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毛泽东如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沈觉宏 - 2014/4/11 22:33:40

毛泽东如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有个读书笔记，我看过手抄本，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发展前景，很长，那时侯我写字慢，看看写写抄了一个寒假。左旋网站是1999年开通的，邓力群同志是最早留言支持左旋网站的，魏巍同志的中流砥柱网站和真优美的K2000年网站是最早于2000年初链接左旋网站的。

邓力群：毛泽东如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作者：邓力群文章发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更新时间：201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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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类霜天竞自由转贴按语：　总是有人诬蔑毛泽东不懂经济，让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了弯路。看一看下面的回忆文章，就会明白，毛泽东的辩证法哲学思想，贯穿于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他独立自主的工农革命实践和经济建设实践，很好的解决了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实践的相结合。经济建设实践走了弯路到底是他的理论错误，还是官僚体系执行层面，始终存在有意无意的干扰破坏呢？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出现反复，和共产党官僚体系腐化变质的担忧，不是已经被如今的社会现实证明了吗？那些彻底否定毛泽东阶级斗争、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政治理论的人，强力推行自己资本主义私有化资本逐利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忧国忧民的一系列政治预言是无比正确的。妄图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人，必然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是永远指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理论武器。彻底抛弃毛泽东思想的私有化社会实践，必然是内外交困束手无策，穷途末路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条件读书了。1959年12月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那时他在杭州，住在里西湖金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这座山名叫丁家山，也叫康山，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里隐居而闻名。丁家山是一个四十多米高的小山。山上有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山房”，也叫“康庄”。这里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里头。

　　毛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一起读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分工，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口音不标准。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点左右开始，一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止。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十点结束。

　　记得12月19日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绳、田家英和我就利用假日到苏州去逛一逛。当晚出发，夜半到达。星期天白天在苏州活动了一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坐夜车，星期一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读书小组的几个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江华及夫人吴仲廉。江华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饭后，主席赠送给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为纪念。

　　上丁家山那所平房只能步行。12月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着手杖登上丁家山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十点，读了20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自第20章起至第36章结束，共17章。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就整理一遍。梅行帮助我一起整理。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田家英看过，做了个别文字改动。1月4日，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参加1月7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大家知道毛主席领着几个人在读书，也听说主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小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小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的记录一段一段地详细传达，用了两三个半天。胡绳、田家英和陈伯达在他们所在的小组里也传达了。

　　胡乔木在上海听我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身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样划，从头至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或长或短。我把毛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有些段落，毛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一两句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自己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木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一遍，对我说，他自己听传达后的印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面。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的地方，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里面没有整理进去。整理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书的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毛主席又带我们到广州，在白云山把余下的部分，第34章至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月9日。

　　广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木都参加了。

　　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一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时国内经验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无疑的，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以一斑而窥全豹，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精辟。

　　例如，毛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他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毛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又如，毛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的问题，非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毛主席还不时对一些人物和著作进行评论，臧否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毛主席在上海和广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行把主席在广州读书的谈话记录整理了一遍。至此，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广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读书，一起学习毛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示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一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大约在1960年三、四月间，陆定一组织宣传文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一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子里面的内容。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一次详细传达。由于毛主席在读书过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对写出一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期望，所以，国内也着手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红五星评论员 - 2021/10/28 22:20:28

“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

这是不能接受的，太危险了。

邓力群研究政治经济学---邓力群于2001年在左旋网站留言，支持。

中宣部原部长邓力群逝世终年100岁
2015-02-11 17:38:00 来源：新华社说两句分享到：

　　邓力群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力群简历

　　邓力群，1915年生于湖南桂东。

　　1935年参加革命。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担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中共区委干事。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曾任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代理组织部部长。

　　1937年担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秘书、教员，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院总支副书记，马列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组长、中央材料室秘书、研究员。

　　1938年后任延安马列学院教育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组长。

　　1945年后担任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榆树县委副书记，东北财委办公室副主任，辽宁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9年作为中央特派员参加了和平解放新疆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组长，《红旗》杂志常务编委、秘书长、副总编。

　　1975年后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生前最后公开报道

　　2014年8月27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将在乌鲁木齐召开纪念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五位烈士牺牲65周年座谈会。邓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示他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怀念，对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亲属诚挚的问候。

　　邓力群在信中回忆了五位烈士的功绩，以及自己在新疆的工作，“1949年8月中旬，党中央为了粉碎帝国主义企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上分裂出去的阴谋，派我从莫斯科秘密到达新疆伊宁，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联络新疆各方进步力量，推动新疆和平解放。”

　　曾孤身入疆劝降国民党

　　1949年彭德怀的一野翻越祁连雪山，直插河西走廊的张掖，进至酒泉，威逼玉门关，直叩新疆大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携带专用通讯器材，取道莫斯科，经新疆伊犁秘密来到迪化，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中央、毛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成功说服包尔汉、陶峙岳归顺中央。

　　包尔汉亲自到机场把邓力群接到了自己的家里。邓力群成为包尔汉、陶峙岳与党中央、毛主席联络的通道，几番电报往来，坚定了他们和平起义的决心。邓力群还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领导人、迪化市地下党负责人等方面建立联系，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与胡绳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和毛泽东一起读书的日子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邓力群每天下午作记录，离开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一个标题：《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邓力群说：我有幸聆听毛主席的谈话，数十多年来，魂牵梦绕，一直为整理、编辑、出版毛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工作，没有放下。

　　我感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我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行检验，看毛主席那时讲的这一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给我们揭示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邓小平的“患难之交”及老部下

　　“文革”末期，邓小平发起整顿，与“四人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1975年复出时，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邓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论智囊以及笔杆子，曾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体现了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做指导领导整顿的理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发全党批判。邓力群当着清查者的面，在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他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邓力群可谓是小平同志的“患难之交”以及老部下。

　　“姓社姓资”之争

　　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邓力群在这个敏感时刻提出这样的重大理论修正。邓力群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的十三大上，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紧接着，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力群所著回忆录《十二个春秋》说，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

　　《真理的追求》7月号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释放的烟雾弹。”

　　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8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重申邓力群的观点，说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文章提醒各级干部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基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谈话前一刻，邓力群还是强硬之极。

　　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论动态》刊出他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文章继续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调，宣扬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十四章说，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私营企业人心惶惶。1989年，全国个体户减少到1234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万人，分别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营企业则减少了50%。

　　从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长一直徘徊在5%左右。

　　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等人，先后把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相关情况收集起来，报告给邓小平。

　　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谈话的声音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凤凰网综合自《新疆日报》、人民网、《党的文献》、观察者网。

编辑：王文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