务院。所以说，哈尔滨是当年共产党的“经济首都”。驱动新中国经济的“三大动力”和新中国数不清的“第一”，从第一台汽轮机、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第一台拖拉机，到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台模拟计算机、第一个弧焊接机器人，再到第一家电影院、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第一个芭蕾舞学校……都是在哈尔滨诞生的。
1948年秋，周恩来亲自指挥，护送大批民主人士穿过国民党封锁线，分期分批北上。很多“民主大佬”住在香港，就借外国客轮，走海路辗转前往东北。中共派出大批优秀的干部和特工，负责接头、联络、陪同、掩护等，开展了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人才大秋运”!
北上人员先后共有6批，从1948年秋延续至1949年春。本来都要集中到哈尔滨，但是战争形势发展太快，在此期间，三大战役已经打完，解放军越战越勇，横扫千军如卷席，国民党精锐覆灭，奄奄待毙。长春沈阳、北京天津都已解放。所以有的代表到了哈尔滨又南下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后来几批干脆直接去了北京。非常遗憾的是，本应成为新政协重要领导的冯玉祥将军，由苏联前往解放区的途中，遭遇海难身亡。后来是其夫人李德全女士，带着冯玉祥的骨灰盒回国，参加了政协。
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统一住在远东地区最豪华的俄式大酒店——马迭尔宾馆。马迭尔一词，在俄语中是“摩登”、“现代”之意。马迭尔宾馆位于哈尔滨道里区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中段，远眺碧波荡漾的松花江，背靠花木繁盛的兆麟公园。从宋庆龄、斯诺，到顾维钧、李顿，许多中外名流曾在此下榻。马迭尔宾馆见证了哈尔滨和现当代中国的诸多历史事件，至今仍是哈尔滨的著名景点。马迭尔的食品也是名闻遐迩，吃过马迭尔冰棍的哈尔滨人，再吃什么哈根达斯之类，便感觉味同嚼蜡。如今马迭尔冰棍和秋林格瓦斯之类，都杀进了京城，可惜价格偏贵了。
首批民主大佬抵达哈尔滨后，中共顶尖领袖高岗、陈云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东北局决定，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和保护。每位民主人士配备一名警卫兼生活秘书，每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最早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每人制作一件貂皮大衣——东北人民俗称“貂儿”。伙食按照中央高级领导的标准。每人住宿单间，配备一辆轿车，并安排一位白俄老夫人负责房间卫生。此时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住在西柏坡的土炕上呢。按照今天“群众路线”的标准，这种待遇确实非常奢侈了，甚至可说是世界上最尊贵的开会待遇了。但是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那可不是和平时期普通的会议，那时战争尚未结束，国家尚未建立，不远万里，穿越炮火，从香港到哈尔滨来开会，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中国共产党要向跟自己同心同德的民主战友，表达自己的一份诚挚的丹心，所以才如此破费。而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却是艰苦朴素，有的餐风露宿，有的还在浴血奋战。而像江姐那样的身陷囹圄者，竟然牺牲于五星红旗已经升起在天安门之后。新政协的诞生，也是血与火换来的也。
民主大佬们入住马迭尔后，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学习之余，东北局组织他们饱览哈尔滨风光，坐“摩电”，逛秋林，过霁虹桥，看喇嘛台，喝格瓦斯和啤酒，吃大列巴和红肠。沈钧儒白须飘飘，天天做养生操。章伯钧不喜欢逛商场，专门逛旧书店，搜集古籍碑帖。而因淞沪抗战而闻名的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不爱独自出门，仅上街理发一次。
1948年10月21日，辽沈战役进入后期，锦州已然攻克，长春在此日宣告和平解放。就在哈尔滨马迭尔宾馆会议室，高岗、李富春与民主人士举行了第一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政协的开端。沈钧儒指出：“旧政协是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面对面斗争的会议。蒋介石毫无诚意，他放出通过政治协商以求和平的烟幕，争取时间发动内战。民盟为和平而奔走努力，结果不仅归于徒劳，而且是上了一个大当。”谭平山说：“新政协不是旧政协的还原、恢复。”“为着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中国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朱学范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看来共产党已经是众望所归，责无旁贷了。
10月23日举行了第二次座谈会，11月15日举行了第三次座谈会。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协议，确定共产党等38个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地点在哈尔滨，条例由中共中央起草。
但是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接连胜利结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已经准备告别西柏坡，进北京“赶考”了。真可谓“计划赶不上变化”，于是，新政协的会址，只好由经济首都哈尔滨，南迁到政治首都北京，由马迭尔，改到中南海了。
1949年2月25日，北京解放不到一个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数十人，身穿哈尔滨的貂皮大衣，由林伯渠陪同，自哈尔滨经沈阳、天津到达北京。到火车站欢迎的阵容极其强大：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彭真，中共在京主要首脑全部出场。次日，党政军各部门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会，民主人士120余人莅会，会议持续4个半小时，气氛热烈。
此后便进入新政协的紧张筹备阶段。1949年6月15日至19日，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解放半个月之后，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等7人致辞，然后分6组讨论，此会为第一届政协和开国大典之基础也。讨论中充分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例如新中国的国名，两派争论激烈，一派主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派主张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毛泽东本来倾向于后者，他还喊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但是北大教授张奚若指出，“民主”一词来自希腊语，与“人民”意思相同，人民已经包含了民主，二词并用，等于叠床架屋，岂有名叫“人民共和国”却不赞成民主的?于是最后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解放军渡江之后的最大战役——衡宝战役尚在进行，林彪的百万大军正狂飙一般扑向白崇禧。初秋的北京城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代表662人，比国民党主持的旧政协扩大了几乎20倍。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奠定新中国基石的纲领、草案、法规、宣言。选举了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这就是新中国的法理源头，也是新中国的程序正义的源头。有人质疑说，共产党没有注册，不合法。这种质疑不但是对法律的无知，更是对历史的无知也。
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找到并确立了崭新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国人民走进了现代民主的新时代。60多个春秋过去了，新中国经历了风霜雨雪，也有过天灾人祸，但是这个国家从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血泊中站起来了，从一穷二白的废墟上站起来了，从“万家墨面没蒿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死水里站起来了。今天的中国，虽说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但再不是那个随便任人宰割的积贫积弱的病夫之国，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处心积虑要污蔑要削弱要颠覆的蒸蒸日上的大国。对于政协和两会，人民还有很多意见，孔和尚等闲人也经常要吐吐槽、挑挑刺，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建设还有更高的时代要求。对于某些不够敬业的、立场暧昧的、甚至人品可疑的两会代表，孔和尚想说，让我们想想那些政协老前辈吧。人家当年是冒着政治危险、生命危险去开政协的，有的翻山越岭，有的涉海越洋，他们可不是为了那件貂皮大衣、不是为了吃两顿国宴看两场国剧，他们心里装的是江山社稷，装的是国家安危，装的是天下太平，装的是民族复兴。
今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令人意外地发了几句提醒两会代表的箴言：“请记得，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请记得，你不称职，就意味着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人民日报》好久没有出现如此给力的话语了。遥想那个春风料峭的日子，政协老前辈身穿貂皮大氅，胸怀建国策论，从千里冰封的哈尔滨，来到冰雪初化的中南海。豪雄云集，共商国是。什么叫意气风发?什么叫天下为公?什么叫肝胆相照?什么叫荣辱与共?孔和尚戏用一句古语，正所谓：一根冰棍喜相逢，春风吹到处，岁岁雪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