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5/8/18 19:00:40
2015-08-18 15:22:41 来源：破土网 作者：梁籁溟乡村建设中心
【破土编者按】外出务工潮导致了乡村精英的严重流失，农村社区事实上已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小农村社乡村治理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近日江苏省丰县梁寨镇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乡贤工作室“，推进乡贤自治，这种利用社区原生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成本，但能否真正激发乡村社区的活力仍有待考察。回应乡村治理难题，山西省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则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蒲韩乡村通过将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组织起来为社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并发展合作经济，实行了村民自治民主管理。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永济蒲韩农民协会是一个以妇女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已经有十五年历史的综合性合作自组织，为社员提供的服务领域包括农村经济、农民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蒲韩乡与中国千千万万的乡村社区一样，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去组织化的过程，村庄各项公共事业基本停滞。20世纪九十年代末，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老人成为留守的种地主力。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下，小农家庭即陷于发展困境，又失去了互帮互助的文化因素，社区事实上已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凋敝衰败，毫无生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中国经济刚刚有点起色的出口遽然受到输入型通货紧缩的打击，城市经济危机的代价一如既往的向“三农”转嫁。就在农村如此不利的大环境下，一位叫郑冰的乡村小学教师开始站出来，试图改善一点家乡的状况。
协会最基础的结构是在长期的工作中联系起来的3865户社员，这些社员都参与了协会某个或多个领域的合作，他们每5户结成一个互助小组，并选出一位互助小组代表。在这些基本社员和互助小组的基础上，按照规范的合作社组织模式形成了监、理事会。在协会实际的运作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一个职业化的协会团队。这个操作团队以最初的农资购销和跳舞活动中的7、8位妇女骨干为班底发展而来，，她们年龄大都在45~50岁之间。后来，随着协会的发展，又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进来，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有35人构成的稳定团队。
农资购销合作
农资购销合作社即出售农资的连锁店，包括4个连锁店和1个加盟店。在2001年时曾因芦笋价格下滑，赊销给农户的化肥款困难，而使农资店的运营一度陷入困境，后来通过向信用社贷款才维持下来。在2002，农资店便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向20户关系好的农户每户借款2000元，年底按照盈利情况对这些农户进行了分红。后来，发现这种方式既能减轻农资店的现金压力，也可以将农户的闲钱集中起来，给农户以分红。到2003年，便公开以入股的方式向农资店过去的顾客推广。但这随即引起了地方信用社的警惕，被信用社以“非法集资”为由揭发。虽然，这件事情最后得到了解决，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但这对协会后期在农村开展的金融方面的探索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到2004年接触到合作社的相关知识后，便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了这个统购统销的合作板块。农户按照所经营土地面积入股，合作社既可以直接从厂家进货省去中间环节费用，还可以用股金预付货款获得厂家额外返利。所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提取社区公益金后，剩余利润用作股金分红。
由于当地大面积种植果树，化肥农药需用量很大，这种联合购销的合作马上便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很快便发展出一个稳定的社员群体，当前入股社员约900户左右。
红娘手工艺合作社
开展手工艺合作最初也来源于文化活动中一个偶然的想法。据手工艺合作社的负责人回忆：
2004年前后，就在跳舞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参与跳舞的妇女积极分子们就开始琢磨着能让一起做点什么。后来一位来采访的记者无意间提到，“你们除了跳舞，能不能发展一下，做个手工什么的?”受到这个思路的启发，大家很快就发动村子里的老年人，组织了一次剪纸比赛。村里有许多老年人都会剪，我奶奶、妈妈都会。剪纸的时候，年轻人都趴在那儿看，目不转睛，特别喜欢，就是不会剪。
然后大家就开始想是不是可以把村里喜欢这个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于是，我们就在村里挑选了7个人。当时，我们家里也有线等，就是需要买点布，反正也不多，大家就一人摊了几块钱。慢慢开始学着做。后来郑冰老师从城里学习回来，带回来一个布贴娃娃，就是用布贴上去的，我们就照着这个做。当时就是自己感兴趣做着好玩，也不卖。后来，有一天计生局的一个人来，说听说我们在做手工品，要拿一个看看，过两天再还。我们就答应了。后来他们就送来了一个奖状，说拿到省里参加了一个评比，得了二等奖。我们可高兴了。有几个说，能得奖就不错了，但也有人觉得这没有创新，认为应该有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想：这里过去有土布，织布纺线的技术都有，都是这里最传统的东西。但现在老人们年纪大了，年轻人都不会，慢慢会失传的。我自己只是小时候学过织布，其他的工艺都不会。于是，我们就开始拜访当地的老人们，请他们说怎么染线、浆线、怎么煮线。后来到1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这时已有有27个感兴趣的加入进来了。
后来我们又请了一个当时已经84岁的老人教我们做小物件，她什么都会做，像虎头鞋等等。后来又请了四个老人，我们管她们叫巧巧手。有个老人，只要天空有一只鸟飞过，就可以画出来。
就这样，在文化活动中，手工艺兴趣小组慢慢发育起来了。当年冬季，前往北京参加公益组织学习交流的郑冰回来后，带回了第一个订单，这个兴趣小组才真正开始了手工艺品加工的合作尝试。早期的产品主要由北京的两家公益组织帮忙代销，以及放在附近的旅游点销售，但市场状况并不好。到2006年，香港一个推动公平贸易的公益机构到这里参观后，决定与他们合作，尝试往香港销售。结果，这里的手工艺产品在香港市场十分受欢迎，使合作社有了稳定可观的订单来源。手工艺合作刨除内部生产成本和分红外，纯利润30%左右上缴协会作为社区公益基金，2011年达20多万元;按照手工艺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其余利润则按照股金和参与完成订单的交易量返还给社员。
生态园项目
在2005年的时候，协会组织原来小寨村村建理事会的5个骨干先后参观考察了南街村和成都郊区的一个生态农业示范点。回村经过讨论后，便决定借鉴南街村土地集中的方式和成都生态农业的经验，开展生态园建设项目，种植绿化树木。
项目采取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全村绝大部分的户都参与了入股，一共集中了870亩土地来建立生态农园。生态园的三个小组分别采取两种模式管理：两个小组采取集中管理，组织入股的农户参与劳动生产;另一个小组则由原来的农户自己管理。
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一是土地集中起来后管理难度太大，农户把土地入股后就等着分红，而不是真正的去打理这里的生产了。二是当初签订的合同是三年见效益后分红，但村民当年就想分红;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太大，后续资金不足。加之，新建的生态园要吸引消费群体和开拓产品市场也需要周期，短期内很难收效。这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又引起了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矛盾。渐渐许多人开始对这种合作的模式产生怀疑。
到2007年下半年，生态园项目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了，经过反复的讨论商议后，最后决定将土地分回给个人，协会只负责技术和市场。从那以后，协会便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农民的土地绝对不能动，不能合并。
有机合作联合社
生态家园项目中土地统一经营的项目暴露出问题之后，骨干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把土地都重新分回农户，而协会只提供技术和市场销售服务。恰赶上2008年因为引入外地品种不当导致了大面积的病虫害，导致大部分的芦笋种植死亡，农户对技术服务的需求很强烈，也促使协会更坚定了推广有机农作物种植的思路;于是，协会确立了“一分五统”的合作模式，即：社员分户独立经营，协会统一土壤检测用肥、统一预防用药、统一选种、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达标。
同时，为了推广有机作物种植，协会租种了40亩土地，取名为“青年农场”，在此进行有机作物品种的种植引种试验，试验3~5年技术稳定后，向周围推广。对于接受有机种植的农户，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定期的回访，搜集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反馈回联合社。对于一些内部不能解决的难题，协会也会组织人到外地邀请专家解决。
城乡互动中心
城乡互动中心成立于2010年，同时对接城市社区和农村的社员两个消费群体。
在联合社工作人员做入户信息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农户对日常生产生活用品本地出产的农产品都有很大需求。而协会统购农产品的货车可以顺便带回很多农户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量大了以后统一批发，价格也便宜很多。于是，协会就对社员家庭的这些需求进行了全面的登记。根据信息，以收购的农产品和从城市购进的日用品来折抵应给社员的分红。价格比一般的市场价格略低，而且质量有保障，因此很受社员的欢迎。协会将这种方式称为“二次返利”。
城市社区的消费业务也是“偶然”拓展出来的：起初，为了感谢一些无偿为社区提供技术培训的老师，协会将生态农产品拉到城市送到这些老师的家中。很快，生态产品的口碑就在这些老师的熟人圈子中小范围传播，渐渐就有一些人主动提出购买的要求。这个时候，协会便适时的新增了一个业务部门——城乡互动中心。由于协会面向的社员量大，城乡互动中心所对接的城乡消费业务发展很快，到2011年时，从这块业务中所产生的利润已经超过农资购销合作业务和手工艺合作业务，占到整个协会利润的60%左右。
妇女文化活动中心、老年康乐中心与健康协会
妇女文化活动是果乡妇女自组织形成的基础，妇女文化活动的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并作为协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一直坚持至今。中心主要有两项传统活动，一是冬季农闲时组织附近40多个村庄的妇女跳广场舞;二是平时组织妇女学习小组读书学习。包括读书讨论，交流种植技术，以及交流教育下一代的知识等。
健康协会要是在妇女读书讨论的同时普及社区健康知识。老年康乐服务中心的定位是为社区内老人开展服务：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中心会教授他们种植技术，鼓励他们进行土壤改良和有机种植转换。对于独居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社区从2010年开始尝试为他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协会发动社员中的积极分子5个人结成一个志愿小组，以低微的报酬轮流照看这些老人。这种方式已经在小寨村解决了十几位老人的居家养老问题。
蒲韩乡村社区学校与儿童夏令营
农民社区学校，主要是为协会骨干及社员组织培训及为各种活动提供场所。此外，学校还为协会各个版块及合作社的活动提供场地。2011年暑假，社区学校又开始尝试在假期为社区内的小孩开展夏令营活动。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为孩子开展本地知识教育，因此，学校仅仅作为一个活动场地而不是完全在此授课。夏令营的内容包括认识和了解社区内各种作物、昆虫，本地文化教育，生活体验，劳动体验等等。目前，学校正在试图开发一套为社区儿童开展本地知识教育的流程和教材。
资金互助
2006年，协会负责人郑冰在外地参加活动中结识了从事农村发展项目的某组织(一下简称F机构)。F机构的一个核心业务便是在农村推广小额贷款。双方经过接触商讨后，便决定在果乡社区内尝试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当地种养殖业发达，经济作物覆盖率高，对生产资料的用量大，季节性短期性的贷款需求很大，而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手续繁复难以和农户对接。在这个背景下，F机构果乡成立了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于2009年6月在果乡所在县正式进行了注册，注册资金3000万，其中由F机构投资2100万，持股70%。F机构派出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进驻当地，而具体的业务则由协会抽调出十几名骨干组成的团队来操作，由于有训练成熟的操作团队和在当地社区长期的工作基础，正式挂牌后的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扩展迅猛，而且质量也非常高。
然而随着业务的进展，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化操作理念和具体制度设计中的唯利倾向，协会很难认同。公司一年从社区拿走的利润至少有500万以上。这笔钱被公司滚动投入放贷获利，而没有对社区其他事业的发展产生任何好处。这些分歧成为协会和公司之间难以根本协和的矛盾。到2012年初，关于上述问题多次协商无果后，社区原有骨干整体终止了与F信贷公司的合作。目前，协会与另一家基金会达成了合作的意向。该基金会以7厘/月的利率向协会提供800万的项目资金，同时协会内部再配套400万资金，以此对合作社内部对社员开展金融服务。
涂料厂和手工蒸馍坊
涂料厂建设是2005年发起的另一个未能取得成功的合作项目。涂料厂采用会员入股的方式，每户500元，但对单户入股总量进行限制，防止出现大户控股。然而涂料生产毕竟是一个新的工业项目，村民对于无论是技术、市场，还是工厂管理都比较陌生，工厂出现了产品质量、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一直没有盈利。最后不得不以关门告终。手工蒸馍坊的尝试过程与涂料厂类似，虽然技术简单，但与不计劳动成本的家庭小作坊相比毫无优势可言。于是上马后，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对于合作项目成败经验的分析
所有失败的项目都属于生产类创收项目。在当前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竞争激烈，农民合作社进入生产类项目，在贷款、技术、市场信息、管理各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成功。所有有赢利空间的项目和环节，都已经被资本牢牢控制，无论农民再怎么讲合作，都不可能打破市场经济资本运动的规律。唯一成功的生产类项目是手工艺项目，它在头几年也一直没有起色，直到后来依靠社区本身的巨大社会影响而吸引来了外部销售资源，解决销售问题后这个项目才得以起死回生。
所有最终成功的项目都属于流通类创收项目或者资金服务项目。农百货联合购销、资金互助、青年有机农场和有机农业联合社，这类项目的特点，都是为小农家庭的生产提供资金、技术、购销、机械等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服务，起到了补充完善农业生产链条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蒲韩农民协会发展经验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永济蒲韩农民协会的发展经验能够上升为一种模式用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即使在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协会能够为每户农民家庭带来的经济增收也不过一年几百元或者千元左右，这相对于农民家庭年收入来说占很小的比例，尽管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但他们每户的家庭收入还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随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家庭对外出务工就业会更加依赖。所以，永济蒲韩农民协会的真正经验，就体现在留守农民（以妇女、老人为主）自组织起来为社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并且通过公共服务凝聚人心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相当于组织起来的农村市场，减小了对外交易成本，集中起来的社区资本（包括现金和产品）不仅在农产品及生活用品的流通领域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在生产借贷领域获取利息收益。
近几十年来的农村改革，将以前由行政体系管控的流通渠道和农业生产服务系统都逐步市场化，让基层涉农部门成为市场利益主体。当政府要求他们自谋生路时，他们就必然转化为商业资本或者与商业资本结合，其逐利的本性必然与小农生产相对立，他们几乎不承担对小农生产生活的服务成本，同时假冒伪劣产品、虚假信息骗农坑农的现象普遍发生。那些本应由政府财政预算投入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又因为对单家独户服务的成本太高，或者因为所谓“先进的现代化服务”不适应小农生产而无所作为。
蒲韩乡村社区将农民组织起来，对内实行自治民主管理，对外承接各种大资本或者政府的交换和服务，因其组织性而能确保维护自身利益。蒲韩乡村社区的发展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农村社区是如何回应国家关于小农村社乡村治理的历史性难题。
【破土编者按】外出务工潮导致了乡村精英的严重流失，农村社区事实上已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小农村社乡村治理成为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近日江苏省丰县梁寨镇在国内率先成立了“乡贤工作室“，推进乡贤自治，这种利用社区原生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模式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成本，但能否真正激发乡村社区的活力仍有待考察。回应乡村治理难题，山西省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则提供了另一条路径，蒲韩乡村通过将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组织起来为社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并发展合作经济，实行了村民自治民主管理。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永济蒲韩农民协会是一个以妇女为主体发展起来的、已经有十五年历史的综合性合作自组织，为社员提供的服务领域包括农村经济、农民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蒲韩乡与中国千千万万的乡村社区一样，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去组织化的过程，村庄各项公共事业基本停滞。20世纪九十年代末，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妇女老人成为留守的种地主力。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下，小农家庭即陷于发展困境，又失去了互帮互助的文化因素，社区事实上已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凋敝衰败，毫无生气。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中国经济刚刚有点起色的出口遽然受到输入型通货紧缩的打击，城市经济危机的代价一如既往的向“三农”转嫁。就在农村如此不利的大环境下，一位叫郑冰的乡村小学教师开始站出来，试图改善一点家乡的状况。
协会最基础的结构是在长期的工作中联系起来的3865户社员，这些社员都参与了协会某个或多个领域的合作，他们每5户结成一个互助小组，并选出一位互助小组代表。在这些基本社员和互助小组的基础上，按照规范的合作社组织模式形成了监、理事会。在协会实际的运作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一个职业化的协会团队。这个操作团队以最初的农资购销和跳舞活动中的7、8位妇女骨干为班底发展而来，，她们年龄大都在45~50岁之间。后来，随着协会的发展，又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进来，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有35人构成的稳定团队。
农资购销合作
农资购销合作社即出售农资的连锁店，包括4个连锁店和1个加盟店。在2001年时曾因芦笋价格下滑，赊销给农户的化肥款困难，而使农资店的运营一度陷入困境，后来通过向信用社贷款才维持下来。在2002，农资店便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向20户关系好的农户每户借款2000元，年底按照盈利情况对这些农户进行了分红。后来，发现这种方式既能减轻农资店的现金压力，也可以将农户的闲钱集中起来，给农户以分红。到2003年，便公开以入股的方式向农资店过去的顾客推广。但这随即引起了地方信用社的警惕，被信用社以“非法集资”为由揭发。虽然，这件事情最后得到了解决，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但这对协会后期在农村开展的金融方面的探索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到2004年接触到合作社的相关知识后，便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了这个统购统销的合作板块。农户按照所经营土地面积入股，合作社既可以直接从厂家进货省去中间环节费用，还可以用股金预付货款获得厂家额外返利。所产生的利润按比例提取社区公益金后，剩余利润用作股金分红。
由于当地大面积种植果树，化肥农药需用量很大，这种联合购销的合作马上便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很快便发展出一个稳定的社员群体，当前入股社员约900户左右。
红娘手工艺合作社
开展手工艺合作最初也来源于文化活动中一个偶然的想法。据手工艺合作社的负责人回忆：
2004年前后，就在跳舞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参与跳舞的妇女积极分子们就开始琢磨着能让一起做点什么。后来一位来采访的记者无意间提到，“你们除了跳舞，能不能发展一下，做个手工什么的?”受到这个思路的启发，大家很快就发动村子里的老年人，组织了一次剪纸比赛。村里有许多老年人都会剪，我奶奶、妈妈都会。剪纸的时候，年轻人都趴在那儿看，目不转睛，特别喜欢，就是不会剪。
然后大家就开始想是不是可以把村里喜欢这个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于是，我们就在村里挑选了7个人。当时，我们家里也有线等，就是需要买点布，反正也不多，大家就一人摊了几块钱。慢慢开始学着做。后来郑冰老师从城里学习回来，带回来一个布贴娃娃，就是用布贴上去的，我们就照着这个做。当时就是自己感兴趣做着好玩，也不卖。后来，有一天计生局的一个人来，说听说我们在做手工品，要拿一个看看，过两天再还。我们就答应了。后来他们就送来了一个奖状，说拿到省里参加了一个评比，得了二等奖。我们可高兴了。有几个说，能得奖就不错了，但也有人觉得这没有创新，认为应该有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想：这里过去有土布，织布纺线的技术都有，都是这里最传统的东西。但现在老人们年纪大了，年轻人都不会，慢慢会失传的。我自己只是小时候学过织布，其他的工艺都不会。于是，我们就开始拜访当地的老人们，请他们说怎么染线、浆线、怎么煮线。后来到11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这时已有有27个感兴趣的加入进来了。
后来我们又请了一个当时已经84岁的老人教我们做小物件，她什么都会做，像虎头鞋等等。后来又请了四个老人，我们管她们叫巧巧手。有个老人，只要天空有一只鸟飞过，就可以画出来。
就这样，在文化活动中，手工艺兴趣小组慢慢发育起来了。当年冬季，前往北京参加公益组织学习交流的郑冰回来后，带回了第一个订单，这个兴趣小组才真正开始了手工艺品加工的合作尝试。早期的产品主要由北京的两家公益组织帮忙代销，以及放在附近的旅游点销售，但市场状况并不好。到2006年，香港一个推动公平贸易的公益机构到这里参观后，决定与他们合作，尝试往香港销售。结果，这里的手工艺产品在香港市场十分受欢迎，使合作社有了稳定可观的订单来源。手工艺合作刨除内部生产成本和分红外，纯利润30%左右上缴协会作为社区公益基金，2011年达20多万元;按照手工艺合作社的制度设计，其余利润则按照股金和参与完成订单的交易量返还给社员。
生态园项目
在2005年的时候，协会组织原来小寨村村建理事会的5个骨干先后参观考察了南街村和成都郊区的一个生态农业示范点。回村经过讨论后，便决定借鉴南街村土地集中的方式和成都生态农业的经验，开展生态园建设项目，种植绿化树木。
项目采取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全村绝大部分的户都参与了入股，一共集中了870亩土地来建立生态农园。生态园的三个小组分别采取两种模式管理：两个小组采取集中管理，组织入股的农户参与劳动生产;另一个小组则由原来的农户自己管理。
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一是土地集中起来后管理难度太大，农户把土地入股后就等着分红，而不是真正的去打理这里的生产了。二是当初签订的合同是三年见效益后分红，但村民当年就想分红;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太大，后续资金不足。加之，新建的生态园要吸引消费群体和开拓产品市场也需要周期，短期内很难收效。这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又引起了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矛盾。渐渐许多人开始对这种合作的模式产生怀疑。
到2007年下半年，生态园项目实在难以继续维持了，经过反复的讨论商议后，最后决定将土地分回给个人，协会只负责技术和市场。从那以后，协会便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农民的土地绝对不能动，不能合并。
有机合作联合社
生态家园项目中土地统一经营的项目暴露出问题之后，骨干们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决定把土地都重新分回农户，而协会只提供技术和市场销售服务。恰赶上2008年因为引入外地品种不当导致了大面积的病虫害，导致大部分的芦笋种植死亡，农户对技术服务的需求很强烈，也促使协会更坚定了推广有机农作物种植的思路;于是，协会确立了“一分五统”的合作模式，即：社员分户独立经营，协会统一土壤检测用肥、统一预防用药、统一选种、统一技术培训、统一达标。
同时，为了推广有机作物种植，协会租种了40亩土地，取名为“青年农场”，在此进行有机作物品种的种植引种试验，试验3~5年技术稳定后，向周围推广。对于接受有机种植的农户，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定期的回访，搜集种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后反馈回联合社。对于一些内部不能解决的难题，协会也会组织人到外地邀请专家解决。
城乡互动中心
城乡互动中心成立于2010年，同时对接城市社区和农村的社员两个消费群体。
在联合社工作人员做入户信息采集的过程中，发现农户对日常生产生活用品本地出产的农产品都有很大需求。而协会统购农产品的货车可以顺便带回很多农户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量大了以后统一批发，价格也便宜很多。于是，协会就对社员家庭的这些需求进行了全面的登记。根据信息，以收购的农产品和从城市购进的日用品来折抵应给社员的分红。价格比一般的市场价格略低，而且质量有保障，因此很受社员的欢迎。协会将这种方式称为“二次返利”。
城市社区的消费业务也是“偶然”拓展出来的：起初，为了感谢一些无偿为社区提供技术培训的老师，协会将生态农产品拉到城市送到这些老师的家中。很快，生态产品的口碑就在这些老师的熟人圈子中小范围传播，渐渐就有一些人主动提出购买的要求。这个时候，协会便适时的新增了一个业务部门——城乡互动中心。由于协会面向的社员量大，城乡互动中心所对接的城乡消费业务发展很快，到2011年时，从这块业务中所产生的利润已经超过农资购销合作业务和手工艺合作业务，占到整个协会利润的60%左右。
妇女文化活动中心、老年康乐中心与健康协会
妇女文化活动是果乡妇女自组织形成的基础，妇女文化活动的开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并作为协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一直坚持至今。中心主要有两项传统活动，一是冬季农闲时组织附近40多个村庄的妇女跳广场舞;二是平时组织妇女学习小组读书学习。包括读书讨论，交流种植技术，以及交流教育下一代的知识等。
健康协会要是在妇女读书讨论的同时普及社区健康知识。老年康乐服务中心的定位是为社区内老人开展服务：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中心会教授他们种植技术，鼓励他们进行土壤改良和有机种植转换。对于独居且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社区从2010年开始尝试为他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协会发动社员中的积极分子5个人结成一个志愿小组，以低微的报酬轮流照看这些老人。这种方式已经在小寨村解决了十几位老人的居家养老问题。
蒲韩乡村社区学校与儿童夏令营
农民社区学校，主要是为协会骨干及社员组织培训及为各种活动提供场所。此外，学校还为协会各个版块及合作社的活动提供场地。2011年暑假，社区学校又开始尝试在假期为社区内的小孩开展夏令营活动。夏令营的主要目的是为孩子开展本地知识教育，因此，学校仅仅作为一个活动场地而不是完全在此授课。夏令营的内容包括认识和了解社区内各种作物、昆虫，本地文化教育，生活体验，劳动体验等等。目前，学校正在试图开发一套为社区儿童开展本地知识教育的流程和教材。
资金互助
2006年，协会负责人郑冰在外地参加活动中结识了从事农村发展项目的某组织(一下简称F机构)。F机构的一个核心业务便是在农村推广小额贷款。双方经过接触商讨后，便决定在果乡社区内尝试开展小额贷款业务。
当地种养殖业发达，经济作物覆盖率高，对生产资料的用量大，季节性短期性的贷款需求很大，而正规金融机构由于手续繁复难以和农户对接。在这个背景下，F机构果乡成立了永济富平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公司”)。于2009年6月在果乡所在县正式进行了注册，注册资金3000万，其中由F机构投资2100万，持股70%。F机构派出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进驻当地，而具体的业务则由协会抽调出十几名骨干组成的团队来操作，由于有训练成熟的操作团队和在当地社区长期的工作基础，正式挂牌后的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扩展迅猛，而且质量也非常高。
然而随着业务的进展，小额贷款公司的商业化操作理念和具体制度设计中的唯利倾向，协会很难认同。公司一年从社区拿走的利润至少有500万以上。这笔钱被公司滚动投入放贷获利，而没有对社区其他事业的发展产生任何好处。这些分歧成为协会和公司之间难以根本协和的矛盾。到2012年初，关于上述问题多次协商无果后，社区原有骨干整体终止了与F信贷公司的合作。目前，协会与另一家基金会达成了合作的意向。该基金会以7厘/月的利率向协会提供800万的项目资金，同时协会内部再配套400万资金，以此对合作社内部对社员开展金融服务。
涂料厂和手工蒸馍坊
涂料厂建设是2005年发起的另一个未能取得成功的合作项目。涂料厂采用会员入股的方式，每户500元，但对单户入股总量进行限制，防止出现大户控股。然而涂料生产毕竟是一个新的工业项目，村民对于无论是技术、市场，还是工厂管理都比较陌生，工厂出现了产品质量、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一直没有盈利。最后不得不以关门告终。手工蒸馍坊的尝试过程与涂料厂类似，虽然技术简单，但与不计劳动成本的家庭小作坊相比毫无优势可言。于是上马后，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对于合作项目成败经验的分析
所有失败的项目都属于生产类创收项目。在当前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竞争激烈，农民合作社进入生产类项目，在贷款、技术、市场信息、管理各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成功。所有有赢利空间的项目和环节，都已经被资本牢牢控制，无论农民再怎么讲合作，都不可能打破市场经济资本运动的规律。唯一成功的生产类项目是手工艺项目，它在头几年也一直没有起色，直到后来依靠社区本身的巨大社会影响而吸引来了外部销售资源，解决销售问题后这个项目才得以起死回生。
所有最终成功的项目都属于流通类创收项目或者资金服务项目。农百货联合购销、资金互助、青年有机农场和有机农业联合社，这类项目的特点，都是为小农家庭的生产提供资金、技术、购销、机械等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服务，起到了补充完善农业生产链条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蒲韩农民协会发展经验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永济蒲韩农民协会的发展经验能够上升为一种模式用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即使在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协会能够为每户农民家庭带来的经济增收也不过一年几百元或者千元左右，这相对于农民家庭年收入来说占很小的比例，尽管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农民协会，但他们每户的家庭收入还主要依靠外出打工。随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家庭对外出务工就业会更加依赖。所以，永济蒲韩农民协会的真正经验，就体现在留守农民（以妇女、老人为主）自组织起来为社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并且通过公共服务凝聚人心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相当于组织起来的农村市场，减小了对外交易成本，集中起来的社区资本（包括现金和产品）不仅在农产品及生活用品的流通领域获取商业利润，同时也在生产借贷领域获取利息收益。
近几十年来的农村改革，将以前由行政体系管控的流通渠道和农业生产服务系统都逐步市场化，让基层涉农部门成为市场利益主体。当政府要求他们自谋生路时，他们就必然转化为商业资本或者与商业资本结合，其逐利的本性必然与小农生产相对立，他们几乎不承担对小农生产生活的服务成本，同时假冒伪劣产品、虚假信息骗农坑农的现象普遍发生。那些本应由政府财政预算投入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又因为对单家独户服务的成本太高，或者因为所谓“先进的现代化服务”不适应小农生产而无所作为。
蒲韩乡村社区将农民组织起来，对内实行自治民主管理，对外承接各种大资本或者政府的交换和服务，因其组织性而能确保维护自身利益。蒲韩乡村社区的发展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农村社区是如何回应国家关于小农村社乡村治理的历史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