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战略 - 2015/9/10 23:48:38
红色电视剧的编导要有人格要有道德品质，共产党的历史都可以任意歪曲吗？缺乏道德品质的人怎么能够编出红色的革命的电视剧？
请问；为什么要篡改历史，邓小平是红七军的创始人吗？
请问；为什么要篡改历史，邓小平是红七军的创始人吗？
来源：周忠民的博客|作者：维新里发布时间：2015-08-31 14:47:51
--------篡改中国历史亵渎革命先烈的丑剧《红七军》
当今社会上流行一种溜须拍马的“马屁文化”。由编剧侯堉中，总导演吴子牛“呕心沥血”打造的这部《红七军》电视连续剧，就是这种“马屁文化”的一个代表作。此类随意篡改历史的电视连续剧的出笼，不但助长了社会上虚假编造历史的风气，大大的损害了党的威望，也损害了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形象。
1.吹捧邓小平为广西革命的“救世主” 《红七军》电视连续剧从开头到结尾，就一直反反复复地唱着主题歌：“广西来了邓代表,千条枪杆劈空起”。似乎邓代表是广西革命的“救世主”，大有违背历史事实。
其一，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和建立右江苏维埃政权等红七军历史上的诸多最关键时期，邓小平都没有参加；他不在起义的第一线，也无法遥控指导。
1929年10月30日，刚当上广西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在百色起义爆发前几个星期，不听同志们的劝告，毅然决然地离开起义部队，到上海去汇报，此期间他的前妻正在上海医院临盆生产。
电视剧编导们极力为邓小平离开起义部队而辩护，说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很重要。其实中央联络员龚饮冰同志刚从中央领命回来，并马上又赶回上海汇报起义准备工作，而当时起义迫在眉睫，大敌当前，邓小平有什么非要再去汇报的必要呢？
根据史料，邓小平千里迢迢回上海，只是在龚饮冰的主题报告之后，做了关于在右江执行反富农路线和左江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一次会议而已。
对于邓小平的离开，接任邓小平担任广西前委书记的陈导民（陈豪人）在1930年1月给中央写的《七军前委报告》中，说得非常的清楚：“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召（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前委书记陈导民”
（“龙变”，是指1929年11月份发生的“蒙志仁叛变”。）
陈导民在信中清楚说明：同志们因工作关系“苦留”邓小平；也清楚说明“中央电阻”邓小平回去；信中还说明百色政治工作人员极缺，要求中央派工作人员来左江和右江协助工作。在这关键时期，作为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已经离开了起义部队。邓小平离开百色后，是陈豪人、张云逸等前委领导百色起义的胜利，创建了红七军。
其二，1930年11月，在红七军奉命北上江西途中，遭敌人重兵堵截。于1931年3月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阻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由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过了河，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被敌军围困。而由军长张云逸率领的另一部分红七军，正苦寻渡河的时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担任前委书记和红七军政委等重要职务的邓小平再次离开队伍而去，去上海汇报工作。须知同年2月，同为中央代表的邓岗和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已奉命分别到广东省委和上海汇报，应该没有再汇报的必要。编导们又辩护道，这次汇报也很重要，关系到“红七军以后发展的问题。”红七军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红七军发展方向是与朱毛汇合，还存在什么红七军的“发展问题”。而邓小平走后，便再没有回到红七军，是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人率领红七军经过千辛万苦于7月份到达了江西中央苏区，完成了红七军的12000里长征。
为此，1968年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实事求是地检查道：“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汇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检讨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但是谁也没见过中央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的文件。而编导们却将当事人自己已多次承认的错误，大加粉饰和赞颂，马屁拍到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地步。接着还编道：“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他留在了中央工作。”其实邓小平是先被派到江苏省委当巡视员，然后再被派到瑞金县当县委书记，不在中央工作。
同时，为了拔高邓小平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创立上的历史作用，编剧和导演还用心良苦地编造了在1929年以前邓小平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其实是中央秘书处处长，其后任是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以及编造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谎言。
2.鼓吹“一言堂”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罔顾我党早期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历史事实，描写邓小平一到广西就面见李明瑞和俞作柏，声称：“在广西我说了算，是正式的。”“出了问题我对中央负责”等等。当年在广西的领导机构是广西军委，轮不到他个人说了算。再说邓小平第一次面见李明瑞，是在1929年11月从百色回上海汇报的路上；第一次见张云逸，也是在南宁兵变陈豪人与邓小平率军械船从南宁撤退到百色之后。在此之前，中共内部所有的重要指示和行动，都是通过担任俞作柏政府机要秘书的陈豪人和俞作豫等极少数人利用职务之便和亲戚关系单线传达的，遑论和俞李谈判这样的大事情。关于党的单线领导，在张云逸、袁任远、黄一平和莫文骅等前辈们的回忆录中，都有清楚的记载。编导们将我党特定历史时期一度盛行的一言堂的歪风邪气，强加给了早期朝气蓬勃的年轻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领导层，极大地扭曲了党的形象和百色起义的历史事实。
3.夸大了邓小平在部署和领导南宁兵变中的作用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的编导们夸大了邓小平在1929年10月发生的南宁兵变中的领导作用，似乎整个部署、人员安排，都由邓小平说了算，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时领导南宁兵变的是中共广西军委。根据中央特派员龚饮冰1930年1月给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汇报（邓小平做了补充报告），广西军委是在广东省委领导贺昌同志协助下成立的，陈豪人为广西军委的负责人。这时才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当时邓小平既不是广西军委委员，也还不是广西前委书记，而且邓小平1929年9月初到广西，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和环境也还都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都归于邓小平领导了呢？
1931年3月9日陈豪人向中央汇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明确地记载了，百色起义前，广西军委指示必须做的几件准备工作；总报告还指出广西军委，是左右江军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1994年出版的《广西通志—军事志》记载：“中共广西军委决定，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赴右江。”显然，邓小平也是在广西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而不是凌驾于广西军委之上。
因此，《红七军》电视剧的编导们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为他们个人利益的需要，特意隐瞒了由广西军委领导南宁兵变的事实，篡改为由邓小平在领导一切。
4.编造邓小平领导决定了“百色起义”时间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的编导们处心积虑地编造对立面，以突出邓小平一贯正确，在电视剧中编造了陈豪人不顾实际情况，在接到中央指示后，急于在十月革命节那一天举行起义，受到邓小平等人的坚决反对，最后由邓小平主持通过了在1929年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
史料是历史的见证，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的《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1968年6月邓小平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中也如此坚持：“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七日起义”，可见始终坚持也坚信在1929年十月革命节举行百色起义的恰恰是邓小平。不过这也可能属于小平的记忆出了毛病，因他没有亲临百色起义第一线。
与此相反，当时的前委书记陈导民（即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明确地写道：“龚同志衔中央及粤省委命令来要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前委讨论后，认为“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需略费时日。若在十天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故前委决定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及后工作上准备略有头绪，且因政治环境的迫切需要，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
史料证明，是以陈导民（陈豪人，前委书记）和张云逸（常委前委）领导的前委，根据起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决定了百色起义的时间，并最后在1929年12月10日，在百色召开工人、农民代表大会和士兵大会通过了百色起义的日期。这时期邓小平根本不在百色而在上海。
编导们处处制造矛盾，连百色起义的时间也不放过，唯恐红七军不乱。
5.谎称周恩来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政委，并兼任红八军政委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的编导们编造了在百色起义前，龚饮冰从上海汇报回来，带来了周恩来的指示：同意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右江红七军政委为邓小平；红八军建立时邓小平也兼任红八军政委。
其实，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发生的时候，广西红军中根本还没有设立政委的职务，何来的“任命”及“兼任”之说？直到1930年3月2日红七军才设有军政委的职务。作者利用中央任命政委的时间差，混淆视听，蒙蔽群众。
历史的事实是，红七军成立时，陈豪人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军长。1930年1月陈导民（即陈豪人）的《七军前委报告》中记载：“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等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铁证如山。红八军成立时，何世昌为红八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俞作豫为军长。
在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时，邓小平根本不在广西，在红七军、红八军中也没有任职。
6.编造邓小平任命“李明瑞当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伪造事实，编造邓小平任命：“李明瑞当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下面引用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导民（即陈豪人）于起义后给中央写的《七军前委报告》就一目了然了。
“自平兄(注：小平)到龙(州)后,后方曾来两电,其一点拟四大队即第一师，五大队改为第二师，以明（李明瑞）为第七军军长，逸〔张云逸〕为一师长，作（俞作豫）为二师师长，但我们接受此消息后，几次讨论决定四大队仍为七军，五大队为八军，明兄任总指挥，在七军方面统不致改名称而生影响，在明兄方面，据过去我们通电说明兄少住百色指挥，他必能□我军的影响及其势力之更大也。”由此可以看出，陈豪人及前委多次讨论，建议中央保留红七军、红八军建制，推荐李明瑞为总指挥，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前委的建议。此时邓小平早已离开百色，经过龙州回上海，邓小平根本不在场，更无法任命。作者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为邓小平报功。
在电视连续剧《红七军》中，还称邓小平愿做李明瑞的入党介绍人，实际上李明瑞的入党介绍人是陈豪人及张云逸，和邓小平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7.将撤销雷经天的职务和撤销雷经天的党籍一事嫁祸于邓岗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大肆渲染立三路线的代表邓岗在陈豪人和龚鹤村支持下召开会议，强行通过开除坚持正确路线的雷经天党籍、撤销了其右江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会上邓小平与邓岗针锋相对斗争，最后邓小平拂袖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岂知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在１９３０年８月前后红七军前委决定开除雷经天同志的党籍时，邓岗还没有到红七军，编导们嫁祸于人，找错了对象。
1931年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还原了历史真相。报告中写道：
‘……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因此，开除雷经天党籍的不是邓岗，而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红七军前委。相关史料，1930年8月22日广东省委巡视员王玉树《关于左右江起义有关情况给中央省委的巡视报告》中，记载的邓小平谈话也得到证实。事实上早在1930年8月雷经天已被邓小平撤了职，接替雷经天担任右江特委书记的是陈洪涛。而邓岗于1930年9月30日才到达红七军。
编导者们为了突出树立邓小平的光辉形象，却念念不忘去亵渎已经牺牲了数十年之久的革命先烈邓岗的亡灵，让他来当这替罪羊。编导者们灵魂之丑陋，手段之恶劣，实在是令人发指。
8.制定小孩分配土地的政策，又张冠李戴了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的编导们将小孩分配土地的政策，也张冠李戴到邓小平头上。
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会见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的谈话：“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编导们将邓小平关于给小孩分配土地的讲话，由瑞金提前到右江土改时，由邓小平发明的。还借用老乡的口说：“仙人指路步步通。”邓小平成了“仙人”了，吹捧得让人肉麻。这些不惜采用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手法，编造历史，拔高邓小平，只能是弄巧成拙，让人耻笑了。
早在1929年12月21日陈豪人领导的红七军政治部发表的《土地革命》一文中，就发布了此土改政策：“其余的土地按照四岁以上的人口分配之”。此时邓小平远在上海，该政策的制定与邓小平无关。
1931年3月9日陈豪人给中央写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中也清楚的写道：“分配土地以四岁以上为一单位，因许多农民意见，小孩子比成人开销更大之故”。说明当初的这个土改政策是广西前委和红七军政治部采纳了当地群众的意见而制定并执行了的，和邓小平后来在瑞金时的仙人指路，虽然不完全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颠倒了因果前后和抄袭与被抄袭的关系。
9.编造红七军的两条路线斗争史
红七军的历史和其他起义一样，在敌强我弱的大形势下，情况错综复杂，红七军的战斗历程，经历了无数的挫折、风险、失败和胜利，指战员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失败了爬起来继续战斗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1930年6月邓小平带领红八军一个纵队与红七军在河池会师，这时红七军成立已经6个月了，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团结、战斗的红七军领导班子。却被编导们编造出了红七军以邓小平为首的正确路线与邓岗、陈豪人为首的错误路线激烈斗争，最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正确路线屈服于错误路线，并美其名曰：为了革命队伍不致分裂，而执行错误路线一类的荒谬逻辑！他们将邓小平领导红七军打的败仗，都归罪于邓岗、陈豪人。那么正确路线的代表，前委书记兼政委的邓小平，难道是白当了的吗？
史料记载了红七军确实受到过“立三路线”的影响：1930年6月
“立三路线”形成，但因红七军正在桂黔边界游击，由于所处地势险峻，交通闭塞，故“立三路线”没能传达到红七军。直至1930年9月30日邓拔奇（邓岗）从中央南方局来到红七军，传达了“立三路线”。1930年11月7日，在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会上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
红七军经过一段挫折，前委主动放弃了“立三路线”，陈豪人在《红七军总报告》中认识到：‘……大会通过了以上“立三路线”的指示，乃给予红七军前途以许多危害。’而编导们却编造了打柳州、桂林失败后，陈豪人仍坚持要打柳州及桂林。他们将罪名强加于陈豪人，用心不言自明。
邓小平在《七军工作报告》中也如实写道：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
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1968年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谈到立三路线时，也主动承担了责任：“……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收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的编导们不顾历史事实，大肆吹捧邓小平一贯正确，把错误推给了邓岗与陈豪人。并竭尽全力把邓小平本人己承认的错误，都给“正确化”了，真是用心良苦，帮倒忙，肆意诋毁和颠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一生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10.梅花战役“被胜利”了
梅花战役时，邓岗、陈豪人已离开红七军，陈豪人奉命到中央汇报。拿编导的话来说红七军已扫除了绊脚石。
可是由邓小平亲自指挥并领导的梅花战役——是红七军战斗历程中，最惨败的一次战役，牺牲了很多优秀的指战员。编导们用艺术的手法，大篇幅地歌颂，让人们错认为梅花战役在邓小平领导下，打了个大胜仗。在历史剧中，这样歌颂一次惨败的战役，可能还是首创；最后以三面受敌，战略转移来掩盖了此次战役的失败。把这次失败的战役“被胜利”了。
相反他们对陈豪人为首的前委攻打南宁，隆安战役失败，横加指责，无限上纲。其实对此次战役的实施，陈豪人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对中央事先有过请示，事后在“红七军总报告”中，也主动承担了责任，并深入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编导们以个人利益为重，要吹捧谁，攻击谁，毫不含糊，不是从革命利益出发，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11.影片中大篇幅肆意丑化、攻击百色起义期间的前委书记陈豪人
陈豪人早年是福建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指导过闽北农民武装起义，来百色前，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广西南宁做统战和兵运工作，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
在百色起义前，中央代表邓小平离开了广西，22岁的陈豪人勇于承担革命重任，继任广西前委书记，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加领导了百色起义、百色山城保卫战和张云逸、李明瑞等率领红七军主力部队南征北战，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在盘阳陈豪人召开了前委会议，确定了红七军向外游击，向湘、粤边界游击的战略部署；红七军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在贵州板寨会师时，在陈豪人主持下召开了“板寨会议”，前委们决定出其不意地攻打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榕城，获得红七军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榕江大捷。
红七军成立后，陈豪人和前委们制定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评论员文章及通告。这些文件确立了红七军迅速与朱毛会合的发展方向；规定了红七军的主要任务：确立了红七军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方针等等。
陈豪人还給后人留下了《七军前委报告》、《七军工作总报告》两个重要历史文件，报告较全面、详细地记载了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及当时所制定的重大政策与策略，是历史的见证，被党史工作者广泛引用。
陈豪人在上海汇报后，装扮成商人离开上海，前往湘桂边寻找红七军，但因敌人的封锁，未能回到红七军。返回上海，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战场。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三次密电国民党70军长李觉，称陈希周（陈豪人）为“危险份子，应从速处理。”
1940年8月13日，陈豪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遇难时年仅33岁。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1952年4月11日致信张鼎丞（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把陈昭礼（即陈豪人）的忠骨从崇安迁葬福州。人们撰文怀念他，歌颂他；并在他遇难处建立了纪念碑。
但电视连续剧《红七军》的编导们为了突显邓小平一贯正确，吹捧他功绩累累，不惜篡改历史，掩盖百色起义期间的前委书记是陈豪人这一历史事实以及他的功绩；还要丑化他、攻击他，将他塑造成红七军建立和发展中的绊脚石，“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让他在红七军领导层中销声匿迹，为吹捧邓小平扫清障碍。岂不知这样无视历史事实，甚至是拼命篡改历史事实误导观众的做法，效果适得其反，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革命领袖的形象，也亵渎革命先烈和他们为之捐躯的革命事业，损害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
历史片应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地撰写历史；应以历史人物的足迹为依据，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而不是依附和依仗权势，为了达到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灵魂，颠倒黑白，编造谎言，隐瞒历史的真相，篡改历史的轨迹来打造历史片；更不该以攻击其他红七军的创始人和革命烈士，来塑造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形象。这样的编导还有道德吗？还有良知吗？这样的历史片还有公信力吗？和毒食品没有两样，是一部篡改历史的“毒”历史剧，都应铲除，不管他的背景有多硬。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假的不能成真。每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的足迹，会永远记载在历史的史册上，后人想篡改，也是徒劳的。
奉劝编导们认真阅读红七军的主要历史材料吧！如：1930年1月前委书记陈导民的《七军前委报告》（陈导民即陈豪人）；
1931年3月9日陈豪人的《七军工作总报告》；
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的《七军工作报告》；
1968年6月邓小平向中央写的《我的自述》；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编导们不要再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地篡改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