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星 - 2014/4/11 11:03:51
纪念周恩来总理,坚定不移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周恩来谈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红五星 于 2011-12-6 21:04:00 发表在：红旗飘飘论坛
周恩来谈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作者： 发布时间：2011-12-06 18:50:12 浏览次数：94
1971年处于中美关系重大变化时期，周恩来总理邀请韩丁(1919~2004)来到中国，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韩丁进行了的谈话，韩丁事后将记录整理成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以下是该篇文章的全文。
韩丁：请谈谈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1962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9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1963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1965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 .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1966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1962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后来，陈伯达（1969年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1963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15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1966年5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1966年冬到1967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韩丁：人们是否需要在实践中获得考验呢？
周：是的。人人都必须受到考验。
就拿河北南部丁陆谷大队吕玉兰的事来说吧。她15岁就当上了大队青年团书记。18岁入党并当上她所属大队的党支书。20岁被选为劳动模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组织不相信劳动模范，并认为他们大都是假的。由于当时学校暂时停课，许多红卫兵就到她大队去煽动。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打倒吕玉兰”。
当时我们让他们（红卫兵）自由活动。他们想管什么，就管什么，这有它好的一面，因为它暴露了别有用心的人，它暴露了“五.一六”份子。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死硬的“五.一六”核心份子人数不多，但这些人确实当了“五.一六”的头头。坏份子变成坏头头。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跟着谁，所以当时城里的学生和当地的青年召集了许多批判会反对吕玉兰。她通过了道道关口。但她站得稳，后来被选为党支书。她参加了九大，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河北省委代表大会选了她当副书记。她现在只有28岁。
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候补委员纪登奎，是河南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实际是保守派）反对他的斗争有100多次。他们打他，还叫他“坐飞机”。但他经受了考验。他不是走资派。他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拥护者。所以在九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是年轻的委员之一。没有一个领导干部没有经过这样的冲击。
在座的一个美国人：为什么极左派对外交问题这么注意，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周：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
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说实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人不受到冲击。
韩丁：他们怎样攻击你？
周：人民大会堂是红卫兵未闯进过的少数建筑物之一。当然我们常请他们进来开会，我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强行进入过。
1967年8月11日，我们举行一个批判陈毅的大会。我也到会。据说那天有人打算把我抓起来。不过，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传闻。
当时，第一外语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宋远利主持会议。现在查明，他是一个“五.一六”份子。我坐在他的右边。他左边坐着谢富治副总理。离我稍远一点是“六一六”（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刘令凯，他曾号召打倒陈毅。我同意出席这个会（这样可使这个会合法化），但这个会只限于批评陈毅，而不是打倒他。因为刘令凯曾公开宣称要打倒陈毅，刘应当是没有发言甚至到会的机会的。
所以当我一见到刘令凯也在，我就问宋远利，是谁让他进来的，他为什么在台上。“他在台上呆着会好些”，宋说：“那样他就不敢捣乱了。”
但这些学生们自食其言。会议刚开始，就从二楼前座放下一块大标语布，上面写道：“打倒陈毅”。如果要在这一大群人面前表示抗议，就应当在整个过程中保持沉默，所以我决定不出声。
就在那时，他们通知我，刘令凯要发言。我对宋远利说：“你如果让他讲话，我就离开会场。”听到这样，他答应不让刘发言。但他在这问题上又一次失信了。当我出去休息一会儿时，刘令凯上了讲坛，讲了话。
谢富治当时也在台上，他对这很不高兴。他找到了我。在我们二人都出了大会堂时，某些武斗份子立即跳上舞台袭击陈毅。但我们的警卫员都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当学生们跳上台打陈毅时，警卫员们围上来保护他。学生们漫骂，但警卫员说：“你们不能带走陈毅。毛主席下令保护他。”因此，没人敢抓他。
韩丁：陈毅的事件已解决了吗？
周：今年（1971年）五一劳动节时，当陈毅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感到十分惊讶。陈毅病了。他是从医院直接来天安门的。他被新选为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不但中央情报局未及时得知，而且蒋介石的情报局也未及时得知。他们的运气都不好。当蒋介石得知陈毅在天安门上时，他大骂他的情报局笨蛋。
韩丁：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内，你出了什么事？
周：据说造反派的武斗份子要捉我——但我不太相信这项传说。假如他们不敢抓陈毅，他们怎么敢抓我呢？这可能是过分夸张的胡说八道而已。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在这个时间，他们是不敢动手的。天黑后，周围没人时，这才是他们选择干他们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在外文出版社内出现过。几个好同志被谋杀了。所有这一切，直到去年才被发现和揭发。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许多好同志受到蒙蔽。他们分不清好坏。坏人利用最革命的口号。因为他们要打倒我，他们就不能说我紧跟m毛z泽d东思想。他们必须说我反对毛主席。他们整理了我的言论和讲话，并断章取义地证明他们的观点。例如：他们抓住我有一次曾谈起蒋介石时说的话。当时是1924年，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而我是政治部主任。在那种情况下，我怎能不说几句他的好话呢？但他们要我书面骂他。当时我们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
另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重庆自己的报纸《新华日报》上写过：“我们支持蒋介石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今天把这句话拿来，对年轻的红卫兵们来说似乎很可怕。他们问：“怎么能支持蒋介石呢？”
从1945年到今天，才过了短短的27年，但我们的青年，因为他们不懂历史，有时就会被人愚弄和蒙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共产党的历史，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政策的斗争去教育人民。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红五星 - 2014/4/11 11:09:22
看了周恩来病危期间给毛泽东的绝笔之作，才明白对总理的陷害非常卑鄙
红五星 于 2012-2-4 10:47:00 发表在：红旗飘飘论坛
周恩来已经病重，但是始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心耿耿。
而在这个情况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整江青长达四个月之久，对年轻一代大搞反攻倒算，让许多人以为是周总理在搞迫害，这是嫁祸于人，是陷害总理，离间国家领导人的政治阴谋。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绝笔之作：字字震撼句句揪心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75．6．16．22写罢这封信后，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1975．6．16．22时半
转自中国战略网 周恩来弥留之际叮嘱张春桥：好好帮助王洪文
--- 红色战略 发表于202011-3-19 10:13:00 [第:147560] [点击:140] 周恩来弥留之际叮嘱张春桥：好好帮助王洪文
上善若水(2011-03-17 20:15:06)
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作者：顾保孜 杜修贤，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但是打开他这大半年的工作安排日程，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每天的生活！
1975年3月到9月间的半年里，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良好祝愿。
9月7日中午，他们访问团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恩来当天下午1点将在医院接见。在约定的时刻，周恩来从病房走了出来，他步履艰难但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从里间的病房走到外面的会客室，尽管只有短短的几步路，走得却非常艰难，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无比难过。
周恩来在会客室迎接了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他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的浓眉拧着，目光依然明亮。
病魔侵蚀了周恩来这位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寒暄之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总理的健康上来。周恩来淡淡一笑，好像开玩笑似的：“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回想起十年前，也就是1965年他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3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
临别，周恩来怀着对人间无比眷恋的心情说：“布加勒斯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啊！”
这次会见，原来规定只有十五分钟。规定时间到了。但周恩来表示还要再说一些话，这些话请维尔德茨一定转告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言毕，周恩来在305医院留下了他生前的最后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了帷幕。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后，不到半个月，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到此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术。这次手术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他走进卫生间，将门反锁，把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颖超非常着急，几次敲门，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大家暗暗猜测，也很意外。难道总理真的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终于，他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自己一人在卫生间，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推车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进入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握住了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啊！”周恩来用最大气力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的这句评价。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讲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一个月后，即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再没有能站立起来。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楚。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心理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不失希望地奋身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周总理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相握。医生一见总理苏醒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生怕江青责怪医生谎报军情，故意让领导虚惊一场。定睛一看，江青没有来，这才松了口气。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他的名字。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急忙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到周恩来微弱的声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王洪文这时正在上海，因为毛泽东觉得他缺乏锻炼，让他回上海搞调查研究，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此时，周恩来的神志竟然如此清晰，为别人操了一辈子心，最后一刻还在为别人操心。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周总理同江青同志是相互信任的---真相：总理亲自领导审查刘少奇叛徒案
--- 红色战略 发表于202011-3-19 10:34:00 [第:147561]周总理同江青同志(2011-02-11 16:55:25)转载标签： 江青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文革中央文献出版社杂谈 分类： 文革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是35年了，但他的形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江青“四人帮”反周总理，是近30多年，一伙走资派、文痞闹得最凶的问题。涉及重大事件的就有“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总理)”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反革命动乱”等。在此仅想介绍一下周总理同江青同志间矛盾，说分歧也行，是怎么引起的？
秋石客同志发表文章说，到目前对周恩来的评价有下列几种：“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官方对他的评价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评价应该说是准确的”。“当时就有人提出评价不足，认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外交家，伟大的军事家。并成为‘四.五运动’的借口和诱因之一”。
文章说：“在文化革命大部分时间，周恩来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专案组组长，许多大案都有他的签字。周恩来对刘少奇专案材料上批示‘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文章说：“在周总理晚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发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长达四个多月的围攻，虽然是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的，却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怀疑党内一伙人敢于那么干，背后肯定有人撑腰，此人就是周恩来。甚至连江青等最高层领导，也对周恩来不放心。周总理频繁同一些人经常见面谈话引起高度关注，以至于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以防不测”。
文章说：“对于周恩来晚年究竟干了些什么，拿我个人来说，也一度有怀疑，认为他也可能是反文革力量的后台。直到最近几年，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一些重要知情人，才明白了历史真相”。
文章说“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直到最后总理死，邓小平他们也没有拿到总理任何支持他们的意见。有书回忆，叶帅到总理死前还特别交待，注意总理，希望总理留下点什么话和文字，结果大失所望，这是事实。另一半，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知情人讲，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知情人分析，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通过这件事，我们可见总理做人是多么的困难。其结果却是一方面招致江青等人怀疑，另一方面，老同志也不满意，一片好心，不得好报，老天是不公的”。
(注：以上参见秋石客同志发表的文章“周恩来是毛主席亲密战友”)。
另外，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第241页也有介绍：“江青虽然时不时向周恩来问罪(中共官方党史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也时不时向周恩来示好(中共官方党史对此则避而不谈)”。“ 阎长贵回忆：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还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同志，他告诉我：江青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于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阎长贵还说：1967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里都不安！’我知道，中央当时都不允许贴总理大字报。江青、陈伯达曾派我到北大找聂元梓，要她组织人到天安门前复盖给总理贴的大字报。江青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注：原文注，这段文字选自《王力反思录》第243页)。
我选这几段文字，前面秋石客同志文章中的那几大段内容，许多书刊都能找到类似内容，仅后面戚本禹同志等讲的，所见不多，但很合人情味。仅从这些可判断江青同志同周总理之间，总的方面可以说是互相很信任，但后来江青同志对周总理有怀疑。这个分折我认为符合事实。但上述几段文字，基本上解开了江青同志为什么对总理产生怀疑。在此，我补充的是，约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后不久，社会上散布了不少关于江青同志的谣言，特别是造谣美国记者维特克采访了江青同志后写一本什么“红都女皇”的书，造谣周总理把这事“报告了毛主席”，使江青同志遭到批判；还有说是周总理要把该书版权买下来。这个谣言，在驻京部队流传甚广。约2至3年后，才见到一些小报对此进行了辟谣。现已查明，维特克于1977年发表了《江青同志》一书，此时周总理已去世一年多，毛主席也去世约半年；江青同志早已被绑架关在监狱。这时发表的《江青同志》一书内容将是怎样？不介绍也能想象到(注：写得较客观，反不像有些中国人落井下石)。这类离奇谣言从内容到后果都表明恶意挑拨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加上那几个复辟派，在这同时，经常到医院“探望”周总理，加上周总理顾全“老战友情分”，虽严词以拒和他们一道搞政变，甚至把他们逐出门外，但周总理并沒有把如此严重问题报告毛主席、中央。因此，造成江青同志起疑，周总理也有一定责任。从今天折腾到如此党不党、国不国，飞船上天而红旗落地的现实，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定会痛心自责。这可能是周总理一生中，最严重的失误。毛主席病重时同华国锋等谈及：“叶剑英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认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这些就是造成江青同志猜疑周总理的总根子。加上叶、邓、胡(跃邦)精心策划、煽动的1976年清明节4.5反革命动乱(注：对此，前面已作了介绍)，使矛盾更加深。但靠造谣、搞阴谋虽能得逞一时，但最终必将败露，结果只能是扳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在此，我再次重申：1976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广大群众，绝大多数都是真心实意去掉念总理的，必须同那几个阴谋策划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严格区别开。
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同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互相信任、支持的；但由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挑拨，制造了一些误会。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更让人看透了造谣、挑拨者的丑恶嘴脸。
当前岀现的新动向是，一些文人感到近30年把“文革”时期周总理同毛主席对立起来，以此贬毛扬周，同许多史实实在说不过去，对不上号。而创造一种新理论：“文革”期，“毛离不开周、周紧跟毛”，虽文中文字上避开了那个“决议”，但实质比那些反毛文痞们以“决议”为纲，全盘否定“文革”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把毛主席同周总理捆绑在一起否定，进行诽谤、攻击。其代表作：就是在美国吃洋面包的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两人编造、2010年5月1日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在这些貌似“公道”的文人笔下，其通病是无条件信奉“决议”，而否定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更无视走资派风行了近30年，中国腐败到了古今中外没法再腐败的腐败。包括他们寄居在那里啃着洋面包的美国，在这伙文人眼里，美国随意入侵别国屠杀上百上千万平民百姓，是“美国强盛”，在“维和”、“维稳”。然而，在他们的书中，对待生他养他的中国，就是另一标准：毛主席决策、周总理贯彻实施的“文革”，周总理点了200多人的名(被整了)，毛主席就成了“暴君”、周总理成了“恶相”。但说“文革”整了200多人，这话还较公道，说明毛主席领导的“文革”整人不多。但怎么能得岀毛、周成了“暴君”、“恶相”的结论呢？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用这伙吃了洋面包的中囯文人的话，整了200多人，就成了天大的罪孽，而不可饶恕。我还不说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货真价实的疯狂从事篡党夺权非组织活动、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个事实，恐怕这已是谁也没有本事歪着嘴巴再否定的事实。即或这200多人“全整错了”，则近30年被这伙“整错了”的人中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篡权后，杀害了多少干部、学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这伙被“整错了” 的，“文革”期大多只是被批了几下，而大多都养在医院等单位，他们最大损失就是丢了一段时期的“官”，毛主席去世前，大多重新工作，但还是怨气冲天。这伙人中，在战争年代，真正浴血奋战的是少数，相当一部分打仗是熊包，甚至是逃兵。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天下第一，就这伙人后来是对“文革”、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进行反攻倒算最猖狂的一伙人，他们犯下的罪行远比当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主回乡团还残忍。那些吃着洋面包的中国文人考虑到这些问题了吗？如果你们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心，定会感到“文革”对于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如果说“文革”有不足之处，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伙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党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太心慈手软了，而造成中国当今腐败、卖国成风，许多劳动人民人头落了地。这血的教训，极为沉痛。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得愈残酷，反抗得愈利害，人民在反动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觉醒过来，中国的第二次“文革”总将会发生，该打倒的决不是200多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无产阶级也再不会心慈手软，血债必须血来还！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坚持的。不知吃着洋面包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文人对此有何高见？
恽仁祥
2011年1月
zxmy - 2014/5/11 13:54:26
今天全国都在下雨……
有多少人知道/ ，今天是一个人的生日，
今天是敬爱的共和国第—任总理
周恩来的生日！
没有子女
没有房产
没有墓地 ，
两袖清风鞠躬尽瘁！
如果他也是你最敬佩的人，为他转一下吧！
致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
左旋雨露 - 2017/1/7 18:43:42
周总理论文化大革命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作者: 东方风雨 日期: 2017-01-07 17: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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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首都红卫兵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万岁!
——周恩来!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场革命，发动了亿万革命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这场革命，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条道路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来，毛主席的领导，是发展了列宁的建党思想，毛主席的建党精神，就是列宁主义的建党精神。所以他能领导我们大党、大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是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党的领导的大操练，大演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大革命。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
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的文艺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这些成就，都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冲破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障碍而取得的。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这些样板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广大的工农兵登上了戏剧舞台。这个革命运动必将在各个文艺领域里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必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三，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集团大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共五代最高领导人都坏掉啦!
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他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因此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谁与民争利我们就要反对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打倒谁!中央出现了叛徒和修正主义怎么办?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服从，而是应当坚决抵制，就如同当年毛主席与我以及其他革命党人反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一样，没有被他们的最高权威所吓倒，他们所作所为只要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违背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你们就要组织起来，宣传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合起来，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领导，决不能盲目服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次政治大演习，我要求你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万岁!
————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的重要讲话节选!
左旋雨露 - 2018/5/9 19:15:30
2015年北京召集会议纪念毛主席，
北京会议
http://www.zuoxuan.net/bbs/showtopic-4420.aspx
就是这个会议上
“弘扬毛泽东思想，传播左旋文化”座谈会在京举行
A-A+2015年4月29日16:48商家供稿评论
http://www.zuoxuan.net/bbs/showtopic-4398.aspx
这个视频，
http://new-play.tudou.com/v/596398938.html?qq-pf-to=pcqq.c2c
红五星 - 2018/6/12 19:19:51
人民日报：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作者: 李靖之 日期: 2016-04-07 11: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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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是建立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基础上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但是，他们的论述无疑又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论基础上的，具有令人折服的强大逻辑力量，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科学性。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全球化及各种趋势性现象，就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描绘的情景惊人地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质疑，但所有质疑都无法掩盖这一学说的思想光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剥削和压迫等一切不公正社会制度、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幸福的学说，代表了整个进步人类的理想追求。不仅如此，共产主义学说还具有严谨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在今天不仅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被证伪，恰恰相反，而是越来越被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所证实，显示出无限的生命力。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毕生从事浩繁精深、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以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无情的自我批判精神对待自己的科学研究。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视;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用工人运动检验过，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尽管马克思逝世100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解释和说明。
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人们的实践能力及其所达到的结果，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形式。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创造新的生存方式、从使用石器过渡到使用金属工具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革会导致奴隶制度的社会后果。奴隶制是历史上最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是在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下的条件下，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须经过的社会形态，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社会。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铁器、牛耕以及新的耕作制度的出现，与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相适应，并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在封建社会所积累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形式。把个体的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也正是凭借猛烈增长的社会化生产力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在性质上是不能相容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发展为对准资本主义自己的武器，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将是建立在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应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是否以社会化生产力作为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最后的、根本的分界线。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即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认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发力量推动下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人类社会真正的理想境界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共产主义不仅要把人从私有制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要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社会形态。
他们指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造成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各民族的历史将转变为世界历史。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他们推论，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主要的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他们指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到那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他们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共产主义原则的普遍实行，民族国家将逐渐自行消亡。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与国家的消亡相联系的是阶级和阶级对立、旧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别的逐步消除，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的逐步消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是建立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基础上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但是，他们的论述无疑又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论基础上的，具有令人折服的强大逻辑力量，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科学性。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全球化及各种趋势性现象，就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描绘的情景惊人地一致。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除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时候，并没有排除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他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道路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列宁后来更明确强调，历史发展顺序和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应当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去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并没有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完全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只不过是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来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创造发展前提。
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使一批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世界上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改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命运，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型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受了兴衰成败的严峻考验。
邓小平同志充分估计到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一方面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道路是曲折的;另一方面又说，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的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将始终站得住。
坚定自觉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世界上有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终极的社会制度。这只是一种梦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可能也没有带来普遍繁荣和共同富裕，而是带来贫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程度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日益加剧。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本可使机器取代人工，使人们减轻劳动强度、享有更多休闲时光，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创造的财富归机器所有者占有，多数人则面临被夺走工作岗位的压力。资本的贪婪本性和自由流动使世界变成一个大赌场，金融投机成为一种超级赚钱产业，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孕育着巨大风险。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制造着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给全世界带来大量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毒品、走私、暴力犯罪等困扰着各国政府，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还造成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之间也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不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人类就没有前途。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它同时是政治制度，西方国家的政治无论看上去多么民主，都改变不了资本统治的本质。在美国，金融寡头的贪婪无度酿成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大量美国家庭破产，而且祸及全球。但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却被迫拿纳税人的钱注资救助那些大银行、大公司，危机过后也没有任何责任追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法案最后也无果而终，原因就在于这些金融资本掌握着美国经济的核心和命脉，“大到不能倒”。在世界上，美国从来就是把西式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捆绑输出的，给输出地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是政治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已、国家软弱涣散，这种状况最符合资本的需要，其背后则是“资本是政治的母乳，为资本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的资本主义逻辑。
一种存在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对抗性矛盾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不断地制造着对抗、危机、冲突甚至战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以攫取财富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把少数人和少数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国家的贫困之上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在生产着财富的同时也生产着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注定没有前途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兴旺发达，不过是在为它被新事物取代铺平道路。
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具有进步意义的发展变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成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使人类迎来“地球村”时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充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工人阶级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造，将成为更加觉悟、更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日益发展完善，将为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准备日益完备的条件。气候变化、人类整体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人们采取共同行动加以应对，进而实质性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这些，都有理由让我们积极乐观地看待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但不能忘记初衷，不能忘记我们的最高奋斗目标，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在理想信念问题上，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土能浊河，而不能浊海；风能拔木，而不能拔山”。为着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我们就能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左旋雨露 - 2019/1/8 13:35:20
埃德加·斯诺的著作——《周恩来访问记》
周恩来向我们谈了中国的实力
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周恩来总理向我提供了有关中国生产情况的重要数字，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
去年十二月份，《时代》发表了总理接见我们时的谈话。那篇谈话，大部分是谈国际问题。这次，主要是谈中国的国内问题。像前一次一样，我们的谈话是非正式的。所以，文章的形式是只能引用一部分总理的原话。当然，国际和国内问题是紧密联系的。
我们再次简短地谈到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问题——甚至美国以前也承认这个岛屿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坚持这样一个虚构的事实，即：一九四九年在大陆失败后逃到这个岛上的流亡者蒋介石，是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的政府，因之，美国保持同台湾的联盟。
在一九五五年以来举行的中美会谈中，北京一直坚持两点：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同意就从这个岛屿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武装部队的问题进行谈判。正像上一次总理向我谈到的，尽管如此，只要美国愿意严肃地讨论台湾问题，谈判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这一次，在我问到有关华盛顿建议重新谈判的问题时，总理以一个外交家的微笑回答我（已故的乔治·马歇尔将军曾经说过，这位外交家是他所遇到的最能干的谈判家），他回答说：“无可奉告。”“我们准备承受一场战争的重担。”
当中美就次要问题进行的谈判不能引起很大的兴趣时，一些观察家把一个苏联代表团来到北京——这个代表团就是要解决中苏边界争端的问题——这一事实，看作是大门向着严肃的、愿意谈判解决问题的人开放的一个新证明。
在中国，目前，在同外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背景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发展速度恢复了——这是在国家摆脱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文化革命的不协调状态之后实现的。由于这次变动是深刻的，而且新的国家领导机构还不完善，因此，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只受到相当有限的损失时，还是令人吃惊的。
周恩来坦率地说，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工厂出现了一些混乱，交通中断，损失了一些工作时间。所以，工业生产降低了一些。总理没有缩小过去的困难，而是从中国的新形势——他说形势是大好的——出发，指出：“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所得远远超过所失。领导纯洁了，群众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总理还说，尽管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的工业生产减产了，但是，五年计划（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所规定的指标，实际上是达到了。而且，有些指标还大大的超过了。
我问总理说：“可以估计一下一九七〇年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么？”他回答说：“大约九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
“公社呢？”
“在文化革命期间，公社的生产从来没有减少。”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五十年代犯了一些错误。另外一些，是在“困难时期”——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采取决定性的调整措施时犯的。然而，“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
西方的经济学家把粮食产量当作中国农业形式的标志。直到不久以前，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还一直认为，一九五七年是最高的纪录——当时，正式公布的粮食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从那以后，北京政府所犯的“浮夸”错误，使人们很难相信中国的统计数字。自那时起，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负责任的估计。而现在，总理说了。因此，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
周恩来说：“一九七〇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两亿四千万吨。另外，国家储备粮大约四千万吨。公社也有数量不等的储存。”——正像我在访问期间所看到的那样，公社社员也保存有一部分储备粮。总理解释说：“当然，并不集中储存在少数几个大粮库里。我们不这样做。相反，你看到了，到处都有一些小粮仓。我们的目的是，各地要自给自足。我们要备战备荒。”
“既然有剩余，为什么中国还要继续进口小麦呢？”
这些进口同中国的产量比起来是为数很小的。“在国际市场上，小麦的价格低于大米。”周恩来回答说，用一些大米交换小麦和其他产品是合算的。例如，中国向古巴和锡兰出口大米，以换回糖和橡胶。此外，中国还需要拿出上百万吨粮食，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这些出口，必须在储备计划中加以补充。
至于化肥，总理说，目前生产一千四百万吨左右。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有了很大增加。国家尽量要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七五年，达到三千万到三千五百万吨。
总理还谈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棉花、棉纱和棉布最多的国家。去年，中国生产了八十五亿米棉布。
钢的生产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受到了革命的冲击。过去这五年期间的平均产量，在一千万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但是，现在的生产能力改进和扩大了。因此，可以预见，今年会迅速地增加。
石油的生产也在不断地增长。一九七〇年，已经达到了二千万吨以上。就是说，可以满足中国目前的需要。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别的油田。
在“扩大铁路网和复线”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一条连接越南边界的新的、复杂的铁路干线已经竣工。这项工程很少向人透露。在外国，人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周恩来说，一九七〇年的农业产值大约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根据这一比例计算，中国一九七〇年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大约为一千二百亿美元。
然而，没有任何可靠的指数来把中国的“产值”——按西方的方法，换算成“国民生产总值”。“产值”这个概念，省略或缩小了重要的“劳务价值”。例如：租金、私人所有的农村房屋（现在增加了几百万间，都是互相帮助盖起来的），还有由军队以及义务劳动修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没有计算遍布全国城市和农村的防空地道网——这些，大部分是不取报酬，志愿修建的。整个的防空系统要值几十亿美元。
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中国的生产数字，是以人民币的稳定性价值来计算的。按照二元四角合一美元进行换算——这是一九五三年规定的。从那时起至今，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通货膨胀。国内物价稳定，而且有很多项都降了价。
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个人所得税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必需品都比别的地方便宜。比如，食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现在是品种繁多，数量充足。
最后是，在最近十年里，由于农民们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勤劳动——三千万英亩（一千二百多万公顷）荒地成为了能够生产粮食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几乎不超过他们的粮食消费。那么，这些地的收获怎样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呢？考虑到这些情况，人们也许会想，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同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设想的数字不相上下。问题是，谁能够证实它呢？但是，不论怎么说，很可能的情况是，在最近五年中，由于处在和平的环境当中，中国的发展速度足以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面，中国仍然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原因是，虽然广泛地推广避孕药，但是，它的人口仍然快要接近八亿了。
不用说，周恩来总理自己没有进行这种“国民生产总值的推算”。他是反对“投机家”的。比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坚决拒绝采用像“走资派”刘少奇以前所建议的那样，使用国家彩票来增加收入。他并且指出，由于毛主席坚持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没有借债，从而避免了目前世界上不少地方遭受到的通货膨胀的危险。
接着，我们的话题一下子转到了国内政治的问题上。我们讨论了一些总理认为是被外国歪曲了的事实。
虽然，曾经有人说，整个共产党在文化革命期间都被解散了。但是现在，总理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很明显，在一些领导部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政治局委员，多数换成了文化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那些没有当选的人，虽然让他们到农村“锻炼”去了，但几乎仍然都是党员。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革新。农民、工人、红卫兵和人民解放军战士的代表大会，正准备派出参加新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人代会的目标，是制定新宪法。新的宪法将规定国家的性质、将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毛泽东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取消重叠现象。在大城市和省城，我看到，调整普遍的是相当厉害的。在首都，是特别严格的。总理说：“过去，中央直属机构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了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领导。并且，都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
“过去，中央政府部门的干部有六万多人，现在只有大约一万人了。”
那些失去了职位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到农村的“五七干校”去了。——“五七干校”这个称呼，是源于毛泽东在五月七日发出的一项指示。在这些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是同在田间的劳动结合起来的。这些劳动，常常是在很少有人耕作过的土地上进行的。干部们在经过劳动“锻炼”之后，一部分将分配到新的岗位上去；一部分将替换在职的干部。至于另外的人，总理说，有一些已经六十多岁了。因此，他们已准备退休。另有一些决定全家到公社去。还有一些到工厂工作。
“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加强从前属于中央政府、现在下放给地方机构的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需要很多人。”
这一权力下放政策，也反映了要各地区和地方能够自给自足的努力——不仅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要在部分是建立在农村电力的发展这一基础上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
正在大规模、有组织地把受过教育的青年和城市人口，以及培养出的新干部，迁移到内地和各省的居民点去。仅上海一地，从一九六五年到今天，就迁出了大约一百万人。移民总数，包括最初发动文化革命的学生红卫兵在内，估计大约有好几百万人。
毛泽东主席与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先生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总理说，在文化革命期间，农村公社连续取得丰收，以及工业得到恢复，并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应归因于人民的坚强团结和人民忠于毛泽东的教导和领导。——这要在新宪法中明确地肯定下来。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外还将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还说，宪法将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创造的新形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说，宪法还保障罢工的自由。
几个月来，千百万中国人讨论了宪法草案，但这个文件对外国人还是保密的。因此，在这篇报道中，无法拿它同其他国家的宪法或者被文化革命废除了的中国的旧的宪法作比较。
接着，谈到了总理想要人们清楚地了解的最后一点——外国报纸显然是错误地报道了军队的作用，说它统治着党和政府。周恩来说，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而且，永远也不会发生。这一点，对于那些想要分析领导层面组成的人，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关于他的这一说法的具体而复杂的根据，将在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特点的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地谈到。
周恩来解释说，中国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由群众组织的代表、领导干部和军队的代表组成。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要实现老、中、青年的均衡代表性。所有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在军队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将来根据新宪法组成的各级政府。
中国总理在我同他进行的所有谈话中，同中国政府其他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很谨慎地谈到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
毛主席在谈话时，平静而又坚定。由于文化革命的胜利和在生产、人民的团结及备战方面，都取得了激动人心的胜利，他的整体威望在最近更加地提高了。这里的观察家们预计西贡和金边可能垮台；他们看到，中国正在加强她的政策，以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同时，尼克松的加强轰炸和加紧破坏——以便像他说的那样，部分地撤出美国地面部队的理论，正在给中国增加新的朋友——以前是在柬埔寨，现在是在老挝。今年，中国的外交也有助于他人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想要统治东南亚的破产企图当中得出教益。而这样的反响，还可以从拉丁美洲对于美国控制的挑战、美国在西欧、非洲、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影响力日益下降当中看到。
作为我个人的印象是，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是中国在国内的主要目标。在对外方面，中国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万隆原则的基础上，重建与扩大国际关系。同时，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准备通过给予河内以及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以更多的援助，来粉碎美国在亚洲的计划。
考虑到国内外的形势，尼克松可能等不到一九七二年的总统选举，就被迫得设法同北京进行认真的谈判——而且这种谈判，将不一定仅只局限于台湾问题了。
（译自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意大利《时代》周刊）
红五星评论员 - 2020/9/19 22:29:54
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江西日报社编《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1977年版第439页）
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民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文集（续）》，1977年版74页）
总之，周恩来费尽心机，在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来歌颂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时代的政府是世界公认最清亷、最得民心的政府。因此在《世界现代最具魅力的国家领导人排行榜》
和《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榜中榜》中的得票数与好评双双遥遥领先无可相比。“榜单评论功能已关闭”知道为什么了吧！
毛泽东热为何经久不衰？有人说，“有一条就够了，因为他热爱人民”。毛泽东曾经深刻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服务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爱人者人必恒而爱之”。人民热爱他，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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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聆听中领悟习近平的话：“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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