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11/15 10:21:34
2015-11-15 09:43:28 来源：孔庆东博客 作者：何平
北大醉侠孔庆东发表最新博文，推荐何平先生两篇短文：《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的实质原因》和《诋毁南街村岂能否定集体化的优越性》。
山西 何平
农村改革以来，主流媒体一直宣传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实，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农村的实情。
众所周知，家庭承包制使农民迸发出的劳动热情是短暂的。一九八五年开始，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至2000以后，农村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愿意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已愈来愈加突出。因此，认为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一九八五年前也许能说得过去，而在一九八五年后就解释不通了。实事求事地讲，改革初期农民温饱问题之所以普遍得以解决，主要是以下两个因素。
1、家庭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家庭经营不仅按照家庭计划进行生产，而且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家庭的需要。正是这一因素的作用，个体生产获得自由时，国家市场失控，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时，集体经济严重匮乏。
2、改革后国家下达的任务粮指标大幅度降低。以山西省代县为例，1974年交售任务粮2463万斤。1975年2350万斤，1979年交售任务粮较少，仍然达1096万斤。而在1980年实行家庭经营后，任务粮一下降到452万斤以下。于是，留给农民的口粮明显增加。
此外，尽管1985年以后，农民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但始终没有出现粮食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概括如下：
1、改革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2、改革前的种子革命起了作用。如：杂交水稻在改革前试制成功，在改革后大面积推广运用。
3、工业积累完成以后开始返哺农业，农业机械、电器、化肥等生产资料由改革前的供不应求到改革后的满足供应。
4、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改革后长期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对内不在备战备荒，对外不再调用大量的农产品援助别国。
5、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国外农产品在中国市场广泛出售，尤其是粮食进口逐年增加。
6、劳动强度减弱，饮食结构改善，因而目前农民人均口粮需求比改革前减少近半。
7、计划生育收到显著成效，人口出生率明显降低，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8、三农问题引起中央重视，农民负担逐年减轻。
因此，有人担心离开家庭经营就会饿肚子的想法，不仅高估了家庭经营的作用，而且严重脱离了农村的实情。
诋毁南街村岂能否定集体化的优越性
山西 何平
农村改革后，除华西、刘庄、南街等极少数农村继续坚持集体化道路外，几乎所有农村在政策的推动下由集体经营转向家庭经营。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两种选择、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结局已充分表明，集体化与私有化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大道，后者则是通向极少数人的天堂。背离集体化必然走向私有化，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对此，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就连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在留言薄上写道：“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然而，有人却避开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诋毁南街村，认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银行贷款”。并且不断在网上散布南街村面临破产倒闭的言论，无疑给南街村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发表以下个人看法。
一、南街村虽然贷款10多亿，但固定资产30多亿，并且20多个企业都在持续健康运行，南街村面临破产倒闭的言论纯属谎言。
二、南街村10多亿贷款不仅用在了发展生产上，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因此无可非议。
第一，南街村长期贷款与南街村的主导产业有关。南街村的主导产业主要生产面粉和方便面，显然是市场上公认的低利产品，因而决定了南街村的经济效益不能与那些煤老板、铁老板相比，更不能与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相比。
第二，南街村长期贷款与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卖难的问题有关。由于国家完全放弃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的计划生产，加之家庭经营下小农经济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这一大背景的影响，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卖难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南街村的主导产业属于典型的农产品加工，不可避免地遇到卖难的问题，甚至出现严重亏损都是正常的。山东菜农韩进绝望自杀的悲剧就是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
第三，南街村10多亿贷款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创造了中国农民向往的家园。相反，那些煤老板、铁老板贷款几十亿、几百亿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众所周知，山西柳林县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初花费7000万元为女儿举办极尽奢侈的婚礼，但在同年10月，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该老板的金融负债近三百亿元已无偿还能力，与该老板有借贷关系的国开行、招行、交行、信用社、北京信托、中投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纷纷陷入信贷危机。中国农村的个体暴发户类似煤老板这样的不良贷款不知有多少，为何避而不谈，却偏要拿南街村10多亿贷款说三道四，分明是恶意攻击、有意制造混乱，目的不外乎否认集体化的优越性，掩盖私有化带来的灾难。
由此可见，真正关心中国的三农问题，担心的不是南街村，而是家庭经营下的农村，因为这些村再也看不到改革初期的劳动景象，只有不断减少的耕地，逐渐空心的村庄，严重恶化的环境，以及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孤独、忧郁和渴望交织的眼神。尤其是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生活、教育、心理、行为、安全等突出问题让人感到深深的震憾，不时的纠结。无论有人如何诋毁南街村，都无法否定集体化的优越性，无法改变人们对南街村的向往，因为南街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实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生活城市化、农村民主大众化、农村保障集体化。
北大醉侠孔庆东发表最新博文，推荐何平先生两篇短文：《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的实质原因》和《诋毁南街村岂能否定集体化的优越性》。
山西 何平
农村改革以来，主流媒体一直宣传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其实，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农村的实情。
众所周知，家庭承包制使农民迸发出的劳动热情是短暂的。一九八五年开始，农民的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至2000以后，农村老年人无力种地、中年人不愿意种地、青年人不会种地，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已愈来愈加突出。因此，认为农民温饱问题普遍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承包制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一九八五年前也许能说得过去，而在一九八五年后就解释不通了。实事求事地讲，改革初期农民温饱问题之所以普遍得以解决，主要是以下两个因素。
1、家庭承包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家庭经营不仅按照家庭计划进行生产，而且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家庭的需要。正是这一因素的作用，个体生产获得自由时，国家市场失控，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时，集体经济严重匮乏。
2、改革后国家下达的任务粮指标大幅度降低。以山西省代县为例，1974年交售任务粮2463万斤。1975年2350万斤，1979年交售任务粮较少，仍然达1096万斤。而在1980年实行家庭经营后，任务粮一下降到452万斤以下。于是，留给农民的口粮明显增加。
此外，尽管1985年以后，农民种地积极性一直减退，但始终没有出现粮食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概括如下：
1、改革前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2、改革前的种子革命起了作用。如：杂交水稻在改革前试制成功，在改革后大面积推广运用。
3、工业积累完成以后开始返哺农业，农业机械、电器、化肥等生产资料由改革前的供不应求到改革后的满足供应。
4、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改革后长期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对内不在备战备荒，对外不再调用大量的农产品援助别国。
5、对外开放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国外农产品在中国市场广泛出售，尤其是粮食进口逐年增加。
6、劳动强度减弱，饮食结构改善，因而目前农民人均口粮需求比改革前减少近半。
7、计划生育收到显著成效，人口出生率明显降低，人口素质明显提高。
8、三农问题引起中央重视，农民负担逐年减轻。
因此，有人担心离开家庭经营就会饿肚子的想法，不仅高估了家庭经营的作用，而且严重脱离了农村的实情。
诋毁南街村岂能否定集体化的优越性
山西 何平
农村改革后，除华西、刘庄、南街等极少数农村继续坚持集体化道路外，几乎所有农村在政策的推动下由集体经营转向家庭经营。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两种选择、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结局已充分表明，集体化与私有化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是通向共同富裕的大道，后者则是通向极少数人的天堂。背离集体化必然走向私有化，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对此，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就连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参观，并在留言薄上写道：“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然而，有人却避开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诋毁南街村，认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银行贷款”。并且不断在网上散布南街村面临破产倒闭的言论，无疑给南街村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发表以下个人看法。
一、南街村虽然贷款10多亿，但固定资产30多亿，并且20多个企业都在持续健康运行，南街村面临破产倒闭的言论纯属谎言。
二、南街村10多亿贷款不仅用在了发展生产上，而且实现了共同富裕，因此无可非议。
第一，南街村长期贷款与南街村的主导产业有关。南街村的主导产业主要生产面粉和方便面，显然是市场上公认的低利产品，因而决定了南街村的经济效益不能与那些煤老板、铁老板相比，更不能与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相比。
第二，南街村长期贷款与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卖难的问题有关。由于国家完全放弃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的计划生产，加之家庭经营下小农经济各自为政，一盘散沙这一大背景的影响，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卖难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南街村的主导产业属于典型的农产品加工，不可避免地遇到卖难的问题，甚至出现严重亏损都是正常的。山东菜农韩进绝望自杀的悲剧就是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
第三，南街村10多亿贷款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创造了中国农民向往的家园。相反，那些煤老板、铁老板贷款几十亿、几百亿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众所周知，山西柳林县煤老板邢利斌2012年初花费7000万元为女儿举办极尽奢侈的婚礼，但在同年10月，柳林县人民法院宣布该老板的金融负债近三百亿元已无偿还能力，与该老板有借贷关系的国开行、招行、交行、信用社、北京信托、中投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金融机构纷纷陷入信贷危机。中国农村的个体暴发户类似煤老板这样的不良贷款不知有多少，为何避而不谈，却偏要拿南街村10多亿贷款说三道四，分明是恶意攻击、有意制造混乱，目的不外乎否认集体化的优越性，掩盖私有化带来的灾难。
由此可见，真正关心中国的三农问题，担心的不是南街村，而是家庭经营下的农村，因为这些村再也看不到改革初期的劳动景象，只有不断减少的耕地，逐渐空心的村庄，严重恶化的环境，以及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孤独、忧郁和渴望交织的眼神。尤其是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生活、教育、心理、行为、安全等突出问题让人感到深深的震憾，不时的纠结。无论有人如何诋毁南街村，都无法否定集体化的优越性，无法改变人们对南街村的向往，因为南街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早已跨越了小康，实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生活城市化、农村民主大众化、农村保障集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