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上印的出版日期是2015年7月6日，7月4日刊物已经上了报摊；我5日得到，读了几遍，现在做个评论，先当作《切割（三）》贴出。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越做越大了。
首先给南方人物周刊一个【赞】——切割吴敬琏和顾准，你们已经这样做了。
二三十年来，吴敬琏一直是解说顾准的第一号权威。百年到了，他却不说了。据《南人》本文记者徐琳玲说，去年11月吴敬琏就“婉拒了本刊有关人物报道的约访”，并且说——“我是一个历史上有争议的人”他微微叹了一口气。
这是权威主流媒体所做的第一次切割。切割了就好，以后呢，就不要再链接了。
我的博客文章（《切割》1.2）是5月30日、6月30日才贴出的，很晚；因此南方人物周刊做的【切割】，不是出于我一个人的要求。这是一种“水到渠成”。
从徐记者的行文中还看到，我的博文虽然一般只有几百点击、几十个评论，但网络大字报传导信息的“电阻”，其实并不大。
我对南方人物周刊的《顾准百年》的总评两句话：一个“百年杂碎拼盘”；一个夹带私货的假纪念。
具体一点：南方人物周刊，一没长进，二没出息，第三没有文德一如既往，第四，顾准对“市场教”没有用了，你们马上就来动手挖坑了——百年大坑。
作为这么多年的热点，带动出无数的历史材料，南方人物本可以理出更清楚的脉络、本可以做一个更接近真相的人物百年，如果真心对历史负责的话；而且，切割了吴敬琏之后，文章应该做得更好！结果却是正相反。
拉着不走打着倒退——这是为什么呢？我还没有搞懂。
把题记也记在这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取自《诗经·郑风·风雨》。紧接着两句是：“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以后再说。
切割之外，全文中提到吴敬琏的文字共有两处。
一、极左？
第一处提到吴敬琏的事情，是关于顾准在三反中被免职的，吴敬琏回忆顾准在文革中同他【分享】了这样的认识：这是被个别人挟嫌报复（P30）。徐记者在27页又这样写道：顾准自己“一直认为…主要是因为在税收问题上与中央财经委员会有矛盾冲突所致”。
这是个历史事件，证据足够充分。不过在徐记者这里，历史会变性，也会变色！纸笔会说话，这样问题就大了。
当时还在打朝鲜战争，打仗要花钱；上海一地的税收占全国财政收入30%以上！中央给上海的税收任务加码、必须完成；顾准了解，上海的工商企业账目比较规范，上海税务局的对策是依靠店员工会，拿到资本家的真帐，依率计征，轻税重罚。顺便说一句，当时共产党按共同纲领的精神，用高税重罚的办法，几年内把那些不可一世的外国资本从上海滩全部撵走了，不过对民族资本采取的是保护政策。“中财委”，指的是中财委主任薄一波，他和另外一些人主张搞民主评议，也就是群众运动、税负摊派。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争执，竟然会闹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过三个字“直在顾”——直，是“是非曲直”的直。陈毅市长对他的这个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有过一个四字评价：长袖善舞。
这些描绘脉络的史料，百年之际却都无影无踪了！
历史不走直线。从时间顺序看，顾准和顶头上级争执的结果，就是被直接拿下。连个党内处分的决定都没有。顾准两次要求复查（1954年、1955年）无果，1979年我们提出改正错误处分的要求，结果只是确认了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处分决定！关于处分的文件？不存在。所以改正错误处分的要求，连个切入点都没有，难道可以拿上海市的报纸新闻做依据吗？
出乎我意料的是：徐记者随后用倒叙手法，接连举出三个证据，证明顾准三反被撤职是由于他“极左”。
第一个证据来自竺可桢，在1952年撤职的5年之后，竺可桢顾准二人在1957年有过工作关系（同在中苏合建黑龙江水电站勘察组），他“听说”，顾准是“走左倾路线”，他对顾准的评价是“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深”。
首先，对历史事件用名人的“听说”当证明是非常不严肃的。下面徐记者又拿了不能当佐证的两条信息当佐证用，来确证这个“听说”和评论。第一个信息是：顾准撤职3天后，薄一波给毛主席和中央的简报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拢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这，不就是无中生有、挟嫌报复的证明吗？薄一波简报发出7天后，潘汉年（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在某个报告中“提到顾准被撤职是因为他执行政策‘过左’”。
这样，顾准由于“左倾”和“过左”被撤职，是正当的，甚至是咎由自取——就这么让徐记者轻而易举地坐实了——好一个百年纪念！
下面还有更加恶毒的内容：“上海市委机关流传几则关于顾准的传闻”，什么“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
你们能把60多年前的“流言”加了引号摆在台上，却不予明辨，轻飘飘地说一句“对他的风评和处境可知一二”，——你们，不是在玩历史创新吧？！后面的“盆景乔木”一说，是确有实据的，难道还不能说明，“三年市长五年总理”明摆着是谣言？你们要做百年杂碎拼盘，少了这句“流言”，换个别的佐料，难道就做不成了吗？是的！吴敬琏曾经把顾准涂抹成市场教的圣人，现在市场教不行时了，吴敬琏也婉拒了，你们就要把他“还原”成极左了？
这哪里是什么百年纪念。一百年，全都白过了！！
事实是：这流言“传闻”是有出处的，但出处不在顾准的脑子里或嘴里！“他那本事还不得当个副总理”，是“有人”说的，这个人这件事，在历史上是有注脚的，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装X？顾准是一个书生、一个“没有学历的学者”，在当时群英荟萃的革命队伍里，他有一点书生的狂和傲，但他绝不狂妄，而且他从来没有狂妄过！其实，他连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都不肯当。那个年代的人，用你们的心是无法理解的。被污水泼了几十年的姑父施义之，他倒台前最后想去的地方，是宁夏的固原地区，他想当的官，是地委书记，而他的级别，是副部（军）级！
二：因果
徐记者第二处引用吴敬琏，在第33页上。
我们再一次回到了1974年11月16日。顾准已经喀血多日，卧病在床，经济所领导人（？）要顾准签字认错，签字就摘右派帽子，不签字就不摘——这不是等于告诉我们，“摘帽子”的权力就握在经济所某领导人的手里吗？
紧接着，就是吴敬琏和南方人物周刊一伙手中最有分量的史实、也是最触及灵魂的一幕：顾准流着泪、违心地签了字，“并对骆耕漠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这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杀手锏——子女不肯相见（原因），令顾准蒙受了前所未有的、甚至也许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奇耻大辱（结果）！
我要反问一句：既然，据说经济所的人，全体一致同意给他摘帽——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逼迫他签字？权力不就是在你们（或者你们中的某人）手里吗？他在经济所18年，他最后的岁月在你们中间度过，据说，你们了解他，同情他，并且钦佩他（“奇人”），甚至在学业和学术上天天受益于他——我要特别强调：去请教和受益的绝对不是仅吴敬琏一人，而是很多的人，为什么最后还要逼迫他签这个字？他所受的伤害、他的眼泪，你们怎么全都能看得下去？请不要推脱，说那是在文革时期——是的！文革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为什么就不触及你们，还有你吴敬琏的灵魂？是你太滑头躲得远，还是根本就没有灵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你们的双手，特别是吴敬琏，你的双手，在做了这件事以后，难道还能算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血？他蒙受的奇耻大辱，没有你们的贡献？他在经济所长达18年的经历，有几天是不受压制和打击的日子？在政治和学术上对他的无尽期的打击和压制，难道是子女的所做所为？！
我已经写过、徐记者也引用了：“我们确实是做错了事，悔恨不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不原谅我们，他是孙冶方...”更关键的话被徐记者隐去“而不是吴敬琏。”下面还有：孙冶方说了“我原谅你们。”时间在1978年。
是我们一直不能原谅自己。我们从没有停止过反思，也从不敢忘记继承父母的高贵精神，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清白做人。徐记者引述的我的博文《切割二》里也说了，我们五人对自己应负全责的后半生，都做到了问心无愧——这本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再说也不是罕见的孤案，所以我家的故事才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只不过，上天要把它做到极致，以警示后人。
吴敬琏带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倒果为因，老调重弹，主流媒体各种平台也再三再四地跟着吹拉弹唱……我们五人已经全都到了退休年龄，我们都为自己的后半生交了合格卷，你们，还没有玩够？这就是主流大学者的风范？南方人物周刊，你家的平台这是在给大学者脸上贴金，还是给他抹花脸？
切割，可不敢只是做表面上的文章！这，到底是个什么百年纪念？
几十年来，你们（包括很多其他媒体以及易中天之类大嘴）隔三差五就会手发痒，非要把一个刚封口的伤再割开给人看，这样做，很爽吗？你们真的以为，广大读者会没完没了地欣赏一个旧闻？再说，你们真以为这样就能把我们的嘴封住？
主流媒体如此无聊低级，在今日当个读者，也只能忍着学会见怪不怪啦。贵刊干过比这更阴损的缺德事——徐记者写道：“2011年，本刊记者曾经采访过高粱。”
是的。那位记者叫彭淑，为了做那篇采访，她多次来纠缠我，直到我厌烦。高粱跟她说好，不谈家事，OK采访中没有谈，给被采访人看过并认可的采访稿，的确是没有谈家事！然而正式发表的稿件中，竟有1/3的篇幅，是被彭记者插进去的家事！网络版贴出后，据说半天点击量过十万，评论数千，回应热烈，大多数评论是同被访者的立场一样，挑战“南方”和市场教主流的。
于是，南方人物的网站当日就删除评论，只留了几十，点击量也修改为六百多并固定不变了——这就是我当天晚间打开“南人”网站时所见。事过四年，我再评论一次：大媒体耍流氓，的确是很流氓的。今年这一次《顾准百年》你们再次耍流氓，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更加流氓。
回到“因果”。历史是连续的和有脉络的，切断历史、玩弄历史虚无主义，为我所不齿。问题不是在于“右派帽子”吗？不是在于“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吗？那么借此百年之机，我们彻底说个明白。
因果！——顾准二度当右派，“百年”里讲的差不多，只是不会去提四清工作组里也有吴敬琏。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的事，在我视野中，从没有见人提起过。那我就请大家一起来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2日第五版。通栏标题是《把孙冶方暴露在照妖镜下》，选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大字报若干篇；（1）“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招的就是顾准和林里夫；（2）“最大的‘利润迷’”（如此刻薄的用语！）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学术探讨——是的，那是真正的学术探讨。
这是一张49年前的大字报。作者是谁？向人民日报提供它的人，又是谁？不需要等明年，文革50周年的时候，再说出来吧？登上人民日报，意味着归入正统和获得权威性，等于孙冶方等三人被政治定性。孙冶方在文革中被正式关押了7年还零几天。他是一个乐观而宽厚的人。在他领导下的经济研究所（1956-1964），被认为是学术风气最好、最民主、最激励青年人的时代，直到今天有口皆碑。吴敬琏1954年来所，到1966年时已经12年。
我重提此事不是算私人账。三位当事人物都辞世已久：顾准1974，孙冶方1983，林里夫2001，此事的连带后果都已经定格成无法重写的历史了。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还原历史，忠于逻辑。特别是因为主流媒体如《南方人物周刊》竟然会借着百年纪念的机会，公然涂抹历史、挖百年大坑：如果今天还不能说清楚，以后还能说清楚吗？
我要的东西很简单——讲道理，辨是非。因为非如此不能警示后人。
的的确确，文革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对于从那场风暴中走过来的学者知识分子，尤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从这场政治大风暴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呢？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难道不就是“怎样做人”吗？对此我们自己日夜反思40多年；同为过来人的人——与顾准同代的人、与他相处过的人，也都应该彻底反思吧？看看40~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整体，到底有些什么长进？大家都来说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