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5/12/17 11:01:13
2015-12-17 09:50:29 来源：占豪微信 作者：占豪
2015年12月16日，浙江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盛大开幕。本次峰会比2014年的第一届更加隆重，不但有世界各地的互联网大佬和一些政要出席，今年中国国家元首将亲自赴会发表演讲。另外，刚刚参加完上合组织总理峰会的其它多国总理也将参加本次峰会。嫣然，中国互联网大会已不仅仅是一场互联网领域的最高规格峰会，而是一场高级别的国际政治、经济和互联网融合的会议。 世界互联网大会仅仅是第二届就有如此盛况，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一峰会快速带来巨大的凝聚力?中国为何要举办这样这样的一场世界性的互联网峰会?其背后的战略意义又是什么?对未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恐怕也只有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一场行业峰会玩得如此风生水起，如此大的影响力。在占豪看来，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一个国家能干出多大的事取决于其综合国力，中国当前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蒸蒸日上，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任何事情如今都能有足够的世界影响力。譬如，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瞬间就汇集了包括西欧14个发达国家在内的57个成员国，美国拦都拦不住。国力是一切影响力的基础，互联网大会影响力的基础也源于此。
二、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高速发展及最大且最具潜力的互联网市场是基础。
据统计，截至2015年7月，中国网民数量达6.68亿，网民规模全球第一，网站总数达413.7万余个，域名总数超过2230万个，.CN域名数量月1225万个，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网络大国。在世界十大互联网公司当中中国占了3个，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潜力市场。这些在互联网领域的影响力，决定了中国举办这样的活动有足够的影响力基础。
三、政府部门强有力的组织。
世界互联网大会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与地方最高政府联合主办，其组织能力可想而知。所以，在第二届的大会比第一届更加隆重，有2000多名嘉宾与会，中外嘉宾比例约各占50%，大会嘉宾来自全世界五大洲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2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以及600多位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互联网名人、专家学者，涉及网络空间各个领域。其中，有8位外国领导人，近50位外国部长级官员，包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里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等。
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搞这样的大会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有了这种强大组织能力，中国才能在短期内如此高规格地每年举办峰会。就组织难度而言，这一峰会差不多已是当今世界的最高级别行列，按现在发展速度，这一峰会很快将会发展成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关乎政治、外交、经济、行业的高端峰会。不过想想也能理解，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是习总主导建立的，浙江又是习总的主政7年的“根据地”，执行力自然给力。
根据官方说法，这场峰会旨在搭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直白点说，就是中国办一个国际性的互联网交流平台，大家就互联网的共享、共治进行沟通、谋求共识、达成合作，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最后实现共赢。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中国对世界治理理念的实践，在互联网领域的一种实践。
当然，其背后的意义不止于此，在占豪(微信号：占豪)看来，中国举办互联网大会的深刻含义有四：
一、互联网战略安全的需要。
进入200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互联网人口的爆发，网络领域的安全逐渐被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信息安全，另一个是舆论安全。信息安全自不必说，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难题，中美为此博弈多时，互有指责。与信息安全同样重要的是舆论安全，进入2000年代后随着网民增加中国互联网舆论开始越来越被一些不良势力利用，特别是境外势力介入我国互联网舆论领域越来越深，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回国参选总统后曾在电视节目上公开声称，要利用互联网的舆论武器扳倒中国。在中国，“第五纵队”的存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很显然，互联网舆论领域，已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已涉及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在这种背景下，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总亲任组长。由此，中国开始依法治理互联网，对各种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互联网也终于开始与过去有了不同的景象。
但是，无论是互联网信息安全，还是互联网的舆论安全，治理起来都是世界性难题。在这一新的领域，不仅仅是法律缺失，更是引导能力的欠缺。而且，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这又进一步引发了国家之间摩擦与冲突。譬如，美国政府和美国互联网企业就对中国很有意见。白宫试图通过政治压力，迫使中国在互联网领域接受美国的引导、治理，按照美国的规则行事;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既想进入中国市场捞取经济利益，又不想遵守中国法律，而且他们往往还承担着一部分不可告人的政治职能。
现实中的这一切，都需要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既要有战略眼光，又要有世界视角;既要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又要与更多国家沟通，协同发展，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的互通与治理。通过这种沟通、协调，逐渐构建一套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大家彼此既尊重又有共识的互联网公约，并形成一些国际法或单边、多边的依法治理对接通道。
二、引导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治理的需要。
中国是网民最多的国家，是互联网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也是互联网治理难度最大的国家，中国主动扮演引导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治理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相比美国总以自己的视角和价值观要求别人，中国则更加包容，更加注重与其他国家在该领域的沟通与协调。这不仅仅是两者利益上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理念和价值观的不同。
事实上，沟通本身就是一种引导，这种引导更加民主，更容易达成符合彼此利益的共识。而且，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治理理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需要在各个领域提出自己治理世界的主张，这不但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利益。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都在加速重组，互联网领域的秩序则正在形成。此时，中国加大引导互联网治理、互联网发展，不但能够帮助中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更可以推动世界互联网领域的进步，推动互联网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中国这么做，也是在承担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大国责任，这样既可以更多地感知相关国家的需求，也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经验和机会。当然，这次大会也是中国向世界传递中国治理世界理念和价值观的重要渠道，毕竟互联网是当今世界传播最快的媒介。
三、“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国家创新需要。
最近两年“互联网+”非常热，“互联网+”又刺激了传统企业“+互联网”，中国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创新在过去一两年如井喷，哪怕如今号称资本寒冬，但互联网领域的创业、创新、投资步伐一点不慢。特别是过去一两年，我们看到互联网巨头在以“互联网+”的思路不断吞并传统行业，BAT三巨头各有各的路数，正在为新一轮井喷储备能量;传统行业也在拼命“+互联网”，万达投50亿没见太大动静后又改变了策略，其它小的企业也正在从线下走到线上······一些新媒体公司也如雨后春笋······总之，围绕互联网迸发出的创新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创业来说极其重要。
举办这样的大会，除了推动互联网治理之外，终究最终还是会落在互联网和经济的发展上。如今，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这个领域和行业，而是在向传统领域渗透，传统行业为了生存也正在拼命融入互联网。实际上，如今整个中国经济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在加速用互联网神经脉络替代传统行业的神经脉络。这种替代创新，不仅可以提升传统行业的运行效率、效益，甚至会改变传统行业的发展运行生态，迸发出新的能力，衍生出新的行业。譬如，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带来了快递也的爆炸式发展;未来，O2O的发展，将会衍生出大批的新式服务业。中国经济将会在这种升级淘汰中迈上新的台阶。在这方面，互联网大会必然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互联网大会在中国经济领域将会扮演创新、创业的推动者和引导者角色。
四、凝聚共识，引领未来。
任何重大会议，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充分沟通，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互联网大会也是如此，通过这种高级别的沟通、协调，凝聚出管理的共识、发展的共识、创新的共识，共识越多管理起来越容易，矛盾越少，成本越低，创新越多，发展机会也越多。这种在中国主导平台上形成的共识力量越大，对我国在世界互联网领域的领导能力会是很大的促进。有了这种力量，中国即可拥有引领未来的能力。
事实上，这样的大会背后，蕴含着未来谁将成为互联网领域的领导者的竞争。在过去20多年的互联网发展中，美国无疑是世界的领导者。但是，由于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爆炸，无论是具体到某个国家还是在世界范围内，互联网的治理都缺乏系统的体系和规则。美国，在互联网领域是领导者、是霸主，美国不但是科技领先者，还通过互联网给他国制造不少麻烦，甚至用互联网来颠覆他国。这种缺乏规则和约束的做法，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警惕和忧虑。
中国作为后起拥有网民最多的国家，既面临着这样的困扰，也应该承担起推动世界互联网走向更加公平、安全的责任。鉴于中美在这方面存在巨大理念差异，中国的这种凝聚共识，事实上就是对现有美国认可规则的一种挑战，这就像中国多极化世界理念挑战美国单极世界霸权一样。因此，互联网大会背后隐藏的，也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和较量，过去几年中美围绕互联网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指责其实就是试图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规则行事。对中国来说，举办这样的大会，既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会和机遇，更是中国引领世界的机会和机遇。
可以预见，中国主导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影响力必然继续快速蹿升，相信不久将会引起白宫的特别注意。也许，明年或后年白宫的政要就会出席在这场大会上。其意图当然也会很明显，不能让中国主导凝聚更多非美规则的共识。但是，不管美国政要来不来，这场大会的影响力都将会越来越大，凝聚的共识也将会越来越多。白宫政要来了，也还是得加入进来凝聚共识，不会有其它方向。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因为世界在改变，美国也必须跟着世界改变，而不是总想着世界跟着美国改变。
还我自然 - 2015/12/17 11:05:09
2015-12-17 09:19:51 来源：
刘仰博客 作者：刘仰
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这个概念需要明确。然而，当今世界在国家主权涉及的各个重要领域都存在着消解国家主权、超越国家主权的方式，例如军事领域的北约，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驻军，“防核武器扩散”，经济领域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WTO”等。由此类比，“普世价值”等一系列概念，其实就是在话语权领域消解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它以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为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削弱、剥夺别国话语主权的手段。世界政府也许是个趋势，但在它还没有出现之前，国家主权与超主权将长期共存。现实情况是，即便有超主权的约束存在，国家主权也不容忽视，国家主权依然是首要遵循的原则。这种关系在话语权领域表现为：试图用普世价值、言论自由等超主权方式剥夺、削弱一个国家的话语主权，至少在今天的中国是不能被完全接受的。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2月16日在浙江桐乡的乌镇召开。看了一下10个论坛的22个议题，基本上没有一个涉及网络时代的国家话语主权问题，因此，写篇文章给乌镇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凑个热闹，说不定“第三届”的时候能把这个议题列入。本文标题用《如果舆论是战场》，也许会刺激某些人认为这是敌对意识作怪。事实上，这个标题借用了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商场如战场”。既然经济领域有看不见的硝烟，有国家主权的较量，为何在话语权领域就没有? 笼统地说，话语权包含内容和传播两部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应该指出，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时代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过于偏重笔杆子、忽视枪杆子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换个角度看，众所周知，毛泽东的一生始终非常重视笔杆子，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笔杆子。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原因之一就是他正确地处理好了枪杆子与笔杆子的关系。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的一次会议上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是毛泽东高度重视话语权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上对于话语权的高度重视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话语权内容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和成果。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到催人泪下的“白毛女”故事;从毛泽东的“老三篇”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国共产党构建的话语内容通俗易懂，便于普通民众理解和接受。从传播手段上说，街头标语、宣传演出队都是直接走入民众的简陋方式。此外，但凡条件许可，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只要是当时最先进的舆论宣传技术手段，中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迅速加以掌握。即便因条件欠缺暂时不能完全掌握，如电影，中国共产党也很早就注意在这个领域培养自己的人才。换句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话语权内容构建和传播手段，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话语权的国家主权特性依然清晰地体现在内容和传播手段这两个方面。内容方面无需多说，单从传播手段上说，报纸、刊物等传统媒体长期以来都在宣传部门或政府部门的掌握中。虽然今天有人对此有种种诟病，但我们应该承认，这是维护国家话语主权的方式。即便今天可以反思这种掌控方式是否完全合理，但其背后维护国家话语主权的原则是没有问题的。 进入电视媒体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原则开始动摇并受到挑战。众所周知，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等国外电视媒体长期以来都试图进入中国内地的电视领域，目的无非是在电视这一当时话语权最重要的传播手段上获得他们的一份权力。而中国并没有完全敞开这个口子。默多克等外国电视媒体在中国电视领域的大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中国这么做并没有错。默多克在美国经营媒体，前提之一是他必须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美国即使把一部分话语权交给民间，也必须是交给美国公民、美国资本，而非外国公民、外国资本，美国事实上牢牢地维护着美国的话语主权。 在报纸、刊物、电视所代表传统媒体时代，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都在内容和传播手段上保持着国家话语主权的主导地位。虽然在具体形式上各有千秋，人们可以评说利弊，例如，中国电视的卫星信号可以覆盖美国，是否落地或能否落地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国外原版的报刊、电视可以在中国三星级以上宾馆落地，这些现象都是国家话语主权与超主权话语权力的一种平衡。因此，中国的国家话语主权原则在那个阶段虽然有所松动，但本质上没有丧失。当然，对于力图消解中国国家话语主权的一方来说，当掌握传播手段的企图难以同国家权力抗衡时，他们便换了一个角度，从培养媒体人出发，用对媒体人意识形态的灌输、引导，从话语权的内容上侵蚀中国的话语主权，使得瓦解、超越中国国家话语主权的内容私货在中国的媒体上悄悄地潜行。然而，由于内容和传播手段在那个时候至少理论上依然受中国主权约束，任何过分伤害中国话语主权的行为一般都能得到纠正。 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有一个争议就一直存在，即：互联网究竟是IT企业还是媒体?两者的确容易混淆。例如，淘宝网、滴滴打车等看起来就是一个企业，对它们的管理大概只需要工商税务就够了。但是，还有很多互联网企业，例如各种社交媒体事实上早已成为在传播手段上大大超越传统媒体的新兴媒体，那么，对它的管理是否也只需要工商税务部门，而不需要强调话语权的国家主权特征? 我们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逐渐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中国的国家话语主权在内容和传播两个方面同时被严重侵蚀。如果说，在报刊电视的传统媒体时代，媒体的内容和传播还没有完全脱离国家主权的管理范围，那么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两者都已经成为超主权的存在，中国的国家话语主权被人悄悄地拿走了。这便是我们近年来在舆论上极为被动的重要原因。 通俗一点说，电视媒体时代，虽然一些电视媒体人在内容上不认可国家话语主权，但是，电视台等传播机构还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然而，互联网媒体时代，我们一方面已经没有互联网上的“人民日报”，也没有互联网上的“中央电视台”，传统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甚至需要看着互联网平台的脸色才能在互联网上拥有一个角落里的摊位，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自办的网络媒体尽管花了很多钱，在网络媒体的整体架构中依然可以忽略不计。另一方面，当年对于外国报刊电视在“三星级以上”的松动，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毫无意义，外国报刊的网络中文版，轻松地突破了中国国家主权的舆论边境线，大摇大摆地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视线，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评头论足、指手画脚。 如果舆论是战场，互联网时代，中国捍卫话语主权的战斗已经没有了武器! “自干五”受表扬并不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而是一种悲哀。“自干五”在互联网上捍卫国家话语主权的主动出击、英勇反抗，实际上类似没有先进武器的“义和团”用血肉之躯与别人的钢铁、炸药拼杀。他们的勇气可嘉，爱国之心可嘉，但是，靠他们真的能够长久地捍卫国家话语主权吗?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曾经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大炮，但那时我们不还是需要“运输大队长”吗?最终不还是需要飞机大炮吗?互联网媒体时代，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超主权的口号下，在互联网究竟是企业还是媒体的模糊意识中，国家对话语权的内容和传播手段已渐渐失去了控制。如果我们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国家话语主权丧失后的舆论被动将长期存在，甚至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如果舆论是战场，我们为什么没有国家主权意义下的互联网媒体?为什么我们最主要的互联网媒体都成为外国资本随意出入的自由市场?原来隶属中国主权管辖的传统媒体在试图挤入互联网时，为什么都毫无例外地向外国资本大送秋波、投怀送抱?人们说媒体应该承担监督权力的责任，这话不算全错。然而，中国的国家权力在互联网时代应该交给外国来监督吗?国家话语主权虽然可以区分政府与民间两个层面，但绝不能让外国成为超越这两者的主导，这个原则在互联网时代难道可以放弃吗?如果舆论是战场，当我们把传播手段这一重要武器拱手交给了国家主权之外的个人或机构，我们还有可能打胜舆论战吗? 套用互联网用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媒体内容和传播手段都是国家话语权力的组成部分!互联网时代我们的国家话语主权，尤其是传播权，还剩多少?还剩多少?还剩多少? “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年是第二届，由中国主导召开这个大会显示出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新领域的重视和敏感。未来，我们应在这个平台上主动设置更多议题。即便话语权领域超主权的方式和趋势一直存在，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国家话语主权及其与超主权的话语权力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不该淡化的重要话题。某些外国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何妨把窗户纸捅破?避开那些被干扰的思维观念，静下心来想一想、研究一下这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