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5/4/6 12:53:19
2015-04-06 11:49:57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记者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已50周年：鲜为人知的是，历时十年、投资近亿元(当年的十块钱与现在的十块钱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你懂的——红歌会网注)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新华网郑州4月4日消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赴河南林州调研，再谈党风廉政建设。
鲜为人知的是，历时十年、投资近亿元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账单有整有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去过红旗渠纪念馆的，很难不对一口黑色木箱子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60年代修渠时的炸药箱，外观平淡无奇，盖子内壁却贴着一张字条，泛黄斑驳的纸页上，“收据”两个字隐约可辨。
“我怕以后说不清楚。”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股股长彭士俊回忆，民工可以数月轮换，指挥部的干部常年驻守工地，衣物无处存放。后来由财务部门作价，买了个废弃的炸药箱。彭士俊怕影响不好，干脆把收据贴在箱子上。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种束缚，更是保护。”红旗渠精神研究者申伏生认为，半个世纪前的小小收据，透露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的信号，“干部对制度心存敬畏，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这张收据条，只是红旗渠账目明晰、制度严密的一个缩影。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儿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67岁的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
“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当人们为悬挂在太行绝壁的红旗渠心折称叹时，很少会想到，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言词直白，他认为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不敢为人民负责，“杨贵完全可以当几年太平官，他冒险修渠是出于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老百姓反对怎么办?上级给处分怎么办?工程失败怎么交代?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缺水长期是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现“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衷心期盼。
此后，红旗渠工程遭受数次考验。修建初期，有人举报“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建设中的大型工程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州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总结，“如果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太淼认为，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88岁的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一碗小米干饭的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在张买江的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林州流传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申伏生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
红旗渠景区资深讲解员李蕾的曾祖母在105岁高龄去世，她曾说，红旗渠工程在别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修渠前，公社和村民小组的干部做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
“修这条渠等于在自家院里打井呢，你不出力谁出力?现在不出力将来根本没脸吃渠里的水。”李蕾转述曾祖母的话。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林州市纪委撰文称，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开挖没多久，张买江的父亲就牺牲在了渠上。母亲把13岁的他往外推，“你上渠，渠里不来水，你别回家!”按照规定，18至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不到或超出的往往瞒报年龄。当时林州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修建红旗渠是我们党抓住了群众的根本需求，从群众身上汲取不可思议能量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党领导人民筑梦圆梦的伟大创造。”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认为，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
(原标题：红旗渠工程投资近亿元，新华社：未发生一起贪污挪用事件)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已50周年：鲜为人知的是，历时十年、投资近亿元(当年的十块钱与现在的十块钱已经不是一个数量级了，你懂的——红歌会网注)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新华网郑州4月4日消息，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赴河南林州调研，再谈党风廉政建设。
鲜为人知的是，历时十年、投资近亿元的红旗渠工程，未发生一起贪污或挪用修渠物资事件，没有一个干部失职渎职，连账单都有整有零、清晰可查。
账单有整有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去过红旗渠纪念馆的，很难不对一口黑色木箱子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60年代修渠时的炸药箱，外观平淡无奇，盖子内壁却贴着一张字条，泛黄斑驳的纸页上，“收据”两个字隐约可辨。
修建红旗渠时使用的炸药箱
“我怕以后说不清楚。”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股股长彭士俊回忆，民工可以数月轮换，指挥部的干部常年驻守工地，衣物无处存放。后来由财务部门作价，买了个废弃的炸药箱。彭士俊怕影响不好，干脆把收据贴在箱子上。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种束缚，更是保护。”红旗渠精神研究者申伏生认为，半个世纪前的小小收据，透露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机制的信号，“干部对制度心存敬畏，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这张收据条，只是红旗渠账目明晰、制度严密的一个缩影。自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累计消耗钢材123.5吨，水泥6705吨，炸药2740吨，单从这组有整有零的数字，足以想象背后是多么缜密的管理系统。
“爆破石头的炸药量都是有数儿的，工具无故超损要赔偿。”67岁的红旗渠特等劳模张买江在修渠中负责爆破，他记得很清楚，根据石头密度不同，规定的炸药使用量从2两到6两不等，鼓励节约、超用不补。
红旗渠纪念馆的展柜里，至今保留着几张票据，可以一窥当年的工程面貌。一张开具于1963年4月29日的发货票证显示，当时购买了总价375元的125根钢钎;某集体伙房账目记载，“天1561.5，粮2342.25，款624.50元”，今天若有心查询对照，可轻易算出人均消耗多少。
“修渠物资分类管理，出入有手续，调拨有凭据，月月清点。”曾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文全介绍，粮食、资金补助的发放程序也很严格，根据记工表、伙食表、工伤条等单据对照执行，几乎不可能虚报冒领。
靠制度管理权、物、钱的措施，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研究者指出，把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早在半个世纪前的红旗渠建设中就得到了生动贯彻。
当人们为悬挂在太行绝壁的红旗渠心折称叹时，很少会想到，在经济困难的上世纪60年代，投入30万人力修建这样艰巨的工程，当地干部群体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林县再缺水能渴到县委书记吗?”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言词直白，他认为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敢不敢为人民负责，“杨贵完全可以当几年太平官，他冒险修渠是出于共产党员的责任心，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老百姓反对怎么办?上级给处分怎么办?工程失败怎么交代?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林县县委面前。红旗渠总设计师、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在回忆录中谈到，修渠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面对争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
缺水长期是林州最深、最痛的记忆，从清朝后期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县志上频现“大旱、连旱、凶旱、亢旱”等字眼，甚至有人因打翻水桶自责上吊。林县县委成员多番走访，确定修渠引水是老百姓的衷心期盼。
此后，红旗渠工程遭受数次考验。修建初期，有人举报“林县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工程建设”;总干渠修至一半，有关方面下达百日休整文件，要求建设中的大型工程停工;因为动用县里退赔款修建红旗渠，上级派来了调查组。
“要干好一件事，应该无私无畏、忍辱负重，任何情况下都以人民的利益为重。”红旗渠通水后彻底改写了林州缺水的历史，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渠”。时隔多年回顾，杨贵总结，“如果碰到风险就退缩，再好的事情也办不成。”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太淼认为，红旗渠蕴含着对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绩观和荣誉观的体现。
88岁的红旗渠建设劳模李天德回忆，在红旗渠工地上，看不出谁是干部谁是民工。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是抡大锤的好手，抡开12磅大锤，一口气能打一百多下。由于长期风吹日晒，他脸膛黝黑，人称“黑老马”，“县长”倒很少被提起。
干部和民工的区别，在领给养补助时最明显。当时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
一碗小米干饭的故事至今仍为健在的修渠者津津乐道。有一天，炊事员看杨贵干活太累，偷偷给他蒸了一碗小米干饭。杨贵很生气：“群众吃啥我吃啥，这米饭谁蒸的谁吃!”最后，这碗干饭倒进大锅里煮成粥，30个人分着喝了。
“我最佩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时干部跟我们一起吃糠咽野菜。”在张买江的讲述中，干部和民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指挥部都是住山洞或搭席棚，没用修渠的钱盖过一间房。最困难的时候，总指挥部的办公经费连点煤油灯的开支都不够。
“党员干部能够领导人民办大事，前提是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必须与人民同甘共苦，否则将举步维艰。”申伏生指出，参与修渠的大小干部上千名，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的纯洁信念和优良作风。
林州流传一句话，“干部能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这是红旗渠建设时代留下的，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领会其中的深情厚谊。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时刻豁得出来，党员干部凭借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成为修渠群众的贴心人、主心骨。”申伏生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在密切干群关系、调动群众参与意识方面作用显著。
红旗渠景区资深讲解员李蕾的曾祖母在105岁高龄去世，她曾说，红旗渠工程在别的时代是不敢想象的。修渠前，公社和村民小组的干部做思想动员，让老百姓明白是为谁修。
“修这条渠等于在自家院里打井呢，你不出力谁出力?现在不出力将来根本没脸吃渠里的水。”李蕾转述曾祖母的话。据统计，开工第一天，就有三万七千人报名。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
“干部冲锋在前、与群众同甘共苦，形成了一种无声无形却强大有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群众的修渠热情空前高涨。”林州市纪委撰文称，干部作风关乎民心向背，这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红旗渠开挖没多久，张买江的父亲就牺牲在了渠上。母亲把13岁的他往外推，“你上渠，渠里不来水，你别回家!”按照规定，18至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不到或超出的往往瞒报年龄。当时林州有50万人口，其中30万人参与了红旗渠建设。
“修建红旗渠是我们党抓住了群众的根本需求，从群众身上汲取不可思议能量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党领导人民筑梦圆梦的伟大创造。”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认为，红旗渠是践行群众路线、汇聚群众力量的典型范例，党员干部以此为镜，可以直观对照出自身的不足。
(原标题：红旗渠工程投资近亿元，新华社：未发生一起贪污挪用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