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5/12 17:03:45
2015-05-12 15:37:25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古学斌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中国不断向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靠拢，更加重了贫困农村的脆弱性。在这个急剧变迁的过程，从90年代就扎根在中国农村的我们，有见中国农村贫穷的回归、文化认同危机的浮现等，苦苦思索着如何与在地民众一同开创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文化、生计、妇女与农村发展 ——一个云南村落的实践案例[1] 古学斌 摘 要：在21世纪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但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中国不断向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靠拢，更加重了贫困农村的脆弱性。在这个急剧变迁的过程，从90年代就扎根在中国农村的我们，有见中国农村贫穷的回归、文化认同危机的浮现等，苦苦思索着如何与在地民众一同开创另一条发展的道路。2005年我们在云南省一个少数民族社区启动了另一项行动研究，试图跨学科的合作，推动妇女的文化生计项目，希望通过发掘当地丰富的刺绣手工艺资源，发展出富有本土民族色彩的手工艺品，通过另类市场的开发，一方面能够增加妇女的收入，促进妇女培力和增权，另一方面提升在地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而促进文化的保护和创新。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我们项目的理念以及细致地描述整个实践的过程。 关键词：妇女与发展 文化认同 能力建设 社区培力 增权 一、引言 自2001年3月，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云南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和云南省师宗县政府一起推动了一个名为“探索中国农村能力建设的灭贫模型——云南的个案研究” 的行动研究[2]。项目所在地的平寨村位于中国西南地区云南省的东北部。它拥有大约300年的历史，是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的一个行政村，面积约占23平方公里。村子只有一条机耕路通往外界。村子的居民主要是壮族少数民族，也有少数的汉族。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村壮族和汉族加起来共有347户，1469口人。因为村寨里的人还不能完全达到温饱水平，依旧挣扎在贫困线上，所以村子被官方划为贫困村。一般情况下，每年约有超过20户人家缺粮4到6个月。根据平寨2006年8月提供的数据，大概有16户人家约44口人因为过于贫穷而被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此外还有62户人家，约285口人因为严重的贫困在那一年接受了粮食救济。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村民，尤其是在山上只有贫瘠土地的两个汉族村，许多人不得不借高利贷买粮食吃。很多孩子也因为贫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鉴于平寨是县里最贫困的村子之一，当地政府采取了三项本土政策——“冬季农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农作物推广”——作为减贫的重要策略。 像中国其它农村一样，平寨村在后改革时期也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在主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农村的经济越发市场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发城市化，这过程其实为农村带来了深重的影响，其表现在市场经济导致村民面临日益严重的生计问题，城市消费文化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出现文化认同的危机[3]。有见及此，我们寻索着如何回应村民在生计方面的要求，同时能让农村的经济发展变得可持续。我们觉得应该将经济和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一个新的项目。 在2005年，受到公平交易发展理念的启发，我们开动了另一项新的称为“设计与发展”的行动研究，试图开发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产品，一方面使得在地妇女能够有生计的改善，同时也保护和再生了在地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第一次跨学科和专业的合作研究，我们和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进行合作，希望设计师能跟我们一起利用当地材料和本土手工艺来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产品，通过公平贸易的途径，让妇女们能够得到合理的报酬，同时透过经济的赋权达到性别和文化的赋权。 二、中国农村发展的困境 扎在平寨的七个年头，我们发现村民事实上被困在现代化的十字路口。在后改革开放的时期，农村人口外出越来越频繁，外出的背后有不同的考量，许多村民离乡别井去到城里打工，年轻的却是努力读书希望考上城里的中学或上大学，可以从此改变自己的身份。平寨再不是封闭的山区乡村，特别是政府的“村村通”政策，随着电器下乡，村民与媒体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他们暴露在现代世界的消费浪潮中，受到都市文化的冲击。这七年间我们见证了村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并没有带来她们生活的真正改善，反而带来了种种困境，最明显的就是贫困的再造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一)现代农业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消逝 在过去，平寨村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种自己的田、喂养自己家的牲畜、建造自己的房子和纺织自己服装。他们的生存技能一代代相传，靠着上一代传一下来的生活智慧，他们基本上满足了生存的需求。可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的传统智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Ku & Ip 2011:235-254; Ku,2011:344-369)。 现代农业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农业必须直面市场经济，农民不再能够自给自足。他们的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和农药都要依赖现金和市场。当地政府在过去的7年间不断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强行推动村民大规模种植商品作物[4]。可是，这些外部引入的技术和当地政府强制执行的生产计划并没有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反而使农民变得更加贫穷。举例来说，几年前，当地政府鼓励村民种姜作为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因为姜只生长在没有开垦过的土地上，村民只能在山地开荒种姜，结果严重破坏了整个山坡的土壤，带来了严重的泥土流失。更糟糕的是，因为姜的过度供应，市场上姜的价格每年都在起伏暴跌，村民得不偿失，亏本之余也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为了增产和获利，村民选择了农业新科技，然而农药化肥和新种子的使用也使得村民对现金严重依赖，同时大量化肥农药的使用也破坏了土壤和环境。市场的不确定，增产不增收，使村民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无法控制价格，无法通过农业生产来改善生活。一些老农民伤心地说道： 我们从来没想到种了一辈子地之后，我们突然发现不知道怎么去种庄稼了。这些年不论我们怎么种，都没办法赚到钱。 结果很多村民只能放弃农业到外面闯世界，村里的男性几乎要么到附近去私营矿井挖矿、要么到沿海打工。妇女们也一样，要么到城里卖工、要么就去城里当服务员或到沿海打工。对于妇女来讲，离乡别井是不情愿的，有一个妇女就告诉我们： 我宁愿出去找份不同的工作，这样至少不用呆在家里只吃饭却没有收入。我什么都不懂，刺绣也不能帮我赚足够的钱来给帮补家计。 (二)现代消费与贫困再造 在新的市场经济影响之下，现代消费模式也渗透了中国农村，拥有一些所谓的现代生活物品代表时髦和“幸福”。 为了追求新界定的“幸福生活”，村民渴望电视、电子产品、现代家具、皮鞋和时髦衣服。这些渴望必须用现金来兑现，这样村民对现金的依赖愈来愈重，许多时候他们一年到头努力工作，也不过为了能够买了一台彩电或一辆摩托车。 除了这些消费品，村民的现金开销也越来越大，例如孩子学校的费用，医疗费用，电费水费，化肥，农药和现代服饰。这些日益增长的开支把村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靠农业的生产根本无法增加村民的收入，结果外出打工变成唯一道路。另外，作为帮助他们的孩子脱贫并离开农村过上“幸福”生活的另一条道路，教育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但这样学校的费用和学习材料的花销也变成了村民一项巨大的经济压力。尽管政府宣称提供9年免费教育，但每年村里的学生还是要交上许多的杂费。如果孩子有幸考上大学，那父母兄弟姐妹可能通通要外出打工，才能供得起一个大学生。我们在村里认识的一位妇女，因为女儿上了师范，结果夫妻两只能跑到广东化妆品厂来打工。妻子一年下来，得了严重的肺病，还是不愿意回乡。 当村民的欲望、念头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时，一种无助感就会越陷越深。当村民试图改良耕种并学着使用当地政府引入的现代技术来种植经济作物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日子依旧像过去一样贫穷，甚至越过越苦。当村民靠着农业生产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时，却是越来越困难，一种生活的匮乏、无助和无能感常常涌现在村民心中，信心的低落使得他们对发展失去了方向(Ku & Ip,2011:235-254; Ku,2011:344-369)。 (三)现代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危机 在过去，外面的世界对村民并没有多少影响，因为村民除了到乡上赶集，很少外出。当地的文化，比如服饰、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是一代传一代。但是，改革时期的中国村庄不再对外界封闭，除了现代技术对农村的冲击巨大之外，消费浪潮同样很大转变了村民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强化了村民的文化认同危机(Davis,2000;Croll,2006)。另外，村民的外出和上学，乡上的旅游开发等等这些，都打破了过去的宁静，改变了平寨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在村里，我们能看到传统文化被外界的“现代”文化“入侵”的现象(Ku & Ip,2011:235-254; Ku,2011:344-369)。 政府着意发展的“村村通”电器工程，使得村民可以放眼都市和世界。电视上所显示的并根植于主流话语的所谓“现代”和“先进”生活方式可以说给村民带来了鲜活的对照。村民以为都市的生活方式才叫“好”、才叫“幸福”，反观自身的村落，许多村民认定是“落后”、“贫困”和“不好”的。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正在积极地脱离自己的传统和撇弃自己族群的文化，希望通过重新的自我改造，变成一个都市人(Ku,2003;严海蓉，2000：95-134)。 记得当初我们进入平寨时，每天吃完晚饭后，男男女女都会聚集在支书的门前空地，他们谈论外面打工的故事、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一起讨论新的手机、香港和台湾的电影和流行歌曲。一些年轻人会互相炫耀他们的时尚，年轻人都穿上了T-Shirt牛仔和染黄了头发。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并且他们当中许多人相信幸福的生活意味着城市中的便捷生活。每次问他们自己家乡如何时，他们都会说家乡很落后，觉得生活很不方便、很脏等等负面的东西。 传统的习俗方面，也在不断地丢失。举例来说，壮族民歌(他们称为小调)曾经是壮族人对于他们生活和感情甚至是情侣彼此表达爱慕的方式。如今这些小调几乎听不到了，在他们那里都是香港和台湾流行歌手唱的爱情歌。很多年轻人崇拜香港和台湾的歌手和电影明星，他们的画像和海报粘贴在很多年轻村民的屋子。另一个例子是，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很多年不再穿他们传统服饰了。远离村子上学的年轻女性村民也很少穿传统服装。在这些年轻人看来，民歌并不好听，同时传统服装也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甚至认为这些是落后和愚昧的象征。外界的流行音乐和时尚的服装，相反，代表着先进和现代。他们看不起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村民，也嘲笑那些着“老掉牙”的壮族服装和“寒酸”打扮的女孩。这些女孩甚至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被嘲笑。 村民盲目崇拜现代文化使得他们不认同自身的本土文化，然而族群和文化的印记却挥之不去。当他们到城市打工的时候依然被城里人瞧不起，在城里他们自尊很低也没有自信。希望能够通过打工赚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这只是一种迷思。[5]就像一个村民告诉我们： 之前我以为如果在城里工作生活可能容易些，结果却是比在田地里干活更苦更累。老板实在很坏，我们做了工作他却不付报酬。我在广西(省)干了5个月，我没有得到一分钱。我经常很饿肚子，但是当我问老板要钱，他就变得很残酷。我失去了工作，并从南宁(市)一路乞讨回到了家乡。 因为无法跟上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部分出去的村民周期性地被迫又回到村中。可是回到家乡，他们的心思已经不放在农活上了。相反，他们依然迷恋追求城市生活的样式。但是，因为缺乏实现他们欲望、梦想的手段和途径，在他们心灵深处有一种失落和匮乏感。男孩子为了保住自己的一点自尊和骄傲，我们看到他们常常在年轻女孩子面前炫耀他们的“时髦”和“见识”，以掩饰他们失落和不自信。 村民们对自己文化的否定和对现代文化的盲目追求使得他们陷入了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村里呆不下去，在城里也呆不下去，一种精神上的漂泊，无法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这一切对于农村发展都是不利的，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发展的途径一方面能保护在地社区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同时也能够达到经济的赋权。 三、文化、妇女与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发展行动 根据世界劳动组织的报告，世界上5亿5千万的穷困劳动者中60%都是妇女，妇女做的无薪工作两倍于男性。她们代表了世界兼职和非正式部门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倍(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6)，因此妇女与发展是很多发展机构的主要目标。 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平寨妇女正在经历着贫困。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她们从早忙到晚上，还是无法应付家庭日增的开支。自2005年开始，在村子里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妇女追随农村外出打工的浪潮，去到煤矿或城市的工厂里打工。虽然她们实际上不希望离开家乡，就像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们的那样： 我实在不想去，如果我能在村子里能挣个几千块钱来支持我孩子的学费，我就不会去。离家真让人伤心。 平寨的妇女承受了抚养下一代的最重要责任，并愿意贡献她们的每一分钱在孩子的教育身上，她们还是家庭中的情感支持者和照顾者。母亲被迫与孩子分开，远离家乡到城市里实在是让人悲伤的事情。也因着母亲的离开，没有人照顾老人和孩子，这些家庭常发生悲剧。即使是年纪大点的孩子也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只能在母亲一年一次回到家过阴历新年的时候才能见到她们。在村子里，看到这些景象让我们想尽办法，回应妇女们的需要，我们前后尝试了不同的增收项目(例如养猪)来帮中年妇女增收和提高生活水平，希望透过经济的赋权达到文化和性别的赋权。 我们团队中主要由人类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组成。我们都持守着一种共同的视角，那就是社区民众的能力和资产建设(capacity and assets building)。能力建设的视角背后是相信在地社区的民众不管是贫困还是边缘群体都拥有她们自身的能力，只是这些能力常常被隐没和没发现(Saleebey,1997; Sherraden,1991; Tice,2005; Templeman,2005)。资产和能力的建设框架帮助我们从优势视角看待在地社区，看到的是其隐藏的各种资产和力量，而不是盯着他们的缺陷、问题和无能(Ginsberg,2005; Lohmannn，2005; Collier,2006)[6]。就像斯科尔斯(Scales)和斯惴特(Streeter)指出的那样，农村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去揭示和重新确定人们的能力、天赋、生存策略和激情，以及社区的资产和资源(Scales & Streeter，2005)。所以我们的角色就是致力赋权农村社区，以创新的方式发掘和利用在地的资源，创造出新的资产。协助民众寻找和决定自己社区发展的方向。在平寨，我们认识到平寨有丰富的文化资产，妇女刺绣手工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决定透过推动妇女手工艺项目来建设妇女能力，透过增加他们的收入，来保存村民的文化认同。以下部分是我们走过的一些历程。在当中，发掘和提升社区能力是我们首要任务，希望从个人和社区的能力建设达致社区的变革。我们也理解到能力建设意味着对人力及其组织的长期投入，所以在2005年开始，我们培育妇女刺绣小组，陪伴她们走到了今天。 (一)口述见证(oral testimony)与手工艺文化涵义的发掘 项目的开端，我们的重点工作放在发掘传统刺绣手工艺的文化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只有明白了刺绣手工艺与妇女生活的关系，我们才懂得去欣赏她们的文化、欣赏她们的手工。 在方法上，我们选取了口述见证(oral testimony),口述见证是推动社区参与发展的另类手法，也是一种另类的参与性农村需求评价(PRA)手法。它除了帮助我们收集资料外，通过口述的方法，我们可以聆听到超越主流话语之外的声音，发掘那些在社区被压制或者隐藏的问题。更重要的，口述也是社区弱势赋权的手法，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路径，让边缘的民众自己发声，讲述自己的故事和见解。从叙述自身生活经验过程召唤被遗忘的主体。口述故事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和理解一些社区共同拥有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利用社区的资源来重建社区。[7] 口述故事的收集也是社区民众发动和参与的途径，因为故事收集是民众最能掌控和运用的手法。我们所在的少数民族社区，民众大部分不会汉语，由于面对语言的障碍[8]，我们只能邀请民众一起参与故事的收集，我们才能够完成这项的工作。2001年我们在社区已经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口述故事收集，并且与村民一起编写了《平寨故事》一书。2005年我们再次做妇女手工艺的口述，一切显得驾轻就熟。我们和社区的妇女一起，在不同的寨子访问老妇人。老人家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生活故事，她们一生为生存打拼，虽然辛劳但也看到她们的生存策略和智慧。她们还告诉了我们关于刺绣和手工艺的事情，讲述她们如何纺线织布，如何绣花，如何自己制作衣服等。在老人的房间，还保留织布机和纺线的工具等，她们还会给我们示范这些手艺。在半年的口述收集之后，我们基本能把握过去平寨妇女手工艺制作的整体生产过程，以及这些手工艺背后的文化意义。 在平寨村，所有针线活中用的布料都是他们自己纺织的。过去平寨妇女从小就被教导传统的刺绣。他们纺自己的布和纱，用天然的矿物和植物来染布，制作自己颜色多彩的衣服和装饰。即使在老人的记忆中，她们以前是自己种棉花的，可是由于土地不够，平寨已经很久不种棉花了。如今她们仅仅从市场上购买带着不同颜色的棉线，然后近邻和亲戚一起帮忙拼线，然后用手工织布机纺织自己的七彩壮锦。虽然还有一些老人懂得用自然的花和植物染布，但现在多数的妇女只用市场上买来的化学染料的布了。 妇女们通常会在自己的衣服和日常用品上(譬如鞋子、背篼等)绣花。她们绣花都必须在纸上剪下样子，然后在上面刺绣。她们的颜色和图案富有民族特色，手工非常精致。刺绣是妇女生活的重要部分，也是妇女引以为傲的手艺。妇女琴就告诉了我们她自己的故事：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看到大人做针线活，我很羡慕。当我放牛时也带着妈妈的针线盒。我学着剪刺绣的样子。那时，树叶就是我的纸张，野花和大自然就是我的图案。 另一个妇女琼也说道： 当我干完田里的耕作和家务活后就坐下来刺绣，这时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在孩童时期，为了学着剪绣样，我从弟弟的课本上撕下很多纸。 平寨妇女的刺绣图案主要是花朵和其他她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得到的东西。妇女小组带头人凤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她们只是设计和绣花儿： 我们几乎不绣其他东西，像动物。原因是我们常常在山上看到花儿。我们几乎碰不到什么动物。之前山上的植物很多，所以我们记得都是大自然的东西。我们有很多花的图案。妇女总是绣那些长在地里的四叶花。我们以前不用化肥，田里很多。每当分地的时候我们就去找长这种野花的田地。每个人都争着要这样的地，因为长这种花的地肥育。这种地里种稻米不用化肥也长得很好。但是，最近这些年花儿都被农药杀死，它们再也不长了。 就是这种花，我们叫它猫头鹰花，我们都绣这种花。这种猫头鹰花可以保护我们的庄稼，老鼠来吃我们的庄稼，我们种这些花来保护谷子，所以这也是保护庄稼的花儿。 通过口述故事，我们和其他参与这个口述收集的年轻妇女建立了稳固的友谊和合作关系，我们有了共同努力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妇女有机会听到村里老人的故事，并理解传统刺绣的意义。这是一个教育、赋权的过程，妇女们重新发现她们自己文化的根，重新明白这些手艺的价值。年轻妇女表示对老人们的尊敬，并且开始对一代代人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产生了兴趣。此外，老人也重建了自信心，通过讲述自身的生命史以及和年轻人分享村子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她们找回了自己的能力和骄傲，后来老人们也成了小组帮助恢复老布的制作。 口述故事收集之后我们还组织了分享会，我们都觉得刺绣是一个重要的资源，有几个妇女非常积极地要成立小组来推动刺绣产品的制作。看到她们的积极性，也看到她们刺绣的精美，我们明白妇女手工艺项目的可行性，于是决定进到下一步小组的培育。 (二)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发育 在评估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可行性之后，发现工具和材料在村里方便可得，我们决定组织一个妇女手工艺小组，因为我们相信增强合作是妇女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关键。我们想挑战强调个人主义和竞争的主流发展思维，希望透过手工艺项目推动一种新的集体合作形式的经济模式。我们从平寨之前妇女发展失败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决定小规模地开动项目。在与妇女积极分子商量之后，我们决定了项目的目标：通过发展刺绣手工艺产品，增加妇女的收入来支持他们孩子的教育;推动新的合作主义和妇女参与;透过经济的赋权提升平寨妇女的能力;保护平寨的传统文化和提升在地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提升消费者绿色消费和公平交易意识。 我们和妇女领袖凤一起，到各寨子寻找刺绣技术好的妇女，邀请她们加入妇女手工艺小组。我们帮助召集了几次小组会议，解释妇女工艺小组的理念和运作的方式。妇女特别是年纪较大的对我们的合作经济形式没有信心，因为集体化大锅饭的记忆犹新，同时妇女也担心市场，总觉得自己绣出来的东西城市消费者不会喜欢。虽然我们不断地解释合作的重要性和保护传统文化的可行性，也不断保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寻找市场。但是最终，只有7个妇女愿意参加妇女工艺小组。 我们并没有因这个状况灰心，因为我们明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农村改革，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很多农业生产只在个人或单户的基础上合作。农民除了婚礼、葬礼和新年之外很少合作。每户都在自己那块责任田劳作，并没有合作的文化(Ku,2003)。我们也知道如果合作想成功，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培训和活动来建设妇女的能力。 作为社区发展的协作者，我们通过不同的手段促进妇女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动力。我们协助妇女组织会议并讨论妇女手工艺合作项目的年度计划。我们也承诺给予妇女启动基金贷款，用于购买材料和工具，并支持她们去昆明等地学习参观的花销。 (三)设计和生产过程中的能力建设 为增强平寨妇女手工艺产品市场形势的意识，2006年9月，我们支持妇女小组中的一些成员到著名旅游景点石林去参观旅游手工艺市场。石林的大部分旅游产品都由彝族少数民族生产。平寨妇女探访了当地一家妇女组织，参观了她们制作的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她们的手工艺术。她们同彝族比较了针线活中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她们讨论了市场价格，并走访了旅行社的人。在第一次市场考察之后，平寨妇女们得出几个结论：这些手工艺产品质量很差，市场价格太低;她们刺绣的风格和技术是独特的，不同于彝族;旅游产品是机器生产的，她们的却是完全手工的。这次考察增加了平寨妇女对市场的了解，也增强了她们的信心。她们从比较当中发现自己刺绣技术的优势。 2006年10月，我们的工作人员带了一些她们的刺绣产品到昆明，进行了市场开发。我们找到了产品设计师，跟他一起探索如何把平寨的刺绣设计成不同的产品。我们看到平寨妇女们刺绣的精美，相信如果可以开发出一些精品的刺绣产品，一定可以得到懂得欣赏的消费者的欢迎，到时不仅妇女可以有所收入，也可以保护壮族的传统手工艺。设计师利用平寨妇女的绣品设计了四种产品——布制书皮、贺年卡和礼品卡、刺绣镜框和抱枕套。我们把这些样品带回平寨村，妇女们都很高兴，她们兴奋地看到自己刺绣竟然可以变成家居用品和装饰。 我们强调设计者的参与但同时看重在地妇女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因此，原则上设计者并不改变妇女刺绣的样式、色彩和风格。设计者只是用妇女做出来的刺绣产品帮忙设计一些产品。我们也让妇女学习自己成为产品设计师，尊重妇女对于产品的选择。我们告诉妇女们，如果一些产品对她们没有意义，她们可以随便放弃这些款式。专业设计师的参与只是为了启发妇女的创造力，从设计师那里学到一些观念后，妇女开始创造她们自己的产品。那几样设计师的产品，妇女们可以接受布制书皮，刺绣镜框和抱枕套。但她们不喜欢贺年卡和礼品卡，因为这不是她们的文化，她们对此不熟悉，认为它没什么用。 2006年9月，我们和妇女小组一起制定出生产计划，并逐步落实。但是，当她们从市场中购买绣线和布料等原材料，一切准备工作都完毕时，她们突然间告诉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明白这是妇女缺乏信心的表现。于是2007年1月我们带领平寨妇女再次外出拜访另一家刺绣妇女小组，和其他妇女小组带头人和组织成员进行了深度的交流。那个组织建立了3年，并有3000名会员。这个协会组织从外面的工厂获得订单，然后把工作分给会员。她们的产品销往上海、北京和东南亚，会员的平均年收入差不多2000-5000人民币。刺绣小组的成功故事再次给了平寨妇女信心。 回到之后，我们跟平寨妇女一起做了总结。这次访问的组织还是属于彝族，她们的针线活很不错，但她们的针法跟平寨是不同的，属于十字绣。平寨的刺绣是先用剪刀在纸上剪好图案，然后把剪纸放在织布上，然后一针针地绣。刺绣的效果是凸面的，跟机器做的很不同，机绣是平面的。她们也学习到这个组织一些宝贵的经验，譬如她们组织内部的分工非常的细，有三个姐妹负责跑市场，有负责做账的。她们还规定在农忙的季节不做刺绣活，只有会员才能从中分到订单的活。她们运作的方法也很简单，如果她们得到订单，然后定好价格，会员过来拿活，完工之后送回产品，这是合作的一种方式。 实地的走访开阔了平寨妇女的视野，并增强了她们合作的信心。这也加强了她们的组织意识，平寨妇女也发展出自己的组织和合作方式。就像领袖凤解释的那样： 我们和她们不同。我们平等分享利润，大家一起做，大家有不同分工，在心里我们感觉公平。我们的产品价格也比他们的高，因为我们的刺绣更加复杂。我们先剪纸，然后手工刺绣，非常耗时。我们担心市场，担心我们费了很多时间，最后没人喜欢我们的产品，没人买它。但是看了其他人做的东西，我们有了信心。经过这么多年她们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组织这么多妇女，现在我们有信心尝试了。如果我们不去访问他们，看到她们的成就，在心里我们依然有很多不确定性。这种感觉让我们无法定下心来开始工作。 这一次我们还带了平寨妇女拜访了一家时装公司的经理，商讨合作的可能性。接着还在昆明看了一些民族手工艺商店和花鸟街(昆明最大的手工艺市场)来激励妇女的创造性，帮助平寨妇女了解市场上流行的货品。我们还介绍在昆明开一家高质量工艺品店的老板林先生给妇女，希望他作为手工艺产品设计者和店主，可以分享一些市场理念和运作的经验。在这个分享工作坊中，平寨妇女很高兴地学习了很多东西，譬如做生意的技巧，也知道了有三种手工艺产品的市场：大众市场、高质量市场和另类公平贸易的市场。平寨妇女在走访中感觉收获良多，得到了很多生产自己产品的点子。 (四)消费者教育和公平贸易的推动 回到村子后，平寨妇女热烈地讨论了她们应该瞄准的市场类型。她们最终决定选择开拓精品的另类贸易市场。对她们而言，大众市场的价位太低，而且她们觉得大众市场产品的质量也差。如果做那么丑的刺绣，她们会觉得羞愧。她们真心希望消费者能够懂得欣赏她们高质量的刺绣，而且更希望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她们的劳动和努力，以及她们传统文化的价值。 为帮助妇女测试市场，并增加她们与外界交易产品的信心，我们决定在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卖她们的产品，同时进行公共教育。在这些国际会议上，从2007年2月到7月，平寨妇女做了大量的刺绣产品，例如可以挂墙的刺绣镜框，刺绣手机包、刺绣桌布、刺绣垫子和抱枕套、纸巾盒套、刺绣名片夹、刺绣棉笔套、刺绣情人手链等等。妇女们短短时间内进步神速，而且她们高度的创造性也让人惊讶。她们从设计者和走访过的市场和商店的产品样式中吸收了大量的灵感和点子，她们成了自己产品的设计者。 在2007年7月16日到20日香港理工大学举行的第15届国际社会发展联盟大会上(ICSD)，我们建了一个销售专柜和展览专柜来介绍我们的项目和展示平寨妇女的手工艺。我们提出如下口号：“您的购买将会产生不同!”“、“购买平寨母亲的手工刺绣产品，支持她们的经济独立”，还有“购买平寨妇女的手绣工艺品，让我们与她们成为公平交易的伙伴”。 让人倍感鼓舞的是她们的产品，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有很好的销售记录。许多人对这些刺绣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之外的意义很感兴趣。她们还希望更多的了解妇女小组如何组织起来。 在ICSD会议之后的那一周内，平寨妇女的产品出现在云南大学举行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和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做了同香港会议上一样的事情。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平寨妇女参加了这次会议。她们向当地和国际的代表销售和介绍自己的产品。刚开始，一些平寨妇女很害羞，不敢面对面地跟陌生人讲话。但她们很快克服了这种紧张情绪，当她们看到代表们赞赏她们的作品并想购买时，她们笑得像花一样的灿烂。尽管对很多代表尤其是本地的代表来说，她们的价格比一般的旅游民族工艺品市场要高很多，但我们都一一解释她们价格构成的部分，让消费者明白公平贸易的原则—那就是要肯定生产者的劳动价值和文化价值，在购买过程考虑的重点是免除购买产生剥削，而不单单是价钱的考量。她们还在会上进行了一次表演，并公开回应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妇女们的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她们如此的勇敢，表现了真正的赋权。 (五)小组的巩固与发展 在这两次会议上，包括已卖的和与会代表订购的产品，她们差不多赚了人民币23,700。这一次的收益对妇女是一大鼓励，然而下阶段该如何进行呢?如何巩固其组织和规划将来发展呢? 首先，我们让她们集体决定如何用她们赚的钱。妇女们开始学习簿记和会计的技术。去掉购买原料的成本人民币10,000元，她们每人可以得到人民币2000-2800元。最可贵的是她们决定另外留下人民币7,000元作为妇女集体(合作)发展基金。 为了帮助平寨妇女巩固她们的项目并理解这种合作形式的意义。我们联系了贵州省很出名的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希望妇女可以学校这个组织的运作。杨建红苗族刺绣学校属于一个民间组织，由当地妇女杨建红创办。她的目的是保存传统苗族文化以及增加当地妇女的收入。这个机构主要是提供刺绣技术培训，给年轻苗族妇女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她以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它。不仅为了增收，也为了赋权给妇女，增强她们的自尊和自信。她成功推广她们的产品，现在产品远销大城市和海外，像台湾和日本。 我们项目工作员和妇女工艺小组的成员在2007年12月去了贵州，到了苗族刺绣学校参观。杨建红女士介绍了机构的结构和运作，也介绍她建立的苗族刺绣博物馆，里边收藏和展览了大量传统的苗族刺绣。平寨妇女和贵州的苗族妇女坐在一起对刺绣技术和妇女小组运作经验作了交流。这次的走访给平寨妇女展示了未来，使她们在平寨推动妇女手工艺小组的信心大增。她们受到杨女士的鼓励，也被她这么多年的坚持所感动，也开始明白保存传统文化的意义，同时提高积极参与的意识。 回到村子以后，她们做了年度规划，为妇女手工艺小组建立了管理体系和规范，并开始从其他自然村招募新成员。她们有明确的分工，例如一个负责簿记和会计，一个负责质量控制，一个负责样式和产品的设计。她们的规制显示了合作精神，促进了集体主义、信任、资源共享和主体参与的意识。 到今天为止，2008年度计划的某些工作已经完成。她们在2008年7月建立了一个网站来介绍项目，分享故事，推广她们的产品。从2008年到今天，她们成功开发了公平交易网络和选择性市场。例如，她们先后得到了香港大学学生会、香港理工大学、公平贸易店、香港乐施会、还有中欧论坛等的订单。她们开始讨论与香港公平交易动力的长期合作，也开始收集传统壮族刺绣的作品，并准备建立一个传统壮族刺绣博物馆。她们已经在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研究和发展网络和社联的商务中心设立了一个橱窗，来展览、陈列平寨手工艺产品。2010年我们也与香港地脉基金会、鄂伦春基金会合作在母亲节一起举办了名为《母亲与女儿》的循环展，这展览将从香港移到北京、上海、昆明等地，希望教育公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理念也愿意参与我们的事业中来。 四、我们发展行动的点滴成果 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项农村社会工作计划基本上按照我们设想的妇女的能力建设和经济改善目标运作。最让人高兴的成就是发展了一个有坚定的妇女核心小组，她们热心于参与妇女手工艺小组的工作，把它看成自己的事业。另外，很高兴看到当地妇女间的团结和合作意识逐渐增长，以及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加。通过推动妇女参与和赋权，很多妇女重新有了控制自己命运的感觉，并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产生了更强的认同感。 (一)从消极接受者到积极行动者 妇女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地行动者。在项目的开始阶段，妇女认为她们为外来社区组织者工作。因此她们只关心可以从我们这里拿到多少的钱。但现在他们清晰意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项目和手工艺小组。发展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依靠小组成员的集体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平寨妇女也发现了她们自身的能力和潜力。刚开始，她们几次要求找些专家来教她们产品设计或简单地给她们设计好模板来模仿。但当平寨妇女有机会到处参观手工艺市场，与其他少数民族妇女比较，她们的信心增强了。当专业设计师的介入最小化时，她们的创造力和设计能力完全发挥出来了。平寨妇女成了本土设计师，并给我们展示了再创造刺绣样式、颜色和风格方面的能力。项目朝着我们的理想发展：“在社区中设计，和社区一起设计，和为社区设计。” (二)推动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 这个项目在村子里也打破了个人主义的恶习，推动民众转向了集体主义。刚开始，当我们强调合作组织建设时，平寨妇女们都很冷漠，不明白为何要合作。但是，当她们看到合作和相互帮助的益处时，她们开始理解合作的意义。像一个平寨妇女兰说道： 之前我们看不到妇女小组的前景，所以我们不来。今天我们着实喜欢一起刺绣。我们聊天，设计和缝纫。我们相互学习刺绣的技术，很享受。而且我们可以交流信息。有一次我突然生病了，妇女小组的姐妹们帮我恢复过来。 面对生活的压力，妇女们也不再孤单。她们在一起可以商量、一起分担，平寨中心的妇女手工艺工作坊成为她们喜欢聚集的地方。 (三)发展妇女关于管理和销售的知识和能力 这个项目的另一方面的能力建设是发展妇女销售和交易的知识。两年训练之后，她们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例如成本计算、价格设定、市场风险和产品制造。像小组领袖凤说的那样： 之前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生意，我常担心有人可能下了大的产品订单，当我们生产出来时结果他们不想要。我们怎么样才能拿回钱呢?如果不能，我们的损失就很大。我们常常担心这样的事情，哈哈……我们之前不知道怎么去做生意，现在我知道可以跟买主要定金，然后才生产。 (四)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意识 文化认同危机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在市场经济的意识主导下，文化的价值往往用市场的价值来衡量，价格高、销路好才叫有价值。之前因为妇女觉得刺绣没有价值，是因为没有市场，所以大多数年轻女孩不情愿学习刺绣。 在这过程中，我们让妇女看到她们的刺绣是珍贵的，也让她们明白在主流市场没有销路和价钱低是因为当中的剥削和不公平贸易。当我们转向公平贸易的市场，平寨妇女们看到自己产品的价值，因为购买她们产品的消费者或团体都是因为欣赏她们刺绣手工和文化意义，而不是看重产品的价格。透过刺绣，她们的收入也不断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她们开始吸收年轻妇女，让她们开始学习刺绣。特别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许多年轻妇女失业回到了家乡，陆续参加了妇女手工艺小组。会员们都很受鼓舞。就像兰说道： 我们都是40多岁的妇女，尽管小组中所有的姐妹都会绣花，如果我们不传下刺绣的技术，将来就会消失。现在任何一个30岁以下的，甚至更年轻的妇女根本不知道如何做刺绣活。 当我问她们为什么如此享受刺绣时，她的回答着实让我们惊讶： 我们为什么保存刺绣?因为我发现村子里的树将来都会被砍掉。我们的后代将不知道山的漂亮景色。现在我们保留下村庄景色的样子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故事，让他们知道我们家乡的美。当他们欣赏着我们的刺绣时，一切都值了，尽管刺绣辛苦也累人。 妇女现在有了文化保护的意识，她们开始收集古老的刺绣和织物，也准备建个博物馆。她们也与村庄老年人协会里的老妇人合作，恢复古老的布料生产和染布技术。她们希望传统刺绣技术可以得到保存和发展。 (五)经济赋权与性别赋权 我们项目很清晰地希望透过经济赋权使得社区的性别关系得到改变，妇女能够得到赋权。我们深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从细微之处我们看到刺绣小组妇女与丈夫之间关系的改变。 在平寨，壮族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很低的，家务和农活基本上都由妇女来承担。在饭桌上，我们每次都看到妇女总是在男人喝够吃饱才开始用餐。可是，我们看到手工艺小组妇女的丈夫对于妻子的态度慢慢改变，甚至重视起她们的工作来。我们常看到，当妇女集中在平寨中心赶工的时候，中午她们各家的男人都会做好午饭，给她们送来。每次跟妇女们聊到这事，她们都笑的很开心。 在领袖凤的身上，看到她丈夫更大的改变。以前她丈夫基本无所事事，家务不干，田也不耕。但自从凤挑起妇女小组的大梁，为家庭的经济带来很大的贡献后，她丈夫也开始积极起来。除了支持凤的工作外，也参加了我们另外的生态大米种植合作社。 妇女们还跟我们分享了她们经济自主的重要性，譬如凤说： 以前我们腰包里没钱，每次跟老公要点零用钱都很难，还要看他们脸色。到乡上赶集，想买点什么都不行，都要问准老公。现在我们腰包有钱了，要买什么就买什么。要上街就自己去，不用理他了，哈哈…… 经济的自由让妇女们有了尊严，当说到这些的时候，她们都笑得特别开心，让我们深深感受到这对她们是多么重要，也是她们走下去的动力。 五、结语 与平寨村民一起工作的7个年头，我们发现农村贫困的核心原因不全是低水平的教育、土地贫瘠、村庄位置偏远、技术无法更新，以及缺乏市场经济知识等。毋宁是，农民失去对发展过程的控制并变得被动无助。当面对外来发展主义理念的冲击时，他们对自己发展的道路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以为农业商品化就能致富，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叫发展，以为外出打工就是改善生活，以为抛弃传统就是“先进文明”。这一切导致他们对农业生产失去了信心，也对传统的怀疑。身份认同的危机使得他们非常迷失，生计的困苦使得他们变得悲观没有动力，对发展失去了信心。农村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农户个人主义的抬头，没有合作和集体的支撑，农户个人往往无法与市场竞争，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牺牲者。 因此，为了农村可持续发展，我们的首要关注不应只是增加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而是强调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工作。我们应努力在经济赋权的过程中重建在地民众的文化自尊和信心，达到文化赋权和性别赋权。我们在平寨的工作只是另类发展和农民合作的一种尝试。我们相信，发展没有唯一路径，它全取决于是否能够使当地民众成为发展的主体，让他们意识蒙醒和能力提升以抗拒在现代化发展中被边缘化。 我们的项目只是针对这些议题的初步尝试，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另人鼓舞的发现与读者分享。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农村的每个妇女可以轻松地告诉外来者：“我们的幸福像盛开的花儿一样。” 参考书目 古学斌，张和清，杨锡聪，2004，《地方国家，经济干预和农村贫困：一个中国西南村落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古学斌，陆德泉，2002，《口述歷史與發展行動的反省 -- 以中國貧困地區教育扶貧項目為例》，《香港社会学年报》第3期。 古学斌，2007，《否定政府/重建村莊：中国大陆梅县客家地区自发社区组织的形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66期。 严海蓉，2000，《现代化的幻影：消费和生产的双人舞》，《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8期。 Collier, Ken .2006, “Social Work With Rural Peoples”. 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Croll, Elisabeth J.2006,”China's New Consumer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Davis, Deborah S. 2000,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ade, Deborah .1997, Capacity-Building: An Approach to People-Centred Development. UK: Oxfam. Ginsberg, Leon H. 2005,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U.S.A: CSWE Pres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6, “Facts on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the World of Work”.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Ku, Hok Bun .2003,Moral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ese Village: Responsibility,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Lanham, Md., U. S. 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Ku, Hok Bun .2011,“Happiness being like a blooming flower’: an action research of rural social work in an ethnic minority community of Yunnan Province, PRC,” Action Research. Ku, Hok Bun & David Ip .2011,"Designing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Economy in Pingzhai, Yunnan Province, in PRC". 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 Li, Virginia C. et al. 2001, “Capacity Building to Improve Women's Health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Lohmann, Nancy and Roger A. Lohmann.2005,Rural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tinez-Brawley, Emilia E. 1981,Seven Decades of Rural Social Work: From Country Life Commission to Rural Caucus.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Publishers. Moyer, Alwyn, Marjorie Coristine, Lynne Maclean, and Mechthild Meyer. 1999, “A Model for Building Collective Capacity in Community-Based Programs: The Elderly in Need Project”, Public Health Nursing. Perks, Robert and Alistair Thompson. 1998,The Oral History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Portelli, Alessandro. 1998, Narrative and Genre. London: Routledge. Plummer, Janelle. 2000,Municipalit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Sterling: Earthscan. Pun, Ngai .2003,“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Pun，Ngai.2005, Making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leebey, D. 1997,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Longman. Scales, T. Laine and Calvin L. Streeter.2003, Rural Social Work: Building and Sustaining Community Assets. Belmont, CA: Brooks/Cole/Thomson Learning. Sherraden, M. 1991, Assets and the Poor: A new American welfare policy. Armonk, NY: M. E. Sharpe. Slim, H. and P. Thompson .1995,”Listening for a Change: Oral Testimon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ndon: New Society Publishers. Templeman, Sharon B. Building Assets in Rural Communities through Service Learning.In Leon H. Ginsberg edited,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U.S.A: CSWE Press. Tice, Carolyn J. 2005, Celebrating Rural Communities: a strengths assessment. In Leon H. Ginsberg edited, Social Work in Rural Communities. Virginia, U.S.A: CSWE Press. Thompson, Paul. 198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Rob and Wimal Dissanayake .1996, Global/local: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Yow, Valerie Raleigh.1994, Recording Oral History. London: Sage. 注释 [1]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研究与发展网络，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这个研究项目得到了香港理工大学研究课题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 and Recasting Rur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Villages of Three Province, PRC (项目代码：1-ZV93)的支持。 项目头三年的行动研究项目由凯斯维克基金会资助。 [3] 这种情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Wilson & Dissanayake,1996) [4] 可以参阅古学斌、张和清和杨锡聪(2003)文章 “地方國家，經濟干預和農村貧困：一個中國西南村落的個案分析”。 [5] 打工者的生涯可以参阅潘毅的书Making in China(Pun,2005)。消费主义对农民工的冲击可以参阅潘毅(2003)的“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6] 能力建设的模式已经广泛被运用于社区发展的项目里头以建立个人和集体的能力(见Moyer等1999;Li等，2001)。和“赋权”、“参与”、和“性别平等”等概念一样，能力建设被认为是所有可持续的和民众中心的发展模型的基本组成因素，(见Eade,1997;Plummer,2000)。在我们对能力建设的理解里，我们基本的信念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平等分享资源，作为自身的主人掌握自身的发展和命运。对于这种权利的拒绝是贫穷和痛苦的根源。增强人民在选择中的决策能力以及采取行动达到这些目标是发展的基本所在。 [7] 我们在贵州已经尝试过口述见证的方法，觉得非常有效，可参考古学斌和陆德泉(2002)的文章。述见证和口述历史的方法可以参考Slim & Thompson,1995;Perk & Thompson, 1998和Yow, 1994。 [8] 当地人说壮族方言。只有很少的年轻村民或者受过教育的成年人可以汉语--普通话。因此，我们很难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交流。一方面，这是我们的不利条件，另一方面，这却成为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不得不保持谦虚，并且与受过教育的当地居民保持密切关系，后者经常成为我们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