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5/6/8 12:28:15
2015-06-08 11:32:35 来源：横渠书院 作者： 傅正
前一阵子，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的一篇题为《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的署名文章，被人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文中尖锐地批判了苏联“唯文凭论”、“唯分数论”，导致教育特权化、考试商品化，“私人授课”、“代人考试”、“论文出售”、“毕业证书制造”等现象层出不穷。此文在各大网络平台传播开去，并被命名为“神一样的预言”，似乎它写的不再是苏修，而是当下中国。这不免令许多人好奇，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又是怎样的?
现代大学体制起源于科举制的废除。众所周知，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硕果仅存的举措，与贡院遥相对应。而这两个机构的并立实际上象征了，新式学堂体制与旧式科举制度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清廷面临的两难之境在于，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下去，新式教育就很难真正展开。既然科举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各地士子所熟知的进阶之路，那么他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去触碰那个尚不熟悉的新式学堂呢?正因如此，当时的趋新人士，无论是袁世凯等新派督抚，还是逃亡日本的维新派，都无一例外地奔走呼号，以求早日停废科举。而清廷也终于不孚众望，于1905年9月2日，在纷纷攘攘中批准了袁世凯等六位督抚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这标志着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寿终正寝。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新式学堂教育，终于搬开了其前进道路上的栅栏，获得长足的发展。
然而，终民国一世，国家都始终没能建立起统一的高校招生规则，各所高校自主招生，自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计划这么做，奈何有心无力，时至1940年，也只有41所高校参加教育部统一招生考试，这已是最多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招考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严重脱节，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损害了高校招生的公平性，使其更加任意。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钱钟书数学15分进清华外文系”、“吴晗数学0分进清华史学系”等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无疑，彼时高等教育资源根本不可能达到合理配置，有的学校招不到学生，而有的学校生源极为充足，有些考生同时被三个学校录取，造成报道率低下，招生名额严重浪费。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大奇观：一方面，从总量上而言，高校年年报考人数不足，以至完不成招生计划;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文盲率居然接近九成!所有这一切，造就了民国教育的“自由”，构成了陈丹青先生“民国教育为什么那么成功”这一旷世命题的历史背景!
1949年，新政权行将定鼎之际，在“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下，高校招生完全延续了中华民国的状态。当然，这也意味着这样的招生体制，马上将走到它的尽头。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曾明确提出改造旧教育制度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计划，就在试点进行了。
依据《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1950、1951两年，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的联合或统一招生”，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各大行政区可“在符合本规定之基本精神范围内，允许各校自行招生。”自主招生名额由各大行政区负责审核。仅仅到了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出台，就正式拉开了教育部统一招生的序幕。
我们知道，1952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的6月至9月，全国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今天的北京海淀区“八大学院”，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就在那时初具雏形。
通过院系调整，综合性大学大大减少，专业类院校成为主流。为了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教育部从1954年开始实行分科考试，一直延续至今。当年，考试科目分为两科：一为理、工、医、农、林;一为文科、政治科、财经科、体育科、艺术科。与我们今天的文理科十分类似，只是当年的文科生不用考数学。从1955年到1963年，农医类从理科中单独列出，1964年又并回理科。值得一提，在1959年以前，高考生物学叫作“达尔文主义基础”。为了照顾劳动人民，工人、贫下中农可以申请免试外语。(对于新中国“高考史”而言，1958年颇为例外。彼时正值大跃进，为了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央大幅下放权力。当年高考，也重新由各高校自主招生。)
无疑，这次调整操之过急，许多方案过于蛮横，尤其是大大缩减了人文社科的学科建制，这为今天那些向往“成功的民国教育”的人士，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但只要对比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高校“大跃进”、“大兼并”，及其造成的严重资源浪费和人才结构性短缺，稍微头脑拎清点的人，都不免意识到这次调整仍然是比较成功的。52年的院系调整，效仿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则与法国模式有着亲缘关系，重在实现高校职能的专门化。而正是这种专门性很强的高校体制，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亟需的技术人才。而新中国长期以来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也正是依托于这种高校体制。需要指出，与院系调整互为表里，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迅速成为了主流，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了教育工作者人手必备的教材。按照苏联教育思想，教师在课堂上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这种教育思想所带来的纷争，延续了整个毛泽东时代。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一段旁白颇为有名，它直接出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这话与其说是王朔那辈人的心声，倒毋宁说是今天许多中学生的心声。他们对于《黄冈兵法》的痛恨，恐怕不亚于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四书五经”的痛恨。谁都知道，与“四书五经”一样，《黄冈兵法》本身并不见得遭人嫌弃，遭人嫌弃的是它所代表的应试机制。天晓得未来的中国人会不会像今天“国学热”推崇“四书五经”那样，推崇《黄冈兵法》、“海淀试题”呢?问题是，没有了应试机制做支撑的《黄冈兵法》，除了供极少数风雅之士发思古之幽情外，又能起到什么社会效应呢?
自清末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兴起于中国学人之间。到五四时期，在工读主义的影响下，各种互助团体层出不穷。如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在上海读书期间，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白天打工，晚上赴法租界学习法文，从未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参与过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毛泽东，当然不能例外。早年学生运动的影响，在建国以后的毛泽东身上，仍然清晰可见。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文革期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工作会议，也是文革期间最长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此次工作会议通过了在改革开放以后饱受批判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这成为了“四人帮滔天罪行”的一大证据：一、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在既有的教育制度下，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只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则不难发现，《纪要》的这个观点固然夸大其词，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黑线”，实际上针对的是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这正是经济上批判“马钢宪法”、专家治国和“白专道路”，在教育领域内的延伸。而其思想来源，正是曾经影响一代共产党人的学生运动和工读主义。
在1952年采用苏联教育模式之初，潘光旦等人就强烈抵制，认为“这样会培养一大群毫无批判力的青年”。为此，潘光旦先生收到了许多不公正的批判。而这在今天又成为了许多人痛斥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意识，并吹捧美国教育体制的有力证据。可事实上，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并没有持续几年，相关问题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这里没法展开讨论，只能简要地提供一些材料。
早在1958年初，毛主席就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着重提出了“工业生产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产物。2月9日和12日，周恩来则邀请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高等学校的人大代表和首都高等院校负责人举行教育问题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的讲话指出，文教战线与其它战线一样，有两种斗争：“一种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另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实行多快好省还是实行少慢差费的方法的斗争”。会上，康生更提出，高等教育要实行“三勤”和“三放”：所谓“三勤”是“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三放”是“干部下放劳动、学校放开大门、校部党政干部下放班系”。
1958年9月，《红旗》杂志第七期更是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文受到毛泽东激赏，并亲自为其撰写了“编辑部按语”。文中，陆定一就批判那些认为“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的资产阶级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毛主席指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可见后来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上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思想的延续。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重点批判“教育工作神秘化”，批判“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评先生”等错误思想，强调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场合作社办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争大辩，认真予以修订”，并力争在三到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
不难看出，《指示》真正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工读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启蒙劳动人民与被劳动人民启蒙”的理想。这个理想的精神实质完全与前述苏联教育思想异类。在《指示》的指引下，各大高校纷纷开展社会实践和劳动实践，请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土专家”上讲台。与之相应，高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撰写讲义、编著教材的活动也进入高潮。据195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党委、教师和学生“三结合”方针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组成了256个教材改革小组。当学生和教师发生不同意见时，有的采取“打擂台”的方式，即学生、教师分头准备提纲，然后集体讨论;有的采取“唱对台戏”的办法，学生和教师各自制定教学大纲方案，然后进行评比，展开辩论。如物理系电工组的学生觉得教师编写的大纲“空”，就去工厂向工人学习;中文系的学生收集历代大量民歌和民间文学资料，同教师展开九次辩论，“终于推倒以剥削阶级文学为正宗的旧教学大纲。建立了以人民文学为主线的新大纲。”
类似的例子，在当时比比皆是，在文革中更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学生的叛逆风气，直到九十年代仍然依稀可见。那些批判中国学生没有批判精神、没有动手能力，并盲目崇拜美式教学法的人士，尽可以看看这些例子。无疑，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正延续了这种思想，并将其扩大到高考领域。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要求“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实行推荐”。1972年，各大高校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落实了推荐制，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在这几年内，“工农兵大学生”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在今天，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于铺天盖地的“新八股”，对应试能力和综合素质之间、解题能力和德育之间的严重不平衡见怪不怪。在这个炫耀“自由”，标榜“个性”的时代，当我们一眼望向校园，看到的却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我们能不感叹，那个“政治挂帅”、“思想改造”、“抹杀个性”的时代，反而显得丰富多彩、激荡人心吗?平心而论，大跃进与文革对于正常教学和招生秩序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等人令人扼腕之处正在于，尽管他们洞悉了既有教育体制的弊病，却未能真正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意在打破特权阶层垄断教学资源而采取的推荐制，却终不免于把许多优秀人才挡在高等教育之外的结局。意在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工农兵大学生，却终不免拉低了科研质量。仅凭这点，1977年恢复高考也势在必行。许多人总喜欢以他们想象的“文革”教训世人。事实上，文革早已不可能重现，也正因它不可再现，反而为我们批判当下的种种不合理，提供了资源。我常想，究竟是那些整天恐吓世人“文革要来啦”、鼓吹“彻底走出文革，给历史一个交代”的人们，始终走不出文革呢?还是我们这些人?
前一阵子，1975年第11期《红旗》杂志的一篇题为《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的署名文章，被人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文中尖锐地批判了苏联“唯文凭论”、“唯分数论”，导致教育特权化、考试商品化，“私人授课”、“代人考试”、“论文出售”、“毕业证书制造”等现象层出不穷。此文在各大网络平台传播开去，并被命名为“神一样的预言”，似乎它写的不再是苏修，而是当下中国。这不免令许多人好奇，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考和高等教育又是怎样的?
现代大学体制起源于科举制的废除。众所周知，京师大学堂是戊戌维新硕果仅存的举措，与贡院遥相对应。而这两个机构的并立实际上象征了，新式学堂体制与旧式科举制度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清廷面临的两难之境在于，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下去，新式教育就很难真正展开。既然科举制度一直以来都是各地士子所熟知的进阶之路，那么他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去触碰那个尚不熟悉的新式学堂呢?正因如此，当时的趋新人士，无论是袁世凯等新派督抚，还是逃亡日本的维新派，都无一例外地奔走呼号，以求早日停废科举。而清廷也终于不孚众望，于1905年9月2日，在纷纷攘攘中批准了袁世凯等六位督抚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这标志着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寿终正寝。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新式学堂教育，终于搬开了其前进道路上的栅栏，获得长足的发展。
然而，终民国一世，国家都始终没能建立起统一的高校招生规则，各所高校自主招生，自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一直计划这么做，奈何有心无力，时至1940年，也只有41所高校参加教育部统一招生考试，这已是最多的一年)。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招考内容与中学教学内容严重脱节，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损害了高校招生的公平性，使其更加任意。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钱钟书数学15分进清华外文系”、“吴晗数学0分进清华史学系”等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无疑，彼时高等教育资源根本不可能达到合理配置，有的学校招不到学生，而有的学校生源极为充足，有些考生同时被三个学校录取，造成报道率低下，招生名额严重浪费。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大奇观：一方面，从总量上而言，高校年年报考人数不足，以至完不成招生计划;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的文盲率居然接近九成!所有这一切，造就了民国教育的“自由”，构成了陈丹青先生“民国教育为什么那么成功”这一旷世命题的历史背景!
1949年，新政权行将定鼎之际，在“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方针下，高校招生完全延续了中华民国的状态。当然，这也意味着这样的招生体制，马上将走到它的尽头。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曾明确提出改造旧教育制度的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计划，就在试点进行了。
依据《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1950、1951两年，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的联合或统一招生”，如统一招生有困难，各大行政区可“在符合本规定之基本精神范围内，允许各校自行招生。”自主招生名额由各大行政区负责审核。仅仅到了1952年，《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出台，就正式拉开了教育部统一招生的序幕。
我们知道，1952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的6月至9月，全国高校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今天的北京海淀区“八大学院”，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农业大学，就在那时初具雏形。
通过院系调整，综合性大学大大减少，专业类院校成为主流。为了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教育部从1954年开始实行分科考试，一直延续至今。当年，考试科目分为两科：一为理、工、医、农、林;一为文科、政治科、财经科、体育科、艺术科。与我们今天的文理科十分类似，只是当年的文科生不用考数学。从1955年到1963年，农医类从理科中单独列出，1964年又并回理科。值得一提，在1959年以前，高考生物学叫作“达尔文主义基础”。为了照顾劳动人民，工人、贫下中农可以申请免试外语。(对于新中国“高考史”而言，1958年颇为例外。彼时正值大跃进，为了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发动广泛的群众运动，中央大幅下放权力。当年高考，也重新由各高校自主招生。)
无疑，这次调整操之过急，许多方案过于蛮横，尤其是大大缩减了人文社科的学科建制，这为今天那些向往“成功的民国教育”的人士，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但只要对比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高校“大跃进”、“大兼并”，及其造成的严重资源浪费和人才结构性短缺，稍微头脑拎清点的人，都不免意识到这次调整仍然是比较成功的。52年的院系调整，效仿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则与法国模式有着亲缘关系，重在实现高校职能的专门化。而正是这种专门性很强的高校体制，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亟需的技术人才。而新中国长期以来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也正是依托于这种高校体制。需要指出，与院系调整互为表里，苏联的高等教育理论迅速成为了主流，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了教育工作者人手必备的教材。按照苏联教育思想，教师在课堂上具有绝对主导地位，学生只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这种教育思想所带来的纷争，延续了整个毛泽东时代。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一段旁白颇为有名，它直接出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这话与其说是王朔那辈人的心声，倒毋宁说是今天许多中学生的心声。他们对于《黄冈兵法》的痛恨，恐怕不亚于近代启蒙思想家对于“四书五经”的痛恨。谁都知道，与“四书五经”一样，《黄冈兵法》本身并不见得遭人嫌弃，遭人嫌弃的是它所代表的应试机制。天晓得未来的中国人会不会像今天“国学热”推崇“四书五经”那样，推崇《黄冈兵法》、“海淀试题”呢?问题是，没有了应试机制做支撑的《黄冈兵法》，除了供极少数风雅之士发思古之幽情外，又能起到什么社会效应呢?
自清末以来，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兴起于中国学人之间。到五四时期，在工读主义的影响下，各种互助团体层出不穷。如陈独秀之子陈延年、陈乔年，在上海读书期间，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白天打工，晚上赴法租界学习法文，从未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参与过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毛泽东，当然不能例外。早年学生运动的影响，在建国以后的毛泽东身上，仍然清晰可见。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文革期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工作会议，也是文革期间最长的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此次工作会议通过了在改革开放以后饱受批判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估计”，这成为了“四人帮滔天罪行”的一大证据：一、文化大革命前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二、在既有的教育制度下，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只要回到历史情境中，则不难发现，《纪要》的这个观点固然夸大其词，但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黑线”，实际上针对的是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这正是经济上批判“马钢宪法”、专家治国和“白专道路”，在教育领域内的延伸。而其思想来源，正是曾经影响一代共产党人的学生运动和工读主义。
在1952年采用苏联教育模式之初，潘光旦等人就强烈抵制，认为“这样会培养一大群毫无批判力的青年”。为此，潘光旦先生收到了许多不公正的批判。而这在今天又成为了许多人痛斥中国学生没有批判意识，并吹捧美国教育体制的有力证据。可事实上，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并没有持续几年，相关问题的历史背景非常复杂，这里没法展开讨论，只能简要地提供一些材料。
早在1958年初，毛主席就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着重提出了“工业生产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产物。2月9日和12日，周恩来则邀请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的高等学校的人大代表和首都高等院校负责人举行教育问题座谈会。周总理在会上的讲话指出，文教战线与其它战线一样，有两种斗争：“一种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另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实行多快好省还是实行少慢差费的方法的斗争”。会上，康生更提出，高等教育要实行“三勤”和“三放”：所谓“三勤”是“勤俭办学、勤俭生产、勤工俭学”;“三放”是“干部下放劳动、学校放开大门、校部党政干部下放班系”。
1958年9月，《红旗》杂志第七期更是以大字标题刊登了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文受到毛泽东激赏，并亲自为其撰写了“编辑部按语”。文中，陆定一就批判那些认为“教育就是读书，读书愈多的人就愈有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至于生产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那是下贱的，那是‘绝路’”的资产阶级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表现为：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毛主席指出，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可见后来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上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思想的延续。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重点批判“教育工作神秘化”，批判“群众不懂教育”、“学生不能批评先生”等错误思想，强调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同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之间的斗争，按其性质来说，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场合作社办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高等学校的教材，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争大辩，认真予以修订”，并力争在三到五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
不难看出，《指示》真正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工读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启蒙劳动人民与被劳动人民启蒙”的理想。这个理想的精神实质完全与前述苏联教育思想异类。在《指示》的指引下，各大高校纷纷开展社会实践和劳动实践，请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土专家”上讲台。与之相应，高校学生和青年教师撰写讲义、编著教材的活动也进入高潮。据1958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在党委、教师和学生“三结合”方针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组成了256个教材改革小组。当学生和教师发生不同意见时，有的采取“打擂台”的方式，即学生、教师分头准备提纲，然后集体讨论;有的采取“唱对台戏”的办法，学生和教师各自制定教学大纲方案，然后进行评比，展开辩论。如物理系电工组的学生觉得教师编写的大纲“空”，就去工厂向工人学习;中文系的学生收集历代大量民歌和民间文学资料，同教师展开九次辩论，“终于推倒以剥削阶级文学为正宗的旧教学大纲。建立了以人民文学为主线的新大纲。”
类似的例子，在当时比比皆是，在文革中更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学生的叛逆风气，直到九十年代仍然依稀可见。那些批判中国学生没有批判精神、没有动手能力，并盲目崇拜美式教学法的人士，尽可以看看这些例子。无疑，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正延续了这种思想，并将其扩大到高考领域。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要求“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实行推荐”。1972年，各大高校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落实了推荐制，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在这几年内，“工农兵大学生”作为特定时代的特殊产物，出现在中国历史上。
在今天，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于铺天盖地的“新八股”，对应试能力和综合素质之间、解题能力和德育之间的严重不平衡见怪不怪。在这个炫耀“自由”，标榜“个性”的时代，当我们一眼望向校园，看到的却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我们能不感叹，那个“政治挂帅”、“思想改造”、“抹杀个性”的时代，反而显得丰富多彩、激荡人心吗?平心而论，大跃进与文革对于正常教学和招生秩序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等人令人扼腕之处正在于，尽管他们洞悉了既有教育体制的弊病，却未能真正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案。意在打破特权阶层垄断教学资源而采取的推荐制，却终不免于把许多优秀人才挡在高等教育之外的结局。意在实现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工农兵大学生，却终不免拉低了科研质量。仅凭这点，1977年恢复高考也势在必行。许多人总喜欢以他们想象的“文革”教训世人。事实上，文革早已不可能重现，也正因它不可再现，反而为我们批判当下的种种不合理，提供了资源。我常想，究竟是那些整天恐吓世人“文革要来啦”、鼓吹“彻底走出文革，给历史一个交代”的人们，始终走不出文革呢?还是我们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