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4/26 10:00:58
2015-04-26 09:21:18 来源：
环球时报 作者：环球时报社评
4月23日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30周年纪念日。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戈氏改革对国家来说弊大于利，它造成了人们失去信心，带来混乱，最终成为国家的灾难。2010年有53%的受访者持这一立场，今年上升至55%。对这一最终导致苏联灭亡的改革，该中心主任费多洛夫表示，俄罗斯社会希望尽快忘掉它。 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标志着苏联改革的开始。苏共中央要求“对计划工作采取新的态度，积极采用经济杠杆，为发挥劳动集体的主动性提供广阔天地”。 在改革反而造成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戈氏提出应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的“新思维”。他推动民主化和公开性，降低苏共在国家运行中的作用，鼓励“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最终导致国家混乱和失控。 如今30岁以下的俄罗斯人已对苏联没什么印象，普通俄罗斯人对谈论戈尔巴乔夫的兴趣越来越低。在俄罗斯和全球思想界，人们对戈氏的评价是分裂的，但有一点比较一致：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进程的控制者。无论他的改革初衷是什么，发动改革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大，改革的最终结果都与发动那些改革时绝大多数苏联人的愿望南辕北辙。 中国是迄今为止研究戈氏改革最认真的国家之一，这是因为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的情况与苏联的接近点相对较多。全球学界几乎一致认定邓小平的改革与戈氏改革是全人类成功和失败改革最突出的两个例子，尽管西方不少学者对中国的一些做法持保留意见。 中国互联网上前几年出现一些赞扬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声音，并以俄罗斯当时的繁荣作为主要论据。油价下跌造成俄经济困难，挺戈的人也变得不怎么吱声了。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新概念迭出，所提愿景振奋人心。而中国改革显得就事论事，冲击力不足。苏联有“500天计划”改革方案，而中国长期改革的目标也只是“小康”。当苏联人期待一步跨进西方式发达社会的时候，中国“慢腾腾”地提出改革要分三步走，继续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尽管未来回顾中国和苏联改革还会有更长的历史镜头，但30年的不同变化已经足以影响两国各自一两代人的命运。就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结论的清晰度已经不容怀疑。 理想主义、低估改革的难度、过分重视西方的评价，这些都是戈氏留给世界的深刻教训。改革是有风险和误区的，综合控制力与改革实现突破同等重要。要让对改革的改革有机会发生，要让人民长期保持对改革的信心，这些不仅要想到，还要做到。 苏共领导力的削弱和瓦解是导致苏联改革陷入全面混乱的最大败笔。对苏联国家根基造成沉重打击的几大事件，发动者都是苏共高层官员。最早推动加盟共和国分离的基本都是苏共在当地的最高领导者。苏共当时的混乱和分裂令人难以置信。 全世界的现实告诉我们，大国成功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中国成功改革，或许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幸运。这个世界充满不改革和“不会改革”的教训，中国要想不成为后人的“新教训”，任重而道远。这当中，“蹄疾而步稳”将长期是一门关键性哲学。 最后我们想说，中国不断研究戈氏改革、汲取其教训，并对导致苏联解体的那些原因保持警惕十分必要。即使俄罗斯人逐渐淡忘它们，我们也不能忘。
还我自然 - 2015/4/26 10:04:32
2015-04-26 09:35:1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马也
经过相当一个时期丑化苏联共产党历史、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混乱之后，1990年，成为苏联改革与解体过程中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经济改革的“500天计划”，作为最重要的一页，钉在它的年历上。 从这年起，苏联改革从曾经宣布的社会主义目标，改变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此前已经控制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两项势必推上前沿的重大改革呼之欲出。决战的鼓声擂响了。一个是政治改革，即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6条，删除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剥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促成颠覆共产党、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进行最后的集结、空前的政治动员和整合。亲资本主义的联盟获得足够的思想的、理论的、政治的力量，经济体制改革迎来埋葬社会主义的最好机遇。于是有另一项改革，即利用这种动员和整合，摧毁作为苏联体制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出台“500天计划”。 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在《大动荡的十年》中写道，最初是莫斯科郊区一家制砖厂厂长，为讨好叶利钦和加官进爵，声称有一个500天转向市场的计划，而且精确到以小时和天计算，被认为是一场“数字笑话”。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经济学家，提交一份“400天计划”，然后加上亚夫林斯基的名字，在莫斯科出版。那位厂长也拿到这份计划，把“400”改为“500”，用自己的名字在西伯利亚出版。厂长没有捞到什么，亚夫林斯基却因此名声大振。这个计划随即得到叶利钦的首肯，提出要在俄联邦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 戈尔巴乔夫越是坚持他1987年6月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根本改革”或者说“实质性改革”，国家经济状况就越是每况愈下。1990年5月24日，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提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又称“政府纲领”。与此针锋相对，美国积极撮合，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成立一个由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为首的专家小组，在俄罗斯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即《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亚夫林斯基列名这个小组。他在这个小组的一个特殊使命，是随时向美国方面通报情况和听取与传达美国方面的指点。9月上旬，小组提交了这个计划，规定苏联沿着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17个月里“实现剧烈的改革”，至少70%的工业企业实现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外资进入，在私人商业银行和所谓“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金融体制。它的全称为“沙塔林-亚夫林斯基500天计划”。 苏联总统顾问彼得拉科夫说，这是1990年苏联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消息”。1990年的整个夏天，戈尔巴乔夫一再发出热情赞赏沙塔林计划的信号，称他拒绝“一种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垄断”，“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把国有企业转变成联合股份公司”。8月4日路透社报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为发生重大政治变化铺平道路”。戈尔巴乔夫在不同场合继续表示对500天计划的支持。8月17日，他在敖德萨军区发表谈话，再次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说“国家所有制垄断”是“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而他的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8月2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联合班子准备改革经济》，认为这两位改革家总统联手，“组成了一个互利的合相互依赖的同盟”，导致“苏联改革中比较有希望的时期”，“叶利钦帮助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变得更加激进”。8月29日，这两个人会晤并联合向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戈称和叶“达成完全的相互谅解”。30日，法新社刊出《苏联高级官员赞成激进改革方案》，称这是对雷日科夫的严重打击。 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披露，正是“在剥夺了共产党制定政策的权力之后，戈尔巴乔夫再一次谈到了激进的经济改革，同意与叶利钦合作出台新的速成计划”。戈尔巴乔夫对“500天计划”的少许犹豫不决，都会引起这位忠诚于美国当局的大使的“不安”，以至在安排美国商务部长出访苏联的时间问题上，都要考虑怎样有利于“迫使戈尔巴乔夫接受沙塔林的计划”。 9月10-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会上出现“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方案之争。 9月11日，雷日科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作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报告。报告阐述了政府纲领与500天计划的主要区别: 政府纲领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只能是渐进的，其他国家都经历了几十年时间，而500天计划认为一年至一年半就可建立起带有全部特征的市场经济;政府纲领主张以“先调后放”的途径实现价格改革，而500天计划主张从1991年1月1日起放开价格，政府认为这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500天计划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政府认为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反对实行私有化，反对实行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反对用农户经济取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主张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农户经济、合作社和个体经济合理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经济模式;政府主张主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赞成过多吸引外资用于目前消费;政府把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居民社会保障作为自己纲领的重要部分，主张对居民在价格改革中的损失予以充分补偿，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500天计划在这方面没有切实的保证;政府主张必须有全联盟统一预算，税收来自双重渠道，中央占22%，共和国占23%，500天计划主张取消联盟预算和税收。 新闻媒体像接到同命令一样，齐声为“500天计划”摇旗呐喊。《共青团真理报》9月5日刊出《人、自由、市场》，抢先公开这一计划的内容，说它的主要特点是，按照“崭新的经济理论”，让每个人都从国家得到一份，强调只有私有化才能“恢复社会公正”。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两次讲话，表示他本人“更欣赏沙塔林的计划”。9月17日，俄联邦总理西拉耶夫宣布，俄罗斯联邦从10月1日起开始执行“500天计划”。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关于《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的决议，决定组成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小组，在两方案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统一方案。戈尔巴乔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作为统一方案的“总统方案”。 “政府纲领”和“500天计划”之争，实质是叶利钦争夺最高领导权和改革主导权的政治斗争。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方案”，以折中的、妥协的方式认可“500天计划”。两种经济体制的选择，代表着两种经济制度的较量。在所有制改革上，“政府纲领”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非国有化，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500天计划”主张实行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代表着两种改革目标模式和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戈尔巴乔夫支持“500天计划”，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西方经济制度认同。作为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持这种改革态度，其政治效应等于公开宣布在苏联社会主义已不适用而走向资本主义，等于公开否定联盟、葬送国家。 马特洛克看得很清楚，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方案”，“仍将以沙塔林的‘500天’方案为基础”。美国《华尔街邮报》9月14日表扬戈尔巴乔夫批准“500天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只顺便提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其实已经“放弃了恢复共产主义的努力”，“显然是为了在苏联实行一种西方式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为了改革共产主义”。日本《产经新闻》同一天的文章要兴奋得多，题目干脆就是《苏联经济改革最终方案中没有‘社会主义’字样》。9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来访，当面称赞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在美国政界得到同情和支持”，“由于改革，苏联已走上正确道路”。 所谓 苏联改革的“正确道路”，就是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和国家解体。1990年到1991年，这种征兆全部显现。计划经济遭到决定性的破坏。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出现战后以来的首次负增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下降2%、4%和1.2%，财政赤字上升，内外债务增大，消费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整个经济陷入深刻危机。l99l年，经济危机向全面化和深刻化发展，危机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生产负增长幅度急剧加深。同时，族际冲突、工人罢工加剧了社会经济的紊乱，经济、财政、社会政治全面危机。戈尔巴乔夫带着他的从“500天计划”衍生而来的“总统方案”到伦敦，向西方七国请求援助，“超级大国变为乞丐大国”，无果而终，为全球徒增一则笑话而已。雷日科夫下台，继任者帕夫洛夫的一个《反危机纲领》完全不起作用，也不过是苏联党和国家墓碑边的一个小小花环。国家的最后崩毁只剩一个简单的仪式了。 美国当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共同策划和积极推行的“500天计划”，是最能显示苏联改革的性质的经济计划，在导致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国家解体、出现20世纪人类历史巨大倒退以及此后苏联人民的悲剧方面，功不可没。一首短诗在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及其他苏联地区广泛流传。这里写下的，是人民对“500天计划”的历史评价： 列宁赢得了革命， 斯大林赢得了战争， 赫鲁晓夫改换了货币， 勃列日涅夫修改了宪法。 戈尔巴乔夫和叶里钦， 比他们都厉害， 按照“500天计划”， 把整个国家搞垮。 如果以前说这种事， 我们可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希特勒没办成的事儿， 民主派却办到了。 全国在流血， 人民在哭泣， 总统却在电视上说： “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原载
马也博客 首发于2013-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