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5/3/21 10:50:48
2015-03-21 09:20:04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作者：董德
美国利用NGO、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途径西化、分化中国。
董德(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
美国在重视和加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坚持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推进其霸权主义战略。长期以来，美国重视非政府组织、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途径的综合运用，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以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变化 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输出意识形态已有60多年的历史。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外宣传的“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Act)。该法案明确规定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①，只要是民间组织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都不要介入。该法案从法律层面巩固和加强了美国国家的外宣工作，成为美国对外宣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法理依据。从该法案实施以来的实践看，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美国政府与各类民间智库、基金会在提供经费、制定政策乃至人员交流等方面都有着至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结成了一个政治目标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据统计，美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经费投入主要源自6万多家与美国政府价值观完全一致的民间基金会，其资金总规模超过1600亿美元，如福特基金会在全球共资助9000多家机构。这些机构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国输出精神文化产品，传播其主流意识形态，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在亚洲尤其是中亚地区，美国政府积极推进各种非政府组织在中亚从事经济、文化活动，以此将中亚国家吸纳到美国治下的“民主社会”中，其中以美国索罗斯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美国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输出的途径主要有：支持或授意思想库开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通过非政府组织具体负责实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甚至搞颠覆、破坏活动，具体包括资助中国各界精英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事相关艺术创作、明里或暗里扶持中国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或个人引导舆论或制造事端，等等。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将美国智库有关中国专题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对华决策，其主要途径有：(1)智库的研究者直接到政府任职。例如，肯尼迪就任总统以后，在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智库推动下，国务院专门新设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曾任福特基金会教育项目主管的菲利普?库卜斯出任这一新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赖斯就是大学教授，他们通过在政府担任要职具体实施包括对华在内的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2)提交研究报告或其他研究成果如出版刊物和著作，或受政府授意提前释放有关政府信息。例如，2005年9月20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对华政策，成为后来以鹰派为主导的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前奏。(3)利用大众传媒就中国问题大造国际舆论、间接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大型智库都设有专门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与全球各大媒体沟通联络。智库研究人员借大众传媒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中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4)举办国际性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许多智库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专题学术研讨会，研讨内容很多与中国有关。
由此可见，美国基金会在美国对外意识形态输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政策设计网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既是资金的来源，又是政策的发起者”④，同时也是政策的具体推进者和实施者，在这一过程中，直接的幕后指使和操控者就是美国政府。美国的基金会、思想库和政府之间呈现出一个互动三角形的运行状态。即由基金会出资来支持各类思想库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思想库则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则通过税法及相关法规来对基金会进行监管，形成了互动的三角形之间的运作流程。再加上基金会、思想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人员频繁交流，提高了这一运作流程的效率。这些人都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是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基金会正是体现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维护的也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科学技术人员、旅行家、旅游者、西方官员、文艺体育工作者、留学生、探亲访友者等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载体，是自觉的流动的宣传员⑤;而集中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著作则有效地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国，通过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呼吁每个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要结束其压迫，信任其人民，并给予其公民应得的自由”，并“竭力寻找并会见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竭力寻找要求人权的人们”，以期实现美国分裂他国以达到自身目的的险恶用心。
美国重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美国1954年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最佳途径不是通过一般民众，而是通过舆论精英来引导和影响舆论。该研究报告还认为，任何一国(或地区)真正能够主导和影响舆论的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另外10%的民众则起着配角作用，而其余85%的人群则都是盲目的追随者和跟风者。发挥舆论精英的作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深知舆论传媒在思想控制和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十分注重并善于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传媒⑥来引导舆论、获取国内外支持并达到对目标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目的。
美国始终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工具，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实践中对传媒的运用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经常以大量虚假的宣传欺骗广大受众。例如，美国对伊战争的宣传就是一例。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形式就是借助大众媒体———国际互联网、电影、电视、广播、广告、通俗音乐、杂志等公开或隐蔽地展开意识形态宣传，以西方社会制度等理念来同化他国国民，以达到西化其他国家的目的。⑦其中，“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没有理由、也无法回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⑧。据不完全统计，“仅美国一家，就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设立了200多个新闻中心，出版80多种杂志，60多种期刊，设立了近2000家电视台、广播台、转播台，用60多种语言广播内容庞杂的各种节目。美国的卫星电视频道覆盖全球，其电影、音乐更是充斥各国，源源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播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些媒体还常常捕风捉影，搬弄是非，煽动反共情绪和民族分离倾向”⑨。一份刊物曾说，“西方电视就是要通过卫星打开亚洲包括中国的‘潘多拉盒子’，使亚洲各国政府没有多少办法把西方电视节目排斥在国门之外”⑩。目前，美国90%的传媒市场实际上由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等5大公司所控制。这种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最近一二十年尤为严重，成为政府和利益集团更多地攫取财富的第二战场。美国国内的新闻业二十年前被50家大公司所掌控、十年前被10家大公司所掌控，直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几乎被五大财团所掌控和垄断。例如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就直接控制了英国六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总发行量达到2500万份，占全英人口的近一半。这种财团等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控制既保护了偏见，又扩散了偏见，掩盖了新闻的实质，是不符合新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如果这一垄断趋势持续加强，国际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的“默多克现象”，势必对全球的公平正义和人权保护构成挑战和威胁，同时这一趋势还越来越成为对美国所标榜的“新闻自由”的极大嘲讽，影响美国作为真正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上，希拉里在上任后多次就中国的互联网管制问题发表干涉性言论，其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所谓网络自由的缺口，达到更便捷地输出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用心。然而，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以及媒体对新闻宣传的管制与控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管制和控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阶段目标紧密相关，密切地配合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民主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输出战略。美国政府和媒体巨头利用美国普通民众没有可靠途径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便利条件，往往是先“设定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主要就知识产权、民主、人权、西藏、台湾、新疆以及环境污染等议题，根据其全球战略和外交转型的需要，经常交叉运用媒体进行有所侧重的宣传和报道，通过媒体迅速传输给国内外公众，“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瑏瑡。难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兰克?简兹(FrankJannuzi)说，“带有偏见的、不完整的中国形象部分源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部分源于政客的操作”。这既是对内宣传的需要，也是全球传播的主要指导思想。
另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广泛，这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打开了文化通道。通过文化途径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主要来源于美国人的自我优越感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坚定信念。在此前提下，美国很难容忍它认为属于“邪恶”异己的存在，必须在“正义”的旗号下除之而后快。因此，“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转变成自己的形象”。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下，美国的媒体很好地发挥了对外宣传功能。他们国家通过影视、广播、网络、书报等各类媒体向我国输出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等，并同时对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歪曲宣传。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N.Chomsky)和赫曼(E.Herman)发现美国媒体传播“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控制的机制，不仅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把任何反对现存美国制度的行为贴上反共标签。不仅如此，他们指出，反共已经成为美国媒体界的一种宗教，大多数人对这一宗教已经是完全内化”瑏瑣。近几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和经济贸易协议等各种途径持续扩大对中国“大片”的出口，不管是巨额的经济效益还是其意识形态输出，美国对中国的大片出口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通过这些影视作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中国，慢慢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培养中国青少年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和对美国的好感。
美国利用宗教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和系统的价值判断体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宗教思想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在全球推广“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利用宗教输出其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加积极、势头也更猛。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与台湾问题和经贸问题相提并论的必谈话题。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它可以起到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它还可以作为法律道德的辅助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从现象学角度看，意识形态常与宗教仿佛有天然的姻缘关系”。“某种特定宗教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要素，即某种宗教的信仰和价值系统的各方面，都带有作为其主要载体的阶级和地位群体的印记，并且，它可能一直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而变化。但是，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载体本身又部分地由意识形态所决定并带有它的印记。”瑏瑥西方国家虽然大都政教分离，但现实生活中宗教与社会政治往往存在着相互渗透和互为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大多数民众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比较突出的国家，其宗教活动总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因而，宗教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前夕就曾预见说，美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将)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方面，美国的宗教组织实际上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介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体系和各个环节。为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历届政要与罗马教廷相勾结的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基之后就大肆推行“东方政策”，表明与马克思主义坚决对立的态度。美国还把宗教与民族问题结合起来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如利用佛教与所谓西藏民族问题制造事端，试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舆论化、人权化，达到分裂中国、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目的。美国的宗教组织还通过美国政府和国会等政治体系影响对华政策。在美国，各大宗教团体组织都是美国政治系统中有政策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近年来，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思想抬头就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有密切关系。以基督教联盟、关注家庭等为代表的宗教右派组织极力主张强权政治，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敌视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激进的反华势力，还主张只有通过强硬的军事手段才能保证和平;他们在国内的各种民主选举中为其支持的候选人助选，还直接对“政治精英”进行游说，提出政治诉求。此外，美国的宗教组织特别是宗教右派团体通过扮演“院外利益集团”的角色把中美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引向深入瑏瑧。代表宗教右派立场的政治力量始终坚持将中美贸易正常化与中国人权状况相挂钩，不仅阻碍了中美经贸往来，也在法理上影响和引领着美国宗教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格局和走向。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美国宗教组织直接开展各类活动，积极推行宗教人士互访与交流，广泛利用刊物和印刷品、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被称为“电子教会”的现代媒体。美国宗教右派组织所拥有的广播电视网络可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网等著名广播电视网相比肩，宗教右派头面人物罗伯逊创办的基督教广播网(CBN)即是典型代表瑏瑨。通过直接活动，美国宗教团体向中国普通民众推销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明，抨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这已经超出了宗教活动的一般范围。这说明，美国利用宗教对华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自有边界，其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企图十分明显。
美国利用外交途径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外交始终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更加注重利用外交途径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众所周知，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外交的战略、策略与走势。其典型表现是人权外交。尽管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以来，有关人权的政治文化价值在国际社会已无太多原则争议，但对人权标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却一直存在解读上的巨大分歧。对人权的理解与一国的经济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自然环境等国情紧密相关，因此世界各国人权
状态和人权标准都有国别差异，并且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权的概念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与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国家，在人权认知上就有很大差异。“当美国将本国自身的人权问题‘放之四海’，无限地放大其所谓‘人权半径’，并将自己的人权触及到其他国家，干预他国内部事务时，事情就走向了问题的反面，充分体现了该国的强权逻辑和霸权色彩。”瑏瑩因此，人权问题既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问题上，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的永恒动因就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人权政策的直接体现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美国将人权外交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以人权警察和人权法官自居，企图通过人权外交实现物质、军事等硬的手段实现不了的目标。在对华政策上，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以人权政治化为特征的人权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当年为改变美苏争霸中的不利局面和转移尖锐的国内矛盾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美国把人权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他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对外关系的标尺，固守冷战思维对他国国内事务横加干涉;不遗余力地通过人权外交向他国推行其价值观、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
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将人权问题国际化、政治化，主张人权的国际性和无国界性，主张“国家权利从属于人权”瑐瑡，这是企图将本属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转变为国际问题，是想造成一种“人权的国际化越来越得到承认”。的印象，在用西方标准来对人权概念进行界定后，通过宣扬“主权不再属于国家而属于其内的人民;自决不再指人民而指个人”瑐瑣等理念，试图使西方价值观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尺度和执行标准。美国对华强势推行“人权”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为西化和分化中国，从而为更顺利地实现其国家利益服务，“一方面是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是把促进人权作为手段，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对象施加压力，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
美国利用经济途径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各种渠道中，经济途径的输出最为直接、最为实际，见效也最快。因为，经济作为社会存在与发展以及一切利益的源头，决定了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能动关系。国家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发展等综合实力的“硬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任何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瑐瑥。因此，美国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以便为国内发展服务，其具体形式有两个，一是试图让中国“听话”，二是试图让中国“改变”，借此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听话”是指通过经济途径的意识形态输出，让中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内政策让路，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实惠之同时，还要求中国更多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在客观上容易起到削弱中国实力的效果。“改变”是指通过经济途径的意识形态输出，鼓吹新自由主义“去政府化”和“去监管化”的理论，大肆宣传和推动市场化、自由化原则，促使中国加快推行经济私有化的进程，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的私有化。关于经济去监管化给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害，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几年前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使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盛期——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美国式去监管化资本主义也只是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阶层带去了更多的物质享受。事实上，在这一意识形态长达30余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年复—年地减少或是停滞不前”。然而，事实上，伴随着利益集团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呼应，美国政府不可能在“促进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上有什么作为，只会一味地采取转嫁危机的办法来缓解国内矛盾，中国是其当然的首选转嫁对象。因此，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增长，美国一方面欢迎“强大繁荣富裕的中国”的出现，认为中国的繁荣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同时又希望中国按照美国主导的那套“国际规则”来行事，以免中国的发展脱离美国希望的轨道;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遏制”的企图，包括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对亚太的“威胁”等等，最近还利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挑唆一些国家向中国挑衅，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分散中国一心一意搞建设的精力和注意力，持续实行遏制和干扰政策。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等西方大国等经济体的发展至今尚未走出低谷，虽然缓慢复苏，但是前景仍不明朗，这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产生很大影响。应该看到，美国在自己发展疲弱的时候更不希望也绝对不允许中国发展得顺利，因此通过经济途径阻碍中国的发展就成为其必然选择。美国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减少所欠中国的巨额政府外债，从而增加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间接给中国的国内生产和就业带来一系列问题;通过贸易保护和对华贸易制裁，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或压低进口价格，导致中国出口下滑，增加了中国的就业困难和压力，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激化或催生中国更多的发展障碍和问题。
从经济制度的性质上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根本性的，美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从价值观层面说，美国奉行的是以维护私有制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制度，它所保护的是大资产阶级财团等个人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的经济运行模式，附着于其上的价值观必然是为这一经济目的服务的一整套理念。在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背景下，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在经济领域的典型表现。美国一方面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还干涉欧盟对华经济政策，极力阻挠欧盟对华武器出口解禁。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美国通过加紧催促人民币升值、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拼命印美钞，已经变相地令其欠债大幅缩水，直接造成中国与全球的通胀压力。中国商务部、工信部在2010年第一季度所做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币汇率若升值3%，中国的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利润率将为零;如果升值超过5%，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将大量倒闭，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的升值要求是20%到41%之间。美国智库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经分析，就中国而言，“如果未来外汇储备达到5万亿美元的规模，人民币升值20%时损失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瑐瑦，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么整个国家就成了听命于人的高级“打工仔”。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形势整体疲软，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开始腾出手来关注亚太，并实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等一系列动作，其试图软硬兼施的对华战略与策略始终伴随着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美国不断加紧对华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战略，其主要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地加紧西化、分化中国，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去，从而更好地维护美国在世界的全球霸主地位，实现其独霸全球的目标，同时为其向全球推广民主奠定基础，为在全球建立一种美国所极力崇尚的单一表现形式的民主价值观铺平道路。从具体方式和策略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更加注重策略性、系统性、柔和性，避免直接冲突和引起中国的不快，注重轻重缓急和输出途径的互相呼应与配合，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可能的后果及发展趋势，对其战略重心重返亚太做出综合评估。
本文原载：江淮学刊
美国利用NGO、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途径西化、分化中国。
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途径的多样性
董德(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
美国在重视和加强硬实力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坚持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推进其霸权主义战略。长期以来，美国重视非政府组织、现代传播媒体、宗教、外交以及经济等途径的综合运用，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以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变化 美国利用非政府组织输出意识形态已有60多年的历史。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关于对外宣传的“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Act)。该法案明确规定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①，只要是民间组织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都不要介入。该法案从法律层面巩固和加强了美国国家的外宣工作，成为美国对外宣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法理依据。从该法案实施以来的实践看，在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美国政府与各类民间智库、基金会在提供经费、制定政策乃至人员交流等方面都有着至为密切的合作关系，结成了一个政治目标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据统计，美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经费投入主要源自6万多家与美国政府价值观完全一致的民间基金会，其资金总规模超过1600亿美元，如福特基金会在全球共资助9000多家机构。这些机构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国输出精神文化产品，传播其主流意识形态，推广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在亚洲尤其是中亚地区，美国政府积极推进各种非政府组织在中亚从事经济、文化活动，以此将中亚国家吸纳到美国治下的“民主社会”中，其中以美国索罗斯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③。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美国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输出的途径主要有：支持或授意思想库开展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通过非政府组织具体负责实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甚至搞颠覆、破坏活动，具体包括资助中国各界精英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事相关艺术创作、明里或暗里扶持中国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或个人引导舆论或制造事端，等等。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将美国智库有关中国专题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对华决策，其主要途径有：(1)智库的研究者直接到政府任职。例如，肯尼迪就任总统以后，在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智库推动下，国务院专门新设主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曾任福特基金会教育项目主管的菲利普?库卜斯出任这一新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赖斯就是大学教授，他们通过在政府担任要职具体实施包括对华在内的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2)提交研究报告或其他研究成果如出版刊物和著作，或受政府授意提前释放有关政府信息。例如，2005年9月20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会员到责任》的报告中首次公开提出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对华政策，成为后来以鹰派为主导的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的前奏。(3)利用大众传媒就中国问题大造国际舆论、间接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大型智库都设有专门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与全球各大媒体沟通联络。智库研究人员借大众传媒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中国说三道四、评头论足。(4)举办国际性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许多智库经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型专题学术研讨会，研讨内容很多与中国有关。
由此可见，美国基金会在美国对外意识形态输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政策设计网络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既是资金的来源，又是政策的发起者”④，同时也是政策的具体推进者和实施者，在这一过程中，直接的幕后指使和操控者就是美国政府。美国的基金会、思想库和政府之间呈现出一个互动三角形的运行状态。即由基金会出资来支持各类思想库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思想库则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政府则通过税法及相关法规来对基金会进行监管，形成了互动的三角形之间的运作流程。再加上基金会、思想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人员频繁交流，提高了这一运作流程的效率。这些人都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是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基金会正是体现了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维护的也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专家、学者、科学技术人员、旅行家、旅游者、西方官员、文艺体育工作者、留学生、探亲访友者等等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载体，是自觉的流动的宣传员⑤;而集中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著作则有效地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国，通过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呼吁每个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家要结束其压迫，信任其人民，并给予其公民应得的自由”，并“竭力寻找并会见民主运动的活动家，竭力寻找要求人权的人们”，以期实现美国分裂他国以达到自身目的的险恶用心。
美国重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美国1954年曾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最佳途径不是通过一般民众，而是通过舆论精英来引导和影响舆论。该研究报告还认为，任何一国(或地区)真正能够主导和影响舆论的人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另外10%的民众则起着配角作用，而其余85%的人群则都是盲目的追随者和跟风者。发挥舆论精英的作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深知舆论传媒在思想控制和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十分注重并善于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传媒⑥来引导舆论、获取国内外支持并达到对目标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目的。
美国始终将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工具，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实践中对传媒的运用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经常以大量虚假的宣传欺骗广大受众。例如，美国对伊战争的宣传就是一例。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形式就是借助大众媒体———国际互联网、电影、电视、广播、广告、通俗音乐、杂志等公开或隐蔽地展开意识形态宣传，以西方社会制度等理念来同化他国国民，以达到西化其他国家的目的。⑦其中，“新闻报道已成为上层建筑领域中控制、操纵社会意识的得天独厚的一种意识形态，人们没有理由、也无法回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⑧。据不完全统计，“仅美国一家，就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设立了200多个新闻中心，出版80多种杂志，60多种期刊，设立了近2000家电视台、广播台、转播台，用60多种语言广播内容庞杂的各种节目。美国的卫星电视频道覆盖全球，其电影、音乐更是充斥各国，源源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向人们传播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些媒体还常常捕风捉影，搬弄是非，煽动反共情绪和民族分离倾向”⑨。一份刊物曾说，“西方电视就是要通过卫星打开亚洲包括中国的‘潘多拉盒子’，使亚洲各国政府没有多少办法把西方电视节目排斥在国门之外”⑩。目前，美国90%的传媒市场实际上由默多克的媒体帝国等5大公司所控制。这种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最近一二十年尤为严重，成为政府和利益集团更多地攫取财富的第二战场。美国国内的新闻业二十年前被50家大公司所掌控、十年前被10家大公司所掌控，直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几乎被五大财团所掌控和垄断。例如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就直接控制了英国六张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总发行量达到2500万份，占全英人口的近一半。这种财团等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控制既保护了偏见，又扩散了偏见，掩盖了新闻的实质，是不符合新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如果这一垄断趋势持续加强，国际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多的“默多克现象”，势必对全球的公平正义和人权保护构成挑战和威胁，同时这一趋势还越来越成为对美国所标榜的“新闻自由”的极大嘲讽，影响美国作为真正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上，希拉里在上任后多次就中国的互联网管制问题发表干涉性言论，其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所谓网络自由的缺口，达到更便捷地输出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用心。然而，在美国国内，美国政府以及媒体对新闻宣传的管制与控制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管制和控制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阶段目标紧密相关，密切地配合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民主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输出战略。美国政府和媒体巨头利用美国普通民众没有可靠途径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便利条件，往往是先“设定关于中国的认识、思想以及解释”，主要就知识产权、民主、人权、西藏、台湾、新疆以及环境污染等议题，根据其全球战略和外交转型的需要，经常交叉运用媒体进行有所侧重的宣传和报道，通过媒体迅速传输给国内外公众，“民众对这些看法的接受和认同最终将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瑏瑡。难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弗兰克?简兹(FrankJannuzi)说，“带有偏见的、不完整的中国形象部分源于美国媒体的报道，部分源于政客的操作”。这既是对内宣传的需要，也是全球传播的主要指导思想。
另外，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美文化艺术交流日益广泛，这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打开了文化通道。通过文化途径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主要来源于美国人的自我优越感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坚定信念。在此前提下，美国很难容忍它认为属于“邪恶”异己的存在，必须在“正义”的旗号下除之而后快。因此，“美国不能容忍差异，当它常常是不情愿地卷入世界事务时，便会试图把其他国家转变成自己的形象”。在政府的有效控制下，美国的媒体很好地发挥了对外宣传功能。他们国家通过影视、广播、网络、书报等各类媒体向我国输出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政治理念等，并同时对我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歪曲宣传。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N.Chomsky)和赫曼(E.Herman)发现美国媒体传播“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控制的机制，不仅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把任何反对现存美国制度的行为贴上反共标签。不仅如此，他们指出，反共已经成为美国媒体界的一种宗教，大多数人对这一宗教已经是完全内化”瑏瑣。近几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外交和经济贸易协议等各种途径持续扩大对中国“大片”的出口，不管是巨额的经济效益还是其意识形态输出，美国对中国的大片出口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通过这些影视作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中国，慢慢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青少年的价值观，培养中国青少年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和对美国的好感。
美国利用宗教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和系统的价值判断体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宗教思想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石，在全球推广“宗教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利用宗教输出其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加积极、势头也更猛。宗教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与台湾问题和经贸问题相提并论的必谈话题。宗教作为人类的精神现象，它可以起到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作用;它还可以作为法律道德的辅助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控制。“从现象学角度看，意识形态常与宗教仿佛有天然的姻缘关系”。“某种特定宗教中的各种意识形态要素，即某种宗教的信仰和价值系统的各方面，都带有作为其主要载体的阶级和地位群体的印记，并且，它可能一直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而变化。但是，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载体本身又部分地由意识形态所决定并带有它的印记。”瑏瑥西方国家虽然大都政教分离，但现实生活中宗教与社会政治往往存在着相互渗透和互为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大多数民众信仰上帝的宗教文化比较突出的国家，其宗教活动总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因而，宗教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前夕就曾预见说，美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将)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方面，美国的宗教组织实际上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介入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体系和各个环节。为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历届政要与罗马教廷相勾结的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基之后就大肆推行“东方政策”，表明与马克思主义坚决对立的态度。美国还把宗教与民族问题结合起来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如利用佛教与所谓西藏民族问题制造事端，试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舆论化、人权化，达到分裂中国、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目的。美国的宗教组织还通过美国政府和国会等政治体系影响对华政策。在美国，各大宗教团体组织都是美国政治系统中有政策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近年来，美国社会中保守主义思想抬头就与美国宗教右翼势力有密切关系。以基督教联盟、关注家庭等为代表的宗教右派组织极力主张强权政治，坚决反对共产主义，敌视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激进的反华势力，还主张只有通过强硬的军事手段才能保证和平;他们在国内的各种民主选举中为其支持的候选人助选，还直接对“政治精英”进行游说，提出政治诉求。此外，美国的宗教组织特别是宗教右派团体通过扮演“院外利益集团”的角色把中美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引向深入瑏瑧。代表宗教右派立场的政治力量始终坚持将中美贸易正常化与中国人权状况相挂钩，不仅阻碍了中美经贸往来，也在法理上影响和引领着美国宗教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格局和走向。
在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面，美国宗教组织直接开展各类活动，积极推行宗教人士互访与交流，广泛利用刊物和印刷品、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被称为“电子教会”的现代媒体。美国宗教右派组织所拥有的广播电视网络可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网等著名广播电视网相比肩，宗教右派头面人物罗伯逊创办的基督教广播网(CBN)即是典型代表瑏瑨。通过直接活动，美国宗教团体向中国普通民众推销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明，抨击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这已经超出了宗教活动的一般范围。这说明，美国利用宗教对华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自有边界，其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企图十分明显。
美国利用外交途径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外交始终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更加注重利用外交途径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众所周知，外交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外交的战略、策略与走势。其典型表现是人权外交。尽管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以来，有关人权的政治文化价值在国际社会已无太多原则争议，但对人权标准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却一直存在解读上的巨大分歧。对人权的理解与一国的经济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自然环境等国情紧密相关，因此世界各国人权
状态和人权标准都有国别差异，并且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人权的概念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如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与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国家，在人权认知上就有很大差异。“当美国将本国自身的人权问题‘放之四海’，无限地放大其所谓‘人权半径’，并将自己的人权触及到其他国家，干预他国内部事务时，事情就走向了问题的反面，充分体现了该国的强权逻辑和霸权色彩。”瑏瑩因此，人权问题既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人权政策问题上，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背后的永恒动因就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国家利益的需求;美国人权政策的直接体现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和“法理霸权”。
美国将人权外交作为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以人权警察和人权法官自居，企图通过人权外交实现物质、军事等硬的手段实现不了的目标。在对华政策上，人权外交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途径。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美国以人权政治化为特征的人权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当年为改变美苏争霸中的不利局面和转移尖锐的国内矛盾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美国把人权问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将对他国人权状况的判断作为对外关系的标尺，固守冷战思维对他国国内事务横加干涉;不遗余力地通过人权外交向他国推行其价值观、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
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将人权问题国际化、政治化，主张人权的国际性和无国界性，主张“国家权利从属于人权”瑐瑡，这是企图将本属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转变为国际问题，是想造成一种“人权的国际化越来越得到承认”。的印象，在用西方标准来对人权概念进行界定后，通过宣扬“主权不再属于国家而属于其内的人民;自决不再指人民而指个人”瑐瑣等理念，试图使西方价值观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尺度和执行标准。美国对华强势推行“人权”外交的主要目的是为西化和分化中国，从而为更顺利地实现其国家利益服务，“一方面是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则是把促进人权作为手段，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对象施加压力，以确保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
美国利用经济途径对华输出意识形态 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各种渠道中，经济途径的输出最为直接、最为实际，见效也最快。因为，经济作为社会存在与发展以及一切利益的源头，决定了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能动关系。国家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发展等综合实力的“硬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等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任何国家之间的竞争，“实质上都是为经济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目的被意识形态的附带物掩饰和遮盖了”瑐瑥。因此，美国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以便为国内发展服务，其具体形式有两个，一是试图让中国“听话”，二是试图让中国“改变”，借此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听话”是指通过经济途径的意识形态输出，让中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内政策让路，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实惠之同时，还要求中国更多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在客观上容易起到削弱中国实力的效果。“改变”是指通过经济途径的意识形态输出，鼓吹新自由主义“去政府化”和“去监管化”的理论，大肆宣传和推动市场化、自由化原则，促使中国加快推行经济私有化的进程，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的私有化。关于经济去监管化给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损害，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几年前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有“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使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全盛期——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直到2007年——美国式去监管化资本主义也只是给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的最富有阶层带去了更多的物质享受。事实上，在这一意识形态长达30余年的全盛期中，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在年复—年地减少或是停滞不前”。然而，事实上，伴随着利益集团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呼应，美国政府不可能在“促进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平衡”上有什么作为，只会一味地采取转嫁危机的办法来缓解国内矛盾，中国是其当然的首选转嫁对象。因此，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大幅增长，美国一方面欢迎“强大繁荣富裕的中国”的出现，认为中国的繁荣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同时又希望中国按照美国主导的那套“国际规则”来行事，以免中国的发展脱离美国希望的轨道;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华“遏制”的企图，包括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鼓吹中国对亚太的“威胁”等等，最近还利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挑唆一些国家向中国挑衅，在中国周边制造事端，分散中国一心一意搞建设的精力和注意力，持续实行遏制和干扰政策。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等西方大国等经济体的发展至今尚未走出低谷，虽然缓慢复苏，但是前景仍不明朗，这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输出产生很大影响。应该看到，美国在自己发展疲弱的时候更不希望也绝对不允许中国发展得顺利，因此通过经济途径阻碍中国的发展就成为其必然选择。美国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减少所欠中国的巨额政府外债，从而增加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间接给中国的国内生产和就业带来一系列问题;通过贸易保护和对华贸易制裁，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或压低进口价格，导致中国出口下滑，增加了中国的就业困难和压力，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激化或催生中国更多的发展障碍和问题。
从经济制度的性质上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根本性的，美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从价值观层面说，美国奉行的是以维护私有制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制度，它所保护的是大资产阶级财团等个人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的经济运行模式，附着于其上的价值观必然是为这一经济目的服务的一整套理念。在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背景下，试图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在经济领域的典型表现。美国一方面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还干涉欧盟对华经济政策，极力阻挠欧盟对华武器出口解禁。中国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美国通过加紧催促人民币升值、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拼命印美钞，已经变相地令其欠债大幅缩水，直接造成中国与全球的通胀压力。中国商务部、工信部在2010年第一季度所做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币汇率若升值3%，中国的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利润率将为零;如果升值超过5%，中国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将大量倒闭，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美国的升值要求是20%到41%之间。美国智库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曾经分析，就中国而言，“如果未来外汇储备达到5万亿美元的规模，人民币升值20%时损失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7%”瑐瑦，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么整个国家就成了听命于人的高级“打工仔”。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形势整体疲软，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开始腾出手来关注亚太，并实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等一系列动作，其试图软硬兼施的对华战略与策略始终伴随着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美国不断加紧对华实施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战略，其主要目的就是持续不断地加紧西化、分化中国，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去，从而更好地维护美国在世界的全球霸主地位，实现其独霸全球的目标，同时为其向全球推广民主奠定基础，为在全球建立一种美国所极力崇尚的单一表现形式的民主价值观铺平道路。从具体方式和策略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更加注重策略性、系统性、柔和性，避免直接冲突和引起中国的不快，注重轻重缓急和输出途径的互相呼应与配合，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可能的后果及发展趋势，对其战略重心重返亚太做出综合评估。
本文原载：江淮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