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5/20 18:19:01
2015-05-20 17:10:1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毛思宁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十大变化毛思宁
内容提要：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湖南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粮食加工技术革命，水稻生产方式和管理技术革命，粮食产量飞跃，农业机械使用与推广，医疗卫生机构的完善与普及，交通道路和交通工具变化，电力化的实现，宣传媒体变化，风俗习惯变化，教育革命等等。 一 儿时的记忆 本人小时候的记忆，也是我们家乡当时的现状。印象最深刻的是发生在一九五八年的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村子里突然摆放了一台脚踩打稻机，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小叔一起踩着玩，当时只有三四岁的我看到滚筒转得很好看，便伸手去摸，结果右手食指被打断了一节，留下了终身残疾，为以后的生活、学习、劳动和工作埋下了隐患。其次是粮食加工劳动，我从小生活的这个村庄，地处湖南南面丘陵地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自然院落，到我知事的时候，大概有二十来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吃饭。粮食加工完全是原始社会留传下来的石器和木器(参观过韶山毛主席故居的人们都见过)。全村只有两副枘(同音)子(把稻谷加工成糙米)，两条风车(把糙米谷壳分开)，两副石磨(把大米，麦子或荞麦加工成粉末)，一个石碓(把糙米加工成熟米)。将一担稻谷加工成能做饭的大米，要经过好几道工序，好几天时间才能完成。既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就是全家大小能干活的人都上阵，一次也只能完成一两道工序，有时候一道工序没干完大人出工走了，小孩就只能守在那里(赶鸡，赶鸭)，直到父母收工回来再接着干，我从小经常帮父母干这些活，有时也帮别人干。 红薯粉加工更是一件费劲事。工具倒是很简单，随便找一块搓衣板似的樟木板，中间打一个四四方方的洞，找一块比洞略大的铁皮，用铁钉在铁皮上密密麻麻地钉十几排小孔，翻过来固定在木板上就成了。磨粉时用手拿着红薯在铁皮上来回搓动，这样一个一个地搓磨，多长时间才能搓磨一担红薯呢?何况像我这样年幼初学干活的人，常常是磨得满手流血，伤痕累累，这就是我儿童时代的记忆。 二 粮食加工技术革命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家乡带来的第一大变化是粮食加工技术革命，用碾米机，红薯磨粉机和小麦磨粉机代替传统的石器、木器和搓薯板。大概是在一九六六年或者一九六七年，离我家不到一里路的隔壁生产队修建了一座小水坝，安装了一台碾米机和红薯磨粉机。刚开始的时候，附近几个大队的人家都赶到这里来加工大米和红薯，每天早上都排成长龙，进进出出，来来回回，一时成为一条非常亮丽的风景线。后来附近各个大队或生产队相继都安装了自己的碾米机和磨粉机，有河流的地方用水坝，没有河流的地方则用柴油机带动。这样，在我们家乡沿用了几千年的原始粮食加工技术，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先进的碾米技术和磨粉技术代替了。从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彻底告别了石器、木器和搓薯板时代，费时、费劲、费精力的繁重粮食加工劳动在文化大革命的嘹亮歌声中结束了。 三 水稻生产的两次革命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家乡带来的第二大变化是水稻生产的两次革命。第一次发生在文革初期，改一年种一季水稻为两季水稻(早稻和晚稻)，以及与此配套的许多水稻种植和管理新技术推广和应用。第二次是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这两次革命给湖南粮食产量带来的两次飞跃不仅在中国水稻生产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整个世界水稻生产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全国农村有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一个叫做“农业学大寨”，一个叫做“粮食产量跨纲要”。关于“农业学大寨”在我们家乡只是喊喊而已，在我的印象里没有见到什么实际行动。因为湖南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有地就能种庄稼，有水就能养鱼，没有什么穷山恶水可改造。关于“粮食产量跨纲要”在我老家则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所谓“跨纲要”实际上是三项粮食产量指标;黄河以北平均亩产400斤，黄河以南平均亩产600斤，长江以南平均亩产800斤。文革初期，要在湖南实现平均亩产800斤的困难非常大。因为按照传统的水稻种植模式，每年只种一季水稻，一般是三四月抪种，五六月插秧，八九月收割，平均亩产在400~600斤之间徘徊，自古如此。水稻品种也比较单一，主要有红米、粘米、糯米三种，种植周期基本相同，没有早稻、中稻和晚稻的说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为了实现粮食产量跨纲要，进行水稻种植和培育管理技术革命势在必行。其中改种一季水稻(中稻)为二季水稻(早稻和晚稻)就是最重要，最有效，收获最丰硕的措施之一，与此配套的还有水稻品种的革新，文革初期在湖南出现的水稻新品种有“湘矮早一号”、“湘矮早二号”、“湘矮早三号”和“湘矮早四号”……等等。还有合理密植，划行插秧，晒田(自古以来为深水种田)，开厢通风，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等等。总之，是按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进行全面技术革新。通过这一系列新技术、新措施的全面实施，湖南水稻生产打了第一个翻身仗，粮食产量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但纲要跨过去了，就是平均亩产超千斤也是触手可及的事。 湖南水稻生产的第二次革命便是袁隆平老师发明的三系杂交水稻品种的推广。所谓三系杂交是指雄性不育不育系(简称不育系是母本)雄性不育保持系(简称保持系是父本)，雄性不育恢复系(简称恢复系也是父本)。其中不育系和保持系杂交产生的种子还是不育系(叫母本繁殖)，不育系和恢复系杂交产生的种子就是水稻的高产品种(叫制种)。 本人极为有幸地参加了湖南早期杂交制种工作，从一九七五年夏秋(晚稻)开始到一九七八年十月离开家乡为止，共进行了五届杂交制种工作，前两届算是学习(有老师带领并讲课)，后三届则是独立带领乡亲们完成。具体过程是一九七五夏秋在县农科所学习制种，当年冬天至一九七六年春夏赴海南省乐东县乐罗公社制种，从一九七六年夏季开始连续在家乡从事制种工作三届，到一九七八年十月离开家乡时，最后一届所制杂交种子已经谷粒饱满等待收割了。值得一提的是，袁老师刚发明杂交水稻时的种子产量很低(亩产只有20多斤)。七五年我所参加的制种队，种子产量已达到60斤左右(听老师说的)到海南制种时已超过100斤，后来各届制种产量基本稳定在100斤左右。这说明早期参加制种工作的广大群众和干部在制种工作中也是发挥过主观能动作用和想过很多办法的。 杂交水稻优良品种是袁隆平老师在一九七三年或者一九七四年研制成功的。一九七四年冬湖南各县农科所便派人赶赴海南和南宁等地进行大面积育种，七五年夏秋各公社农科站派人到县农科所学习制种，当年冬季各制种队又分赴海南和南宁，真是马不停蹄，制种队伍迅速壮大，制种产量迅速提高。到一九七六年夏秋湖南全省基本普及杂交水稻生产。杂交水稻的迅速推广与普及，为湖南全省水稻生产打了第二个翻身仗。因为杂交水稻单产达千斤以上，最差的也有八百斤。这就彻底解决了湖南人民的吃饭问题。后来随着杂交水稻在国内和世界范围的推广，自然也就解决了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吃饭问题。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学发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迅猛发展，获得如此伟大效益，这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做得到?只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才能做到!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现代农村才能做到! 四 农业机械的使用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家乡种田的农具是祖传的，除了梨、耙、锄头、挂耙是铁器以外，其他大部分农县也是石器和木器。比如水车，在湖南丘陵地区种植水稻的农田分为水田和旱田，所谓水田是比水库水位低的农田，旱田是比水库水位高的农田，靠人工车水才能保证收获，这种车水用的水车就是木制的。每年夏天车水是旱田管理最繁重，最经常的任务，主要劳力，主要时间都花费在不同旱田的车水灌溉上面，地势较高的旱田，同时需要四五条水车盘水才能灌溉，盘水对体力较弱的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劳动，往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甚至头青脸紫。遇到天旱年份，全部劳力不分白天黑夜都忙于车水劳动。比如木马，所谓木马实际是一个三条腿的木杈，前面两条腿上各卡一个木栓，再在前面两条腿上架一块沉重的石板(两个男劳力才能抬动)，用于水稻脱粒，老家叫打木。就是用双手握住一手禾在石板上一下一下地砸，砸一下摇晃几下，或者砸一下甩一下，把谷粒从禾杆上砸下来，这也是一件十分麻烦，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仅工序就有好几道：如打禾、锁草、拖草、晒草等等，往往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一场禾打下来全身又累又脏又痒。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种农业机械陆续在我们家乡出现，如柴油抽水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公社才有)，机耕船，插秧机，脚踩打稻机，自动打稻机(柴油机驱动)，电动打稻机等等。至今我还记得，文革初期我们生产队购买的第一台打稻机与一九五八年打断了我手指的那台打稻机一模一样。一九五八年我出事以后，那台打稻机就不见了，以后七八年间再也没有见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才真正使用打稻机。随着各种各样大、中、小型农业机械的推广与使用，大大减轻了农业生产劳动强度。也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家乡才真正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代。 五 电力化的实现 湖南农村自古以来使用的是油灯照明，解放以前使用桐油灯(韶山毛主席故居里，主席卧室摆放的就是这种灯)，解放以后使用煤油(也叫洋油)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煤油柴油混用。公社，大队举行大型活动时(文艺汇演，唱戏)使用汽灯。上小学的时候，曾经学到过一篇描述城市生活的课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开关一按灯亮了，笼头一拧流水哗啦啦。”当时既不理解，也不明白，只是觉得特别神奇。这篇课文引起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时隔不久，我家附近的几个生产队真的使用上了电灯。那是一九七零年秋天，原来用作碾米磨粉的小水坝改成了发电站，专门为公社发电(公社成立了广播站，实现户户通有线广播)。沿途几个生产队搭便车使用上了电灯照明。一九七三年前后，我们公社又接通了高压电。有了高压电，原来用柴油机带动的很多农业机械设备，又改成了电力驱动，如电动抽水机，电动碾米机，电动磨粉机，电动打稻机等等。电力化的实现，进一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随着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和电力化的实现，农村劳动力获得极大解放，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向了农业以外的各行业建设，除了派人参加国家和当地各级政府修建大中小型工程，社办工厂，采矿业和大队企业以外，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面抓现金(相当于现在打工)。其中属于三线建设的湘黔铁路就是在一九七一年由湖南农民为国家免费修建的(当时每一个生产队出一个劳力，大队，公社县都派领导进行组织，国家只给参建人员每月几块钱的生活补助)。所谓抓现金就是当事人(未结婚的青年)给生产队交一定数量的钱(一般是工值的三四倍)，生产队给当事人计全年工分。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大队承包了湖南省第三煤炭勘探大队的搬运工程，所以我们大队包括本人在内的很多青年人都在这个勘探队工作过。这样以来，无论是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收入，还是生产队集体经济收入都成倍增加，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并且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六 医疗卫生事业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前，缺医少药是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看过电影《春苗》的人应该对当时全国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有所了解。不过与《春苗》所反映的江浙一带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相比，湖南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要差很多，至少我的家乡是这样。下面我以我所在的公社为例做一简单介绍：我们公社共有14个大队，方圆约五平方公里，近万人吃饭，包括由两个老中医构成的公社诊所在内，公社机关和全部小学都是借用民宅开办的。两个老中医以出诊看病为主，因此，一旦有人生病很难找到医生。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都十分低下，到六十年代初期肺结核(痨病)还是不治之诊，我外婆一家四口人有三人在六十年代初因患肺结核病尔死，两个舅舅离开人世时还不到三十岁，所以我外婆一家没有后人。另外，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具体是一九六六年还是一九六七年我记不清了)，还发生过三起死亡病例，我的一个弟弟只有三，四岁病死了，另一位是村里一个姑辈女孩十来岁病死了，第三位是姐辈姑娘二十岁左右病死了，这三人都没有什么大病，都是因为医疗卫生条件太差去世的。再者，本人的手指伤成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与没有有效医治直接相关。 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决定农村病人命运的治疗过程：文化大革命前，我的老家如果有人生了病，第一阶段是土法治疗，有三种方法，既刮痧(在湖南叫扯痧或揪痧)，拔火罐，点灸。前两种方法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我不想多说了，点灸好像是我们湖南农村独有的，就是在前两种方法无效的情况下，采用火疗，具体操作过程为：用一根灯芯草，一只小桐油锅，一盏煤油灯，将灯芯草在桐油锅里醮一下，用煤油灯将灯芯草点燃，然后在病人的胸前或者后背(不同的病烧不同的地方)烧一下(病人身上出现一个火柴头大小的斑点)，这是很恐怖的治疗方法，每烧一下病人都要全身搐抖一次，有的病人甚至呲牙咧嘴加全身颤抖一次。就这样醮一下，点一下，烧一下，抖一下，一直烧出一大片斑点为止。如果这三种方法都无效，就请一个老中医来把把脉，看看舌苔，开个处方，检几付中药吃了。一个中医对一个病人最多看三次，换两个处方，如果还是治不好，再叫医生就叫不来了，对于大人这就意味着等死，对于小孩，一般妈妈还会使用一些迷信方法(如算命，收胎，问仙等)。这种方法再无效，小孩也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我在老家见到病人的命运。 作为农民出身，并且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十分了解，十分清楚，十分明白。因为他自己的父母都是在没有大病，年龄也不算很大(50岁左右)时相继去世的。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他老人家多次发出重要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典型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压根就没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当成一回事。因此，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毛主席对此十分生气，他在一九六五年批评当时的卫生部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伴随着打到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声，湖南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革命性飞跃，主要表现为赤脚医生大量出现，县、区、公社、大队四级医疗网的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行这三个方面。 1 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 从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开始，我们公社出现第一批赤脚医生，半年以后第二批又回来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我们公社每个大队都有了一个或者两个赤脚医生(较大的大队有两个，较小的大队有一个)，他们平时和普通社员一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了病人随叫随到，以西医为主，包括量体温、量血压、打针、吃西药，再加上针灸等，每个月到公社医院学习或交流一两天，大队每年给每一位赤脚医生补贴一定工分。 2 公社和区两级医院的建立 与赤脚医生同步的是公社医院(叫卫生院)和区级医院(叫地区医院)的建立，卫生院的医生数量增加了，还有几间病房(可以住院)，同时有了中医和西医，看病也分为坐诊和出诊两种，公社医院可以做人流和结扎等简单手术。地区医院的规模更大，有大夫，医生和护士，可以做大型手术，分内科、外科和中医、西医等。县医院(叫人民医院)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我不太清楚，因为离我家很远(四五十里)，应该是解放以后就建立了。 3 合作医疗 随着农村医疗卫生网的建立，我们家乡迅速实行合作医疗，就是按照农村的现有人口每人每年给公社卫生院交1元钱，由生产队代缴，一般是在公社发放社办企业工人工资(社办企业工人公社给生活补助，工人工资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给工人计工分，参加生产队分配)时扣除，所有社员不需要花费1分钱，对农村的所有人员，包括公社干部和公办教师在内全部享受免费医疗。这样以来，小病赤脚医生随叫随到，中病进公社卫生院，大病送地区医院。打针吃药做手术不花一分钱，没有任何手续，简单方便。从此彻底改变了湖南农村缺医少药、看病难的问题。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家乡的10年时间里，再没见到，也没有听说过有英年早逝的事发生。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迅速提高。 七 宣传媒体的巨大变化 文化大革命以前，农村的信息传递方式非常原始，上小学的时候(本人就读的小学是公社中心小学，低年级和高年级都有，各大队小学只有低年级)，经常看到老师让一些学生提前回家，刚开始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送通知，就是公社要召开大队干部会议，提前写成纸条送到学校，学校再把纸条交给附近的学生(有的可能是当事人的子女)，让学生把纸条送给参加会议的人员。大队开会一般是通过喊话或者传话实现的。公社以外的消息只有通过报纸传递(生产队有一份《湖南日报》)，邮递员隔天送一次，另外是土广播(学校的老师，每天早上用铁皮喇叭高声喊读报上重点内容)。我第一次听到收音机广播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当时我有一个在武汉工业学院上大学的堂表哥，武汉“七二〇”事件不久回到了家乡，带回一台自己安装的收音机，附近的人们听说了很好奇，吃完晚饭以后，一些年轻人跑到他家凑热闹。第二次是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公社中学的一位老师是我所在村的女婿，晚上拿着学校一台收音机来到村子，好事的人都聚集到那里听收音机唱样板戏。后来我们公社办起了广播站，实现了村村通有线广播，每天早、中、晚三次，既播新闻，也放音乐和样板戏。山巅上的高音喇叭特别响，几里路以外都能听到。再后来公社与各大队之间又安装了电话(磁石话机)。这样我们家乡终于告别了靠人走路传递信息的古老时代。 八 交通道路与交通工具的变化 在湖南丘陵地区，路就是田埂，每条田埂都可以走路。所谓“大路向天，各走半边”的大路是比田埂略宽一些沟通各城镇之间的石板路。石板路的每个交叉路口都有一个小石碑，写明左走什么地方，右走什么地方。无论是区镇与区镇之间，还是区镇与县城之间，全都是这种石板路沟通。开会也好，出差也好，赶集也好，全都是步行，记得一九六三年，或者一九六四年春节前后我们家乡下了一场很大的雪，连续一二十天不停。到处结了很厚的冰，河里、田里、水库里、池塘里都可以走路。就像二〇〇八年韶关和郴州地区那场大雪一样，给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县里正在开区社两级干部会议，结果所有参加开会的人都被困在县城，连回家过年都回不成。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们公社组织各小学的学生代表到县城参观“抗大展览”，从学校到县城有四五十里石板路。这是我第一次远行，第一次看到电灯，第一次看到精彩表演(县二中师生晚上为参观学生表演节目)。等我长大能到处走的时候，这种石板路的石板已经时有时无了，大部分都被搬到晒谷场当做打禾的石板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们家乡的各级公路逐渐修起来了，首先是修通县城与各区镇之间的公路，并且很快通了班车(大客车)。然后是修通各公社至区镇的公路，我所在的公社曾经修过三次公路，前两次都半途而废(可能是设计不合理)，第三次是一九七四年冬天修通的这条公路正好从我家跟前通过，也是现在通往外地的唯一交通要道。值得一提的是七四年修成的这条公路虽然是土路，但很宽敞，很平整，偶尔也有汽车驶过，经常来往的主要是大型拖拉机(我所在的公社买了一台大型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自行车的身影就更多了。到一九八九年我回家探亲时，整个公路坑坑洼洼，烂得不成样子了，别说通汽车，连自行车都没办法骑了，因为弟弟在区镇上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想让我骑自行车回家，结果是推着回去的。更糟糕的是，二〇〇七年我领着夫人和孩子(这是第一次带家人)回家探亲，这条公路比八九年更烂，以至于十几岁的孩子不愿意走这么烂的路，至今还没有回过离区镇只有几里路的老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天天喊村村通公路，可是在我的老家，早在一九七四年已经修通了的公路都不通了，真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重天啊!随着公路的修通，交通工具也改变了，自行车，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随时可见。通行了几千年的石板路时代结束了!流行了几千年的肩扛手提时代结束了，流行了几千年的步行时代结束了! 九 集体企业大发展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的家乡，区镇以下，除了家庭手工业以外没有任何企业，就是湖南最流行的鞭炮加工，也是家庭副业形式开办的(我所在的村子，几乎人人都会做鞭炮)，解放前没有土地的人家全靠做鞭炮为生。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除了农业生产是集体劳动)没有太大的变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特别是农村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和粮食加工机械化以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成倍増加，每个生产队除了把青年人(未婚男子)放出去抓现金以外，有手工艺的家庭也专门从事手工业(和抓现金的人一样给生产队交钱)，参加县、区、公社、大队四级修建的农业基础工程，公社和大队两级创办的企业，也是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参加所有工程是义务劳动(补贴由生产队出)，参加企业工作给工资(归集体所有，个人生活补贴，也是创办单位支付)。本人所在的公社开办了一个露天锰矿，由于这个锰矿正处两个公社的交界处，两个公社互相竞争，生意非常红火，效益也很好。不久，我们公社就开始修建办公楼(三层楼的四合院)，卫生院和公社中学等建筑工程。我所在的大队也开办了一个砖瓦厂和一个林场(以种桔子树和水蜜桃树为主)，大队有了经济收入以后，也修建了自己的办公室(平房)和小学校舍。通了高压电以后，又开办了一个粮食加工厂和挂面厂。随着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企业开办和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条件获得极大的改善。 十 破四旧，立四新 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历经多少朝，多少代的轮换更替，农村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其根本原因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封建风俗和封建习惯长期垄断社会，深入人心，禁锢着所有人的灵魂。伴随这些封建意识形态流行的是封建迷信思想。凡是解放前长大的劳动人民全都是睁眼瞎子，三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一个字，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公社都是如此，就是富农分子认字的都不多，只有地主以上身份的人才会有文化。就是这样完全没有文化的人，都会用封建思想教育后代，小时候听我妈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男孩子要有“刚两之气”(原话，大概是三刚五常的意思)，教育我妹最多的一句话是女孩子要守“三从四德”。由此可知，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是何等的深入人心。同时我母亲也是我们村子里迷信思想最严重的人，我出生的时候，村子里一个老人说我“时候八字不干净”(长不大，短命鬼，不会超过十八岁)，所以只要一见算命先生(瞎子)她一定要给我算命，当我生病的时候，更是到处找人算命，还有很多迷信活动我也说不清楚。另外，还有两项活动也很有意思，一项是“哭嫁”，当女儿出嫁时，提前半个月，每天晚上半夜三更母女两人边哭边唱，互诉衷肠，天亮就不哭了，一直哭到出嫁的那天早上。另一项就是“唱丧歌”如果村子里死了老人(六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人不唱)就请唱歌师傅通宵达旦地唱，唱歌师傅脚踩一种锣器(家乡的名词我翻译不出来，就是两片铜叶相撞的那种)，左手提着小锣(老家叫顶锣)，右手拿着鼓棒，唱一句敲打几下，看起来很有专业技术，到了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开始烧香(死者的后人和所有小一辈的亲戚，后人每人只烧一次可以给也可以不给钱，最倒霉的是女婿，唱歌师傅缠着不放，他唱一段好话，你往他钱箱里放一次钱，越是小气的人越是缠着不放，如果大方一点的人，他唱上两三段就让你走了，实际这是唱歌师傅赚钱的一种手段)。烧完香以后开始打卦(代替死人说话)，女人们特别相信这个，阴卦不算，阳卦就是死人的遗愿。再后来就是招魂送魂什么的。越到后半夜名堂越多，或者说越好看，过了十二点，后人(女儿)给在场的人招待一夕夜宵(一般是每人一碗面条)。从老人去世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葬礼结束，全由唱歌师傅主导。总而言之，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各种各样的封建迷信治动会伴随一生。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小时候为了给母亲治病，也曾步行几百里，到衡山为母亲烧香拜佛。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老人家应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伟大革命。这也是他老人家早年和蔡和森，萧子升等先进学生成立“新民学会”时确定的奋斗目标，因为“新民学会”的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把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什么晚年错误，真是丝毫不懂毛主席的理想和抱负，丝毫不懂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无稽之谈。其实“破四旧，立四新”就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完成的五大任务中的首要任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短短的一段话把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任务解析的何等明确和清晰呀!要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和缺点(本人也有写这方面文章的意愿)只能以这五条作依据。事实上三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按照这几条去做的，并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运动。至少我的家乡是这样的。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波及到农村的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四旧，立四新”二是“教育革命”(下一点专谈)。湖南农村“破四旧，立四新”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一天上午，大队红卫兵(可能是在城市上中学回乡的学生)通知各生产队的几个青年人去开会(不是干部会)，中午回来便把神龛砸了，菩萨也搬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反对说会显灵，捉弄搬菩萨人的)，小孩当作玩具玩了几天就不见了。我父亲作为贫协组长也去了，回来以后，拿把菜刀将自己家里一张非常高级的樟木雕花木床(雕有龙、凤、麒麟一类吉祥物)砍得乱七八糟。母亲回来以后还和他大吵了一架，特别是后来听说隔壁生产队有一张与我家一模一样的床没有被破坏，我母亲埋怨父亲很长时间，可能到死都在埋怨他。随着神龛被毁过年过节的烧香拜佛仪式自然终止了，同时所有的宗教迷信活动全部被禁止。但是唱丧歌的活动从来没有禁止掉，只是增加了一些如白毛女一类的新歌词，大队干部来检查时唱新歌词，大队干部一走又是老一套。另外下葬仪式由白天改成黑夜了，一九七一年我奶奶去世就是深夜三四点下葬的。取而代之的是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唱样板戏等文艺宣传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各小学，各生产大队相继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我所在的中心小学(六九年以后改成了公社中学)经常到附近的大队或生产队进行演出，各公社之间也有交流演出，记得“九大”闭幕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相邻公社的演出，演出中间学校的一位老师宣读了“九大”闭幕的大好消息，并赢得热烈掌声。演出的类型有慰问演出，汇报演出，交流演出，文艺汇演等几种形式，还有县剧团下乡演出，文革期间我们在公社舞台上就看到带有背景的《智取威虎山》现代京剧演出。随着这些丰富多彩的各种文艺宣传活动的增加，流行了几千年的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真的在湖南农村消失了。通过这一破一立，农村的社会面貌和农民们的业余生活产生了质的飞跃。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气，所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 十一 教育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学校教育(无论城市或者农村)具有很大冲击。因为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北京大中学校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师生运动，小学基本没有参加(至少农村是这样)，最多就是在报纸上抄一段文章作为大字报贴在学校的墙上(主要是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内容)，而且时间很短(一九六六年上学期期末)，我们学校没有出现过一张批判本校老师和领导的大字报，所以谈不上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背诵毛主席的文章，学生背，老师背，小学背，初中背，高中照样背，刚开始背“老三篇”，接下来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再后来便是毛主席的其他重要著作，比如《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自由主义》，《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至今我还保留一本留下很多背诵记录的毛泽东选集四卷珍装本。 我所说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习内容减少了，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正好赶上我该学《自然课》的时候，我所在的班只上了一节自然课就停了。小学只学了语文，算术两门基础课，初中只学了语文、数学、政治、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和英语(只学了一个学期)这几门课，上高中还是这几门课，但是没有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改成了物理和化学。所以针对我们这一代在文革期间求学的人来讲，基础知识存在很多缺项，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二是教学秩序受到一定影响，一九六六年下学期，有些老师上着课突然走了，学校也不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代课老师，所以有些课时上时不上。三是在六六、六七、六八这三年，除了小学以外，各级各类学校都没有招生。所以在这期间毕业的中小学生都有过失学的经历，本人小学毕业后失学一年多，高中毕业又失学五六年。凡是出生在五十年代，求学于六七十年代的人，无论城乡大都差不多，都有年限不等的失学经历。 恰恰是这些失学经历铸就了新中国与人类历史上完全不同的一代新人。首先我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谈两点体会;第一是激发了求学欲望，小学毕业时只有二三十岁，在农村不上学就只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由于小时候右手受伤，学干活都是左手，人称左撇子，干起活来不好看，有些活还干不好，老是被人说三道四。特别是在劳动过程中，时常听到学校里发出来的嘹亮歌声和朗朗读书声，自己简直羡慕的垂涎三尺。人总是这样的：得到的东西不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宝贵。所以从上初中开始就变自发学习为自觉学习了，有了自觉性学习成绩自然也就有了突破。第二是饱经社会实践的历炼，经风雨，见世面，长才智。高中毕业以后在近六年的回乡生活中，曾经在湖南第三煤炭勘探队当过临时工，当过生产队干部，当过农村工作队队员，修建过公路，在通电过程中，是生产队唯一的主力电工，成立农科站以后，还试制过土化肥，试制过沼气池。从一九七五年开始连续进行了五届杂交水稻的制种工作，这些社会实践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就全国而言，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年龄六十岁左右至七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都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你主动还是被动，无论你自觉还是自发，都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熔炉里进行年限不等的磨炼。尽管当时所有人都不理解，或者迷惘，傍徨，甚至痛苦。这些磨炼客观上让这一代人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和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技术，经验和能力。这一代人正是当代社会所有战线的核心和骨干。仅从习近平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以后的表现来看，我们抛开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不说，单就领导能力，领导水平和办事效率来讲，就比毛主席逝世以后的中央历届掌门人强得多。 这正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辞辛苦八次接见红卫兵，号召广大青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良苦用心和关键动机。因为早在一九六四年《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主席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八岁启蒙读书，十三岁被迫休学在家务农，父亲把他当长工使用。由于他聪明能干，勤劳朴实，样样在行，事事里手，是父亲不可多得的帮工。休学期间他几乎借遍了韶山地区和外婆家乡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无论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还是肖子升的《我和毛泽东的乞丐生活》都有生动形象的描述。在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以后，产生了恢复学业的强烈欲望。可是目光短浅，一门心思想着发家致富的父亲 怎么可能眼巴巴的看到这棵摇钱树变成花钱的“败家子”。于是便请韶山地区德高望重有学问的老师，乡亲和朋友来帮他说情，哪里能轻易说动倔犟固执的父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搬动包括王季范老师在内的外婆家全部亲戚来集体说辞，才勉强让父亲动了心，这时的毛主席已经17岁了。一九一一年到长沙以后，先是当兵，次是自学，直到一九一三年在父亲不进学校不给钱的无奈情况下，选择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五年。就是在这五年求学期间，他也不失时机地、自觉地融入中国社会这个大熔炉里穿越数千年的历史隧道，遨游浩瀚的宇宙空间，踏遍湖南的山山水水、庙宇寺庵、走贫问苦，遍访文人墨客、名流隐士、山僧斋女。用毛主席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读无字之书。毛主席一生的教育革命思想，教育革命理论，正是他自身成长经历和经验的完美体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教育革命的措施，正是他自身成长的经历和经验转化成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新中国第一代新人的有效途径。 如果我们把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对学校冲击(包括初中以上学校停止招生)叫做“破”的话，那么“九大”以后各级各类学校的兴办和各级各类学校恢复招生就是“立”。毛主席早就说过：“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毛主席一生的使命就是“破”和“立”。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破坏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破坏一个旧思想，建立一个新思想;破坏一个旧文化，建立一个新文化;破坏一个旧风俗，建立一个新风俗;破坏一个旧习惯，建立一个新习惯。显然自一九六六开始到一九六八年的三年文化大革命，把自十九世纪开办洋学堂以来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破坏了。“九大”以后立即兴办起来的新学校，新教育制度，与一九六六年以前的旧学校，旧教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下面以我所在的县为例，将“九大”以后教育革命给湖南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作一简单介绍。 1.办学规模数十倍扩大 我所在的县在毛泽东时代共有13区，83个人民公社，以我所在公社人数作为平均数进行计算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概有80万—100万人，全县只有两所高中学校(县一中、二中)七所初中学校(县一中—七中)，我所在区只有一所附中(以小学为主，附带一个初中班)。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九大”闭幕后)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凡是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小学毕业和初中肄业的同学在某地报名上初一、初二中学，凡是在此期间初中毕业的同学在某地报名上高中。也就是公社办初中，区里办高中。这样原来的两所高中扩大到了十三所，初中则由七所扩到了八十三所。事实上湖南农村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普及初中教育，一九七四年基本普及高中教育(公社办高中)。老师就近任教，学生就近上学。县里也开始兴办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卫生学校等)，小学则由各大队承办。 2.学制变化 小学由六年制改成五年制，初中由三年全日制改成两年半日制，高中由三年全日制改成两年全日制。 3.课程内容变化 首先是课程大大减少，初中只有政治、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物理、化学)这几门课，外加天天读(读背毛主席著作)，高中也这几门主课加上英语(农村学生都不爱学，本人也是如此)，另外，天天读改在早自习进行。其次是每门课程内容也大大地删繁就简，只有最重要的章节和最主要的基础知识，没有任何难题，偏题和怪题。语文教材中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文章比较多，并且这些课文老师大都要求背诵。作文主要有批判文章(批判内容为“读书做官论”和“唯生产力论”)和心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两种类型。并且每年重要节目(“五一”和“十一”)的作文展览也是这两种类型。 4.招生制度革命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除了中小学大规模兴办和恢复招生以外，新办的“五七”大学和“五七”专业学校，以及原有的各级各类大中专学校也陆续恢复招生。除了高中招收推荐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以外，其余所有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一律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含两年)实践经验的历届初高中(农村户口是高中)毕业生，首先照顾城市下乡知识青年，采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主要是大队干部推荐)，领导批准(主要是公社领导批准)，指标分配到公社。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叫做“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其中一九七三年搞过一次“推荐”加考试的招生尝试，后来被张铁生事件搅黄了。也正是这一年北京的黄帅事件和河南驻马店一个小学女生跳井事件，对湖南中小学教育的影响也比较大。不过湖南参加考试的学生都走了。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所谓“老三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农村回乡青年)的绝大部分，以及一九六九年以后毕业的高中毕业生的一部分陆续被推荐各大中专学校和职业学校深造去了。恢复高考以后的“七七”“七八”届大中专学生算是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间散布在全国城乡的历届优秀初高中毕业生的收网招生，因为“七七”届百分之百是历届生，七八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历届生，到七九届就已经基本上是应届毕业生了。 毛主席逝世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工农兵学员被打入另册，无论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学生，还是高等学府的精英们，一提起“工农兵学员”都有一种不屑一顾的神色，文凭也比考进大学的学生低一个档次(专科)，总而言之就是低人一等。但是不久“工农兵学员”这个名词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不是因为时间太长精英们把他们淡忘了，而是这些毛主席亲自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为毛主席挣了气，扬了威。他们用自己骄人的成绩向人类证明：他们虽然没有通过考试就上大学，并且学制也只是三年。但是他们为中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不比考进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有一丝一毫的差别，比如我求学的那所大学，我们系唯一留校的一位七五级工农兵学员，九十年代竟然成为我们学校最著名的教授，竟然成为本专业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顶尖的科技领军人物。我见过他独自为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讲解自己发明成就的照片(照片中只有他和江主席两个人)。另外，习近平主席不也是七五级工农兵学员吗?铁的事实证明，只有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才是培养人才最有效最快捷，最伟大的教育方式。 下面我再以自己的求学经历，介绍教育革命给我们家乡学校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的小学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正好赶上初中不招生。整个小学期间我的成绩和表现都很一般，所以小学的各种活动基本上没有我，只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学校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又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可能是自己背毛主席的书背的比较快，比较多，再加上平时爱做一些别人不太爱做的事，引起了学校的重视，毕业前夕作为中心小学的唯一代表参加过一次公社组织的讲用团，到全公社各小学介绍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仅此而已。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我就读的中心小学(家门口)开始初中生活。如前所述，由于失学经历，再次踏进学校的大门时，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都增加了。有了自觉性和主动性学习成绩自然也就有了突破，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学期间遇到了自己终生难忘的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引上了热爱学习的金光大道，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福气。 进入初中以后，我接触的第一位老师(班主任，数学老师)是一位刚毕业的高中生，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很久还不见老师来上课，学生开始吵闹起来，他才从座位站起来说：“我不在这里嘛”。然后才走上讲台开始上课。当时我很失望，心里想：这样的老师能教好学生吗?正是这位比我大不了多小，个子也不太高，又不敢上讲台的老师，把我带进了数学王国。他上课爱耍鬼脸，还有很多滑稽动作，让我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也跟着活跃起来。不久我的数学成绩从班上冒了出来。他很喜欢我，我的学习更带劲，记得一次考试我半个多小时就交卷回家了。第二天公布成绩，我得了90多分，把其他同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从这以后，在我班上得了一个“数学家”的雅号。老师还经常给我加餐开小灶。后来别的数学老师也很喜欢我，其中一位老师还主动借给我一套(两本)《算术基本问题详解》，全部是应用题(分四个层次，不带星号和分别带一到三个星号)，这套书伴随我两年多，上高中还带在身边，当这位老师从我们学校调走的时候，把这套书要回去了，我很惋惜，进城以后我总想买一套，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正是这套书使我解应用题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记得有一次我和老师两人一起在黑板上做同一道题，结果我比他做的快，他不服气又给耍鬼脸，又做了一个滑稽动作。这个鬼脸和滑稽动作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 第二位便是我的语文老师。如果说初一我的数学成绩有了明显进步和提高的话，那么上初二的时候我的语文基础还很差，推荐我念推存，柬埔寨(毛主席“五二零”申明里有柬埔寨)我念东埔寨。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接受这位老师语文教育的，他几乎是从听写生字开始上课的，他和数学老师完全不一样，上课很严格，很正规，写在黑板上的字像是印刷出来的。他采用启发式教学，从朗读课文、分段、写段落大意，到总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都让学生先做，然后他再一项一项进行总结。他的这种教学方法，我很喜欢，表现也很积极，自然语文成绩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让学生批改作业。使我受益匪浅。他让学生批改作业不像现在的老师这样，学生批改完了就发下去，而是让学生先批改，批改完了以后他再收上去自己批改，这样他既可以发现做作业的错误，又可以发现批改作业的错误，然后把批改人员召集起来进行总结，提出下次批改作业的方法和要求。刚开始是四个组，一次作业批改下来就变成了两个组，最后只保留了一个批改小组，我一直是组长。他这种训练学生的方法，使我的朗读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得到极大提高。我现在这点语文底子就是初二这一年打下的基础(高中两年、语文课基本没听) 一九七一年春节过后，我被推荐上了高中，这是解放前的旧祠堂改成的学校，校舍很大，环境很优美，两棵高大繁茂的香樟树矗立其间，环抱整个学校，就像慈祥的母亲拥抱自己的婴儿，背靠雄伟的天子岭，前绕湘江支流的清澈河水，还有一条小溪盘旋学校门前，地势较高，有一个专供演出的舞台，是当时区镇上仅有的两处最好建筑群之一(另一处是区公所和粮站所在地)。容纳初中高中两个学校(在我求学期间合并成一个学校)并不显得拥挤。七一年初入校的学生是这个学校招收的第三届，编为五班、六班，我在高五班就读。高中是全日制学校，附近的学生可以走读(不上天天读和晚自习)，初中则和其他公社中学一样是半日制学校。 上高中对我来讲是一种全新生活，以前上学都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晚上还要做鞭炮，读书只是一种休闲机会。现在真正过上了集体生活，白天晚上大家都在一起，晚自习每个教室里六个一百瓦的电灯泡把教室内外照得透明透亮，内心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首先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雷厉风行，除了学校的一切活动按铃声行动以外，还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件事发生在刚上高中不久，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当天的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我的班主任也是高中部的政治老师(造反派出身，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湖南湘江风雷司令员，当时社会地位很高，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地区革委会常委)，对政治非常敏感。当天中午他让班长到商店买回很多红纸、毛笔、墨汁等物品，晚自习下课以后，他留下包括本人在内的十来个学生，大概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收音机采用记录速度广播，就是每一句连续广播三遍，让收听者作全文记录，广播完了以后，再全文广播以便核对。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每个人都边听边写，写完以后再一起校对，整理出全篇新闻，再让一些同学用毛笔抄写在红纸上，另一些同学则负责到街上张贴，那天晚上我们这十来个人在煤油灯下(教室晚自习下课15分钟就停电了)几乎忙了个通宵，硬是把这条新闻贴满了大街小巷，按照班主任的话来讲，就是“宣传麦泽东思想不过夜”。他组织的非常好，可以肯定这不是他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活动。第二件事便是“九一三”事件。我所在的学校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号前后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中央文件的，第二星期的作文就把批判“读书做官论”改成了批判“读书无用论”，学校开始狠抓教学质量，这个学期期中考试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内操场的哨声就急促的响起来了，把全部学生集中到操场宣布考试纪律。当学生散场回教室参加考试时，所有教室门都已经有老师把守了，全部学生不准在本班教室参加考试，并且每个课桌必须是不同年级的学生错开排座，实行闭卷考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严格的考试、通过这次考试我加深了对雷厉风行的理解，同时也明白了什么叫突然袭击。不过这次考试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考试成绩。 两年高中生活是按照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执行的，除了上课学习以外，我们自己种菜、养猪已补贴伙食。我们进校正赶上修建教学楼(这一年各公社中学也在修建自己的新校舍)，一栋包括十二间教室，十二间教舍宿舍的三层教学楼全部材料都是高中部四个班学生准备的，包括打红砖、烧红砖、挑煤、挑瓦等等，星期六、星期天还要到离学校十几里路的大山里背杉树，每次两个半轮流进行，所以第一学年的业余时间除了种菜以外，大部分都用在修建教学楼的各种劳动上面。一年之内这幢三层教学楼拔地而起，在当时的区镇上是最宏伟的建筑，远远看去很有一点鹤立鸡群的感觉。第二学年我们高中部四个班的教室和男生宿舍全部搬进了新教学楼。 高中学习的两年也是决定我终生命运和兴趣志向的两年，引路人便是我的物理老师，他是一九八一年第一批拿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学教师，在湖南全省教育界名气很大、。我的班主任从来没有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领导，包括学区领导放在眼里，对谁他都说三道四，唯独不敢说我的这位物理老师。第一年他教物理、化学两门课，第二年来了一个化学老师(衡阳三师毕业)，他才专教物理。我记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头天考物理我早早地交了卷就离开教室，第二天考化学的时候，他单独给我出了一份试卷，就一道题，让我在教室里足足逼了两节课也没有做出正确答案来。这是我四年中学生涯中唯一一次考完两节课并且交卷以后心里没有底的考试。就在我交卷的时候，他笑咪咪地对我说“今年暑假你不能回家了，学校已经决定让你参加物理实验讲解小组”。 这年暑假全县中学教育革命现场会在我校召开，实际是自制物理实验仪器展示会。就是说我的这位物理老师在两年时间内(一九六九年五月兴办高中到一九七一年暑假)就把高中物理全部原理都用自制的教学仪器展示出来了。比如为了说明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他用一块电磁铁吸住一根白色的铁管，旁边用一个转盘卡住一支毛笔，笔尖恰好对准铁管，手摇转盘达到一定速度(匀速圆周运动)时，切断电源，铁管落下时，毛笔在铁管上画下距离不等的墨痕，这就形象生动的说明了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直线运动，再比如为了说明平抛物体运动和自由落体运动的关系，他在一个木框前方用一块电磁铁吸住一块飞机模样的铁皮，后方用一个弹枪放一粒跳棋弹子，枪口用一根铜丝沟通电磁铁电源，弹子飞出枪口时正好切断电源，结果弹子击中飞机，这就说明平抛物理运动一方面做匀加速直线运动，同时又在做自由落体运动等等。 全部仪器分成两个展室，由四个同学讲解，一年级两个同学讲解力学实验，二年级两个同学讲解电学实验。由于二年级的同学快要毕业，所以老师要求我们两个一年级的同学除了准备好自己的实验和讲稿以外，还要跟着二年级同学做电学实验。从这个暑假开始，我和六班的那位同学便成了物理老师的“私人秘书”，除了上课以外，要么和老师一块做实验，要么帮助老师制作教学仪器(班上的所有活动基本上不参加了)，另外，新盖教学楼的照明电器和电路也是物理老师带领我们两个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安装完毕。一九七二年又赶上湖南省举办教学仪器展览，要求我们学校制作六件仪器参展，所以第二学年的暑假又忙于制这六件教学仪器，参展的结果是三相电机说明器(包括三相发电机三相电动机)获全省第一名，原子弹爆炸原理说明器(也叫链式反应说明器)获全省第六名。一九七二年下学期湖南省中学教育革命现场会在我校召开，在这次现场会期间我见到了老师的老师(湖南师范大学一位姓康的老教授)和省教育厅的一位厅长，并与他们座谈。那位康教授在学校待了几天。现场会不久，《湖南日报》刊登了我们学校的事迹，这无疑是值得全校很自豪的一件事，别说是刚创办才两三年的一所农村中学，就是我们县也很难看到《湖南日报》报道的消息，在近一年半时间里除了接待这两次重要的现场会以外，还接待了很多各种规格的参观团。比如校级参观团，县级参观，地区级参观团等等。一九七二年我们还接待过贵州省的一个参观团。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接待参观团的讲解工作全部安排在晚上。 对本人而言，除了第二学期讲解力学实验以外，第三四学期都是以讲解电学和无线电实验为主，制作的教学仪器也是电学方面的教学仪器，在这位物理老师的培育下，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电学和无线电技术。所以到一九七八年考大学时，尽管在杂交水稻制种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当时公社相关领导和喜欢我的老师都劝我报考农业大学，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与电密切相关的专业，当了一辈子传教电专业课程的教师。整个高中生活就是在这种忙碌，紧张和幸福地氛围中渡过的，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段值得自豪的经历。 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在湖南农村井喷式创办初高中学校和实行教育革命，为湖南农村普及初高中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湖南农村的教育水平，这几年培养的绝大部分高中毕业生现在还是活跃在家乡各级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 除了以上这些巨大变化以外，还要很多重要变化，比如各级领导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领导干部的廉洁奉公，和蔼可亲等等，这里还想提一下，在我当讲解员期间，见过不少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本县一位姓崔的县委副书记(当时穿军装是部队副政委)，我们学校的每次重要活动他都要提前亲自检查，重点自然是这些物理仪器的使用状况及实验效果。对于他感兴趣的实验询问得很仔细，就像学生询问老师一样，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紧张和拘束，讲解完了还和他一起吃夜宵(一碗面条)。我们讲解员是免费，他则要自己掏腰包，和现在的领导干部完全是两回事。 十二结束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明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一些反对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大跃进、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邪恶势力蛊惑，操纵和煽动下，否定毛泽东时代的逆流恶浪席卷全球，持续近四十年。在当今的官方理论，主流媒体和社会舆论中，很难看到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真实面貌。因此，专门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和感慨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时期自己太小)和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给我们湖南农村带来全面的、深刻的和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以资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五十周年。同时也倡议全国所有真正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的红色网友们，特别是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老年朋友们积极行动起来，把自己的经历、体会和感慨昭告天下。为子孙后代留下研究毛主席，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大跃进，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毛泽东时代真实可靠的文字资料。如有不当之处，务望不吝赐教。毛思宁
二零一五年五月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