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5/3/22 16:32:00
2015-03-22 15:05:1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盛京废人
邓力群前辈悄然仙逝。
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讲，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次胜利。
生前荣辱为苍生，身后毁誉问天良。
邓力群百岁人生，盖棺论定，真难!
誉之者谓之“党内圣人”、“铁骨铮铮”;毁之者谓之“中共左王”、“冥顽不灵”。下作者即如李锐之女李南央，“窥阴癖”大爆发，专攻下三路，那便实在是语多不堪，不值一驳了。
争议出公案，公案藏机锋。邓力群一生多事，特别是他的后半生，简直就是一道与诸多历史公案纠缠百结的别样风景线。笔者不揣冒昧，试从一段段历史公案的解析与反思入手，穿越“是是非非”的迷雾，为邓力群前辈寄去一段迟来的哀思。
因成此文，姑妄言之。
一、清除精神污染：“左王”宽厚正直的人生另一面
很多人在评价邓力群的时候，都很喜欢用一个字—“左”。或许正是由于“左”的名头太响亮，人们大都遗忘了那个少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积极参加民族救亡的邓力群，那个青年独闯西域新疆，力促新疆和平解放的邓力群，那个在大众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曾经孤独而又坚定地支持过邓小平的邓力群。很多人在论及邓力群一生行止之时，首先提到的，也是最津津乐道的，一般都是他晚年参与领导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并且往往都会在大发一番感慨之后，甩出一个“思想僵化、整人成性”的考语。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且看下文分解!
1、周扬、胡乔木、邓力群：三个秀才一台戏
说到“清除精神污染”，就不能不提到周扬;说到周扬，就不能不提到社会主义“异化”的问题。
1983年，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百年祭。对于以马列主义为自己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这无疑是个应当隆重纪念的大日子。在一系列隆重纪念活动当中，由党内理论权威周扬作主题报告的学术研讨会，无疑是个重头戏。
周扬当时年事已高，所以主动提出由中宣部组织一些理论人才，帮助他共同完成这篇讲稿的要求。中宣部按照周扬的要求，安排学者王元化、顾骧以及《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协助周扬迅速组建了报告创作班子。在统稿过程中，王若水提出了他一直研究并关注着的社会主义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引起了周扬的兴趣，并安排王若水专门负责撰写报告中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一部分。王若水很快拿出初稿，周扬阅读后感到自己对“异化”这个问题的讲法有些拿捏不准，于是又让负责统稿的王元化删去了五、六百字。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的学术报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和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一道出席了会议。听了周扬的讲话，邓力群感到周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经济、思想上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出现“异化”现象的观点，同中共长期以来的说法不一样。而周扬报告中对人道主义的解读，和赫鲁晓夫的提法差不多，这种讲法也有问题。尽管邓力群对周扬的报告产生了疑问，但是笔者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邓力群对待学术问题，特别是对待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的态度，还是非常谨慎的。在无法立即断定周扬的说法有错误的情况下，他在现场对周扬的讲话依然表示了祝贺。
率先把周扬的讲话定性为错误的是谁呢?是根本没有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又是谁向胡乔木提出了自己对周扬讲话的疑问呢?是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
对此，卢之超本人在回忆文章中并不讳言，他说：“我坐在下面听，觉得周(扬)的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但是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不大对头，因为周的地位较高，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上，事先没有报告中宣部，更没有请示党中央的情况下就这样讲是不大合适的。......我问他(胡乔木)的秘书，乔木事先知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因为上午才收到周(扬)讲话的清样”。卢之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胡乔木的秘书“快向乔木报告。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后觉得问题十分严重和复杂”。
3月8日下午，邓力群打电话给胡乔木，询问是否可以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胡乔木说：“周扬的稿子我已经看了，感到问题不少，不是删几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同时要求邓力群通知学术会议延期两天，要充分展开争鸣。
出乎胡乔木、邓力群预料的是，周扬的这份讲稿是同时送给胡乔木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审阅的。胡耀邦虽然没有注明意见，但是在讲稿上做了记号就退了回来，这最起码说明作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周扬的这篇讲稿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无疑使周扬和他主导下的写作班子感到了一种来自党中央领导层的理解与认可(当然，后来随着邓小平正式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对周扬讲稿批判态度的逐渐明朗化，胡耀邦改口说他当时并没有看完，是秘书误以为他看完了，自作主张把稿子退了回去。对于胡的这个说法，笔者不能完全相信)。然而，正是这一错觉最终促使他们做出了一个即便是在今天看来也有失偏颇的决定——无视组织纪律约束，由《人民日报》总编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自行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周扬的讲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邓力群看到《人民日报》后，当即打电话给秦川：“你和我说要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要我表态，我说让你请示胡乔木，你请示了没有?”秦川承认没有请示，但是把责任推给了王若水，说讲话全文是王若水让他发的。邓力群又去问王若水，王若水装傻充愣，推说胡乔木只是讲了这个补充、那个补充，自己没有听到胡说过修改后才能发表的话。事情发展到此，彻底乱成了一锅粥。
实事求是地讲，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作为一种学术认知和学术观点，应当允许学者在争鸣中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是学术自由的一种基本体现。但是，作为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周扬明显对自己在公共场合发表的言论缺乏一种慎重、严谨的态度，对自己言论可能造成的后果更是缺乏一个冷静的估计。何况在周扬这篇处于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完成的这篇讲稿中，很多观点并非周扬的原创，在对相关观点的把握和拿捏上，周扬本人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心下无数”的状态。即以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这部分表述为例，在这篇冠以周扬之名发表的讲话里，这部分表述实际上完全是吸收了带有明显“精英”色彩的王若水的观点，并由王若水本人主要执笔完成的。而在此事后来发展的过程中，王若水等人出于借助周扬的名望扩大自己观点影响的考虑，利用自己在《人民日报》负责编审的特殊身份，违反组织纪律，未经批准擅自在公共舆论平台全文发表了周扬讲话，才是使这个问题终于闹到不可收拾地步的关键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讲，周扬是在不经意间给王若水等人当枪使了。
在党内素以性格柔弱著称的胡乔木令人意外地震怒了，他严令邓力群迅速草拟《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送呈中央，但是这个报告在送呈胡耀邦审批时，胡耀邦进行了阻拦，并要求胡乔木与“被处理的当事人见面，要核对事实”。胡耀邦的这一表态无疑使得周扬及其写作班子进一步印证并固化了中央主要领导理解、认可周扬长篇讲话的观点和看法，一场本来可以在心平气和的交流中完成的“秀才会”就这样埋下了剑拔驽张、当面交锋的伏笔。
1983年3月21日，胡乔木召集周扬、秦川、王若水共同核对邓力群代表中宣部做出的处理意见。周扬看了报告，生气地摔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胡乔木大为震惊，问道：“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大声说：“你们这样不正派!”
胡乔木急了：“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反驳：“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胡乔木回应：“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不依不饶：“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
谈话至此，已经完全变成了胡、周之间的一场语言乱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宣部的主要领导，一直没有说话的邓力群只能提高嗓音，对这场已失去理智的谈话进行了制止。邓力群的声音虽大，但是态度还是十分克制的，他说：“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工作!”当时在场的秦川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认为这是邓力群在当面批判周扬，对此笔者认为邓力群在当时会场极度混乱，会议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了的情况下，采取总结陈词的形式结束这次已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共识与结果的会议，实属无奈之举。即便邓力群的发言言辞有些激烈，也是在应激状态下无法避免的措辞失误，何况从秦川披露的邓力群的开场白和结束语上看，邓的表态无疑还是有所克制的。相比执拗的周扬、失态的胡乔木、坐山观虎斗的秦川、王若水，邓力群的做法既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原则性，也反映出他对同志之间内斗的痛心，对思想出现偏差的同志的宽厚与包容。
关于周扬，作家萧乾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在一段时间里，可以说周扬对于我们是个God(上帝，决定命运的人)。他不是大学者，好多文章都是中央的，既训示又解释。我认为他没有本人的个性。他是政策执行者。”会议结束了，曾经的“God”周扬在激愤之余根本咽不下这口气，他拿起笔来，给党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信还附上了由他整理的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十八条具体论述。
事情终于闹大了!
2、邓小平、邓力群、胡乔木：最是纠结是非多
通过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周扬的信终于送到了邓小平的手中。泥牛入海，周扬的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邓小平的正面回应，一切仿佛真的就这样风平浪静的过去了。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主席曾经下过四字考语—“绵里藏针”。这既是指邓小平原则性强，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一旦主意打定，就绝不肯轻易让步，也是对他表面心平气和，内里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的高度概括。然而，在1983年那个失去理智的春天，衰老的周扬似乎真的忘记了曾被他长期视为“导师”的毛主席给予邓小平的这段极有见地的评价。
1983年9月7日，邓小平找到邓力群，要和他专门谈一下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稿起草的事情。谈话中，邓小平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在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
9月30日，邓小平继续就讲稿的修改问题找到邓力群。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突然谈起了“异化”的问题，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邓小平说：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啊?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啊?......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隐忍，邓小平终于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周扬讲话的厌恶，他对“精神污染”在党内、党外猖獗蔓延的担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不断花样翻新的愤怒。诚如他在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言：“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底!”
相比于邓小平的决绝，邓力群却又一次展现了他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宽厚稳健的“秀才本色”，按照他的想法，对周扬这样的老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思想斗争原则，只要认识到自身错误，做一下自我批评也就可以了。诚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言：“在我看来，周扬能有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通报了周扬做的自我批评。我表示：一向对周扬同志很尊重。他写了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现在他做自我批评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把他当做兄长、同志加以尊重”。
阅读了周扬自我批评的邓小平不动声色地把胡乔木、邓力群一同召集起来谈话。他语带讥讽地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相比邓力群的宽厚和“书生意气”，邓小平无疑是更具有战斗性的。对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原则，邓小平的理解也无疑是更加具有鲜明“邓小平特色”的。这大概又是他“绵里藏针”风格的灵光一闪吧?
写及此，笔者不禁想起发生在邓小平、邓力群、胡乔木三人之间的另一段史实。1976年，毛泽东主席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第三次暂时告别中国政治舞台，被打倒了。作为邓小平在思想理论界的核心倚重力量，胡乔木和邓力群受到的冲击力度无疑是最强烈的，他们承受的压力无疑也是最大的。在压力面前，邓力群既没有诿过于人，也没有全面揭发邓小平以求自保。当着清查人员的面儿，邓力群在经邓小平授意，由他主持写作的被称作“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题目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坦然地对清查人员说：“文章是我主持稿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邓小平多年之后谈及此事，还感慨地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是刘仰峤(社科院秘书长)，一个是邓力群”。
相比于邓力群的担当与苦撑，胡乔木却再次充分展现了他性格中柔弱的一面。1976年3月2日，“批邓”刚刚开始，胡乔木就在压力之下，写了一篇重要的交代材料，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1976年9月，胡乔木为了能够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活动，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求见毛泽东最后一面。不知出于何种意图，胡乔木在信中写道：“对于江青同志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由于江青接信后，迅速把胡乔木的这封信公开印发出来，所以在江青很快倒台之后，胡乔木立时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地，就连胡乔木的家人也埋怨他：“你怎么这么写啊?”
作为胡乔木的同事和好友，面对着苦闷的胡乔木，邓力群激愤了。他感到胡乔木在“批邓”时受压，粉碎“四人帮”之后还是受压，实在是太不公正了。于是，这个正直的书生主动替胡乔木奔走，找陈云、找王震，直至最后找到了邓小平本人。终于，邓小平对胡乔木给出了这样的评价:“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邓小平一锤定音，胡乔木终于复出了。
邓力群正直、坦荡的为人风格，就此郑重地书写在青史之上。对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我不知道那些动辄指斥其为“一代左王”、“迫害狂”的人，作出如此结论的理论勇气、现实支撑究竟来源于哪里?是不是你们本身的心理状态就不够阳光，才使你们得出这样一个阴暗至极的结论呢?
可笑!
二、“邓力群八问”和“皇甫平事件”的再思考
尽管邓力群曾经在历史上坚定地支持过邓小平的整顿与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中，他与邓小平逐渐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特别是在与邓小平先后亲自选定的两位接班人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分歧更是不可调和，泾渭分明。经过一番权衡，邓小平终于下了让邓力群逐渐淡出中共中央核心决策层的决心(当然在此之前，他已充分利用邓力群的冲劲儿和深厚理论功底，帮助他平稳拿掉了一位不合自己心意的接班人)。1987年，邓力群先后落选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邓小平对此事的表态是：承认选举，不作变动。尽管邓力群事后承认“此事对我有刺激”，但是作为一名有着坚强党性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服从了组织决定。
然而，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到来，苏东剧变接踵而至，中国这个共产党执政的东方大国也经历了一次动乱的考验。面对“和平演变”逐渐由“狼来了”的警钟长鸣一变而为血淋淋的现实，面对改革进程中日益凸显的信仰危机、贫富分化等严酷的现实问题，邓力群忧心如焚，他要思考，他要探索，他要大声疾呼!
1.穿越时空的“邓力群八问”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的网络世界里开始流传一个关于“邓力群的梦”的段子。在这篇以邓小平内部讲话面目出现的文章中，作者借“邓力群的梦”的名义提出了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中国遍地是贪官，出现了黑社会，工人失业、下岗，人民受二茬罪等各种社会问题的质疑与谴责。
尽管这篇文章尽力模仿邓小平的语气写成，各种硬伤却是俯拾即是，比如让邓力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使用“下岗”这个九十年代中后期伴随国有企业转制才出现的新名词就是一处明显的错误。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很难经得起推敲的文字，却在网络上风传多年，以致很多人真的把它当成了确凿无疑的史料，反复转发、引用。这一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体现了普通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痛恨与愤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邓力群作为公认的“左王”，在群众中确实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人们把指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希望一定程度的寄托在了这位老人的身上。
当然，无论用心多么良善，谣言终究是谣言，不值一信，更不值一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邓力群自然不会“白日做梦”，但他却真真切切地如同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一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只属于他自己的“八问”。
1989年9月26日，邓力群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可低估或忽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力群提出了八个问题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希望人们对这八个问题认真思考，做出正确回答。
(1)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无限制地发展私营经济，搞私有化?
(2)是坚持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还是否定计划，实行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的自由市场经济?
(3)中国是否需要培植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让他们在社会上占有超越群众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
(4)“通货膨胀有益论”和“赤字无害论”都是合理的吗?
(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不可避免论”是正确的吗?
(6)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能否引入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
(7)在经济管理方面能不能搞“以夷制华，不怕丧权辱国”?
(8)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能“趋同”吗?(引自《邓力群文集》第三卷，20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本文引用时，为统一使用疑问句式，对个别问题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句式修改)
实事求是地讲，每当笔者读到邓力群前辈文集中的这段文字，都会轻轻抚卷叹息，感叹邓力群同志对很多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领域问题的看法确实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不信?请比照现实然后再发言吧!
邓力群，确实是忧国忧民的!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忧国忧民者并不是永远都会被人理解与尊重的。
这是一种悲哀!
2、“皇甫平事件”再思考
1991年1月，邓小平第五次来到上海过春节。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陪同下，邓小平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儿大上海，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最后说了一句鼓劲儿的话：“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尽管后来被正式收入了《邓选》，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份非常“内部”的讲话，知道的人并不多。恰在此时，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声夺人，连发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在完全不提邓小平讲话的情况下，积极宣传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这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
时隔多年，作为 “皇甫平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的回忆文章中，一直否认 “皇甫平”评论由上层授意，完全是由他本人组织撰写完成。比如，他在2010年12月发表于“共识网”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确说过：“皇甫平评论的背景并不复杂.....庚午岁尾，传来了邓小平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按照周瑞金的说法，“皇甫平”评论的出笼完全来源于他本人灵敏的政治嗅觉和对改革开放发自内心的支持与热爱。
然而，政论家、改革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马立诚先生却在他2013年4月2日发表在凤凰网历史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讲法。马立诚说：“这一年(1991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在马立诚的记述中，有上海市委背景的施芝鸿一下子由宴会的受邀者一变而为重要政治信息的传递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官方授意的代言者。
“皇甫平”来路的确大不平常!
然而，出乎策划者意料之外的是，“皇甫平”事件最初得到的舆论回应并不“石破天惊”，按照周瑞金本人的说法：“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除了“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周瑞金语，实为《当代思潮》)发表了一篇言辞较为激烈的文章以外，中国舆论界对“皇甫平事件”的总体反应只能说是风平浪静，策划者心中一直期望着的回击、围攻以致谩骂始终没有出现，真是让人大失所望。要知道，如果“皇甫平事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没有引爆大量的反对声音，事件的策划者们将如何证明邓小平的主张在党内阻力重重呢?他们又将如何进一步发酵这起事件，以便不断提升邓小平的焦虑感，激怒这位年逾九旬的政治老人呢?
恰在此时，一贯立场坚定、仗义执言的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邓力群继续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高层被和平演变的忧虑，重申了他参与写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主要观点—“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邓力群此文一发，立刻就有人来了个无限上纲，大声疾呼“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真是“不见围攻锣鼓响，已见反攻大事成”。
最有意思的是，同意发表邓力群长文的《人民日报》主编高狄此时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希望能与“皇甫平”名义上的策划者周瑞金谈一次。事出蹊跷，周瑞金怎敢自作主张接待，当即向上海市委负责人请示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人来沪并无背景，纯属个人行为，随机应变对付一下”。
果然，高狄只是简单询问了一下“皇甫平评论”是谁授意写的，并在得到周瑞金“装糊涂”式的回答之后，立即表示只需周瑞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回北京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就不再批评“皇甫平”了。
高狄走后，周瑞金马上向上海市委负责人继续请示应对策略，这回得到的应对策略更简单，只有三个字“不睬他”。事实证明，的确不用再睬高狄了，因为这位高社长在返京之后不久就被免职了。
和高狄被免职脱冠的命运不同，一顶“左王”的桂冠倒是从此牢牢地戴在了邓力群的头上。笔者阅读这段史料时不禁想问，难道一个老共产党员在党的事业遭遇发展困境时发表的一篇表达自己对党拳拳赤诚之心的文章，就这样成了一篇“左王”的加冕宣言了吗?
如此作为，对邓力群这样一位铁骨丹心的革命前辈，真的那么公平吗?
再次为邓力群前辈默哀!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邓力群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
《十二个春秋》，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3月1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
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6月1版
罗银胜著《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5月1版
《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1月1版
田炳信著《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决断》，新华出版社，2009年8月1版
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