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5/4/29 10:58:21
2015-04-29 09:44:23 来源：
新浪博客 作者：寒流
寒流：歌不足泣，恨不当归 ——评《红墙梦》琳琅满目的人物形象
《红墙梦》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近千个，能有血有肉地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不下一百，其中野风、马泰、钟可、林蝉、钟力、操天泽、陈志东、甄存、温德华、辛劳、桃老妇人等等，哪个都是典型环境中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中，梅子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完成对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是正面的，没回避任何矛盾和问题，因而又是饱满的，真实的。作者一边叙述，一边思考，饱含着浓烈的政治评价、文化评价和道德评价，其深度与广度，可见一斑。 梅子写《红墙梦》有独到追求，她不同于一般的官场小说，也不同于风靡一时的回忆录传记，其中有些章节就是论文，清晰飘着的几条线，很明显就是历史事实。她既求写全，又追求写深写透。至于其思想高度，我想：凡读过梅子政论、经济论文章的读者都有体会。最起码梅子不浅薄，可以称得上“这一个”。 《红墙梦》的立意极有底蕴。三十几年来，在物质文明突飞猛进的同时，我们一直为传统道德殿堂的坍塌拍手叫好，以历史必然论和所谓“代价意识”为理由，心安理得地注视着“腐败”、“代沟”、“信仰危机”、“金钱拜物教”等思潮。诚然，当共产党背叛工农、背叛当初的创党理想，制造并投靠资本家，这种价值选择上的变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味着新的生机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无情的事实也捉弄了抱着某些天真的哲学信条的人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自发地带来一套崭新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事实上，人们的心态和行为在背离了传统的轨道之后，并未朝着健康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合理秩序的方向发展。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道德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的状态。无论求职、提拔、调动、出差还是购物、日常交往、利益分配等，凡在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场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地品尝了灵魂碎片化的非道德主义的苦果;困惑、焦灼、孤寂、失望、满腹牢骚等消极情绪，驱赶不尽地弥漫在我们的社会。深陷其中，哪些才是必然付出的代价，哪些则事在人为? 在这种大风气下，人们不讲角色意识，不讲责任义务，不讲合理秩序，不讲英雄主义，不讲社会公德，也不讲一般社会所自然形成的扶危济困。 在这种大风气下，领导们闭着眼睛说瞎话，扭过头就男盗女娼。 在这种大风气下，在十亿中国人集体大阳痿的时候，文学首当其冲被残害;当文化逸散为反文化、非理性的时候，文学的壮美和优美走向逸遁，美学机制转来转去走不出裤裆。当社会话语权被自由派垄断，当经济裁决权被汉奸把持，尤其当一村政权而派生的官权几乎完全被卖国贼窃据，文学，便只好堕落为皮条客。 “诚然，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样的抽象中，他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初稿》)。所庆幸的是，作者以其大胆入世的精神剖析现实，并没有让《红墙梦》走向平庸。 小说中各色人物可谓琳琅满目，上至铁面总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下至濒临破产的农民、三餐不继的下岗职工，既淫浸对毛泽东时代的深切怀念，又饱含对改革开放的痛切反思;既有对肮脏现实的无情的鞭挞与否定，也倾注了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急切盼望和思考。《红墙梦》，写出了历史必然性。 在这部作品中，大体说来，贯穿始终的有六组矛盾，但每一组都是悖论，都似乎是无解的二律背反，但一个个同样地迫在眉睫，浮雕般让人触目惊心! 这六组矛盾是：一、政治：亡党，还是亡国?二、经济：找死，还是等死?第三、社会：彻底牺牲弱势阶层还是迎接动荡?第四：文化：选择先进成分的凝聚，还是麻木维持目前的亚文化状态?第五：伦理：持续道德失重，还是有所作为?第六、人伦：所谓改革，是不是要牺牲一代妇女? 第一组矛盾主要通过至老——一个基本虚构的人物体现，他，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透彻明白我们党的宗旨;他，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中坚，公开而且当面对桃老及他的理论提出质疑;他，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导师，但他面对幼儿失学，却毅然把党和政府摆在了红军的对立面，“共产党不管，红军管!”与此同时，他降格以求，为发展地方经济不辞劳苦、牵线搭桥，又成了改革的参与者、合作者——“这个事党和政府管一半，我管一半”，然而就是这位红色战士、透透彻彻的马克思主义者、华夏赤子，面对政府腐败以及党的危机，尤其是面对幼儿失学、下岗职工全家自杀引起社会动荡，就在部队开来的关键时刻，再次举起毛主席的旗帜，登高一呼，号召人民群众不威强暴，“再上井冈山”……面对这种情景，我不知我们尊敬的数千万共产党员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 当初的革命者成了既得利益者，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贪污受贿，男盗女娼，还恬不知耻地连吃带送，权力，被搬上交换利益的“大秤”; 当初被打倒的阶级再次站起，个个手上散发着腥臊和肮脏的味道; 当初的革命阶层三餐不继、水深火热，不是被逼入绝境，就是被房贷套牢，正迅速积聚着爆发的能量，势必再现“剥夺者被剥夺”的整个过程…… 一句话，当我们党被私欲绑架、被富翁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如不自行革新，将必然失去领导这个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资格。正如至老所言：“如果这样，不如当初放任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人家干的，比我们好。” 斯言斯理，令人回味。 十几年前，笔者有幸接待一个老红军考察团参观我们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其中不乏我们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也不乏记入史册名垂青史之辈，老同志们对高楼大厦赞叹之余，却又迅速回过味来，当场有上百号人抱着广场上红旗的旗杆放声痛哭，一声声呼唤着“主席”，还有的昏厥、住院…….其情其景，没齿不忘。我想：当世界第一大党的创党集体整体迷惘的时候，这个党也就差不多了。 多亏有个华夏，他以世纪大审判唤醒国人，否则，连笔者都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杀抗议或揭竿而起。但这么大个中国，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仰赖权威，正常吗? 与至老相比，马泰是个既得利益者、成功者，但也是个智者、思考者，他思考的是社会与经济层面：找死，还是等死?同时也涉及社会层面：彻底牺牲弱势阶层还是迎接动荡?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主，他想发财，而且发财发得很大;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知道私营企业的壮大必然挤兑国有经济甚至砸烂工人们的饭碗，衍生罪恶;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朋友，他深知中国老百姓的良善和宽容，“谁都明白是铁面总理砸掉了他们的饭碗，可总理的声望依然扶摇直上，为什么?”“不改革不行啊”;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穷家子弟，马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在不能扫天下的时候，只能扫一屋——可以告诉你，现实中的马泰真的大于小说中的马泰，曾一次性资助某省政府四个亿，条件就是不能宣传一个字。知道马泰是梅子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知道这个人物的形象不够立体不够鲜活，但是，如果设计凶杀、绑架或杜撰一些无聊的细节，梅子不忍。我也不忍。 “马泰”——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兄长。 改革无疑要付出代价，“但哪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哪些则事在人为”——作者给出的明确答案贯穿作品的始终。 为避免作品沦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者还着力刻划了老雕、野风、土豆、黄瓜等一批人物，着力思考着文化与道德层面的问题：选择先进成分的凝聚，还是麻木维持目前的亚文化状态?持续道德失重，还是有所作为? 问题在这里没有答案，因而每个人都是一组矛盾。 为什么这些人都爱喝酒?迷惘。寻求麻醉。 老雕天生的公关先生，不慕权利，却不幸做了市长，就象被装进搅拌机的石子一样身不由己，乃至于被砍几乎身亡。当官容易吗?讲清廉，“想干什么呀”，保证上、下级同时整你;想腐败，也就成了康大龙陈世昶那塔莎乃至老省长这类人物，现实生活中一抓一大把，隔一个打一枪漏网的不少，把他们集中到小岛上那原子弹炸，却有人冤枉，但老雕尚有残存的良知和理念，这就难了，注定要下“炼狱”。当第二把手容易吗?别看与第一把手只差一个名次，实际上权力差多了。当年笔者初次拿到权力，老首长私下嘱咐三条：一、把副手掐死;二、利用奴才管理人才;三、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抓住基层打中层，控制局面。当我的副手吧，实际上等于地富反坏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这——注定了老雕的悲哀。他是好人，也仅仅是个好人，但这种人在官场上已经少之又少。 野风的形象很薄弱，大约只起到“线”的作用。但他无时无刻不在矛盾中挣扎：正直，但却愚忠;放荡，但始终不忍心动晓浪;反腐败，却实际上维护着本省第一大案……只是关于这个形象，我不想多说，也不便多说。 黄瓜、土豆都是公检法出身，为什么沾染了一身的毛病? 有个段子很说明问题。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吗?答：被阿扁推翻了。 董存瑞问：劳苦人民还当牛做马吗?答：都下岗了，不劳动了。 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 杨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答：都改当公安了。 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吗?答：都入党了!雷锋问：那资本家呢?答：都进人大政协当官了…… 说白了，黄瓜、土豆尚有良心，也有自己排解的开的矛盾。 公检法那个圈子，坏人进不去，好人干不了。况且梅子对这个领域相对陌生，请教我。我说：“往坏里写吧，想象多坏有多坏，只是别太糟蹋黄瓜、土豆，他们是我哥们。”这是实话。在海口，认识他们两位的实在太多。 哥们太知道应该怎么做，又舍不得自身利益，因而只好靠酒和女人麻醉自己。 更深的层面却是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失重，呈无序状态。 状态之一：几乎无规则可依的道德观念。换句话说，时下之中国正暴露出道德准则上的文化失重现象。这个大判断是建立在三个具体的小判断之上的： 第一，老传统基本消逝。这里所谓的老传统，主要指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伦理和以儒家伦理为主干且又融入了佛、道文化精神的家族道德、市民道德、行会道德、集团道德等等。改革前30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中，仍然渗透着儒家精神，而习惯的力量又使得传统的世俗道德还保留了一定的感召力。然而，这些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赏罚方向的变化和文化领域对儒学的摧毁性批判，不仅为专制社会所需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被唾弃，而且连同一些未必被商业社会所不容的道德劝戒(如“三不朽主义”、“言必行、信必果”、克己修身精神等)也一并成了人们嘲弄的对象，在倒洗澡水时连婴儿倒了出去，昔日的父子、夫妻、师徒、朋友之间的角色规范所剩无几。 第二，新传统未能继续发挥作用。所谓新传统，是指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所竭力倡导和宣传的“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爱国主义等等。虽然上述字眼仍然频繁地出现在报刊、出版物、红头文件和学校讲坛上，但事实上不少中青年表示怀疑，老一代中也有一些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理想，早已被资改派批到批臭。 第三，在传统道德残缺、破碎之后，并无新道德取而代之。无论在社会公德方面还是在职业道德领域，除了某些由人类种族传递下来的道德晾知(如勿偷盗、勿杀人等)还能获得法律保障和人们在道德观念上的认同之外，其他方面缺乏共同遵循的新规范、新原则。生意场上，人们经常怀疑合作伙伴的诚实与守诺;企业之间，背信违约之事屡见不鲜;年轻人谈恋爱，见面就想上床、昨晚就提出分手的也不是没有;人们很少去谈论教师的仪表、服务员的态度、工人的规矩和干部的风貌，角色意识及由角色意识而生的自我感召力、约束力非常脆弱。 状态之二：既缺乏是非感也缺乏耻辱感的道德心态。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缺乏自律精神，少有是非感。王润生在《我们性格中的悲剧》一文中曾将此成为“良知麻痹症”。但国人的耻感精神却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怕丢脸”、要“面子”的心态迫使人们就范于传统的道德轨道，构成了中国人抵御恶之诱惑的心理防线。当然，仅靠耻感精神来维系的道德文化自有它的弊端，耻感若要转化为遵循道德的动力，必须以熟人社会和外在监督力强为前提，一旦同陌生人打交道，耻感就不复奏效，所以中国历史上既多有表面的循规蹈矩者也多伪君子。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有耻感为“他律”总比没有任何约束强，最可怕的莫过于“罪感”、“耻感”皆无。然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未能普遍形成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是非感、自律精神，另一方面，传统的耻感心理也渐趋淡化。例如，腐败和不正之风并非今天才有，但过去的腐败者也仅仅限于偷偷摸摸地干些避人耳目的事情，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道德君子的嘴脸来，不善固然不善，但还不至于无耻;今天可就不同了，某些人不但“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碰、烟酒基本靠送”，而且还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说出很多道理，什么“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啊，什么“周瑜打黄盖”啊，什么“大家都这么干”啊等等，都成了违法乱纪的正当理由。又如，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了带有普遍性的行为模式而几成规矩，分房子调工资提职晋级乃至送小孩入托上学进工厂进饭店，如果你因未送礼而未能如愿，许多旁观者不但不由此而生义愤，反而会嘲笑你的吝啬你的小气你的不通情理不懂世故不会打点。再如坑国家坑集体坑他人的事情，过去也有人在肚子里打算盘或少数几个人合伙策划，可今天这类事情早已超越了密室策划阶段而成为日常经验交流的话题。听说在某些堂而皇之的会议上，头头们交流的竟是如何巧计成本、如何偷税漏税、如何设两本帐簿、如何对付检查等“技巧”，至于熟人间关于送礼术、行贿术、囤积居奇术、买官卖官术的讨论更是司空见惯。如果有哪位社会学家乐意，能够如实地把各类公司的坑蒙拐骗术、教育领域的巧卖文凭和敲诈勒索术、企业间的讨债逃债术等等统统描述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一部“违法乱纪方法大全”。 状态之三：莫衷一是的道德评价和软弱无力的舆论监督。 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效用是衡量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之强弱和道德约束力之大小的外显的尺度。中国人喜欢使用“道德法庭”一词，虽然就科学性而言这个概念极不准确，且带有浓厚的他律文化色彩，但用来借喻外在的道德批评对个人的规范约束作用仍有它的贴切之处。“人们之所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并非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出于对同伴舆论的畏惧”，赫胥黎的这句话，便道出了“道德法庭”的旨趣。然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无所不在的所谓“法庭”今天已失去了它向来的尊严，今天的中国人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说长道短，不喜欢道德化的规劝、赞美、贬斥，你说他“能干”他由衷感激，你说他“规矩”他恐怕像吃了只苍蝇;因而识趣的只同别人谈论真假谈论美丑谈论春化秋月谈论生财之道谈论男人女人，就是不谈善恶不谈好坏不谈是非。此风一起，几年下来，许多人都变得很识趣，昔日在团体内部曾经起过作用的道德化批评消逝了，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的道德劝戒相对减少或往往失效，对于报刊影视中出现的道德楷模宣传，相当多的观众反应冷淡…… 另一方面，过去为了维护正统的道德，还实行了一整套硬约束手段，如在就业、工作分配、调资提干、入党入团中加进道德审核标准从而使道德同个人利害得失挂钩;虽然这种道德行政化的办法有诸多弊端而有待改革，但完全寄希望于人们的“自律”精神恐怕在现实中未必能行得通，硬约束总还是需要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合理的约束手段，否则就会失去道德的外在制裁力。 状态之四：道德教育失当。 表面看去，似乎学校的道德教育较之从前更引人注目了，比如高校的德育课被列入正式课程，但是或由于内容不够新、或由于与社会赏罚方向背离，致使相当多的人内心惴惴。在家里，家长们各自的生活经验和混乱的道德观念，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下一代。通过随机性的闲聊和观察，我发现指望孩子出人头地的愿望在这一代父母中是何等强烈，有些父母为了孩子成“龙”竟不惜纵容孩子贪婪、吝啬、霸道、自私。这种畸形的人格塑造难免在下一代的心灵里埋下相互间虎视眈眈、不能和平共处的祸根。 现代化建设需要勤劳进取、宽容善良、既具有独立创造气质又富于合作精神的健康人格得不到鼓励，而那种胡作非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反文化反科学的人格因其在无规则状态下有着强得多的生存“竞争力”反倒被普遍效法。 ——这，真是一幕十成的悲剧。 该怎么拯救伦理道德?其前提无非是先走出政治误区，再带领全民族走出荆棘丛林，然后依此调整社会赏罚方向。没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盘整，想拯救伦理道德无异于缘木求鱼，异想天开，但拨乱反正需要牺牲，需要精神蘸血，可当下中国人从哪里借贷血性，以什么培植政治敏感与政治自觉，并渐次延伸为政治担当。这就牵扯到最后一个问题：所谓改革，是不是注定牺牲一代妇女? 林蝉无疑是妓女，但在精神上却是圣徒，当她含血泣泪地走上这条路，尽管有偶然因素，尽管无奈，可他的爱情远去了;当她成为大老板，开夜总会，赚大钱，灯红酒绿，假意逢迎，心里没有幸福感，也没麻木，有的只是寒霜铺地般的失落和遗憾;当她被逼成为特务，为美帝卖命，她不忘及时汇报给组织，将计就计，请君入瓮;当她作为人质被绑架，或者死，或者放任大笔国有资产继续流失，这是她没有求生，而是把自己洗把干净，一头扎进百年老汤锅——这是个有日本血统的女子，这是个战犯的后代，她出淤泥，却一尘不染，这令人唏嘘! 如果说林蝉是妓女，钟可就是资改派的急先锋，属于最先背叛了自己阶级的那一批，所谓“海川魂”、“海川工业之父”、“海角三剑客”，那些都是障眼法，作者给他个美如天仙的外貌，但却塑造它是个“孤女”，她与妈妈、妹妹一起，是靠乞讨才读完高中的，即便考上北大，也在生活重轭下差点儿做出牺牲而放弃，这是，是党组织为她圆了梦。可真正令人压抑的是：钟可抓到实权，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不惜违法，搞走私;而钟可所说搞走私，把资本主义和地方主义发挥到极致，可她穷的叮当响，只剩债务，到头来怦然一枪，嘴啃泥。这能不发人深省吗?须知：钟可以身试法的根本动机，就是家乡在不能穷下去。 如果说通过林蝉与钟可这两个并不理想的理想人物作者表达了渴求道德回归的思辨性渴望，那么在华夏、其职、野风三个人身上，则充满血腥与担当，他们讲求的是党性和人民，是阶级利益，是共产党原汁原味的创理想。 华夏，踏破惊雷后，一场世纪大审判唤醒国人，肝脑涂地。 其职，血泊中上庄，突破重重围困，开始矫正中国。 野风，带血的响箭飞鸣时，原罪，早已铸成，他是英勇的火炬，也是沉重的叹息，他已经把自己牺牲的无比透彻。 《红墙梦》的写作本身就源于政治敏感、政治自觉与政治担当。 汉代佚名诗人有诗云：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读《红墙梦》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把这首诗中的“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倒着用，翻为“歌不足泣，恨不当归”，因为特色社会里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早已空前大混淆，就这么连骨头带肉地吐出来，还真就不错。 梅子QQ群：451168536 梅子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36449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