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5/3/24 16:39:21
2015-03-24 15:02:4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林伯野
长期以来，在中国左派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各干各的，互不配合，只相信自已，不相信别人。抓住别人的不足或失误公开指责。这就分散和削弱了反对走资派和帝国主义的力量，达不到革命的目的。要解决这个向题，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大多数的光辉榜样和他的有关教导。
就联合对象的不同状况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内的，另一类是党外的。这两大类都要联合。
党内的团结、联合，毛泽东作出了榜样。一种是像罗荣桓元帅那样，一直表现很好，不犯错误。毛泽东一直团结重用。罗帅去世，毛泽东发出悲声：“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另一种是好同志，但也曾犯重大错误。如朱德、陈毅、周恩来等，毛泽东是帮他们改正错误，依然亲密团结，奋斗终生。党内也有长期犯路线错误屡教不改的人，如王明、张国焘，毛泽东一面指出其错误，一面仍希望团结他们，给予安排工作，动员大家仍选王明做七大的中央委员。后来张国焘跑到武汉，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劝他回延安。直到张国焘死不回头，投靠蒋介石，还把他的老婆送离解放区，去照料他的生活。
对党外人士的团结是首先是紧密联系工农大众。毛泽东说：“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纽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在人民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所以，毛泽东又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对党外各界人士要尽力扩大统一战线。这里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对民主党派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李济深、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毛泽东尊重他们，写信、访谈、甚至和诗。他劝说柳亚子的名句：“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使柳深受感动。这些民主人士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另一种是对国民党内一部分有点长处可以利用或争取的人士，例如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张治中、程潜、卫立煌、傅作义、邓宝珊、阎钖山等人。毛泽东对他们也作过大量工作，写过许多亲笔信。卫立煌访延安时安排了很大的欢迎仪式，収到了很好的效果。北平的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和湖南的和平解放就是很好的事例。甚至连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也曾是毛泽东的统战对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着眼于世界全局，为了孤立苏修，毛泽东还作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工作，使尼克松亲自访华，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处境。
要联合对方，自己要很谦虚，对别人要肯定其长处。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在1936年8月14这一天，毛泽东给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和傅作义(时任国民党39军军长、绥远省主席)各写一信，都体现着毛泽东的良好风格，摘录如下：
给宋哲元的信开头把他表扬了一番：“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末尾称：对傅作义、阎锡山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珐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勋祺。弟毛泽东拜启”
给傅作义写道：
“作义先生主席勋鉴：涿州之役，久耳英名，况处比邻，至深驰系……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望互派代表，速商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当时驻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国民党军将领邓宝珊写道：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战期间赏对十八集团军和根据地
……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对别人要尊重，尽量拉他一把。对自己要谦恭，不可傲气凌人，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有的人老是我不到团结对象，甚至原先曾团结共事的人后来也闹翻了。这是很可悲的。要团结大多数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以外，还必须对别人有正确看法。这就是用辩证法看人。第一，对人要一分为二，不要攻其一点，尽量垮大，不计其余。第二、人是会变化的，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去看别人。不要把人看死了。以卫立煌为例，十年内战期间，他大量残杀共产党人和红军，受到蒋介石提拔和信任。抗日战争时期他有联共表现，在经费和武器上帮助过我们。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固守沈阳和我们打仗。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大陆定居，不去台湾。傅作义后来作了我们的水利部长。张治中后来也为解放新疆立了大功。别人走错了路在一定条件下改正了，还是应当团结的。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孤家寡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提倡的三八作风中，那八个字的头两个就是团结。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落脚点就是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有的人闹不团结，或听不进别人的批评，总想标新立异，唯我独左，实际上还是私心作怪，立场有问题。为提高认识，我们需要重温毛泽东的以下有关教导：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么?”
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有了这样的觉悟，团结大多数就一定能够实现。
长期以来，在中国左派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团结。各干各的，互不配合，只相信自已，不相信别人。抓住别人的不足或失误公开指责。这就分散和削弱了反对走资派和帝国主义的力量，达不到革命的目的。要解决这个向题，最好的办法是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大多数的光辉榜样和他的有关教导。
林伯野(国防大学马列研究所原所长)
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指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就是说首先要以改造社会，为天下苍生谋幸福为自已的责任，胸怀大志，才会有民众大联合的迫切需要。他说“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怎样促成民众的大联合?他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就联合对象的不同状况来分，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内的，另一类是党外的。这两大类都要联合。
党内的团结、联合，毛泽东作出了榜样。一种是像罗荣桓元帅那样，一直表现很好，不犯错误。毛泽东一直团结重用。罗帅去世，毛泽东发出悲声：“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另一种是好同志，但也曾犯重大错误。如朱德、陈毅、周恩来等，毛泽东是帮他们改正错误，依然亲密团结，奋斗终生。党内也有长期犯路线错误屡教不改的人，如王明、张国焘，毛泽东一面指出其错误，一面仍希望团结他们，给予安排工作，动员大家仍选王明做七大的中央委员。后来张国焘跑到武汉，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劝他回延安。直到张国焘死不回头，投靠蒋介石，还把他的老婆送离解放区，去照料他的生活。
对党外人士的团结是首先是紧密联系工农大众。毛泽东说：“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纽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在人民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所以，毛泽东又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对党外各界人士要尽力扩大统一战线。这里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对民主党派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李济深、黄炎培、章伯钧、沈钧儒等，毛泽东尊重他们，写信、访谈、甚至和诗。他劝说柳亚子的名句：“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使柳深受感动。这些民主人士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另一种是对国民党内一部分有点长处可以利用或争取的人士，例如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张治中、程潜、卫立煌、傅作义、邓宝珊、阎钖山等人。毛泽东对他们也作过大量工作，写过许多亲笔信。卫立煌访延安时安排了很大的欢迎仪式，収到了很好的效果。北平的和平解放、新疆的和平解放和湖南的和平解放就是很好的事例。甚至连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也曾是毛泽东的统战对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逼蒋抗日，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着眼于世界全局，为了孤立苏修，毛泽东还作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工作，使尼克松亲自访华，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处境。
要联合对方，自己要很谦虚，对别人要肯定其长处。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在1936年8月14这一天，毛泽东给宋哲元(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和傅作义(时任国民党39军军长、绥远省主席)各写一信，都体现着毛泽东的良好风格，摘录如下：
给宋哲元的信开头把他表扬了一番：“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末尾称：对傅作义、阎锡山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珐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勋祺。弟毛泽东拜启”
给傅作义写道：
“作义先生主席勋鉴：涿州之役，久耳英名，况处比邻，至深驰系……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望互派代表，速商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当时驻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的国民党军将领邓宝珊写道：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战期间赏对十八集团军和根据地
……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对别人要尊重，尽量拉他一把。对自己要谦恭，不可傲气凌人，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有的人老是我不到团结对象，甚至原先曾团结共事的人后来也闹翻了。这是很可悲的。要团结大多数除了严格要求自己以外，还必须对别人有正确看法。这就是用辩证法看人。第一，对人要一分为二，不要攻其一点，尽量垮大，不计其余。第二、人是会变化的，要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去看别人。不要把人看死了。以卫立煌为例，十年内战期间，他大量残杀共产党人和红军，受到蒋介石提拔和信任。抗日战争时期他有联共表现，在经费和武器上帮助过我们。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固守沈阳和我们打仗。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大陆定居，不去台湾。傅作义后来作了我们的水利部长。张治中后来也为解放新疆立了大功。别人走错了路在一定条件下改正了，还是应当团结的。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孤家寡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毛泽东提倡的三八作风中，那八个字的头两个就是团结。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落脚点就是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有的人闹不团结，或听不进别人的批评，总想标新立异，唯我独左，实际上还是私心作怪，立场有问题。为提高认识，我们需要重温毛泽东的以下有关教导：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么?”
牢记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有了这样的觉悟，团结大多数就一定能够实现。
(2015年3月15日改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