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5/7/1 15:23:04
2015-07-01 12:06:32 来源：新华网 作者：记者
众所周知，由历史人物改编的电视剧，历来都鲜有成功之例，或滞于史实，故事难得精彩，或改编过度，有失历史质感，而电视剧《英雄吉鸿昌》主创介绍到该剧在讲述真实历史人物的同时，努力做到给观众带来了一个既紧张跌宕又不失历史质感的抗日故事。
《英雄吉鸿昌》创作之初，所有主创人员就确立了两个原则，一要尊重历史，二要艺术创新，历史必须尊重，它是每个艺术创作者必须拥有的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同时也是故事的根本和源泉，而艺术创新，则是艺术创作者的天职，如何把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讲的跌宕传神，引人入胜，是《英雄吉鸿昌》筹备之初就确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以下是业界相关专业剧评人通过观看样片后为观众首度揭示的《英雄吉鸿昌》几大看点：
一、剧情跌宕，美剧节奏。《英雄吉鸿昌》故事主线由三条人物线索交错编织而成——代表共产党的吉鸿昌、代表国民党的蓝衣社和日本人。蓝衣社和日本人各怀目的，不断为吉鸿昌抗日制造困境，情节错综复杂，常常出人意料，节奏鲜活明快，环环相扣，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未逝，后浪已翻卷排空而至，给人以目不暇给之感，而每至抒情之处，又绝不敷衍带过，或沉潜凝重，寄意深远，或情绪喷发，淋漓尽致。看到动情处，会让人想起南宋张孝祥的词——“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二、不一样的英雄诠释。
同样是抗日题材，同样是抗日英雄，如何让剧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是此类电视剧的一大难点，《英雄吉鸿昌》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骁勇善战的马上将军“吉大胆”，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儒雅敦厚的民国人物吉世五。剧中的吉鸿昌，是一位真正的将军，通晓文墨，厌恶权谋，在他身上，传统的道德观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并行不悖，他与朋友信，与亲人爱，与部属仁，与民众慈，与迷途知返者谅，与日本帝国主义恨。喜怒发乎性情，爱憎出于大义，有血有肉，可亲可敬。
三、紧扣当下的价值观。
“当官即不许发财”是父亲临终前交待给吉鸿昌的一句话，吉鸿昌将它烧在了碗上，以示重视，它是吉鸿昌信守一生的箴言，也是他治军的根本，该剧将此一史实做为一个重要篇章来讲述，催人泪下，引人反思，浮沉乱世，犹自有人清操独守，盛世中国，更应该警钟长鸣。
四、人性与信仰的深层解读。
该剧并未将国共双方的人物简单的脸谱化，而是从人性与信仰双方面，对剧中人物做了深层次的解读，剧中通过两个特色人物的经历——一个是坚信三民主义的蓝衣社队长秦飞，一个是为兄报仇而被蓝衣社利用放置在吉鸿昌身边卧底的卢葆华，来诠释人性的光辉与信仰的力量，在他们不断地与吉鸿昌作对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一步步地被吉鸿昌身上的人格魅力和坚定信仰所折服，最终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营当中来，人物经历大起大合，荡气回肠，人物转变合情合理，是该剧在人物塑造上独具匠心的一大亮点。
五、活灵活现的民国众生相。
该剧人物众多，而在人物塑造上无一重复，且都有多个侧面，为观众展现了一副活灵活现的民国众生相。其中尤以童蕾饰演的吉鸿昌妻子胡红霞最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说侯勇饰演的吉鸿昌突出的是一个男人的阳刚勇武，而胡红霞则突显了一个女人的温婉智慧——在如斯险恶环境下，数次助吉鸿昌冲出困境，三言两语，解除将帅之间的嫌隙，四两千斤，弥合部属曾经的旧怨，不惜毁家纾难，供给同盟军的军火。童蕾的塑造的胡红霞雍容大气，挥洒自如，夫妇独对时又不失小女儿姿态，可亲可爱，形神皆妙。另外如奸险阴鸷无限忠于党国的蓝衣社首领刘建权，大义分明性格敦厚古道热肠的国民党参议齐勉之，心机深沉自私自利而又顾念同袍之谊的韩复榘等等，皆未作脸谱化处理，让人觉得人物有嚼头，故事有味道。
附文：蒋介石屠杀抗日名将吉鸿昌作者：冯晓蔚
被迫出国考察
吉鸿昌，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活的磨练，造就了他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的性格。1913年8月，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历任团、旅、师、军长及总指挥，并曾任宁夏省主席。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其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
自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吉鸿昌逐渐接触到共产党的主张，在长期与共产党员的密切来往中，他接收了许多共产党员进入部队。在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时，吉鸿昌所部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他曾化装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准备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故失败。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鸿昌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因吉鸿昌拿定主意不打内战而被蒋介石撤了军职，解除了兵权，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期间，他一路宣传抗日，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于2月28日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再次率旧部起义，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失败，吉鸿昌突围进入苏区，由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抗日，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买了一批武器，秘密运到抗日前线张家口。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6月开始，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进，三战三捷，收复多伦，对全国的抗日力量产生了极大鼓舞。
然而，蒋介石却派重兵进攻察哈尔，致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8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多伦。根据党组织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撤出县城。当夜，多伦群众伫立街头，含泪送行。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成立了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了印刷工具，在他家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他的家同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楼”。
此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武装抗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在白军中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同时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
而此时，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则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下手。
陈恭澍受命后，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并表示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吕问友为情报助手，以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的一所楼房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潜回天津，住在与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大饭店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等反蒋抗日人士以打牌为名，商量着大事。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房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杨华庭找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房送水时，他将球扔了进去，然后借找球为名，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下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受伤被捕
45号房内，吉鸿昌、任应凤正与反蒋抗日人士边打牌边商量着大事。恰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
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
在狱中，吉鸿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
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说：“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答道：“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
铁血男儿慷慨赴死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吉鸿昌披着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刑场，他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暗杀凶手伏法
解放后，暗杀吉鸿昌的真凶吕一民、吕问友一直匿居天津。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 摘自《文史月刊》2005年第9期 历史风物-史海揭秘)
众所周知，由历史人物改编的电视剧，历来都鲜有成功之例，或滞于史实，故事难得精彩，或改编过度，有失历史质感，而电视剧《英雄吉鸿昌》主创介绍到该剧在讲述真实历史人物的同时，努力做到给观众带来了一个既紧张跌宕又不失历史质感的抗日故事。
《英雄吉鸿昌》创作之初，所有主创人员就确立了两个原则，一要尊重历史，二要艺术创新，历史必须尊重，它是每个艺术创作者必须拥有的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同时也是故事的根本和源泉，而艺术创新，则是艺术创作者的天职，如何把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讲的跌宕传神，引人入胜，是《英雄吉鸿昌》筹备之初就确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以下是业界相关专业剧评人通过观看样片后为观众首度揭示的《英雄吉鸿昌》几大看点：
一、剧情跌宕，美剧节奏。《英雄吉鸿昌》故事主线由三条人物线索交错编织而成——代表共产党的吉鸿昌、代表国民党的蓝衣社和日本人。蓝衣社和日本人各怀目的，不断为吉鸿昌抗日制造困境，情节错综复杂，常常出人意料，节奏鲜活明快，环环相扣，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未逝，后浪已翻卷排空而至，给人以目不暇给之感，而每至抒情之处，又绝不敷衍带过，或沉潜凝重，寄意深远，或情绪喷发，淋漓尽致。看到动情处，会让人想起南宋张孝祥的词——“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二、不一样的英雄诠释。
同样是抗日题材，同样是抗日英雄，如何让剧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以往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是此类电视剧的一大难点，《英雄吉鸿昌》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骁勇善战的马上将军“吉大胆”，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儒雅敦厚的民国人物吉世五。剧中的吉鸿昌，是一位真正的将军，通晓文墨，厌恶权谋，在他身上，传统的道德观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并行不悖，他与朋友信，与亲人爱，与部属仁，与民众慈，与迷途知返者谅，与日本帝国主义恨。喜怒发乎性情，爱憎出于大义，有血有肉，可亲可敬。
三、紧扣当下的价值观。
“当官即不许发财”是父亲临终前交待给吉鸿昌的一句话，吉鸿昌将它烧在了碗上，以示重视，它是吉鸿昌信守一生的箴言，也是他治军的根本，该剧将此一史实做为一个重要篇章来讲述，催人泪下，引人反思，浮沉乱世，犹自有人清操独守，盛世中国，更应该警钟长鸣。
四、人性与信仰的深层解读。
该剧并未将国共双方的人物简单的脸谱化，而是从人性与信仰双方面，对剧中人物做了深层次的解读，剧中通过两个特色人物的经历——一个是坚信三民主义的蓝衣社队长秦飞，一个是为兄报仇而被蓝衣社利用放置在吉鸿昌身边卧底的卢葆华，来诠释人性的光辉与信仰的力量，在他们不断地与吉鸿昌作对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一步步地被吉鸿昌身上的人格魅力和坚定信仰所折服，最终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阵营当中来，人物经历大起大合，荡气回肠，人物转变合情合理，是该剧在人物塑造上独具匠心的一大亮点。
五、活灵活现的民国众生相。
该剧人物众多，而在人物塑造上无一重复，且都有多个侧面，为观众展现了一副活灵活现的民国众生相。其中尤以童蕾饰演的吉鸿昌妻子胡红霞最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说侯勇饰演的吉鸿昌突出的是一个男人的阳刚勇武，而胡红霞则突显了一个女人的温婉智慧——在如斯险恶环境下，数次助吉鸿昌冲出困境，三言两语，解除将帅之间的嫌隙，四两千斤，弥合部属曾经的旧怨，不惜毁家纾难，供给同盟军的军火。童蕾的塑造的胡红霞雍容大气，挥洒自如，夫妇独对时又不失小女儿姿态，可亲可爱，形神皆妙。另外如奸险阴鸷无限忠于党国的蓝衣社首领刘建权，大义分明性格敦厚古道热肠的国民党参议齐勉之，心机深沉自私自利而又顾念同袍之谊的韩复榘等等，皆未作脸谱化处理，让人觉得人物有嚼头，故事有味道。
附文：蒋介石屠杀抗日名将吉鸿昌作者：冯晓蔚
被迫出国考察
吉鸿昌，1895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生活的磨练，造就了他刚直倔强、富于正义感的性格。1913年8月，吉鸿昌加入冯玉祥的队伍，历任团、旅、师、军长及总指挥，并曾任宁夏省主席。他有胆有谋，作战勇敢，在北伐战争中，其所率部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铁军”。
自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吉鸿昌逐渐接触到共产党的主张，在长期与共产党员的密切来往中，他接收了许多共产党员进入部队。在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时，吉鸿昌所部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他曾化装进入鄂豫皖苏区，并准备起义参加红军，但因故失败。
1930年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在河南潢川、光山一带担任“剿共”任务。但吉鸿昌却向其部下和士兵们宣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进步思想，而且在三道河给苏区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向安徽金家寨进剿红军，并派冷欣为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因吉鸿昌拿定主意不打内战而被蒋介石撤了军职，解除了兵权，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期间，他一路宣传抗日，号召海外侨胞“用热血拥护祖国”。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于2月28日回国，返抵上海。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不久返回天津，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同年4月，吉鸿昌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再次率旧部起义，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失败，吉鸿昌突围进入苏区，由此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了抗日，吉鸿昌自己拿出6万元购买了一批武器，秘密运到抗日前线张家口。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6月开始，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北进，三战三捷，收复多伦，对全国的抗日力量产生了极大鼓舞。
然而，蒋介石却派重兵进攻察哈尔，致使抗日同盟军腹背受敌。8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多伦。根据党组织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撤出县城。当夜，多伦群众伫立街头，含泪送行。
1934年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成立了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在内的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吉鸿昌任中央委员会及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为宣传抗日爱国，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吉鸿昌用自己的钱购置了印刷工具，在他家三楼建立了简易印刷所。他的家同时成了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楼”。
此时，吉鸿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重整旗鼓，武装抗日。根据党中央指示，吉鸿昌一面派人在白军中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同时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
而此时，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则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下手。
陈恭澍受命后，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最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分子，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并表示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到津不久，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吸收吕问友为情报助手，以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的一所楼房为据点，开展特务活动。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陈恭澍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
吉鸿昌潜回天津，住在与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并以此为聚会点。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11月9日晚，在天津国民大饭店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及李干三等反蒋抗日人士以打牌为名，商量着大事。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房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杨华庭找来一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房送水时，他将球扔了进去，然后借找球为名，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陈下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
受伤被捕
45号房内，吉鸿昌、任应凤正与反蒋抗日人士边打牌边商量着大事。恰在这时，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伤及吉鸿昌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吉鸿昌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鸿昌答：“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鸿昌说：“我被刺受伤，须到医院治疗。”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将吉鸿昌送进医院稍加治疗，后连同任应岐、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受审，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李干三被释放。
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负责人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
在狱中，吉鸿昌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斥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行。面对敌人的酷刑，他毫不畏惧，大义凛然。
何应钦问他：“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说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义正词严地答道：“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跟你们祸国殃民，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才有秘密。”接着又说：“我要救国，蒋要卖国，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当被问到“为何加入共党，危害民国”时，他坦然答道：“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人、为劳动群众、为全国国民、为全人类的正义进步而斗争的阵营里，我参加了为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这正是我的光荣。……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断送了热河，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
铁血男儿慷慨赴死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写到：“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据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吉鸿昌披着黑色斗篷，大步走上刑场，一路上“态度从容，谈笑自若”。在刑场，他以树枝为笔，大地为纸，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厉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接着又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吉鸿昌面前颤抖地举起枪时，他奋力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暗杀凶手伏法
解放后，暗杀吉鸿昌的真凶吕一民、吕问友一直匿居天津。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事实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 摘自《文史月刊》2005年第9期 历史风物-史海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