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5/5/7 11:55:55
2015-05-07 11:11:5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墨家之言（编）
陈永贵，至始至终就是这一身农民装束，但他却享有人类的最高尊严！不是有人喜欢扯什么普世价值吗？那就看看什么叫做“普世”。从最根本、最普遍的意义上说，能够以人的方式直面自然的才具有人作为人的资格，否则不能称其为人，而是物；能够捏住命运的喉咙 、敢于挑战命运的人才享有人作为人的尊严，否则，他将和动物同类。可以说陈永贵和他的一班人在直面自然、与命运的抗争上达到了极致，老天爷并没有让他们好好活，可他们偏偏要比别人活得更好。这样的人们在人性的辞典中该如何表述？是不是令所有的人敬重？陈永贵因此由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跃为共和国的副总理，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一个奇迹。其实，如果回到那个年代或者深谙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思想，便不觉奇怪、看成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共和国的脊梁！
1952年，陈永贵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陈永贵大叔的存在可能是今天某些官员干部的噩梦
作者：网友
其实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大众偶像,基本都是这种风格的人物。雷锋长得也不帅,个子还很矮;铁人王进喜也不好看，大寨的另一个偶像——铁姑娘郭凤莲,是抡大锤出身的，那个身量肯定也不符合现代美女的标准。
跑题了，还是谈陈永贵。陈永贵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他是个很本分的人,由一个讨饭吃的农民成为正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也没什么可抱怨可追求的了。而且他当了副总理之后,还坚持不拿工资,仍旧在大寨计工分，这点也说明了他还是只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可以说,他确实是个没有野心的人，至少跟后来说的那些著名野心家不一样。然而,在文革被全盘否定之后,即便这样一个人，还是被主流舆论给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了,譬如某些媒体长年诋毁大寨是陈永贵造假的政绩工程。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陈永贵去世后的遭遇，按照我的推断,主要是因为陈永贵的历史存在,几乎让今天主流所有的官员干部都很没有面子。陈永贵一辈子都认为体力劳动才是劳动,直到死才勉强认可坐办公室也是劳动。他在当大寨公社书记、昔阳县委书记期间,坚持三不准：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在劳动时间找人谈话。干部必须跟群众一样劳动才能挣得工分;而干部的行政管理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这一点甚至比列宁的作法还要厉害：列宁只是要求干部每周要义务劳动,而陈永贵是调过来,主业是劳动,义务才是办公。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让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的。但是，陈永贵这个人做到了，而且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干部,昔阳的干部都做到了。大寨的会计,一年出满工居然有350个工分.大寨也由一个只有80户人家,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逃荒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达到并超过江南农村收入水平的地方。这大概也就是后来说的史无前例。
按照当官就是作人上人的中国古老传统,陈永贵的思想和行动,实在是所有当官的噩梦。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这样一个人,居然被主流媒体卖力宣传,而且作为标志,居然被提拔成了国家领导人。意思就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才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应该象陈永贵学习,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应该以陈永贵的标准来要求官员,这一点,实在让大批大批的干部们痛心疾首，天哪，三不准。
1975年,中央在大寨开了一次很大的会,邓小平同志莅临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江青骑着毛驴转了虎头山,还拿白毛巾包着头,真心实力的拿铲子铲土种树.而邓小平则只在会场出现,再没在大寨其他地方转悠。邓小平同志在第三次复出之后,陈永贵就下课了，以陈永贵为标志的干部标准,从此被取消,并且再也没有被提倡过。大家都忘了曾经有个叫陈永贵的农民,大家慢慢以为当官的本来就应该是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享受在前、吃苦在后。陈永贵从人们视野中的消失,可以让官老爷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知道，前几天社会调查说公务员是社会压力最大的群体。所以，他们要告别陈永贵、忘记陈永贵、消灭陈永贵。
可这个本分而倔强的农民大叔却如同野草，已经扎根在了民间，时不时，总能让人们想起，譬如我。
关联阅读（三）：
1979年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作者：历史每天学一点微信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陈永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陈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有关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决定”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面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开会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当时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可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发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长文。人们恍然大悟。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系起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和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和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
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过半年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它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时‘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了“西单墙”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务虚会上的一些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部分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针对自由化思潮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这又该怎么办呢?主动退回去?陈永贵没有明说。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词，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事实和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打电话给陈永贵，要陈永贵到他那里去一下。陈永贵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紧闭嘴巴坐着。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准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
关联阅读（四）
陈永贵——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根据毛泽东博览相关影音资料整理）来源：红色中国网
陈永贵(1915～1988)，新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性的人物，陈永贵所走过的路，是社会主义的路;陈永贵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实践者。我们为陈永贵同志立传，就是为社会主义立传;为陈永贵同志树碑，就是为毛主席树碑。
一、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1.旧社会的苦难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山西，走出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农民，他就是当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老一辈人对陈永贵非常熟悉。有人说，他大字不识，有人说，他大智若愚，还有人说，他非常有政治头脑。查阅陈永贵的履历，在他的档案里有着这样的记载：1952年，37岁的陈永贵，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开始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1971年，56岁的时候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60岁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65岁的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尽管他是这个家中第一个男孩，然而过于贫困的现状，已经让父亲等不到他的成长。就在陈永贵六岁那年，陈志如在老家石山村绝望的上吊自杀!而在这之前，陈志如已经卖掉了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甚至还有陈永贵的妈妈，当然这只不过是想让这些人能有个吃饭的地方。贫困、饥饿是陈永贵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贫困和饥饿毁灭了他的整个家庭，却也让有幸活下来的陈永贵越来越坚强。陈永贵的父亲死后，大寨的稳周老人收留了他，并认他为养子。后来当稳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却没有继承干娘的遗产，而是还给了老太太的娘家人，这个举动让原先属于外来人口的他，在大寨稳稳站住了脚。一直追随陈永贵的原大寨老少组成员村民贾承玉这样说：“老陈那时候他是扛长工来的，他可不是这个村的，他是灵西那边叫石山，搬过来的。扛长工就在这落的户。”
不继承老人财产，要靠自己的苦干生活，这是中国正直农民身上朴素自力更生精神的反映。是贯穿陈永贵一生的可贵品质。
2.走上革命道路
然而一件小事却改变了陈永贵的人生，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也使他的卓越领导才能得到了展现。有一天，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梁便良说他很想参加好汉组。但是，因为年龄小，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所以，没有人要他。这使陈永贵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村里的老弱病残，都存在无人帮助、难以致富的问题。显然，这些人缺一个带头者。于是，陈永贵对梁便良说：“你跟我干，听话就行。”经过与贾进才的沟通后，陈永贵毅然宣布退出好汉组，重新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叫老少组。他们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而包括梁便宜良以及贾承玉、贾承联、赵小和等这些孩子，也就从此一直追随陈永贵，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老少组成员村民贾承玉说：“大寨那时是六十来户，不上三百口人，那时是好汉组与老少组并存。我那时是老少组，为什么说他是老少组呢?老的老小的小，他是互助的。老少组的组长(陈永贵)说：‘老的有经验，小的是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在这个老少组里，最初只有九户人家，其中有四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但是这些人真的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从表面看，陈永贵的确是吃亏了，但他却赢得了尊重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贾承玉说：“好汉组初期一块干了干，干了两天就又散了，实际上那是个形式。老少组是死命地一直干，巩固下来了。”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随后就有好汉组里的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
我记得在浩然同志的《金光大道》中，也有两类互助级，一类是高大全的互助组，一类是张金发的互助组。高大全的是穷帮穷，是真互助，张金发的是富对富，是形式，从不真心互助。大寨的人强马壮的好汉组，他们没有必要真心互助，因此它走的不是真社会主义道路，老少组则相反，他们不互助就活不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为中国摸索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民的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宜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从他挑起老少组和好汉组之间的生产竞赛来看，他的确拥有农民少有的眼光和魄力。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与众不同而且获得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少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成立老少组之前，陈永贵也是在和贫困、饥饿做斗争，但是更多的是在靠个人的奋斗，而在成立了老少组之后，一方面他发掘了自己的优秀组织才能，同时也更相信集体的力量，更相信积极进取能够带来的巨大战斗力。就这一点来看，他和毛主席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在大寨村的职务是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而此时，村支书贾进才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于是在1952年贾进才两次跑到了区委，一次跑到了县委要求让贤，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在贾进才的坚持之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不久陈永贵被选为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从此陈永贵开始了长达二十上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生涯。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15个亩产500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陈永贵因此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这次劳模会议上的主角不是陈永贵，而是昔阳县刀把口农民张老太。张老太只比陈永贵大八岁，却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桂冠，并且参加过开国大典。而且在1951年张老太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会后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以便遇要事直接向党和国家主席反映。
出色完成统购统销任务：此时的陈永贵刚刚接任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不过刚做一把手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也是当时许多的基层农村干部都必须要去面对的，那就是：如何面对中央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因此觉悟低的农民不愿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为了动员村民积极卖粮，国家将统购统销作为一场运动来抓。差不多所有乡镇干部，都扎到基层去动员，大寨也不例外。在陈永贵看来，国家的需要是头等大事。不过陈永贵还是动了一些脑筋来征粮，陈永贵的妻子宋玉林回忆说：“老陈他当时说，‘遭灾地方多，动员社员多卖点粮食。部队、农民吃不上粮不行，咱要多卖!’可是他省吃俭用。他的红薯片片装在瓮里，不敢让社员见。端上那好饭出去骗社员，出去了他假装说了：‘你看我吃的这!’平时他在家里吃的饭可苦了!”这一年只陈永贵自己就带头卖粮3500斤。而全村的任务是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村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超额了3000斤!然而，这次由于他征购征得太彻底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支书，不能不管，便宜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有些社员出于私心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便带着人翻，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力组织合作社：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55年下半年，中央号召农民加入合作社。在这种局面之下，大寨的折价小组成立了。在这次牲口农具作价的时候，陈永贵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首先把自家的一头正当年的价值140元的黄牛定为80元入社。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在当年牲口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揣着自己原来的积蓄，去集市买了大灰驴来入社。在陈永贵的带动下，大寨人纷纷把自家牲口入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又当场宣布，作价的现金明年全部还清。一年之后，大寨农业社果然清还了所有的欠款。1955年12月26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了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毛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担任了社长。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他被做成了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人。
大寨村的村口有一棵大柳树，许多村民愿意在那里捧个大碗吃饭，而陈永贵就把大柳树当成了大寨村的会议场所。童年的郭凤莲最喜欢到大柳树下，陈永贵他们的饭场会上去凑凑热闹。后来担任大寨公社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他们吃饭的时候，端着这么大个大陶瓷碗都到门口，其实我们离大柳树也不远。一开始不在大柳树，就在陈永贵那个大门口有个土堆，他们就坐在那里吃饭。我们就是几个小孩端着碗，也要跟他们一块去凑凑热闹，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时听他们讲，他们今天这个要去干什么，明天那个要干什么，安排谁谁干什么。他们在安排工作，所以我这心目当中，从小就感到陈永贵同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这么想的。”
三战狼窝掌：(继上)在改造白驼湾和后底湾的工作之后，陈永贵把目光投向了最难以治理的狼窝掌，因为只有治理了狼窝掌，才能治理好其他的地方。原大寨妇女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说：“那会儿是只有治理这道沟，底下的沟才能保住。狼窝掌出来就是麻黄沟，麻黄沟出来就是老黄沟。狼窝掌这条沟是最深，水是最大，非治理住不可!”狼窝掌长不到两公里，宽不足15米，但从高处到沟底的落差就有200米。因此地势险要，还曾有野狼出没。这个地方无雨则旱，有雨成灾，下一点雨就会引发山洪，60公斤重的大石头也能被洪水冲走。因此在大寨的历史上，从未有人想过要把这块荒地变成良田。就在他下决心改造狼窝掌之后，陈永贵充分发扬民主，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先统一了村干部的想法，然后又提前找一些犹豫的人做工作，最后在会场上赢得大多数村民鼓掌，结果是顺利通过。可谁知这狼窝掌，任务艰巨得难以想像，一连就是三战，中间也免不了有人动摇，提出反对意见。宋立英回忆说：“那会儿是那样嘛!许多人说弄也弄不住，一次弄垮了，两次也弄垮了。这道沟就修不成了?也是，群众都是一看这次弄起垮了，那次弄起垮了，觉得劳民伤财……”
三战狼窝掌可以用相当惨烈来形容。上一次，几万方土石被冲走，这次，十几万方土石又重新磊了起来!为了治住这千百年来从不驯服的狼窝掌，大寨人民付出了太多太多，甚至是生命代价!那年冬天，原老少组的组员陈永贵的得力干将赵大和壮烈牺牲。作为赵大和的妻子，郭巧妮讲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她说：“早晨上去劳动，刨土去了，刨土人很多。大概是腊月的冻块大，土下来了，土块滚下来他倒下了。后来住了七天医院去世了，住医院大队给出了钱。”这是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啊!三战狼窝掌的壮举引来当地新闻报道，后来又被《人民日报》报道。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人开始被当时的中国人民所了解。与全国大干社会主义高潮相配合，三战狼窝掌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可三战狼窝掌也有了丰厚的回报，那就是新造出的30亩梯田，亩产居然高达200公斤!以后还逐年增加。
伯乐识千里马：大寨的造田运动以及快速增长的粮食产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昔阳县委发现了，觉得大寨是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然后报到晋中地委。晋中地委发现以后派人去调查，觉得大寨很好，尤其是发现陈永贵这个支部书记确实很能干，所以晋中地委就写了一个学习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通知发给全地委，并且给省委也发了。省委看到后，号召全省的农民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激动地说：“从1953年陈永贵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大寨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寨是个穷地方，过去最好的年景亩产量也就是170来斤。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以后，亩产到700多斤了。不得了的700多斤!”
妇女能顶半边天：陈永贵的三战狼窝掌使得大寨的粮食产量彻底打了翻身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新的队伍，那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铁姑娘战斗队”。其实早在互助组时代，陈永贵就已打破晋中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妇女不下地的习惯，他鼓励农村妇女下地劳作。而正是这种劳作，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过了十多年后，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的作用给以了高度评价。贾承玉回忆说：“当时有两个战斗队的，男队女队，这伙女孩子那时叫铁妮妮。后来这些铁妮妮说不好听，干脆给她们起上了铁姑娘——铁姑娘队。”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对这些参加劳动的农村妇女非常爱护。并没有加重他们的劳动量，这当然赢得了姑娘们的尊重，而这也加大了陈永贵的凝聚力。原大队公社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铁姑娘队在地里劳动，陈永贵同志经常劝，不要劳动过度，要关心姑娘们的身体。尤其是那些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她们经常穿布底鞋到有雪的坑里面去搬石头。陈永贵同志批评队长：‘不要让姑娘们去干那重活，你们让男同志去干嘛，怎么老让姑娘们去干?’但是姑娘们不愿意。陈永贵同志是出于一种爱惜，让姑娘们干得轻一点。当时我们姑娘们也不怕苦，我们就应该这样干!天黑了，路也看不见了，陈永贵同志经常劝姑娘们，‘你们早点走，天明了，咱们多干一会儿就有了。’我们也不走，说一定要跟你们一块走。”
创建人民公社：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陈永贵创办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8月，陈永贵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那场面相当壮观！上千位农民参加，锣鼓喧天，个个兴高采烈——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回忆说：“咱们在五十年代，在1958年大跃进那会儿，咱们粮食一亩地达到了500来斤，给国家做了大的贡献。给国家卖了粮食，自己还够吃。那会不是说360嘛？那要是有小孩子跨着大人，这360也都够吃了。那会儿大寨没有虚报过，浮夸风什么的大寨一点都没有！那会有农业纲要，四百斤达纲要，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过长江。在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会，咱们就达到八百斤了！”五十年代末，五风盛行，刘主席子在全国一些地方蹲点，在很多地区指导。大寨始终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踏踏实实大干社会主义，所以五风未见。
创造人间奇迹：六十年代难忘的头三年，大多数农民忍饥挨饿，根本谈不上向国家交售公粮，但大寨的粮食却大幅增产。他们添置了拖拉机和脱谷机，始终足量缴纳公粮。就在1963年8月，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却不期而至。这场灾难几乎毁掉了陈永贵辛苦近十年的成果。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回忆说：“1963年8月过中秋节。地里的活没有了，社员下县城赶庙会，可咱这里是十年九干旱，这八月好下雨。一会儿就阴了天，咱高兴，给咱下点雨。2号下雨了，老天爷给咱下点雨吧，咱今年也有收成了!谁知不停了，3号连晚上带白天，越下越大。整整下了七天七夜暴雨，从3号4号的时候都塌开家(房子泡塌)了。”下了整整七天七夜的暴雨，冲垮了大寨村60%的房屋和一大半的梯田。全村300多口人，被迫挤在了村口的大柳树下。此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见到正在县城开会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陈永贵回来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动了所有人，即使是当年省委书记陶鲁笳，提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激动：“陈永贵不能开会了，他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回到村里了!回到村里边，村里的人抱住陈永贵就痛哭流涕：‘永贵呀，你看这么大的灾，我们可怎么活呀?’陈永贵问：‘大水冲走人没有?’大家说‘没有，没冲走一个人。’‘冲走牲口没有?’大家说‘没有，一头牲口也没冲走。’‘没有冲走人没有冲走牲口，你们哭什么?毛主席讲过;‘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陈永贵马上召开社员大会，他豪迈地说：“家塌了我们可以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根一根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也能办。有我们的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箩头，我们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希望被燃起来了，人们又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陈永贵带领大家把倒伏的玉米一颗颗扶起来的时候，村民的干劲仿佛又回来了。在陈永贵率领下，大寨人没有被打倒!而且，面对如此大的灾害，陈永贵还是拒绝了上级的所有援助，完全靠大寨人自己恢复生产! 那一年，陈永贵率领大寨人又创造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粮食产量!陶鲁笳竖起了大姆指：“除了冲走的地以外，剩下来的耕地，那年亩产还700多斤，那了不起啊!所以他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在全省我们开全省的劳动模范会，就请陈永贵来报告他抗灾的经验，陈永贵的讲话全场都轰动了!不敢相信这家伙——那么大的灾亩产达700多斤!毛主席号召四五八，在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就不得了了!达到了毛主席的号召，他亩产700多斤!遭那么大的灾，有人在会上听了以后，就给我报告，说今天这个会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大家都非常感动。我说好嘛，请陈永贵到省委常委来讲一讲。”
1963年的大洪水，使陈永贵创造了又一次人间奇迹。很快《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用大篇幅相继报道了大寨人自力更生的壮举，在这件事上反映出的人定胜天精神，陈永贵又一次和毛泽东不谋而合。因此陈永贵生命中的辉煌年代，很快就到来了。就在那次的大洪水5个月之后，陈永贵第一次走进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一万多名代表做报告。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报告，陈永贵的报告十分生动，又充满了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同时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会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陈永贵着重讲的是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充满了大干社会主义精神，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半个月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激动人心的报告。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通讯一发表就立刻引起了轰动。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北，停在邯郸火车站，在火车上召见河北省委书记刘志后，还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回忆说：“陈永贵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我跟毛主席报告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做一辈子的农村工作，我所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抵得上陈永贵——陈永贵是最杰出的农民!他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强。因为他经常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所有毛主席讲话他都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用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不是一般的农民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很高。我讲给毛主席，我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毛主席听得非常有兴趣，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问‘你带了陈永贵的文件没有?’我说‘有’，把准备好的文件给他。”
经得起任何考验：尽管陈永贵的事迹也被毛泽东知道了，不过对于大寨村的实际粮食产量，许多人还是表示怀疑的。毕竟大寨属于穷乡僻壤，毕竟那个时候国内农村的情况普遍不理想。因此可以说，那时的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也在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剔的目光。陶鲁笳说：“在以前也有人说怀疑，说是大寨是假的，亩数不实。它的亩数多，以少报多，他报得少，不是亩产就高了吗？我说这是1964年3月，我跟毛主席汇报的。在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表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周总理就讲了大寨的情况。有人给周总理反映说是有假……周总理立刻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找我们山西省的省长卫恒，找我——我是书记，找我们三个人到周总理住的地方，周总理问：‘有人说大寨的亩数不实啊？我今天报告里讲了，不实要捅出去就是国际影响啊！你们立刻派人查清楚，大寨的为数是不是有假？’”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山西省和华北局立刻组织干部，派了工作组来查大寨的实际情况，工作组到大寨调查了有三个月。陶鲁笳说：“他那地块有几千块，都是山区呀！一个地儿一个地儿查。查到最后的结论：亩产809斤，这个就没有假！三级干部查，查了三个月，你说这还有假吗？人口数量也没有假！亩数没有假！产量没有假！所以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就肯定下来了。经过这么一个曲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之后，陈永贵的幸福一个接一个。
1964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毛主席举办了一个私人宴会，款待了几位当时共和国各领域的模范人物。这里有导弹之父钱学森，大庆工人王进喜，而唯一的农民，就是来自山西大寨村的陈永贵。由于毛泽东很少请客吃饭，因此这次宴会被看做是有特殊意义的宴会。而所邀请的嘉宾，当然也都是毛主席所支持的人。陶鲁笳说：“毛主席问他：‘你多大年纪呀?’他说‘我今年50，’‘你识字不识字呀?’‘我42岁扫盲，已经能够看报纸、看文件了。’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对于毛主席的话记得特别清楚。刚才我讲的毛主席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嘛，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江堰市会创造出来，他用得非常自然恰到，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作为一个中国农民而言，能够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会，简直就是如同一个不真实的梦。而且，就凭这一点，几乎可以骄傲一辈子! 个人生活的崇高品质：尽管事业上在腾飞，但是，陈永贵的个人生活却有一些不顺心，1965年，妻子李虎妮患病去世了，上上下下的工作再加上亡妻给陈家留下的两个孩子，陈永贵根本就顾不过来。一个劳动模范当然需要一个贤内助。于是，就有人给他介绍了宋玉林，这也是一位比陈永贵年轻十多岁的劳动模范。当年的宋玉林老人与陈永贵相遇，居然和评剧《刘巧儿》的情节很是相似，同样是发生在劳模会上!不同的是，两人都是先进的代表，都是劳动模范。这也可算是革命中产生产的爱情吧!
宋玉林说：“那会都是模范，光知道他是模范、是实干家，他可能干了!那时候都是天天在地里，土头土脑的。有人给我介绍陈永贵：他家里缺一个家庭妇女，他净劳动了，家里在没有人招呼。我那时心里还想，光听说陈永贵可能劳动了，我也是个劳动(模范)，可是比起他来差多了，心里也没有敢想什么……”客观地说，当时陈永贵在农村，的确属于条件比较好的农民：又能干、又是大队书记、而且尊重体贴妇女。因此，陈永贵续弦的时候，想要跟他过日子的妇女可不少。宋玉林说：“有好多人找他，大寨就有三个人。都喜欢、都愿意跟他。他说毛主席解放了妇女以后，妇女是半边天，不能压制妇女。妇女工作量大，又要拉扯孩子，又要来回还要干家务活，这会儿同劳同酬，也要上地挣工分，不能有老思想。妇女们那时候可满意他了，要不然这些人都拥护他，他爱护人，人拥护他。他一直讲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要忘了本……别人都喜欢他。”在当年，对陈永贵有好感的大寨妇女中，郭巧妮也是其中的一位。而在她眼中的陈永贵，不仅仅是一位劳动模范，更有着让女性喜欢的优点。因公牺牲的赵大和的遗孀郭巧妮说：“(陈永贵)脾气好还不讲，还爱和年轻人说笑。哪句话不对，生了气，一扭头又开始说笑。他人缘可好。”尽管自身条件不错，而且陈永贵也很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毕竟，这能让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可陈永贵却也有自己的要求，而且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要求。宋玉林说：“都喜欢跟他，还有一个(郭巧妮)，她的男人为公家拉石头，为公牺牲了。陈永贵说，她的男人牺牲了，他的女人不能跟我。永贵说我不干那些事，男的因公牺牲了，我再把他老婆拿来?大寨有好几个，他都不!”我们猜想陈永贵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一位妇女丈夫因公牺牲，自己成了寡妇，这样的妇女应该受人尊重，受人爱戴。可婚姻是个人的私事，如果跟受人尊重的革命寡妇结婚，就是玷辱了革命!不久在媒人的安排下，宋玉林老人与陈永贵正式的见了面。宋玉林说：“后来介绍人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是‘不怕，我带你去他们家大概看一下。’我说;‘行，去吧。’带上我去了，去了大寨，他还在地里干活。那个人说，‘老陈在地里，去叫他吧!’叫回来了，见了面儿，我也好他也好，这就都行了。”两个礼拜后，陈永贵同宋玉林结了婚，在那个一切从简的年代，他们只是草草地操办了婚礼。尽管是这样，宋玉林还是非常满意：“他说‘来我家可是要吃苦了，要照顾这个家、孩子们，一天客人可多了。’我说‘我不怕吃苦，你在外边好好的干，我把这个家庭搞好，把孩子们看好，你回来把饭给你做好，这不是解放了你了?工作也有时间了，也不用操心家务事了。’”尽管陈永贵已离去多年，可回忆当年的往事，宋玉林老人还是有一种喜悦的心情：“他的衣服上破破烂烂的，我做别的不会，做针线活会。他的相片上都是我给缝的衣裳。他那时候穿的黑布旧马夹(马褂)，我都拿下给他拆开再组合，再给他染得黑一点，再给他弄两个侧手口袋，再在这儿(口袋里)给他装个小本本，他也没有文化，也不插笔，只插个小本本。他也觉得挺高兴的，揣上这兜儿。来人说：‘老陈，你可年轻了好几年了。’他就越高兴了。他也喜欢夸奖我不是?那时候都是两个人，这会儿我自己看这个像，我就很难过。……这会儿我一出去看见老俩老俩相跟着，我这思想可难受了!他走得早，顶73岁，他就走了，我才60虚岁。”如今的宋玉林老人卧室里，摆放的都是一些有年头的老东西，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柜子上的那幅陈永贵照片，这幅照片的前面供着一盒中南海牌香烟、摆着两只香炉。每到忌日，家人总要在他的笑容面前点几柱香，祭拜一下……
1966年陈永贵和宋玉林结了婚，他的个人生活解决了后顾之忧，然而，也是在这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2月11日，也就是下正月初三的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很快，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了全国，从此，他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风口浪尖。
二、联系群众的好干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毛主席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这让陈永贵非常自豪。不过陈永贵还是一位懂得科学技术的农民。当然，这也是一件事情教育了他。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寨种了几百颗苹果树，几年下来就是不怎么挂果。陈永贵着急，请来了一位果树技术员。那位技术员在苹果园里转了转，说这些树长丰了，得剪枝。那就剪吧!剪了几天，陈永贵上山去看：只见果园里遍地狼藉，大枝小叉散落了一地。陈永贵看了心疼的了不得，好几年才长成这样!他骂技术员是“把大寨人的心给剪了”。那位技术员看了陈永贵一眼，说“不剪不结果”，手底下仍然不停。陈永贵火了，狠狠一摆手，把技术员轰走了。第二年春天，没有剪的果树花繁叶茂，仍是不挂果，剪过的果树却硕果累累。陈永贵叹了口气，又请回了技术员，说不信科学就是不行。从此陈永贵更注意把干劲和科学结合起来。他从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丢脸事，以至多次以此为例，告诫自己的部下，在技术上可不敢傲慢，可不敢翘尾巴。
然而历史的脚步推着所有人向前进，文化大革命了，大老粗开始造走资派的反了。1966看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写了一封信，首次表示了对红卫兵造反的热烈支持。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另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宣战。1966年8月9日，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陈永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大寨粉碎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的谬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场百万人大会成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此后不久，全国性的大串联也形成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各色人流，涨满了各线铁路车厢。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
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代表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因而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各地人民纷纷来学习取经，十几万参观学习者如潮水一般，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原大寨妇女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回忆说：“(参观的)特别多，一天有上万人呢!那会参观的也很辛苦的。那么多的人，也吃不上饭，自己带干粮啊，供点水呀!这里从昔阳到平定、阳泉，才有的人能吃上饭。近处的都回去了，远处的回不去了，直接给住夜吃饭。”
在数以万计的参观者的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这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虽然文化不高，但陈永贵能跟上形势，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三家村文章，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批反动权威。可是，针对中央《十六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昔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动红卫兵违反，怂恿武斗。陈永贵甚至很忧虑，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带着高帽子游街、游田，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那时的大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的圣地。陈永贵非常担心，如果大寨的生产出了问题，就像龙王庙被淹了大水一样荒诞。他请一位记者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永贵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开展文革的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批斗农村干部。让陈永贵惊喜万分的是没多久，他的这封信就被中央，批转给国内的各个地方。
没过几天，陈永贵开始收到全国各地表示感谢的信。上至省委书记下到生产小队长，都把他当成了救命菩萨。许多人在私下说，这样的信除了陈永贵没人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批。郭凤莲回忆说：“经常电话就叫走陈永贵了，一般陈永贵独来独往，不带任何人。作为我们大寨人来讲，对陈永贵比较担心。因为当时武斗现象比较多一些，害怕在武斗中，陈永贵同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终于坐不住了，他跟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陈永贵直奔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总理。三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陈永贵。郭凤莲说：“陈永贵到北京见了周总理，周总理说，‘永贵同志，大寨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啊?’陈永贵说，‘没有成立红卫兵’，后来总理说，‘还是要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四旧这些东西，跟它斗争。’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以后，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陈永贵传达过总理对他讲话的精神大体内容，后来在陈永贵同志的领导下、建议下，就创立了大寨太行红卫兵队。”
陈永贵这次见到周恩来，还解决了他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建一个化肥厂。当时周恩来表示，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陈永贵高兴坏了，后来他说：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陈永贵愿意在抓革命的同时，踏踏实实地促生产。
1967年2月17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县内三十余个造反派组织参加。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这是一个任谁也不能否定的行动纲领。可以看出陈永贵这个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解是多么透彻，也证明了“大老粗手里有真理”这个光辉论断的正确性。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成了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3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报道称，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陈永贵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的反，就要向走资派夺权。2月11日，陈永贵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成为山西省的第三号领导人物，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陈永贵同志。毛主席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激动地回答：“毛主席好!大寨人问您老人家身体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留影。陈永贵最受毛主席称赞的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精神。
后来，毛主席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2.成为“三三制”国家领导人
1973年，陈永贵被召进北京，在北京上了读书班。几个月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届党代会上，成了政治局委员，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家领导人。
毛主席早就说过“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的话。那么，陈永贵到底有多高的文化呢?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情。陈永贵并不隐瞒自己的文化水平，他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在县里开会的时候，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话他说：“老陈，别借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甚至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想起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其实陈永贵只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了。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但是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讲话比听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的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另外尽管陈永贵文化不高，可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实际工作。宋玉林说：“他的记性好，你说他也没上过学，写不了字可认得多。机密文件都认得。每天给他送保密文件，他都要看看报纸。可是他写不了，他认得多记性好，说一遍就记下了。” 1975年1月13日，陈永贵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四届人大也召开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陈永贵也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他排名第七，排在王震之前。不过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对此，陈永贵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相得益彰的职责，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宋玉英回忆说：“跟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全国各地视察，那会他也经常回来。”
这个时候陈永贵又回到大寨了，他似乎找到了那分久违了的平静，可以面对以前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街坊邻居有个什么难题，只要他能够办到，一定尽心尽力。宋玉英说：“陈永贵这个人办的实事多，只要是能办的事情，他都能给办了。找他的人也不少，跟咱们是一个公社这厚庄，一个支部书记，他的老婆王华贞觉得不舒服，在这里没检查着(是什么病)。老陈知道了，给他帮忙，送到北京医院。后来这人提起来：‘老陈，陈永贵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我早就死了!’”早在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就住进了北京钓鱼台，钓鱼台的条件当然不错，而且，陈永贵并没有把家属带到北京，只是自己在住，但那里毕竟不象一个家。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在北京的住处，又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了。中央又说，可以派一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伺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人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干嘛要那么多人来照顾我?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3.整顿与西水东调工程
当时的陈永贵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而昔阳有几个老大难，陈永贵就开始整治这些单位。最出名的老大难有三个：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的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呢!”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地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等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充分提高了认识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整顿了剧团，他还下令整顿医院。果断的撤了院长的职务，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来。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过电话去，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在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虽然不参加县委会议，但是在会议上，大家常常会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到处都有他的影响。
陈永贵用心抓昔阳的工作，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自从进入政治局工作以后，陈永贵每年就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当然，他主要关心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农业，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人心让自由市场给搅散了!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1974年，陈永贵去黑龙江，一望无际的黑土肥得流油，让陈永贵很是眼馋。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他们不注意拾粪积肥……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毛主席逝世后，各地不正之风抬头。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就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却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就劝他游西湖，他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那里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对他来说，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最壮观的景象!看看现在，各级官员还看这个吗?他们住高级宾馆，搞旅游，经营房地产、包二奶、宿幼女、贪污受贿、推广转基因……，他们与陈永贵相比，何止是天壤之别?
这是一个工程十分浩大的计划，小小的昔阳县需要打通一座大山，建设37华里隧道，180公里长的干渠，大大小小的渡槽无数，工程总耗资5000万元，几乎是当年山西全省水利建设资金的十分之一。1975年，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正式上马，每天有超过五千人奋战在工地。到了1977年，昔阳县委领导干部全部上阵，还动员了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人、解放军上阵。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向1980年，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献礼”的口号。郭凤莲回忆说：“当时的中央对这项工程也比较支持。其实大寨还不是受益区，在昔阳很多地方是受益区。在西水东调工程上马的时候，老百姓非常高兴，大家都是自发地敲上锣鼓开发这项工程。我记得这个工程昔阳人叫它是救命工程!现在我们县城的人吃水，或者我们附近周边的那些乡村的吃水，还是靠这个的工程(一部分)。所以昔阳这个工程要是搞不起来，昔阳人说实在的是受水利上很大的制约，所以我没听到过，昔阳人说这项工程是不应该上的工程，是什么蠢事!”
然而正当陈永贵的西水东调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西水东调工程夭折了。至死，陈永贵这个中国农业的实干家，还念念不忘造福于人民的西水东调工程。这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啊!
4.无限忠于毛主席路线
在1976年，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主席的去世，让陈永贵失去了始终跟随的指路明灯。
形势急转直下。1978年春夏，《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虽然最直接的论据，仍然出自毛主席语录，但论点却发生意料不到的篡改。陈永贵不曾想到，各地农村，很快，以小岗村为代表的承包已经悄悄地与大寨的道路分了手。而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更是公开地抵制大寨模式。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至此，大寨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彻底抛弃了!那时候，大寨人民的压力极大，是用文字无法描述的。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说：“大寨人说，咱们也是听党话嘛!多打粮食多卖粮食，怎么样就是极左?我去了太原，太原有我一个妹妹，姑娘也在太原。我在火车里头坐，车里头人问，‘你是哪的?’我说‘我是昔阳人’。‘你是昔阳哪一个公社的?’我说‘我是安平’。‘你不是大寨吗?’我说‘不是’。‘哎呀你和大寨人是一样的!你恐怕是大寨的’。有人说：‘大寨那是国家给的钱，什么都是国家给弄的，’还有人说：‘俺去参观过，那儿确实是干出来的，那儿的人确实是受累……’”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判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还宣布，今后不准批自留地、自由市场这些资本主义。对陈永贵来说，这一切，都像是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的火气很大，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此时，胡耀帮以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那段时间，陈永贵的压力非常大，郭凤莲回忆说：“他爱人说，‘我给你炒点白面油茶，然后给他煮上几个花生豆，打上个鸡蛋，让你吃一点，补养补养身体’，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了。”
上午八点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多名代表要发表讲话。陈永贵一脸的沉重，手里拿着演讲稿。当时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中央的务虚会正开着，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得到。苦干了几十年却要变成被批判的问题了?……陈永贵例行公事地“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然后就停了下来，接着，他摘下帽子，注视着会场。他提议为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此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不禁一楞，但立刻又迅速站起——低下头默哀。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看时，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这位老英雄以向共和国创始人默哀的方式，沉痛地向人民告喻：毛主席的江山被改变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被修正了……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的幸福，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如今的人民，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啊……自此，陈永贵再也没有回过他心爱的大寨……
1979年12月17日，昔阳县革委会大楼二楼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就是这次会议宣布——免去陈永贵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由刘树岗来接替昔阳县的县委书记，文件非常简单，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说明，这是对“不换思想就换人”进行了实实在在的说明!
半年以后，也就是1980年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进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在这个时候也都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在三中全会曾经做陈永贵工作的华国锋，也同时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副总理与总理一同辞职!辞职之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上已经基本赋闲在家，同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由胡泡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事，陈永贵没有参加。
在家闲赋的陈永贵，很快就坐不住了，他想搬出交道口的院子，换一个小一点的住所，他用学来的话解释说：“不在其位，不得其禄”。开始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不同意，认为搬了影响不好，丢国务院的脸。但是陈永贵十分坚持，认为职务没有了，该搬就要搬!管理局无奈之下，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一套三居室。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陈永贵搬家之后，妻子宋玉林携幼子陈明亮前来北京，国管局按照正部级的标准每月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那时，陈永贵的全部收入加起来，大概是200元左右。就是这样一个拿着200元工资养活全家的前副总理，在不久之后，开始受到政治舆论的冲击，有人举报他是靠造反起家的三种人，甚至要求上级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一个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却在北京东郊农场上起了班。
三、是非自有公论
1、走资派的反攻倒算
陈永贵下台以后，中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然而政治往往是最无情的。陈永贵马上就感到了走资派的反攻倒算。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进行了一共是40多天的探访，写出了两组内参。正是这两组内参，开始了对大寨的全面否定。第一组内参从宏观上指向大寨精神，包括《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后果》，第二组对准的是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包括《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真相》、《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容时非常生气，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然而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还是铺天盖地而来。陈永贵怎么也不明白，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怎么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郭凤莲说：“从我们内心来说，不是光陈永贵一个人有压力，包括我们都有压力。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一样。不仅是陈永贵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包括我也是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我不是也调到了榆次？也调离开大寨了，心情是一样的。不仅陈永贵同志有压力，包括我们来说，感到我们跟着陈永贵在大寨，给大寨群众干了几十年，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而最让陈永贵耿耿于怀的，就是西水东调工程。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实事求是，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陈永贵幼子陈明亮说：“（父亲）跟一些来看望他的同志讲，‘西水东调不是劳民伤财的工程，也不是霸道工程。说西水东调花了那么多的钱，再努努力整个工程就结束了。西水东调工程是为了解决昔阳用水问题、吃水问题、还有农业用地的用水问题，不是我陈永贵搞的什么形象工程！我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了，我还需要再搞什么形象工程吗？？看着国家那么多的钱，就这样强迫西水东调下马，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我心疼啊，我真的心疼！’”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人家，对此他耿耿于怀。陈明亮说：“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说，我以前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我不是了，有多大的差别似的，没有那种感觉!觉得当副总理，跟现在不当副总理，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我特别佩服我父亲这一点。我觉得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相当于是对大寨盖棺定论的文件。中央的批评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实事求是地说，这于大寨、于陈永贵同志是很不公平的!难道大寨和昔阳自己就能推行极左路线?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没有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高潮，大寨能闻名全国吗?陈永贵能当上副总理吗?这表面上是指责陈永贵同志，其实际，矛头究竟对准谁，为何不明说?然而局面还在继续。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代表团里却没有陈永贵的名字。十二大以后，陈永贵永远告别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除了为排遣寂寞，主动在北京东郊农场做技术顾问之外，他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官方职务。
山西省昔阳境内设县可以追溯到，2200年前郡县制初创时的秦始皇4年。两千多年来，昔阳出的最有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最大的官毫无疑问就要数陈永贵了。但是在十二大之后，陈永贵又变成了一介平民。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瞪一眼说：“你懂个啥?”陈明亮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平常早晨起的也早，看到很多老人锻炼身体呀，打拳呀，他也去跟人学。自己有的时候爱甩甩膀子、甩甩胳膊，他说我自己发明了一套老陈健身操。白天的时候，他自己开始上街。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有时候戴个草帽，好像还怕人家认出他来。认出来以后，好多人就围住他‘永贵大叔来了?您第一个，您不用排队，’他就不好意思。”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来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场，陈永贵指导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两斤。”售货员一看，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了出来。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塌喝杯茶，陈永贵也乐呵呵地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售货员从里面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过来，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他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鸡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为自己找点事做。早晨外出散步回来，有时就拿把笤帚去扫楼梯，一直从住的12层扫下去……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的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是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而且显得极为随和。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吗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并没有丢人的感觉，不象大多数当领导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地坐公共汽车。陈明亮说：“1982年在北京，不当副总理了，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4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家里经济不宽裕。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上就知道。夏天热的时候，爸爸有时候说给小孙子买冰棍，不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郭凤莲回忆说：“陈永贵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感到也非常不是个滋味。陈永贵当副总理以后，当政治局常委，都是在大寨村领的粮食。在大寨村，我们分多少，他也分多少。并没有给陈永贵一斤一两多分过。陈永贵把这些粮食送到粮站换成山西粮票，带去以后，让工作人员再换成北京粮票，陈永贵才能领粮吃饭。所以经常在家里拿一些玉米面，小米来掺乎生活，否则的话陈永贵就不够吃。”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呢?”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根本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儿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尊敬。
2、人民心中有杆秤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便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在给国家浪费钱，反正自己也没救了。医生们一直鼓励他说，能够治好。陈永贵却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陈永贵住院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曾数次和来探望他的昔阳县的老干部说，希望他们可以向国家反映反映，西水东调工程花了国家那么多钱，能坚持就坚持坚持。……陈永贵开始料理自己的后事。当了二十几年大领导的陈永贵，共有存款8023元。本来他想都交党费，但家属反对，他就不再坚持了。宋玉林说：“因为这个我还和他吵了一架。他说，‘我一辈子靠毛主席成长起来的，我这钱都要交了党费。总共咱们攒的也没多钱’。我就跟他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你交党费我也同意，可你都交了党费了，小淘气再有几个月就上大学了。上学以后要交学费，还要买点书本了，你不留一部分、一个钱没给我留下，我咋办?’我不明提，他就不给我留。那才给留下一部分，交了一部分。”
临终前5天，受陈永贵同志委托，中央办公厅专门把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郭凤莲回忆：“陈永贵同志提出了几个人：‘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还有……反正是6个人，说让他们来看看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跟我干了几十年，临死我要见见他们。’(我们)到了北京下车直接奔到了陈永贵住的北京医院，到了病房以后看老陈。一看那个样子，跟他在大寨的时候，根本上都变了!瘦得皮包骨。见到我们，他眼泪也没有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陈永贵同志说：‘你们也不要掉泪了，我也回不去了，我就是再见上你们一面。我回不了大寨了，我也见不上大寨的人了。你们回去代我问个好……大家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没有落下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得到了一身罪名，挨了这么多的骂!给群众解释：大寨是干出来的、大寨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国家用钱扶持起来的!……老少人们怎么干的我都清清楚楚，你们也清清楚楚的……凤莲你在班子里头数你年轻，看你以后要是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你给反映反映大寨人的心愿、反映反映我的话。我这满肚子的话就是：大寨是艰苦奋斗、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靠汗水改造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要给说上这个话。凤莲，回去跟孩子说一下，让他好好学习，长大了不要当官，咱们就是实实在在干一些事……”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尽管陈永贵没能生前回大寨看一看，但是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人民却表现出了无限尊敬。郭凤莲回忆说：“凌晨五点动身，从北京动身把骨灰送回来。在半路上，听说可能司机也累了，那个车还打了个弯儿。我们——原来班子里头的人到昔阳和阳泉交界处那个地方，去把老陈的骨灰接回来。从昔阳城回到了大寨，进这个村口的时候，那一片全部的人，那个黑压压的一片，都跪下来了!我感到不仅仅是大寨人。大寨人是跪到前面去了，但是村里头的人、不认识的生面孔太多了!从大寨的村口，一直跪到前面一大片，迎接老陈的骨灰回来。对于大寨人来说，陈永贵同志走的时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几年后回来了，骨灰回来了却不是他人!人们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悲痛欲绝的人民
据原大寨党支部书记宋立英回忆，乡亲们为陈永贵搭了一个灵棚，要求昔阳县领导来祭奠。然而，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如果不拆掉这个灵棚，县里的领导就不来参加。宋立英回忆说：“(领导)要黑夜就给拆了这个灵棚，郭凤莲那时候也不在咱这儿了，后来把她叫回来，郭凤莲说：‘咱们今天晚上不拆!陈永贵那时候领导咱们是黑夜加班干的，难道这灵棚咱也加了班、也要黑夜拆?咱不拆!明天早上他来这里咱们再拆。’拆了结果呢?县里的五大班子也没有来!”郭观莲说：“后来跟着骨灰上山以后，撒了一些。大家说不要再撒了，咱们把陈永贵骨灰还是留下来吧!我记得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梁便良同志就就摔倒了、休克了。就在咱们小学校那个门口，大伙都去看他。但是也没有给陈永贵开个追悼会，这个我们感到是一辈子的委屈。”
陈永贵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永贵没有后悔，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最后，让我们以当时唱遍全国各地的歌曲《敢叫日月换新天》作为结尾来纪念陈永贵同志吧!
毛主席的忠诚战士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
陈永贵，至始至终就是这一身农民装束，但他却享有人类的最高尊严！不是有人喜欢扯什么普世价值吗？那就看看什么叫做“普世”。从最根本、最普遍的意义上说，能够以人的方式直面自然的才具有人作为人的资格，否则不能称其为人，而是物；能够捏住命运的喉咙 、敢于挑战命运的人才享有人作为人的尊严，否则，他将和动物同类。可以说陈永贵和他的一班人在直面自然、与命运的抗争上达到了极致，老天爷并没有让他们好好活，可他们偏偏要比别人活得更好。这样的人们在人性的辞典中该如何表述？是不是令所有的人敬重？陈永贵因此由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跃为共和国的副总理，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一个奇迹。其实，如果回到那个年代或者深谙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思想，便不觉奇怪、看成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这样的人是共和国的脊梁！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Njg3Nzg4.html
1952年，陈永贵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陈永贵大叔的存在可能是今天某些官员干部的噩梦
作者：网友
其实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大众偶像,基本都是这种风格的人物。雷锋长得也不帅,个子还很矮;铁人王进喜也不好看，大寨的另一个偶像——铁姑娘郭凤莲,是抡大锤出身的，那个身量肯定也不符合现代美女的标准。
跑题了，还是谈陈永贵。陈永贵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他是个很本分的人,由一个讨饭吃的农民成为正宗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也没什么可抱怨可追求的了。而且他当了副总理之后,还坚持不拿工资,仍旧在大寨计工分，这点也说明了他还是只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可以说,他确实是个没有野心的人，至少跟后来说的那些著名野心家不一样。然而,在文革被全盘否定之后,即便这样一个人，还是被主流舆论给边缘化,甚至妖魔化了,譬如某些媒体长年诋毁大寨是陈永贵造假的政绩工程。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对陈永贵去世后的遭遇，按照我的推断,主要是因为陈永贵的历史存在,几乎让今天主流所有的官员干部都很没有面子。陈永贵一辈子都认为体力劳动才是劳动,直到死才勉强认可坐办公室也是劳动。他在当大寨公社书记、昔阳县委书记期间,坚持三不准：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开会;不准在劳动时间找人谈话。干部必须跟群众一样劳动才能挣得工分;而干部的行政管理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这一点甚至比列宁的作法还要厉害：列宁只是要求干部每周要义务劳动,而陈永贵是调过来,主业是劳动,义务才是办公。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是让人难以想象和接受的。但是，陈永贵这个人做到了，而且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干部,昔阳的干部都做到了。大寨的会计,一年出满工居然有350个工分.大寨也由一个只有80户人家,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逃荒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达到并超过江南农村收入水平的地方。这大概也就是后来说的史无前例。
按照当官就是作人上人的中国古老传统,陈永贵的思想和行动,实在是所有当官的噩梦。尤其是在那个时代,这样一个人,居然被主流媒体卖力宣传,而且作为标志,居然被提拔成了国家领导人。意思就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才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应该象陈永贵学习,所有的中国老百姓,都应该以陈永贵的标准来要求官员,这一点,实在让大批大批的干部们痛心疾首，天哪，三不准。
1975年,中央在大寨开了一次很大的会,邓小平同志莅临参加了，江青也参加了。江青骑着毛驴转了虎头山,还拿白毛巾包着头,真心实力的拿铲子铲土种树.而邓小平则只在会场出现,再没在大寨其他地方转悠。邓小平同志在第三次复出之后,陈永贵就下课了，以陈永贵为标志的干部标准,从此被取消,并且再也没有被提倡过。大家都忘了曾经有个叫陈永贵的农民,大家慢慢以为当官的本来就应该是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享受在前、吃苦在后。陈永贵从人们视野中的消失,可以让官老爷们不会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知道，前几天社会调查说公务员是社会压力最大的群体。所以，他们要告别陈永贵、忘记陈永贵、消灭陈永贵。
可这个本分而倔强的农民大叔却如同野草，已经扎根在了民间，时不时，总能让人们想起，譬如我。
关联阅读（三）：
1979年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作者：历史每天学一点微信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陈永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陈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直到多年以后，水利部长钱正英每次找他谈有关农田水利建设的问题仍然战战兢兢，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胡耀邦的“决定”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面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开会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当时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也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工作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可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会议上争论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转发了一篇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的五六千字的长文，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了这篇长文。人们恍然大悟。记性好嗅觉灵的人还把这篇文章与一年前华国锋批发的一篇“两报一刊”社论联系起来，那篇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肯定过的就不能改，毛泽东的话似乎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两股政治势力围绕这个哲学问题开始过招，暗自较上了劲。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和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和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
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过半年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一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它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时‘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泽东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了“西单墙”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务虚会上的一些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部分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要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针对自由化思潮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归集体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这又该怎么办呢?主动退回去?陈永贵没有明说。
陈永贵不服输。胡耀邦也不手软。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词，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硬是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他几篇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事实和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打电话给陈永贵，要陈永贵到他那里去一下。陈永贵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紧闭嘴巴坐着。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准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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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毛主席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根据毛泽东博览相关影音资料整理）来源：红色中国网
陈永贵(1915～1988)，新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性的人物，陈永贵所走过的路，是社会主义的路;陈永贵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实践者。我们为陈永贵同志立传，就是为社会主义立传;为陈永贵同志树碑，就是为毛主席树碑。
一、艰苦奋斗的带头人
1.旧社会的苦难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山西，走出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农民，他就是当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老一辈人对陈永贵非常熟悉。有人说，他大字不识，有人说，他大智若愚，还有人说，他非常有政治头脑。查阅陈永贵的履历，在他的档案里有着这样的记载：1952年，37岁的陈永贵，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开始担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1971年，56岁的时候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75年，60岁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9月，65岁的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尽管他是这个家中第一个男孩，然而过于贫困的现状，已经让父亲等不到他的成长。就在陈永贵六岁那年，陈志如在老家石山村绝望的上吊自杀!而在这之前，陈志如已经卖掉了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甚至还有陈永贵的妈妈，当然这只不过是想让这些人能有个吃饭的地方。贫困、饥饿是陈永贵童年最深刻的印象，贫困和饥饿毁灭了他的整个家庭，却也让有幸活下来的陈永贵越来越坚强。陈永贵的父亲死后，大寨的稳周老人收留了他，并认他为养子。后来当稳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却没有继承干娘的遗产，而是还给了老太太的娘家人，这个举动让原先属于外来人口的他，在大寨稳稳站住了脚。一直追随陈永贵的原大寨老少组成员村民贾承玉这样说：“老陈那时候他是扛长工来的，他可不是这个村的，他是灵西那边叫石山，搬过来的。扛长工就在这落的户。”
不继承老人财产，要靠自己的苦干生活，这是中国正直农民身上朴素自力更生精神的反映。是贯穿陈永贵一生的可贵品质。
2.走上革命道路
然而一件小事却改变了陈永贵的人生，促使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也使他的卓越领导才能得到了展现。有一天，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在地里干活一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梁便良说他很想参加好汉组。但是，因为年龄小，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半天也干不下多少活，所以，没有人要他。这使陈永贵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村里的老弱病残，都存在无人帮助、难以致富的问题。显然，这些人缺一个带头者。于是，陈永贵对梁便良说：“你跟我干，听话就行。”经过与贾进才的沟通后，陈永贵毅然宣布退出好汉组，重新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叫老少组。他们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而包括梁便宜良以及贾承玉、贾承联、赵小和等这些孩子，也就从此一直追随陈永贵，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老少组成员村民贾承玉说：“大寨那时是六十来户，不上三百口人，那时是好汉组与老少组并存。我那时是老少组，为什么说他是老少组呢?老的老小的小，他是互助的。老少组的组长(陈永贵)说：‘老的有经验，小的是能长大，只要听党话，这路子走不岔。’”在这个老少组里，最初只有九户人家，其中有四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至14岁的娃娃，真正的强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但是这些人真的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出力大小与获得多少并不很计较。从表面看，陈永贵的确是吃亏了，但他却赢得了尊重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老少组的弱劳力们才格外团结，格外珍惜这个组。各个奋力争先、闹得红红火火!贾承玉说：“好汉组初期一块干了干，干了两天就又散了，实际上那是个形式。老少组是死命地一直干，巩固下来了。”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高达150斤，比好汉组多了30斤。随后就有好汉组里的人倒戈加入了老少组。
我记得在浩然同志的《金光大道》中，也有两类互助级，一类是高大全的互助组，一类是张金发的互助组。高大全的是穷帮穷，是真互助，张金发的是富对富，是形式，从不真心互助。大寨的人强马壮的好汉组，他们没有必要真心互助，因此它走的不是真社会主义道路，老少组则相反，他们不互助就活不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为中国摸索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民的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到1949年，老少组又创了平均亩产169斤的新纪录，当年冬，老少组便宜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从他挑起老少组和好汉组之间的生产竞赛来看，他的确拥有农民少有的眼光和魄力。陈永贵一生干了不少与众不同而且获得成功的事，退出好汉组挑起老少组只是其中之一，在他成立老少组之前，陈永贵也是在和贫困、饥饿做斗争，但是更多的是在靠个人的奋斗，而在成立了老少组之后，一方面他发掘了自己的优秀组织才能，同时也更相信集体的力量，更相信积极进取能够带来的巨大战斗力。就这一点来看，他和毛主席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在大寨村的职务是生产委员，党支部副书记。而此时，村支书贾进才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能力不如陈永贵，于是在1952年贾进才两次跑到了区委，一次跑到了县委要求让贤，推荐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在贾进才的坚持之下上级同意了这个要求。不久陈永贵被选为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任副书记，从此陈永贵开始了长达二十上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生涯。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里出现了15个亩产500斤以上的高额丰产户，陈永贵因此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这次劳模会议上的主角不是陈永贵，而是昔阳县刀把口农民张老太。张老太只比陈永贵大八岁，却戴着太行区甲等劳动英雄、太行区第一等劳动英雄、山西省劳模桂冠，并且参加过开国大典。而且在1951年张老太受毛泽东主席之邀，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国庆两周年招待会，会后毛泽东还给了他三个特制信封，以便遇要事直接向党和国家主席反映。
出色完成统购统销任务：此时的陈永贵刚刚接任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不过刚做一把手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也是当时许多的基层农村干部都必须要去面对的，那就是：如何面对中央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价格，比市场价低。因此觉悟低的农民不愿向国家卖粮，更不赞成统购政策。为了动员村民积极卖粮，国家将统购统销作为一场运动来抓。差不多所有乡镇干部，都扎到基层去动员，大寨也不例外。在陈永贵看来，国家的需要是头等大事。不过陈永贵还是动了一些脑筋来征粮，陈永贵的妻子宋玉林回忆说：“老陈他当时说，‘遭灾地方多，动员社员多卖点粮食。部队、农民吃不上粮不行，咱要多卖!’可是他省吃俭用。他的红薯片片装在瓮里，不敢让社员见。端上那好饭出去骗社员，出去了他假装说了：‘你看我吃的这!’平时他在家里吃的饭可苦了!”这一年只陈永贵自己就带头卖粮3500斤。而全村的任务是42000斤，限半个月交到县里入库。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村不但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超额了3000斤!然而，这次由于他征购征得太彻底了，次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单干户和互助组里就有些人家断顿，揭不开锅了。陈永贵当着村支书，不能不管，便宜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出点余粮来，有些社员出于私心不承认有余粮，陈永贵便带着人翻，翻出了一批余粮，解决了社外农户的断粮问题。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全力组织合作社：就在这个时候，国家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955年下半年，中央号召农民加入合作社。在这种局面之下，大寨的折价小组成立了。在这次牲口农具作价的时候，陈永贵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首先把自家的一头正当年的价值140元的黄牛定为80元入社。这一下陈永贵又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人一年的人均收入。在当年牲口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揣着自己原来的积蓄，去集市买了大灰驴来入社。在陈永贵的带动下，大寨人纷纷把自家牲口入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陈永贵又当场宣布，作价的现金明年全部还清。一年之后，大寨农业社果然清还了所有的欠款。1955年12月26日折价小组胜利完成了任务，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毛主席的生日里宣告成立，陈永贵担任了社长。过了十多年大灰驴死了，他被做成了标本放进了大寨展览馆，见过它那张皮和一对老老实实的玻璃眼睛的人不下百万人。
大寨村的村口有一棵大柳树，许多村民愿意在那里捧个大碗吃饭，而陈永贵就把大柳树当成了大寨村的会议场所。童年的郭凤莲最喜欢到大柳树下，陈永贵他们的饭场会上去凑凑热闹。后来担任大寨公社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他们吃饭的时候，端着这么大个大陶瓷碗都到门口，其实我们离大柳树也不远。一开始不在大柳树，就在陈永贵那个大门口有个土堆，他们就坐在那里吃饭。我们就是几个小孩端着碗，也要跟他们一块去凑凑热闹，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当时听他们讲，他们今天这个要去干什么，明天那个要干什么，安排谁谁干什么。他们在安排工作，所以我这心目当中，从小就感到陈永贵同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这么想的。”
三战狼窝掌：(继上)在改造白驼湾和后底湾的工作之后，陈永贵把目光投向了最难以治理的狼窝掌，因为只有治理了狼窝掌，才能治理好其他的地方。原大寨妇女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说：“那会儿是只有治理这道沟，底下的沟才能保住。狼窝掌出来就是麻黄沟，麻黄沟出来就是老黄沟。狼窝掌这条沟是最深，水是最大，非治理住不可!”狼窝掌长不到两公里，宽不足15米，但从高处到沟底的落差就有200米。因此地势险要，还曾有野狼出没。这个地方无雨则旱，有雨成灾，下一点雨就会引发山洪，60公斤重的大石头也能被洪水冲走。因此在大寨的历史上，从未有人想过要把这块荒地变成良田。就在他下决心改造狼窝掌之后，陈永贵充分发扬民主，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先统一了村干部的想法，然后又提前找一些犹豫的人做工作，最后在会场上赢得大多数村民鼓掌，结果是顺利通过。可谁知这狼窝掌，任务艰巨得难以想像，一连就是三战，中间也免不了有人动摇，提出反对意见。宋立英回忆说：“那会儿是那样嘛!许多人说弄也弄不住，一次弄垮了，两次也弄垮了。这道沟就修不成了?也是，群众都是一看这次弄起垮了，那次弄起垮了，觉得劳民伤财……”
三战狼窝掌可以用相当惨烈来形容。上一次，几万方土石被冲走，这次，十几万方土石又重新磊了起来!为了治住这千百年来从不驯服的狼窝掌，大寨人民付出了太多太多，甚至是生命代价!那年冬天，原老少组的组员陈永贵的得力干将赵大和壮烈牺牲。作为赵大和的妻子，郭巧妮讲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她说：“早晨上去劳动，刨土去了，刨土人很多。大概是腊月的冻块大，土下来了，土块滚下来他倒下了。后来住了七天医院去世了，住医院大队给出了钱。”这是多么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啊!三战狼窝掌的壮举引来当地新闻报道，后来又被《人民日报》报道。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人开始被当时的中国人民所了解。与全国大干社会主义高潮相配合，三战狼窝掌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可三战狼窝掌也有了丰厚的回报，那就是新造出的30亩梯田，亩产居然高达200公斤!以后还逐年增加。
伯乐识千里马：大寨的造田运动以及快速增长的粮食产量，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昔阳县委发现了，觉得大寨是农业生产先进典型，然后报到晋中地委。晋中地委发现以后派人去调查，觉得大寨很好，尤其是发现陈永贵这个支部书记确实很能干，所以晋中地委就写了一个学习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通知发给全地委，并且给省委也发了。省委看到后，号召全省的农民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当时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激动地说：“从1953年陈永贵当了大队支部书记以后，大寨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好。因为大寨是个穷地方，过去最好的年景亩产量也就是170来斤。陈永贵当了支部书记以后，亩产到700多斤了。不得了的700多斤!”
妇女能顶半边天：陈永贵的三战狼窝掌使得大寨的粮食产量彻底打了翻身仗，更让人想不到的是，陈永贵还带出了一支新的队伍，那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铁姑娘战斗队”。其实早在互助组时代，陈永贵就已打破晋中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妇女不下地的习惯，他鼓励农村妇女下地劳作。而正是这种劳作，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过了十多年后，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的作用给以了高度评价。贾承玉回忆说：“当时有两个战斗队的，男队女队，这伙女孩子那时叫铁妮妮。后来这些铁妮妮说不好听，干脆给她们起上了铁姑娘——铁姑娘队。”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对这些参加劳动的农村妇女非常爱护。并没有加重他们的劳动量，这当然赢得了姑娘们的尊重，而这也加大了陈永贵的凝聚力。原大队公社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说：“铁姑娘队在地里劳动，陈永贵同志经常劝，不要劳动过度，要关心姑娘们的身体。尤其是那些到了寒冬腊月的时候，她们经常穿布底鞋到有雪的坑里面去搬石头。陈永贵同志批评队长：‘不要让姑娘们去干那重活，你们让男同志去干嘛，怎么老让姑娘们去干?’但是姑娘们不愿意。陈永贵同志是出于一种爱惜，让姑娘们干得轻一点。当时我们姑娘们也不怕苦，我们就应该这样干!天黑了，路也看不见了，陈永贵同志经常劝姑娘们，‘你们早点走，天明了，咱们多干一会儿就有了。’我们也不走，说一定要跟你们一块走。”
创建人民公社：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陈永贵创办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1958年8月，陈永贵在武家坪组织了大会，那场面相当壮观！上千位农民参加，锣鼓喧天，个个兴高采烈——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了！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回忆说：“咱们在五十年代，在1958年大跃进那会儿，咱们粮食一亩地达到了500来斤，给国家做了大的贡献。给国家卖了粮食，自己还够吃。那会不是说360嘛？那要是有小孩子跨着大人，这360也都够吃了。那会儿大寨没有虚报过，浮夸风什么的大寨一点都没有！那会有农业纲要，四百斤达纲要，五百斤过黄河，八百斤过长江。在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会，咱们就达到八百斤了！”五十年代末，五风盛行，刘主席子在全国一些地方蹲点，在很多地区指导。大寨始终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踏踏实实大干社会主义，所以五风未见。
创造人间奇迹：六十年代难忘的头三年，大多数农民忍饥挨饿，根本谈不上向国家交售公粮，但大寨的粮食却大幅增产。他们添置了拖拉机和脱谷机，始终足量缴纳公粮。就在1963年8月，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却不期而至。这场灾难几乎毁掉了陈永贵辛苦近十年的成果。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回忆说：“1963年8月过中秋节。地里的活没有了，社员下县城赶庙会，可咱这里是十年九干旱，这八月好下雨。一会儿就阴了天，咱高兴，给咱下点雨。2号下雨了，老天爷给咱下点雨吧，咱今年也有收成了!谁知不停了，3号连晚上带白天，越下越大。整整下了七天七夜暴雨，从3号4号的时候都塌开家(房子泡塌)了。”下了整整七天七夜的暴雨，冲垮了大寨村60%的房屋和一大半的梯田。全村300多口人，被迫挤在了村口的大柳树下。此时，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尽快见到正在县城开会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陈永贵回来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动了所有人，即使是当年省委书记陶鲁笳，提到这件事情也是非常激动：“陈永贵不能开会了，他听到这消息马上就回到村里了!回到村里边，村里的人抱住陈永贵就痛哭流涕：‘永贵呀，你看这么大的灾，我们可怎么活呀?’陈永贵问：‘大水冲走人没有?’大家说‘没有，没冲走一个人。’‘冲走牲口没有?’大家说‘没有，一头牲口也没冲走。’‘没有冲走人没有冲走牲口，你们哭什么?毛主席讲过;‘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陈永贵马上召开社员大会，他豪迈地说：“家塌了我们可以盖，地冲了我们能修，庄稼倒了，我们一根一根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也能办。有我们的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条扁担两箩头，我们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希望被燃起来了，人们又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士气是一种有力而无形的东西，当陈永贵带领大家把倒伏的玉米一颗颗扶起来的时候，村民的干劲仿佛又回来了。在陈永贵率领下，大寨人没有被打倒!而且，面对如此大的灾害，陈永贵还是拒绝了上级的所有援助，完全靠大寨人自己恢复生产! 那一年，陈永贵率领大寨人又创造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粮食产量!陶鲁笳竖起了大姆指：“除了冲走的地以外，剩下来的耕地，那年亩产还700多斤，那了不起啊!所以他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在全省我们开全省的劳动模范会，就请陈永贵来报告他抗灾的经验，陈永贵的讲话全场都轰动了!不敢相信这家伙——那么大的灾亩产达700多斤!毛主席号召四五八，在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就不得了了!达到了毛主席的号召，他亩产700多斤!遭那么大的灾，有人在会上听了以后，就给我报告，说今天这个会听了陈永贵的讲话，大家都非常感动。我说好嘛，请陈永贵到省委常委来讲一讲。”
1963年的大洪水，使陈永贵创造了又一次人间奇迹。很快《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都用大篇幅相继报道了大寨人自力更生的壮举，在这件事上反映出的人定胜天精神，陈永贵又一次和毛泽东不谋而合。因此陈永贵生命中的辉煌年代，很快就到来了。就在那次的大洪水5个月之后，陈永贵第一次走进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一万多名代表做报告。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报告，陈永贵的报告十分生动，又充满了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同时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会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陈永贵着重讲的是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充满了大干社会主义精神，激励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半个月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激动人心的报告。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通讯一发表就立刻引起了轰动。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河北，停在邯郸火车站，在火车上召见河北省委书记刘志后，还有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回忆说：“陈永贵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我跟毛主席报告就是这样讲的：我说我做一辈子的农村工作，我所碰到的农民没有一个能抵得上陈永贵——陈永贵是最杰出的农民!他这个人记忆力特别强。因为他经常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所有毛主席讲话他都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用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不是一般的农民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很高。我讲给毛主席，我坦诚地说：他是一个杰出的农民!毛主席听得非常有兴趣，一直听我讲。讲到最后，问‘你带了陈永贵的文件没有?’我说‘有’，把准备好的文件给他。”
经得起任何考验：尽管陈永贵的事迹也被毛泽东知道了，不过对于大寨村的实际粮食产量，许多人还是表示怀疑的。毕竟大寨属于穷乡僻壤，毕竟那个时候国内农村的情况普遍不理想。因此可以说，那时的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也在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挑剔的目光。陶鲁笳说：“在以前也有人说怀疑，说是大寨是假的，亩数不实。它的亩数多，以少报多，他报得少，不是亩产就高了吗？我说这是1964年3月，我跟毛主席汇报的。在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表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周总理就讲了大寨的情况。有人给周总理反映说是有假……周总理立刻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找我们山西省的省长卫恒，找我——我是书记，找我们三个人到周总理住的地方，周总理问：‘有人说大寨的亩数不实啊？我今天报告里讲了，不实要捅出去就是国际影响啊！你们立刻派人查清楚，大寨的为数是不是有假？’”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山西省和华北局立刻组织干部，派了工作组来查大寨的实际情况，工作组到大寨调查了有三个月。陶鲁笳说：“他那地块有几千块，都是山区呀！一个地儿一个地儿查。查到最后的结论：亩产809斤，这个就没有假！三级干部查，查了三个月，你说这还有假吗？人口数量也没有假！亩数没有假！产量没有假！所以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就肯定下来了。经过这么一个曲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之后，陈永贵的幸福一个接一个。
1964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毛主席举办了一个私人宴会，款待了几位当时共和国各领域的模范人物。这里有导弹之父钱学森，大庆工人王进喜，而唯一的农民，就是来自山西大寨村的陈永贵。由于毛泽东很少请客吃饭，因此这次宴会被看做是有特殊意义的宴会。而所邀请的嘉宾，当然也都是毛主席所支持的人。陶鲁笳说：“毛主席问他：‘你多大年纪呀?’他说‘我今年50，’‘你识字不识字呀?’‘我42岁扫盲，已经能够看报纸、看文件了。’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对于毛主席的话记得特别清楚。刚才我讲的毛主席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嘛，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江堰市会创造出来，他用得非常自然恰到，像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作为一个中国农民而言，能够被邀请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会，简直就是如同一个不真实的梦。而且，就凭这一点，几乎可以骄傲一辈子! 个人生活的崇高品质：尽管事业上在腾飞，但是，陈永贵的个人生活却有一些不顺心，1965年，妻子李虎妮患病去世了，上上下下的工作再加上亡妻给陈家留下的两个孩子，陈永贵根本就顾不过来。一个劳动模范当然需要一个贤内助。于是，就有人给他介绍了宋玉林，这也是一位比陈永贵年轻十多岁的劳动模范。当年的宋玉林老人与陈永贵相遇，居然和评剧《刘巧儿》的情节很是相似，同样是发生在劳模会上!不同的是，两人都是先进的代表，都是劳动模范。这也可算是革命中产生产的爱情吧!
宋玉林说：“那会都是模范，光知道他是模范、是实干家，他可能干了!那时候都是天天在地里，土头土脑的。有人给我介绍陈永贵：他家里缺一个家庭妇女，他净劳动了，家里在没有人招呼。我那时心里还想，光听说陈永贵可能劳动了，我也是个劳动(模范)，可是比起他来差多了，心里也没有敢想什么……”客观地说，当时陈永贵在农村，的确属于条件比较好的农民：又能干、又是大队书记、而且尊重体贴妇女。因此，陈永贵续弦的时候，想要跟他过日子的妇女可不少。宋玉林说：“有好多人找他，大寨就有三个人。都喜欢、都愿意跟他。他说毛主席解放了妇女以后，妇女是半边天，不能压制妇女。妇女工作量大，又要拉扯孩子，又要来回还要干家务活，这会儿同劳同酬，也要上地挣工分，不能有老思想。妇女们那时候可满意他了，要不然这些人都拥护他，他爱护人，人拥护他。他一直讲是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不要忘了本……别人都喜欢他。”在当年，对陈永贵有好感的大寨妇女中，郭巧妮也是其中的一位。而在她眼中的陈永贵，不仅仅是一位劳动模范，更有着让女性喜欢的优点。因公牺牲的赵大和的遗孀郭巧妮说：“(陈永贵)脾气好还不讲，还爱和年轻人说笑。哪句话不对，生了气，一扭头又开始说笑。他人缘可好。”尽管自身条件不错，而且陈永贵也很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毕竟，这能让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可陈永贵却也有自己的要求，而且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要求。宋玉林说：“都喜欢跟他，还有一个(郭巧妮)，她的男人为公家拉石头，为公牺牲了。陈永贵说，她的男人牺牲了，他的女人不能跟我。永贵说我不干那些事，男的因公牺牲了，我再把他老婆拿来?大寨有好几个，他都不!”我们猜想陈永贵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一位妇女丈夫因公牺牲，自己成了寡妇，这样的妇女应该受人尊重，受人爱戴。可婚姻是个人的私事，如果跟受人尊重的革命寡妇结婚，就是玷辱了革命!不久在媒人的安排下，宋玉林老人与陈永贵正式的见了面。宋玉林说：“后来介绍人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是‘不怕，我带你去他们家大概看一下。’我说;‘行，去吧。’带上我去了，去了大寨，他还在地里干活。那个人说，‘老陈在地里，去叫他吧!’叫回来了，见了面儿，我也好他也好，这就都行了。”两个礼拜后，陈永贵同宋玉林结了婚，在那个一切从简的年代，他们只是草草地操办了婚礼。尽管是这样，宋玉林还是非常满意：“他说‘来我家可是要吃苦了，要照顾这个家、孩子们，一天客人可多了。’我说‘我不怕吃苦，你在外边好好的干，我把这个家庭搞好，把孩子们看好，你回来把饭给你做好，这不是解放了你了?工作也有时间了，也不用操心家务事了。’”尽管陈永贵已离去多年，可回忆当年的往事，宋玉林老人还是有一种喜悦的心情：“他的衣服上破破烂烂的，我做别的不会，做针线活会。他的相片上都是我给缝的衣裳。他那时候穿的黑布旧马夹(马褂)，我都拿下给他拆开再组合，再给他染得黑一点，再给他弄两个侧手口袋，再在这儿(口袋里)给他装个小本本，他也没有文化，也不插笔，只插个小本本。他也觉得挺高兴的，揣上这兜儿。来人说：‘老陈，你可年轻了好几年了。’他就越高兴了。他也喜欢夸奖我不是?那时候都是两个人，这会儿我自己看这个像，我就很难过。……这会儿我一出去看见老俩老俩相跟着，我这思想可难受了!他走得早，顶73岁，他就走了，我才60虚岁。”如今的宋玉林老人卧室里，摆放的都是一些有年头的老东西，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柜子上的那幅陈永贵照片，这幅照片的前面供着一盒中南海牌香烟、摆着两只香炉。每到忌日，家人总要在他的笑容面前点几柱香，祭拜一下……
1966年陈永贵和宋玉林结了婚，他的个人生活解决了后顾之忧，然而，也是在这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7年2月11日，也就是下正月初三的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昔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很快，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了全国，从此，他又走上了一个新的风口浪尖。
二、联系群众的好干部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毛主席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这让陈永贵非常自豪。不过陈永贵还是一位懂得科学技术的农民。当然，这也是一件事情教育了他。
上世纪60年代初，大寨种了几百颗苹果树，几年下来就是不怎么挂果。陈永贵着急，请来了一位果树技术员。那位技术员在苹果园里转了转，说这些树长丰了，得剪枝。那就剪吧!剪了几天，陈永贵上山去看：只见果园里遍地狼藉，大枝小叉散落了一地。陈永贵看了心疼的了不得，好几年才长成这样!他骂技术员是“把大寨人的心给剪了”。那位技术员看了陈永贵一眼，说“不剪不结果”，手底下仍然不停。陈永贵火了，狠狠一摆手，把技术员轰走了。第二年春天，没有剪的果树花繁叶茂，仍是不挂果，剪过的果树却硕果累累。陈永贵叹了口气，又请回了技术员，说不信科学就是不行。从此陈永贵更注意把干劲和科学结合起来。他从不隐瞒自己在这方面的丢脸事，以至多次以此为例，告诫自己的部下，在技术上可不敢傲慢，可不敢翘尾巴。
然而历史的脚步推着所有人向前进，文化大革命了，大老粗开始造走资派的反了。1966看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学生们写了一封信，首次表示了对红卫兵造反的热烈支持。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另一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宣战。1966年8月9日，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陈永贵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大寨粉碎了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的谬论》。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这场百万人大会成为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动员大会。此后不久，全国性的大串联也形成高潮，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和各色人流，涨满了各线铁路车厢。作为与井冈山和韶山并列的三大热点之一，大寨沸腾了!
大寨这个80多户的小山村，代表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因而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各地人民纷纷来学习取经，十几万参观学习者如潮水一般，一时道路拥塞，衣食无着。又赶上寒冬将至，当地政府不得不频频向中央告急，中央军委命令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调动直升飞机，向大寨和井冈山，空运大饼、衣服和毯子。原大寨妇女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宋立英回忆说：“(参观的)特别多，一天有上万人呢!那会参观的也很辛苦的。那么多的人，也吃不上饭，自己带干粮啊，供点水呀!这里从昔阳到平定、阳泉，才有的人能吃上饭。近处的都回去了，远处的回不去了，直接给住夜吃饭。”
在数以万计的参观者的眼里，陈永贵显得极其神圣。他也出来接见群众，向人群招手致意。每逢这时，人群中就爆发出“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的欢呼声。虽然文化不高，但陈永贵能跟上形势，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三家村文章，后来又在人民日报上批反动权威。可是，针对中央《十六条》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昔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鼓动红卫兵违反，怂恿武斗。陈永贵甚至很忧虑，许多陈永贵熟识的大队书记已被打倒，带着高帽子游街、游田，这么下去谁来当干部、谁来组织学大寨、谁来组织生产?那时的大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的圣地。陈永贵非常担心，如果大寨的生产出了问题，就像龙王庙被淹了大水一样荒诞。他请一位记者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永贵提出了自己对农村开展文革的五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批斗农村干部。让陈永贵惊喜万分的是没多久，他的这封信就被中央，批转给国内的各个地方。
没过几天，陈永贵开始收到全国各地表示感谢的信。上至省委书记下到生产小队长，都把他当成了救命菩萨。许多人在私下说，这样的信除了陈永贵没人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批。郭凤莲回忆说：“经常电话就叫走陈永贵了，一般陈永贵独来独往，不带任何人。作为我们大寨人来讲，对陈永贵比较担心。因为当时武斗现象比较多一些，害怕在武斗中，陈永贵同志有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主要在城市里搞的运动，从此正式进入农村。两天后，陈永贵终于坐不住了，他跟县委请了假，带上一筐大寨产的苹果到了首都。陈永贵直奔京西宾馆住下，立刻求见总理。三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陈永贵。郭凤莲说：“陈永贵到北京见了周总理，周总理说，‘永贵同志，大寨有没有成立红卫兵啊?’陈永贵说，‘没有成立红卫兵’，后来总理说，‘还是要成立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组织，就可以对那些四旧这些东西，跟它斗争。’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以后，我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陈永贵传达过总理对他讲话的精神大体内容，后来在陈永贵同志的领导下、建议下，就创立了大寨太行红卫兵队。”
陈永贵这次见到周恩来，还解决了他一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建一个化肥厂。当时周恩来表示，你现在回去就可以办，国家支持你!陈永贵高兴坏了，后来他说：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一座化肥厂。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陈永贵愿意在抓革命的同时，踏踏实实地促生产。
1967年2月17日，正月初三晚上，陈永贵主持召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大会。县内三十余个造反派组织参加。陈永贵明智地避开了各路人马争执不休的权力问题，主张趁春节时机，大斗黑帮走资派，猛促春耕生产。这是一个任谁也不能否定的行动纲领。可以看出陈永贵这个大老粗对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理解是多么透彻，也证明了“大老粗手里有真理”这个光辉论断的正确性。如此陈永贵也就自然成了无可争议的领导者。陈永贵带头造反夺权的消息，很快就传向全国，3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报道称，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陈永贵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文化大革命，造走资派的反，就要向走资派夺权。2月11日，陈永贵出任昔阳县造反总指挥;2月2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3月15日，出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站副总指挥;3月19日，出任山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短短一个多月里，陈永贵从一位劳模一跃成为山西省的第三号领导人物，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陈永贵同志。毛主席见了陈永贵，很高兴地伸出手去，握着陈永贵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陈永贵激动地回答：“毛主席好!大寨人问您老人家身体好!”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留影。陈永贵最受毛主席称赞的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端精神。
后来，毛主席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2.成为“三三制”国家领导人
1973年，陈永贵被召进北京，在北京上了读书班。几个月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共十届党代会上，成了政治局委员，名副其实地成了国家领导人。
毛主席早就说过“没什么文化的大老粗，能够办成事”的话。那么，陈永贵到底有多高的文化呢?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情。陈永贵并不隐瞒自己的文化水平，他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在县里开会的时候，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话他说：“老陈，别借了，四十多岁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甚至当了政治局委员。人们想起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其实陈永贵只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步了。陈永贵写东西很吃力，一两句话简单批示、一两行字的条子还能凑合，上百字的短信就需要秘书代笔了。写信写报告，自然更要依靠别人记录，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但是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讲话比听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的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另外尽管陈永贵文化不高，可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实际工作。宋玉林说：“他的记性好，你说他也没上过学，写不了字可认得多。机密文件都认得。每天给他送保密文件，他都要看看报纸。可是他写不了，他认得多记性好，说一遍就记下了。” 1975年1月13日，陈永贵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四届人大也召开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陈永贵也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国务院副总理。他排名第七，排在王震之前。不过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对此，陈永贵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去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相得益彰的职责，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宋玉英回忆说：“跟主席提出了三三制，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全国各地视察，那会他也经常回来。”
这个时候陈永贵又回到大寨了，他似乎找到了那分久违了的平静，可以面对以前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街坊邻居有个什么难题，只要他能够办到，一定尽心尽力。宋玉英说：“陈永贵这个人办的实事多，只要是能办的事情，他都能给办了。找他的人也不少，跟咱们是一个公社这厚庄，一个支部书记，他的老婆王华贞觉得不舒服，在这里没检查着(是什么病)。老陈知道了，给他帮忙，送到北京医院。后来这人提起来：‘老陈，陈永贵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我早就死了!’”早在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就住进了北京钓鱼台，钓鱼台的条件当然不错，而且，陈永贵并没有把家属带到北京，只是自己在住，但那里毕竟不象一个家。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在北京的住处，又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了。中央又说，可以派一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伺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人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干嘛要那么多人来照顾我?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3.整顿与西水东调工程
当时的陈永贵还兼任昔阳县委书记。而昔阳有几个老大难，陈永贵就开始整治这些单位。最出名的老大难有三个：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剧团，还有一个是邮电局。邮电局服务态度不好，老百姓打电话不给好好接，报纸一压就是十天半个月。有人告到陈永贵的耳朵里，陈永贵怒道：“邮电局就有人反大寨呢!”他下令邮电局整顿，派下一个工作组办学习班，让那些职工一个个地自我解剖，重新认识大寨精神。等到那些神气惯了的国家职工充分提高了认识的时候，工作组又督促他们订下制度，保证城关看上当天的报纸，别的地方三天内看上报纸。这么一整邮电局果然见好。
用类似的办法，陈永贵整顿了剧团，他还下令整顿医院。果断的撤了院长的职务，把不好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下放劳动。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来。陈永贵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打过电话去，询问情况、下达任务。他打电话总是深更半夜打，为此，昔阳县委还形成了一套值班制度，主持县委工作的人在半夜以前不能离开值班室回家，有时就干脆住在值班室，随时接受老陈的指示。陈永贵虽然不参加县委会议，但是在会议上，大家常常会提到陈永贵：老陈讲了，老陈说了……等等。陈永贵不在如在，到处都有他的影子，到处都有他的影响。
陈永贵用心抓昔阳的工作，不仅出了许多经验，还出了许多干部。昔阳向外输出的县以上干部，有三四十位，级别高的，有当了山西省省委副书记的李韩锁，当了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的王金籽，当了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的张福元，当上地委书记或省里厅局长的，张怀英、范喜凤、李艾虎、赵满仓和李福栋等人。当上县委书记的更多得难以细数。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平定县委书记李锁寿。 自从进入政治局工作以后，陈永贵每年就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视察和讲话。当然，他主要关心的就是全国各地的农业，1973年10月，陈永贵去陕西参观了延安，转了八百里秦川，留下一句名言：地是好地，就是人懒。——把陕西人说得老大不高兴。在贵州，陈永贵看到许多农民热心赶集，担着自己家的鸡鸭等农副产品到集市上卖，人心让自由市场给搅散了!他揪住这种现象狠狠地批了一通，说：“贵州的农业上不去，就是这资本主义闹的!”1974年，陈永贵去黑龙江，一望无际的黑土肥得流油，让陈永贵很是眼馋。有一回，他参观北大荒的军垦农场，见道路上有许多马粪，就批评他们不注意拾粪积肥……
1977年6月，陈永贵去山东的东平县，看那里组织的万人万亩大会战。毛主席逝世后，各地不正之风抬头。东平县离泰山很近，当地领导就请陈永贵上泰山看看。陈永贵却说：“以后退休了再去吧!还是多看几个工程。”结果陈永贵一生没上过泰山。到了杭州，当地领导就劝他游西湖，他说：“以后再看吧!”结果一生也没游过西湖。同样，他路过黄山没上黄山，到了拉萨没进布达拉宫……对陈永贵来说，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那里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对他来说，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是最美、最壮观的景象!看看现在，各级官员还看这个吗?他们住高级宾馆，搞旅游，经营房地产、包二奶、宿幼女、贪污受贿、推广转基因……，他们与陈永贵相比，何止是天壤之别?
这是一个工程十分浩大的计划，小小的昔阳县需要打通一座大山，建设37华里隧道，180公里长的干渠，大大小小的渡槽无数，工程总耗资5000万元，几乎是当年山西全省水利建设资金的十分之一。1975年，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正式上马，每天有超过五千人奋战在工地。到了1977年，昔阳县委领导干部全部上阵，还动员了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人、解放军上阵。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向1980年，第三次农业学大寨献礼”的口号。郭凤莲回忆说：“当时的中央对这项工程也比较支持。其实大寨还不是受益区，在昔阳很多地方是受益区。在西水东调工程上马的时候，老百姓非常高兴，大家都是自发地敲上锣鼓开发这项工程。我记得这个工程昔阳人叫它是救命工程!现在我们县城的人吃水，或者我们附近周边的那些乡村的吃水，还是靠这个的工程(一部分)。所以昔阳这个工程要是搞不起来，昔阳人说实在的是受水利上很大的制约，所以我没听到过，昔阳人说这项工程是不应该上的工程，是什么蠢事!”
然而正当陈永贵的西水东调工程紧张进行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西水东调工程夭折了。至死，陈永贵这个中国农业的实干家，还念念不忘造福于人民的西水东调工程。这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啊!
4.无限忠于毛主席路线
在1976年，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主席的去世，让陈永贵失去了始终跟随的指路明灯。
形势急转直下。1978年春夏，《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掀起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虽然最直接的论据，仍然出自毛主席语录，但论点却发生意料不到的篡改。陈永贵不曾想到，各地农村，很快，以小岗村为代表的承包已经悄悄地与大寨的道路分了手。而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更是公开地抵制大寨模式。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至此，大寨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被彻底抛弃了!那时候，大寨人民的压力极大，是用文字无法描述的。原大寨妇女主任宋立英说：“大寨人说，咱们也是听党话嘛!多打粮食多卖粮食，怎么样就是极左?我去了太原，太原有我一个妹妹，姑娘也在太原。我在火车里头坐，车里头人问，‘你是哪的?’我说‘我是昔阳人’。‘你是昔阳哪一个公社的?’我说‘我是安平’。‘你不是大寨吗?’我说‘不是’。‘哎呀你和大寨人是一样的!你恐怕是大寨的’。有人说：‘大寨那是国家给的钱，什么都是国家给弄的，’还有人说：‘俺去参观过，那儿确实是干出来的，那儿的人确实是受累……’”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判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还宣布，今后不准批自留地、自由市场这些资本主义。对陈永贵来说，这一切，都像是针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的火气很大，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此时，胡耀帮以经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报纸上对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那段时间，陈永贵的压力非常大，郭凤莲回忆说：“他爱人说，‘我给你炒点白面油茶，然后给他煮上几个花生豆，打上个鸡蛋，让你吃一点，补养补养身体’，因为他的压力太大了。”
上午八点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陈永贵，拿着稿子走上讲台，面对1100多名代表要发表讲话。陈永贵一脸的沉重，手里拿着演讲稿。当时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两个多月，中央的务虚会正开着，风向的变化，人人都能感觉得到。苦干了几十年却要变成被批判的问题了?……陈永贵例行公事地“祝贺大会胜利召开——”，然后就停了下来，接着，他摘下帽子，注视着会场。他提议为伟大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以及其他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体默哀。此时毛主席已经去世两年半，周恩来去世已经超过三年!代表们不禁一楞，但立刻又迅速站起——低下头默哀。当代表们默哀完毕，抬头看时，陈永贵的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了!这位老英雄以向共和国创始人默哀的方式，沉痛地向人民告喻：毛主席的江山被改变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被修正了……陈永贵仍然不拿稿子，声调沉痛地继续说道：“我再提议，为悼念我县建党以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为悼念我县从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静默致哀!”代表们再次低下了头。为了新中国，为了人民的幸福，无数革命先烈牺牲了，如今的人民，可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啊……自此，陈永贵再也没有回过他心爱的大寨……
1979年12月17日，昔阳县革委会大楼二楼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就是这次会议宣布——免去陈永贵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由刘树岗来接替昔阳县的县委书记，文件非常简单，没有做任何的解释说明，这是对“不换思想就换人”进行了实实在在的说明!
半年以后，也就是1980年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进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在这个时候也都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了!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在三中全会曾经做陈永贵工作的华国锋，也同时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副总理与总理一同辞职!辞职之后，陈永贵虽然还挂着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上已经基本赋闲在家，同年底，政治局开会，研究由胡泡邦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商讨这样的事，陈永贵没有参加。
在家闲赋的陈永贵，很快就坐不住了，他想搬出交道口的院子，换一个小一点的住所，他用学来的话解释说：“不在其位，不得其禄”。开始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并不同意，认为搬了影响不好，丢国务院的脸。但是陈永贵十分坚持，认为职务没有了，该搬就要搬!管理局无奈之下，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12层楼上的一套三居室。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陈永贵搬家之后，妻子宋玉林携幼子陈明亮前来北京，国管局按照正部级的标准每月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那时，陈永贵的全部收入加起来，大概是200元左右。就是这样一个拿着200元工资养活全家的前副总理，在不久之后，开始受到政治舆论的冲击，有人举报他是靠造反起家的三种人，甚至要求上级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一个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却在北京东郊农场上起了班。
三、是非自有公论
1、走资派的反攻倒算
陈永贵下台以后，中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然而政治往往是最无情的。陈永贵马上就感到了走资派的反攻倒算。1980年9月，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记者，联合组成了调查组开赴山西，在大寨和昔阳等地进行了一共是40多天的探访，写出了两组内参。正是这两组内参，开始了对大寨的全面否定。第一组内参从宏观上指向大寨精神，包括《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后果》，第二组对准的是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昔阳干部，包括《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真相》、《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陈永贵初次看到说大寨坏话的内容时非常生气，叫上秘书去找更高的中央领导人谈话。然而反映大寨和昔阳的问题的内参，还是铺天盖地而来。陈永贵怎么也不明白，好端端的昔阳和大寨怎么一下子就一无是处了？郭凤莲说：“从我们内心来说，不是光陈永贵一个人有压力，包括我们都有压力。我们所处的环境都一样。不仅是陈永贵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包括我也是处于一种冷落的环境。我不是也调到了榆次？也调离开大寨了，心情是一样的。不仅陈永贵同志有压力，包括我们来说，感到我们跟着陈永贵在大寨，给大寨群众干了几十年，好像犯了什么错误似的。”
而最让陈永贵耿耿于怀的，就是西水东调工程。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实事求是，西水东调本来是为民造福，咋成了蠢事？昔阳没武斗，没停产，经济飞跃，咋成了十年动乱的重灾区？大寨苦干了多年，咋倒欠了国家的债？”陈永贵幼子陈明亮说：“（父亲）跟一些来看望他的同志讲，‘西水东调不是劳民伤财的工程，也不是霸道工程。说西水东调花了那么多的钱，再努努力整个工程就结束了。西水东调工程是为了解决昔阳用水问题、吃水问题、还有农业用地的用水问题，不是我陈永贵搞的什么形象工程！我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了，我还需要再搞什么形象工程吗？？看着国家那么多的钱，就这样强迫西水东调下马，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我心疼啊，我真的心疼！’”
使陈永贵苦恼的，还有昔阳的干部处理问题。他提拔重用的人纷纷失势，调出昔阳的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先后被撤职。陈永贵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人家，对此他耿耿于怀。陈明亮说：“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说，我以前是国务院副总理，现在我不是了，有多大的差别似的，没有那种感觉!觉得当副总理，跟现在不当副总理，没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我特别佩服我父亲这一点。我觉得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能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山西省委写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并加了很长的一段批语，这相当于是对大寨盖棺定论的文件。中央的批评写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推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实事求是地说，这于大寨、于陈永贵同志是很不公平的!难道大寨和昔阳自己就能推行极左路线?没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没有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高潮，大寨能闻名全国吗?陈永贵能当上副总理吗?这表面上是指责陈永贵同志，其实际，矛头究竟对准谁，为何不明说?然而局面还在继续。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代表团里却没有陈永贵的名字。十二大以后，陈永贵永远告别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除了为排遣寂寞，主动在北京东郊农场做技术顾问之外，他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的官方职务。
山西省昔阳境内设县可以追溯到，2200年前郡县制初创时的秦始皇4年。两千多年来，昔阳出的最有影响很大的历史人物，最大的官毫无疑问就要数陈永贵了。但是在十二大之后，陈永贵又变成了一介平民。陈永贵下台后，他的家就成了昔阳熟人的落脚站。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瞪一眼说：“你懂个啥?”陈明亮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平常早晨起的也早，看到很多老人锻炼身体呀，打拳呀，他也去跟人学。自己有的时候爱甩甩膀子、甩甩胳膊，他说我自己发明了一套老陈健身操。白天的时候，他自己开始上街。因为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有时候戴个草帽，好像还怕人家认出他来。认出来以后，好多人就围住他‘永贵大叔来了?您第一个，您不用排队，’他就不好意思。”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来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场，陈永贵指导着柜台上蔫乎乎的菜说：“要两斤。”售货员一看，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了出来。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塌喝杯茶，陈永贵也乐呵呵地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售货员从里面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过来，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他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干这些园艺活，陈永贵很在行。他养鸡的花都长得不错，养的鱼却不行。这点事不够陈永贵干的，他就为自己找点事做。早晨外出散步回来，有时就拿把笤帚去扫楼梯，一直从住的12层扫下去……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朴实憨厚，满手老茧，苦呵呵的干上来的不容易。陈永贵下台后，也确实是这种形象，庄稼人的朴实厚道，而且显得极为随和。倒是他的小儿子陈明亮撒着娇，不许父亲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说咱丢不起那个人。又不是没有专车，干吗跟犯了多大错误似的?陈永贵并没有丢人的感觉，不象大多数当领导的一下台，便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露面，他照样偷偷地坐公共汽车。陈明亮说：“1982年在北京，不当副总理了，一个月150块钱的工资，家里当时养活4口人，我小时候能感觉到家里经济不宽裕。因为从他每个月给零花钱上就知道。夏天热的时候，爸爸有时候说给小孙子买冰棍，不买雪糕。五分钱的冰棍可以，一毛钱的雪糕不给买。”郭凤莲回忆说：“陈永贵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们感到也非常不是个滋味。陈永贵当副总理以后，当政治局常委，都是在大寨村领的粮食。在大寨村，我们分多少，他也分多少。并没有给陈永贵一斤一两多分过。陈永贵把这些粮食送到粮站换成山西粮票，带去以后，让工作人员再换成北京粮票，陈永贵才能领粮吃饭。所以经常在家里拿一些玉米面，小米来掺乎生活，否则的话陈永贵就不够吃。”
陈永贵一直没断了和昔阳的乡亲来往，但是也一直没有回过大寨。他想回去看看，又怕给省里县里出难题。“人家去不去看我呢?”他说。再说还有许多他根本不想见的人!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儿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唉声叹气地说：“白天不劳动，叫我黑夜回村劳动去了!”
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尊敬。
2、人民心中有杆秤
1985年8月12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他得知自己得的是肺癌，便不再吃药。因为他觉得，那是在给国家浪费钱，反正自己也没救了。医生们一直鼓励他说，能够治好。陈永贵却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能治好还能不治?”
陈永贵住院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他曾数次和来探望他的昔阳县的老干部说，希望他们可以向国家反映反映，西水东调工程花了国家那么多钱，能坚持就坚持坚持。……陈永贵开始料理自己的后事。当了二十几年大领导的陈永贵，共有存款8023元。本来他想都交党费，但家属反对，他就不再坚持了。宋玉林说：“因为这个我还和他吵了一架。他说，‘我一辈子靠毛主席成长起来的，我这钱都要交了党费。总共咱们攒的也没多钱’。我就跟他说，‘我也是个共产党员，你交党费我也同意，可你都交了党费了，小淘气再有几个月就上大学了。上学以后要交学费，还要买点书本了，你不留一部分、一个钱没给我留下，我咋办?’我不明提，他就不给我留。那才给留下一部分，交了一部分。”
临终前5天，受陈永贵同志委托，中央办公厅专门把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郭凤莲回忆：“陈永贵同志提出了几个人：‘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还有……反正是6个人，说让他们来看看我。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跟我干了几十年，临死我要见见他们。’(我们)到了北京下车直接奔到了陈永贵住的北京医院，到了病房以后看老陈。一看那个样子，跟他在大寨的时候，根本上都变了!瘦得皮包骨。见到我们，他眼泪也没有了，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陈永贵同志说：‘你们也不要掉泪了，我也回不去了，我就是再见上你们一面。我回不了大寨了，我也见不上大寨的人了。你们回去代我问个好……大家跟着我干了几十年，没有落下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得到了一身罪名，挨了这么多的骂!给群众解释：大寨是干出来的、大寨不是吹出来的、也不是国家用钱扶持起来的!……老少人们怎么干的我都清清楚楚，你们也清清楚楚的……凤莲你在班子里头数你年轻，看你以后要是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你给反映反映大寨人的心愿、反映反映我的话。我这满肚子的话就是：大寨是艰苦奋斗、辛辛苦苦干出来的、靠汗水改造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要给说上这个话。凤莲，回去跟孩子说一下，让他好好学习，长大了不要当官，咱们就是实实在在干一些事……”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尽管陈永贵没能生前回大寨看一看，但是当他的骨灰运回大寨时，大寨人民却表现出了无限尊敬。郭凤莲回忆说：“凌晨五点动身，从北京动身把骨灰送回来。在半路上，听说可能司机也累了，那个车还打了个弯儿。我们——原来班子里头的人到昔阳和阳泉交界处那个地方，去把老陈的骨灰接回来。从昔阳城回到了大寨，进这个村口的时候，那一片全部的人，那个黑压压的一片，都跪下来了!我感到不仅仅是大寨人。大寨人是跪到前面去了，但是村里头的人、不认识的生面孔太多了!从大寨的村口，一直跪到前面一大片，迎接老陈的骨灰回来。对于大寨人来说，陈永贵同志走的时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几年后回来了，骨灰回来了却不是他人!人们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痛苦!”
悲痛欲绝的人民
据原大寨党支部书记宋立英回忆，乡亲们为陈永贵搭了一个灵棚，要求昔阳县领导来祭奠。然而，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如果不拆掉这个灵棚，县里的领导就不来参加。宋立英回忆说：“(领导)要黑夜就给拆了这个灵棚，郭凤莲那时候也不在咱这儿了，后来把她叫回来，郭凤莲说：‘咱们今天晚上不拆!陈永贵那时候领导咱们是黑夜加班干的，难道这灵棚咱也加了班、也要黑夜拆?咱不拆!明天早上他来这里咱们再拆。’拆了结果呢?县里的五大班子也没有来!”郭观莲说：“后来跟着骨灰上山以后，撒了一些。大家说不要再撒了，咱们把陈永贵骨灰还是留下来吧!我记得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梁便良同志就就摔倒了、休克了。就在咱们小学校那个门口，大伙都去看他。但是也没有给陈永贵开个追悼会，这个我们感到是一辈子的委屈。”
陈永贵去世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北京东郊农场顾问陈永贵同志，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1986年3月26日2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陈永贵没有后悔，他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最后，让我们以当时唱遍全国各地的歌曲《敢叫日月换新天》作为结尾来纪念陈永贵同志吧!
毛主席的忠诚战士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