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5/9/11 17:52:43
2015-09-11 15:36:17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作者：昆仑岩
【原编者按】这是昆仑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所写《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和发展——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一个主题十大问题》系列文章的末篇，原题为《坚决反腐治吏整党 使党和政府取信于民——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十大问题之十》，时隔三年，今日重读，仍切中要害，意味深重。如何标本兼治、把整党纠风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从根本上抓好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这篇犀文中，会提供一些教益和启发。
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必须以反腐治吏为重点，坚决整肃党风党纪，发扬我党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吸取国际上的成功做法，从制度约束和管控上从严防范和惩治腐败，中央领导带头，自上而下做起，广开社会监督渠道，使各级党和政府官员公开透明，取信于民。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作为一个总数已达8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个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的老党，一个旨在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自身在思想、组织、能力、作风等建设状态上的积弊日深，已经出现严重危机，而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口是心非、以权谋私、消极腐败，是表现最突出、疾根最顽劣、人民群众最痛恨的问题。腐败不除，党之不党;党风不纯，国之不国!
整肃党风党纪，关键在整治党政干部队伍。建国后毛泽东告诫:“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官场风气坏了，不容好人能人，把一切都会带坏。古今中外，事业兴盛离不开一批胸怀大志、一身正气，有战略远见和胆识才干，能够融于群众、引领群众，为共同目标扎实奋斗的领导者，或许当今中国不乏这样优秀的领导人才，但现实往往是这样的领导人才被层层扼杀和埋没，官场上越来越多的是会“来事”、会“用权”、会“当官”的“官才”了。哀莫大于心死! 如果人民的期盼、民族的希望，都被大大小小的欺世盗国、只图私利的庸官葬送，那就会造成比“文革”更惨的悲剧。所以，正党风要先正官风，肃队伍要先肃吏治，端正用人风气，严惩用人腐败，不仅对贪官污吏要严肃查处，而且对用人者要严肃追责。
严格审干标准，实行审干制度，坚决清理整顿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和机关干部队伍。目前党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政治不坚、思想不纯、能力不强、作风不正的现状不可容忍，危害极其严重。有必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联合组织有关力量，依靠群众支持和监督，在党政干部队伍中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全面的组织审查、清理和整顿。此后，全党每三年进行一次干部普遍审查，并每年一度对干部选拔提升和重要职务调整对象进行重点审查。对于政治信仰、立场和观点存在严重问题，违背宪法党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对于里通外国充当内奸、受外国组织资助和指使，蓄意攻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出卖和危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于私自与富商勾结、与黑社会勾联，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侵害公权，为非作歹，危害人民的人；对于思想道德败坏，利用职权便利化公为私，贪污受贿，生活糜烂、品行堕落的人，都必须坚决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岗位和机关部门清除出去。对于一些从院校毕业或海外归国直接进入党和政府部门工作，缺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素养，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了解，缺乏一线实际工作磨炼和经验积累，素质能力难以胜任职责要求的干部，必须相应调整工作岗位，或者采取送党校进修学习和下放基层锻炼等途径回炉补课。对党政干部审查要制定完善制度规定，准确把握政策分寸，不搞乱揭乱斗、防止人人自危；强化批评监督，促使人人自警；鼓励实名检举，要对结果负责；依法遵规审查，严禁关押逼供。
坚决惩治腐败，总结发扬我党历史上从严查惩腐败的成功经验，学习吸取国际上通行的廉政反腐有效措施，尽快建立完善有关制度机制体系，依靠公开透明的制度约束、组织管控和社会监督，从严防范和惩治腐败。最近，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提交新法案草案，建议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境外不动产;统一俄罗斯党团议员又向国家杜马提交一份“公务员法”修正案，提议禁止国家官员子女到国外留学。我们党和政府是否也可学一学这些做法?反腐不严，等于不反;留容蚁穴，必毁大堤。中办国办今年下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约束“裸官”是个进步，但仍失于含糊，缺乏具体严格的制约，如规定“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自行回避，或者由主管部门责成其回避”，若不回避，由谁查实和如何处置?另外，对党政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财产状况，包括通过各种途径把个人或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的，以各种名目本人或家人收受国内和国外组织资助的，如何查清来龙去脉，如何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如何对此确立违法违纪标准和进行相应处置，都需要有完备细致、扎实可行的制度规定和措施。
起源于240多年前由瑞典创始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是反腐倡廉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目前在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实施，被称作“阳光法案”。正处中国改革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頴超、聂荣臻等老一辈，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个年代，陈云的话在亚洲的韩国、日本相继实现。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也都有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法规。2002年8月，在前特首董建华申报的清单中，甚至连受赠的一包花生也都申报了。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这一制度功不可没。可是，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却举步维艰、何其难也!尽管有技术性条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理由，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党政领导干部队伍自身的阻力。据知，有的调查对象中97%的官员对“个人家庭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认为腐败官员即使申报也一定瞒报，组织上没有办法;有的单位试点遭到干部及其家属坚决抵制，甚至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曾经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等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因难以推行而中止;中央对上海和广东的省厅级干部内部摸底，拥有上千万以上资产的分别达90%和99%以上，如公开就怕被民众追击;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要实行财产申报，就从中央做起，上面给下面做出样子。可悲啊!难道共产党真到了无官不贪、反腐必亡的程度?难道从上面做起、层层严格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难道官员财产暗箱隐匿真没有办法让它见于阳光?列宁说过，一打纲领也不如一个行动。现在动嘴功、不动真功的事，老百姓见的太多了;自己不自觉、知法犯法，组织不追究、听之任之的事太多了;想抓就抓、该抓不抓、抓下不抓上、官越大越贪爬得越快越受保护的事也太多了!反腐败没有避风港，没有任何宽容理由，必须从严制定和坚决执行廉政反腐制度措施，从中央领导带头、高级干部抓起，自上而下抓落实，峻法无偏显公道，公开透明看成效，绝不允许走过场！
以积极主动姿态，打好反腐舆论宣传主动仗。共产党人不怕反腐败，怕反腐败的往往自身是腐败分子，或是别有用心的反党卖国分子。茅于轼曾经发表谬论：“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我国一些报刊也曾发表了某些允许“适度腐败”和认为批评腐败就是“极端主义”的错误言论。微博上还披露: 中国反腐败网等47家网站曾被关闭。这些都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坏印象。其实，腐败越严重，涉及面越广，就越考验执政党对腐败的态度。敢反、真反、一视同仁地反，就不怕亮丑，不怕见之于群众;越是遮遮掩掩，就越难反，越没有公正感，越失信于群众。共产党必须扭转反腐败舆论宣传的被动状态，敞开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坚决主动、大张旗鼓地宣示党中央反腐肃纪的决心意志，批判各种为腐败现象提供掩饰和保护的错误言论行为。广开党内外群众监督和社会媒体监督渠道，以定期（每月或每季度）召开记者会、通报情况、发布数据等公开化、制度化的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家庭及财产变动情况、党政部门廉政检查和反腐败斗争进展情况，宣传反腐败斗争成果，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反腐败必须名正言顺打黑。敢不敢打黑，是不是真打黑，是衡量当政官员是否腐败的一条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历史证明，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当黑社会势力嚣张达至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官场最为腐败之时。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的确存在着级别有高有低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官员、公安警官等，与黑社会私下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横霸一方，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结合反腐败斗争，对各地黑社会势力强力镇压，务使其有效肃清，还人民群众平安、和谐、愉快的社会生活环境。
所有的腐败，皆因脱离人民，只有还政于民，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反腐治吏，遏止大面积腐败。相反，关起门来反腐败，神神秘秘反腐败，依靠少数人反腐败，不但成效甚微，而且容易走偏轨道。这些年从上到下，反腐倡廉的规矩立了不少，但难以做到凡有规矩的，“办事都守规矩，违规的事不办”;大大小小的案子抓了不少，但难以做到凡发现的，“该抓都抓，没有抓的不该抓”。总的趋势还是，腐败越反越多、越反越大，其根子就在于脱离人民。这样下去，党和政府就没救了，老百姓迟早要当李自成。有专家学者说，现在老百姓仇官。网民回答得好：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老百姓不仇官?因为那时没有官只有领导，领导是没有什么特权的，与群众只有分工不同，群众有什么困难领导会帮助解决，用不着上访。现在有些当官的寡廉鲜耻、欺压百姓、贪赃枉法，仇这样的官正说明群众是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对贪官污吏也仇恨，而且有意见敢提，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为他们做主，官轻民重、杀腐不贷，所以党和政府威信极高。有人说，毛泽东错误地用“文革”大民主的方式反腐败，结果没能解决问题。其实，毛泽东虽非完人，能预见在先已是大智慧，不能将后人之过怪罪前人! 试想，倘若毛泽东还在，谁敢腐败?倘若将毛泽东“文革”试验中的民主因素合理吸收运用，形成官员直接面对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的民主制度和机制，谁敢搞腐败?所以，我们共产党应当正确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广开各种社会监督渠道，并以法制有效维护人民监督政务、反映问题和追究问责的权利，用一整套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制度机制，严格约束管控和鞭策激励各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使他们归位“公仆”，尽责于民、坦白于民、取信于民、受制于民，从根本上防范和惩治腐败。
党私与大公绝不相容，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嬴得人民认可，就是因为她没有党私，只有大公。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所述，英雄安泰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母亲，他就拥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够所向无敌。一个曾经被人民历史选择的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执政掌权、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环境诱惑和利欲腐蚀，如今已是满身沉疴、艰难危重、拖病前行，那份曾经拥有的人民掏心彻腑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再唤回。然而，人民没有放弃，如同大地母亲一般，对自己的儿子还在守望，在等待，在期盼。党要不被人民抛弃，只有理智地挣脱客观环境事实上已给自己造就的枷锁和魔咒，在权力与利益的挑战中，勇敢地为了大公、摒弃党私，那怕剐骨剔肉、抽筋换血，也要与身上的污浊彻底决裂，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回归人民，人民就会拥抱党！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原文2012年9月发于环球网等多家网站，现有个别修改;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原编者按】这是昆仑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所写《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和发展——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一个主题十大问题》系列文章的末篇，原题为《坚决反腐治吏整党 使党和政府取信于民——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十大问题之十》，时隔三年，今日重读，仍切中要害，意味深重。如何标本兼治、把整党纠风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从根本上抓好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这篇犀文中，会提供一些教益和启发。
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必须以反腐治吏为重点，坚决整肃党风党纪，发扬我党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吸取国际上的成功做法，从制度约束和管控上从严防范和惩治腐败，中央领导带头，自上而下做起，广开社会监督渠道，使各级党和政府官员公开透明，取信于民。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作为一个总数已达8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个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的老党，一个旨在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自身在思想、组织、能力、作风等建设状态上的积弊日深，已经出现严重危机，而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口是心非、以权谋私、消极腐败，是表现最突出、疾根最顽劣、人民群众最痛恨的问题。腐败不除，党之不党;党风不纯，国之不国!
整肃党风党纪，关键在整治党政干部队伍。建国后毛泽东告诫:“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官场风气坏了，不容好人能人，把一切都会带坏。古今中外，事业兴盛离不开一批胸怀大志、一身正气，有战略远见和胆识才干，能够融于群众、引领群众，为共同目标扎实奋斗的领导者，或许当今中国不乏这样优秀的领导人才，但现实往往是这样的领导人才被层层扼杀和埋没，官场上越来越多的是会“来事”、会“用权”、会“当官”的“官才”了。哀莫大于心死! 如果人民的期盼、民族的希望，都被大大小小的欺世盗国、只图私利的庸官葬送，那就会造成比“文革”更惨的悲剧。所以，正党风要先正官风，肃队伍要先肃吏治，端正用人风气，严惩用人腐败，不仅对贪官污吏要严肃查处，而且对用人者要严肃追责。
严格审干标准，实行审干制度，坚决清理整顿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和机关干部队伍。目前党政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政治不坚、思想不纯、能力不强、作风不正的现状不可容忍，危害极其严重。有必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联合组织有关力量，依靠群众支持和监督，在党政干部队伍中自上而下地进行一次全面的组织审查、清理和整顿。此后，全党每三年进行一次干部普遍审查，并每年一度对干部选拔提升和重要职务调整对象进行重点审查。对于政治信仰、立场和观点存在严重问题，违背宪法党章，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人；对于里通外国充当内奸、受外国组织资助和指使，蓄意攻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出卖和危害国家利益的人；对于私自与富商勾结、与黑社会勾联，搞权钱交易，损公肥私、侵害公权，为非作歹，危害人民的人；对于思想道德败坏，利用职权便利化公为私，贪污受贿，生活糜烂、品行堕落的人，都必须坚决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岗位和机关部门清除出去。对于一些从院校毕业或海外归国直接进入党和政府部门工作，缺乏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素养，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了解，缺乏一线实际工作磨炼和经验积累，素质能力难以胜任职责要求的干部，必须相应调整工作岗位，或者采取送党校进修学习和下放基层锻炼等途径回炉补课。对党政干部审查要制定完善制度规定，准确把握政策分寸，不搞乱揭乱斗、防止人人自危；强化批评监督，促使人人自警；鼓励实名检举，要对结果负责；依法遵规审查，严禁关押逼供。
坚决惩治腐败，总结发扬我党历史上从严查惩腐败的成功经验，学习吸取国际上通行的廉政反腐有效措施，尽快建立完善有关制度机制体系，依靠公开透明的制度约束、组织管控和社会监督，从严防范和惩治腐败。最近，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提交新法案草案，建议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境外不动产;统一俄罗斯党团议员又向国家杜马提交一份“公务员法”修正案，提议禁止国家官员子女到国外留学。我们党和政府是否也可学一学这些做法?反腐不严，等于不反;留容蚁穴，必毁大堤。中办国办今年下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约束“裸官”是个进步，但仍失于含糊，缺乏具体严格的制约，如规定“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自行回避，或者由主管部门责成其回避”，若不回避，由谁查实和如何处置?另外，对党政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财产状况，包括通过各种途径把个人或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的，以各种名目本人或家人收受国内和国外组织资助的，如何查清来龙去脉，如何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如何对此确立违法违纪标准和进行相应处置，都需要有完备细致、扎实可行的制度规定和措施。
起源于240多年前由瑞典创始的“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是反腐倡廉最根本的制度保障，目前在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实施，被称作“阳光法案”。正处中国改革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彭真、邓頴超、聂荣臻等老一辈，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公开机制。陈云指出：西欧、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则，人民怎样会拥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个年代，陈云的话在亚洲的韩国、日本相继实现。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也都有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法规。2002年8月，在前特首董建华申报的清单中，甚至连受赠的一包花生也都申报了。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这一制度功不可没。可是，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却举步维艰、何其难也!尽管有技术性条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理由，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党政领导干部队伍自身的阻力。据知，有的调查对象中97%的官员对“个人家庭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认为腐败官员即使申报也一定瞒报，组织上没有办法;有的单位试点遭到干部及其家属坚决抵制，甚至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曾经要在上海、天津、广东、江西等省级党政班子搞试点，最后都因难以推行而中止;中央对上海和广东的省厅级干部内部摸底，拥有上千万以上资产的分别达90%和99%以上，如公开就怕被民众追击;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认为要实行财产申报，就从中央做起，上面给下面做出样子。可悲啊!难道共产党真到了无官不贪、反腐必亡的程度?难道从上面做起、层层严格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难道官员财产暗箱隐匿真没有办法让它见于阳光?列宁说过，一打纲领也不如一个行动。现在动嘴功、不动真功的事，老百姓见的太多了;自己不自觉、知法犯法，组织不追究、听之任之的事太多了;想抓就抓、该抓不抓、抓下不抓上、官越大越贪爬得越快越受保护的事也太多了!反腐败没有避风港，没有任何宽容理由，必须从严制定和坚决执行廉政反腐制度措施，从中央领导带头、高级干部抓起，自上而下抓落实，峻法无偏显公道，公开透明看成效，绝不允许走过场！
以积极主动姿态，打好反腐舆论宣传主动仗。共产党人不怕反腐败，怕反腐败的往往自身是腐败分子，或是别有用心的反党卖国分子。茅于轼曾经发表谬论：“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我国一些报刊也曾发表了某些允许“适度腐败”和认为批评腐败就是“极端主义”的错误言论。微博上还披露: 中国反腐败网等47家网站曾被关闭。这些都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坏印象。其实，腐败越严重，涉及面越广，就越考验执政党对腐败的态度。敢反、真反、一视同仁地反，就不怕亮丑，不怕见之于群众;越是遮遮掩掩，就越难反，越没有公正感，越失信于群众。共产党必须扭转反腐败舆论宣传的被动状态，敞开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坚决主动、大张旗鼓地宣示党中央反腐肃纪的决心意志，批判各种为腐败现象提供掩饰和保护的错误言论行为。广开党内外群众监督和社会媒体监督渠道，以定期（每月或每季度）召开记者会、通报情况、发布数据等公开化、制度化的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领导干部家庭及财产变动情况、党政部门廉政检查和反腐败斗争进展情况，宣传反腐败斗争成果，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反腐败必须名正言顺打黑。敢不敢打黑，是不是真打黑，是衡量当政官员是否腐败的一条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历史证明，黑社会难免与商界、政界有所瓜葛，当黑社会势力嚣张达至高峰之日，往往就是社会最为动荡、执政者最为羸弱、官场最为腐败之时。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的确存在着级别有高有低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官员、公安警官等，与黑社会私下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横霸一方，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结合反腐败斗争，对各地黑社会势力强力镇压，务使其有效肃清，还人民群众平安、和谐、愉快的社会生活环境。
所有的腐败，皆因脱离人民，只有还政于民，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反腐治吏，遏止大面积腐败。相反，关起门来反腐败，神神秘秘反腐败，依靠少数人反腐败，不但成效甚微，而且容易走偏轨道。这些年从上到下，反腐倡廉的规矩立了不少，但难以做到凡有规矩的，“办事都守规矩，违规的事不办”;大大小小的案子抓了不少，但难以做到凡发现的，“该抓都抓，没有抓的不该抓”。总的趋势还是，腐败越反越多、越反越大，其根子就在于脱离人民。这样下去，党和政府就没救了，老百姓迟早要当李自成。有专家学者说，现在老百姓仇官。网民回答得好：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老百姓不仇官?因为那时没有官只有领导，领导是没有什么特权的，与群众只有分工不同，群众有什么困难领导会帮助解决，用不着上访。现在有些当官的寡廉鲜耻、欺压百姓、贪赃枉法，仇这样的官正说明群众是明辨是非、有正义感的，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对贪官污吏也仇恨，而且有意见敢提，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为他们做主，官轻民重、杀腐不贷，所以党和政府威信极高。有人说，毛泽东错误地用“文革”大民主的方式反腐败，结果没能解决问题。其实，毛泽东虽非完人，能预见在先已是大智慧，不能将后人之过怪罪前人! 试想，倘若毛泽东还在，谁敢腐败?倘若将毛泽东“文革”试验中的民主因素合理吸收运用，形成官员直接面对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的民主制度和机制，谁敢搞腐败?所以，我们共产党应当正确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广开各种社会监督渠道，并以法制有效维护人民监督政务、反映问题和追究问责的权利，用一整套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制度机制，严格约束管控和鞭策激励各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使他们归位“公仆”，尽责于民、坦白于民、取信于民、受制于民，从根本上防范和惩治腐败。
党私与大公绝不相容，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嬴得人民认可，就是因为她没有党私，只有大公。就像古希腊神话中所述，英雄安泰只要身体不离开大地母亲，他就拥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够所向无敌。一个曾经被人民历史选择的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执政掌权、特别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环境诱惑和利欲腐蚀，如今已是满身沉疴、艰难危重、拖病前行，那份曾经拥有的人民掏心彻腑的信任和支持也很难再唤回。然而，人民没有放弃，如同大地母亲一般，对自己的儿子还在守望，在等待，在期盼。党要不被人民抛弃，只有理智地挣脱客观环境事实上已给自己造就的枷锁和魔咒，在权力与利益的挑战中，勇敢地为了大公、摒弃党私，那怕剐骨剔肉、抽筋换血，也要与身上的污浊彻底决裂，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党回归人民，人民就会拥抱党！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原文2012年9月发于环球网等多家网站，现有个别修改;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