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6/1/11 10:40:24
2016-01-11 09:04:2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深山野叟
这样说是不是太悲观了?笔者倒认为，在系统性的大衰退之际，因人们经历了建国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历练和实践，再加上当代通联技术提供的全域沟通，可以说基本上认清了人类对社会经济政治探索历程中的是非功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种盲目和迷信，虽然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会相同，但大都看清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程，都有了逐渐指向一个正确方向的轮廓，这就是民心所向逐渐清晰了，所以，经济虽然面临重大危机，却同时面临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大好机遇——如果没有经历两个30年，没有经历近20多年的酸甜苦辣，没有被衰败的经济倒逼着去思考，也就看不到这个机遇。
这个机遇是什么呢?是全国大多数公民翘首渴盼回归公有经济和集体主义，渴盼实现以共富、公平为宗旨的新型社会主义，能顺了民愿，就是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最大保障。自古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今民心所向，就是极好的振兴中华的大好机遇。
但是，否定过去不难，否定现在、否定自我、更改惯性，却是难上加难，但不破就不能立，所以，必须经过剧烈阵痛，浴火重生以后，才能走进可持续的经济绿洲。当下，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的危险，不是百年来被外族武力凌辱，而是由外族经济侵略和内部的经济失误而造就，其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历次对外赔款的总和，所以更为危险。但是，在绝路还没走到最后那半步时，只要能下狠心壮士断腕，就能化险为夷，很快进入经济新天地。当前，中国的军改业已完成，军队和尖端武器足以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了，在系统性的危急关头，已完全具备了浴火重生的条件，不能再拖延了!
怎样来把握这个机遇呢?下面分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要找到这些年很多闹心事频发的原因：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等于是用不耐腐蚀的容器来盛醋;以前的宪法和社会框架是立足公有制的，可经济却以私有导向为主、公私混合和公私不清;以前的土地是集体的，改革中实质上成了政府的，甚至成了官员的，一动地就有纠纷、就有不平和腐败;都改革30多年了，而各级行政体制还是前30年的，又没有相应法规，再加政绩考核过于偏重经济指标，其次偏重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度”，于是权大于法、权无忌惮、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机构恶性膨胀臃肿……不一而足，所以在经济运行中总是矛盾冲突不断，如强征血拆等，而权属不清，资金去向又成了迷，让经济运行总在各种冲突中扭曲行进，让人感到这社会咋这么乱、这么难?其实，就是因为飞步快跑的经济，没有相匹配的国家大法和政策法理环境来护航。
所以，国家高层应该旗帜鲜明地标榜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并创造性的完善和创新能充分适应科技和经济发展了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其他经济为辅，以宏观计划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补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让国家的前进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按新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重新修定宪法，为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奠定根本大法;重定《国土房产法》，以杜绝土地财政、土地腐败和为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体使用土地铺设出畅通无阻的绿茵大道;重定《行政体制法》，用法律来限定各级行政机构的编制、人员、经费、考核，并把民生和环保考核放在经济指标之上;重定《农业法》，除了与新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合拍外，对私有农业、农作物进出口、种子、肥料、农药等等，都立法规范管理，不能任由农官任意妄为;重定《国企法》，用法律定格国企的资本、资产、经营、管理和社会职能责任，明确规定官员私卖国企要处以极刑;重定《教育法》，为教改和教育提供法律保障;重定《对外援助法》、《外交外贸法》、《进出口管理法》、《税法》、《医疗法》等等，所有法律法规都必须是在新型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之下来制定，让新生了的国家的经济事务和社会运行不再用政府来管理和指挥，而是各行各业依法运行，政府就可以大大瘦身和削减权限，就是说，大家都该遵守的，全都交给法律去规范，就连部级政府也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行政，否则就是犯法，而政府的职能就只剩宏观管理地方经济发展、主管公益事业、协调社会事务、监督考核辖内各职能部门、监督社会是否在依法运行、为民众提供便民服务。
确立了国家的方向，健全了法律法规，理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转的政策法理环境，为新的经济运行铺平了道路，那么，下面所说的方式方法就有实行的基础了。
一、先说国企和私企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是前30年里，全国农民饿饭无偿交粮、出义务工、全国工人领低工资、国家财政出钱，在艰苦卓绝的年代勒紧裤代咬牙建立起来的。分全国性企业、地方性企业，单位系统筹建企业，称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就是说，全都姓“公”，是大家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资极端馈乏的年代，既建立起了完善的国防、重工、交通和农田基本建设体系，又保障了大国供应，还援助了第三世界国家，国企堪称共和国脊梁。中国，国企只能持续强化，丝毫不能削弱，更不能借改革名义演化成私企、外企，否则中国就难以立国了。
既然国企是全国人民的，那么，就应该由国家全资经营，不能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也不能走淡马锡的路子，当然也不能回到过去由行政管理企业，那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企业的本性，从而滋生特权、人浮于事、官本位管理、综合效益下降等消极现象，这几十年解散、变卖国企的理由，正是抓住这些消极现象加以放大，给国企扣上“吃大锅饭”的罪名的。那么，按中国的国情，国企应该怎样管理呢?
既是企业，就得按企业的规律来经营管理;既然是人民的共有资本，人民就是管理国企的主体;中国有13亿人，难道13亿人都来当老板指挥企业?那就由人民委托“老板”——董事长来管理，这个董事长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受人民委托，设在人大常委里的一个班子，把董事长职能与人大职能并在一起，构成国企的最高决策人，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弹劾和罢免。
具体怎样做呢?
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在全国人大常委里成立“全国央企董事长”和省直人大常委里成立“地方国企董事长”，全国国资委改组为“全国央企董事会”，省、直国资委改组为“地方国企董事会”，董事长和董事会受人民委托，代行“老板”职能;各企业不允许有“老板”身份的机构，一律取消董事长、董事会，只设总经理，最高总经理由董事会依法在国内公开招聘，获聘总经理签法律责任书上岗，并负责选聘管理班子和下级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董事会和总经理，各司其职，向下逐级监督和问责，向上则逐级负责，另外在中纪委和省直纪委里成立监事会，行驶企业监事会职责。《国企法》中须规定，面向国内社会招聘各级总经理时，所有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和外国人不得应聘，到国外留学归国人员应聘，要严格审查，以从制度上保障国企不再落入特权手中，不被外国操控。
厘清了央企国企的经营管理体系，再把央企和地方国企中的国防重工、能源地矿、金融保险、交通航运、民生保障、大众用品等产业进行分类，其中国防重工、能源地矿、金融保险、交通航运等产业，是中国的靠山石，是民族的脊梁，必须全资国营;物价稳，供应足，民心就安，因而民生保障类国企，是中国亿万家庭的“定海神针”，不为赚钱，而是专门抵制私企外企哄抬物价、平抑市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成本价消费的公益性企业，因此必须全资国营;至于大众日用类国企，既可国营，也可不必国营，可考虑卖给私人去经营，但售卖国企不能由地方政府经手，而应由董事会、董事长和监事会联合经手，所售资金必须全数进入国库。
当然，《国企法》中分别针对央企和地方国企，还须制定补充法律法规，把不同企业、不同职位、不同工种的编制、待遇、奖励，都需要明文规定，对贡献突出的经理人、工程师、专家、技术能手、先进员工的评选、奖励，都应法制化，让卓有成效的人能获得应有的高报酬;而对在国企中起负面作用的、里通外国的、出卖机密的、损公肥私的、贪污腐败的行为，则明文规定入刑，让法制贯穿于国企管理。
至于国企中的金融保险证券基金等行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容许赌博和欺骗性质的资本市场存在，银行仍为全资国营为主，私营银行为辅;银行和保险，全都取缔各种理财产品，取缔资本主义性质的股市、期市，重新设计创建只有投融资功能、不能炒作的投融资平台，并且把操纵资本价格、非法集资、高利贷、理财产品、私募基金这些经济行为都定为非法，从中国的土地上铲除这些不劳而获、收割财富、破坏创造、制造灾难的经济毒瘤，把中国打造成只有劳动才能致富、按劳分配、公平分配、没有赌博、没有剥削、没有金融欺诈的健康社会。
至于私企，仍应坚持提倡和鼓励，但军工、地矿、盐业等不能让私企涉足，其他尽可放开。国家在进入全社会按照法律运行后，私企就能少了很多障碍，告别潜规则，而且也能与国企在一个平台上享受生产要素，成为公有经济的有力补充。当然，结合收拾烂摊子，私企、包括部分国企，应当集中到空置的工业园去，盘活死资产，减少拆除的浪费。而有了国企的垫底和宏观计划，私企自然就只能起到补充作用，物价就能实现长期平稳，物价稳社会自然就稳。
另外，金融要安全。还必须与美元彻地脱钩，不承认美元，退出WTO，退出SDR，外贸结算和公民出国旅游，一律用人民币或者黄金，或与目标国协商币值兑换，这样更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通用化。
请天下人都想想，这样改革国企和金融，是混合所有制、淡马锡和唯美国化能够比拟的吗?
二、再说三农 说到三农，不得不先说说城镇化，因为当下的“城镇化”成了当今政府推动房地产和引农民进城买房的最佳借口了，好好的“城镇化”成了官员谋利的美丽幌子了。
笔者之前发表过好些关于经济区和城镇化的文章，对现行城镇化多有批评，这里就简说了：城镇化(本届以前叫“城市化”，都一样)在西方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许出于认识局限，忽略了形成城市是先有了产业聚落，都只看到了大城市形成以后的风光，于是就把城市人口占比很高当成城市化了，以致巴西盲目扩展里约热内卢，结果制造了全球最大的贫民窟——产业不能满足人口。虽然有了巴西的教训，但中国还是重复了巴西的错误，也致力于扩大城市人口的占比。到上届结束，城市化出了问题了，本届改称城镇化，反倒把扩城延伸到扩镇了，整个儿把城市化给弄反了。“化”是普及之意，把城市的生产力水平、生活素质、公共设施、公益福利普及到农村去，让农村像城镇一样，才叫城镇化——这就得把思路转向于全国城乡统筹布局上来。改革以来，中国犯了三个大错误：一是为了给工业创红利，彻底荒废了三农;二是热衷于经济圈、工业园，不断制造地区差距;三是过度把资源往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撑得生了大病，而农村饿得到处鬼村。所以，最荒废的三农，今天才是最能振救经济的宝地。
怎样盘活三农并建立可持续的三农经济体系呢?
在理顺了政策法律大环境后，重建集体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但绝不可以简单返回包产到户前的农村去，而应按照是否适宜机械化大农业，把农业划分为国营农业和私营农业两部分。国营农业这块，由国家投资并当控股人，村民以包产地入股当股东，国家占股5% ，股红就是财政收入，全体村民以包产地折股入股，共占股95%，把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的约60万个适宜机耕的村，改组成60万个“××国营农工贸股份公司”，进行新型的、集体化的、村民有恒产的、大大提高粮棉油单产的、全面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市场化营销的新型社会主义国营农业，但初转型时，要严禁先修村民集体居住区，而应不动农房，先连片土地整修路渠，每村视地形、出产和人才状况，修建养殖基地、农副产品深加工厂、土特产品和地方工艺产品厂、轻工产品厂等，每个村都修三五个各类加工厂，种地有二三十人就够，其余人都进厂上班，不仅本村人能最大限度就业，城里人也可以到农业公司应聘。
全国人大里设一个“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长”，农业部改组为“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会”，其性质为受人民委托代行农业老板监管职责的机构，按企业经营管理体系行使职责，为全国各公司制定统一的章程，公司经理班子每5年换届选举，由村民直选总经理、总会计;原乡镇大大精简后，改组为“××农工贸集团公司”，仍然只设总经理，国营农工贸公司的各级管理班子都没资格设董事会、董事长。
至于新型公司的分配，因为是股份公司，就很方便了，股东上班挣工资奖金，年底分股红;外来应聘者上班同酬，但不能分股红。另，法律规定村民股份可以转让、继承，让人才能自由流动。土地集中了，如遇本公司或国家征用土地，就能动地不动股，再无拆迁纠纷。当然，因全国性改组农工贸公司，路渠、建厂、机械、设备、车辆，将消化很多钢筋水泥和机械制造的过剩产能，自然振救了产能过剩。因全国性地就业岗位多了，回本村就业的人多了，大学生回家就业的多了，春运、空巢、留守这些非人的折磨，就会大大减少了。
可能有人会说：那得花多少钱啊?其实，以一个不大不小的丘陵村来说(平原投资会更少)，六七千万足够，还包括头两年的垫底资金。国家要是把可建可不建、可以缓建的基建停下来，把援外停下来，把行政机构精简了的财政支出减下来，把每年都打了水漂的扶农资金集中起来，把美债抛售掉，把贪官的赃款收起来，把出售不必国营的国企资金集中起来，凑上三四十万亿就足够了，但几年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财政进账了!再说了，2015年的股灾和2016年开年的熔断，多次被做空的钱就够全国农业转型投资了!
至于私人资本，有了新的《国土房产法》，用地就非常方便了，可用法律规定出准许私人经营的区域，凡荒滩、荒漠、高山、狭谷、海岛等不宜大农业的地方，就实行既鼓励集体经营，又鼓励私人到准许区域去经营私营农场、开发特色产业和旅游度假产业，让国家主权领土尽可能全方位地产生效益。
三五年以后，经营得再差的公司，年产值也能有五六千万元，南街村可是几十亿元呢!现存的集体农村，哪个年产值不是几亿、十几亿的?农民富裕了，第一步先就地改善农民住房和生活条件，全国城镇化自然就实现了;第二步就可出台配套政策，动员农民到他喜爱的一个或多个城市去买房作为“行宫”来用，让很多农民城乡都有房，走亲访友和假日旅游都十分方便，而且也实现了全民共富，国家财政再也不会债务累累了。
三、再说说教育 说经济，怎么要说教育呢?因为，人，是第一生产要素，也就是第一经济要素;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更是中化民族强立于世界之东的柱梁。
当前的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早让亿万家庭痛感颇深，就不再赘言了。在国家重新理顺政策法律环境和精简行政体系后，在经济转换了发展方向和方式后，财政很快就能节流减负，再稍后就能大大增收，所以，改革教育(包括医改)就不是难事了。
中国的教育应怎样改呢?
(一)、重定《教育法》，用法律规定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
1、把幼教纳入教育体系，幼教教师纳入教师编制，为从学前开始推行优质教育铺平道路。
2、把小学改为五年制，规定不满7周岁不得读小学，避免过早伤残下一代;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不变。
3、修改教学大纲和教材，幼儿园只能教趣味、生活小常识和初级道德礼貌;小学一至三年级，以趣味、生活常识、社会常识为主要课业，只开设最基础的文化课，文化课每天限两节;小学四年级以上，文化课增至半天;初中文化课增至每天四节，其余课程为技能课，人类社会的五匠八作都可入课，以趣味方式为主，但要培样集体主义协作精神;高中的孩子强壮了，就以文化课为主，但高中每天保留一节技能课;高中须分流，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趣味，自选读职高或普高，职高以专业技能为主，普高以基础文化为主。
4、从幼儿园到高中，取消所有升学考试，平时一学期测验不得超过两次，禁止增加课时补课，禁止假期补课，禁止使用教辅资料，禁止各类课外补习班，以法律保障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5、高中升大学取消高考，凡普高和职高毕业生，都可在高中毕业后自愿直接进入他愿意进的高校;但大学教育就要彻地掉个头，每个年级都要进行升学考试，考上了才能升年级;毕业考试要严之又严，大学毕业考试时，公安、纪检要介入监察考试情况，凡大学能毕业的，一定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真才实学人才。
6、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国家应包干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和伙食费、住校费，在校期间除了零用钱和各自的便装，国家都应该包干，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大学的收费，可交给各大学自定;大学给优秀学子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应该来源于企业和社会的捐助，国家只负责大学的硬件设施和教师工资。
(二)、改变教师考评体制，让教师的所有努力都用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上去，而不是只读死书。
自从升学要靠分数以来，各级教育部门为了挣个红顶子，层层加码，考核教师唯点子论(考分排位次到小数点以后)，教师排名不能靠前那可受气大了，还要少拿钱，所以，中小学教师为了考试比点子，除了极少数教育能力强的教师不抢时间压作业外，大多数教师都争课时抢时间，还有不少教师因争课时吵架结仇的，学生的课间10分钟和周末大都被这科那科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给占了，学生在长身体、形成个性的10来年里，除了寒暑假完成假期作业后有少量时间能玩玩外，几乎丧失了天真的童年!这样一代代下去，中国的接班人必然从体质、智力到性格，都越来越不堪，民族后代十分堪忧。
因此，对教师的待遇和考核，应该：
1、把所有教师的待遇提到高于公务员和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水平，让一个教师能轻松养活三口之家，从经济上给教师以安全感和尊严，以吸引优秀人员任教并让从业教师乐教敬业;给乡下教师发放下乡补贴，越是偏远的地区，教师的下乡补贴和偏远津贴就应越高，不让乡村教师有失落感。
2、教育经费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由国家财政委托教育部层层直拨，从财政体制上堵死地方政府克扣挪用教育经费的路子。
3、废除比点子考核教师的方式，改为两大类考核：一是平常工作表现、敬业守岗、师德师仪的考核，二是通过离校三年以后的学生的学习、工作、技能状况来考核，从而促使教师更重视学生的智力、体能、技能、兴趣等素质培养，中华民族才能一代比一代强。
事实上，按此思路教改后，不仅是强壮了未来人才，而且因为所有家庭不再因供孩子读书而返贫，全国所有家庭的消费能力必然普遍大增，强有力的消费能力本身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更有助于全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四、外交外贸 中国的外交，实在是让人难以理喻，前30年那么困难，国人普遍饿饭，连造原子弹的班子都营养不良，却要拿钱援阿、援古、援坦、援赞、援安，但那时援助的是穷国，援助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似乎还有点说得过去;后30年呢，一方面援助很多日子比中国穷人过得好的国家，免除上百国家的债务!要是中国人都小康了，没有赤贫了，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中国援助和免债的国家里，很多国的民生福利都比中国好，这算什么事?当然，更难理喻的是，进入2003年后，中国出口给美国的物资，大都换成债券，而美国的两房公司破产后还拿钱去买破产公司债务，还用出口退税压低出口商品价格，还把稀土这样的稀缺战略资源大量低价出口……中国的外交外贸思路实实在在出了问题，实在应该改革了。
这方面，只谈谈改革思路：
1、停止购持美债，停止无偿援外，停止对外采购中国能生产的物资，停止没有收益预期的对外投资，停止出口退税，不理会外国为了得中国好处的虚假吹捧，断了外国都想吃一口中国唐僧肉的念想，只量力而行对遭受灾害的国家进行仁道援助。
2、凡外交，不分大小国家，不惧威胁，不屈从强权，一律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决不做亏本生意，这是外交底线。
3、欲强国，必脱美，必须摆脱共济会的操纵，在军力很强并持续强军的今天，中国完全有条不承认美元，退出WTO，退出SDR，修改自贸区规则，取缔股市重新设计建立只有投融功能、不能炒作、美元不能进入的新型股市，让企业能顺利融资，让公民能安全投资和享受红利;脱美以后，外贸结算可采用人民币、黄金、以物易物、以技术和设备易物等方式，如此既能远离西方经济危机，又能逐步把人民币打造成国际通用货币，中国在不侵害别国的前提下就能获得世界认同和尊重。
4、中国走自己的路了，美国和美国背后的共济会没法收割中国人的血汗了，也没法向中国输出他们的西洋经济学了，必然恼羞成怒威胁中国，那中国就向世界宣布：凡未经许可擅自进入中国领海、领空、领土的军事物体，将不予警告直接摧毁，连航母来了都无条件击沉;任何国家敢言对华使用核武器，中国将无条件摧毁肇事国的本土和卫星!言出必践，打落它几次飞机，击沉它几艘军舰和航母了，美国见中国一旦认了真，反而不敢和不能对华动武——国会就不会准许，因美国人最会算账，这就和一个大富豪面对一个敢怒敢打的穷人一样，富人更比穷人惜命。
5、改变了外交外贸思路，不等于闭关锁国，只是不受美国摆弄，不当冤大头，仍然要进出口，特别是当国营农公贸公司发展起来后，世界各国会特别喜爱中国的农副产品、民间工艺产品、民族文化产品，以后的进出口会非常闹热，对于特困国，对于遭灾国，中国仍应量力提供支援，但不是撒钱，而是包括技术扶持之类“授以渔”的扶持。
中国有了脊梁和态度，自然就有尊严了，因此真朋友会越来越多，地缘政治危机会自然解除，周边国家会倒向中国，欧洲会真正与中国友好贸易;而美国被中国抛弃后，经济上必日薄西山，军事上不敢轻动，金融上只能干瞪眼，因国内民众生活下降、物价上涨，还会后院失火，到时候必然反过来跪求中国修好，那时中国就该挺直腰杆坚持公平互利的规则了，甚至废除美元的国际通用货币地位都有可能。
五、最后说说行政改革 经济改革了，行政不改革，就会像改开30多年来一样，仍然是跛脚前行的，如果继续经济的腿疯长，行政的腿萎缩，经济改革就失去了行政保障，就算一时改革了也还会出问题的。
当前的行政现状，主要是机构过于重叠多余，部门过于臃肿虚胖，党政两套班子既臃肿了机构，又降低了效率，而官员的职能含混和越位，长期不依法治国，而由官指挥，说是政府，实为公司，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再加上政绩考核方式片面、官员行为失于监督、官员任免体制不健全等等原因，实际上构成了对经济的破坏，像扭曲的房地产，还有大基建、经济圈、猛扩城市等等，都是因行政强势而法律黯淡所致。
行政怎么改革呢?首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是指没有变质变色的真共产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以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笔者这么说，可能会有人责问：那还不是一党专政?非也，“共产党执政就是一党专政”，是长期以来人们的片面认识，只是人类还没有对社会制度探索出个子午卯酉来，大都认为资本主义民选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就是天生的专制政治，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天生的一党专制。笔者之前也提出过，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带有原罪的资本主义要不是靠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决不可能存活到今天，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以共富为宗旨、以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适合和更需要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了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的护航，公有经济就不会再演化为官权经济，如此便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最先进的社会形态，那么怎样解决共产党一党执政者个问题呢?其实极其简单——只需要宪法规定“侯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就行了。
既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直选并不妨碍共产党一党执政，那么，结合精兵简政，就可以——
1、从中央以下，党委与政府合二为一，各级只设政府、人大、政协三个部门，少一套本该密切配合却往往各行其是、相互制掣的党委机构，既可精简机构、减少财政开支，又能更高效地行政。
2、党的总书记、常委和中央委员，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不能由上一届任命。各级党委则独立于三大班子之外，改组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和廉政监督委员会”，简称“纪委”，党组织由执政转为专事监政、掌军和掌控国家的宏观大政方针路线(比如监督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路线不偏离和监督政府腐败)，以完成共产党在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政府不再设国家主席，国务院即最高政府机构，在党中央的宏观领导下，由国务院总理领导各部政府首长按既定宪法全权行政，各级纪委书记则只领导纪检委对各级政府进行纪律监督，总书记则领导中央常委、中纪委和军委;纪委的建制脱离于各级政府以外，由总书记、中纪委进行包括经费在内的单列垂直领导，形成一个“人民直选人大委员长和人大委员、人民罢免人大委员长和人大委员、人大监督司法、纪委不参政干政却有直接抓捕政府首长移交司法的监政权、政府全权执政的责权分明的体系，以“人大立法、纪委监政、独立司法、独立行政四权分离”的体系来实现民主治国。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地位，是把控国家宏观大政方针、保障宪法得以贯彻执行、监督政府不能腐败，所履行的职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完全符合党的宗旨的，所以党仍然是最高的和最后的领导集体。
3、国务院总理由全国人民直选产生，各级政府第一首长由辖区全民直选产生，各级政府的当选首长按法定的定编定员定经费组阁当届政府，在宪法范围内全权行政。
4、人大仍然行使立法职责和监督司法的职责，还要增加一个全国国企董事长和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长的职责。改制后，还要重点行使问责纪委的职权，使各种权力都受到监督。但人大不能再由各级书记或政府首长组成，改为由辖区全民直选的代表组成，常委则由代表选举组成，民众有罢免不称职人大主任、常委委员和各级代表的权力，做到最终还权于民;政协仍然行使参政议政的职责，但要改变老干部离修或下台干部通通进政协的惯例，政协委员由各民主党派选举产生，政协也要定编定员定经费。
6、除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中央常委、中纪委和中军委外，自国务院以下，中央政府(国务院)只设九个部：“党群政工部”、“工商经贸部”、“国土城建部”、“教科文卫部”、“财政税务部”、“政法公安部”，“外交事务部”、“国家安全部”和“国防军事部”，国资委改组为全国央企董事会，农业部改组为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会，把原来交叉重叠、可有可无和职责相似的机构，全部归并或撤销，部以下分归口设司，完全能管理国家事务。
从省、直辖市开始，一直到县，各地一律改为“六部负责制”，只设“党群政工部”、“工商经贸部”、“国土城建部”、“教科文卫部”、“财政税务部”、“政法公安部”(省直国资委和农业厅改组同上)，省级部以下设处，县级部以下设局，做到“小政府，大社会”，同时把18：1的官民比降到200——250：1的合理配置上来。
7、结合新型机构的确立，立法为每个部门定编定员定经费，全部行政经费(工资奖金、公务费、业务费、维修费)一律不从本级财政开支，各级政府一律由中央财政直接下拨，彻地堵死滥用民财的口子;为每个职位定出职责权限规定，并定出结合职责权限、以民生和环保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堵死假官昏官的混吃路子。
8、精简下来的人，进行一次性补贴，解决社保，给予职业出路，扶助他们参与经济工作或各自创业。
这样说是不是太悲观了?笔者倒认为，在系统性的大衰退之际，因人们经历了建国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历练和实践，再加上当代通联技术提供的全域沟通，可以说基本上认清了人类对社会经济政治探索历程中的是非功过，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各种盲目和迷信，虽然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会相同，但大都看清了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历程，都有了逐渐指向一个正确方向的轮廓，这就是民心所向逐渐清晰了，所以，经济虽然面临重大危机，却同时面临了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大好机遇——如果没有经历两个30年，没有经历近20多年的酸甜苦辣，没有被衰败的经济倒逼着去思考，也就看不到这个机遇。
这个机遇是什么呢?是全国大多数公民翘首渴盼回归公有经济和集体主义，渴盼实现以共富、公平为宗旨的新型社会主义，能顺了民愿，就是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最大保障。自古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今民心所向，就是极好的振兴中华的大好机遇。
但是，否定过去不难，否定现在、否定自我、更改惯性，却是难上加难，但不破就不能立，所以，必须经过剧烈阵痛，浴火重生以后，才能走进可持续的经济绿洲。当下，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次的危险，不是百年来被外族武力凌辱，而是由外族经济侵略和内部的经济失误而造就，其经济损失远远大于历次对外赔款的总和，所以更为危险。但是，在绝路还没走到最后那半步时，只要能下狠心壮士断腕，就能化险为夷，很快进入经济新天地。当前，中国的军改业已完成，军队和尖端武器足以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了，在系统性的危急关头，已完全具备了浴火重生的条件，不能再拖延了!
怎样来把握这个机遇呢?下面分几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要找到这些年很多闹心事频发的原因：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等于是用不耐腐蚀的容器来盛醋;以前的宪法和社会框架是立足公有制的，可经济却以私有导向为主、公私混合和公私不清;以前的土地是集体的，改革中实质上成了政府的，甚至成了官员的，一动地就有纠纷、就有不平和腐败;都改革30多年了，而各级行政体制还是前30年的，又没有相应法规，再加政绩考核过于偏重经济指标，其次偏重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度”，于是权大于法、权无忌惮、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机构恶性膨胀臃肿……不一而足，所以在经济运行中总是矛盾冲突不断，如强征血拆等，而权属不清，资金去向又成了迷，让经济运行总在各种冲突中扭曲行进，让人感到这社会咋这么乱、这么难?其实，就是因为飞步快跑的经济，没有相匹配的国家大法和政策法理环境来护航。
所以，国家高层应该旗帜鲜明地标榜回归社会主义道路，并创造性的完善和创新能充分适应科技和经济发展了的新型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其他经济为辅，以宏观计划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补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让国家的前进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按新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重新修定宪法，为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奠定根本大法;重定《国土房产法》，以杜绝土地财政、土地腐败和为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体使用土地铺设出畅通无阻的绿茵大道;重定《行政体制法》，用法律来限定各级行政机构的编制、人员、经费、考核，并把民生和环保考核放在经济指标之上;重定《农业法》，除了与新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合拍外，对私有农业、农作物进出口、种子、肥料、农药等等，都立法规范管理，不能任由农官任意妄为;重定《国企法》，用法律定格国企的资本、资产、经营、管理和社会职能责任，明确规定官员私卖国企要处以极刑;重定《教育法》，为教改和教育提供法律保障;重定《对外援助法》、《外交外贸法》、《进出口管理法》、《税法》、《医疗法》等等，所有法律法规都必须是在新型社会主义这面大旗之下来制定，让新生了的国家的经济事务和社会运行不再用政府来管理和指挥，而是各行各业依法运行，政府就可以大大瘦身和削减权限，就是说，大家都该遵守的，全都交给法律去规范，就连部级政府也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行政，否则就是犯法，而政府的职能就只剩宏观管理地方经济发展、主管公益事业、协调社会事务、监督考核辖内各职能部门、监督社会是否在依法运行、为民众提供便民服务。
确立了国家的方向，健全了法律法规，理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转的政策法理环境，为新的经济运行铺平了道路，那么，下面所说的方式方法就有实行的基础了。
一、先说国企和私企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是前30年里，全国农民饿饭无偿交粮、出义务工、全国工人领低工资、国家财政出钱，在艰苦卓绝的年代勒紧裤代咬牙建立起来的。分全国性企业、地方性企业，单位系统筹建企业，称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就是说，全都姓“公”，是大家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资极端馈乏的年代，既建立起了完善的国防、重工、交通和农田基本建设体系，又保障了大国供应，还援助了第三世界国家，国企堪称共和国脊梁。中国，国企只能持续强化，丝毫不能削弱，更不能借改革名义演化成私企、外企，否则中国就难以立国了。
既然国企是全国人民的，那么，就应该由国家全资经营，不能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也不能走淡马锡的路子，当然也不能回到过去由行政管理企业，那会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企业的本性，从而滋生特权、人浮于事、官本位管理、综合效益下降等消极现象，这几十年解散、变卖国企的理由，正是抓住这些消极现象加以放大，给国企扣上“吃大锅饭”的罪名的。那么，按中国的国情，国企应该怎样管理呢?
既是企业，就得按企业的规律来经营管理;既然是人民的共有资本，人民就是管理国企的主体;中国有13亿人，难道13亿人都来当老板指挥企业?那就由人民委托“老板”——董事长来管理，这个董事长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受人民委托，设在人大常委里的一个班子，把董事长职能与人大职能并在一起，构成国企的最高决策人，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弹劾和罢免。
具体怎样做呢?
分央企和地方国企，分别在全国人大常委里成立“全国央企董事长”和省直人大常委里成立“地方国企董事长”，全国国资委改组为“全国央企董事会”，省、直国资委改组为“地方国企董事会”，董事长和董事会受人民委托，代行“老板”职能;各企业不允许有“老板”身份的机构，一律取消董事长、董事会，只设总经理，最高总经理由董事会依法在国内公开招聘，获聘总经理签法律责任书上岗，并负责选聘管理班子和下级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董事会和总经理，各司其职，向下逐级监督和问责，向上则逐级负责，另外在中纪委和省直纪委里成立监事会，行驶企业监事会职责。《国企法》中须规定，面向国内社会招聘各级总经理时，所有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和外国人不得应聘，到国外留学归国人员应聘，要严格审查，以从制度上保障国企不再落入特权手中，不被外国操控。
厘清了央企国企的经营管理体系，再把央企和地方国企中的国防重工、能源地矿、金融保险、交通航运、民生保障、大众用品等产业进行分类，其中国防重工、能源地矿、金融保险、交通航运等产业，是中国的靠山石，是民族的脊梁，必须全资国营;物价稳，供应足，民心就安，因而民生保障类国企，是中国亿万家庭的“定海神针”，不为赚钱，而是专门抵制私企外企哄抬物价、平抑市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成本价消费的公益性企业，因此必须全资国营;至于大众日用类国企，既可国营，也可不必国营，可考虑卖给私人去经营，但售卖国企不能由地方政府经手，而应由董事会、董事长和监事会联合经手，所售资金必须全数进入国库。
当然，《国企法》中分别针对央企和地方国企，还须制定补充法律法规，把不同企业、不同职位、不同工种的编制、待遇、奖励，都需要明文规定，对贡献突出的经理人、工程师、专家、技术能手、先进员工的评选、奖励，都应法制化，让卓有成效的人能获得应有的高报酬;而对在国企中起负面作用的、里通外国的、出卖机密的、损公肥私的、贪污腐败的行为，则明文规定入刑，让法制贯穿于国企管理。
至于国企中的金融保险证券基金等行业，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容许赌博和欺骗性质的资本市场存在，银行仍为全资国营为主，私营银行为辅;银行和保险，全都取缔各种理财产品，取缔资本主义性质的股市、期市，重新设计创建只有投融资功能、不能炒作的投融资平台，并且把操纵资本价格、非法集资、高利贷、理财产品、私募基金这些经济行为都定为非法，从中国的土地上铲除这些不劳而获、收割财富、破坏创造、制造灾难的经济毒瘤，把中国打造成只有劳动才能致富、按劳分配、公平分配、没有赌博、没有剥削、没有金融欺诈的健康社会。
至于私企，仍应坚持提倡和鼓励，但军工、地矿、盐业等不能让私企涉足，其他尽可放开。国家在进入全社会按照法律运行后，私企就能少了很多障碍，告别潜规则，而且也能与国企在一个平台上享受生产要素，成为公有经济的有力补充。当然，结合收拾烂摊子，私企、包括部分国企，应当集中到空置的工业园去，盘活死资产，减少拆除的浪费。而有了国企的垫底和宏观计划，私企自然就只能起到补充作用，物价就能实现长期平稳，物价稳社会自然就稳。
另外，金融要安全。还必须与美元彻地脱钩，不承认美元，退出WTO，退出SDR，外贸结算和公民出国旅游，一律用人民币或者黄金，或与目标国协商币值兑换，这样更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通用化。
请天下人都想想，这样改革国企和金融，是混合所有制、淡马锡和唯美国化能够比拟的吗?
二、再说三农 说到三农，不得不先说说城镇化，因为当下的“城镇化”成了当今政府推动房地产和引农民进城买房的最佳借口了，好好的“城镇化”成了官员谋利的美丽幌子了。
笔者之前发表过好些关于经济区和城镇化的文章，对现行城镇化多有批评，这里就简说了：城镇化(本届以前叫“城市化”，都一样)在西方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许出于认识局限，忽略了形成城市是先有了产业聚落，都只看到了大城市形成以后的风光，于是就把城市人口占比很高当成城市化了，以致巴西盲目扩展里约热内卢，结果制造了全球最大的贫民窟——产业不能满足人口。虽然有了巴西的教训，但中国还是重复了巴西的错误，也致力于扩大城市人口的占比。到上届结束，城市化出了问题了，本届改称城镇化，反倒把扩城延伸到扩镇了，整个儿把城市化给弄反了。“化”是普及之意，把城市的生产力水平、生活素质、公共设施、公益福利普及到农村去，让农村像城镇一样，才叫城镇化——这就得把思路转向于全国城乡统筹布局上来。改革以来，中国犯了三个大错误：一是为了给工业创红利，彻底荒废了三农;二是热衷于经济圈、工业园，不断制造地区差距;三是过度把资源往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撑得生了大病，而农村饿得到处鬼村。所以，最荒废的三农，今天才是最能振救经济的宝地。
怎样盘活三农并建立可持续的三农经济体系呢?
在理顺了政策法律大环境后，重建集体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但绝不可以简单返回包产到户前的农村去，而应按照是否适宜机械化大农业，把农业划分为国营农业和私营农业两部分。国营农业这块，由国家投资并当控股人，村民以包产地入股当股东，国家占股5% ，股红就是财政收入，全体村民以包产地折股入股，共占股95%，把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的约60万个适宜机耕的村，改组成60万个“××国营农工贸股份公司”，进行新型的、集体化的、村民有恒产的、大大提高粮棉油单产的、全面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市场化营销的新型社会主义国营农业，但初转型时，要严禁先修村民集体居住区，而应不动农房，先连片土地整修路渠，每村视地形、出产和人才状况，修建养殖基地、农副产品深加工厂、土特产品和地方工艺产品厂、轻工产品厂等，每个村都修三五个各类加工厂，种地有二三十人就够，其余人都进厂上班，不仅本村人能最大限度就业，城里人也可以到农业公司应聘。
全国人大里设一个“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长”，农业部改组为“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会”，其性质为受人民委托代行农业老板监管职责的机构，按企业经营管理体系行使职责，为全国各公司制定统一的章程，公司经理班子每5年换届选举，由村民直选总经理、总会计;原乡镇大大精简后，改组为“××农工贸集团公司”，仍然只设总经理，国营农工贸公司的各级管理班子都没资格设董事会、董事长。
至于新型公司的分配，因为是股份公司，就很方便了，股东上班挣工资奖金，年底分股红;外来应聘者上班同酬，但不能分股红。另，法律规定村民股份可以转让、继承，让人才能自由流动。土地集中了，如遇本公司或国家征用土地，就能动地不动股，再无拆迁纠纷。当然，因全国性改组农工贸公司，路渠、建厂、机械、设备、车辆，将消化很多钢筋水泥和机械制造的过剩产能，自然振救了产能过剩。因全国性地就业岗位多了，回本村就业的人多了，大学生回家就业的多了，春运、空巢、留守这些非人的折磨，就会大大减少了。
可能有人会说：那得花多少钱啊?其实，以一个不大不小的丘陵村来说(平原投资会更少)，六七千万足够，还包括头两年的垫底资金。国家要是把可建可不建、可以缓建的基建停下来，把援外停下来，把行政机构精简了的财政支出减下来，把每年都打了水漂的扶农资金集中起来，把美债抛售掉，把贪官的赃款收起来，把出售不必国营的国企资金集中起来，凑上三四十万亿就足够了，但几年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财政进账了!再说了，2015年的股灾和2016年开年的熔断，多次被做空的钱就够全国农业转型投资了!
至于私人资本，有了新的《国土房产法》，用地就非常方便了，可用法律规定出准许私人经营的区域，凡荒滩、荒漠、高山、狭谷、海岛等不宜大农业的地方，就实行既鼓励集体经营，又鼓励私人到准许区域去经营私营农场、开发特色产业和旅游度假产业，让国家主权领土尽可能全方位地产生效益。
三五年以后，经营得再差的公司，年产值也能有五六千万元，南街村可是几十亿元呢!现存的集体农村，哪个年产值不是几亿、十几亿的?农民富裕了，第一步先就地改善农民住房和生活条件，全国城镇化自然就实现了;第二步就可出台配套政策，动员农民到他喜爱的一个或多个城市去买房作为“行宫”来用，让很多农民城乡都有房，走亲访友和假日旅游都十分方便，而且也实现了全民共富，国家财政再也不会债务累累了。
三、再说说教育 说经济，怎么要说教育呢?因为，人，是第一生产要素，也就是第一经济要素;人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更是中化民族强立于世界之东的柱梁。
当前的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早让亿万家庭痛感颇深，就不再赘言了。在国家重新理顺政策法律环境和精简行政体系后，在经济转换了发展方向和方式后，财政很快就能节流减负，再稍后就能大大增收，所以，改革教育(包括医改)就不是难事了。
中国的教育应怎样改呢?
(一)、重定《教育法》，用法律规定教育体制和教育方式。
1、把幼教纳入教育体系，幼教教师纳入教师编制，为从学前开始推行优质教育铺平道路。
2、把小学改为五年制，规定不满7周岁不得读小学，避免过早伤残下一代;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不变。
3、修改教学大纲和教材，幼儿园只能教趣味、生活小常识和初级道德礼貌;小学一至三年级，以趣味、生活常识、社会常识为主要课业，只开设最基础的文化课，文化课每天限两节;小学四年级以上，文化课增至半天;初中文化课增至每天四节，其余课程为技能课，人类社会的五匠八作都可入课，以趣味方式为主，但要培样集体主义协作精神;高中的孩子强壮了，就以文化课为主，但高中每天保留一节技能课;高中须分流，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和趣味，自选读职高或普高，职高以专业技能为主，普高以基础文化为主。
4、从幼儿园到高中，取消所有升学考试，平时一学期测验不得超过两次，禁止增加课时补课，禁止假期补课，禁止使用教辅资料，禁止各类课外补习班，以法律保障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5、高中升大学取消高考，凡普高和职高毕业生，都可在高中毕业后自愿直接进入他愿意进的高校;但大学教育就要彻地掉个头，每个年级都要进行升学考试，考上了才能升年级;毕业考试要严之又严，大学毕业考试时，公安、纪检要介入监察考试情况，凡大学能毕业的，一定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真才实学人才。
6、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国家应包干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和伙食费、住校费，在校期间除了零用钱和各自的便装，国家都应该包干，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大学的收费，可交给各大学自定;大学给优秀学子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应该来源于企业和社会的捐助，国家只负责大学的硬件设施和教师工资。
(二)、改变教师考评体制，让教师的所有努力都用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上去，而不是只读死书。
自从升学要靠分数以来，各级教育部门为了挣个红顶子，层层加码，考核教师唯点子论(考分排位次到小数点以后)，教师排名不能靠前那可受气大了，还要少拿钱，所以，中小学教师为了考试比点子，除了极少数教育能力强的教师不抢时间压作业外，大多数教师都争课时抢时间，还有不少教师因争课时吵架结仇的，学生的课间10分钟和周末大都被这科那科教师布置的课外作业给占了，学生在长身体、形成个性的10来年里，除了寒暑假完成假期作业后有少量时间能玩玩外，几乎丧失了天真的童年!这样一代代下去，中国的接班人必然从体质、智力到性格，都越来越不堪，民族后代十分堪忧。
因此，对教师的待遇和考核，应该：
1、把所有教师的待遇提到高于公务员和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水平，让一个教师能轻松养活三口之家，从经济上给教师以安全感和尊严，以吸引优秀人员任教并让从业教师乐教敬业;给乡下教师发放下乡补贴，越是偏远的地区，教师的下乡补贴和偏远津贴就应越高，不让乡村教师有失落感。
2、教育经费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由国家财政委托教育部层层直拨，从财政体制上堵死地方政府克扣挪用教育经费的路子。
3、废除比点子考核教师的方式，改为两大类考核：一是平常工作表现、敬业守岗、师德师仪的考核，二是通过离校三年以后的学生的学习、工作、技能状况来考核，从而促使教师更重视学生的智力、体能、技能、兴趣等素质培养，中华民族才能一代比一代强。
事实上，按此思路教改后，不仅是强壮了未来人才，而且因为所有家庭不再因供孩子读书而返贫，全国所有家庭的消费能力必然普遍大增，强有力的消费能力本身就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更有助于全国经济形成良性循环。
四、外交外贸 中国的外交，实在是让人难以理喻，前30年那么困难，国人普遍饿饭，连造原子弹的班子都营养不良，却要拿钱援阿、援古、援坦、援赞、援安，但那时援助的是穷国，援助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似乎还有点说得过去;后30年呢，一方面援助很多日子比中国穷人过得好的国家，免除上百国家的债务!要是中国人都小康了，没有赤贫了，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中国援助和免债的国家里，很多国的民生福利都比中国好，这算什么事?当然，更难理喻的是，进入2003年后，中国出口给美国的物资，大都换成债券，而美国的两房公司破产后还拿钱去买破产公司债务，还用出口退税压低出口商品价格，还把稀土这样的稀缺战略资源大量低价出口……中国的外交外贸思路实实在在出了问题，实在应该改革了。
这方面，只谈谈改革思路：
1、停止购持美债，停止无偿援外，停止对外采购中国能生产的物资，停止没有收益预期的对外投资，停止出口退税，不理会外国为了得中国好处的虚假吹捧，断了外国都想吃一口中国唐僧肉的念想，只量力而行对遭受灾害的国家进行仁道援助。
2、凡外交，不分大小国家，不惧威胁，不屈从强权，一律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决不做亏本生意，这是外交底线。
3、欲强国，必脱美，必须摆脱共济会的操纵，在军力很强并持续强军的今天，中国完全有条不承认美元，退出WTO，退出SDR，修改自贸区规则，取缔股市重新设计建立只有投融功能、不能炒作、美元不能进入的新型股市，让企业能顺利融资，让公民能安全投资和享受红利;脱美以后，外贸结算可采用人民币、黄金、以物易物、以技术和设备易物等方式，如此既能远离西方经济危机，又能逐步把人民币打造成国际通用货币，中国在不侵害别国的前提下就能获得世界认同和尊重。
4、中国走自己的路了，美国和美国背后的共济会没法收割中国人的血汗了，也没法向中国输出他们的西洋经济学了，必然恼羞成怒威胁中国，那中国就向世界宣布：凡未经许可擅自进入中国领海、领空、领土的军事物体，将不予警告直接摧毁，连航母来了都无条件击沉;任何国家敢言对华使用核武器，中国将无条件摧毁肇事国的本土和卫星!言出必践，打落它几次飞机，击沉它几艘军舰和航母了，美国见中国一旦认了真，反而不敢和不能对华动武——国会就不会准许，因美国人最会算账，这就和一个大富豪面对一个敢怒敢打的穷人一样，富人更比穷人惜命。
5、改变了外交外贸思路，不等于闭关锁国，只是不受美国摆弄，不当冤大头，仍然要进出口，特别是当国营农公贸公司发展起来后，世界各国会特别喜爱中国的农副产品、民间工艺产品、民族文化产品，以后的进出口会非常闹热，对于特困国，对于遭灾国，中国仍应量力提供支援，但不是撒钱，而是包括技术扶持之类“授以渔”的扶持。
中国有了脊梁和态度，自然就有尊严了，因此真朋友会越来越多，地缘政治危机会自然解除，周边国家会倒向中国，欧洲会真正与中国友好贸易;而美国被中国抛弃后，经济上必日薄西山，军事上不敢轻动，金融上只能干瞪眼，因国内民众生活下降、物价上涨，还会后院失火，到时候必然反过来跪求中国修好，那时中国就该挺直腰杆坚持公平互利的规则了，甚至废除美元的国际通用货币地位都有可能。
五、最后说说行政改革 经济改革了，行政不改革，就会像改开30多年来一样，仍然是跛脚前行的，如果继续经济的腿疯长，行政的腿萎缩，经济改革就失去了行政保障，就算一时改革了也还会出问题的。
当前的行政现状，主要是机构过于重叠多余，部门过于臃肿虚胖，党政两套班子既臃肿了机构，又降低了效率，而官员的职能含混和越位，长期不依法治国，而由官指挥，说是政府，实为公司，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再加上政绩考核方式片面、官员行为失于监督、官员任免体制不健全等等原因，实际上构成了对经济的破坏，像扭曲的房地产，还有大基建、经济圈、猛扩城市等等，都是因行政强势而法律黯淡所致。
行政怎么改革呢?首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是指没有变质变色的真共产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所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以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笔者这么说，可能会有人责问：那还不是一党专政?非也，“共产党执政就是一党专政”，是长期以来人们的片面认识，只是人类还没有对社会制度探索出个子午卯酉来，大都认为资本主义民选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政治，而社会主义就是天生的专制政治，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天生的一党专制。笔者之前也提出过，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带有原罪的资本主义要不是靠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决不可能存活到今天，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以共富为宗旨、以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更适合和更需要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了三权分立和民主直选的护航，公有经济就不会再演化为官权经济，如此便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最先进的社会形态，那么怎样解决共产党一党执政者个问题呢?其实极其简单——只需要宪法规定“侯选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就行了。
既知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直选并不妨碍共产党一党执政，那么，结合精兵简政，就可以——
1、从中央以下，党委与政府合二为一，各级只设政府、人大、政协三个部门，少一套本该密切配合却往往各行其是、相互制掣的党委机构，既可精简机构、减少财政开支，又能更高效地行政。
2、党的总书记、常委和中央委员，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不能由上一届任命。各级党委则独立于三大班子之外，改组为“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和廉政监督委员会”，简称“纪委”，党组织由执政转为专事监政、掌军和掌控国家的宏观大政方针路线(比如监督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路线不偏离和监督政府腐败)，以完成共产党在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政府不再设国家主席，国务院即最高政府机构，在党中央的宏观领导下，由国务院总理领导各部政府首长按既定宪法全权行政，各级纪委书记则只领导纪检委对各级政府进行纪律监督，总书记则领导中央常委、中纪委和军委;纪委的建制脱离于各级政府以外，由总书记、中纪委进行包括经费在内的单列垂直领导，形成一个“人民直选人大委员长和人大委员、人民罢免人大委员长和人大委员、人大监督司法、纪委不参政干政却有直接抓捕政府首长移交司法的监政权、政府全权执政的责权分明的体系，以“人大立法、纪委监政、独立司法、独立行政四权分离”的体系来实现民主治国。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地位，是把控国家宏观大政方针、保障宪法得以贯彻执行、监督政府不能腐败，所履行的职责，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完全符合党的宗旨的，所以党仍然是最高的和最后的领导集体。
3、国务院总理由全国人民直选产生，各级政府第一首长由辖区全民直选产生，各级政府的当选首长按法定的定编定员定经费组阁当届政府，在宪法范围内全权行政。
4、人大仍然行使立法职责和监督司法的职责，还要增加一个全国国企董事长和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长的职责。改制后，还要重点行使问责纪委的职权，使各种权力都受到监督。但人大不能再由各级书记或政府首长组成，改为由辖区全民直选的代表组成，常委则由代表选举组成，民众有罢免不称职人大主任、常委委员和各级代表的权力，做到最终还权于民;政协仍然行使参政议政的职责，但要改变老干部离修或下台干部通通进政协的惯例，政协委员由各民主党派选举产生，政协也要定编定员定经费。
6、除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中央常委、中纪委和中军委外，自国务院以下，中央政府(国务院)只设九个部：“党群政工部”、“工商经贸部”、“国土城建部”、“教科文卫部”、“财政税务部”、“政法公安部”，“外交事务部”、“国家安全部”和“国防军事部”，国资委改组为全国央企董事会，农业部改组为全国农工贸公司董事会，把原来交叉重叠、可有可无和职责相似的机构，全部归并或撤销，部以下分归口设司，完全能管理国家事务。
从省、直辖市开始，一直到县，各地一律改为“六部负责制”，只设“党群政工部”、“工商经贸部”、“国土城建部”、“教科文卫部”、“财政税务部”、“政法公安部”(省直国资委和农业厅改组同上)，省级部以下设处，县级部以下设局，做到“小政府，大社会”，同时把18：1的官民比降到200——250：1的合理配置上来。
7、结合新型机构的确立，立法为每个部门定编定员定经费，全部行政经费(工资奖金、公务费、业务费、维修费)一律不从本级财政开支，各级政府一律由中央财政直接下拨，彻地堵死滥用民财的口子;为每个职位定出职责权限规定，并定出结合职责权限、以民生和环保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堵死假官昏官的混吃路子。
8、精简下来的人，进行一次性补贴，解决社保，给予职业出路，扶助他们参与经济工作或各自创业。