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5/5/11 12:20:17
2015-05-11 11:31:2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吾亿
http://www.szhgh.com/Article/gnzs/farmer/2015-04-29/82872.html
导语：一位专门从事底层服务工作20多年的基金会负责人说，这些年来，在我所接触的所有的从事底层工作的打工者中，我没有见到过一个官员的子女，没有一个有钱人的子女，也很少有城里人的子女。许多底层打工者在自己的梦想破灭后，则又幻想着通过付出和努力，让子女摆脱他们现在这样的生活命运，但我可以说，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将来依然会重复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即使他们的子女能够考取大学，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通过教育和个人奋斗等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而家庭背影则越来越重要。这个社会的阶级已经固化，许多底层，将只能在已经设计好的圈子里面流动。
讨薪惨死，我为何成为了你们眼中的刁民
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正确方针本来并不难处理这起案件，但此前某些舆论甚至某官媒对此案的所谓报道竟然隐瞒事实真相，故意把本来是讨薪引发的恶性案件歪曲成与讨薪无关的一般治安纠纷，更有某种若隐若现的势力对此案件的采访取证层层阻挠，甚至有某种力量试图要将犯罪嫌疑人王文军吹捧为英雄，而将受害的农民工兄弟姐妹辱骂为刁民。[评细]
我们在经历改革的阵痛，还是跌入永恒的梦魇？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试图把城市从颓废的、 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同时，和今天中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无比优越的地位不同，毛时代的农村反而是意识形态高地，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毛时代的国家，一方面会发展农村的小规模工业，另一方面又进行对内陆地区进行三线建设(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工业更为平衡的分布)。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有出现掏空农村以繁荣城市的现象。相反，进入改革时代以后，中国“主动”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无论是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来发展外向型出口经济，随后在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企业型”(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增长)城市，建构“城市=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使得资源纷纷向东部、沿海、城市倾斜，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城市异军突起的另一面，是农村的不断虚空。首先是国家的农业投入在总投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其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可否认，在1979年到1984年这一短暂时期里，确实实现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问题在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收入就无明显增加。[评细]
……
既然打工妹素质低、行为土、思想落后，那为了不要拖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后腿，她们该怎么办呢?严海蓉发现，答案就是“自我发展”。从早期的安子，到今天的周群飞，主流舆论都在塑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成功学故事。不相信?来来来，我们可以跟严海蓉一道，先去听听美容院老板杨凤的讲座，听她讲自己如何从当年每天14小时的工作里挤出时间自学成才，最终成了年薪百万的富豪;然后再去看看大记者怎么分析“克林顿也是打工的”，看看主流舆论如何隐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在去阶级化的话语里粉饰劳资矛盾，让打工妹们相信只要努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成功人士”，同时合理化自己承受的阶级压迫，心甘情愿地接受“企业家也是劳模”这个事实。[评细]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还是制造三农问题？北京房山区征地调查：城镇化让农民生活陷入窘境
尽管那些专家学者天天呼喊着市场经济，要求让市场来调节资源，尊重和敬畏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他们所依赖的就是行政而非市场，为了利益，他们践踏着生命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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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那些利益主体?这其中农民又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的态度和意愿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渴望或者能够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在身份转化成市民后，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或许，理清这些问题，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城镇化。
长沟镇沿村地处北京房山区西南。2009年11月，长沟镇人民政府以加快旅游集散特色镇开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北京市千亿投资土地储备项目，对沿村启动大规模全村整建制拆迁并居工程，进行城镇化改造。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五年，沿村的城镇化改造又给人们带来那些思索和启迪。[评细]
……
同全国其它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一样，打、砸、抢、烧、抓、欺骗、利诱、恐吓、突袭等手法并没有因为沿村地处首都而避免。在一次沿村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上，房山区政法委书记刘欣国这边正在讲话，不远处的村民王洪涛一家，就被副镇长王海涛带领几百人，当着全体村民的面强拆。王洪涛夫妇及两个还在上大学的女儿，被强行带走，关进村里的一间破屋，非法拘禁一周。其间由派出所及村子派人看守。
刘欣国声称，沿村拆迁是村长工程，镇长工程，区长工程，市长工程，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房山区花1.3亿新建的监狱还都闲着空空荡荡，对于阻挠强拆的，要运用法律手段狠狠打击。[评细]
目前村民对村级组织普遍缺少信任，一些村级组织的选举，不是被上级操纵，就是出现私下拉票贿选等问题，缺少合格的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被群众信服的村级领导。在李丽娟看来，建设强有力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村级组织，对于当下的农村发展极为重要。
如何发挥和调动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政府和资本所主导和推进的城镇化，或许更加健康和可持续。[评细]
法律还能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吗？
……
对于丽一家来说，法院的赔偿判决书其实只是一纸空文。
从2013年到2015年两年多时间，韩井霞多次前往法院，希望能追讨来一点执行款，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如今，这个家庭既要照顾病人，有背负着二十多万元的外债。韩井霞说，现在一回到家，好多债主就找上门来讨要欠债。“也不怨人家，人家有的要结婚买房，有的还要看病。有的孩子上学也要用钱，好多账都该了人家四年多了。”[评细]
……
由于要不到赔偿款，韩井霞就只能带着儿子，到政府部门希望寻求一点帮助。但往往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拒之门外。
在一次次前往法院无果后，韩井霞哭诉说：“你们是什么人民法院，简直比传销的还能骗人。难道我们这个家庭还不够惨吗，你们这样一次次的骗我们。”
如今，这对母子租住在三河市一所简陋的民房，希望法院能去帮着追回一点执行款，提供一些救助。[评细]
世界工厂！我们能像人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活吗？
在中国，随着教育产业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抛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学生就业率越来越低，小资白领工作越来越难找，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进入到工厂工作。学生的薪资水平也步步下降，且不论二本三本，即使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找到的工资也就是一千多，与深圳工人工资接近。学生的社会地位与工人渐渐趋同。这些都是更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改造的。[评细]
我们还能成为工厂的主人，而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吗？
厂子不大，但在小小的我眼中，那就是世界的全部。
厂子里是绝对的熟人社会，街坊领居彼此熟稔，没有叫不出名字的。从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婆到尚未婚配的愣头青，所有人都是这个厂的一份子。厂办子弟小学就在我家职工楼的拐角处，好几层楼高还配田径操场篮球场舞台文娱室舞蹈室电教室的子弟小学在那个闭塞的年代看也还过得去，放学后一路打闹嬉戏到家不过是两分钟的事儿，而且绝对安全。父母所谓的上班呢，也不过是骑着自行车，穿过掩在各种果树后的苏式红砖楼，去厂区的另一头十分钟就到了的事儿。小时候要是不想吃家里做的饭，就会抓上一把塑料的一毛五毛的饭票，去厂里的食堂吃或者去冰室吃冷饮解馋。米面油鸡鸭猪(厂里有一块地儿专门用来养分配用的家畜家禽)等福利的逢年过节发不停，排演六一儿童节节目后工会发的蛋糕也是每年最期待的。厂里的游园会和电影公映每个月都有，鄙厂综合文娱楼里甚至有那种拿着歌本点歌的老旧歌厅，小时候的我们也常常去嬉闹。
总之一句话，除了火葬场，基本上生活中的设施没有拉下的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呢，平日几乎可以不用出单位大门，就能活得挺好。[评细]
……
终于，没过多久，厂子里街坊的交流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轻松，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凝重，这个徘徊的幽灵出现在大家嘴边的频率越来越高。
下岗。
往日的所有福利早就停了，厂办小学也渐渐萎缩，坊间充斥着流言蜚语，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啦，领导中饱私囊啦，某个某个设备以什么白菜豆腐价贱卖啦。现实撕破了温情的面纱，厂房生活区还是那个生活区，而人们，却渐渐不同。
年幼的我虽然不知道这整个国家背后的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伴随着电视里反复播放刘欢和那英的洗脑MV，家里父母的争吵声日渐增多，我也意识到，整个家的生活节奏将不复从前。
父亲先是莫名地被调离部门，改为去协管厂里运货的铁路(是的，厂里连自己的铁路都有)，工资缩水不说，上班时间大乱，再也没法顾得上管我。之后，厂里办了各种夜校班，开了烹饪缝纫和汽修等奇奇怪怪的与平常父母工作不相关的班。再然后，一批批买断工龄的名单里，陆续出现了父母的名字。但是，改制返聘的缩编名单里，老人却缺席了。
买断工龄后，守着那点死钱，家里突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饭桌上的冷战是家常便饭，一言不合便分房睡沙发也不少见。那时我也渐渐懂事，虽然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家陪我的时间自然是多了起来，但是那种窒息的呆滞氛围，让我有如离水落网的鱼一般，喘不过气来。[评细]
……
再后来，父亲找到了份早出晚归给资本家打工的活儿，上班时间奇长，早上七点多出门，不到晚上十点不着家。母亲跟着原来的单位一再搬迁，上班地点也越来越远。以至上中学走读那几年，能在家里呆得时间最久的人，反倒是我。[评细]
我们何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
小岗村目前有1万亩左右的田地已经以租赁或者买断的形式流转出去了，而小岗村村务信息栏里面显示，全村可耕种田亩面积一共为1.45万亩，也就是说大半个小岗村的耕地已经没了。可是原来那么多耕地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岗村也不太清楚具体答案。土地一般是以两种名义被征用的：其一，政府用地，比如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各级干部的小岗村培训中心等，这种形式的用地一般是直接买断，但总量并不多;其二，商业项目，在小岗村如今约有6个大项目，小岗村葡萄合作社、从玉、普朗克、GLG(洪张健康产业园)、金小岗，土地交易的中间商是村镇一级政府，村民并不和项目开发公司直接接触，所以村民并不知道每个项目圈养的田亩，根据严美昌和其他村民的提供的情况，只能拼凑出几个大项目圈揽的土地规模：葡萄合作社大概有2000亩;从玉大概有1200亩，买断200亩，征用了约1000亩，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小岗村的土地，是旁边一个名为梨园村的土地;普朗克估计有4300亩，其中买断的有200亩;GLG约有1200亩;金小岗刚刚来到小岗地界圈地，具体田亩尚不清楚，但也圈了不少地，估计和从玉所圈土地面积相当。[评细]
……
小岗村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项目来圈地呢?据严德友介绍，这都是看上了小岗村的名气，挂着小岗村的农业项目，国家更容易审批下来。比如从玉这个项目，大部分土地来自梨园村，但它依然挂名“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近乎骗术的圈地方式不确定性很大，从玉是最近刚刚跑路的一家公司，跑路的原因很模糊，据说是“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但严德友推断，“补贴拿到手，跑路是迟早的事，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来种东西的。”公司跑了，村民的土地怎么办?梨园村的村民为这事已经闹了小半年，在村民眼中，项目公司并不是第一责任人，和他们上门拿地的小溪镇人民政府才是“债主”，村民徐开品拿出了当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最后的“乙方”盖章赫然是“小溪镇人民政府”，一年的租金没有拿到手，田也放在那里荒着，村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先找政府要钱，这么多年了，田都分不清是谁家的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把田要过来。”
在小岗村的政治光环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面临着其它农村同样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村民都在外面打工，种田的活儿年轻人早看不上了;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小岗村人手上的田基本上都流转出去了，只留下一些口粮田。只有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依然把手头的田地攥得死死的，成了小岗村有名的钉子户：“如果土地流转出去，能把地种好，我为什么不给，现在这些地都抛荒，我放出去，不是浪费土地嘛!”他不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疯狂圈地继续下去，为此他甚至多次写信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重视，严美昌甚至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从玉博朗GLG，一个更比一个坯，占着土地来长草，口号喊的比天高。”严美昌的愤怒来自于他农民的根性，他将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但小岗村其他村民并不如他这样勇敢，在金钱的诱惑和现实的压力面前，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抛荒，最多也只有一声叹息。临行前，严美昌说出了小岗村如今的无奈：“小岗村就剩下空壳子了，土地就这么荒着，农业生产没搞好，就连村里最出名的大包干纪念馆，也没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省旅游局建的，收入全归省里。”[评细]
……
小岗村之行让我想到安徒生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小岗村就是那件看不见的衣服，而皇帝则名为“改革开放”，为了肯定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私有精神，众人一同编制起了有关小岗村的政治神话。行走在小岗村内，我感受到了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之感”，明明是泥地良田的农村，却打扮得像是城市内的商业街道，笔直的道路，两旁的商铺错落有致，餐馆、便利店、取款机、小旅馆等，应有尽有，但在这些建筑物间的缝隙中，我又分明瞥见乳白房屋后面藏着的被抛荒的田地。一瞬间，我感觉小岗村像一个特意布置的电影场景，而在这场景外面呢，和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一个被掏空的地方，劳动力外流、土地流转，唯一特别的是，小岗村的符号资源也被掏得干干净净。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名字有一种口号式的魔力，正因为这种魔力，它为人所利用。据村民介绍，凤阳县有一个小岗村有机食品产业园，但不在小岗村境内，也没有小岗村人的投资，从头到尾，这个产业园和小岗村没有任何关系，但挂的却是小岗村的牌子，一个政治符号被消解为一种商业资源，真是讽刺。而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当年他以造反的姿态成为了改革的代言人，被政治包装，被历史铭记，今天他再一次以造反的姿态出现，却什么也不是了，如今的他被政治唾弃，被历史忘记。我在严美昌身上看到了那句话：历史总归要出现两次。[评细]
是谁让你将枪口对准了我们？张宏良：新自由主义无底线改革是徐纯合悲剧的根源
中国30多年改革造成的最大弊端，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不是政治严重腐败，不是资源趋于枯竭，不是环境濒临崩溃，不是道德伦理尽失，而是拿着老百姓的人不当人，拿着老百姓的命不当命。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只要老百姓不造反，就把老百姓压到极端，根本不管什么天理人伦。
九十年代人为制造六千万人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无数家庭陷入绝境，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此惨剧，竟然连一个字的解释都没有!后来的暴力拆迁更是如此，扒房子圈地打死人，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字的解释。不仅不作任何解释，还下令法院不准受理下岗、拆迁和股票诉讼案件。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越来越草菅人命的罪恶习惯。[评细]
在资本的巨浪中，还有人会聆听我们的心声吗？
结语
http://www.szhgh.com/Article/gnzs/farmer/2015-04-29/82872.html
导语：一位专门从事底层服务工作20多年的基金会负责人说，这些年来，在我所接触的所有的从事底层工作的打工者中，我没有见到过一个官员的子女，没有一个有钱人的子女，也很少有城里人的子女。许多底层打工者在自己的梦想破灭后，则又幻想着通过付出和努力，让子女摆脱他们现在这样的生活命运，但我可以说，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将来依然会重复他们现在所走的路。即使他们的子女能够考取大学，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通过教育和个人奋斗等来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越来越渺茫，而家庭背影则越来越重要。这个社会的阶级已经固化，许多底层，将只能在已经设计好的圈子里面流动。
那么，对于这个社会的许多底层人群来说，是什么让他们陷入了悲惨的处境？他们的路在何方，真正的希望又在那里？
讨薪惨死，我为何成为了你们眼中的刁民
关于要求公正判决讨薪女工周秀云命案的呼吁书
在一些人看来，周秀云惨死是因为妨碍公务、暴力抗法，但问题是，那些已经沦落为权力和资本的打手的警察，他们还能代表公平正义吗？中国现在的法律，还能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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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正确方针本来并不难处理这起案件，但此前某些舆论甚至某官媒对此案的所谓报道竟然隐瞒事实真相，故意把本来是讨薪引发的恶性案件歪曲成与讨薪无关的一般治安纠纷，更有某种若隐若现的势力对此案件的采访取证层层阻挠，甚至有某种力量试图要将犯罪嫌疑人王文军吹捧为英雄，而将受害的农民工兄弟姐妹辱骂为刁民。[评细]
我们在经历改革的阵痛，还是跌入永恒的梦魇？
她们是打工妹，她们为自己代言
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欲火涅槃的神话已经渐渐褪色，周群飞的传奇故事早已不能掀起励志热潮。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一个“断裂”社会。从1993年的深圳致丽大火，到2010年的富士康连环跳，期间我们同时目睹了奥运奇迹、世博雄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经济”增长了，却鲜有人问是用什么手段，发展什么经济，增了谁的经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却鲜有人问是谁的社会，谁的发展。改革开放、中国奇迹给打工妹带来的是“重新做人”的荣光，伴以一时的阵痛;还是异化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跌入永恒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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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试图把城市从颓废的、 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同时，和今天中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无比优越的地位不同，毛时代的农村反而是意识形态高地，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毛时代的国家，一方面会发展农村的小规模工业，另一方面又进行对内陆地区进行三线建设(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但客观上促进了国家工业更为平衡的分布)。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没有出现掏空农村以繁荣城市的现象。相反，进入改革时代以后，中国“主动”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无论是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优势”来发展外向型出口经济，随后在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立“企业型”(招商引资、拉动经济增长)城市，建构“城市=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使得资源纷纷向东部、沿海、城市倾斜，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城市异军突起的另一面，是农村的不断虚空。首先是国家的农业投入在总投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其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可否认，在1979年到1984年这一短暂时期里，确实实现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问题在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收入就无明显增加。[评细]
……
既然打工妹素质低、行为土、思想落后，那为了不要拖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后腿，她们该怎么办呢?严海蓉发现，答案就是“自我发展”。从早期的安子，到今天的周群飞，主流舆论都在塑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成功学故事。不相信?来来来，我们可以跟严海蓉一道，先去听听美容院老板杨凤的讲座，听她讲自己如何从当年每天14小时的工作里挤出时间自学成才，最终成了年薪百万的富豪;然后再去看看大记者怎么分析“克林顿也是打工的”，看看主流舆论如何隐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在去阶级化的话语里粉饰劳资矛盾，让打工妹们相信只要努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成功人士”，同时合理化自己承受的阶级压迫，心甘情愿地接受“企业家也是劳模”这个事实。[评细]
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还是制造三农问题？北京房山区征地调查：城镇化让农民生活陷入窘境
尽管那些专家学者天天呼喊着市场经济，要求让市场来调节资源，尊重和敬畏市场规律，减少行政干预。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他们所依赖的就是行政而非市场，为了利益，他们践踏着生命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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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那些利益主体?这其中农民又扮演着什么角色，他们的态度和意愿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渴望或者能够过上跟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在身份转化成市民后，他们的生活到底如何?或许，理清这些问题，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城镇化。
长沟镇沿村地处北京房山区西南。2009年11月，长沟镇人民政府以加快旅游集散特色镇开发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推进北京市千亿投资土地储备项目，对沿村启动大规模全村整建制拆迁并居工程，进行城镇化改造。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五年，沿村的城镇化改造又给人们带来那些思索和启迪。[评细]
……
同全国其它一些地方的征地拆迁一样，打、砸、抢、烧、抓、欺骗、利诱、恐吓、突袭等手法并没有因为沿村地处首都而避免。在一次沿村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上，房山区政法委书记刘欣国这边正在讲话，不远处的村民王洪涛一家，就被副镇长王海涛带领几百人，当着全体村民的面强拆。王洪涛夫妇及两个还在上大学的女儿，被强行带走，关进村里的一间破屋，非法拘禁一周。其间由派出所及村子派人看守。
刘欣国声称，沿村拆迁是村长工程，镇长工程，区长工程，市长工程，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房山区花1.3亿新建的监狱还都闲着空空荡荡，对于阻挠强拆的，要运用法律手段狠狠打击。[评细]
目前村民对村级组织普遍缺少信任，一些村级组织的选举，不是被上级操纵，就是出现私下拉票贿选等问题，缺少合格的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被群众信服的村级领导。在李丽娟看来，建设强有力的能密切联系群众的村级组织，对于当下的农村发展极为重要。
如何发挥和调动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政府和资本所主导和推进的城镇化，或许更加健康和可持续。[评细]
法律还能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吗？
从一个底层打工者的悲惨经历看依法治国的现实困境
丈夫被撞失去自理能力。妻子：我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母亲：我们也不是要把撞人者逼死。撞人者：你上法院告我们吧。法院：撞了活该。至今，这个背负着巨额外债的家庭，拿到的只是法院一纸空文的赔偿判决，依旧奔迫在上访维权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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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2日，晚上八点。从商场下班后的于丽，跟往常一样，等待着老公张凤奎骑摩托车前来接她。此前，老公在电话中告诉她，再有五分钟就到。然而，于丽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依旧没有见到老公的身影，电话打过去后也没有人接。开始，于丽只是认为，可能是老公去附近给自己买水果耽搁了。因为，以前老公过来接她时，也总爱买一些她喜欢吃的水果。后来，电话终于打通，是一个陌生人接的，对方告诉她，她老公骑车与他的汽车撞在一起了，正在三河市人民医院，让她赶紧过来。[评细]
……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于丽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她跟公公婆婆三人面对医院不停的催款。每次交费都是好几万，五万、五万、三万……，平均一天需要四五千元，医院从开始不交钱就不能让病人在重症监护室，到后来交钱就治，不交钱就不治，赶紧把人弄走。用医生的话说，“你不交钱，我们医院也搭不起!”在交过二十多万，住了两个多月医院后，这个农村家庭一时间再也无力筹集到治疗所需的费用，只好在三河租住一处房屋，将病人接回自己照顾。当时，病人还需鼻饲，每天需要喂食八次，体内还插着导尿管，根本不具备出院的条件。[评细]……
对于丽一家来说，法院的赔偿判决书其实只是一纸空文。
从2013年到2015年两年多时间，韩井霞多次前往法院，希望能追讨来一点执行款，但都没有什么结果。如今，这个家庭既要照顾病人，有背负着二十多万元的外债。韩井霞说，现在一回到家，好多债主就找上门来讨要欠债。“也不怨人家，人家有的要结婚买房，有的还要看病。有的孩子上学也要用钱，好多账都该了人家四年多了。”[评细]
……
由于要不到赔偿款，韩井霞就只能带着儿子，到政府部门希望寻求一点帮助。但往往不是被赶走，就是被拒之门外。
一次，在三河市人民政府门口，值班的几个保安看她跟儿子可怜，就五元十元的捐了67元给她，而一边的警察，却过来要将她跟儿子赶走。韩井霞气愤的说道：“你一个人民警察，还不如一个保安，你跟以前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难道你吃的不是人民的饭。”
韩井霞说，有一次去法院，因为没有带水杯，就用主管她儿子案件的岳法官的水杯倒了杯水，结果岳法官看到后，就骂她，“你儿子不懂事，你当妈的也不懂事。”说着，就将水杯摔到了地上。还有一次，因为一个证明文件，韩井霞跟岳法官起了一点争执，结果岳法官拍着桌子骂道：“你儿子撞了活该。人不是法院给你撞的。”在一次次前往法院无果后，韩井霞哭诉说：“你们是什么人民法院，简直比传销的还能骗人。难道我们这个家庭还不够惨吗，你们这样一次次的骗我们。”
如今，这对母子租住在三河市一所简陋的民房，希望法院能去帮着追回一点执行款，提供一些救助。[评细]
世界工厂！我们能像人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活吗？
一名北大学生：我到深圳打工的经历
在中国，随着教育产业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被抛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学生就业率越来越低，小资白领工作越来越难找，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进入到工厂工作。学生的薪资水平也步步下降，且不论二本三本，即使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找到的工资也就是一千多，与深圳工人工资接近。学生的社会地位与工人渐渐趋同。这些都是更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改造的。[评细]
我们还能成为工厂的主人，而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吗？
下岗潮撞上童年时光——替父母发声
厂子不大，但在小小的我眼中，那就是世界的全部。
厂子里是绝对的熟人社会，街坊领居彼此熟稔，没有叫不出名字的。从白发苍苍的阿公阿婆到尚未婚配的愣头青，所有人都是这个厂的一份子。厂办子弟小学就在我家职工楼的拐角处，好几层楼高还配田径操场篮球场舞台文娱室舞蹈室电教室的子弟小学在那个闭塞的年代看也还过得去，放学后一路打闹嬉戏到家不过是两分钟的事儿，而且绝对安全。父母所谓的上班呢，也不过是骑着自行车，穿过掩在各种果树后的苏式红砖楼，去厂区的另一头十分钟就到了的事儿。小时候要是不想吃家里做的饭，就会抓上一把塑料的一毛五毛的饭票，去厂里的食堂吃或者去冰室吃冷饮解馋。米面油鸡鸭猪(厂里有一块地儿专门用来养分配用的家畜家禽)等福利的逢年过节发不停，排演六一儿童节节目后工会发的蛋糕也是每年最期待的。厂里的游园会和电影公映每个月都有，鄙厂综合文娱楼里甚至有那种拿着歌本点歌的老旧歌厅，小时候的我们也常常去嬉闹。
总之一句话，除了火葬场，基本上生活中的设施没有拉下的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呢，平日几乎可以不用出单位大门，就能活得挺好。[评细]
……
终于，没过多久，厂子里街坊的交流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轻松，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凝重，这个徘徊的幽灵出现在大家嘴边的频率越来越高。
下岗。
往日的所有福利早就停了，厂办小学也渐渐萎缩，坊间充斥着流言蜚语，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啦，领导中饱私囊啦，某个某个设备以什么白菜豆腐价贱卖啦。现实撕破了温情的面纱，厂房生活区还是那个生活区，而人们，却渐渐不同。
年幼的我虽然不知道这整个国家背后的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伴随着电视里反复播放刘欢和那英的洗脑MV，家里父母的争吵声日渐增多，我也意识到，整个家的生活节奏将不复从前。
父亲先是莫名地被调离部门，改为去协管厂里运货的铁路(是的，厂里连自己的铁路都有)，工资缩水不说，上班时间大乱，再也没法顾得上管我。之后，厂里办了各种夜校班，开了烹饪缝纫和汽修等奇奇怪怪的与平常父母工作不相关的班。再然后，一批批买断工龄的名单里，陆续出现了父母的名字。但是，改制返聘的缩编名单里，老人却缺席了。
买断工龄后，守着那点死钱，家里突然就失去了经济来源。父母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饭桌上的冷战是家常便饭，一言不合便分房睡沙发也不少见。那时我也渐渐懂事，虽然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家陪我的时间自然是多了起来，但是那种窒息的呆滞氛围，让我有如离水落网的鱼一般，喘不过气来。[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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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父亲找到了份早出晚归给资本家打工的活儿，上班时间奇长，早上七点多出门，不到晚上十点不着家。母亲跟着原来的单位一再搬迁，上班地点也越来越远。以至上中学走读那几年，能在家里呆得时间最久的人，反倒是我。[评细]
我们何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小岗村丑闻不断：资本下乡圈地、抛荒、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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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目前有1万亩左右的田地已经以租赁或者买断的形式流转出去了，而小岗村村务信息栏里面显示，全村可耕种田亩面积一共为1.45万亩，也就是说大半个小岗村的耕地已经没了。可是原来那么多耕地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岗村也不太清楚具体答案。土地一般是以两种名义被征用的：其一，政府用地，比如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各级干部的小岗村培训中心等，这种形式的用地一般是直接买断，但总量并不多;其二，商业项目，在小岗村如今约有6个大项目，小岗村葡萄合作社、从玉、普朗克、GLG(洪张健康产业园)、金小岗，土地交易的中间商是村镇一级政府，村民并不和项目开发公司直接接触，所以村民并不知道每个项目圈养的田亩，根据严美昌和其他村民的提供的情况，只能拼凑出几个大项目圈揽的土地规模：葡萄合作社大概有2000亩;从玉大概有1200亩，买断200亩，征用了约1000亩，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小岗村的土地，是旁边一个名为梨园村的土地;普朗克估计有4300亩，其中买断的有200亩;GLG约有1200亩;金小岗刚刚来到小岗地界圈地，具体田亩尚不清楚，但也圈了不少地，估计和从玉所圈土地面积相当。[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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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项目来圈地呢?据严德友介绍，这都是看上了小岗村的名气，挂着小岗村的农业项目，国家更容易审批下来。比如从玉这个项目，大部分土地来自梨园村，但它依然挂名“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近乎骗术的圈地方式不确定性很大，从玉是最近刚刚跑路的一家公司，跑路的原因很模糊，据说是“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但严德友推断，“补贴拿到手，跑路是迟早的事，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来种东西的。”公司跑了，村民的土地怎么办?梨园村的村民为这事已经闹了小半年，在村民眼中，项目公司并不是第一责任人，和他们上门拿地的小溪镇人民政府才是“债主”，村民徐开品拿出了当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最后的“乙方”盖章赫然是“小溪镇人民政府”，一年的租金没有拿到手，田也放在那里荒着，村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先找政府要钱，这么多年了，田都分不清是谁家的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把田要过来。”
在小岗村的政治光环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面临着其它农村同样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村民都在外面打工，种田的活儿年轻人早看不上了;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小岗村人手上的田基本上都流转出去了，只留下一些口粮田。只有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依然把手头的田地攥得死死的，成了小岗村有名的钉子户：“如果土地流转出去，能把地种好，我为什么不给，现在这些地都抛荒，我放出去，不是浪费土地嘛!”他不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疯狂圈地继续下去，为此他甚至多次写信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重视，严美昌甚至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从玉博朗GLG，一个更比一个坯，占着土地来长草，口号喊的比天高。”严美昌的愤怒来自于他农民的根性，他将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但小岗村其他村民并不如他这样勇敢，在金钱的诱惑和现实的压力面前，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抛荒，最多也只有一声叹息。临行前，严美昌说出了小岗村如今的无奈：“小岗村就剩下空壳子了，土地就这么荒着，农业生产没搞好，就连村里最出名的大包干纪念馆，也没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省旅游局建的，收入全归省里。”[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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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之行让我想到安徒生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小岗村就是那件看不见的衣服，而皇帝则名为“改革开放”，为了肯定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私有精神，众人一同编制起了有关小岗村的政治神话。行走在小岗村内，我感受到了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之感”，明明是泥地良田的农村，却打扮得像是城市内的商业街道，笔直的道路，两旁的商铺错落有致，餐馆、便利店、取款机、小旅馆等，应有尽有，但在这些建筑物间的缝隙中，我又分明瞥见乳白房屋后面藏着的被抛荒的田地。一瞬间，我感觉小岗村像一个特意布置的电影场景，而在这场景外面呢，和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一个被掏空的地方，劳动力外流、土地流转，唯一特别的是，小岗村的符号资源也被掏得干干净净。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名字有一种口号式的魔力，正因为这种魔力，它为人所利用。据村民介绍，凤阳县有一个小岗村有机食品产业园，但不在小岗村境内，也没有小岗村人的投资，从头到尾，这个产业园和小岗村没有任何关系，但挂的却是小岗村的牌子，一个政治符号被消解为一种商业资源，真是讽刺。而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当年他以造反的姿态成为了改革的代言人，被政治包装，被历史铭记，今天他再一次以造反的姿态出现，却什么也不是了，如今的他被政治唾弃，被历史忘记。我在严美昌身上看到了那句话：历史总归要出现两次。[评细]
是谁让你将枪口对准了我们？张宏良：新自由主义无底线改革是徐纯合悲剧的根源
中国30多年改革造成的最大弊端，不是贫富两极分化，不是政治严重腐败，不是资源趋于枯竭，不是环境濒临崩溃，不是道德伦理尽失，而是拿着老百姓的人不当人，拿着老百姓的命不当命。中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只要老百姓不造反，就把老百姓压到极端，根本不管什么天理人伦。
九十年代人为制造六千万人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无数家庭陷入绝境，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此惨剧，竟然连一个字的解释都没有!后来的暴力拆迁更是如此，扒房子圈地打死人，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字的解释。不仅不作任何解释，还下令法院不准受理下岗、拆迁和股票诉讼案件。由此形成了地方政府越来越草菅人命的罪恶习惯。[评细]
在资本的巨浪中，还有人会聆听我们的心声吗？
《2015年打工春晚》
结语
如今，对于许多底层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不在于他们在城市如何奋斗，而在于他们能否守住家乡的那片耕地，这将是他们的希望和未来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