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6/1/7 16:13:57
2016-01-07 15:11:51 来源：人民网 作者：记者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陈赓从萌生为发展“两弹”事业开道，到不遗余力地上下奔走，请钱学森出山，广泛物色发展“两弹”新技术的人才，再到参与对苏谈判争取发展新技术的外援，在中国“两弹”登场准备的全过程中，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表现出他的大将风度。
陈赓(资料图) 中苏协定签订后，“两弹”事业的发展又进了一步，许多工作迅即开展起来。陈赓积极参与研究新形势带来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问题，讨论导弹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今后工作开展的需要，并协助聂荣臻落实一系列的组织工作，狠抓落实。
首先是要加强五院领导层的建设。1957年11月，他参与研究提供人选，最后报请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刘有光为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王诤为副院长，全力领导五院工作并兼二分院院长。二分院原是通信兵部的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前不久已报请军委批准划归五院的。此外与二机部(当时的国防工业部)协商，将该部211厂划归五院一分院作试制工厂，以解决研究工作中的试制和生产问题。同时与各单位进一步协商增调一些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
要开展五院的工作，离不开各有关单位的帮助，首先要加强组织五院与二机部的协作。但很快就有人提出把五院并入二机部的意见，陈赓坚决反对，他支持聂荣臻的意见，五院还是由国防部航委直接领导好，这样才能在尖端武器研究上形成拳头，加强导弹的研制工作。
苏联专家即将来华，有些工作要早做准备。涉及到总参的陈赓要管，如示范部队部署在哪里?将来的生产规模，以及维护保管等问题，总参谋部要拿出意见。关于人员、物品和资料的保卫保密问题，苏方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同时，我们自己也需要加强保卫保密工作，制定相应的严格措施，严防失密泄密事件的发生。此事由于周恩来、刘少奇过问，由聂荣臻召集国务院和军委的有关单位领导专题讨论研究，提出具体措施，报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同意后，中央科学小组监督执行。
“两弹”试验靶场和原子武器储存仓库的选址定点及建设问题已提到工作日程上，陈赓除参与研究外并为靶场和仓库的主官人选物色对象。
关于“两弹”建设中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问题，一直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主动考虑到。他与聂荣臻多次研究，先是确定：今后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四院校的专业安排、培训计划、师资与研究工作的调配、协作等事项均由航委统一掌握。后又确定：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六院校的有关专业的规划与协调由五院负责安排。关于军事工程学院拟增系、科的问题，陈赓早在代表团出国前已向聂荣臻提出。经过研究讨论，最后只同意增设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系，至于导弹专业暂不设系，只于空军系中设立一个科，待以后发展了再扩建成导弹工程系。
1959年2月15日，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正式成立。随后又以导弹工程系有关核弹头的几个专业与海军工程系的反应堆专业为基础组建了原子工程系。陈赓为了培养新技术人才，加速原子弹的研制，特指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派人向二机部汇报该院原子系的教学情况，征求意见，请求指示，并拟承担核科研项目，受到宋任穷部长、刘杰副部长的亲切接见。经过一系列院系专业的调整建设，哈军工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原子弹、导弹)研究设计人才的高级军事学府，该院的日常工作即由刘居英副院长主持。
陈赓深知国防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只有把科学和教育搞上来，才能兴国强军。1957年5月16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聂荣臻写信，说学校筹办几个国防新专业，但缺少急需的设备器材，请求国防部有关部门给予援助。聂帅阅后，批请陈赓解决，陈赓坚决照办。后来清华大学成立自动化系，也是陈赓批由国防科委资助的。
为了统筹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集中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国防科技高等院校，陈赓提出把有关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他指示国防科委安东秘书长同有关工业部的业务部门和院校领导商量。其中有第一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局长周一萍、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武光、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寿松涛等。陈赓亲自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部门汇报、请教。
直到各方面的意见一致了，再由聂荣臻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报告，196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发出通知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划归国防科委统一领导与管理，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人才。这些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前，为取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加强院校建设，提高教学质量，陈赓支持并去中央书记处请求批准把这些院校列入了国家重点院校，在经费和物资方面增加投入，使院校教学、科研工作，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实行后开头的一年多时间里，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从1957年底开始，苏联相继运来了几种导弹样品以及有关的图纸资料和工程设备，派来了几批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大多态度比较好。对中国科技人员熟悉情况、掌握技术，是有帮助的。在原子能、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使中国的前进步伐得以加快。
但是，陈赓心里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不能奢望苏联会把最先进的东西提供给中国。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若认为苏联会对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那是太天真了。所以，他对哈军工领导干部说：“国防新技术协定是签了，但我们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还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你们不要完全依赖那个‘大公无私的援助'，苏联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花钱买的。他们有许多资料不给我们，先进的实验室不叫我们看，有些东西不是现在的装备，都是他们用过的，不是最先进的。当然专家来了，我们还要好好关照。多知道和了解一些情况，总比我们自己从头摸索研究好嘛。‘自力更生'不是说不吸收别人好的东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料和技术我们也照样用。”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二机部已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已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接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1958年秋，陈赓邀请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来到三座门的军委会议室探讨研制核武器的问题。
陈赓问道：“搞导弹的事落实了，我们现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弹?时间能不能再提早一点?我想听听你这位专家的意见。”
钱三强说：“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是有的，关键是核反应堆的问题还卡着脖子。”
陈赓问：“咱们不是有了核反应堆吗?”
钱三强答：“那个研究型的核反应堆不能搞，要搞浓缩铀的。”
陈赓又问：“我们不是正在建造吗?”
钱三强说：“是在建造，基本建设刚刚开始，今后设备安装、调试及生产的技术问题会很多，苏联的扩散厂又不接受我国实习人员，所以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培养。”
陈赓办事向来快刀斩乱麻，走一步看两步，他已经在为核武器研制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了。
1957年夏天，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将军回北京疗养。当汽车驶过庄严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1936年，他作为一个进步学生离开北平投身革命，和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阔别整整20年了。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曾不止一次地思念过这个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古城。他想念过他读过书的大学;想念过故宫里的汉白玉栏杆;想念过饱含着人民泪水的昆明湖;想念过北京郊外的周口店……他特别喜欢考古，他一直想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心愿，可以利用这次疗养的机会实现了。但是，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不是考察历史，而是开拓未来、创建一项崭新的事业。
他住进医院不久，陈赓来看他，笑着对他说：“老李，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
李觉一怔，问：“是不是要我改行?”陈赓笑而不答。李觉以为他是开玩笑，也就没在意。
陈赓和李觉谈了一会话，心里有数了，临走握着李觉的手说：“43岁的将军年富力强、大有可为啊!”
李觉身体复原以后，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正式通知他转业，调到刚开始组建的核工业部门工作，并说核工业部部长宋任穷要亲自找他谈话。几天以后，他坐到了宋任穷的办公室里。宋任穷用平稳的语调说：“调你来，是党中央决定的，准备让你来搞原子弹。”
啊?原子弹!李觉心头一震，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接触过成千上万的子弹、手榴弹和炮弹，可从未想到过搞原子弹呀!
宋任穷看出了他的担心，鼓励他说：“党是信任你的，你也从未辜负过党的期望。”随后，宋部长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李觉的心头热了，他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此刻，他懂得了这些话的分量。这是党的决策，是整个民族的期望。
从此，他离开了西藏军区，开始了筹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工作。中央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筹建报告，要求全国为他们开绿灯。
1958年9月25日，彭德怀主持第157次军委会议，讨论通过军委给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相通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使聂荣臻认准了一点，陈赓是他得力的“右臂”，陈赓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赓与聂荣臻之间情谊长久，从黄埔军校，上海中央特科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他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互相信任。聂荣臻尤其赞赏陈赓见困难就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酒泉靶场的建设初期，设计和施工单位发生了一些矛盾，聂荣臻拟派人前往协调。当陈赓得知那人不愿去时，他愤慨地说：“我去!”聂荣臻很感激，但又考虑陈赓当时身体不好，心脏病吃不消劳累，去那里的路途艰难，气候条件极差，没有同意陈赓去。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22人组成。
国防科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方针、政策，负责加强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和监督检查。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移交国防科委。
为了适应仿制苏联几种导弹和研制原子弹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建设研制基地、导弹发射基地和核试验基地。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试验基地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根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初，苏联专家参加在中国进行导弹发射场和核试验基地的选址考察。中方由谁来担此重任?
在核武器试验场的选址考察和初期创建时，陈赓想到了他的老部下，当时任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他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朝鲜上甘岭战役，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
1958年8月初，张蕴钰在大连接到在北京开会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的电话：“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
第二天，张蕴钰乘火车赶到北京。当晚，曾绍山和张蕴钰一起到灵境胡同陈赓家里。他们一进门，人还没站稳，陈赓就迎上来说：“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靶场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
张蕴钰答：“我服从命令。”在他的心目中，陈赓办事果断、宽宏大度，是可尊可敬可亲的首长，在陈赓面前他甚至不敢说一个“不”字，也不能说“不”字。
陈赓继续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第二天，张蕴钰到国防部航空委员会去见安东。安东一见张蕴钰就热情地说：“我知道你这几天要来，见到陈副总长了吧?”张蕴钰答：“见到了，他说请你给我介绍情况，交代任务。”
安东说：“工程兵陈士榘司令员和原商丘步校政委常勇组织了一些人已经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场区位置。你先回去交代一下工作，就和他们一块干吧。”
1958年10月20日，张蕴钰乘火车离京去敦煌。
敦煌有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莫高窟，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瑰宝，世界上少有的文化艺术珍贵遗产。这里是古代通西域的要衢，西汉时，继武威、张掖、酒泉之后，在瓜州设敦煌郡。脍炙人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中的“玉门关”和“阳关”都在敦煌境内。由于这里长年干旱少雨，人民生活用水极其困难，生活条件也很艰苦。
张志善带着张蕴钰察看了选定的后坑场区，在选定的靶场中心桩周围，偌大的场区无草木，地质是大孔土，汽车陷下去无救援不能前进。张蕴钰认真考虑这些情况，更为了保护敦煌这片宝贵遗产，便和常勇、张志善商量，还是另外选场为好。
张蕴钰回到北京向有关负责人汇报这个情况。在陈赓主持召开的办公会上，张蕴钰做了汇报。张蕴钰认为原定的核试验场址有三个问题：一是距敦煌才120公里，不利于保护文物;二是大孔土水土渗透性强，不能搞工程建筑，更不适宜建大型发射场;三是施工及将来试验和生活用水困难。
陈赓听完汇报赞同地说：“那里不好，你们可向主管部门汇报另找一个嘛!”
有陈赓这句话垫底，张蕴钰心里有数了。
此时，苏联专家根据高空气象资料分析，由于风向原因，原选定试验中心区的高空风向为自西北吹向东南，敦煌地区处于其下风，为此正式函告中方建议将试验场区改到新疆罗布泊地区。
由于上述原因，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陈士榘、万毅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进一步查找整理已有的气象资料。张蕴钰参加了研究，一致认为敦煌西北地区不宜选作场区，在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后，决定派遣张蕴钰和张志善立即率勘察大队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选场勘察。
12月24日，张蕴钰、张志善带勘察队乘坐4辆吉普车，带4辆生活车拉上10天的饮水、油料、帐篷，粮、菜、柴和一部电台上路了。
经过几天戈壁滩的路途，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想动弹了。吃的、喝的眼看都快没了，极目无涯，到处都是渺无人烟的荒野。烈日当空，风吹起沙土打得脸火辣辣的疼。吉普车开进了千百年风蚀沙流的雅丹地带，沙丘像一堆堆隆起的坟墓布满荒野。他们爬出汽车，坐在汽车阴影下休息片刻，细沙像水一样从身旁流走，一波连一波，与风共舞。
突然，他们看到戈壁上有一道车辙，是新轧的解放牌大卡车的车辙。他们顺着车辙前行，晚上9点多了，西天的太阳还有一丈多高，天边泛着青光。太阳落山时，他们来到了梦幻般的罗布泊。这里是孔雀河的入泊口，河两岸有柳树、芦苇，也有水了，他们手捧河水喝了个够，然后洗了脸上的灰尘，又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这时，有群黄羊也来到河边饮水，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谁也不想惊扰黄羊的悠闲自得，它们饮足水后，大模大样地坦然离去。第二天，张蕴钰等人西行百余公里，目测这个地势开阔的戈壁滩基本平坦，选一个中心点，打下了一根木桩，这就是中国未来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
1959年3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西北地区。
由于陈赓点将，张蕴钰成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他带领大部队进驻罗布泊时，在当地人称作马兰滩的地方，将军捧起一束马兰草，倾吐满怀诗情，“万顷黄沙一点蓝”，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
于是，在马兰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张蕴钰等人带千军万马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他在这里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首次原子弹、氢弹、核导弹等科研试验任务。
半个世纪过去了，张蕴钰至今都不忘，是陈赓点将，使他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张蕴钰满怀深情地说：“陈赓大将是有权威，没架子;布置任务干脆，对下级态度和蔼可亲，在部队中口碑极好。”
陈赓认为，一个单位的建设，主要领导，尤其是第一任领导一定要选最好的，最优秀的。一个连队，要把连长和指导员选最好的，一个团要把团长和政委选好，要把作风带好，领导干部疲疲塌塌的，部队作风肯定带不好。
成立五院时，陈赓说：“研究院要选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并愿意为科学技术事业无私奉献的干部去。”他把军事工程学院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调去当政委。
1958年2月，毛泽东、邓小平批准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境内建设综合导弹试验靶场。陈赓又亲自点将，建议让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到基地当司令员。1959年2月孙继先上任后，带领创业大军在戈壁滩上改天换地。孙继先去世时，留下遗嘱，他的骨灰安放在戈壁滩的东风烈士陵园，他要在亲手开创的戈壁滩航天城看着祖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壮大。
陈赓上任后，首先抓规划。他与聂荣臻汇集各方面汇报后，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全军武器装备的科研、试制项目按轻重缓急，需要与可能进行规划排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也便于组织协作。规划时，陈赓强调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有个前后次序。
在规划过程中，他反复说明一个主导思想，既要保护革命的干劲，也要反对浮夸风。陈赓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聂帅的意思。规划中，他切实贯彻了“两弹为主”的方针亲自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意见，花费了大量心血。原子弹方面，主要是大力解决原材料、设备，加强组织协作突破技术关;导弹方面，主要消化技术资料，大力组织仿制，再通过型号改进和试验基地建设，抓紧中苏新技术协定的执行等;常规武器、装备方面，涉及各军兵种，面广而繁杂，陈赓的交代是，要什么武器装备，由军兵种提出，国防科委汇总，最后由总参谋部拍板。研究、设计、试制、仿制的安排与工业部门商定。具体的商计工作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办。他时常参加讨论、听汇报。最后形成了一个包括仿制米格十九歼击机、中型坦克、自行设计小型潜艇、轻型坦克等等常规武器研究、设计、试制的规划排队。“规划排队”是陈赓首先提出的。
规划制定后，陈赓叫秘书王勉起草报告，连同这个规划送聂帅审阅后送彭总审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批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此件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促其实现。”毛泽东这一批示，使这个规划就更具有权威性了，这样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
1959年1月6日，陈赓召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研究生产试制与研究设计任务，在会上陈赓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1、工作中碰到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但必须坚持下去。碰到困难，说明工作已经接触实际，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深入实际，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仿制近程导弹1059是重点，要尽一切力量仿制成功，并通过仿制带动自行研制的近程导弹东风一号。
2、工作中战线不要太长，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无论尖端项目和常规项目，都要排个队，刷掉一些、确保重点。排队以后，必须重新组织力量，组织协作。美国在发展导弹时，三军各搞一套，力量分散，搞不起来。苏联则完全相反。我们要接受这些经验，要组织共产主义的大协作，把力量集中在解决主要问题上。
3、要尊重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要踏踏实实地学习。通过苏联发射宇宙火箭，五院要在全院务一务虚，对那些不尊重苏联科学成就的思想给予批判。要善于发挥苏联专家的积极性，要把他们的经验接受过来。
对英美的资料，也要重视，要有批判的参考学习。
常规武器的任务也明确了，措施如何呢?按当时流行的话：“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陈赓听取了一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想照五院(研制导弹)、九院(研制原子弹)的做法，常规武器也需组织研究队伍，只有过硬的队伍才能攻坚。研究院不但把科技人员组织起来，还要充实必要仪器设备。他说，和平时期不打仗，可以少建些生产厂，少生产些武器装备，少养些兵，多腾出钱来建设研究机构。他这个“三少一多”的思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他嘱咐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多方面商量，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然后建议先成立航空(即后来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舰艇(即后来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无线电(即后来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三个研究院，条件比较成熟后，陈赓又亲自同各方面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并两次向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正式批准成立这三个研究院。
1959年2月2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王历给宋任穷、刘杰部长写了一封信，汇报“如何利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科学技术条件培养我国科学人员，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意见和情况”。信中说：
苏联联合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简称)为苏新各国(注：苏新各国即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各国)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子核中心机构建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和高能物理研究中心。该所当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那时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该所具有苏新国家较新、较高的科学技术设备，科学情报(包括西方各国)较为完备，也有些杰出的科学人材，所以从技术设备、资料情报、科学力量等都是较为雄厚的。科学技术条件也是比较苏联其他大学、研究机关都全面些。建议国内有关部门派专业技术人员去参加科研工作并从中学习。
宋任穷将这封仅有两页纸的信转给陈赓阅。
陈赓对这封信很重视，在信上批示：“请送彭总阅，我以为应该利用这一机构多抽派一些大学生去。”
彭德怀于2月24日又在信上批示：“陈赓同志：我同意利用这一机构培养人才。待聂总日内回京，请提交总理批示办理较为有效。”
后来此事报告给聂荣臻，聂荣臻与宋任穷商量，中国又派出一些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学习和工作。
曾经在该所工作过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都在那里为中国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王淦昌作为派住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来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1960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为中国争得了世界第一的荣誉。
第四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首位既是科学院院士又是中央委员的周光召，28岁时被派往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获得研究所的科研奖金，还在世界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33篇论文，从那里他开始脱颖而出。
王淦昌和周光召铭记在心的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们60年代初从苏联回国后，都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都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1959年9月16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9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陈赓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9年10月30日，陈赓在病中写报告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副主席并报军委，汇报导弹研究、生产的情况，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提出了意见、建议。这是一封长信，摘要如下：
最近，军委开会讨论军工生产问题我因病不能参加，只好写这封信，向您们报告一下导弹研究生产情况和我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的意见，供参考。
几年来，我国在掌握导弹技术和发展军工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是管理体制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通盘考虑，全面安排，以致力量有些分散，甚至相互抵消;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个方面结合不紧。
掌握和发展导弹技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培养干部，建立研究基地。这个研究基地要建设弹体结构研究院及附属试制工厂;试车台试验中心;空气动力中心和控制系统研究院及附属试制工厂。它的规模相当大，研究基地全部建成以后(约在1961年、1962年)，可以独立设计中、远程弹道导弹，也可能设计小型人造卫星。显然，建设这种规模的研究基地，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干部情况，应该采取相对集中的方针。航空与导弹研究设计所需大型、复杂设备，多可共用，分散建设是不合适的。
发展导弹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生产基地和组织生产网。整个生产过程是一个牵涉面极广、非常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它首先要求拟制一个全面的规划，然后缜密地组织资料配套、器材供应配套、设备配套、工艺装备配套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套。
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三个方面，是发展原材料工业，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就仿制P-2的情形来看，它所需要的主要金属材料(不包括控制系统)共509种、1900余项;非金属材料326项，其中很大一部分有特殊要求，如耐高温、高强度、耐油、耐磨、特细、特薄、冷加工等等。必须有一个机构通盘考虑各种型号的要求，按时编制原材料发展计划，并组织协作，以求实现。
鉴于以上情况，必须从体制上把这一繁重而复杂的工作统一起来。其次，在常规武器的发展上，以仿制为主的阶段已成过去，今后应着重设计和生产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新装备。
因此，建议军委考虑，可否恢复过去的办法，以导弹技术为中心包括全部军工生产，组建一个国防工业部，建制属国务院，日常业务归军委领导。这样做的好处有：第一，可以从组织上保证导弹技术的统一领导，使研究、生产和原材料供应三个方面密切协调。第二，可以密切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的结合，加速我军装备的发展。第三，可以通盘考虑军事工厂的发展和布局，平时按国家计划担负一部分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全力以赴作为战时工业的骨干。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陈赓从萌生为发展“两弹”事业开道，到不遗余力地上下奔走，请钱学森出山，广泛物色发展“两弹”新技术的人才，再到参与对苏谈判争取发展新技术的外援，在中国“两弹”登场准备的全过程中，无不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表现出他的大将风度。
陈赓(资料图) 中苏协定签订后，“两弹”事业的发展又进了一步，许多工作迅即开展起来。陈赓积极参与研究新形势带来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问题，讨论导弹研究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的组织形式如何适应今后工作开展的需要，并协助聂荣臻落实一系列的组织工作，狠抓落实。
首先是要加强五院领导层的建设。1957年11月，他参与研究提供人选，最后报请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院长兼一分院院长;刘有光为院政治委员;刘秉彦为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王诤为副院长，全力领导五院工作并兼二分院院长。二分院原是通信兵部的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前不久已报请军委批准划归五院的。此外与二机部(当时的国防工业部)协商，将该部211厂划归五院一分院作试制工厂，以解决研究工作中的试制和生产问题。同时与各单位进一步协商增调一些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
要开展五院的工作，离不开各有关单位的帮助，首先要加强组织五院与二机部的协作。但很快就有人提出把五院并入二机部的意见，陈赓坚决反对，他支持聂荣臻的意见，五院还是由国防部航委直接领导好，这样才能在尖端武器研究上形成拳头，加强导弹的研制工作。
苏联专家即将来华，有些工作要早做准备。涉及到总参的陈赓要管，如示范部队部署在哪里?将来的生产规模，以及维护保管等问题，总参谋部要拿出意见。关于人员、物品和资料的保卫保密问题，苏方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同时，我们自己也需要加强保卫保密工作，制定相应的严格措施，严防失密泄密事件的发生。此事由于周恩来、刘少奇过问，由聂荣臻召集国务院和军委的有关单位领导专题讨论研究，提出具体措施，报周恩来和中央书记处同意后，中央科学小组监督执行。
“两弹”试验靶场和原子武器储存仓库的选址定点及建设问题已提到工作日程上，陈赓除参与研究外并为靶场和仓库的主官人选物色对象。
关于“两弹”建设中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问题，一直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当然责无旁贷地要主动考虑到。他与聂荣臻多次研究，先是确定：今后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四院校的专业安排、培训计划、师资与研究工作的调配、协作等事项均由航委统一掌握。后又确定：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六院校的有关专业的规划与协调由五院负责安排。关于军事工程学院拟增系、科的问题，陈赓早在代表团出国前已向聂荣臻提出。经过研究讨论，最后只同意增设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系，至于导弹专业暂不设系，只于空军系中设立一个科，待以后发展了再扩建成导弹工程系。
1959年2月15日，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正式成立。随后又以导弹工程系有关核弹头的几个专业与海军工程系的反应堆专业为基础组建了原子工程系。陈赓为了培养新技术人才，加速原子弹的研制，特指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派人向二机部汇报该院原子系的教学情况，征求意见，请求指示，并拟承担核科研项目，受到宋任穷部长、刘杰副部长的亲切接见。经过一系列院系专业的调整建设，哈军工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专门培养军队武器装备(包括原子弹、导弹)研究设计人才的高级军事学府，该院的日常工作即由刘居英副院长主持。
陈赓深知国防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只有把科学和教育搞上来，才能兴国强军。1957年5月16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聂荣臻写信，说学校筹办几个国防新专业，但缺少急需的设备器材，请求国防部有关部门给予援助。聂帅阅后，批请陈赓解决，陈赓坚决照办。后来清华大学成立自动化系，也是陈赓批由国防科委资助的。
为了统筹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集中国家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国防科技高等院校，陈赓提出把有关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他指示国防科委安东秘书长同有关工业部的业务部门和院校领导商量。其中有第一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局长周一萍、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武光、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寿松涛等。陈赓亲自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部门汇报、请教。
直到各方面的意见一致了，再由聂荣臻向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报告，1961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发出通知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等7所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划归国防科委统一领导与管理，为国防科技工业培养人才。这些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前，为取得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加强院校建设，提高教学质量，陈赓支持并去中央书记处请求批准把这些院校列入了国家重点院校，在经费和物资方面增加投入，使院校教学、科研工作，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实行后开头的一年多时间里，协定执行得比较顺利。从1957年底开始，苏联相继运来了几种导弹样品以及有关的图纸资料和工程设备，派来了几批技术专家。这些专家大多态度比较好。对中国科技人员熟悉情况、掌握技术，是有帮助的。在原子能、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使中国的前进步伐得以加快。
但是，陈赓心里非常清楚，从根本上说，不能奢望苏联会把最先进的东西提供给中国。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若认为苏联会对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那是太天真了。所以，他对哈军工领导干部说：“国防新技术协定是签了，但我们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还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你们不要完全依赖那个‘大公无私的援助'，苏联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我们花钱买的。他们有许多资料不给我们，先进的实验室不叫我们看，有些东西不是现在的装备，都是他们用过的，不是最先进的。当然专家来了，我们还要好好关照。多知道和了解一些情况，总比我们自己从头摸索研究好嘛。‘自力更生'不是说不吸收别人好的东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料和技术我们也照样用。”
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二机部已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已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接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1958年秋，陈赓邀请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来到三座门的军委会议室探讨研制核武器的问题。
陈赓问道：“搞导弹的事落实了，我们现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弹?时间能不能再提早一点?我想听听你这位专家的意见。”
钱三强说：“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是有的，关键是核反应堆的问题还卡着脖子。”
陈赓问：“咱们不是有了核反应堆吗?”
钱三强答：“那个研究型的核反应堆不能搞，要搞浓缩铀的。”
陈赓又问：“我们不是正在建造吗?”
钱三强说：“是在建造，基本建设刚刚开始，今后设备安装、调试及生产的技术问题会很多，苏联的扩散厂又不接受我国实习人员，所以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培养。”
陈赓办事向来快刀斩乱麻，走一步看两步，他已经在为核武器研制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了。
1957年夏天，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将军回北京疗养。当汽车驶过庄严的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1936年，他作为一个进步学生离开北平投身革命，和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阔别整整20年了。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曾不止一次地思念过这个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古城。他想念过他读过书的大学;想念过故宫里的汉白玉栏杆;想念过饱含着人民泪水的昆明湖;想念过北京郊外的周口店……他特别喜欢考古，他一直想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心愿，可以利用这次疗养的机会实现了。但是，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不是考察历史，而是开拓未来、创建一项崭新的事业。
他住进医院不久，陈赓来看他，笑着对他说：“老李，好好休养，过几天部队准备欢送你。”
李觉一怔，问：“是不是要我改行?”陈赓笑而不答。李觉以为他是开玩笑，也就没在意。
陈赓和李觉谈了一会话，心里有数了，临走握着李觉的手说：“43岁的将军年富力强、大有可为啊!”
李觉身体复原以后，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正式通知他转业，调到刚开始组建的核工业部门工作，并说核工业部部长宋任穷要亲自找他谈话。几天以后，他坐到了宋任穷的办公室里。宋任穷用平稳的语调说：“调你来，是党中央决定的，准备让你来搞原子弹。”
啊?原子弹!李觉心头一震，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接触过成千上万的子弹、手榴弹和炮弹，可从未想到过搞原子弹呀!
宋任穷看出了他的担心，鼓励他说：“党是信任你的，你也从未辜负过党的期望。”随后，宋部长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李觉的心头热了，他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此刻，他懂得了这些话的分量。这是党的决策，是整个民族的期望。
从此，他离开了西藏军区，开始了筹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工作。中央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筹建报告，要求全国为他们开绿灯。
1958年9月25日，彭德怀主持第157次军委会议，讨论通过军委给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说：“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已经掀起了一个高潮，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相同的项目，几个单位都在设计和试制;各研究机构之间互相通报交流经验不够;试制赶不上设计;设计、试制和使用单位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等。”为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统一组织力量，把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并进行监督检查，“建议把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
在长期的工作接触中使聂荣臻认准了一点，陈赓是他得力的“右臂”，陈赓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赓与聂荣臻之间情谊长久，从黄埔军校，上海中央特科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他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互相信任。聂荣臻尤其赞赏陈赓见困难就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酒泉靶场的建设初期，设计和施工单位发生了一些矛盾，聂荣臻拟派人前往协调。当陈赓得知那人不愿去时，他愤慨地说：“我去!”聂荣臻很感激，但又考虑陈赓当时身体不好，心脏病吃不消劳累，去那里的路途艰难，气候条件极差，没有同意陈赓去。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军委的报告。国防科委以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22人组成。
国防科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方针、政策，负责加强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协调和监督检查。随后，中央军委决定，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移交国防科委。
为了适应仿制苏联几种导弹和研制原子弹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建设研制基地、导弹发射基地和核试验基地。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为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试验基地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根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58年初，苏联专家参加在中国进行导弹发射场和核试验基地的选址考察。中方由谁来担此重任?
在核武器试验场的选址考察和初期创建时，陈赓想到了他的老部下，当时任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他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朝鲜上甘岭战役，是个有勇有谋的将才。
1958年8月初，张蕴钰在大连接到在北京开会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的电话：“你的工作有变动，电话中不便讲，你立即到北京来，我在北京饭店等你。”
第二天，张蕴钰乘火车赶到北京。当晚，曾绍山和张蕴钰一起到灵境胡同陈赓家里。他们一进门，人还没站稳，陈赓就迎上来说：“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靶场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吗?”
张蕴钰答：“我服从命令。”在他的心目中，陈赓办事果断、宽宏大度，是可尊可敬可亲的首长，在陈赓面前他甚至不敢说一个“不”字，也不能说“不”字。
陈赓继续说：“好!你去找安东，叫他给你说说情况。”
第二天，张蕴钰到国防部航空委员会去见安东。安东一见张蕴钰就热情地说：“我知道你这几天要来，见到陈副总长了吧?”张蕴钰答：“见到了，他说请你给我介绍情况，交代任务。”
安东说：“工程兵陈士榘司令员和原商丘步校政委常勇组织了一些人已经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试验靶场场区位置。你先回去交代一下工作，就和他们一块干吧。”
1958年10月20日，张蕴钰乘火车离京去敦煌。
敦煌有世界闻名的艺术殿堂莫高窟，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艺术瑰宝，世界上少有的文化艺术珍贵遗产。这里是古代通西域的要衢，西汉时，继武威、张掖、酒泉之后，在瓜州设敦煌郡。脍炙人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中的“玉门关”和“阳关”都在敦煌境内。由于这里长年干旱少雨，人民生活用水极其困难，生活条件也很艰苦。
张志善带着张蕴钰察看了选定的后坑场区，在选定的靶场中心桩周围，偌大的场区无草木，地质是大孔土，汽车陷下去无救援不能前进。张蕴钰认真考虑这些情况，更为了保护敦煌这片宝贵遗产，便和常勇、张志善商量，还是另外选场为好。
张蕴钰回到北京向有关负责人汇报这个情况。在陈赓主持召开的办公会上，张蕴钰做了汇报。张蕴钰认为原定的核试验场址有三个问题：一是距敦煌才120公里，不利于保护文物;二是大孔土水土渗透性强，不能搞工程建筑，更不适宜建大型发射场;三是施工及将来试验和生活用水困难。
陈赓听完汇报赞同地说：“那里不好，你们可向主管部门汇报另找一个嘛!”
有陈赓这句话垫底，张蕴钰心里有数了。
此时，苏联专家根据高空气象资料分析，由于风向原因，原选定试验中心区的高空风向为自西北吹向东南，敦煌地区处于其下风，为此正式函告中方建议将试验场区改到新疆罗布泊地区。
由于上述原因，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陈士榘、万毅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进一步查找整理已有的气象资料。张蕴钰参加了研究，一致认为敦煌西北地区不宜选作场区，在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后，决定派遣张蕴钰和张志善立即率勘察大队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进行选场勘察。
12月24日，张蕴钰、张志善带勘察队乘坐4辆吉普车，带4辆生活车拉上10天的饮水、油料、帐篷，粮、菜、柴和一部电台上路了。
经过几天戈壁滩的路途，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不想动弹了。吃的、喝的眼看都快没了，极目无涯，到处都是渺无人烟的荒野。烈日当空，风吹起沙土打得脸火辣辣的疼。吉普车开进了千百年风蚀沙流的雅丹地带，沙丘像一堆堆隆起的坟墓布满荒野。他们爬出汽车，坐在汽车阴影下休息片刻，细沙像水一样从身旁流走，一波连一波，与风共舞。
突然，他们看到戈壁上有一道车辙，是新轧的解放牌大卡车的车辙。他们顺着车辙前行，晚上9点多了，西天的太阳还有一丈多高，天边泛着青光。太阳落山时，他们来到了梦幻般的罗布泊。这里是孔雀河的入泊口，河两岸有柳树、芦苇，也有水了，他们手捧河水喝了个够，然后洗了脸上的灰尘，又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这时，有群黄羊也来到河边饮水，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谁也不想惊扰黄羊的悠闲自得，它们饮足水后，大模大样地坦然离去。第二天，张蕴钰等人西行百余公里，目测这个地势开阔的戈壁滩基本平坦，选一个中心点，打下了一根木桩，这就是中国未来核武器大气层试验靶场。
1959年3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西北地区。
由于陈赓点将，张蕴钰成为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他带领大部队进驻罗布泊时，在当地人称作马兰滩的地方，将军捧起一束马兰草，倾吐满怀诗情，“万顷黄沙一点蓝”，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
于是，在马兰这片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张蕴钰等人带千军万马创造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他在这里参与组织指挥了中国首次原子弹、氢弹、核导弹等科研试验任务。
半个世纪过去了，张蕴钰至今都不忘，是陈赓点将，使他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张蕴钰满怀深情地说：“陈赓大将是有权威，没架子;布置任务干脆，对下级态度和蔼可亲，在部队中口碑极好。”
陈赓认为，一个单位的建设，主要领导，尤其是第一任领导一定要选最好的，最优秀的。一个连队，要把连长和指导员选最好的，一个团要把团长和政委选好，要把作风带好，领导干部疲疲塌塌的，部队作风肯定带不好。
成立五院时，陈赓说：“研究院要选能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并愿意为科学技术事业无私奉献的干部去。”他把军事工程学院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有光调去当政委。
1958年2月，毛泽东、邓小平批准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境内建设综合导弹试验靶场。陈赓又亲自点将，建议让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到基地当司令员。1959年2月孙继先上任后，带领创业大军在戈壁滩上改天换地。孙继先去世时，留下遗嘱，他的骨灰安放在戈壁滩的东风烈士陵园，他要在亲手开创的戈壁滩航天城看着祖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发展壮大。
陈赓上任后，首先抓规划。他与聂荣臻汇集各方面汇报后，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全军武器装备的科研、试制项目按轻重缓急，需要与可能进行规划排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刀刃上，也便于组织协作。规划时，陈赓强调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有个前后次序。
在规划过程中，他反复说明一个主导思想，既要保护革命的干劲，也要反对浮夸风。陈赓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聂帅的意思。规划中，他切实贯彻了“两弹为主”的方针亲自调查研究，认真听取意见，花费了大量心血。原子弹方面，主要是大力解决原材料、设备，加强组织协作突破技术关;导弹方面，主要消化技术资料，大力组织仿制，再通过型号改进和试验基地建设，抓紧中苏新技术协定的执行等;常规武器、装备方面，涉及各军兵种，面广而繁杂，陈赓的交代是，要什么武器装备，由军兵种提出，国防科委汇总，最后由总参谋部拍板。研究、设计、试制、仿制的安排与工业部门商定。具体的商计工作由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办。他时常参加讨论、听汇报。最后形成了一个包括仿制米格十九歼击机、中型坦克、自行设计小型潜艇、轻型坦克等等常规武器研究、设计、试制的规划排队。“规划排队”是陈赓首先提出的。
规划制定后，陈赓叫秘书王勉起草报告，连同这个规划送聂帅审阅后送彭总审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批送毛泽东阅。毛泽东批示：“此件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促其实现。”毛泽东这一批示，使这个规划就更具有权威性了，这样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起来。
1959年1月6日，陈赓召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研究生产试制与研究设计任务，在会上陈赓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1、工作中碰到困难，这是很自然的，但必须坚持下去。碰到困难，说明工作已经接触实际，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深入实际，找出解决困难的办法。仿制近程导弹1059是重点，要尽一切力量仿制成功，并通过仿制带动自行研制的近程导弹东风一号。
2、工作中战线不要太长，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无论尖端项目和常规项目，都要排个队，刷掉一些、确保重点。排队以后，必须重新组织力量，组织协作。美国在发展导弹时，三军各搞一套，力量分散，搞不起来。苏联则完全相反。我们要接受这些经验，要组织共产主义的大协作，把力量集中在解决主要问题上。
3、要尊重苏联专家和苏联资料，要踏踏实实地学习。通过苏联发射宇宙火箭，五院要在全院务一务虚，对那些不尊重苏联科学成就的思想给予批判。要善于发挥苏联专家的积极性，要把他们的经验接受过来。
对英美的资料，也要重视，要有批判的参考学习。
常规武器的任务也明确了，措施如何呢?按当时流行的话：“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陈赓听取了一些专家们的意见，他想照五院(研制导弹)、九院(研制原子弹)的做法，常规武器也需组织研究队伍，只有过硬的队伍才能攻坚。研究院不但把科技人员组织起来，还要充实必要仪器设备。他说，和平时期不打仗，可以少建些生产厂，少生产些武器装备，少养些兵，多腾出钱来建设研究机构。他这个“三少一多”的思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赞同。他嘱咐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同多方面商量，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然后建议先成立航空(即后来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舰艇(即后来的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无线电(即后来的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三个研究院，条件比较成熟后，陈赓又亲自同各方面的负责人交换意见，并两次向邓小平汇报。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正式批准成立这三个研究院。
1959年2月21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王历给宋任穷、刘杰部长写了一封信，汇报“如何利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科学技术条件培养我国科学人员，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意见和情况”。信中说：
苏联联合所(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简称)为苏新各国(注：苏新各国即苏联与东欧新民主主义各国)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原子核中心机构建立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和高能物理研究中心。该所当时主要研究方面包括高能物理实验，核结构，核反应，中子物理，理论物理等，那时正在进行多电核高能实验和最新的螺旋线式强聚焦回旋加速器的研究和设计。该所具有苏新国家较新、较高的科学技术设备，科学情报(包括西方各国)较为完备，也有些杰出的科学人材，所以从技术设备、资料情报、科学力量等都是较为雄厚的。科学技术条件也是比较苏联其他大学、研究机关都全面些。建议国内有关部门派专业技术人员去参加科研工作并从中学习。
宋任穷将这封仅有两页纸的信转给陈赓阅。
陈赓对这封信很重视，在信上批示：“请送彭总阅，我以为应该利用这一机构多抽派一些大学生去。”
彭德怀于2月24日又在信上批示：“陈赓同志：我同意利用这一机构培养人才。待聂总日内回京，请提交总理批示办理较为有效。”
后来此事报告给聂荣臻，聂荣臻与宋任穷商量，中国又派出一些大学生、留学生、研究生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学习和工作。
曾经在该所工作过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和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都在那里为中国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王淦昌作为派住苏联的第一批访问学者，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来到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组织并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展了高能物理实验工作。1960年，王淦昌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为中国争得了世界第一的荣誉。
第四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首位既是科学院院士又是中央委员的周光召，28岁时被派往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两次获得研究所的科研奖金，还在世界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33篇论文，从那里他开始脱颖而出。
王淦昌和周光召铭记在心的是：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们60年代初从苏联回国后，都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都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1959年9月16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9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陈赓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59年10月30日，陈赓在病中写报告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副主席并报军委，汇报导弹研究、生产的情况，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提出了意见、建议。这是一封长信，摘要如下：
最近，军委开会讨论军工生产问题我因病不能参加，只好写这封信，向您们报告一下导弹研究生产情况和我对军工生产管理体制的意见，供参考。
几年来，我国在掌握导弹技术和发展军工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是管理体制上，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通盘考虑，全面安排，以致力量有些分散，甚至相互抵消;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个方面结合不紧。
掌握和发展导弹技术，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培养干部，建立研究基地。这个研究基地要建设弹体结构研究院及附属试制工厂;试车台试验中心;空气动力中心和控制系统研究院及附属试制工厂。它的规模相当大，研究基地全部建成以后(约在1961年、1962年)，可以独立设计中、远程弹道导弹，也可能设计小型人造卫星。显然，建设这种规模的研究基地，根据国家经济、技术、干部情况，应该采取相对集中的方针。航空与导弹研究设计所需大型、复杂设备，多可共用，分散建设是不合适的。
发展导弹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生产基地和组织生产网。整个生产过程是一个牵涉面极广、非常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它首先要求拟制一个全面的规划，然后缜密地组织资料配套、器材供应配套、设备配套、工艺装备配套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套。
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三个方面，是发展原材料工业，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就仿制P-2的情形来看，它所需要的主要金属材料(不包括控制系统)共509种、1900余项;非金属材料326项，其中很大一部分有特殊要求，如耐高温、高强度、耐油、耐磨、特细、特薄、冷加工等等。必须有一个机构通盘考虑各种型号的要求，按时编制原材料发展计划，并组织协作，以求实现。
鉴于以上情况，必须从体制上把这一繁重而复杂的工作统一起来。其次，在常规武器的发展上，以仿制为主的阶段已成过去，今后应着重设计和生产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新装备。
因此，建议军委考虑，可否恢复过去的办法，以导弹技术为中心包括全部军工生产，组建一个国防工业部，建制属国务院，日常业务归军委领导。这样做的好处有：第一，可以从组织上保证导弹技术的统一领导，使研究、生产和原材料供应三个方面密切协调。第二，可以密切研究设计、试制和使用三方面的结合，加速我军装备的发展。第三，可以通盘考虑军事工厂的发展和布局，平时按国家计划担负一部分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以全力以赴作为战时工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