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5/7/31 18:44:43
2015-07-31 17:19:08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冯雅新
国民党所以为世人唾骂，最大的罪名就是柄政20多年，天天喊“三民主义”，实际却是政治腐败，民穷财尽，最终失去了民心。
一、曾任国民党军政要职的人士谈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张治中(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黄埔系骨干，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8年3月1日，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中的一次讲话中说：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这个局面是病的现象，而不是病的根源。我们病的根源在那里?我们不可以讳疾忌医而不愿加以检查。如果单从现象上着眼，医药乱投，将是自杀的做法。 然后追问：我们的病根在那里?一句话，病根就在国民党本身，就在国民党离开了三民主义，丧失了革命主张!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但是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革命了，三民主义的党取得政权之后就不要三民主义了。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何以见得我们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拿民权主义来讲，在许多省份许多地方，民权变成自欺欺人的话，大部分的权柄都落在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手，所谓“民权”，变成官权，变成土豪劣绅的权，地痞流氓的权。所谓民生主义，主要应在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外间盛传我们是官僚资本、豪门资本。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大的资本家，但是外间所指斥的官僚资本、豪门资本，能说是毫无根据吗?至于平均地权，不仅孙总理所念念不忘的。‘耕者有其田’杳不可迹，连起码的‘二五减租’也谈不到，二十年来本来很可以做到的事情，一样也没有做，民生主义在哪里?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而农民人数又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问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虚度了二十多年的光阴，面对着这个核心问题不加解决，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肯定地说，从以上分析，我们的病根很清楚，就是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正是国民党本身。”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103—104页。 宋希濂(1907—1993)，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曾获青天白日勋章，有“鹰犬将军”之称。1949年被俘作为战犯接受改造，1959年获得特赦。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回忆道：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次历时7天的重要军事会议，也是兵败大陆前最后的一次全面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说：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在我们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现在‘共匪’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共党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宋希濂：《回忆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实况》，《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页。 陈诚(1898—196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历任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等要职。他非常重视个人资料的保留与整理，特设“石叟资料室”，保存其参与国政的重要史料，晚年经秘书整理汇编而成《石叟丛书》。后将此丛书精华编成《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册。①其中回忆道： (张灵甫曾投书于蒋介石)“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吴淑凤编辑：《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140页。 王世杰(1891—1981)，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军事委员会参事室首长等重要职务。王世杰有记日记的习惯，在1946年6月2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近来一般舆论对政府均甚觖望，其主要原因为物价高涨，经济、财政之前途十分暗淡。政府在此方面为‘无能’之表现。予实不胜忧虑。” 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797页。 邵毓麟(1909—1984)，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官。1967年出版《胜利前后》一书。在书的“小序”中他写道： “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的胜利，有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跟着共匪与苏俄的内外夹攻，盟友的无理压迫，再加上我们自己在各方面的一再错误，在胜利还都以前，早已显出一股不祥之兆，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陈立夫先生在其洛阳纸贵的《四书道贯》中有言：‘大陆沦陷，政府撤至台湾，检讨得失，病在财政经济之失策，致影响军事，而党务亦难辞其咎’云云，我们何能怨天尤人，唯有反省忏悔!” 邵毓麟：《胜利前后》，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小序第2页。 二、社会舆论评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储安平(1909-1966)，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1945年11月为在重庆创刊的《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 “国民党身当执政，且已执政了20年，对于今日国家的治乱，所负责任尤重于他人。再进一步说，今日国民党要打共产党，可是请问共产党在中国之有今日，究竟是谁的责任。假如国民党20年来的治绩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生康乐，今日的共产党的势力会不会膨胀到这样大的地步。……国民党今日只知攻击共产党，企图消灭共产党，而竟不反躬自省釜底抽薪，在从本身改善革新做起，实可谓缘木而求鱼。即使共产党短于实力，完全打垮，而若政治依然黑暗，人心如此涣散，民穷财尽，鸡犬不宁，如此国家，尚有何为!国家治乱，系于一念，悬崖勒马，固未为晚。” 储安平：《政治上的责任心》，《客观》第2期，1945年11月17日出版。 毛子水(1893—1988)，人称五四时期“百科全书式学者”，1932年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国民党所以为世人唾骂，最大的罪名就是柄政20多年，天天喊‘三民主义’，一直到现在，一民也没有做好，这似乎是应该骂的。” 毛子水：《国民党和中国的现状》，《申报》1948年10月3日。 《时代批评》是民国时期创办于香港的时事政治评论刊物，1938年6月创刊，1949年5月停刊。旨在唤起人民的觉醒和智慧，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同时探讨学问，互相批评，以求真知。 “国民党执政二十年，到今天不能在政治、经济的成就上和共产党比一个高低，而要在武力上和共产党赌一个输赢，在形势上它就已经是失败了!翻遍全世界的历史，哪里有政治腐化、经济崩溃，而军事能够胜利的呢? ……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本质上就是迷信武力的。他们自从民国十六年开始屠杀他们的革命战友——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以外的许多前进青年——以后，由中国传统的伦理来说是为道所不容，由他们自身的理论基础来说是完全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训，由时代潮流来说是大大的开倒车。当一个人在理性的基础上完全站不住脚的时候，剩下来的出路，便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武力上面了。在他们想来，真所谓‘实迫处此，义无反顾’。我们这些欢喜把事情看得太轻松的人们，在过去二十年中间，曾经至再至三地希望他们能够‘败子回头’，现在从事实证明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在国民党‘清党’的时代，大家都已经知道，在幕后主使的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人，在上层帮同策划的是北京政府的政客、官僚，在下层帮同屠杀的是流氓、地痞。从此以后，国民党的主干主要的便是由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土豪、劣绅、流氓和地痞所组成。分析一下国民党中央执监两会的人物，这几种人要占到百分之八九十。留下来的百分之一二十，是网罗一些名流、学者做幌子，甚至再安插几位始终保持政治节操而顽固派无可如何的革命元勋——他们或者是没有发言权，或者是根本不去参加。” 金烽：《马上得之，马上守之，马上失之!》，《时代批评》第101期，1948年5月15日出版。 三、美国各界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 1949年7月30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报告，美国国务院将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信中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做出分析： “在我们看来，显然只有一个新生而进步的中国政府，才能重新获得人民热诚的拥护，才能有效地和日本作战。美国官员曾屡次把他们对这种情势的关切，提供给蒋委员长注意，他也屡次向他们保证，将予以纠正。可是他很少或者并未作有效的努力去纠正，并渐渐闭门不纳那些向他作逆耳忠告的中国官员。若干美国观察家除了关切中国中央政府这种颓废对作战必有的影响而外，他们还关切国民党的这种每况愈下势力影响到它最后与中共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他们在1943年及1944年便担心国民政府设若如此自绝于国人，自己脱离人民，则在战后竞争权力时，恐即无力维护其权力。尽管如此，我们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全力援助国民政府。”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9月，第6页。 “和平来临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努力使双方得一妥协，以避免内战。 第一种抉择，无异在我们从事有助的坚定努力前，放弃了我们的国际责任与我们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我相信当时美国的民意也有如此的感觉。第二种抉择，在理论上可能迎合人心，但是事实上是不能实行的。大战前的十年当中，国民党没有能力摧毁共党。大战后，如前所述，国民党的力量业已削弱，意志消沉，不得民心，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而在另一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则较过去任何时期为强大，且已近控有华北的大部分。由于国民党部队的无效能，这点后来已表现出来，令人慨叹不已，也许只有靠美国的军力，才能逐走共党。美国人民显然不会认可我们军队在1945年或以后肩负如此巨大的义务的。我们因此只有走上第三种抉择，在这政策下，面对现实，企图协助拟定一个暂时性的协定，以避免内战，并保持甚至增加国民政府的势力。”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9月，第8页。 “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观察家曾报告说，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到的危机，是无能为力。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我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9月，第11页。 “国民党曾于1946年，不顾马歇尔元帅的警告，发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马歇尔警告说，这种行动不仅会遭致失败，而且会使中国陷入经济的混乱中，最后更将摧毁掉国民政府。马歇尔元帅指出，国民党军队虽然能够在一个时期内，攻占共产党占领下的城市，但他们决不能摧毁共产党的军队。因此国民党部队的每一推进，都将使他们的交通线暴露于共产党游击队的攻击之下，并被迫撤退，或者连同美国所供给的军火投降。没有一个对军事情况的估量，比这更完全地为后来发生的事实所证明。”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上卷，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9月，第12页。 自1947年10月下旬起，美国国务院开始重新审定对华政策，美国认定国民党没有美援就要垮台。大约从1948年秋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脱身”。 “迟至今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否仍能拯救他们自己?美国援助是否能扭转中国内战的趋势?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缺乏取胜的政治活力，这在十年前就已经很明显，现在更是绝对清楚了。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也许可能’。不过美国必须提供援助，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要多少就多少才行。”“我们过去提供的援助不足以阻止共产党的推进，更不用说扭转整个发展趋势了。将来还需要多少援助，将不是以算术级数增长，而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备忘录：重审并制定对华政策》1948年9月7日，转引自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国民党政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然而我觉得还得添上一句，那就是援助原是在大金字塔基础上给予的，可是尽管有过几次意图不错的努力，自助显而易见是缺乏的。与过去同样无能的贪官污吏仍然占据着同样的位置(只有一些乐队演奏员座位的调换);与过去同样的政府丑闻、社会不正义仍然到处泛滥;与过去同样的将军率领着同样可怜的强拉来的壮丁，犯着与过去同样的错误;与过去同样的传统——面子、敲诈勒索、东方式的拐弯抹角、只忠于自己的家庭，以及所有其他一切——都仍然严格地保持着。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在政府官员中是看不到的，因而人民不信任这个政府也是自然而然的。”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波特)致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信》1948年12月30日，转引自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1页。 费正清(1907—1991)，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被称为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论述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时，做出如下分析： “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会打输了内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失败的原因，不仅仅由于战场上的愚蠢，也由于后方的无能。 国民党的无能开始表现于他们经济管理的混乱，继续不断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日甚一日。从日本人手里接收沿海城市一事，主要成为腐败的攫夺，完全不去用之于工业生产。消费品一直供应不足。由于‘自由中国’工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在收复地区也没有充分将生产搞上去，以致失业情况严重。同时，国民党还利用他们的过分提价了的法币，按极不公平的比价收购了日本占领时期发行的纸币。在很多地区，饥饿和囤积居奇比比皆是。国民党军队回到过去日军占领过的省份，徒然增加了捐税和摊派的负担。这是历史上大发洋财的一次机会。 其次，国民党政府处理它的公民问题也极其不当，失掉大多数中国人的民心。它开始时是在日本投降后利用日本人和他们的傀儡伪军去打共产党。当人人都在谈论和渴望和平的时候，这种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极不得人心。在日本占领下供过职的中国人也曾经盼望着解放，而国民党对这些人一律看成敌人，认为不值得加以补偿。同样，在光复后中国的师生都被追究他们与日本合作的过错，而施以三民主义的思想改造。这就是把受日本统治的罪责加之于幸存下来的学生身上，而不去动员他们，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个政府一味向人民加税，而任由囤积居奇、营私舞弊的官吏不负责任何捐税负担。实际上这代表了最坏的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官吏们牺牲公众，以填充一己的私囊。 国民党的第三个失败政策，在于漠视乃至镇压公众的和平运动。这种运动是广泛而真诚的，不是像国民党声称的简单的共产党的阴谋。学术界都要求从战争转换到民权运动方面来，并要求国民党终止依靠美国打内战的政策。政府用暴力镇压学生，从而再有效不过地驱使他们和政府敌对起来，正像他们的愚蠢的经济政策驱使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成为异己一样。 国民政府就是这样丧失了公众的拥护，而且看来就是比共产党更厉害的内战挑动者。国民政府已经变得如此之军事化，以致它对内战只想到军事解决，至于作为政府应为公众服务些什么，一概置之不顾，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7页。 杰克·贝尔登是美国进步记者。解放战争时期，他深入华北解放区做了一次广泛的调查和了解，写下了长篇纪实，对许多问题做出了深入的分析。 “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入膏肓，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 [美]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格兰姆·贝克是一位美国画家，1935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40年再次来到中国。1946年开始写作《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汉译名)。 “这个国家之所以倒向共产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支能够与它抗衡的力量。没有出现过一种可以代替共产主义，又为人民接受的东西，从来没有过。” “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则主要为保守派所影响。由于他们制定计划的基础是帮助中国那个最腐败，最守旧，最不得人心的集团，他们就恰好成了加速非共产党中国解体的人。” “从我了解了国民党这架统治机器那天起，就厌恶了它。” “纯粹是由于中国自身情况的发展，才最终使得共产党的胜利成为不可避免。” [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9、代序第2页。 ①参见吴淑凤编辑：《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序，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